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转红轮》读后感10篇
《倒转红轮》是一本由金雁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6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倒转红轮》读后感(一)：从现代化到文化保守主义 ——论金雁关于沙俄知识分子研究
从现代化到文化保守主义
——论金雁关于沙俄知识分子研究
苦茶
连续读完金雁先生两本专著，虽然写了一篇评论，但是觉得依然有意犹未尽之感，因此就着自己对于阅读的记忆，谈一些自己对于沙俄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这两部书之所以说是金雁先生著作，主要是研究领域主要是沙俄史，如果是关于中国问题，我就会提到秦晖先生了。这两本书中对于沙俄知识分子的探讨，其实是我关注的核心所在，而似乎秦晖先生并没有在上面着太多笔墨，所以就径直称为金雁先生的著作了。
虽然两部书中，探讨了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但两本书所侧重的问题明显是不同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很明显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展开，而《倒转红轮》中则开始通过文化的角度重新反思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问题。这两部书，其实可以说是金雁先生对于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历程。
在前一部书中，金雁先生是将知识分子问题置于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在讨论完经济与政治问题后，才开始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分析的。但是，整部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分析结构，很明显是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因此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乡村土地问题和沙俄晚期改革为基础的。因此，对于知识分子的讨论，更像是讨论他们对于经济政治问题的站队，从而凸显出沙俄晚期知识分子的分化。
倒转红轮则是从索尔仁尼琴开始谈起，也就是真正将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独立了出来，不在纠结在现代化和经济改革问题的泥淖之中。当然，并非是讳言经济改革和革命问题，而是真正作为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背景，而不是理论先决。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进行独立研究，这是金雁先生放弃体制化学术后，所采取的最为精彩的一步。虽然不免有解放脚的问题，但是俄国俄国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化冲突的群体及其现代化的矛盾就此凸现出来，这成为了这部书最为精彩的核心所在。
将现代化问题，转变成为俄国知识分子论域的讨论，凸显出斯拉夫和欧化派知识分子的对立，民粹派和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冲突，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这一系列矛盾本身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必然需要思考和讨论的议题。从而反衬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薄弱，知识分子清一色选择现代化路径，反而失去了加深现代性讨论的可能性。金先生这部著作，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过程的一面镜子，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所应具有的深度与广度。
对此，秦晖先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金雁先生的文化保守主义转型，似乎不以为然，反而在数次演讲中试图对于这种转变进行解读或者改变。但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呈现，并不会因为秦先生这种解释，而失去理论和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如果没有对于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现代性本身就缺乏多元和包容性，也许这是秦先生所不曾提及的问题。如果没有多元性的选择，现代化过程可能伴随着的是暴力性的改革或革命，而缺乏理性精神的改革和革命，最终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反而是现代社会的敌人。
《倒转红轮》读后感(二)：超越主义、阶级的局限
实话说，金老师这部700页巨著着实下了点决心才开始拜读，但一读之下就不认撒手了，社会和思想理论的著作很少能像金老师的《倒转“红轮”》一样读来平实近人和深入浅出，少了说教的学究，多了娓娓道来的沟通。我想，这和金老师研究历史的专业有关，毕竟她不是社会学家。
