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口
我的妈妈开过一个小档口，在我就读的小学门口。回忆中，妈妈戴着灰黄的草帽，瘦小的身子推着她的货架在水泥马路上经过，发出一串吱吱呀呀的声响。从家里到学校门口800米的距离，从晨早天蒙蒙亮出发到傍晚日落归来，这样子营业了将有十二年。
1993年，我们家从村里搬到了镇上。那时妈妈刚生产完我三妹，爸爸看到三个年幼的孩子，感到了生活的重担，决定辞去工商所（现工商局）职员的稳定工作，跟朋友去搞生意。然而家里境况并没有变好，三个月后我爸的小货车在外地被扣留了，投诉无门，连车带货都无法拿回。爸爸第一次生意损失惨重并且无法翻身，当然就没有第二次生意的开始。后来勤劳的爸爸当过木匠、种过大蕉、学过修车，最后去了深圳一个小学当了一名采购员。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而我妈也在那时萌生了在小学门口开个小档口的想法。说干就干。妈妈请人焊接了一个三米长的长方形铁架子，搭上木板，装上轮子，铺上货物，再焊接一个架子装起小冰箱。就这样，妈妈的“生意”就从这些可移动架子开始了。
小档口专卖学生的零食、文具和玩具，妈妈很爱惜她这份“工作”，每天把档口收拾得干干净净，把货物摆放得整整齐齐，生意也是相当不错。那时妈妈在街坊邻居眼中就是一个勤劳的典范，能操持家务，也能赚钱养家，孩子、农活和小档口照看得井井有条。
我放学或者放假都在小档口帮忙，自然地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学校门口开小档口的那个瘦小的女人是我妈妈。当时年纪小的我觉得挺神气，因为其他同学要花钱买的零食、文具和玩具，在我妈妈开的档口里都有，感觉这个小档口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八宝箱。后来随着我的年龄和学识增长，我反倒希望我妈妈不是开小档口的，我宁愿她有一个更体面的工作，比如教师、农信社职员或者外出大城市打工的工人。
但是这个瘦小的女人却是那个言语很少只会一根死脑筋干活的人，是那个偷偷抹去眼泪转身面对我们如常，从不喊累的人，是那个想方设法给我们提供生活保障的人。
以前我们上小学那会儿有农忙时节，在我们南方，农忙一般是田里稻谷成熟等待收割的时节。同龄的小伙伴们帮家里收割稻谷后晒干，我们除了帮忙家里把稻谷收割下来后晒干，我们还要看着妈妈的小档口，然后稻谷晾晒在一边马路旁，随时观察天色或者留意同样晒了稻谷的别家动向。别的孩子都在收割完的禾田里，踩着脚踝高的稻杆，挥洒着汗水肆意奔跑耍闹、笑声不断。当村里传来一声吆喝：下雨咯，收谷子咯！他们飞奔回各自家里帮忙，不敢怠慢，因为谷子淋了雨少不了挨一顿揍。
记忆里妈妈没有多余功夫管我们的功课和学习成绩，她每天很早出门，在农活与小档口之间来回，还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的饮食起居。她经常唇色浅白，总爱说累得像个牛一样，每天晚上结束一天劳作后倒床便呼呼大睡，感觉睡着了是她最安稳舒心的时候。我看到过她教训我那烦人的弟弟：“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就会像我一样这么辛苦耕田！”其实妈妈说出这话并没有一点说服力和教育意义，一方面妈妈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道理说的人，另一方面她不知道当时小孩心中在田里劳作可比读书更轻松自在一些。那时的我很自觉在妈妈的小档口做功课或者看读物，我会好好读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我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不用做农活，另一方面是因为小小的虚荣心——我希望能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同学的喜欢，所以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也正是因为我的这份“私心”，让妈妈省心不少。
