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读后感100字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是一本由芮沃寿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精选点评：
●维摩诘也许也是当代很多“佛教徒”的理想吧：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苦行者，而是一个富裕且有权势的贵族，不拒绝奢华和享乐，但是在行为上是一个受人喜欢的君子。生前荣华富贵，死后能进入涅槃之境。
●短小精悍
●看时就想送一本给高中时代的历史老师，她是第一个讲生动历史给我的人。
●本应是一本不错的书，结果被译者弄巧成拙，与《洛丽塔》一起，并列为最差翻译之首。这也是电子商务唯一的缺憾吧，如果每本书都提供“试读”体验就好了。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这个题目有多大，光是想象一下都叫人怵目惊心。即使有人把这个题目写成一部900页的砖头，我们尚且还要怀疑这块砖头的份量是否足以容纳这个标题下的深广。然而现在的情形是，有位大拿用这个题目写了一本正文仅仅90页的书——而且在正文的前三分之一篇幅之内，作者都在大谈汉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故而正式论述佛教的内容只有60页——当然，不管60页还是90页，作为一个章节的长度还是足够了；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一个中国佛教中的专门问题，这种事情也是可以有的啊——只不过，本书并非专论而是通论，并且一共有六个章节……可想而知，需要多么惊人的见识和学养，才能在区区90页的篇幅中自如地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题目，把这件不可能的任务达成。
●非常清晰和完整的脉络，梳理外来思想的中国态度。其中对宋的和民国时期的分析尤其精彩，可惜明清部分着力不足。另外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影响，映射到阿波罗文化和酒神文化非常有趣。
●芮沃寿(ArthurF.Wright，1913－1976)，20世纪中叶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费正清同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1947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攻佛教及隋唐史，曾任斯坦福大学及耶鲁大学教授。1951年与费正清等成立中国思想研究会，担任主席。他还是美国历史协会、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并长期担任中华文明研究委员会会长。
●见新版
●简单的脉络：儒教的衰败->佛教的兴起->儒教通过借用佛教元素成为“新儒教” 好书还需再读。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读后感(一)：带一本旅途中读
知道芮沃寿，是因先知道他的夫人芮玛丽。我只记得一个八卦说当时追求芮玛丽的文人学士挺多，但后来芮玛丽选择了芮沃寿。从这本小册子来看，芮玛丽的选择倒是不错的。
但凡要写一个普及性的专业读物，总要处理好两件事：一是如何理出一条线索，“一以贯之”；二是如何做到深入浅出而又不失专业精神。至于前者，芮沃寿把握较好，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化分成准备、驯化、独立成长、挪用等时段。有意思的是，他坚持使用“挪用”而不是“吸收”来描述宋以来的中国佛教情况，大致是因为后者过于凸显佛教在中国文化了无痕迹，中国文化一成不变，而他不这么认为。尽管最后碎化，但芮沃寿认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广泛深远。
对于后者来说，芮沃寿显然在把握这么宏大复杂的历史时是有些偏重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而相对减少了对中国佛教流派宗义的更多介绍。相比常乃悳的《中国思想小史》小册子这一时段的佛学梳理，则对其颇有独见。当然，我估计外国学生的普及可能没有那么深入的要求，毕竟我们也不会要求教授在普及生物学时把几种细胞图都列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他的质朴的叙述，而不是像今天的所谓“历史如何如何”的炒作普及历史书。
书很薄，在火车上翻起，可以一口气读完，就是贵了点。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读后感(二)：信仰从不纯粹——读《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这本小书读过很久了，最近整理时觉得很适合当下，所以这里推荐一下。
因为现在身边多了很多“信佛”的人，有同龄的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了解一下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了。一般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志趣，去读一些大部头的思想史著作，估计会觉得索然无味，而这本100页出头（去掉过度装帧的部分，也就几十页的篇幅）的小书，很快就能读完，对最关键的问题有了框架性的了解，找到感兴趣的部分再去阅读其他专著更适合大多数人。
回到这本书，作者芮沃寿是汉学哈佛学派（不是那个经济学的流派……）的主力之一（另一位是大家熟知的费正清），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这本《中国历史中的佛教》成书于1959年，这本书是作者在大学的六次演讲整理而成，面向公众带有导论的性质，而且没有太多专业的文献、注释，可读性很强。有人批评这本书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是误会这本书的定位了。