但身份和专业的局限，没有蒙蔽了金老师的独到眼光，反而恰恰给了她另一种视角去追寻制度演进过程中社会习惯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少谈主义和制度，多深究一些文化、宗教、思想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带给深处其中的人的影响，并进而塑造了外在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说到底，人才是一切的核心所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是外在的现象，文化、宗教和思想才是导演外在的根本的无形之手。俄罗斯地跨亚欧，历史上也曾受东方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虽然从地理上来讲，其政治和文化中心与欧洲更接近，但也远离欧洲文艺和思想中心，因此，俄罗斯社会和文化背景兼具有东方专制和欧洲封建制度的双重影响，也因此在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同时，建立了专制帝国，并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达到其帝国历史的顶峰。
有人说，宪政是一种训练，在我理解，宪政不能是一种设计好了拿来即用的制度，而是一种长期潜移默化、训练培养后的习惯和理念。同样，极权也一样。长期的极权制度下，人的思维模式和习惯也会契合这种制度的需要。俄国极权社会和中国极权社会的共同点在于，所有社会阶层都是皇帝或沙皇一人的奴隶，所享受的地位和占有的物质都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赏赐和施舍，高阶层对于低阶层不再承担任何义务而只有人身或精神上的支配权力。这种极权社会自上而下的结构，使得几乎所有人不再对社会、他人承担任何义务，再加上宗教的式微和覆灭（极权社会不容宗教在侧），直至所有人与所有人失去了认同上的关联，这个社会便从精神上不复存在了，帝国从结构上已经站在了大厦将倾的边缘。一个社会认同的维系不仅在于父亲爱孩子、关心身边的人，更在于对于那些从未谋面的人的关怀和挂念。
所以，就像中华帝国覆灭时一样，俄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一样释放了一盘散沙般的社会。缺少相互认同的社会缺乏自我疗伤的功能，在秩序失却后，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和阵痛，尤其是存在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时候。散沙式的社会只有靠强制才能建立秩序，强制则伴随着暴力，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很快便被更为激进和崇尚暴力的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建立了另一种专制制度，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另一种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专制统治，特别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俄罗斯大地或者苏联大地上，社会文化、人身安全都承受着巨大的恐怖压力。
回到金老师的《倒转“红轮”》，我们可以发现，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的几十年中，暴力和推到一切的思想逐渐成为俄帝制后期社会革命的主导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已经足够指导这场革命了，可以这么下结论，既使没有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俄国还会发生类似布尔什维克一样的革命，并建立同样的政权，只是换了件不同颜色的外衣而已。
《倒转红轮》读后感(三)：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这是一本对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发展比较深入全面的一次剖析的书。
这样的书，读一遍是不够的，理解得不会太深刻，但多少也在努力尝试着抓住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索尔仁尼琴有着向后看的俄国传统，在自己国土的时候，向往着去先进的西方学习，最后却发现资本主义是如此的可恶，他希望俄国能够回顾历史，复古实行以前的社会形态和意识，一个伟大的文豪，在生命结束前写下被俄国知识界认为不伦不类的红轮，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作品。
变幻莫定广为人知的高尔基，中国人甚至世界人民可能只知道他的《海燕》，但经历过他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都在反反复复，捉摸不透他不停的在相反的思想中跳跃，一是他本身在文学之外的哲学和政治上的不确定和不深刻，二是晚期因为斯大林的限制让他说假话。
别尔嘉耶夫等人逃离俄国创作《路标》，曾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经历了激进主义反对派的革命之后，做了俄国传统式的忏悔，对自己对俄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批判，渴望能够回归到文化，回归到宗教，追求内心的信仰，重建美好的精神家园，书反响极大，褒贬不一，如今是俄国文学界研究的对象。
俄国因为扩张政策的推崇，需要大量军人，为控制波雅尔（以前贵族的称呼）的权利，宠幸军人并分配土地和农奴，军人于是变成了贵族，也是世袭制的。后来由于世界的形势不容许国家的随意扩张，军人无所事事，贵族没事瞎琢磨，产生了自由主义的思想。
