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读后感锦集
《剧变》是一本由[美] 贾雷德·戴蒙德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202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知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第三种黑猩猩»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从个人的人生经历出发，推导出个人应对危机的方法论，并由此推而广之，衍生出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应对危机或者剧变的十二条关键因素：
6. 国家认同
8.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作者根据自己的旅行和生活经历，选取了7个自己熟悉的国家，其中既有占有得天独厚优势地位的美国，有遭遇危机、知耻后勇的日本，艰难变革、重获新生的德国，也有势单力孤、夹缝中求生存的芬兰，还有突然爆发政变以及屠杀的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他们的国家情形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在某个瞬间或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遭受了外部或内部的危机和剧变，而且这些剧变影响至今，直接塑造了这些国家当今的国际地位、对外关系以及国家政策。作者使用自己的十二条因素逐一分析他们危机或剧变的前因后果，以及应对危机的方式，来检验自己的结论。贾雷德·戴蒙德对于这些危机以及应对方式的分析，理性而客观，他个人崇尚政治领域的妥协与和解，主张国家要客观面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勇于认错和改正，从自身的利益忧戚推行现实可行的政策，同时，他崇尚民主和自由，主张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平等，但同时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也不吝一针见血的批评。在结尾部分，作者探讨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当前和潜在危机，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建议。
正如丘吉尔所言，“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危机两个字，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关键看如何予以应对。当今世界危机重重、风云变幻，外部或者内部的冲击也会给我们个人带来危机，居安思危，建立危机应对意识和方案，才能让我们在冲击中屹立不倒，乃至可以获得新的机遇。
《剧变》读后感(二)：国家如何能战胜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
危机总是会不期而至，它大如一国的兴或者亡，小则事关个人的生存还是毁灭。也正是因此，关于危机的讨论自始至终也从来没有消失过，无论中外。古代人勤勉著史，都是希望能发现政权更替之规律，并以此为后者鉴。今天的学者也从来没有放过这个议题，国家何以衰亡，复杂性系统的脆弱性，乃至个人如何应对黑天鹅，举凡有一种相关的新观点提出，都少不了会引发一轮新的争议或辩论。
正是因为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所以当贾雷德·戴蒙德也决定要写一本这方面的作品时，我们也丝毫不会感到奇怪。戴蒙德是一位生理学家，但却以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而暴得公众大名。那本风靡一时的作品提出要从地理和环境的视角去对人类发展史展开再认识，其颠覆性一时无两。这种颠覆性显然充分暴露了一位科学家的历史研究潜能，也正是因此，当他后来把研究兴趣进一步拓展到各个不同的微观领域时，我们不仅不会诧异，反而总是有所期待。
刚刚出版的《剧变》一书，展示的正是戴蒙德对危机这一命题的研究成果。通读此书，我对这本新书的深刻印象有二：首先这确实是一本不同与以往研究危机的书，它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结论；第二，这又是一本延续着戴蒙德风格和野心的作品，它充满故事，读起来生动有趣，但它也不含糊， 因为所有叙事的目标无不是为了一种规律的寻求。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非常戴蒙德的书。
戴蒙德的危机研究到底有何不同？
毫无疑问，戴蒙德为这本书所涉及的终极目标，是要为国家如何解决危机实现自救，提供一种现实的方案。但不同于过往某些危机研究更多的是将成败的因素归结于某一根本因素（要么是经济，要么是制度，或者其他），戴蒙德这次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戴蒙德列出来12个能够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这12因素中包括对危机形成举国共识，愿意承担责任，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他国获得帮助，借鉴他国经验，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对失败有耐心，保持灵活性，拥有核心价值观以及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等多个内容。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不再展开阐述这些因素，但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所有国家危机的化解，无不和这12个因素息息相关。
作者认为这12个因素不是全都必须要满足的条件，事实上一个国家要想克服危机，只要具备这12个因素中的大部分就可以，不仅如此，某些因素甚至构成了一个国家回应危机的最关键因素。为了解释这一点，作者在书中生动讲述了7个国家的危机自救案例。这些案例正是戴蒙德寻找历史规律的武器。
以芬兰这个国家的故事为例。芬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命运多舛，因为直接与俄罗斯相邻，它历史上和这个国家有着繁杂的纠葛，在二战及冷战期间，它更是变成了社会主义苏联，纳粹以及传统西方国家对垒的前沿阵地。但让人感叹的是，在漫长的冷战以及之后的岁月里，这个国家不仅没有被苏联吞并或者消灭，反而发展成了世界上最为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在戴蒙德看来，芬兰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它拥有了12条危机自救因素中的大多数。芬兰曾经和苏联直接对抗，但代价是这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牺牲了10万人。这个国家吸收了这一惨痛教训，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它尽量不去惹怒苏联，甚至一度还得到了一个对强权卑躬屈膝的恶名。但芬兰人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从诚实的自我评估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依靠稳定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努力，具有强烈国家认同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芬兰人最终渔翁得利，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胜出。
