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声音》读后感10篇
《自由的声音》是一本由[法]米歇尔·维诺克著作，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元，页数：7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傻逼清高知识分子大傻逼傻逼逼傻逼逼。。。。。。工农摸摸摸摸摸胸我默默默默哦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巴巴爸爸巴巴爸爸巴巴爸爸擦擦擦得得得得得得的还好还好哈还好还好哈健健康康健健康康突突突兔兔 兔兔无图再去写写写写马上140大飞机降落伞140140140140140冲啊哒哒滴滴滴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二)：试读 | 《自由的声音》导言
“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在1793年11月8日面对断头台发出的呼喊，直至今日仍在回响。大革命使自由“居于人权之首”（饶勒斯语），然而却未能赋予自由一种制度性的基础，未能使自由扎根于习俗之中，最终只能在波拿巴的刀剑那里觅得别的出路。波拿巴以某种方式继续着在1789年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他只能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日后将宣告其失败的维也纳会议足以表明，欧洲的君主们把这位“篡位者”归到了哪一边。但是，尽管拿破仑在欧洲内使大革命永存，他同样践踏了大革命：自由不再被列入纲领。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
……
（法兰西）第一帝国是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的紧张准备之夜。在这些文人中，为数不少的人或多或少地满足于此，因为专制者并不缺乏那些讨人喜欢但毫无价值的玩意，用以确保文人俯首帖耳。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却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之类的人采取一种被视为审慎的方式，而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与邦雅曼·贡斯当之类的人物则为此被迫流亡……自由的捍卫者在这样一种时刻，如同在战场上运气出现逆转，在拿破仑的历程行将结束之际恢复了力量。我们的叙述即从“雄鹰王的翱翔”，也就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以及在滑铁卢“令人沮丧的搁浅”前重新令欧洲颤抖的“百日”开始。
众所周知，复辟（的波旁）王朝是一个反动的政府。作为“复仇”化身的极端保皇派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还要求补发被迫流亡期间的年金。但是，路易十八的登基并非旧制度的简单恢复。法国人不会允许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某些基本原则，尤其是民事平等重新受到质疑。绝对君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对王权的限制，已作为宪政标志写入由路易十八“赐予”人民的宪章之中。该宪章保障法国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即便天主教重新成为国教）以及表达自由（“只要不违反必须对滥用这一自由予以制止的法律，凡法国人均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的见解”）。此外，《宪章》允诺国民的代表制，虽然这种代表制是一种极为受限的纳税选举制——根据这一严格的纳税选举制，只有几万名最富有的法国人可以在更为有限的够格者当中选定议员——但它依然是与旧制度相异的重要区别。从此以后，选举将使公共生活具有节律。一个由国王任命的贵族院把一种英国特色添加到了整体之中，并维持了一种与得到确认的平等相抗衡的贵族制习俗，但是，贵族院仍是另一个任由人们提出抗议的论坛。
……数年之后，复辟王朝变得强硬。1824年，继承路易十八王位的查理十世成了“王位与祭坛结盟”制度的化身。自由主义运动在很晚的时候才形成，并与极端保皇派政府唇枪舌剑。邦雅曼·贡斯当、弗朗索瓦·基佐，甚至夏多布里昂，皆用自己的方式充当了《宪章》所允诺的言论自由的代言人，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标志。由自由派记者和作家发起的反对政府企图控制报刊的斗争，不久即有摆脱了天主教和王权主义起源束缚的浪漫派作家加入，并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正是在这一无法阻挡的请愿的基础上，查理十世的统治趋于崩溃：由“邪恶的敕令”诱发的1830年革命，首先显得像是旨在反对当局对表达自由的审查。被废黜的查理十世的出逃，使“自由之神”这座稍后时期出自奥古斯特·杜蒙之手，并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七月革命纪念柱顶端的不朽之作臻于完善。
1830年7月那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光荣三日”当然并非仅仅是记者和作家的杰作。德拉克洛瓦在其涉及1830年革命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以一个街垒向我们展示了种种阶级的融合。目不识丁者有力支持了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但是，这些最为缺乏自由的人曾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势必有助于而不是有悖于他们对平等的向往。正是在七月王朝为期18年的统治期间，社会主义获得了它的名字和封册：大量学说、抨击性短文、乌托邦以及某些组织的雏形，向自由派人士提出新的挑战。后者直至那时还在为反对“旧的蒙昧观念”（雨果语）而斗争；自那以后，他们将被一股因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而壮大的年轻力量所否定。不过，社会主义以它的方式恢复了权威原则：为了改变生活，给弱者以希望，解放被压迫者，它要求限制、组织和镇压。直至那时，仍作为进步媒介的自由主义变得令人生疑。共和派枉费心机地调和自由、平等、博爱，蒲鲁东的著作则在徒劳地宣示自由与社会主义重归于好：从此以后，在文学界与政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矛盾。
……
反正这些主要以写作为生的人中，大多数是那些被称为“大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与潮流的考验。不过，他们究竟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政治观点视之，这些人均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18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18世纪的论断亦可应用于20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担当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三)：雨果|像他这样的伟人和天才，法国没有再出现第二个
今年4月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也因此销量大涨，一度登上法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雨果是一代文豪，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维克多·雨果经典肖像照至高荣耀
雨果逝世后，法国政府为他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国葬。在他离世百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85年定为“雨果年”。这些至高荣耀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十分少见。