他们认为沙皇政权太过专制，太过集权，希望能有民主和自由，沙皇对贵族就不爽了，贵族对沙皇也不爽，底层农奴搞不清状况，只知道自己的直接主人贵族不好，相信沙皇是照顾农奴的，跟着闹人身自由，因为以前的波雅尔在自己死后是会释放农奴，而政府无权干涉的，等到沙皇和贵族相互克制而不愿解放农奴的时候，或许农奴知道了自己永远是受剥削的对象了。
在贵族和农奴阶层之外的僧侣，相比他们和商人来说，是最苦逼的，因为以前自己这个阶层是很牛逼的，有自己独立的权力，不受国家管制，而且工资高，待遇好，现在却都没有了这些福利，而且神职系统只进不出，这样后代连工作生活没有保障，不过由于也是从小受过教育，他们可是有想法的，于是打算造反了。
原因谁都想得到，就是因为心理不平衡，仇富心理，导致行为上的偏离，别林斯基应运而生，开始猛烈抨击贵族的好吃懒做却依旧吃喝享乐，不愁吃不愁穿，还天天谈论哲学，谈论对俄国的思想改造，于是两个阶层互相掐起来了，别林斯基因为心理学社会学还可以，发展群众力量，毕竟贵族是少数，其他穷人阶级居多，显然，僧侣阶层获得笔头上和心理上的胜利。
这些仇富的人还不乐意，终于开始搞革命了，认为只有暴风雨般的行动才能拯救俄国，摧毁这专制和享乐的政权，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了别林斯基的思想，将此发扬光大，终究还是没有钱没有权享受，推行了禁欲主义，借此鼓动广大民众造反。
暴力执法的苏维埃引起了公愤，到处都是怨声载道，第三种知识分子的果实无疑被他们窃取了，他们却不能做什么，再次选择逃亡，再次选择俄国传统式的忏悔和反思，期望能回到过去，当然是17、18世纪那种自由的时代，而不是19、20世纪的沙皇专制时代，因为他们明白了：激进主义的革命只是一个更为专制的政权取代现有的专制而已，只有回归心灵，回归宗教才是救赎俄国的最理想方式。
（ps：俄国史的分裂运动是知识分子们产生不同派别的起源，说白了就是沙皇和教皇在经历过和平共处后开始争权的斗争罢了，谁赢谁败无太大意义，因为结果无论谁胜，都有一方会渴望着能够重获以前的自由和民主，于是就会有俄国传统式的忏悔，传统式的向后看。）
《倒转红轮》读后感(四)：倒转红轮——回溯思想史
很厚重的一本学术著作。除了黄金时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之外，这是让我对俄罗斯历史和思想了解最深、最全面的一本书了。
作者带着中国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浸淫苏联文学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困惑，从索尔仁尼琴的回归思想与俄罗斯的当代境况为切入点，采取“倒叙”手法梳理了高尔基、路标派、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贵族与农奴、知识分子中的狐狸和刺猬、中间派的第三种知识分子等诸多问题，最终将俄罗斯的斯芬克斯之谜归结到“分裂派（运动）”的历史和思想问题上来，资料详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实属不易。
尽管全书很多地方有重复论述（也就是有点不厌其烦地论述），资料引用也没有完全遵守学术规范，但问题规模是那么庞大，资料和线索是那么繁杂，作者以一种通俗而亲近的探索和解惑口吻把问题展示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不过作者的目的基本达到了，那就是，只要把思想史的坐标系图谱描绘出来了，溶解在这片深邃湖水中的各个文学现象和经典都有了坚实的背景和历史土壤。从这个角度讲，思想史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是一种“回乡”、“归省”。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述，当初年幼时的情节猎奇终于在几十年的思想梳理中得到了一种追根溯源式的历史还原，许多不解和误解也就随之涣然冰释了。
另外，我觉得，尽管以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格涅夫、果戈里等贵族阶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和思想无疑更具有世界性，更具有打动人心和人性的文学与思想价值、魅力，但本书为我揭示了尼康和彼得改革以前的那个古俄罗斯、旧教派的纯正俄罗斯，也就是后来与“恶的基督”沙皇及其官方东正教持续斗争、反抗几百年的分裂派。分裂运动持续的时期，古老纯正的俄罗斯灵魂就没有死掉，西伯利亚的原始世界才具有了神性的生命力。分裂教派体现了真正的俄罗斯的淳朴良心和宗教神秘感。因为分裂派的生生不息，从僧侣阶层脱胎出来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对抗运动才有了社会、民族基础和精神滋养，路标派的“寻神”思想才有了历史源泉。也因为分裂派的根源，激进而古怪的索尔仁尼琴才那么向往并推崇传统圣地——索洛维茨修道院。
（2014.9.16-10.2）
《倒转红轮》读后感(五)：说说《倒转红轮》（上）
先说说为什么读这本书的感想只有上半篇。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只读了一半。不得不说，读这本长达700页的大部头实在是很费精力，全书十章，我读完了前五章，剩下的半本只能留待2013年补完了。
说起俄国史，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关于俄国的历史，我除了学到课本上那点有限的知识之外，课外并没吸收多少新东西。可以说《倒转红轮》所讲的东西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本以为这书读起来会很费劲，想不到金雁老师的文笔如此了得，读起来不但不费劲，还让我看的津津有味，只恨时间不够，未能读完。这里写的纯属个人感想，希望各位大佬不喜勿喷。