戴蒙德认为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不同，所以在危机应对上从来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策略。例如芬兰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外国经验，但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向外国学习。芬兰在二战中是被欧洲各国遗弃的对象，但德国二战后能走出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外国的援助。芬兰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无法摆脱地缘政治的影响，相反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反倒是在这方面占尽优势。
从这些国家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出，戴蒙德的这个危机应对框架其实是一个灵活动态的理论体系。这与之前所有危机理论的最大区别是，它并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决定论。这倒是符合戴蒙德的一贯主张。实际上戴蒙德很早之前就是某些决定论的反对者，例如对动辄以制度来评价国家差距的呆板论调，他一向嗤之以鼻。在他的理论中，环境，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沿革都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候会以不同的权重突然起作用，成为一场危机的拯救者，成为一个转折点的创造者。
如果说《剧变》一书的前半部分是根据历史总结出规律，是一种数据训练；那么本书的下半部分则是作者试图用其总结框架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是一种数据的检测。 在这一方面，日本，美国以及全球问题成了戴蒙德的三个待检验的对象。
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经济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否会构成真正的危机，对日本产生生或死的影响？作者根据其12因素框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有一些非积极因素，但相信日本还是有跨越危机的方法。
一种动态的危机分析和预测方法确实让人心动，但戴蒙德的这套方法是否真的能够构成一种经得起检验的规律？这确实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戴蒙德的国家危机理论其实源自他对个人危机生活的观察，是一种个人危机分析方法向国家危机分析的移植。这样的移植固然新颖，但诚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国家和个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到底会如何影响这一框架的有有效性呢。除此之外，作者也承认，他选取的案例完全是出自个人主观，这不免让人对这些案例的代表性产生一定的忧虑。它们会不会是戴蒙德拿着锤子砸出来的钉子？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个以量化为主导的研究世界里，戴蒙德这些定性分析的举措，是否能够真的受到大家的重视？更不用说对于一般人而言，一个动态框架远比一个斩钉截铁的理论要复杂的多，也因此更加不讨喜。但即便如此，我个人还是对这样的一种分析框架的提出感到兴奋。出于我个人的喜好和经验，我对一种灵活的理论更具认同性，戴蒙德在思维上始终所具备的开放性更是值得尊敬和推崇。
未来尚未到来，理论暂时还得不到验证，但暂且先不管结论，我们完全可以在读完本书之后，先拿着他的这12因素框架去分析一下我们中国的过往和未来。 毕竟分析本身也算是一种读书能带给我们的乐趣。
《剧变》读后感(三)：剧变已来
戴蒙德在82岁写出这本书，再一次佐证了他在《昨日之前的世界》里提出的观点，老年人的智慧是人类独有的宝贵财富。
本书的研究基于戴蒙德式的、纵横捭阖的跨界思维，将心理治疗领域确立的、影响个人应对危机的12个因素略作调整，变成12个影响国家应对危机的因素，再基于这些因素所建立的框架，对现代史中7个国家的8次危机及其应对方式（6次已结束，2次进行中）进行了考察。这8次危机包括：苏芬战争及芬兰的对外政策调整；近代西方给日本带来的冲击及随后的明治维新；智利总统阿连德的被害及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印尼“9.30”未遂政变及随后的苏哈托上台和反共反华大屠杀；德国的二战失败及战后重建经历；澳大利亚的去白澳化过程；日本当前面临的劳动力缺失、创新力衰退；美国当前面临的极化现象（其中信息极化带来的政治极化其实是全球的普遍现象）。戴蒙德明言，选择这些案例的原因是他比较熟悉相关国度。研究这么小的样本量又无量化参数，并无可能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因此他仅做了“叙述性的探讨”，即论述在每次危机中，各项因素对危机的解决是否有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易读的研究著作，如果对上述历史事件较为熟悉，更可快速跳过大段的事件介绍，只看因素分析的章节。因素分析部分所占篇幅较小，也很容易理解，映射出戴蒙德所具备的那种宝贵特质：能够以简单但又有效的方法去研究重要的问题。戴蒙德的分析探讨有助于确认这些因素对危机处理的影响，进而为后续可能出现的、针对国家级危机处理的量化试验提供一定的框架设计思路。但他肯定想不到，书出版还不到一年，大规模量化试验的契机就出现了。新冠病毒一视同仁地席卷了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相当于形成了200个一致度极高、可深入分析比较的危机处理案例。在这里就着戴蒙德的12因素框架做些粗浅的分析，探讨一下框架的有效性吧。
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新冠案例中，这意味着是否意识到新冠对本国/本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采取针对性的行动。共识存在与否是有力应对危机的根本前提。目前在这点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亚诸地，尤以早在中国爆发前就启动了防疫措施的新加坡、香港为先。其他国家的后知后觉则令人大跌眼镜。看起来他国受难的信息似乎无法对多数国家的决策者和民众造成足够的压迫感，大部分人都要待疫情蔓延至身边才能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党派、阶层严重对立的国家，共识的达成也会受到阻碍，意大利的疫情在反对党执政的北部大区爆发，巴西民众称呼新冠为富人病，都是比较显著的例子。
