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的读后感10篇
《责任的重负》是一本由托尼·朱特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一)：《责任的重负》：先知和他的原罪
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阿尔贝•加缪
认识这个世界，最简单的方式把其间的事物一分为二。如果世间万事只有对错之分，那么一切纷争也都会荡然无存。因而当一个人的眼中，看到的世界如硬币一般，只有正反两面，那么他无疑是幸福无比的。
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眼光犀利，思维敏锐，总能看到事物多一层的意义。当凡人们还在为对错争论不休时，他们却洞察了“对中有错，错中亦有对”的事理。可当他们好心地提醒喋喋不休的大多数人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尴尬——一条大路从中分岔，左右之别，你要先做出选择，才能加入“讨论”。
他们从不愿勉强自己做错误的事，于是也从不会走上岔路的任何一条。可是某种力量却驱使他们必须要将自己的所见所知告诉世人。只是当他们穷其一生后，才会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们终究只是局外人。
在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中，作者以20世纪的法国为背景，介绍了三位思想史上重要的“局外人”——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阐发着自己独到的主张。可因为各自表面看似不同，内在却相似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要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历史民族性与创新性的分歧，这一点在法国历史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一场法国大革命，硝烟尚未散尽，人们便围绕这一事件的思想遗产产生了争执。这本是思想界的事，可当思想界因此而产生了“左右分化”，其影响便由口舌之争扩大到了实质性的政治领域。将学术诉诸实践本是无可厚非，但在政治的领域，对错向来无从明辨，但“制度”的任何一次转弯，其后果却绝非少数人所能承担。
所以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探讨的核心，还是“文人从政”的问题。书中的三位主角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政治领域之中，结果也迥乎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境况怎样，他们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专注于道德与人文关怀，他们冷静而执著地捍卫着自己的责任。这让他们在最后都沦为了局外人，可是总有一天，他们的坚守，会成为某种指引，为后人留下希望。
政治游戏总是关乎利益，但就此判定这场游戏的玩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角逐显然是武断的。指望普遍意义上的权力在道德层面上运行显然是一厢情愿，可某些个体，却会因为责任，而将个人奋斗与大多数人的福祉联系起来。他们与其说是拥有信仰，不如说是渴望担负自己想要得到的意义与光荣。纵然无人问津，可先知们还是要说出自己看到的一切。而在人们对于话语的责任愈加漠不关心的今天，托尼•朱特对“正面形象”的书写，表达的既是崇敬与怀念，更重要的，或许是对历史的“下一页”所怀有的忧心吧。
只是可悲地，每个先知都要背负这样的原罪，即使他知道并说出了一切，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二)：来自法兰西的回声
（此文章为特别有感触的片段的私人体验， 可能并非朱特教授所要阐述的全貌。其中很多地方引用了朱特教授的语句和描述的意思，还是力荐看一看原著）
马尔克斯在《苦妓回忆录》曾经这样描述现实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它们之间的反差让我有机会弄清两者中的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世界，我幻想两个都是，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时间。无论在哪一个里面，我都会看到另一个像是被撕裂般喘息着渐行渐远，仿佛两艘在远海呜咽分离的小船。在朱特看来，20世纪涣散飘摇的法国就有三个病症：政治上无休止的左右之争，维希政权对其民族道德长达数十年的恶劣影响，以及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再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法国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以最大的热忱和勤勉致力于讲述本民族的历史。而《责任与重负》讨论的恰恰是这种群像下三个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经历，进而作为一小块切片，重新编织一张知识分子的脸谱并试图给“责任”一个更标准的定义。
一张怪诞的群像