第三个登场的是一个群体，其名为“路标派”。这群知识分子最初是革命的拥护者，当1905年，革命真的来临，这些知识分子却看到了“革命可怕破坏力”。从此，他们从革命转向改良，希望能成为指引俄罗斯的“路标”。在苏联时代，他们是斯大林的敌人，在今天，他们成了俄罗斯的希望。革命与改革，至今也在叩问着我们。
随后讲到的，是俄罗斯奇特的“贵族制”。在沙皇的统治下，不仅农民就连贵族也是沙皇的奴隶，这种极端的中央集权使得俄罗斯成为欧洲最封闭的国家。直到1762年，俄国竟然有一场“贵族解放运动”，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奇观，而这些军功贵族群体还成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摇篮。从军人中诞生知识分子，这就是俄国的特色。
以上也许并不能算真正的读后感，只能说在下才疏学浅，乞各位不吝赐教。
《倒转红轮》读后感(六)：正本清源之作
这本书对我而言，是帮助我了解了一个俄国政治变迁的思想基础，同时介绍了众多俄罗斯文化名人。俄罗斯很久以来一直是不关注的，只觉的是一个挣扎着秀存在感的破落帝国，近代又割占我国大片领土，挑拨外蒙古独立，现在又老是要搞搞地区平衡，相当负面的一个印象。
而这本书给了我这种外行一个新的视角去发现俄罗斯的独特思想脉络，一个帝国受到西欧文化下的变革，本土思想如何坚守和变化，各种社会思潮是如何风起云涌，又是如何落寂轮回，一个三四百年的文化史写出了悠悠历史和宿命感。
觉得作者在本书中在很谨慎的提出自己的观点，但这类在描述完一个现象后，顺便夹叙夹议几句的风格，也许不适合于专业论文，但是对于一本面向大众的社科书籍，个人很喜欢，富含故事性，又能启发读者自行脑补和衍生。
《倒转红轮》读后感(七)：俄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机制、思想特征与精神溯源
如果你关注过2012年各大图书榜，你不可能不知道一本《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的书，作者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东欧史专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能席卷各大图书榜，实则令人称奇。近日读罢此书，认为这是一本不错的关于俄国史的书。本文试图以书中的内容回答作者提出的关于俄国史的“十大怪”，从而探讨本书的主题。
作者在开篇提到，关于俄国历史，有许多不合常规的吊诡之处，总称为“十大怪”。
第一怪，农奴身份很难猜； 第二怪，农民把沙皇当父亲看待；第三怪，地主军人分不开；第四怪，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第五怪，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第六怪，多一手指划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第七怪，总有人喜欢向后看；第八怪，企业家支持反对派；第九怪，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保守派；第十怪，被赶出国门的人再度热起来。
第一怪具体在于为什么俄国的农奴又交租又交税。按理说来，农民是只交租不交税的，税是由领主或地主交给国王或朝廷的，在西欧和中国都是这样。在俄国却不然，“俄国的农奴受到国家和农奴主的双重剥削”。这是为什么？答案是， “俄国的农奴不仅属于私人领主，也属于国家，而且由于他们实际是国家以贵族服兵役为条件‘借给’贵族役使的，因此他们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国家”（P319）；“地主不是农民天赋的主人，只是临时的主人，沙皇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P327）。可以说，农奴直接属于农奴主，但最终属于国家，“一肩挑两主”，给农奴主当苦力，但仍是国家的纳税人。
于是，第二怪就来了，沙皇都这么狠地用税收来对农奴进行“二次剥削”，农民为什么还把沙皇当作父亲看待？ 答案是，坏事都让“直接剥削者”农奴主做了，唱了一出白脸，然后沙皇才粉墨登场，扮相当然是红脸，对农奴主进行打压，以博得农奴的好感。看看沙皇们出台的这些法令——地主虐待农民致死要处以死刑，农民家属的生活要由杀人者的财产来保证；播种季节要供应农民的口粮，地主有义务养活行乞的农民；严格禁止农奴每周劳动三天（P327）……所以说，历届沙皇都谴责农奴制，试图挑起贵族和农奴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善良，而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农奴们还真吃这一套。于是，在农奴中便出现了“一切属于沙皇”的口号。他们认为，“沙皇是仁慈的，只是老爷们太坏”。
第三怪，地主、军人看似不相干的两种阶级，怎么会在俄国纠缠在一起？实际上，在俄国，服役军人、军功贵族、农奴主、地主就是一类人。这又是为什么？神秘的国家使命感致使沙皇要不断进行军事扩张，但沙皇并不像西欧的国王有那样多的财富。这就导致了，沙皇要想征兵进行军事扩张，只能以广袤的土地这唯一的资源作为对军人的支付手段。“土地是国家获得充足军事服役的一种经济手段”（P299）。但问题是，如果土地上没有人，一片再大的地也没有价值，于是沙皇又限定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将土地和农民绑定作为军人的酬劳，农民必须为国家的服役军人重地。所以，地主、军人这两种身份在俄国合二为一，他们替沙皇打仗，是军人；酬劳是土地加农民，是地主。
在这里先做一个小结。前三怪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所探讨的主题都是对俄国基本社会结构的介绍。我们得知，俄国有一种特有的“军功贵族”。他们虽然是农奴主，有大量的财富，但他们也同样是为沙皇卖命的奴才。理解这点，对于理解俄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机制是相当关键的。