我在我妈的小档口有收过假纸币的经历，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热辣辣的暑假午后，我一个人在小档口“值班”。一个穿着校服的高中男学生——他的校徽写着某某二中，他站在档口前从冰箱里面拿出一条两块钱的雪糕，然后递给我一张十元的纸币。我接过他钱的时候，他低着头没有看我。我将剩余零钱找给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看我。我看到他的平头短发里有一点一点的小汗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跳跃。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容易害羞的男生。他拿过钱之后不一会便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没多久，妈妈来了。我有点得意地告诉她我收到一张10元的钱。我没有等到妈妈的称赞，她拿出来看了后很恼怒，音量提高了不少：“假的呀，你这个笨蛋！”她狠狠地看着我，询问了一下给假钱的学生的外貌特征和去向，然后急匆匆踩上她那带有横梁的大号自行车走了，她去找那个给了我假钱的男学生。当然我并不知道妈妈都去了些什么地方找那个男学生，结果是她并没有找到。回来后她恶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然后那一整晚她都是闷闷不乐的。我不希望她不高兴，那些天我都抱着一个侥幸心理：希望那个给了我假钱的男同学能因为愧疚或某种其他心理活动而通过某种方式将钱还回来。但是我没有等到。
10块钱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记得那时学校一个月的早餐费60元，每月底老师通知交费的那几天，我都要在档口以各种理由磨几天。磨到妈妈不耐烦了，她最后回家里拿出60块钱给我。这60块钱是零散甚至残旧的，却被压得很平整，这是妈妈小档口卖货攒起来的。我当时想妈妈太小气了，老是装作一副穷酸样，其实60块钱对于开档口的妈妈来说并不会很难吧？同班刘小兰家里只有她爸一个人在工地当小工，她的早餐费都早早就交了。我真的就这样跟我妈说了，她当时回复是：那么轻易就给钱你？你想得美！最起码你要动一下嘴皮或者动一下其他的东西吧？后来我慢慢明白：不劳而获是不存在的，要么你要展现你才能，要么你得消耗你的耐心。
妈妈的进货单很有趣，她识字不多，而且字迹潦草，她的进货单用了很多简写或者代写。比如她的“糖”字会写成一个米字加一个广字，“盒”字用合代替，“糕”字只写一个米加一个羊，“田字簿”她会写成田字布。虽然如此，但是她却与供货商顺畅地来往了好几年，一直到后来他们通过电话下单送货上门，再不用她来书写进货单。到我认识的字多一些的时候，每次看到她的进货单，我就会忍不住给“批改”一下。有错别字的地方，画个圈，然后在旁边写上我学到的正确的汉字，就像老师给我们批改作业一样。后来妈妈发现了，严肃嘱咐我不能再动她的单据。我有点想不明白，错了为什么不能指出来改正呢？我其实并没有去深究这个于我没有任何意义的疑问。只是后来偶然一次得知，原来是妈妈进货的那个供销部老板娘就是这样开的发货明细单，这是她们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算是默契的东西吧。后来懂得了，有些事你想不明白没有关系，就像那句话说的：存在就有它合理的地方。
我在懵懂与有所期待中成长，妈妈的档口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日晒雨淋。在这期间发生过的有些画面至今回想起，仍像电影一样一帧帧显现，热泪盈眶，是因为温暖。有些事妈妈做得很粗糙，但是她在尽她的责任。只是后来我才明白，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是无法放下的，他们必须竭尽全力用肩膀扛着，没人分担，最多累了的时候，只能把它从一个肩换到另一个肩。
我的妈妈曾经给我的小学校长写过一封信。她为什么会给校长写信呢？因为当时她觉得学校新颁布的一个管理规定已经危及她的生计了。
那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候发生的事情了。我们小学是镇上的中心小学，后来学校扩招，老师和学生数量同时增加了。学校为了管理需要，出了一条明文规定：学校实行半封闭管理，学生只有在下午放学后才能走出校园回家。