从一战到20世纪中期的法国，按照朱特的说法，政治、国外政策和道德的不负责正在侵蚀法国人公共生活的空间。维希政权当政者顽固地不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对于德军日益猖獗的野心不闻不问。走马灯似的政府领导人的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和玩忽职守悲哀地成为了一种文化，从政党领导人到普通公务员，都表示出对于时代及自身位置的高度无知：要么按照最偏狭的党派倾向仅为一小部分利益效劳，从未为超越这一范围做过半点郑重其事的努力；要么在两次大战间在战后民众要求改进工作条件和社会服务的压力下成为政治零和博弈的牺牲品，激进变革却又朝令夕改的政策草草上马。战后对于某些涉及法西斯者的道德清算和政治审判以及法兰西各民族间摩擦不断甚至要求独立的纷争又接踵而至。
在这样的时代里，战后先天的物质匮乏和思潮迭出导致了对法兰西精神前所未有的渴求造成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犹太人、非洲裔等等民族与教义之间的分歧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分析性观察，意识形态的战争包裹了对于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心，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越来越少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就连知识分子都只是把投身政治当做承担责任唯一的方式，作家和辩士神魂颠倒地沉醉于这样的迷幻图景全然不顾早就被肢解得四分五裂的法国社会：浪漫自由的国度变成了“一个装满锯齿鲤的池子，它们只需五分钟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撕了，仅仅出于毁灭的快感。”（加缪语）
介入的旁观者
朱特以其极其克制的描写为我们展开三位非典型的知识分子，其实朱特以如此细致的笔法描写三位与当时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并非意在以一种琐碎传记的载体夹杂些许价值评论从而达到普及的效果。恰恰相反，即使你不知道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也不妨碍通过他们简短的人生描述来管窥那些不会被磨灭的特质。
莱昂 布鲁姆一生经历过好几个阶段，从年轻的文学审美家到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从成熟的法理学家到社会主义领袖，在晚年作为一个法国民族劣根性的道德和政治批评者甚至还成为了总理。当社会党舰艇在云谲波诡中摇晃前行，布鲁姆洞悉了法国到处蔓延的激进专制的思潮，他努力揭开共产主义和犹太之争之上的面纱，努力为法国维持一个民主的公共空间。但是其良苦用心难以在党内得到共鸣，在政治对手眼中又是主要障碍，只能一人扛起政治责任的重担。
而加缪，一个想着远离这个非理性政治生态的人，却被对革命或者社会变革充满浅层激情的读者所在舆论上绑架，被迫迈入了一个以存在主义为幌子的哲学圈，他本人并不乐于参与无休止的社会争论。被重重地摔下来后反而被自己一直质疑的荒诞感所包围，他抨击对于人们对革命只停留在最浅层的表象的理解，把对于深层原因的思考矮化成干枯的教条后，社会中充斥着这样的人：对进步和革命充满信仰但是对其发生原因和内在机理从不过问，对于法国殖民政策的非暴力和种族主义色彩如数家珍但对于革命者在国内犯下的恐怖、折磨行为和铸成的失败视而不见，把弑君、恐怖、和折磨行为冠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等等，这些使得集权主义暴力成为当时法国社会的道德和政治困境所在。
在阿隆这里，“极权主义”这个词汇并不那么值得频繁使用，并用以指代开放社会及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威胁。相反，他对于集权主义的思考恰恰是来自于其对立面的关注，即那些还未完成的局部的自由的现实，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还在为自由而苦苦求索的热土。因而他认为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提倡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什么更高级或者理论上更让人满意的生活秩序，而是因为它毕竟站在保障公共自由的立场上，不管其本身有多少缺陷。所以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公共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经验和观察。
局外人的困境
对于绝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而言，敢于发声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难道这就是应该做的全部吗？有的人为了反对而反对，扛着反法西斯反犹太人的大旗却始终不知道自己真正反对的是一种模糊化的身份还是更具象的事物；有的人投身于一种被政治化、阵营化的文化，将公共言论充满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的辩斗性，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布鲁姆的身上叠加了多个看起来矛盾重重的身份：法国人和犹太人，道德主义者与现代化改革家，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人生不可能同时手握一切可得的利益，道德仅在于有勇气去选择。”他从来以一种温和冷静的道德观带对待它的国家：在任何关于社会改革的问题上仍然运用到的范畴思考问题而不是诉诸简单的感情和思维。
