刘亚峰：蜜甜
七十年代，农村人为吃饱饭而发愁，小孩子吃过的一分钱的水果糖，也叫洋糖，会把糖纸压平保存下来，欣赏炫耀一番。
我的父亲教书之余，养了几箱蜜蜂。他是智慧的，养蜂既能贴补家用，又能使我们解馋，还不必离家奔波。
养蜂是个技术活。父亲买了书籍，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慢慢摸索，很快自学成才，我家的蜜蜂由最初的两箱发展到后来的七、八箱。星期天，他专心查看蜂房。他戴着尼龙纱网做的帽子，把整个头罩起来，手上戴了手套。偶尔，我们也会戴了纱帽，围观。父亲提起蜂框，紧密排列的蜂巢上面爬满了蠕动的蜜蜂。他教我们辨认蜂种。那个蜂王，很特别，鹤立鸡群，它的形体长且胖，养尊处优的样子。“只能有一个蜂王，多了就会搞分裂。”父亲一边讲解，一边忙活。只要我们凑上前，他会割了蜂王浆，让我们吃。那乳白色的粘稠汁液，蜂王的高级食品，含多种营养成分，人吃补脑又长寿。可味道很平淡，我很吃不惯，我更愿意吃蜂蜜。
春暖花开的日子，蜜蜂最繁忙。满院都是“嗡嗡”声，飞来飞去，忙得不亦乐乎。听说蜜蜂跳八字舞，我喜欢细细观察。总是瞅得眼睛发胀，才找出几个小八字来。它们太密集了，交织在一起，扰乱了我的跟踪。繁华落尽，尤其冬季，蜜蜂没花可采，蜗居蜂箱内。父亲隔三差五给蜜蜂灌白糖水，我们是没份的。谁不规矩，父亲就呵斥谁。买白糖要花一笔钱，当时的农村来讲，算得上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
吃了白糖，蜜蜂就少了口粮，会挨饿。父亲管理他的蜜蜂，一丝不苟，每次白糖水备的足，灌得仔细，每个蜂巢都要灌满。
父亲每次检查蜂箱，总要找找蜂王。若是两个以上，他会留下最健壮的，掐死其余的。我认为有点血腥，直到亲眼目睹“蜂变”事件，才知人为选择，更有利于整体利益。某次，父亲打开蜂箱不久，有人喊最东边两口子打架，头破血流，要出人命了，父亲盖了蜂箱盖，匆忙跟了去，帮忙分架。几天后，我家蜜蜂就分家了。一部分蜜蜂跑到一颗槐树上。父亲带领我们去收蜂，我们拿了蜂框，蜂巢里喷了浓度大的白糖水。父亲戴着头罩，站在四婆婆的窑背上，用长长的竹竿将蜂框送到树杈间。那儿，蜜蜂们有的结成一团，羊尾巴样，有些狂飞劲舞，显得焦躁不安。我和弟弟树下仰头看蜜蜂的宫廷政变剧，兴奋异常，恨不得也变成蜜蜂，一起闹哄哄地挤来挤去。哥哥敲着盆，喊，蜂，蜂，上框回家啰！上框回家啰！我们笑他迂腐，蜂哪能听得懂人话，它们在造反逃亡！老半天，蜜蜂只在树上聚集，蜂框上落了零星几只。不知什么时候，槐树下站了很多人。有人提议，烟熏。树下的烟雾升腾起来，发出呛人的气味，逐渐浓烈。一袋烟功夫，蜜蜂被熏得离开树，成群结队大迁移，大人小孩跟着跑，一口气跑到东沟沿边，眼睁睁看着蜜蜂钻入一片密林，没了影踪，却无计可施。我家的部分蜜蜂从此过上了山野隐居的生活，我赐其为“梁山好汉”。一日，我问父亲，它们不能划框而治吗？蜂框两个面，一王管一个面。那些梁山好汉会自动飞回来吗？父亲耐心解释半天，我只记住关键词“一山不容二虎”。后来，父亲查看勤了，再也没出现蜜蜂分家事件。
记忆中，院子里总有蠕动的衰老的蜜蜂，悄悄爬上我们的脚面、手臂，也有个别蜜蜂追着我们飞，我们兄妹三人被蛰得皮青脸肿是常事。父亲总安慰我们说，蜂毒能治病，也预防病，蛰了人的蜂，活不长。蛰过的人，抗毒能力强。敢情蜂蛰人还是好事？我们可不愿多受这皮肉之苦。后来，哥哥提议，扫净了院子，再出去玩。我们轮流扫院子，每天一次，每次扫出一堆。勤劳的蜜蜂，奉献了一生，就这样无声地走了。我们在树底下挖了坑，埋了它们。我们没有怨恨蜜蜂，觉得那些可爱的昆虫，因判断失误而攻击我们，继而一命呜呼，很可惜。
我们最期待，最快乐的事就是摇蜜。选择晴朗的天气。家里一个大缸里，放了木架，木架上按着手柄。蜂框放置在木架上，一次可放四片。快速转动手柄，蜂框做离心运动，蜂蜜甩向四壁，沿着缸壁流到缸底。这套自制摇蜜设施，是父亲发明的。一般情况下，哥哥摇手柄，我和弟弟来回小跑，提进蜜框，提走空框。父亲在院子蜂箱旁忙碌，无数蜜蜂飞来飞去，他的纱网帽上时有蜜蜂歇息。他提起一个蜂框，用软刷扫净上面的蜜蜂，再用一把刀子，割开封闭的蜂巢，递过来。金黄的蜂蜜开始往下流，我上竖立起蜂框，很快送到摇缸里，节奏把控很到位，一滴蜜也没掉地上。父亲割下的那片蜂巢“盖”，放在大盆里，上面也是蜜。我和弟弟来回跑的过程，不忘塞一块，慢慢嚼，那满口的甜顺着喉咙通过食道进入胃里，甜透了，比方块洋糖过瘾。哥哥看红了眼，拿了长柄勺，缸底取蜜，直接灌进嘴里，摇蜜摇得更带劲了。他摇困了，我和弟弟替换他，脚下垫了小板凳，方可够着手柄。我和弟弟将嚼得无味的蜂巢“盖”吐在一个小碗里，汇聚成沾满牙印的黄色软胶堆。整个过程，父亲戴着纱帽，是吃不上蜜的，但他鼓励我们多吃蜜。一个蜂箱约十来个蜂框，七八箱就是七八十个蜂框，常常要花费两个小时，才能摇完蜜。父亲干收尾工作，他取出木架，将大缸里的蜂蜜转移到几个小罐里，密封好。他招呼我们嚼大盆里剩余的几片蜜盖，我们又累又撑，谁也不理会。他慢慢嚼了，将小碗里的东西熬成蜂蜡。我们的摇蜜，就正式结束了。