文豪、巨人、名家，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这些称谓加在雨果身上，却不真正了解雨果之为伟人的原因，这些标签也就成了一具空壳，失去了实质性意味。在雨果逝世134周年的今天，已经逐渐遗忘雨果的现代人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伟人。
雨果葬礼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法国随后为他举行国葬，法国人民乃至全欧洲都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国葬当天，一队人马护送雨果的灵车通过凯旋门，此时四周已聚集起两百多万人，人流从凯旋门所在的广场一直延伸到周围的每一条大街。
每个人都拼命踮着脚尖，甚至爬上路边的梯子和石像，只为目送这位曾经用理想点亮整个法兰西的老人。如此规模的国葬和荣誉，法国至今没有第二个人享有过。
就在雨果去世的这一年，法兰西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和混乱之后，终于驶入和平的港湾，新生的第三共和国也逐渐站稳脚跟。毫无疑问，这是雨果等几代文人共同奋斗的结果。但少为人知的是，现今被人们视为“共和国之父”的雨果也曾多次改换门庭，最终从一个反自由派的浪漫主义斗士成长为共和国之父。
他的一生就是法兰西19世纪史
雨果的童年在大革命之后的兵荒马乱中度过，经常随着身为将军的父亲四处奔走，平日与母亲朝夕相处，在母亲保皇思想的影响下，也耳濡目染地沿袭了保皇的立场。
他写诗赞颂国王的加冕礼，拥护几经倒台的波旁王朝。当时的雨果离“共和国之父”无疑非常遥远，但仍然是知识圈的焦点人物，他的剧本一经写成，就有人愿意搬上舞台，各界名流都云集巴黎的剧院，整个演出过程都伴随着叫喊和掌声。
剧院里在上演雨果的《艾那尼》但没过几年，雨果所支持的波旁王朝在民众用愤怒筑起的街垒中彻底倒台，中庸的君主立宪王朝取而代之。此时，雨果也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新王朝，甚至进入法兰西学院和贵族院。
但命运弄人，雨果支持的新王朝也没有撑多久，最终在一场新革命中退出历史舞台。在那场革命之中，甚至有人在一片混乱中拿枪对准雨果，高喊着要打倒这个“贵族院成员”。
如果那人真开了枪，那法兰西的历史恐怕就将改写。在这场革命过后，民众终于建起了自己心目中的共和国。看着共和国的成立为法兰西带来的变化，雨果也逐渐向共和派靠拢，甚至慢慢地走在了共和派队伍的前面。
电影《悲惨世界》片段“法兰西的灵魂”
这个天才活了80多年，在他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兰西都处在复辟、战争、街头抗议不断的动荡之中。其中，革命的最高潮出现在70年代的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之后，“革命”一词便在法国历史上消失了。
时值法国刚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一度因爱国主义而热情高涨的民众顿时陷入颓靡，加之战时食物短缺，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一齐喷发，众多工人与其他平民走上街头，要求巴黎自治，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议会，并与迟迟不走的德军奋战。
五月流血周在将德军赶出法国之后，巴黎公社很快又陷入国内的权力斗争，最后在可怖的五月流血周中倒地。在这场血雨腥风之后，新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有意让人遗忘巴黎公社的存在，不允许这一词条进入教科书，也不允许人们再谈及任何与之相关的事情。
偏偏此时，有人不允许这段历史就这么被扔进“忘怀洞”中。雨果“不识时务”地站出来，要求大赦公社全体成员。但几乎没人响应，在参议院只获得10张赞成票，反对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
但雨果并未放弃。两年后，他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借题发挥，呼吁博爱，再次要求大赦。紧接着在后一年，雨果在参议院发表演讲，但仍然没有获得通过。最后，在雨果为大赦而努力的第四年，当局终于颁布大赦。
法国议会为巴黎公社平反对于雨果而言，为争取大赦而奔走的4年只是他漫长生涯中的一小部分，简直不足为道。但在当时，与他站在一起的人少之又少，曾经与他一起并肩保卫共和国的战友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在近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大赦。
自大革命以来，启蒙之子便将自由、平等与博爱作为法兰西的基本原则。但在19世纪一次又一次腥风血雨的洗涤之中，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博爱，但雨果没有。
他将博爱视为不可打破的原则，这在那个革命不断的年代略显天真。但就在这种天真想法的驱动下，他不允许当局理所当然地驱逐巴黎公社成员。也正因此，后世将雨果评价为法兰西的良心。
雨果在流亡海外之时，还不忘帮助其他生活更为艰苦的流亡者，为流浪儿童提供免费晚餐。他平日生活节俭，会记下每天的每一笔账，但在帮助人上却从不吝啬，助人的开销甚至占了日常开销的三分之一。
《悲惨世界》也将焦点放在穷苦大众身上他在议会里振臂高呼，奔走在街巷之间，践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遗产。尽管在他的前半生，建立一个共和国还不是他的理想，但一旦他转向共和，便从未离开，并与一群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为法兰西的未来不懈奋斗。
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克维尔，这些同时代的文人无一例外地思考政治，也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在 “知识分子”一词尚未存在的年代，他们已然成了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以批判为己任，为公义而发声”。
他们在议会里成立党派，甚至成为首相。有人像雨果一样，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见而被放逐；也有人如基佐，因为立场刚好符合当局需求而手握大权。法国著名史学家、美第奇奖和龚古尔传记奖得主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便细致描绘了这个时代杰出文人的群像。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四)：60年间，38位知识分子共同演绎法兰西的光荣与梦想
今年4月，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法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为这场灾难深表遗憾。
但事实上，这不是巴黎圣母院第一次遭受大规模破坏，上一次破坏还需要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而且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要比这次火灾更加严重。
一
在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王权的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斩头台，普通民众也血流成河，尸体多到要用马车来拉。
掺着血腥味的大革命大革命至今也还是轰动全世界的重大事件，它激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首次让穷人明白，原来自己也可以说“不”。
有人说，当时的巴黎人是最悲伤的人，他们为这个城市建了一座又一座建筑，但特权阶级对他们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用微薄的报酬换来他们艰辛的劳动，哪个工人因为重负而倒下，他们马上就能找到新的工人代替。
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没有革命的意愿，也没有将自己的反抗表现出来。但大革命让他们首次意识到，原来还有反抗这个选项。
画家笔下的巴黎穷人我们都记得，在这场腥风血雨之中，民众奋起将王室推入火坑，但之后呢？
事实上，在大革命落幕之后，法国人花费了一个世纪才获得安宁。在这个世纪中，革命、复辟、战争、街头抗议层出不穷，其中在短短60年间，政权更迭6次，就像是一个病人在短时间内连着做了好几场大手术，每次都救了回来，但也很快再次被推进手术室。
