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经典观后感集
《敦煌》是一部由周兵 / 李果 / 汪哲 / 潘懿 / 杨涛洲 / 陈利华 / 执导，孙悦斌主演的一部历史 / 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敦煌》观后感(一)：解说词第6集
《敦煌》：第六集《家住敦煌》解说词（上）
“这是个尚不为人知的暗室，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星期，整理了这里全部的写本和绘画。”这是1908年的莫高窟藏经洞，不久前这里发现了数万件中古时期的文献，在这个发现即将轰动全世界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带着上万件文献回到法国后，伯希和说，我没有放过一件主要的东西。
这些主要的东西里有一千多年前的本以为失去的经典和历史，其中一个小小的卷宗记录了唐末宋初时敦煌人奇特的生活和难以琢磨的命运。
他叫曹元忠，敦煌节度使，当地人称敦煌王。这时的中原，唐宋交替社会动荡，但远在西陲的敦煌在曹大王的统治下，还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
这是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村，骆驼一大早就得去鸣沙山上班去了，那儿的游客正等着它们呢。开车的这家人姓秦，家住在月牙泉村，秦家也养了两头骆驼，在鸣沙山下还有五十亩葡萄地。春天来了，他们来到地里给葡萄上秧，就是把在地里埋了一冬天的葡萄秧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芽。在这个沙漠城市中，土地因为稀少而显得尤为珍贵，人们要精心的浇灌它保护它。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
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3257号文书就记载着在鸣沙山下发生的一场土地纠纷。一千年前，一个叫阿龙的寡妇，向官府递上诉状，敦煌王曹元忠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
我们请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来一同解读这件文书。“现在我们正在展示”一千多年前发生在敦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寡妇阿龙为了要回她失去的土地，向节度使官衙提出了申述。‘阿龙，你为什么提交这个诉状？’‘大王，他抢了我二十二亩地呀。’”寡妇阿龙家住敦煌，她当年一个小小的案卷，成为今天各国学者，研究民间生活历史的重要文献。
“这个文书就像一个窗口，通过这扇窗，我们看到古代老百姓的生活，这令人振奋。因为我们本来对那些生活一无所知。”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隐含着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片断，他们想散落了上千年的耕图碎片，而专家就像高明的拼图玩家，一点一点拼接着敦煌上千年的生活史。
“你拿到的是图画一部分的一小块儿和这一部分的另一小块儿，然后又拿到一块儿，这些都是很零碎的，所以你要试着去猜想政府图画是个什么样子。”英国敦煌学者苏珊，把寡妇阿龙的故事，放入敦煌历史的大拼图里，仿佛激活了一千年前阿龙生活过的敦煌社会。
今天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社会活动。而一千年前，敦煌的阿龙也能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就是“女人社”，“女人社”是敦煌城里女性佛教信众的社团，她们定期到莫高窟里念诵佛经，供养佛祖。社团的活动会有定期公告，参加社团要签名登记。一个社团的女人要互相帮忙，彼此协助。而每个女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她叫牙坷和婆婆关系很差，这个婆媳吵架的隐私也被人记录在敦煌文献里，专家对这个文书很感兴趣。她婆婆批评她，她也是怄气不服气，睡那不起来，婆婆说叫你饿三天，饿了你自己就起来了，这个日子我真过不下去了，后来她就提出离婚，她一提出来离婚这婆婆巴不得的，这样的媳妇早就不想要了，你自己提出来离婚那巴不得。那好，所有房子里面的东西都归你，送给你，另外还再给你做一床被子，新被子送给你。就像送瘟神似的就要把她送走。
她走了以后她自己也很高兴，“离开你这个死老鬼，我再去找一个我所心爱的一个人去结婚去。”但是这里面还是比较同情，就是可能流露出作者认为这个女子也不能光是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应该有她自己的想法。