除了摇蜜那一天我们能敞开肚子吃蜜，平时是不能随便吃的。父亲的蜜缸扎得严实，还盖了大石板。我们仨，无人敢动，无人动得了。他却常常拿蜂蜜做奖品。谁的字写得端正，奖蜜；谁考试拿奖状了，奖蜜；谁割猪草提前完成任务了，奖蜜；谁赢了他的棋，奖蜜；谁帮大人干的活多，奖蜜……奖的蜜总是两小勺。受奖者要么冲了蜂蜜水喝，要么夹在热馒头里吃，或一口吞光，骄傲的神色难于自抑。未受奖者常常憋了气，鞭策自己做得更好，获得奖励。父亲拿蜂蜜做诱饵，引着我们向着光亮的地方奔跑。在蜂蜜的强化刺激下，我们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就要做好，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审美观念及价值取向。那份蜜甜，使我们的感觉冲破贫困的禁锢，朝着美好的事物延伸，憧憬变得绚烂多彩，生动活泼。
有了蜂蜜，我们不吃洋糖。同村的小兰子有一个做官的舅舅，她的糖果纸收集最多。五颜六色，摊了半张桌，花里胡哨。待我们观赏完，她会小心翼翼收集好。我仅有几张糖果纸，我说，我吃蜜，收得少。她问，蜜有洋糖甜吗？比洋糖甜好多倍，大口吃下去，甜得腻人，
洋糖含在嘴里，一点一点化，差远了。我给她传经。后来，隔小半年日子，小兰子的娘会来买蜜，说小兰子吃上瘾了，不买不行。小兰子再也没展示过她的糖果纸。
我家的蜂蜜很受欢迎，一是养蜂人少，方圆十几里，只有两家。二是养蜂要有技术，非一般人所能为。三是农村红白喜事，过年过节，少不了它。用蜂蜜做出的红烧肉，色泽鲜亮，味道爽口。十里八村的人，到我家买蜂蜜时，父亲开了蜜罐，让我舀蜜。不用秤称，按勺计。年纪大的，会说话。夸我眼睛大，长得亲。我的父亲水烟抽的“呼呼”响，喜滋滋地看我忙活。也许他在心里反驳：我的娃儿哪个不亲。我不理会他们的“夸”，公正地舀出满勺。若是小孩来，他们不言语，我总会额外添一点，包不准他们半路犯馋了，偷吃一点，也不会挨批。受欢迎的，还有蜂蜡。一坨一坨，摆得整整齐齐，摆满半个空蜂箱。纳鞋子的妇女，只要给做布鞋用的线绳，涂了蜡，扯动起来，又滑溜又轻松，做出的千层底，线韧耐穿。遇到熟识的人来买蜜，父亲从一坨蜂蜡中割下一部分，送他们。所以，蜂蜡大多做了赠品，几乎没有收入。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走亲戚探视病人、月婆，蜂蜜是上等礼品。收到礼物的人家，很爱惜。直接搁置在房顶高处，小孩儿够不着的地方。父亲曾用他的蜂蜜看望过我们几个的中学老师，询问学习状况，请求严格要求。我的班主任老师将盛蜂蜜的搪瓷缸子还给我时，对我讲，好好学习，大人不易。我的父亲是个既有才学又清高的人，他刚强好面子，从不求人。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低头，使我深深感动。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是父亲用蜂蜜搭建的这份感动激励着我勤奋学习，不断进步。
后来，父亲去了外村教书，没时间打理蜜蜂。我家的几箱蜂卖给了一个同村养蜂人，他有车有时间去四川放蜂。父亲说，蜂儿跟着他，也能游山玩水，享福了。他的不舍中透着祝福。
岁月流逝，童年的甜蜜记忆牢固地刻在舌尖，伴随我们长大。我们的父亲也离世十多年了。每当思念父亲或遇到苦涩难肠的事情时，我的脑海总会跳跃着童年摇蜜吃蜜的场景。那份快乐，就像引诱小孩子吃药的糖块，消抵苦味，激励我们向前，勇敢突围，最终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童年的蜜甜，我们敬爱的父亲留下的快乐基石。
▋作者：刘亚峰，女，延安市作协会员，现供职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延安炼油厂。爱好文学，钟情文字，喜欢用一支朴实真挚的笔，记录生活美妙花絮及心灵感悟。作品散见于《木兰书院》《文化延安》《中国诗歌文学精品》《当代作家》等微刊及某些纸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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