相较大部分中国学者，汉学家作为“局外人”更能客观看待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就像作者指出的，“仅仅在分裂时期，在丧失整体性及相关理想时，中国人才会回应外来观念”。近代以来中国的式微，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急于文化重建，如何回应外来文化变成了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学者在主观上更多地会将佛教资源化、经验化，以达到阐述自己观点的目的。此外，不少佛教史的著作忽视了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就离真实的佛教面貌相去甚远了。
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北大出版社的定价过高。
最后，说一下对当下中国佛教兴盛之风的看法。不难发现，佛教在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些人装点门面的行头，说白了就是装逼利器。而佛教、寺庙在中国民间更多的是一门生意。现在如此，古代也如此，去看看明清小说就明白了，只是古代的寺庙分布广泛，还承担了一些收容流动人口、维系社会稳定之类的社会、经济功用。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读后感(三)：完全不涉及佛教教义的佛教史，真的可以是好的佛教史？
这是一本100页的小册子，梁文道曾经推荐过。非常简略的叙述中国佛教史。或者说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佛教发展史。
但不管怎样，所论述的内容是很有趣的。尤其是翻译佛经的那部分的论述。对修行无益，作者对于佛教的观点基本停留在厌世与虚无这个层次。如果想多一些角度来看佛教史的话，可以参考。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读后感(四)：一种外来文明如何进入中国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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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时代，互联网和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非常轻易和频繁。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子嗣，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外来文明元素填充：现代足球文化来自欧洲，宅、萌、ACG、三次元等等的漫画文化来自日本，企业管理工具和制度来自欧美，长腿欧巴来自韩国……虽然大多数人不太会介意哪些文化元素是本土的传统的，哪些又是外来的异域的，但还是能够对它们各自的来源属性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当然不是外来文明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时期，在过去的历史中，很多舶来品进入中国，比如《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就仿佛舶来品的盛宴，但其中的很多东西，比如骆驼、葡萄、豆蔻等等已经让人忘记了它们的异域身份。但还有一种庞大的外来文明在中国扎下根，并被认为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源流之一，那就是在约两千年前传入中国的佛教。
作为一种外来文明，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并广泛传播生根发芽，这实在是很宏大的问题。但有本书居然只用了很小的篇幅就基本将这一问题的脉络阐述清楚了。这就是美国汉学家芮沃寿（Arthur Wright）的《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芮沃寿和费正清同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的英文原版刊印于1959年，是芮沃寿以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六次演讲为基础写就的，正文只有不到100页，却言简意繁，至今仍是了解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佳汉学经典。
佛教改善、宽慰，但是它不寻求改革。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读后感(五)：社会情境中的中国佛教
一、作者及成书背景
芮沃涛（Arthur F. Wright）的这本书初版于1959年，几乎同时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也即将出版。所以，许里和在《佛教征服中国》的序言中写到“戴密微（P.Demieville）教授（巴黎）在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时日里，也曾潜心校读我这份研究的中国佛教教义部分……还有备受尊敬的朋友白乐日（Et.Balazs,巴黎）……还有我的同行芮沃涛（A.F.Wright斯坦福）和胡卫兹（L.Hurvitz,华盛顿），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页2]”纵观芮沃涛（Arthur F. Wright）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一书中的引用出处，皆是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法国，1894—1979）、谢和耐（Jacques Gernet，法国，1921-）、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加拿大，1922-）、赖肖尔（Edvim O.Reischaur，美国，1910-1990）、白乐日(Etienne Balazs，法国,1905—1963)、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美国，1919-），汤用彤（中国，1893-1964）、塚本善隆（Tsukamoto Zenryū ，1898～1980）等诸位大师的著作。