而加缪意识到展示人们的典型行为，并非不是合作就是抵抗，在这两个极端以外，还有一系列无穷尽的妥协和否认，它们关系到人的生存，在这个灰色地带中人的自保之心取代了道德困境和道德责任，为了能活下去，人放弃道德选择对于悲惨的实施视而不见。如果说着还可以以阿伦特“平庸之恶”来为其开脱的话，这显然也不是小事一桩，政治标签和政治情感简化了人的行为和动机，在当代马克斯主义者这里，他们的论述把大革命简单地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后来所有革命的的伟大源头。这样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理论就变成了一本僵化的讲义：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中产生了一场革命，使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取代了封建贵族，等等，总之是进步取带了落后。使我们的理解变得生硬而党性十足。
阿隆则在论辩中使用严密的逻辑，深刻揭露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的不现实态度：他们在各种报纸上鼓吹从没得以证实的立论和方案，要么瓜分国家对于他们来讲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戏码，要么在拒面现实和寻求逃避后仍然唯唯诺诺地保持中立。
知识分子的重担
波拉尼奥的拉美故事诞生了形形色色的流亡诗人，在波诡云谲的革命年代过着被称作魔幻然而却是无奈的现实的生活。“什么星悄然坠落而无人自知”。从来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即是我们该如何要求或者说知识分子该如何承担责任，这样一种老生常淡的话题并非今天我最该兴趣的一部分但也绝不是避而不谈。似乎在很多时候很多人看来，知识分子最好是踽踽独行茕茕孑立，若是马革裹尸还能赢得一片身后名。
如同加缪从不把他的角色理解为一个给出答案的人一样，其实我们并不是希冀谁能够提出绝对真理，但是即使不知道路往哪里走，一个人也必须有所承担，朱特认为加缪在晚年的沉默来自于在个人知识、记忆和对于平等适用正义原则的的追求之间进入了进退维谷的状态，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把沉默当成自己最深沉情感的写照。
以前觉得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本不该为自己的作品注入自己的私人化的情感表达，虽然描写本身避不开一种潜移默化的情绪体现，但是总体来说作家应该是隐忍和克制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动人刻画和金宇澄用吴语写《繁花》带来的对私人记忆的呈现让我好像深信这一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写了怪诞的拉美生活，帕慕克、格罗斯曼写自己经历的社会变迁，同样是在作出一种伟大的诠释而非仅仅是刻画现实。因而重点好像已经转移到了怎么表达而并非该不该表达。
朱特以知识分子为题是因为道德义务最容易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他们本人也强调选择——那些被成为选择的决定的伦理维度。不过在我看来，很多法兰西的病症、知识分子或者普通人的幻梦等等都并非那个时代所独有，同样的危险今天似乎也横陈在我们身边，而此时问题的解决恰恰不能只看知识分子。
首先迎面而来的是理解力的差异，而最浅层也是最普遍的恰恰是理解力的缺失。为什么人际总是存在着那么明显的鸿沟，理解的差异看起来不可弥合以至于一次又一次造成互相的伤害；我们看起来充满了目标但那到底是我们在追求这个社会多数人所认可的评价标准，还是在真正追求我们所热爱的事物呢？ 为何我们会常常给马尔克斯冠以“孤独”的头衔而却不说出到底是哪一种孤独在真正牵动人心，每每出现北欧隐喻电影就热切地称呼他们为“反乌托邦”却对于其中更具独特性的内涵视若不见，我们到底把多少问题归因于市场的不足而不去深层探究到底是哪个齿轮出现了运行不顺，我们批评资本主义是到底在指责什么？用笼统词汇和简单思路折射的是理解力的减省，人们被豢养得像是活在表面的生物，在互相同化中延展成一种悲哀的集体刻奇。
这样的现象还在更大的空间内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那些津津乐道于财富增长率或增长水平的人固然十分庸俗，但是全因球广布贫困而谴责“消费社会”的人并非全部都真正了解他们所颐指气使的对象；我们一方面不满理解教育机构、政府场所的刻板和低效带来的僵化给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另一方面也可以质疑、排斥时代蛊惑人心的“改革”氛围。因为经常回过头来看，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大体上公允的时局判定。又如同性恋作为一种新权利应不应该在那些自己的价值规范、传统信仰相违背的人群或者国家中推广？同性恋运动在作为全球化对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的冲击时，会不会使得反同性恋变成一场反抗价值观殖民的斗争？