面对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纪，许多文人或主动或被迫发出声音。他们四处奔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担任政府首脑。
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乔治·桑、托克维尔都诞生于这个世纪，并且让这个世纪成为举足轻重的存在。法国著名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便生动详细地描绘了这个群星璀璨的世纪。
二
著名的滑铁卢之战终结了拿破仑的政治生命，也使得一度倒台的波旁王朝卷土重来，再次复辟。
滑铁卢之战但波旁王朝不再可能像以前那样统治，经受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洗礼的法国人不会容忍独裁君主统治这个国度。渴求自由的力量在暗中涌动，任何想回到过去的企图都不再可能。
为了安抚国民，波旁王朝颁布《宪章》，声称保障言论自由，但却在后期开始收紧统治。此时，知识分子坐不住了，纷纷起而反抗，就连狂热的保皇分子夏多布里昂，也高举新闻自由的大旗，反对报刊审查制度。
波旁王朝明显已经不得人心。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借主人公于连之口，谴责复辟王朝“卑鄙无耻，崇拜金钱”，控诉那些腰包鼓鼓的显贵竟然要处决一个穷人，仅仅因为他们为了填饱肚子而偷了一件银餐具。
幸运的是，在《红与黑》出版之际前不久，本已失去生存土壤的波旁王朝便在民愤之中轰然倒地，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奥尔良王朝。
民众建立街垒，反抗波旁王朝但很快，这些不甘被现实蒙蔽双眼的知识分子再次发觉，新王朝所声称的自由、立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工具。正如巴尔扎尔所说，奥尔良王朝的自由不过是为不知羞耻的非法买卖和唯利是图的行为，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原则。
巴尔扎克革命军推翻了这个中庸王朝，紧接着开启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普选产生议会和总统的共和国，选举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为总统。但他们的总统很快又亲手埋葬民众的希望，在1851年发动政变，重建帝国，自立“拿破仑三世”。
“共和国之父”雨果厉声控诉拿破仑三世“不只是杀人，还使人的灵魂变得衰退，使人的心灵变得狭小”。最后，雨果的抨击在拿破仑三世下令烧毁圆明园时，达到最高潮。
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终结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虽然平日总是在批评国家的种种行为，但在国家独立面临危机之际，这些知识分子也没有退居象牙塔，福楼拜甚至想上前线保卫国家。
虽然诸多文人热情高涨，但德军还是攻到了凯旋门下。战败后的法国异常衰弱，此时，巴黎公社起义，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曾经拥护共和国的乔治·桑、龚古尔、小仲马都被列入黑名单。甚至有人闯入雨果的家，高喊“绞死雨果”。
德国军队来到凯旋门之下在革命、复辟、巷战不断的混乱之中，法兰西终于在19世纪后半叶建立起第三共和国。
几乎与新共和国成立的重大意义齐名的，是1887年为雨果举行的国葬。在雨果因病去世前几年，曾与他作对或并肩作战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故去，与此同时，法兰西共和国也逐渐站稳脚跟。最终为“法兰西灵魂”雨果举行的盛大国葬，标志了这个动荡世纪的结束。
雨果葬礼法国19世纪的每一次风起云涌背后，都有知识分子四处奔走的身影。他们比常人更需要表达的自由，也比其他人更愿意为此而斗争。正是因为有了他们，19世纪末的法国毫无以为地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
三
在这个世纪，法兰西成了整个世界的思想试验田，共和、自由、民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都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
因而，如果不了解法兰西的19世纪，也就难以理解这些伟大的人物和思想。
而且，相较于18世纪的法国史，风起云涌的19世纪要更加紧张、复杂和精彩，国外针对这段历史的大众读物更是数不胜数，但国内引进的却不多，《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本。
本书的作者米歇尔·维诺克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专攻法兰西共和国历史研究，屡次斩获图书大奖，曾获法国国家级奖项美第奇奖、重大文学奖项龚古尔传记奖、蒙田奖和法兰西学院罗兰·儒弗内尔奖，等等。
米歇尔·维诺克国内法国史研究权威吕一民教授也十分看好这本书，称赞这本书让人联想起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并且强调作者维诺克是一位难得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的史学名家。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因为作者的咖位而敬而远之，但维诺克的作品可不是只为专业读者而写。他曾在法国第二大日报《世界报》担任记者，深谙将作品变得平易近人的秘诀。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在首次推出精装版之后，往往还会出专门面向大众的平装本。
《自由的声音》不是历史教科书，一板一眼地书写大事记，而是通过雨果这些人跃动的身影，让你在小故事之中体味到大历史，穿越到那个紧张、矛盾甚至绝望的时代。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五)：在废墟之上建起自由之塔：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
文/王绍贝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大革命摧毁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残余和各种封建特权，大革命高潮的恐怖主义政治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国式“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迫害、残杀、断头台……其对宗教、社会、经济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和破坏，这也是历史上一切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攻占巴士底狱经济上，大革命时代至少让法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没有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结构。在整个18世纪，法国是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即便大革命没有爆发，法国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但大革命将两国差距拉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同时英国还控制了法国人失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大革命的结果是，法国从此丢失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确立的欧洲霸权，并在下一个世纪败给了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帝国。
废墟之上，雅典娜女神的猫头鹰