因素2：愿意承担责任：病毒的蔓延如此快速无情，任何拖延和等待都只会让危机变本加厉。各国是否及时承担起应对自身疫情的责任，是否有能力承担起这份责任，将直接反映在其病患的增长曲线中。不过，由于很多国家缺乏检测或统计的能力或意愿，有价值的全面比较还要等到疫情尘埃落定、真实数据被清理出来以后。
因素3：划清界限。这里的划清界限指明确需要在危机应对中改变的部分。在新冠疫情中引发诸多争议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是否取消大规模活动到是否戴口罩，很多国家在曲折地扩张危机的影响边界。不过最大的界限差异会是在经济方面。疫情带来的衰退已经不可避免，然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能力在经济政策上做出足够的改变以消除或减弱这种衰退。
因素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鉴于没有国家能从他国的疫情中受益，国与国的互相帮助在本次危机是无可置疑的基调，但谁能获得帮助仍然是个问题。可以预见的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贫弱国家，由于没有渠道获取帮助，或没能力支付帮助的对价，反而会是得到帮助最少的。
因素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作为发源地的中国，不幸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除此以外，依赖于高度透明的科研网络，其他国家大致上能够共享相同的经验和信息，但每个国家对他国经验的认可程度和解读能力仍然存在差异。东亚比其他地区应对的更好，是否因为他们更善于借鉴邻人的经验呢？ 美国的初期表现得如此糟糕，与其一贯高高在上的灯塔国心态难脱干系。
因素6：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意味着国民能够团结一心并表现出充分的利他主义，即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利益。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共识达成以后的危机处理效率。威权主义体制容易形成表面上的国家认同，但也无法杜绝阳奉阴违的拆台者，民主体制虽然也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手段，却需要更多诉诸个人利益和情感（“保护你所爱的人”）。但真正会因为认同不足而陷入困境的怕是处在分崩离析边缘的战乱国家。另外，当把整个世界作为面对新冠病毒的主体来看待时，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人类是否会形成同仇敌忾的整体认同，未来的国际协作是会更紧密还是更疏离。
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病毒并不会因为自欺欺人的检测限制、信息屏蔽、统计手脚而不再扩散，这已经被多个国家的经历一再证实的。可以说这个因素被证明对危机应对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等到一切结束，应该有机会进一步量化分析，确认缩窄病患统计口径、禁止统计病患人数（比如禁用“新冠病毒”一词的土库曼斯坦）等不同情形对病毒破坏力的影响。
因素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韩国因为SARS和MERS而建立的疾控体系是他们迅速压制疫情爆的重要基础，但还有很多也经历过类似传染病的国家（包括中国），却没能形成行之有效的防疫体系。经验虽然重要，还需要转化为实操能力，才是应对危机的直接保障。
因素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糟糕的疫情爆发，目前还看不出有哪些国家会无法承受这种失败而衍生出更为可怕的次生灾害。虽然在国力薄弱或向心力较差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
因素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应对疫情所需的灵活性，既包括资源调配，也包括制度变革。有举国体制传统的中国在前一方面表现了很强的能力，使疫情走出了很急的U型弯。但就目前为止出台的扶持政策而言，中国的济困力度又远不如西方各国。不过这种对灵活性的考验同样是长跑，此消彼长的疫情和经济衰退结合，将极其考验各国领导者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的驾驶技巧。
因素11：国家核心价值观：言论自由、危机意识、社交距离、服从性、利他性，有太多价值取向可能影响病毒的传播和防治，恐怕很难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进行分析。
因素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对疫情传播而言，地缘因素并非物理空间上的大小远近，而是交通线路所构成的拓扑图。受地缘因素影响最大的则是交通线路上的骨干节点，传播也在从交通枢纽向次级节点逐步扩散。像朝鲜和蒙古这样的闭塞之地，即使紧邻疫情发源国，也很容易通过封锁交通来控制疫情传播。而世界中心的美国虽有两大洋护体，这次却沦陷得相当彻底。
以上因素对危机应对能力多多少少都有影响，但其中个别因素需要拆分，而另一些则存在合并同类项的可能。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无法归入以上任何一类：国力。显然，犯错再多的强国也可能在中后期翻盘，而弱小国家就没那么多试错机会了。说到底，戴蒙德提供的框架还只是研究思路而非具体的研究方法。只有和实际存在的量化指标结合以后，我们才能评估这些因素与国家级危机处理能力的关联，才能对未来的危机处理形成有价值的指导意见。
《剧变》读后感(四)：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是学者贾瑞德·戴蒙德2020年的最新巨作，以作者自身职业生涯危机和生活危机出发，总结出12个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
1. 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2. 愿意承担责任
3. 划清界限，明确问题
4. 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
5. 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6. 自我力量
7. 诚实的自我评估
8. 应对过往应对个人危机的经验
9. 耐心
10. 灵活的个性
11. 个人核心价值观
12. 不受约束
以上因素简洁明了，基本不需要额外注释，第七点诚实的自我评估和第二点愿意承担责任、第三点划清界限、明确问题、第六点自我力量稍有所重叠，都是理清问题和自身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二、三点更侧重于问题本身，强调特定问题中的自我表现，责任担当；六、七点则侧重于个体，强调自我在解决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六点更强调自我意识的强大驱动力，而七点则注重个体评估，理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国家可以简单看做无数个人的集合，构成国际社会的主体正是每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可以推而广之（此种方法虽过于简陋，存在诸多弊端，但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影响个人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稍作修改应用到国家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贾瑞德·戴蒙德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选择了7个他个人非常熟悉且欣赏的国家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作为案例分析，归纳出12个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1.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2. 愿意承担责任