我们是在以同性恋合法化来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的同时枉顾反对者信仰自由的根基，还是因为反对者不能受到任何的压迫和宗教上的弱肉强食而让同性恋者继续蜷曲于社会的角落？在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理解上，当代人倾向于把问题简单化，就像把部分人的不幸归因为其他人捞到了好处。那么此刻一种人与人间的“共情”和更加深度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阿隆试图作为一个哲学家引导他的读者走向一个精妙的平衡，终极的理性和完全的知识即使存在也靠不住。因为我们本是故事中人，局内人的位置剥夺了我们的阿基米德支点，令我们无法一览全貌。精进的理论应该帮助我们明晰对于目的和重点的多样化认知，而不是用于支持一元化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总是如此专横而党性十足。就像跨学科工具的运用使得我们发现对于吸毒者的心理治疗等等措施比起大规模禁毒战争对于解决毒品的泛滥和社会暴力犯罪的加剧是更有效更温和的解决方式，在贫困地区我们发现践行法律的机构腐朽不堪因而我们需要变革来重塑当地社会制度而非采用传统的救济模式。但是工具模式理论等等的变换无法如纸上思考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思考我们的行为停留在哪一步才可以，或多或少都是成本的剧增，而极端情况在社会科学中出现的次数远比自然科学多得多。终究这些都只是一些想法和建议，我们把细节串成线索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细节和方法论都是无限的。如何选择其实是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在其中做出选择，即使这种选择会带来偏见。
其实凡此种种，这些令人担忧的症候充斥我们的生活，其责任的承担早已也不只是知识分子，但是怎么去克服这些道德死角，怎么让庸俗大众不再去寻寻觅觅而有一无所获，如何更好地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其实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总之幸运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所以，请开始真正的生活。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三)：知识分子就应该只批评不建设吗？
还是托尼朱特的作品，通过三位知识分子对法国20世纪做评论。原本以为这样的书我是看不进去的，没想到还能够读得津津有味。
此前有朋友微信上转发“不要轻言知识分子，你们真不是”一文，说“知识分子不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而是具有社会良知、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只批评不建设是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何来，对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或者说这是不是就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定义，这些问题我是回答不来的。但这部书可以回答，借助于布鲁姆、加缪、阿隆三个法国知识分子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反思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不负责任，非常有启发意义。
还有，我把“导言：巴黎之误”读了两遍。开始一遍，最后又重新读了一遍。这一支笔，骂人不带脏字，将法国的里里外外评价一番，真是入木三分。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四)：【转自《读书》】换一束新的光芒召唤历史 文/王东杰
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活泼生动，它也势必沦为往昔，沉入历史的暮色。可它们并未消逝，只是静候现实的召唤，一旦有一束光投射过去，就立刻鲜明起来。那些被认为意义重大的事件，更是从来都如影随形，陪伴在人们身边。而往昔与现实的交织，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在后一情形下，它带给我们的更多是灾难：对既往的认知因现实的争论而四分五裂，眼前的对抗也因双方从同一段历史中各取所需而难解难分。
在托尼•朱特看来，二十世纪法国的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悲剧脚本。《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二十世纪》一书记载了他对此悲剧的思索，但他没有正面描述这个悲剧，而把主要篇幅放到了三个反潮流的思想家身上。这三人的事业、经历、观点都不相同，甚至彼此抵牾：本想做个文人的布鲁姆成为社会党领袖，甚至登上总理席位；加缪以存在主义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却和萨特等人反目成仇；雷蒙•阿隆作为保守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生前备受诋毁。作为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异数，他们一同展示了一个被对立两极观念撕裂的社会，如何难以察觉真正的历史转机。