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世纪的法国，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不安，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又经历了2次复辟（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和3次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巴黎公社起义），政治体制上经历了保皇主义下的君主立宪制、第二共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第三共和，可以说是各派势力轮番上台，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我国的民国时代，法国成为各种政体的实验室。国家、社会尽管如此动荡不安，19世纪的法国却产生了一批卓越的知识分子，他们依然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坚持奋力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继承大革命的遗产。那个时代写出史学名著《法国文明史》的历史学家基佐，依旧自豪地声称法国是欧洲的心脏，引领着欧洲文化潮流的趋向，而事实上尽管大革命让法国失去了欧洲经济、军事的霸主地位，但在文化上法国依旧是欧洲文化的核心，而法国知识分子无疑又是法国文化的核心。19世纪的法国在大革命的废墟上，依旧产生了夏多布里昂、贡斯当、基佐、雨果、托克维尔、蒲鲁东、奥古斯特·孔德、勒南、乔治·桑、左拉等诸多照耀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群星，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与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都容易让人联想起我国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是一部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杰作，作品以19世纪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刻画了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作者带着我们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这多么酷似民国！米歇尔·维诺克将19世纪的知识分子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拿破仑“百日”到1848革命，第二个时期是从1848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终结，第三个时期是从普法战争到雨果去世。作者将历史发展的脉络、背景与知识分子的列传紧密结合起来，点面结合，这既是一幅宏观的法国19世纪历史画卷，又是知识分子的群像，对他们跌宕起伏人生、情感经历都有细腻的描写和分析，文笔绚烂，可读性强。
“自由、平等、博爱”遗产的继承者们
尽管经历了拿破仑短暂的“百日”复辟，波旁王朝的复辟体制最终还是尘埃落定了，复辟面临革命的倒退，但各派知识分子依然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而继续奋斗。
贡斯当具有毫不妥协的自由精神，但对于台上的统治者却是能屈能伸，拿破仑雾月政变上台，他以自由的名义申请职务，得到职务后他冒着法国新主人及其奉承者敌视他的危险，捍卫他真视的自由事业——反对权与请愿权、新闻自由、司法形式的必要性，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拿破仑对这名忘恩负义者勃然大怒。
邦雅曼·贡斯当夏多布里昂是著名的极端保皇派，曾经在国外流亡七年，在复辟王朝统治下，夏多布里昂却坚持认为自由和正统一体的必要性，抵制“世纪精神”纯属徒劳，大革命的遗产已成为事实，人们不可能梦想倒退回去。他认为这种自由只可能通过正统的君主制才能存续，这种君主制在面对派别对立时确保了国家的延续性。当国王决定解散无双议会时，夏多布里昂不惜得罪国王路易十八，写了一篇反对国王滥用宪章第14条的文章，国王立即予以从国务大臣名单除名的惩罚，夏多布里昂因此失去每年2000法郎的薪俸，却赢得了额外的荣誉和无数的崇拜者！
历史学者出身、年仅27岁就当上内政大臣的基佐，可谓少年得志的精英，他不反对君主制，但是坚持不能恢复任何旧制度的“贵族特权”，他认为复辟王朝不仅必须消除一切复仇精神，而且若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建立“国民的”和“现代的”王朝，政治制度的稳定有赖于中间阶层的支持，确认大革命遗产，是立宪君主政体的责任。基佐的言论和著作引起了轰动，左翼拍手叫好，右翼怒火中烧。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这三位分属自由派、极端保皇派和宪政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在整个复辟王朝期间均受命为捍卫自由做出贡献，捍卫自由是他们的激情或合理信念的关键词。
夏多布里昂在继承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平等”方面，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他们用行动在19世纪的法国不断摸索人类平等的方向，为消除社会不平等，改善无产阶级生存状况，引领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
《自由的声音》除了介绍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外，还介绍了比他们影响更大的其他我们不太熟悉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法国报纸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这时候报纸连载小说成为大众娱乐的新宠，1842年，当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人间喜剧》首次出版时，它的风头完全被刚开始在《论战报》上新发表的连载小说掩盖掉，这个小说的作者是欧仁·苏，小说的名称是《巴黎的秘密》。欧仁·苏当过外科医师助手，后来因为名医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使他得以献身文学。小说采用了通俗小说一整套已经经过检验的技艺，描述底层贫民窟、巴黎平民、工人的生活状况。随着连载的获得成功，他每天收到读者们雪片般的来信，他们给欧仁·苏指定了一项社会使命：揭露民众的苦难。这使得不久前还是花花公子的欧仁·苏突然被逼没有退路；他不再是一个逗大家开心的普通人，他成了悲惨者的代言人。城市的失业问题，贫困与治安关系的社会问题，都写入了小说里面，他还在小说里面引入傅立叶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改革家的教导。尽管马克思痛斥欧仁·苏是“伤感的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也决不可能看得上琼瑶这样的小说家一样，但客观上米歇尔·维诺克认为欧仁·苏的小说影响巨大，使得全社会开始重视解决贫困、失业、童工、社会救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作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拥有一种质询权，可以与社会统治阶层唱反调的“对抗势力”，尽管是情势所逼，但欧仁·苏终于成为符合民众要求的代言人和社会活动家，为实践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理念而不停奔波。
除了知识分子群像，米歇尔·维诺克也在书中写了一位贯穿19世纪终始的知识分子典型，他就是维克多·雨果，作者为雨果开辟了不同时期共计4个章节，全书最终章正是雨果的逝世。
维克多·雨果在作者看来，雨果可以说获得了19世纪知识分子的至高荣誉。同时，雨果也代表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集中体现者。1848年，由于创作出《克伦威尔序言》《艾那尼》而成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的雨果，他是显贵中一员，并且颇为富有。他在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制宪议会代表，拥护立宪君主制的他对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感到恐惧，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在革命的浪潮中也加速了他的转变，他努力为新闻自由、废除政治死刑犯进行努力，他总是坐在右派的席位上去投左派的票。除了提倡自由、反对压迫，雨果也非常具有关心弱者的博爱精神：“社会主义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以及一切时代的部分悲惨现实”，因而，应当从社会主义中提取其真实的东西，消除其具有危险性的东西：“消除贫困！是的，这一切是可能的。”