3. 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
4. 从他国获得物质、资金方面的帮助
5.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6. 国家认同
7.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8.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9.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10.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11. 国家核心价值观
12. 不受地缘政治的约束
将个人因素改造推广至国家层面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国家领导人在国家危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伟人史观”的主张在如今的历史研究领域依旧是热门观点，到底是时势造就英雄还是英雄创造时势的争论一直悬而未决。在本书中作者贾瑞德·戴蒙德针对此问题并未给出明显答案，只是抛出他所认可的研究方法——本杰明·琼斯和本杰明·奥尔肯所使用的综合研究法，尽可能收集历史事件组合成一个大样本，对这些历史材料进行‘历史自然实验’最后以量化的仿佛进行结果分析。
运用以上研究方法，分析本书中提到的七个国家中应对国家危机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领导人：芬兰陆军元帅曼纳林，两位总统巴锡基维、吉科宁；智利军政府首脑皮诺切特；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政变领袖苏哈托；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铁血宰相俾斯麦和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南北战争中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名字，光是说出来都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就作者而言，并未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掌权者。
由此贾瑞德得出的两个结果。其一，领导者的权利受到的约束越少，他们的影响力越大；二，如果领导人遭遇反对势力，而他通过谨慎的、循序渐进的努力最终使自己的观点获得认可，那么该领导者的影响力将发挥到极致。
对于七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和举国上下应对危机的过程和接过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芬兰：贾瑞德从1939以前的芬兰历史讲起，阐述了芬兰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芬兰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背景——尤其是独一无二的芬兰语。重点着墨于冬季战争中芬兰人奋勇地反抗和二战后芬兰人痛定思痛的转变，在‘芬兰化’过程中，芬兰人民成功度过危机，游刃于苏联与西方只见，同多国保持友好关系。
日本：贾瑞德从未久居日本，但因亲戚和朋友的关系，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浓厚的好感。文章以1853年佩里叩关作为国家危机的重要转折点，讲述自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变革的基本过程，日本由受人欺凌无力反抗的海岛小国逐步发展为在全世界海外扩展的霸主，在二战中敢于和苏联、美国、中国、英国、荷兰同时开战的强大帝国。作者在第八章中讲述了今日的日本优势危机，进行进一步的危机框架分析。
智利：智利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个早期政治稳定，拥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1970年两位迥乎不同的领导者先后上任——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智利政府的阿连德败给发动政变的武装部队，当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遭受炮火轰炸时，时任总统阿连德举枪自尽，皮诺切特乘机掌握整个政府，开始了16年的军政府统治，期间军方对于智利民众的迫害令人发指。直到1988年的否决运动后，皮诺切特才被迫下台。至今，军方的阴影依旧飘荡在智利政府。
印度尼西亚：贾瑞德从1979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酒店大厅中的历史绘画展开，描绘了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变事件，在国家政治妥协崩溃之际，左翼势力结合当权政府，试图掌握政权，却遭到军方政变，在军方的精心设计下，七位将军遭到暗杀，开国总统被迫下台，军政府领导苏哈托掌权，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根据官方统计50万印度尼西亚人丧命（这场大屠杀针对的是所有疑似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华裔）。至今，印度尼西亚人对1965年的屠杀只字不提，而年轻人则鲜少接触过相关历史。
德国：二战后的德国，面临的不是突然而至的国家危机，而是多重危机的重叠，战后满目疮痍的故土、万千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难民、大量的战争赔款、经济政治的全面崩溃，还有因纳粹暴行而被世界谴责的罪恶深深印刻于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之上。
弗里茨·鲍尔律师的法庭被德国人称为“奥斯维辛大审判”不是将目光聚焦在希特勒这样的‘大人物’身上，而且深切讨伐活跃的基层德国纳粹分子，如药剂师、管理员之类。鲍尔的审判原则——德国人应对自己进行审判，从而为1968年的学生运动埋下引子。战后第二代的暴力壮举间接地改变了德国的社会风貌，引导了德国政策的变革，其中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调和作用，认清现实，接受领土丧失的现实，积极与各国保持友好交往。1970年12月7日著名的‘华沙之跪’让德意志民族重归人类社会，正如当时报刊评价“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民族。”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解体，德国重新统一。