敦煌的女人追求独立的人格，在婚姻中有选择离婚的自由；但来到女人社，她们还是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按时向社里交纳“费用”或供品。只有这样，将来女人社才会出钱帮她们操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祈请菩萨带领她们进入极乐世界。听起来这种定期付款，到期兑现的承诺，倒有点像今天人寿保险的意味。
什么样的葬礼算得上体面呢？一千年前的敦煌人有种特别的观念。这幅壁画叫做老人入墓图。
这不是为去世的人举行葬礼，而是一位感到死期将至的老人来到坟墓前与亲人诀别，然后独自进入墓室与外界断绝往来直至去世。
这两幅老人入墓图里，甚至还有来跳舞庆贺的人。为什么人还没有去世就要先到坟墓里等待死亡呢？这不是普通的坟墓，墓室里面装修成了佛堂的样子，老人希望自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诵经念佛，在安心修持中离开今生。
当时佛教的一部经典认为，信徒在临终前与世隔绝，一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得到更高的修行境界，甚至可以进入极乐净土世界。可这个正在抹眼泪的女人仍然为离开老人的今生而悲伤。更多的信徒和她一样，就像我们的主人公阿龙还是在意着此生此世，春耕秋收的得与失。
而多年前，一个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对另一种生活的选择，竟引发了寡妇阿龙的土地官司。
“大王，这块地十一年前是我叔叔索进君留给我的。”索进君是阿龙的小叔子，有人说他是敦煌人，有人说他是吐谷浑人。他迷离的身世，使官府在十一年前错把阿龙的土地分给了他。寡妇阿龙的案卷，是由公堂上的官员记录的，几个当事人的供词，在今天看来成为一段段小故事。阿龙的小叔子——索进君，是这些故事里最生动的一笔。
很多年前，一群从南山来的吐谷浑人到敦煌抢劫，还是小孩子的索进君被他们抢到了南山，从此再没有音信。当时的南山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祁连雪山，当时在南山地区聚居着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吐谷浑、吐蕃、羌，这些民族，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跑到敦煌城来骚扰一下，大概索进君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吐谷浑人抢走的。
敦煌城的四周有祁连雪山，富庶的河西走廊，还有通往西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原和西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聚居往来。
长大成人的索进君，突然回到了这个繁华的都市。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是不是当年失踪的孩子。但是他献给官府两匹好马，请求从索家兄弟家产中分得他的一份。丈夫和儿子去世后，阿龙的土地一直荒芜着，官府就错把这片荒地分给了索进君，使他成了索家的户主。而阿龙的生活从此改变。
“宜秋渠边上的那块地是我家到索家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的名下。除了那块地，我们还有一些房产。我们结婚的时候办的很体面，如果要是没有这块地，我们怎么能够办到呢？”确实如此，索氏家族在敦煌是一个望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权贵豪门传承权力，世家大族传承文化。在敦煌，张家有张议潮当过节度使，索家的索勋也当过一任节度使，他们和曹家也有姻亲的关系。
阿龙虽然这个时候已经很贫穷了，但她确实和张家、曹家还有关系，所以记录这个案件的有一个证人叫做张盈润，他就是张家，他的身份是书手判官，说明阿龙在当地还是颇有人脉的。
在敦煌想判断一个家族的地位够不够显赫就去莫高窟，看看他家的洞窟修建的怎么样。当时佛教在敦煌非常兴盛，人们在莫高窟修建佛窟，在里面修行打坐供养佛像，据说这样做可以得到最高的智慧和痛苦的解脱，给今生和来世带来回报和利益。
当年的人们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字留在洞窟里为了彰显功德，而这些信息帮助今天的我们找到了曹大王家的洞窟，看到了他和家人的形象。洞窟就是寺庙的一种形式，当年像阿龙这样的百姓也可以在曹大王家的洞窟里念经拜佛。