全书分为四章，除了“导论”外，余下三章各论一人。不过，读竟全书，我的注意力更多被“导论”吸引了。作者在这一章诊断的二十世纪三大“法国病”，最使我感慨不已：“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十九世纪的情形。”其中，左右之争乃是关键所在，其他两个更像它的并发症。
左右之争既如此激烈，却不是因为双方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倒毋宁说是不同信仰所致，因此，毫不奇怪，对历史的解读成为它最好的思想测试剂。朱特指出，二十世纪法国社会的分裂“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这即是前边所言：越被赋予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越可能造成社会分崩离析。
大革命的地位太过崇高，不但成为价值的分水岭，也是任何一方不能放弃的道德高地；后人对它的诠释，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作战方案。可以说，大革命自身就构成一项传统，后人由之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这一传统的辐射范围如此宽广，以至整个法国“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人物思考过”，在左和右、共和与极权的对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大革命的路径依赖，局限了法国社会的知识“想象力”，是左右之争的一个原因。其次是因为历史给人的教训太过深刻：凡欲突破这一思考格局的人，“总是不得好报”。此外，还有一个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在法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有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在这种场合中，聚讼的焦点攸关国家根本，双方固执己见，寸土不丢，也可想见；而其结果永远会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可是，原则问题只能是少而精的问题，我们日常所遇多数只是技术问题，这要求我们拿出切近可行的具体措施，在人道和公义立场上推动事务的实质性改善。但“站在人道和公义立场上”，并不意味着把人道和公义作为口号呼喊，也不是仅仅把自己的职责界定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议论，而是要沿此方向，把现实问题细致化、具体化，充分考虑其缘起、环境、条件中的特殊性，提供可以操作的方案。在态度上，它要求争论各方都做出合理妥协，否则必将陷入阿隆警示的陷阱：“抵制、拒绝温和适度的主张以及政府的各种职能”，只是“在为不适度的东西扫清道路”。在知识上，它特别注重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市政管理、城市设计等“专家”型社会科学学科。因为，如同阿隆笔下的马克斯•韦伯，知识分子真正的任务是：“他时刻准备着回答那个令我们所有的票友政治家们惊慌失措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内阁部长，你会怎么做？’”
与此相反，法国多数知识分子把批判看作自己的唯一使命（注意“唯一”二字），而这批判又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热衷于把技术问题还原为根本的价值问题，甚至来不及细究事情真相，便匆忙表态，也要求别人表态；不惜牺牲自己，更不吝牺牲旁人。整个社会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冲动所绑架，形成巨大黑洞，几乎耗尽所有的思想能量，也导致了一个最奇怪的矛盾：“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它使得法国付出了“最致命的”代价：“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
朱特把这种立场优先的态度称作“不负责任”。自“一战”结束，法国有三种形式的不负责任。首先是政治上的：统治法国的那帮人“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又“玩忽职守”；且这是“一种文化”，几乎所有党派的政客“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不肯跳出自己小圈子的利益，为这个国家负责。其次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一旦加入一个阵营，“你就必须抛弃，或者至少暂时抛弃道德自主权”，唯党派意见是瞻。最后一种是学术上的：二十世纪前半期，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由文人组成，“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五十年代以后，“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替代了文学知识分子的位置，但社会依然期待他们“就任何话题发言”，社会科学家自身也不惜故辙重蹈。