如今的德国学生会在学校组织下参观纳粹集中营等历史遗址，会在课本中了解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在自我反思与评估中体会德意志民族的伟大精神。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危机是不知如何回答“我是谁”。作者1964年拜访澳大利亚的感触是它比英国更加英国。1788年，欧洲殖民者达到澳大利亚，并将此地作为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直到1868年英国才停止向澳大利亚输送罪犯。和美国截然不同，澳大利亚从未主动宣告独立，斩断与英国政府间的政治纽带，‘白澳’排外政策在当地持续百年。如今的澳大利亚依旧承认英国女皇是国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旗上依然保留英国国旗的影子。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军队不辞远赴千里之外，作为‘英国的子民’登陆加利波利半岛，这个日子依旧是现在的澳大利亚最重要且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国家节日。直到二战中，日本袭击澳大利亚，轰炸新加坡基地，英国人背信弃义才让澳大利亚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国际地位。伟德伦总理顺应民意，跟紧时代潮流， 1972年年末19天进行精确的政治改革，终结“白澳政策”虽遗存许多问题，但也算是理清楚了澳大利亚民众困扰已久的问题。
美国：贾瑞德作为美国人，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和清醒的头脑。在叙述美国危机框架中作者整理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并将其与中国进行比较。美国享有巨大优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全球第一的经济体、历史悠久的民主制度、大多数国民秉持“白手起家”的信念 、在教育、基建、科研等方面的巨大投资以及高素知移民。美国最大的危机在于政治极化即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激烈的党派和党内斗争如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候选者、高额的选举费用还有“格里蝾螈”（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导致不同群体只会接受自己期待的讯息，社会矛盾激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极端、狭隘和暴力倾向抬头。作者在书写美国的危机框架中强调美国民众离诚实的自我评价还很遥远，太多的美国人试图把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别人身上：他们喜欢将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为替罪羊。只有当富者的人身安全无法受到保障时，他们才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问题。
在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对世界将要去往何方提出自己的思考，在 全球范围内将会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的问题有四个：核武器爆发式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各地居民生活水平差异巨大。
全球命运共同体下，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休戚与共，命运相依。环境、资源、自然保护这些问题唯有协商，共议才能找出解决之道，随着美国近些年的退群问题，导致各国对于美国的信用评级降低，某些政客的言辞行为严重损害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形象。世界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平等：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所消耗的石油数量，排出的塑料垃圾和二氧化碳数量是贫困国家人均的32辈。面对这样巨大的不公正，各国如若依旧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等待世界的将是难以预料的危机。尽管各个国家在过去经常面临危机，而且时至今日依旧如此，但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在面临危机时，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了解过往国家应对危机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便可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
《剧变》读后感(五)：美国面临重大危机不自知：5星|戴蒙德《剧变》
“与之不同，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剧变
作者: [美] 贾雷德·戴蒙德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原作名: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
译者: 曾楚媛
出版年: 2020-4
定价: 98.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2171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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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新书。前面6个章节介绍6个国家应对历史剧变的举措，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后面3章讲日本、美国、全世界面临的危机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书中作者给出了12个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跟《枪炮、病菌与钢铁》比较起来，观点的新颖程度稍逊，但是依旧是信息浓度高、信息量庞大。书中涉及到6个国家纷繁复杂的历史和政治事件，但是作者的梳理让这些复杂事件的脉络变得清晰。
作者坦言如果能对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做量化分析，结论会更有说服力，但是工作量太大他难以完成，希望能有人实现。
具体6个应对剧变的国家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