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雨果想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在3天时间里，他四处奔波，跑到大街上向人们呼吁，印制传单，和左派代表以及不愿意接受政变的右派代表商议。然而，他不得不屈服于这个事实：巴黎人民没有起义。雨果开始了在国外被通缉、流亡的生涯。1859年，尽管获得大赦，但雨果拒绝回到法国，1862年，雨果发表了奠定他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悲惨世界》，作品的博爱与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大量读者。1876年雨果当选参议院议员后，他努力为巴黎公社成员争取大赦、维护妇女权利等，推动社会和解、进步。共和派向他表达了感谢：“对于具有知识和道德的法国来说，你永远是伟大的诗人，充满勇气的公民、雄辩的思想家、那些最伟大的人道且神圣法则的代言人，你同时也是当代堪与伏尔泰和莫里哀媲美的最杰出的天才。”雨果还在民主派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有共和国的纪念日，以下就是打碎枷锁和链条的法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意识自由；生活方面的自由，面对死亡的解脱；自由的人，自由的灵魂。”1885年5月22日，雨果去世，6月1日，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葬礼非常隆重和壮观，遗体安放在先贤祠。
米歇尔·维诺克认为，雨果并非只在文学方面不朽，同样不朽的是他赋予作品的政治意义和为争取自由的不懈斗争。自从他在1848年转而赞成共和制后，他就为他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断奋斗。他自愿被放逐达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专制主义。今天再看19世纪法国的文学和政治，觉得那些浮夸的言辞，还有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之类的词汇，总是容易嘲笑他们的天真烂漫，但米歇尔·维诺克认为法国人依然要感谢他们留下的遗产——法国人还需要自由的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法国人。
原文刊于2019年8月8日 经济观察报书评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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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声音》读后感(六)：吕一民谈法国大革命与法国知识分子：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
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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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之后，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却是法国近现代最动荡不安的世纪。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之际，知识分子选择发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脑。正是他们对自由的坚持使19世纪末的法国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在法国大革命230周年之际，新经典·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法国著名史学家、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维诺克选取了活跃于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中著名的、非著名的一批作家、政论家、艺术家，透过他们的生活、情感、思想来呈现19世纪的自由史。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本书的译者之一、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请他谈谈大革命前后这些为着“自由”奔走呼告的“知识分子”群体。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澎湃新闻：“知识分子”，“诞生”于19、20世纪之交，“终结”于20世纪晚期。想请您谈谈这个“诞生”与“终结”是如何发生的？
吕一民：这里的“诞生”是加双引号的，主要是指法文里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首次出现于19世纪行将结束时在法国爆发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今年恰逢巴黎和会召开与《凡尔赛和约》签订100周年，当年代表法国参会的那位个性极强，有点咄咄逼人的“老虎总理”克雷孟梭因而再次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的是，正是这位克雷孟梭，曾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1898年1月13日，是他在自己主编的《震旦报》上发表左拉就德雷福斯案件写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时，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个富有挑战性并被载入史册的通栏标题：“我控诉（J’accuse）！”；其次，在1月23日，在不少将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已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在一起，但“知识分子”一词却还没有问世时，也正是这位因以“我控诉！”的通栏标题发表左拉的公开信而使《震旦报》和他本人进一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焦点的克雷孟梭，提笔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看法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这句话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al”这一形容词作为名词来使用，并有斜体加以凸显。“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此后，这一词不断地被公众所接受，而且逐渐地流行了开来。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学者一般还认为，“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法国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