简单说来，我们可以把朱特所描述的不负责任归纳为两种表现，一是把派系利益等同于道义原则，二是贬低专业知识的地位。这两种表现也都和法国知识界召唤历史的方式有关：把政治区分混同于道德区分，将党派竞争描述为善恶决战，最终以政治原则置换道德原则，本来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思路，则是大革命的另一项遗产。
不过，朱特的思考不限于这两个具体线索。通过对加缪的表彰，他揭示出一个与大革命相关，又超出了大革命这一具体历史事件的层次：“身为作家，加缪通过具体的形象、直接的经验思考，将其所有有关人类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理解与一种空间感联系起来一一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性则（或许是完全）只受时间和‘历史’的限制。”这里，“空间”和“历史”的对立，指涉出两种不同的现实感：前者力图准确把握我们所处具体时空条件的特殊性，后者则将所有时空情境都视为某一神圣主题连续剧的一个情节，其意义只能从它们在全剧的地位判断。剧情发展过程中，无疑会出现各种矛看，要根除它们，只能通过终极性解决方案，临时性措施是没有意义的。通过这一思路，各种不负责任的立场显得道义十足。
因此，对历史解释权的过量关注，既是轻忽现实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还是其表现。无怪乎朱特要慨叹：“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一一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一一的持久关注。”
注重专业知识对改良社会的作用，不能被理解为贬低人文思想的价值。从朱特笔下三种“不负责任”的形式看，他把问题分为三个层次：政治、道德、知识。它们各有独立性，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轻易否定，也不能把它们化约为其中的任意一个。
朱特宣称，自己所说的“责任”，绝不等于“政治介入”。然而这不是说他在提倡政治冷漠，而是在警示我们：政治的真正改良，必须从消除“泛政治化”的社会思维习性开始，尤其不该把表白政治姿态与解决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他引用了加缪的一段宣言，最使我们了解其真实的命意：“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加缪所言“立场”，尤指党派立场；其“拒绝采取立场”，意在保留独立做出道德判断的权利，也是在为专业知识腾出应用空间（不过我们也应充分理解“不存在立场的地方”这个前提）。
这同时也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包括全面评估我们的条件，勾勒出问题产生和运作的线索与机制，厘清有关因素的轻重缓急，以及提供一个可量度的阶段性目标一一这个目标首先是阶段性的，并不追求一步到位地实现自己的全部主张；其次是可以量度的：这当然不是说把目标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几位数字，而是说，它可以告诉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我们做到哪一程度，就可牺牲较小，又能较明显地改善某些人遭遇的不公正处境，同时也为进一步改革奠定稳固的根基。这意味着，社会改良永无止休，永远在途中。事实上，在朱特看来，这种“未完成的、中间状态的、有局限的体制”才是自由的“主要保障”。
朱特把重点落在政治层面，主要是由二十世纪法国知识界的实际状况决定的。毋庸置疑，同样的道理，对于道德和知识领域也一样适用。如同“泛政治化”一样，把一切问题都化约为道德判断或知识判断，社会风险系数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即使同一个人的可欲价值也不止一种，有些价值甚至相互对立，作何取舍，时费思量；而很多人也根本缺乏将道德原则具体化的本领，每当遇到特殊情境，往往不知何为合宜之举。故道德原则至上和意识形态至上，实是半斤八两。但若反过来，将包括政治和道德在内的价值取向一概弃之不顾，专业至上，也是另一种盲视，必然缺乏整体视角，只知局部利益优先，各种专业方案之间的冲突，或竟会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派系之争。其实，政治、道德、专业知识，未必相互排斥，社会的真正变革倒有赖于它们的合作。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朱特更不是要贬低往昔的重要性。历史本身是无辜的，即使它导致社会分裂，也不是因为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它，而是因为我们以错误的方式观照了它。在我看来，把历史看作一出通往唯一结局的连续剧（无论结局是什么），即是这一错误观照方式的核心。在这道错误的光芒照射下，现实不过是驶向历史结局的一个驿站，其本身并无独特意义可言，当然也不值得给它什么特殊对待一一我们只要知道终点站在哪里就好。