芬兰在1939年和1940年同苏联之间爆发了苏芬战争，苏联付出巨大代价后惨胜，期间芬兰的盟友没有实际行动，芬兰在战后立刻同苏联谈判，答应苏联的领土要求。1945年后芬兰领导人谨慎地与苏联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1854年佩里铁船叩关，日本结束了持续215年的锁国政策。1862和1863年，日本反对开放的激进派两次刺杀外国人，分别导致英国和英法美荷联军的报复，激进派终于认识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结成倒幕派，逼迫幕府把权力交给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
二战时期的日本，主导局势的少壮派军官不了解西方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像1862、1863年那样因为鲁莽行动被随后的军事报复拉回现实，因此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
1970年开始，智利先后经历了两个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领导者。老练温和的阿连德居然主导了激进的国有化政策，没收外国公司的资产；同样温和的皮诺切特抓住权力不放，在位17年。皮诺切特主政期间，流亡在外的左翼政党目睹了东欧和西欧的情况，逐步改变了激进的主张。皮诺切特之后的智利走出了不愿做政治妥协的时代。
在政治妥协崩溃引发国民间自相残杀后的和解阶段，印度尼西亚和芬兰站在了两个极端，智利则处在两者之间：在芬兰，我们看到内战之后国民迅速进行了和解；智利国民对行凶者进行了比较公开的讨论和审判，不过这种和解是不彻底的；在印度尼西亚，国民达成和解的程度极为有限，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审判。
一战后的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德国是受害者，这种心态助长了希特勒当选和希特勒发动二战。二战后德国经历了几次运动，逐步达成共识，深刻反省战争罪行，之后跟各国恢复正常关系，两德统一，经济稳步增长。
澳大利亚国民一直以英国人自居，数次派兵参加英国的对外战争，但是二战期间英国的新加坡基地投降日本，导致之前英国许诺的军事保护成为泡影，二战后英国逐步甩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于1972年摆脱白澳政策。
日本目前的危机存在于这几个方面：巨额国债、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低出生率、拒绝移民、对鲸鱼等自然资源的顽固态度、对战争罪行反省不够。
美国目前的危机存在于这几个方面：选民越来越不接受妥协、选举受党派和富豪的左右、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流动性降低、教育投入减少，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对以上危机的存在还没达成共识、不愿意向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西欧各国学习。
当前全世界面临的重要危机：核武器、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不平等。解决办法只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协商。
总体评价5星，非常好。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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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
◆ 关于本书
本书是针对7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
◆ 第一章 个人危机
◆ 国家危机
表1.2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 第二章 苏芬之战
◆ 继续战争
声势浩大的苏联军队在面对弱小的芬兰军队时却战绩平平，这对苏联来说十分尴尬：平均每消灭1名芬兰士兵需要牺牲8名苏联士兵的生命。
◆ 芬兰化
在芬兰的国家记忆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只有当苏联感觉安全并对芬兰委以信任时，才是芬兰可以心安的时候。
◆ 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 1853—1868年的日本
来自西方的连续报复使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激进派终于见识了西方武器的威力，他们意识到，在目前日本如此弱小的情况下，驱逐外夷的尝试只会徒劳无果。激进派只好等待日本在军事上足以和西方抗衡的那一天。讽刺的是，这恰恰就是日本幕府所推行的政策，也正是激进派对幕府不满的原因。
◆ 明治维新
改革的结果表明，明治政府在借鉴最佳的西方模式这方面颇有技巧：在打造日本军队的各个分支时，日本政府并非仅参考一个国家的军队模式，而是分别以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为模型打造了日本陆军和海军。（这是因为，在19世纪末的欧洲，德国拥有最强大的陆军，而英国则拥有最优秀的海军！）
◆ 海外扩张
所以说，日本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仍发动二战的部分原因（而非全部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日本年轻军官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历史经验，无法做出诚实、现实、审慎的自我评估。这为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 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
最重要的是，对于我的美国同胞而言，智利的案例引出了一个让人战栗的问题。美国和智利都拥有强大的民主传统。然而，民主的藤蔓上竟结出了一颗专制的果实，这是1967年的智利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也是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无法理解的。
◆ 阿连德
在开始介绍阿连德的时候我曾说过，他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原因我们不甚明了。我不断地问自己：作为一名老练的温和派政治家，阿连德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激进的政策？他明明知道这种政策对大部分智利人以及智利军方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 “否决运动”之前的智利经济
但是，从1975年开始，皮诺切特将国家经济的管理权交到了一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顾问手里，这群人后来以“芝加哥男孩”的称号闻名于世，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受过经济学的学术训练，深受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影响。
◆ 皮诺切特下台后
那些去往东欧的智利人往往变得绝望，因为他们发现，不肯妥协的左翼理想主义者的执政并未给国家带来幸福。相反，那些逃往西欧的智利人则看到了温和的社会民主政权的运转为人们带来了高水平的生活，还有比起昔日智利更为平和的政治氛围。