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学科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而20世纪50年代芮沃涛（Arthur F. Wright）在撰写此书的时候，能征引的著作屈指可数，由以上引用的作者可看出，皆是当时世界汉学、敦煌学、佛教学、儒学等学科的最杰出的学者，也是现代诸人文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美国的佛教研究是在西欧的影响下起步的，1844年1月美国波士顿《标盘》（The Dial）杂志第四卷第三号上发表了《法华经》的英文节译，题为“佛陀的布道”(The Preaching/of Buddha)，这是根据法国学者布奴夫（E.Burnouf,1801-1852年）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法华经》法译本译出的。1891年美国学者朗曼(C.R.Lanmann)等人在英国“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的资助下，出版《哈佛东方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兼带收录佛教研究论著，由此莫定美国佛教研究的学术传统[ 李四龙，《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而芮沃涛（Arthur F. Wright）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是概论性的中国佛教史著作中两部较为著名的著作之一（另一部为陈观胜的《中国佛教史概论》）。同时，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是关于“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它诠释了佛教传入之初如何与中国社会、文化失调的早期历史，成为此后美国学者研究此类问题的起点。
二、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概论性的书，其知识是渊综广博的，表述却是清通简要，这是相当见功力的。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本书的写作缘于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由人类学系与联合神学院共同主办的六次演讲……本书所呈现的与实际的演讲大致相同，也怀着同样的希望和意图，注释和专业细节降至最少。”在薄薄的书中，芮沃涛（Arthur F. Wright）广泛利用可收集到的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种研究资料，清晰地勾勒出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作者关注于两个文明的互动历程和模式，并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动态过程，应当以变化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来对待，而本土文化地吸收同化外来变化。
此书背后渗透的是有别于西方汉学传统（法国、美国）的思维模式，印度佛教、中国佛教，这两种不同的文明之下产生的佛教，被当作是文化形态来研究，而文化形态的产生，不仅是佛教，也包括儒教、道教、玄学等各种思想流派的变化是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的。所以，这不仅仅属于佛教学者的工作，更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工作，从社会的结构化进程，[观点引用自Philip Abram的"process of social structuring"History,Sociology,History Soci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P5
]中分析佛教在不同文化形态中的互动，而不是从教理出发考据和探究佛教义理的流变。那么，在此过程中不仅仅是讨论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佛教和道教在现代被划分为宗教，所以经常拿来作比较），而是将佛教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情境当中。
芮沃涛（Arthur F. Wright）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社会的演变。在汉末动乱之前，儒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处于主导地位，对于佛教的考虑是在儒学这个大背景之下，以什么为入口，如何渗透进来的。早期的佛教渗透，又是伴着道家的，比如通常被称作的“黄老浮屠”，以及伴随着的各种道教仪轨、佛教内容、早期原始崇拜混杂的仪式步入中国。这也许和中国早期宗教信仰的发展有关，如陈来所说，“同时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成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成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4月，页18]而佛教作为一门新生事物，在进入的时候必然需要利用中国人能够理解或者熟悉的事物作为载体。那么这些在中国文化早期的巫觋文化、祭祀文化以及各种早期道教因素便很自然的糅合在一起了。这是佛与道的第一次互动。
之后，儒学的系统崩溃，而无法复原，由何晏、王弼发起的玄学一时成为主导，而玄学部分理论又引自道家哲学（道教哲学是有别于道教的），那么玄学、道家哲学、佛教又发生了一次互动。至于7、8世纪佛教臻于顶峰（在皇室和精英阶层的拥护下），道教在皇室的支持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而儒学有了复兴运动（韩愈）。此时，儒学已不再复当年支配之地位，但是正如芮沃涛（Arthur F. Wright）文中所说“儒家传统虽然衰落，但是它在一定的资源中具有垄断性，尤其在政治理论和掌控政治及社会的方法上。”[ 芮沃涛著，常磊译，《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页50]其实，这也是在整个汉末动乱至唐安史之乱之间儒家的历程，虽然已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隐性的渗透依然在发挥着作用。