暂且不讨论这样的半封闭式管理制度对学校是否真的会起作用，但是在学生家长心目中却有不一样的意见。一部分学生家长很是赞同这个管理新规，但是也有部分家长会担心孩子中午在学校是否能吃好、休息好。而对于我的妈妈，她关心的点和其他学生家长不一样，她有点惊慌失措：“天呀，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了？”
没过多久，学校半封闭管理说施行就施行了。这对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没有了学生们中午的帮衬，她小档口的生意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那段时间，妈妈脾气挺不好，逮着我们兄弟姐妹谁不听话就狠狠地教训一番，还常常苦脸念叨着：我这么辛苦，你们就会激我激我。有次不记得我惹了什么事，我妈在档口拿着扫把追着要打我，她自然是跑不过我。虽然我没有被打，但是我那时也很生气，因为她完全没有管人来人往、众目睽睽，就呼着喊着要打我，她不要面子，我还怕同学笑话呢。但生气归生气，结果自然是再不敢轻易惹怒她。
有一次我妈没有忍住她的脾气，与她的竞争者——另一家档口的老板娘动起手来。原因是“抢地盘”。那天，我妈如往常一样早早推着她的货物去到学校门口，却发现她一直“稳固”的好地方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妈妈原本以为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毕竟是朝夕相见的人，可以问问原因说说道理，没想到从开始的谈不拢到恶言相对，最后还大打出手，最终她们在街坊邻居们的劝解下才消停下来。我第一次见我妈这样，毫不讲理、甚至是野蛮的，但我知道，她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东西。
终于有一天妈妈决定写一封信给我们小学校长。
她费心思写了一封不太工整的信，然后叫我看看要不要改改。她说：“校长是有文化的人，我不能写得太那个。”信大概有三百字，表达的内容是她上有老下有小，几个孩子还要上学，自己一个没有文化的妇人能做的不多，小档口生意本来能赚到一家生活费，却因为学校的规定而面临关门，希望学校能撤销半封闭管理制度。信里面有一些错别字，但写得真实诚恳，那是我妈妈的真情实意。信里面用了请求和高抬贵手两个词，虽然不恰当，但是我看出了妈妈的用心良苦。
我只是在妈妈写的信里面改了错别字，其他按照她自己写的没改过。后来她托相熟的门卫大叔把信转交给校长，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妈妈多次问门卫大叔信有没有交到校长手上，那大叔都是回复已经亲自交了给校长，妈妈就自己嘀咕上：“那怎么就没有动静了呢？”半封闭式管理还是实施着，妈妈的生意依旧惨淡。
妈妈写信后的第二个月，她想着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于是接了手工织网和其他一些零散工来做，而小档口依然惨淡经营着。
后来我上了初中，小学终于在某一天取消了半封闭式管理制度，然而妈妈并没有想象中该有的兴奋，因为学校周边陆续新开了几家小卖部，更多的竞争者出现了。
尽管有了新的竞争，妈妈一如既往地勤勤恳恳，进货、铺货、卖货，逢年过节更是开着三摩车拉着货走乡过道去摆卖。妈妈只是希望她能为家里赚得一份收入，只是希望在几个孩子伸手要学杂费时不用找借口拖延，只是希望能给家长里短哪怕一丁点保障。于她而言，这就是她的心安。
后来我读高中，弟妹们也上了中学，再没有空帮妈妈看档口了。她还是农活与档口之间来回，天天如此，身体渐渐变得不好。我们曾劝说她放弃档口生意，她说什么都不肯，还跟我们发脾气。劝说无果。
在高中留宿学校时，跟家里通电话一般买IC卡到电话亭打或者到外面店铺固话机打计费电话。偶尔往家里打电话，父母多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只希望我们能专心读书，造成我们在外边的对家里的事情知道得比较少。后来得知，妈妈因身体劳累过度不得已才同意没有继续经营档口。
现在偶然在外面见到有商贩推着货架摆档的情形，我就会想起我妈，想起她的档口。
妈妈用心经营的档口我还记得，妈妈写给校长的那封信我也记得，妈妈勤恳劳作的身影我更加记得，她是在用行动说给我们听：生活总会有刁难，你要自己想办法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