智利的流亡者还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种种观察过后，智利的左翼分子变得不再那么极端。
所以说，皮诺切特之后的智利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依然是个异类，但在这一过程中，智利做出了巨大的选择性变革：变得愿意忍耐和妥协，并且懂得分享权力。
◆ 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
◆ 苏加诺
因为充分意识到印度尼西亚人缺乏国家认同，苏加诺制定了“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大原则，直到今天，这五大原则仍然是团结印度尼西亚民众的总体性意识形态，并被写入1945年宪法。这五大原则极具概括性，分别是：信仰上帝、民族统一、人道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
◆ 印度尼西亚政变
这场三方博弈在1965年10月1日凌晨约3点15分达到高潮，两支陆军部队在左翼司令员的带领下，连同2 000名士兵发动了政变，并专门派遣小分队分别前往7位将军（包括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部长在内）的府邸将其抓获，
◆ 苏哈托
就像是智利的案例中皮诺切特将军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苏哈托的“伯克利黑帮”通过平衡预算，削减补贴，以市场为导向，减轻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债务和降低通胀水平来推动经济改革。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军方设立了一个平行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预算和印度尼西亚官方政府的预算大致持平。在苏哈托治下，印度尼西亚有超过半数的市长、地方政府长官和省长都是军官出身。地方军官有权力以疑似“妨害安全”为由逮捕和拘留任何人。
◆ 危机框架
最后，在政治妥协崩溃引发国民间自相残杀后的和解阶段，印度尼西亚和芬兰站在了两个极端，智利则处在两者之间：在芬兰，我们看到内战之后国民迅速进行了和解；智利国民对行凶者进行了比较公开的讨论和审判，不过这种和解是不彻底的；在印度尼西亚，国民达成和解的程度极为有限，没有对行凶者进行审判。
◆ 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
◆ 1945—1961年的德国
在西方盟国为打败和解除德国的武装而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自己，重建了军队——这并不是出于联邦德国自己的意愿，甚至与联邦德国国会的投票意见相左，而是出于西方的要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 德国人的自我审判
鲍尔做出的努力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名德国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德国的法庭上，通过揭示那些痛苦的细节，向德国民众展现了纳粹时期德国人的信仰与所作所为。纳粹政府的斑斑劣迹并不仅仅是几个邪恶领导者的“杰作”。
◆ 1968年学生运动
结果是，1945年左右出生的德国人不信任自己的父母一代，认为他们是纳粹分子。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中的另外两个侵略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发生了由学生组织的暴力示威事件。
◆ 自我怜悯？
因此，尽管一战后不少德国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何种战前政治失策导致了德国在不利条件下陷入战争，但一战后的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德国是受害者，国家的不幸并非领导者的责任。
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一致认为，二战的欧洲战场完全是由希特勒挑起的。德国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政府所实施的集中营政策以及德国军队在东部前线的所做所为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 领导者与现实主义
总体而言，二战之后的德国总理一直保持良好的判断力。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此深感诧异，因为在同一时代，美国却出现了好几个失败或平庸的总统。
◆ 第七章 澳大利亚：我们是谁
比起本书中其他国家的国民，澳大利亚人更关注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我们是谁？自二战之后，澳大利亚人开始意识到，一直以来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与英国相隔半个地球的“第二个英国”这种自我认知已经过时，已与周边变化的环境格格不入。
◆ 第一舰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
◆ 走向自治
相较之下，澳大利亚人不会庆祝独立日，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纪念日。在英国政府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况下，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了自治权，但它从未完全斩断与英国之间的联系。
◆ 一战
如果你不是澳大利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当地人对澳新军团日的重视程度。在历史上的这一天，澳大利亚的年轻男性被屠杀，被英军将领背弃，他们跨越大半个地球到一个半岛上，和土耳其人打了一场跟自己国家的利益毫无关系的仗，澳大利亚人为何还要庆祝这一天？
◆ 二战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两大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英国并无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相反，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指挥部，大量部署了军队、战舰和飞机，成为澳大利亚国防所倚仗的力量。
◆ 渐行渐远
因此，英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比起新加坡军事基地的陷落，英国的这一举措及其后续进展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关系构成了更为根本的冲击，虽然前者更为戏剧性，也更具标志性，对澳大利亚人造成的心里创伤至今尚未愈合。
◆ “白澳政策”的终结