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历史观归纳为“未来主义”的。如前所述，正是历史遗产源源不断地为左右两派的斗争供应着符号武器。事实上，这种观念给人留下的一个印象是：除了现实不重要，过去和未来都很重要。这当然使人想到：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又是什么？
朱特对此未加解释。根据我的理解，在此观念中，未来是一切价值得以最终展开（因此也就是其最终实现）的空间，当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居于首要地位，此前每个阶段的意义都是由它赋予的。但另一方面，未来到底如何，谁也无法拿给人看，其秩序只能从已经呈现的事件中推导。若我们相信，历史的终极主题早已隐伏在既往之中，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去寻找它，又找到了什么？在此意义上，谁掌握了对往昔的解释权，谁也就掌握了对未来的预告权。过去和未来的合谋，组成了一个衡量现实的尺度。这就是左右两派都会乞灵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它已被他们各取所需，赋予了不同意义，可是他们又都号称，自己的理想全赖大革命所赐。
这个现代观念的根源，深理于人类一些最古老的看法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叫作“历史性”宗教，它们的“忠诚和虔敬集中在关键的历史事件上”，这些事件被认为“上帝肯定性力量的进发”，它为信徒的生活提供了持续的支撑，同时也要求他们努力保持“这些时刻永不间断的连续性”。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一书中，也揭示出诸多古老文化共享的一个主题：人类必须一次次地返回历史原点，才能刷新他们的生命力。虽然泰勒认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已经带领我们远离了“历史性”宗教。但朱特的观察表明，这一思路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以一种极为强势的方式支配着后启蒙时代的思想走向。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难以走出故道，太阳下终究没有新鲜事可言？
这句古老格言自有其睿智之处，不过，世界日异，毕竟也有目共睹。新旧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共同打造历史面相的力量。明白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对朱特多一份了解的同情。事实上，法国最终走出了二十世纪的怪圈。这既解放了法国，也解放了法国的历史。
不过，朱特认为，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主要靠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带有不少运气成分。这也不能不令人思索，一个陷入类似境遇的国家，是否有机会凭借自身努力，恢复健康？如果可以，那又该怎么做？
书中似乎找不到直接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朱特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中窥得一二：“他们习惯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并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纷争，而不是尽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轨道上。”，这里说的“注意力”三字，似应给予特别关注。这个看来极其普通的字眼，在构律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实际上，正是由于注意力的存在，我们面对一团乱麻般的世界才不至茫无头绪。通过凸显某些事实，注意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世界的必要线索：有些现象变得重要起来，有些被放到次要位置，有些则根本被忽略了。然而，若从另一方面看，注意力也不免是一种局限，会自动屏蔽另一些现象。由于注意力同时具有建构和遮蔽的作用，因此，随着注意力投注的方向不同，我们对同一个世界会产生不同的镜像，进而导致我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它。
因此，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并将之导入新轨，虽然不是唯一的措施，却无疑是可行的方案，对知识分子来说，恐怕也是最为力所能及的手段之一。
当然，转移注意力也是一个大工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引用阿隆的一句话：“过去我们犯的错误，不能靠现在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下新错误来弥补。”这里暗含着对一种二元对立认知结构的批判：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除了左和右，别无他路可走，则改正旧的错误，势必以犯下新的错误为代价。但如果我们在左右对立之外，能够成功地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范畴，就会导致注意力的突破。泰勒也说过：“表达也能够改变实践。”新的表达范畴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换一种新的眼光认识这个社会，发明出新的社会实践。