画匠把佛经教义变成连环的通俗的故事画，画在洞窟的墙壁上，不认字的人可以通过观看壁画来了解佛教道理。
比如，这幅婴儿车的壁画是为了讲解父母报恩经，告诉人们要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无量寿经中人刚刚转世到净土世界的莲花童子形象是用穿条纹背带裤的小孩子表现的。皈依佛门前要清洁身体，有刷牙的，这是洗头的，连上厕所也被画进去了。
“敦煌的壁画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是当年生活的一种映射，因为壁画里面有很多人物，就是那些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人物，艺术家们，敦煌的艺术家们绘制的就是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还有他当年认识并不了解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壁画看到很多过去的故事。”
画工们为了表达抽象的佛经，创作时调动起自己的生活印象，把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难以想象的生活画面保留了下来。
我们的主人公阿龙在婚礼中的妆扮就是根据敦煌壁画里那个时代女人的形象再现的。从现代的形象怎么变成唐代的阿龙呢？造型师杨树云给我们做了展示，唐诗中说“花面丫头十四五，就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都知道满脸贴花子，花子有两种，一种是贴上去的，一种是画上去的，贴上去的叫贴花子，在敦煌壁画中间我数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妇女，她的脸上贴了二十三支花。”（未完）
在敦煌壁画里有一个女人的面颊上画了一对鸳鸯，这给杨树云带来了画腮红的灵感。“先贴上一个小鸳鸯，完了以后画上胭脂，完了以后把鸳鸯拿去了，我今天画的是蝴蝶，我已经把它更加时尚化了一些。”唐代女人腮红这么突出，面部轮廓这么大，今天看起来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在时尚造型师的眼里却有另一番理解。
“脸型圆润，或者说脸型比较大的人啊，她的这个颜色的使用空间的氛围肯定要比小脸的人多一些，她在色彩表现力也可能会明显一点。特别是眉眼距离比较大的人，那她对色彩的表现力就很强烈。她很强调说，我这个颜色能涂出来的效果我给你展示看。如果你需要让她看起来比较饱满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这个腮红涂在脸颊上，更多运用的是色彩感，这样的话，第一给人的感觉比较饱满，第二就是健康感，很喜悦。”这种色彩和喜悦给造型师李东田的创作带来了启发。
“利用了圆点的特点把眉毛去了，在四周画了这个圆点，由原来一边一个变成了单边的，用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去诠释古典的特点。”
壁画让瞬息万变的时尚，定格在一千年前。敦煌为何如此时尚，千年之前阿龙生活的城市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到那里的时候，就像一个城市一样，像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啊，纽约，伦敦啊…”“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大家都不以为怪了，就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大都会，在那里可以尽情地购物，有很多奢侈品，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非常优美的音乐和舞蹈，饭店里供应美味的食物，还有精美的丝绸，和国外进口的各种新奇玩意儿。在这里你能买到来自全世界的商品。”
这是今天的敦煌集市，它和一千年前完全不同。这里曾经云集了东来西往的使臣，僧侣和商队。官员们用马球赛来迎接贵宾，人们大笔的赚钱消费，筹备远行。市场上有专门的旅游业，有礼仪学校，翻译学校，可以请到职业的向导和驼队。
一千年前来往于敦煌城的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梦想路过这里，而今天，藏经洞和莫高窟名扬天下，敦煌城自己成了旅行者的梦想。敦煌城里的繁华，仿佛要使人忘却城外的大漠，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风声如同鬼哭狼嚎，沙丘幻化成巨大的恶魔将渺小的生命吞噬，什么都不能支持人们踏上这条九死一生的路。除非有两种动力，就是金钱和信仰。