对于第四怪，历史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爱捣蛋”的阶层。1688英国光荣革命，新教势力和新兴资产阶级是主导力量，那时候甚至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概念；1789法国大革命只是受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影响，真正抄家伙的还是由农民、工人、商人、军人组成的“第三等级”；中国就更不用说了，知识阶层从来就是“平时袖手谈风月，临事一死报君王”的一群人，自诩清流、忠君报国。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知识分子如此爱“捣蛋”，如此天生地和沙皇对着干。其实，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的人。造成这批反体制的知识分子诞生的机制是——军功贵族阶级的解放。 “在俄国的这种国家体制下（即为了成为贵族，给沙皇卖命当兵而晋升为贵族），受约束的不光是农奴，同时也包括可以使用农奴的人（军功贵族）”；“军功贵族都不是血统贵族，是以自身的被束缚为条件（虽然比农民优越，但仍然是沙皇的奴才）（P339）。所以说，“（军功）贵族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军功）贵族对政府的“离心力”要超过农民（P340）。条件有了，就等待一个释放的机会。1762年，沙皇颁布《贵族自由宣言》，（军功）贵族获得自由，获得沙皇赐予的丰厚的财富，但并未获得权力（P352）。于是乎，这些人“与现实格格不入，又没有养家糊口的迫切需要”，“他们生活优裕，没有商业竞争压力，但却也没有政治前途”（P357）。这种矛盾的现实境地造就了 “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P357）。“思想解放”“反专制”成了他们“爱捣蛋”的天然属性。但是，虽然他们对专制政府不满，然而“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他们同时对专制体制又有很强的依附性（P412）。他们虽然痛恨各种旧制度，比如说农奴制，但自己本身就是这些制度的受益者。这就造成了他们“文学中心主义”“政治肌无力”“永远的忏悔者”等特点。他们只能谈谈文学，忏悔忏悔。在政治上，他们做的反对派不是政治革命意义上的反对派，只想做“对政府没有危险，有益的反对派”（P410）。这一类俄国知识分子被以赛亚伯林称为多面的“狐狸”。代表人物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家。
光有上述右翼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不足以构成整个俄国知识分子的光谱的，需要提到的还有俄国的另一类被称为“刺猬”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像第五怪中指出的，这类知识分子主要组成部分是僧侣阶级。那问题是，为什么是僧侣阶层造就了激进知识分子？在农奴制时代，只有贵族和僧侣识字（P447），但垄断着教育资源的（僧侣）阶层无法掌握俄国的就业资源，他们能控制的就业岗位只占很小份额（P449）。狭窄的就业渠道对神职后代造成很大的压力和精神创伤。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对于僧侣阶层（或者是神职人员），一方面他们识文断字，自视甚高，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又不能被提供与其相互匹配的地位和生存资源。在这种“痛苦”中，他们的仇恨愈演愈烈——“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使他们性格孤僻、行为拘谨、把感情包裹在心灵深处而不外露”；“他们这种清心寡欲的禁欲主义生活馆在大学阶段与奢靡享受和‘性淫乱’的贵族生活观遭遇以后，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和不平衡感”；“青年人本来就有逆反心理，这种落差很大的生活状态对比，更触发了他们对现有生活秩序进行革命性颠覆的决心”（P455）。沿着这条逻辑发展，在与右翼的贵族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过程中应运而生，形成了俄国的左翼的平民知识分子。首先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行动派”，认为，理论探索不过是卖弄哲学逻辑，是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他们极端狂热，有反智主义倾向，不喜欢逻辑严密的论证。面对俄国深重的阶级矛盾，他们还有一种“舍我其谁”“天之降大任于斯”的“英雄”观，认为自己生来就是拯救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他们主张革命，“革命者就是破坏者”，就是矫枉过正，就是要砸烂旧世界不公平的一切，然后要求所有人都去服从高高在上的“普遍意志”（P574）。20实际以来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左祸”皆源于此。列宁承认他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平民知识分子，至于后来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文革，都来自这种思潮。