至于所谓的“终结”，则与80年代初期法国知识界的两大巨星萨特、阿隆相继谢世后，法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舞台上一度远不如20世纪早期和中期那样活跃，显得有点消沉，甚至过于“沉默”有关。这一现象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时间，许多报刊在谈到知识分子时开始频频使用“危机”、“衰落”，甚至“终结”等词语来形容法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此同时，法国知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对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角色定位与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例如，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其刚创办不久的《争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们究竟能干什么？》的文章。而曾对现代知识的转变和“后现代社会”有过深入研究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世界报》上发文参与相关论战时，竟然为自己的文章取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标题：《知识分子的坟墓》。上述现象，归根结底，实际上反映了曾在此前，尤其是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辉煌的30年”风光无限过后，法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或曰身份焦虑。
在此还需补充一点，不无吊诡的是，20世纪晚期起一度在法国史学当中成为“显学”的史学分支——知识分子史的勃兴，实际上也与这种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或曰身份焦虑密切相关。而在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勃兴过程中，推动最力，成果最多的当推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以及他在巴黎政治学院的同事，曾任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历史评论》主编的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米歇尔·维诺克澎湃新闻：您在序言中说《自由的声音》这本书是知识分子的“史前史”——所谓“史前”是基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出现而言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在“史前”阶段活跃着的知识分子群体与进入历史叙述阶段、被定义后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异同吗？序言中说19世纪的知识分子与18、20世纪的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是什么造成的？
吕一民：这个问题很大，三言两语还真说不清楚。长话短说，我想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是都属于既有公共关怀，同时亦乐于、勇于“介入”的知识人。对此，请允许我倒过来举例，先谈20世纪。
二战结束伊始，在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支持下，萨特就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现代》杂志。他在创刊号上不仅发表了《争取倾向性文学》一文，而且公开提出：文学必须具有倾向性，必须干预生活。应当说，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因而他本人的名字后来也一直跟“介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在《自由的声音》一书中涉及的那个时段，即19世纪的那些法国文人学士们，在“介入”方面也同样可圈可点。事实上，《自由的声音》的副标题，如果要死抠法语字眼，或者用法语来说若要mot à mot地来翻译的话，该译为：19世纪的介入（型）作家。至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介入”方面的表现，我想我只需简单提一下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颇能说明问题了。
至于这三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那就更复杂了。要用短短的几句话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在维诺克在《自由的声音》的导言里曾对此略有阐释，不妨一看。我个人以为，如果非要好好探究这一问题的话，还需要特别关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其须面对的处境各异、分属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各自时期首先面临的任务以及需要承担的角色问题。当然，这里也涉及到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究竟多大？能够凭借或利用的资本（这里首先是文化资本）、平台、媒介等等到底如何？
此外，我还觉得18世纪、19世纪、20世纪之类的划分过于宽泛，前两个世纪暂且不论，仅就20世纪而言，法国知识界在二战前后就大不一样；即便是战后时期，“辉煌的30年”期间和过后也大不一样。如果说萨特在创办《现代》杂志时其地位有如“教主”，那么，在诺拉等人创办《争鸣》杂志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以至于80年代初期，诺拉在创刊不久的《争鸣》发表的《知识分子们究竟能干什么？》一文中宣称，权威人士型的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即便像福柯那样拥有极高声望的知识分子，其身上已不再具有神职人员般的光环。知识分子正在强力地被世俗化，其作为先知的特征已不复存在。有意思的是，诺拉在这里还特意提到了这一点，即“科学方面的投资已使他（指相关知识分子——编者）被淹没在一个巨大的由科研团体和科研经费等编织成的网络之中。”
毋庸置疑，由于种种变化的出现，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势必也得随之调整。作为搞历史的人，我对一位法国同行，我在10多年前翻译的一本译著《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的作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和表现特别欣赏。罗桑瓦龙是当今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史专家。作为法兰西学院近现代政治史讲席教授的他，还是时下在法国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颇为引人瞩目的政治概念史的领军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罗桑瓦龙曾多次强调“政治概念史”也是一种“介入的”史学，而他目前的抱负，就是沿着基佐、基内和托克维尔等伟大历史学家的足迹，分析民主的探索与实验、冲突与争论，以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罗桑瓦龙表示，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研究和对当代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让历史成为现时的“活动实验室”。他认为，只有借助于这种“过去和现在的不断对话”，人们才能认识创制社会的过程，才能全面地理解当代社会。为此，他还引用年鉴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经典话语——“对现时的不理解，必然肇始于对过去的无知。”——来鞭策自己。在罗桑瓦龙看来，政治概念史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同时创造“理解的工具和现实介入的手段”。在一次访谈中，罗桑瓦龙更是明确表达了成为一个“介入型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强烈的介入意识并没有让罗桑瓦龙丧失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求真品质。罗桑瓦龙表示，他反对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把个人的倾向与激情投射到历史研究上去。