在阿龙打官司的季节，敦煌人正在为燃灯节做着准备。每年腊月初八敦煌的佛教信徒在莫高窟的佛像前燃灯来表现佛法的光明。
图.灯树
这是摆放灯盏的灯轮，也叫灯树。壁画上的灯轮有的有十来层高，整个灯轮上可以燃灯上百盏。燃灯节的时候，把邓论摆放在洞窟里，将各个枝杈上的灯盏点亮。人们燃灯斋戒，载歌载舞，供奉佛祖，保佑自己。
从远处看去，莫高窟每个窗口都闪烁着光芒，在夜晚的沙海里它像一艘巨大的船载着人们驶向心中的净土。
“寡妇阿龙，什么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你呢？”“大王，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这是当年我们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凭据，这个可以证明。”
阿龙的儿子曾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契约，是她拥有这块土地的唯一证据。但是阿龙的儿子过世了，由官府认定为索家户主的索进君回到了祁连雪山。现在，曹大王只能靠这张过时的契约来做最后的判决。这张契约在中国历史中显得太微小了，如同鸣沙山里的一粒细沙，轻轻松松就会被埋没或吹散。
不过，历史往往不按规则出牌，它竟被意外地封存进莫高窟藏经洞里，和珍贵的文献绢画一起，等待着千年之后的机遇。
“她本来绝不会出现在历史的记载里，我们仅因为这次公堂记录而在历史中发现了她，这种文件保存下来纯属偶然，而这个记录就是偶然之一。”阿龙和远方侄子顽强地争夺着。真正引起事端的索进君却早已离开了。官府把阿龙的土地作为索家家产分给了他。而让阿龙期盼的春耕秋收、日复一日的耕作，在他看来却是单调和束缚的生活。吐谷浑人的游牧生活重新吸引了他。他随手把土地送给了远方侄子索佛奴，自己重回他心里自由的天地。
夏天来了，月牙泉村秦家的葡萄开始抽芽了，一年的耕作开始越来越有希望了。
敦煌人还吃面，阿龙生活的时代就知道，用胡杨树的天然碱来发酵面粉。在中国的西北随处可见大片的麦地。
这是从新疆出土的唐代的饺子和点心。新疆干燥的气候使得这些面点得以保存下来。
现在正在做的叫千层饼，因为里面层层叠叠的颜色而得其名。各种颜色来自各种天然的植物。大西北的色彩十分单一，满眼都是黄土和黄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西北人喜欢把好吃的东西做得色彩缤纷。
秦家大姐今天做的是揪面片，古时候的人这样描述它，“馎饦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皆急火逐沸熟煮。”在敦煌的文书中还记载着一种特殊的面试叫浆水面，一千年前和今天一样，唐代的人们就用韭菜和芹菜发酵做成浆水吃的时候盛上一碗，再配上面条或者稀饭，酸酸凉凉的非常解暑。
在失去土地前这些美味也是当年阿龙的家常便饭，而她的下半生能不能重新吃饱穿暖就看官司的胜负了。“让他们给证词画押，再做判决。”“我们在文书上看到当时话画押的方式也是比较独特的，它是按照男左女右的方式，用中指的指节在上面画线，那么我们看到有阿龙的中指的指节线，这是我们最接近一千多年以前阿龙的信息。”这个信息留给了我们无穷的遐思。“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艰难的事之后还一直在挣扎，坚定地生存下来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阿龙的命运和性格，在敦煌学者的整理和想象中一点一点清晰起来。专家甚至为阿龙推想了她也许曾经拥有的婚礼。
我们再次回到鸣沙山下，正在那里考察的敦煌民俗学专家谭蝉雪将为我们解读阿龙婚礼的仪式和细节。“人们常说靠山吃山，你们看，我们这一对农家夫妇姓秦，他就住在鸣沙山的脚下，家里养了一头骆驼，因为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到这里来旅游参观，这对夫妇就用骆驼供游人玩耍，所以当年在丝绸路上跋涉的沙漠之舟现在成了敦煌旅游的赚钱工具。不光是现代，在过去的时候在莫高窟里面也绘制了很多精美的壁画，里面有婚嫁图，看，这就是当年婚嫁图中亲迎的马队。”
在唐五代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学者，他说“龛龛圣瑞接云霞，敦煌人民凭此活。这个“龛龛”就说的是莫高窟众多的洞窟，在洞窟里面供奉着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这一千多年的佛像，还绘制了很多很多的壁画。
佛教的教义是比较深奥的，有一部佛经叫做弥勒下生经，讲的就是在佛国的弥勒世界里面是多么的美好，人呢寿命是八万四千岁，女人要到五百岁才出嫁。怎么去反映这样一个内容呢，就用了人间婚嫁的场面，反映当年佛经的教义。
阿龙和夫君要拜堂的，这个房子叫青庐，是模仿游牧民族用毡帐和柳枝做成的帐篷，举行婚礼时临时搭在新娘家的院子里。这是唐代壁画中青庐的形象，青庐可以临时租用，不用的时候可以像伞一样收起来。