除了上述的左翼的“刺猬”和右翼的“狐狸”，俄国还有另外两派知识分子。有一派可称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就是所谓“路标派”。他们批判俄国的激进主义，主张“告别革命，回归文化”，强调“重新审视自我”和“个性解放”，也提倡“再造宗教”。这也就可以回答第九怪。众所周知，在西方的语境里，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也不能和保守主义沾边的。但在俄国为什么成为了保守主义呢？答案就是“路标派”。俄国革命期间，有一群倾心马克思主义逻辑力量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他们合法，是他们没有曲解马克思他老人家的愿意），这些人就是后来的“路标派”。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大量的非理性行为释放出来，使这些“路标派”对俄国的革命政党感到不寒而栗，对沾着人血馒头狂吃的暴民政治产生本能警惕，对来自同道见风使舵的背叛心灰意冷，对诡谲凶险的政治斗争产生本能警惕，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感到失望，对普加乔夫式农民运动本能地反感，对俄国现实忧心忡忡（P148）。“路标派”并没有像革命者一样，因为现实需求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相反，他们遵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所以显得很“保守”。另外，除了“路标派”，还有俄国的“第三种知识分子”。作者称他们为“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工蜂”。他们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开启民智”的“社会工作者”，是注重民生细节的社会改造者，是地方自治局的提倡者。
再次小结一下。在这一部分，作者探讨的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俄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我们得知，由于沙皇对于俄国特有的“军功贵族”的解放，孕育了一批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是俄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他们家境优越，爱好理性思辨。他们反专制，爱自由，但同时恋特权，疑民主。这种自我矛盾造成他们“行动力差”，“只知道忏悔”等特点。相对于这些贵族自由派的是平民激进派。刚才提到沙皇解放了军功贵族，凭空造就出一个新贵族阶层。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阐述的那样，这个贵族阶层的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小，但占有的资源却只多不少。终于，旧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这首先影响到的就是僧侣阶层。原本属于僧侣阶层的社会资源被解放了的军功贵族阶层所侵占，识文断字、自视甚高的他们岂能容忍？另外，作为平民子弟，他们实在看不惯那些无所事事、无病呻吟的贵族做派和贵族思想。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平民激进派应运而生。作为神职人员，他们有那种东正教“唯我独尊”的救世情怀；基于宗教教义，他们讨厌纯粹的理性思辨，信封神的“普遍意志”；他们对于种种社会不公和贵族习性无法容忍，要用具体的行动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之后，在这种左右激进对立的状态下，才产生了相对温和“路标派”和“第三类知识分子”。“路标派”对于左右都不买账，是一类文化保守主义者，出发点是对人性的理解和俄罗斯独有的文化。而“第三类知识分子”则不介入争论，主张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探讨完俄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机制和他们的思想特点，作者想从更深层次（不只是社会结构）找寻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源头。作者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源头是“分裂运动”。就像她指出，“分裂运动是解开俄国思想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它是俄国知识分子反抗传统的源泉，又是无政府主义的先导，同时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土壤。然而在激进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它却又成为异见运动的精神家园之一”（P636）。
回答完这十大问题之后，本书的主题就逐渐呈现了出来。这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机制、思想特征以及精神溯源。首先，产生机制是沙皇对于军功贵族的解放。这为贵族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在反对新生贵族阶层的基础上，诞生了平民知识分子。在平民知识分子走向激进化的过程中，又诞生了相对保守的“路标派”和“第三种知识分子”。其次，关于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贵族自由派反专制、尚自由、好思辨，但十分软弱，没有政治行动力，只停留于于文艺、思想的范畴；左翼激进派唯我独尊，主张以激进革命的形式打破旧秩序，具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的倾向；“路标派”是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主张重建道德、重建宗教，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中寻找俄罗斯民族的方向；“第三种知识分子”是一群实干家，不争论，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源头，作者认为是东正教历史上的“分裂运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无论是对体制的反抗，对自由的崇尚，对文化的寻根，都可以从这次“分裂运动”中找到映射。