在魏德伦上任的最初19天内，甚至尚未来得及任命新内阁成员，他和副手便已着手制订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内部实施选择性变革的紧急计划，现代世界中很少有哪次变革在速度和广度上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此背景下，当魏德伦在1972年正式宣布“白澳政策”落下帷幕，并且废除任何官方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时，他的行为并未引起太激烈的抗议，鉴于这一政策深受拥护并延续了一个世纪以上，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 第八章 日本：前路何方
◆ 政府债务
所以，日本的政府债务是一个在该国被广泛意识到的大难题，它由来已久，而且多年来情况越来越糟，但是目前日本国内还未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 日本的女性
所以，日本的企业不太情愿雇用和培训女性员工，因为她们可能会想要分出时间来养育孩子，因而不想长期加班，也可能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不回来上班了。
◆ 老龄化和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
自近代以来，资源压力一直是日本面临的一大诅咒，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日本人也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由此，我认为日本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不是一个问题。
◆ 第九章 美国的未来——优势与最大的难题
◆ 民主的优势
美国的联邦体系由50个州组成，在现实中常常体现为，面对同一个问题有50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它们是互为竞争的关系，由此便可找到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 政治极化
当今能够威胁美国民主的基础性问题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
在美国，政治妥协崩溃的表现包括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
◆ 原因何在
所以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协。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选民变得越来越不愿让步，在政治上越来越不肯妥协。政治家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
◆ 其他层面的极化现象
我从1955年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趋势变化。比起60年前，今日美国学术界中的辩论变得更加充满恶意。
与之不同，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 第十章 美国的未来 ——“其他”三个问题
◆ 美国的选举
所有这些有针对性的投票障碍共同造成了以下结果：在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当中，选民投票率超过80%；在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美国人中，选民投票率还不到50%。
要对现代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完整的讨论，就不得不谈到它的一项饱受争议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竞选宣传方式从成本低廉的印刷传媒转向成本高昂的电视广告，竞选活动成本暴涨。
◆ 不平等与政治僵化
简而言之，我们所坚持的白手起家的信念其实并不现实。白手起家在美国的可行性其实比在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低。
◆ 那又怎样
“生活在一个被穷人包围的世界里会对美国的富人造成任何伤害吗？”针对这个问题，届时许多美国的富人会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一种回答是：会，这会造成个人安全问题。
◆ 着眼未来
美国政府对公立学校投入的减少，以及美国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美国在缩减对大部分国民未来的投入。尽管我们的人口总数位居富裕民主国家之首，但大多数国民并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而这些技能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这是因为在美国，很大一部分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支出并不是用于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比如营利性医疗保险公司收取的高额保险费用、高昂的行政成本、购买昂贵的处方药的支出、医疗事故险和防御性医疗的高额支出，以及为大量无法支付非急诊医疗费用的群体所提供的高价急诊医疗服务。
◆ 危机框架
我们【美国】的根本问题——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还有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尚未成为国民的共识。
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加拿大实际上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能从加拿大身上学到很多解决国家顽疾的办法。
◆ 第十一章 世界将去往何处
我认为，以下4个问题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我根据这些问题的可见程度而不是重要性进行了降序排列，它们依次是：核武器的爆发式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以及全球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
◆ 气候变化
图1全球气候变化的因果链条
答案是，气候变化确实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比如，随着北极海冰的消融，在远北地带将有可能开放不冻航道，而且加拿大南部小麦产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小麦产量有可能会提高。但是，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大多是滔天巨祸。
◆ 危机框架
然而，在为欧盟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之前，请你首先回想1945年，即二战结束之际欧洲所处的支离破碎的状态，然后想一想欧盟所取得的成就。
解决全球问题的第三条路径是达成全球协定，它以全球机制为推手，通过联合国的综合性全球任务和其他国际机构（例如关注农业、打击动物走私、飞行、渔业、粮食、健康、捕鲸和其他问题的国际机构）的具体任务达成。
◆ 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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