罗桑瓦龙认为，政治概念史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介入模式，从此以后，介入与否的标准不再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只取决于其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性质。罗桑瓦龙指出，除了普通的政治斗争或矢志于捍卫某些价值与乌托邦外，通过清楚地阐明人们在当前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知识也能变成“一种行动模式”。所以，政治概念史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好地兼顾公民的介入需要和历史学家的求真意识。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维诺克有一本书叫《美好年代》，我想到了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午夜巴黎》，故事里男主角午夜时分不断地穿越到不同年代的巴黎，在那里见到了那个年代的名流，毕加索、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等，这些名流在派对中讨论他们认为的“黄金时代”——在当下那个时代的人眼中，黄金时代总不是时下的，总是过去的某个时段。我感兴趣的是，在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群体概念，这个群体既有代际的差异，在同一代中也有各种差异——像这本书中谈到的人物很多是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您是不是能举例讲讲，不同个体的知识分子眼中的、所谓的“美好年代”（“黄金时代”），以及这个“美好时代”与其个人生命之间的关系？
吕一民：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事实上，我在浙大给本科生开题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通识核心课程时，也会在讲到“美好年代”这段历史时提及这部影片。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知道，它所玩的套路讲白了就是“穿越”，“穿越”，再“穿越”。生活在当下的男主人公，一位好莱坞的年轻编剧在从美国来到巴黎时，心心念念的是海明威等人所生活的20年代的巴黎，结果在午夜时分，鬼使神差地坐上一辆神奇的马车，相继“穿越”到20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由此和海明威等人也有过亲密接触，结果发现，那些知识名流们在派对中讨论他们认为的“黄金时代”时，总是将“黄金时代”定格于已经过去的某个时段。这种套路简单归简单，但应该说，也还是不乏令人深思的地方。
您在明确“知识分子”是一个群体概念的同时能意识到这个群体虽有代际的差异，在同一代中也有各种差异，这一点很好。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史研究中，从“代层”角度进行审视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例如，西里奈利曾在1988年在其国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事实也确实如此，处于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例如，在两次大战之间成长的知识分子，和在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在1968年5月风暴发生时尚属热血青年的知识分子，肯定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诚如您所说的那样，同一代知识分子也绝非铁板一块，由于家庭出身、求学经历、社交网络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肯定也有很多不同。为此，我们得尽量同时注意到其共性和特性。就此而言，西里奈利聚焦于同为巴黎高师毕业生，且有同窗之谊的萨特与阿隆的名著《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值得一看。
至于不同个体的知识分子眼中的所谓的“黄金时代”，也确实只能因人而异。例如，对于萨特来说，他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之初肯定是能让其觉得颇好的时期，以至于他在创刊号的导言中这样写道：“过去也许有过更好的时代，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们的。”毋庸讳言，他这样写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底气的：最初出版时乏人问津的《存在与虚无》突然成了畅销书，一版再版；为了能与他这位新的大师握上一次手或谈上几句话，他的仰慕者们自愿在《现代》编辑部门口排起了长队；就连他和波伏娃经常去的花神咖啡馆亦成了其追捧者们喜欢光顾之地。一言以蔽之，萨特当时在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完全就像是一个“教主”。不无象征意义的是，有人将紧邻“花神”、“双偶”等令人心向往之的咖啡馆的地标性建筑——著名的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称为“萨特大教堂”。
顺便补充一点，正如西里奈利教授等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创办《现代》对萨特扩大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说，在当时，创办杂志是意欲占据知识界霸主地位的知识分子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因为杂志能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不过，我还想在此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对于《自由的声音》第4章提及的贝朗瑞来说，他所处的复辟王朝时期似乎要更好，因为那时新闻自由在法国仍还有待争取，报纸也还是寻常人家亦不是太容易拥有的“奢侈品”，更由于大多数人尚不能识文断字，遂使得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政治歌曲（谣）得以更受欢迎，并因此而获得了“法兰西精神的代言人”之类的诸多美誉。而对于不仅口才好，风度佳，而且还颜值高的贝尔纳-亨利·列维，亦即经常在媒体中仅用BHL来指称的这位当今法国媒体知识分子“第一人”来说，能让自己有机会经常在荧屏中抛头露面的电视时代，显然才是他所期待的时代。
澎湃新闻：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30年，提到这个历史事件，其中的关键词就是启蒙、自由、人权……这本书讨论的是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主标题也是“自由的声音”。维诺克在“导言”一篇的结尾说：“我们将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但这一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不可剥夺的遗产。”那么，回望历史，我们怎么看待作为历史遗产的自由原则？
吕一民：法国大革命当然是值得肯定和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法国大革命史早就是国内外史学界的“显学”之一，研究者颇多，论著汗牛充栋，关于其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我就不多说了。我在此只想提及的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确立的目标很高，步子又迈得过大，因而在革命风暴过后的法国，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有待重建、修复或“补课”的地方很多。细心的读者会不难发现，维诺克在这本书中曾如是写道：“自从路易十六人头落地之后，法国在8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9次政权更替，这些疯狂的更替最终以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而在这一不乏腥风血雨的过程中，《自由的声音》中涉及的不少人，包括在去世时得以享有“至高荣誉”的雨果等的表现不仅值得肯定，而且令人敬重。