《倒转红轮》读后感(八)：摘记
1.写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心探寻的驱使，既不需要谄媚权势，也不需要制造史学泡沫和学术垃圾，出手的东西肯定有自己的一番考虑。我一直尝试用长时段立体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2.70年代有一次拿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从上晚自习开始阅读，到宿舍11点熄灯，再到打着电筒被子继续读，整个过程感动的稀里哗啦，泪流不止。3.70年代，如果没有俄罗斯文学作品相伴，我的人生该多么孤寂和无趣。4.在学校里我一直是问题学生，总是纠结在一堆的问题中找不到答案，很多问题跟了我一辈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袋里。5.近年来一些好朋友相继离世，使我患上了时间恐惧症，加之眼睛老花，在电脑上工作的世界缩短了，我真怕有一天眼睛出问题，电脑里只留下一堆自己看得懂的感想和摘录。6.每一个时间段都是这个阶段的认识水平，从来没有一个人一定要彻底想通了才动笔，因为思想的认识过程是无穷尽的。7.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8.俄罗斯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历史、经济、社会、哲学、政治都是从文学衍生分化而来。9.索尔仁尼琴终身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巨著，《古拉格群岛》和《红轮》。10.托尔斯泰说：我很想把自己关于那个时代所知道和所感受的一切都详尽无遗地表达出来，却又知道那是不可能。11.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好多作品都是思想性高于艺术性，它们都体现着社会使命、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的探索精神，作品生动与否、可读性的高低都退居次要。12.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的整个写作过程看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赴难的体验。13.《红轮》有倒转红轮的意思，倒转俄罗斯所走的道路。14.
《倒转红轮》读后感(九)：也读红轮
这是一本展现俄国数百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和奋斗曲线、洞悉近代俄国社会革变的书。它提供给我们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和血肉饱满的人物故事，让我们第一次清晰完整地看到俄国探路人的心路求索之艰辛，以及那革命背后震荡人心令人惊愕的事实，由此也揭下了苏俄红色的面纱。而且，更为可贵的是，由此及彼，引起我们对自身的困局进行反思！
经过读这部本书，我知道了列宁的革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我先有的对他的看法不仅是一种颠覆，也是一次真正的洗礼。在这里，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比我从前被教育的相反的列宁的形象，无疑，也是更真实的列宁。而对于做为他的继承者斯大林，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伪革命者，一个真纳粹分子。
在这里，我开始对革命的善良动机产生怀疑。我觉得，革命的动机开始无论是多么的纯粹，而一旦它发生了，就会朝着反方向发展。革命的领导者从中得到荣誉、地位，而对革命中立或反对的人都将成为反革命，从而被驱逐，甚至被杀害。革命者以一种阶级的优越感，一种信念的优越感凌驾于所有人的头顶，他们自命是为了人民而斗，而在行动时为了他们既定正确的目的不择手段，似乎名义上的多数人的利益要远远重于现实中个别人的生命、尊严和利益。可是谁是人民，或者谁不是呢？也许正如文中所说：“人民比上帝更抽象。”对于人民的界定或许就如那时起时落的海潮一样不稳定吧！因此，革命对象的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优胜者操握着的枪口无论对对准谁都是“确定无疑”正义的。
革命飓风般的席卷平原山地，一切事物似乎在这一刻都有罪恶，都需要革面从新。革命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赴死。然而，“如果没有敬畏之心，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当革命的激情澎湃时，理性和逻辑不免会短路。就像十月革命期间流传的一个小段子，说有一个哥萨克问布尔什维克，“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布答道：“我们要抢那些抢来的东西”，哥萨克顿悟，原来他们比我们还猛，立马甘拜下风。于是我就想，难道革命就是“抢一把”？