由此，在大背景下我们看到汉至中唐（8世纪），佛教、儒教、玄学、道教（包括道教哲学）四者一直处于一种互动之中。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各思想流派在各自发展，而他们相互之间也同时在互相撞击。从整体来看，这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背景，时间为横坐标，各思想流派为纵坐标。在这个多维度的社会历程中，芮沃涛（Arthur F. Wright）清晰地将之划分为四个时期——准备时期、驯化时期、独立成长时期、挪用期、准备时期至独立成长时期，便是汉至唐这个时段，在安史之乱之后，佛教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作者总结说道，“在各种历史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一部分重要的精英阶层开始复兴本土儒家传统。儒家传统的复兴，标志着佛教在精英阶层中丧失影响力的开端。”[ 同上，页63]之后，宋代起又兴起一种新的思想流派——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或又称作理学、宋学），而佛教逐渐隐没于诸民间信仰之中，呈现的又是另一番形态。
从社会史考虑便不可忽略各种因素，社会是相当复杂的，以上讨论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分为四个阶段。那么在每个时段当中，作为整体的社会又在每个层面上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芮沃涛（Arthur F. Wright）将之划分为士人精英与民间大众来考量。这个二元分析的框架是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 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12]中提出的，用来说明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是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精英阶层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代表的文化。后来欧洲学者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这一概念进行修正。而佛教也正呈现这种趋势。佛教在第一阶段因为材料的缺乏，不能下定论，但是到了3世纪末、4世纪初，通过文献的解读，显示士大夫佛教逐渐形成。“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出现了形成僧人只是精英（intellectual clerical elite）的明显最初迹象……如果我们试图把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作为中国中古社会和文化史的一个层面来加以描述，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大约公元300年是个特别的转折点。佛法渗入最上层士大夫，实际上决定了中国佛教此后几十年发展进程：它为佛教征服中国铺平了胜利道路。”[ 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页95~96]许里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如是写道。因为文献多记载士人精英的言行，对于大众佛教的资料有限，芮沃涛（Arthur F. Wright）描述大众佛教呈现出佛道之争的态势（特别是黄巾起义之后），通过一个将业力运作法则戏剧化的故事让人理解，因此赢得信徒。尽可能灵巧的把佛教元素引入为了维持丰收仪式或其他惯例而存在的就有乡村组织中。[ 芮沃涛著，常磊译，《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页41]这使得在此后产生了民间信仰中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逐渐与当地民间信仰甚至道教的杂糅。
把整个中国作为考虑对象，那么除了有不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区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那么在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国，不同区域受到的影响和呈现的形态的异同是佛教发展的趋势，在考虑范围之内。芮沃涛（Arthur F. Wright）给我们呈现的是南北佛教开始形成不同的态势。北方政权已有匈奴和鲜卑人占据，政权更迭频繁，旧有的士族门阀南逃。北方的佛教与政府打交道，更接近政教合一，而南方呈现出不断调和佛教与贵族的整体及社会（南方皇帝软弱无力，怂恿成为大施主，使用君主权力为信仰谋福的方式）的趋势。[ 同上页46]在许里和的书里他总结为：“公元300年前后先后发生了三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首先，佛教逐渐渗入到很多高层、最高层的士大夫集团中，包括在位的司马家族。这个过程可能始于公元3世纪的最后10年。其次，在向南迁移以及于建康建立东晋之时，这种混合型的上层佛教被移植到长江下游地区，并很快在南方都城士大夫的心智生活（intellectual life）中起决定作用；第三，我们发现佛教渗入到后赵匈奴大单于石勒（319-333）的宫廷中。这是特殊类型的‘北方’佛教形成的标志……”[ 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页81]
汤因比曾提出著名的论断，即宗教的大发展往往尾随一个帝国的崩溃而来，从佛教的发展史来看，佛教在中国的传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汉儒家文明政治秩序崩溃之后出现的政治分裂、社会危机、思想的萌动。芮沃涛（Arthur F. Wright）在此过程中不断阐释、讨论不同文明体系、思想文化形态的在不同区域的碰撞和调适，从宏观上把握文化的互动、渗透、演变。总之，这是一部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著作，从后世很多论著中不难看出受此书影响的痕迹（思路、观点、分析方法）。
大师已然远去，佛教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