不过，我觉得此书实际上还需要再补写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早年曾是著名政治记者和历史学家的梯也尔。此人在复辟王朝时期，特别是1830年7月革命爆发时的表现不仅可圈可点，更是勇气可嘉。例如，当执迷不悟的波旁复辟王朝当局悍然颁布《七月敕令》时，时为《国民报》创办者的梯也尔不仅以编辑部的名义草拟了书面抗议，还对在场者慷慨陈词道：“你们知道，抗议书下会摆着颗颗人头。好，交出我的”，并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名。说到这里，我会不由得想到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毋庸置疑，在我们现在通常作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开端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写下“我控诉！”的左拉充满浩然正气，值得我们为他的勇气拍手叫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时，此时的左拉实际上心里也很清楚，即便根据相关法律，自己大不了就坐几天牢，被罚点款，绝对不用担心会掉脑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法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中，在自由、民主方面走在最前列，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而这一切的取得，与《自由的声音》里的男女主人公们显示出来的才识、情怀，乃至勇气何尝没有关系呢？
关于自由，我们都知道那句很有名的话，Freedom is not free.但我们实际上也应该知道，人们现在已经在享有的一些自由和民主权利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敬重的前人们努力争取、不懈奋斗的结果。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代法国一位集政治家和女权主义斗士于一身，以非凡人格力量深受国人爱戴的杰出女性西蒙娜·薇依。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的薇依，早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二战后投身政坛，曾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在这一过程中，她始终致力于“为最弱势群体争取权益而进行正义而必要的斗争”。其中包括她在1974年顶住保守派压力推动立法，促成女性堕胎合法化。2017年7月1日，薇依在去世一年后正式入葬先贤祠。法国政府在先贤祠广场举行了仪式，马克龙亲自发表讲话，向这位杰出女性表示敬意。当时，我因为就住在附近，所以特意走过去观看这一场景，印象很深，而且已经很感动。晚上看电视时，我又发现，有不少如今已年纪一把，但当年也年轻过的女性，在接受采访时极动感情，一再表示对薇依心存感激。说实话，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时，触动很大，不由得想到，人们当今在理所当然地享有的许多权利，实际上都是与一些人在过去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法国如此，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西蒙娜·薇依先贤祠门前为西蒙娜·薇依入葬准备上面的这一小插曲让我更加觉得，我们得铭记包括这本书中写到的一些人在内的中外先贤、先烈们的功绩，常怀感恩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自由的声音》译者序的末尾特意引了维诺克写的一段话，并指出“毋庸讳言，这一提醒绝非仅仅对法国读者具有必要性，对中国读者亦同样有用”。
澎湃新闻：《自由的声音》在法国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历史著作，维诺克在作为学者之前，也从事过记者、编辑的工作。我想他本身就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接棒者。想请您谈谈，这个传统在法国社会的影响。
吕一民：《自由的声音》不仅在法国叫好又叫座，令我不无欣慰的是，中文版也跟着沾光，问世后表现不俗，5月初问世后，不仅在6月份就迎来第三次印刷。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长期高于9分。维诺克在当今法国堪称是名列前茅的既高产又高质的历史学家，他关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那本名著《知识分子的世纪》，影响力也不在《自由的声音》之下。可以说，他的很多书在得到学界好评的同时在图书市场上的表现也都相当好。因而，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出过袖珍本，或者说口袋本。这一切，不仅和他在巴黎政治学院任教前做过记者、编辑工作大有关系，也和他在任教之余，始终和出版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多有关系。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与他具有公共关怀，并希望借助相关平台或媒介实现自己抱负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认同您刚才的提法，说他本身就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接棒者。
至于这个传统在法国社会的影响，那可以说的就实在是太多了。例如，维诺克在先后对20世纪、19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进行总体研究前，曾对至今仍在法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精神》杂志做过出色的个案研究。巧的是，我在10多年前比较熟悉的一位法国的“中国通”，曾任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科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的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杜明（Jean-Luc Domenach），他的父亲让-玛丽·多梅纳克曾负责过《精神》杂志的编辑工作。杜明先生告诉我，当年他们家经常有知识界名流光顾。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父亲曾和米歇尔·福柯，以及因首先谴责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一起，联手创办了致力于在法国开展监狱改革运动的组织——“监狱情况报道小组”。
在这一点，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表现也很突出。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研究蜚声学界的他后来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一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在1995年法国发生规模空前的大罢工时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在此前几年就致力于对社会疾苦的调查研究，主编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这部厚达千页的著作问世后，立刻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在当时的法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公众对于不平等、种族歧视、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大讨论。毫不夸张地说，此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