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是书中最吸引我的两个人。他们都是作家，都是战士。一个始终如一的坚持自己的信念，一个三次变异立场，而且是对立的立场。索的执着令人钦佩，而高尔基的善变使我思绪烦乱。刚开始对他的变化感到愤慨，毕竟之前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海燕，但是他回国后对无辜的被囚禁者的冷漠令人愤怒；后来他始终没有给斯大林写一篇传记文章，这又使我觉得他不是那么的奴性。（这一点使我想起了老舍先生。）我反观中国现当代的作家，感觉没有像高那样的。我认为，我们的很多作家似乎缺少高的那种精神的底线。
《倒转红轮》读后感(十)：进来一点和全拿出去
终于读完了，不得不吐槽一句，实在是太厚了！对于我这种习惯常年在包里背书的人来说，真是体力活啊！所以真想和作者加编辑说一声，咱能不拍到这么厚的一本书里么？出个上下册甚至上中下册的不好么？！
但是相对于体力上的辛苦来说，脑力劳动的任务则更为艰巨。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毕竟没有经历过照搬苏联一切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的那个时代，所以当固化有限的概念突然以排山倒海的信息量出现且又是完全颠覆既有印象的时候，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因此所谓进来一点，是指对于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讲，增加了对俄国的一些了解，尽管书很厚也都看了，但对于前期除了历史课本寥寥数语外基本为零的基础来说，还是仅仅职能算学了一点点。而全拿出去是一直以来都觉得横跨欧亚的俄罗斯，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亚洲国家，别人也不认为其是亚洲国家，所以还是觉得它算欧洲吧，但这次学到的一点俄国历史说明，这个国家和欧洲完全就是俩码子事，实在无法把其并入欧洲研究，必须全拿出去单说！
和很多人一样，买此书是因为被评为2012年新浪年度十大好书，虽然知道现在书商营销公关得厉害，但毕竟只是因为竞争，如果真的是烂书，怕是怎么推怎么吹也没用的。只是，我本是个市井布衣，实在没文化，所以对俄国的前世今生真的是不了解啊，不像很多人是带着批判眼光来看的，我完全是小白，根本不知道这是本大部头的学术著作，甚至还不知道金雁和秦晖是两口子！因此，我认为，书是好书，但读起来真的很累很难，而这不是因为书不好（我真的读到过书写得极烂难以读下去的！），而是因为我自己的学识不够，所以需要自己一点一点消化。
此书名为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无论有多少人对金雁引用材料和观点的不赞同，还是不能否认作者是个踏实做学问的人，不能因为作者的结论和读者不同就说人家不严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把所有史料全部看到，就算看到也未必都是真实客观的，就算看到了客观的材料也还是可以得出不同的看法结论来，所以作者的态度还是认真诚恳的。书没有乱七八糟的腰封啊、他序啊、名人推荐之类的，字号小，50万字，但行距排版看起来都还不错，所以主要累的还是脑——对于我来讲。
全书从索尔仁尼琴的探讨开始，到高尔基，到路标派及其影响，分析了俄国农奴制和贵族制与欧洲的大不同，介绍了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知识分子的区别，提出了分裂运动和宗教哲学对俄国历史的深刻影响。
对高尔基的评价是本书争议做大的地方。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当然之前只是知道高尔基是个“伟大的”文学家，“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实海燕只是课本上学过，母亲只是课本上听过，根本没有真正读过高尔基的作品。但这毕竟是个一直以正面形象出现在记忆力的大名，所以忽然看到他在历时关键时刻的忽左忽右大摇大摆急停急转，还是很错愕。很多书评在未高尔基正名，批判金雁，我觉得也大可不必。首先，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把高尔基定性为一个不好的人，只是不是如之前教育中对其如许赞扬罢了，摆出了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也没否认他始终没有给斯大林著书立说的事实。其次，高尔基本人也不是该用好或坏这么简单的词来评价的，每个人都是复杂立体的，在特殊的环境下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历史都还不了一个人的客观面貌，何况是看官，抨击金雁偏激的人自己未免不偏激。
我作为一个弱小的人，思想倒是和托尔斯泰一样的，反战反暴力，希望能用仁爱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列宁和平民知识分子那种暴力革命、激进主义，一定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甚至为了所谓正义可以不择手段的概念主义都深恶痛绝！如果说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敬佩的话，那别林斯基这种更让我觉得太狭隘。
原本没有考虑过俄国怎么会成为苏联的问题，看了这本书，虽然书中完全没讨论历史，我却有了了解，可见当年的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呵呵，不就是野蛮行径强行夺取他人合法财产么。国内只听到新时期对毛的不同声音，多年来对斯大林的否定批判，完全没有想到去看看列宁其人如何，我还是太不关心历史和政治了，要多学习多思考。那些肃反之类的东西果然全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