左右之外的新范畴，并不一定就是“中间”。这个概念太依赖于左和右了，一旦此两端消失，它也丧失了必要性。作为左右对立的产物，它更多是一消极概念，难以产生足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我所渭范畴，确切而言是新的范畴框架。比如说，我们不再采用左右这样的区分方式，而是把对社会改造路径的态度分为“温和”与“极端”两种。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立刻觉察到被左右框架蒙蔽的许多社会面相，也会对左右之分产生新的认识：原来左派和右派中都既有温和分子，又有极端分子。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在基本问题上的共识，远远超过他们和各自阵营中极端分子的一致。一旦认识到这一点，这两个派系中的温和分子便可以坦然地跳脱极端分子造就的政治和道德陷阱，思想阵营得以重组，一个社会也有机会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
这当然不是替代左右之分的唯一方案。事实上，我们理应从多种维度探索社会，既包括政治和人文视角，也包括各种社会科学专业的导向。我们的认知范畴框架越丰富，就越容易对所处社会诸领域产生切实的特殊感和具体感，为思想实验开拓更多样的空间。社会有活力，便不致为少数极端分子绑架。这同时也会改变我们和既往的关系：不再把它看成为左派或右派提供依据的证人，而是给予我们思想灵感的源泉。换言之，我们试着换一束新的光芒去照射历史，它也会用不同方式回应我们。事实上，这并不只是注意力突破带来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其中的关键步骤。
原载于《读书》2015年第8期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在钱德勒的小说《恋人无情》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绰号‘驼鹿’的悍匪马罗伊，刚刚获释出狱，就跑去一家酒吧挑衅滋事。这家酒吧雇佣了一位黑人拳师做保镖。面对着凶猛野蛮的‘驼鹿’，黑人拳师虽然自知不是敌手，却仍然没有丝毫犹豫，叹一口气，挥拳向‘驼鹿’打去。仿佛是一只挥舞着前臂的螳螂，企图挡住隆隆驶来的马车。最后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黑人拳师被‘驼鹿’打死了。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秦国大将章邯率领五十万秦兵来攻赵国。强弱不敌，赵相国张耳被围困在钜鹿城中。形势危殆，朝夕不保。张耳的门客陈泽奉命出城求援。东方诸侯畏惧秦兵之强，莫敢相救。甚至于张耳最要好的好朋友陈馀都不肯出兵。陈泽悲愤，宁死不肯辱命，率领五千弱卒冲击秦兵，不旋踵而被秦兵扑灭，陈泽战死沙场。
陈泽，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寒窗苦读，侍奉君主，难道不是为了猎取功名富贵，快乐地享受人生的幸福吗？不过，在那个关键时刻，陈泽想到的是必须要做到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而这一点却很可能做不到。他的心中充满了焦虑，生死祸福，无暇多虑，唯有置之度外而已。
《责任的重负》提到的布鲁姆，是政治家；加缪，是文学家。他们之间，毫无牵连交集。作者自述说，若是他们地下有灵，得知竟然被收入同一部书中，也会惊奇不已的。然而，布鲁姆与加缪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们都怀有着类似于陈泽的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他们在黑暗中大声疾呼，盼望着唤醒沉睡着的同道兄弟们。他们因为自己的唐突冒犯而遭到同胞们的怨恨，也断送了自己的好前程。然而，因为他们心中充满的关爱的焦虑，根本就容不下任何为自己作稻粱谋的念头。所以，他们的个人事业渐渐沉沦失败。他们的本意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也从不后悔自己的作为。
此书的作者托尼•朱特提到，二战之后，左翼思想席卷法国，盛行一时。虽然作者并没有明言自己的立场，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托尼•朱特并不赞成左翼思想。
此书提到的布鲁姆，加缪，以及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他们三人都是左翼人士，坚定地信奉左翼思想。虽然如此，他们或是意识到左翼思想的缺陷，或是感受到左翼运动的偏颇之处。爱之深、责之切，所以，他们都坦率地向同侪朋友们讲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批评，即使得罪了朋友们，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妨碍了自己的前程，他们也不愿意昧着良心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所以，托尼•朱特，这位美国学者，为布鲁姆、加缪、阿隆各作一篇评传，合并成书，以抒发他对这三位法国人的钦佩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