唐代的时候女人的地位不低，这里流行着再新娘家的青庐里拜堂成亲，拜天地拜高堂是男拜女不拜，就是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要作揖就可以了。
在女家成亲，男拜女不拜，在十世际的敦煌非常流行，据说是受到生活在敦煌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敦煌城来来往往，有人的梦想从这里开始，有人的梦想在这里沉淀，阿龙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阿龙想夺回的土地就在今天的这片鸣沙山下。春天挖出的葡萄秧现在收获了。秦家大姐摘的葡萄今晚就会运往全国各地。这里的土地今天仍然是人们的生活所依。
“曹元忠听了双方的申诉，拿起笔来大笔一挥，做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判词，他认为这个土地被索进君和他的侄子所取得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不可改变。但是阿龙确实很贫穷，而十几年来没有在这个土地上得到一点点的收获，所以他判决从此以后阿龙可以从这个土地上获得她自己应有的一份。那么从这个判词里面，我们看到曹元忠确实是一个很有性格的节度使，他判案有情有理，而且合法。那么曹元忠是归义军时代当节度使时间最长的，大概三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节度使。在这个案卷上留下了他的亲笔判词，应该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公堂的官员把阿龙的案卷，连同当年阿龙的指纹和曹大王的签名，仔细粘连保存，谁能想到这个官府的例行存档，再次得到查阅和检验，已经是在一千年以后了。
2007年，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商谈，将阿龙文书的数字版图片购买回国。2008年4月我们来到法国，终于亲眼见到文书上阿龙的名字。
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件文书再一次展开面对着我们，这些历经千年，如今散落在众多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书里，到底还隐藏着哪些历史中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寻觅、探索？
《敦煌》观后感(二)：敦，大也；煌，盛也——微评纪录片《敦煌》
12、 敦煌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他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断中断的文明”。所有的溢美之词形容敦煌都不为过。它是宗教的，艺术的，商业的，它见证并记载了文明的成果。可就这样一个地方，它不是官方的，
——2013-8-4 丽江
《敦煌》观后感(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敦煌文化紀錄片不能用分數來評價，不論拍的好看不好看都是向國人介紹這個文化寶藏的最好方式，我們要向那些拯救保護研究敦煌的人們致敬，文化需要延綿民族才能延續
人家國外來看我們
就說看敦煌啊
他就說你了不起
比如我到美國
他說你是敦煌來的
他說：我們才兩百年歷史
這話里全有了
他們兩百年歷史
美國人還要發揚美國精神
那我們呢
我們幾千年的
五千年的文明
敦煌莫高窟只是裡面的一小點
不能去發揚嗎 不能去繼承嗎
---------敦煌研究院院長 樊錦詩（敦煌女兒）
最後一集非常好
《敦煌》观后感(四)：大梦敦煌
我对敦煌最初的向往，是源于秋酿醇酒的诗歌《大漠敦煌》，激荡在诗行间的慷慨激昂和荡气回肠，像是一种神秘的召唤，把人引向塞外边疆。前些天无意中点开央视纪录片《敦煌》，只看了片头，便决定要去敦煌。
背上简单的行囊，搭乘开往边疆的火车，穿山岳，过桥梁，沿丝绸之路，穿河西走廊，火车行驶了整整一天，西安、武威、张掖、嘉峪关，这些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一一经过。
越往西，就越平坦，也越贫瘠。窗外苍茫的戈壁，让我联想这就是战马嘶鸣、狼烟遍地的古战场。我想起“誓扫匈奴不顾身”的飞将军李广，想起边塞诗人雪山长云孤城遥望的豪情和惆怅，想起“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我想，这苍茫的戈壁之下，不知埋着多少染血的折戟、马革裹尸的累累白骨，不知埋着多少深闺良人的千年哀思。
30个小时，经停18站，从四川盆地到河西走廊，在第二个日落之前抵达嘉峪关。这是去敦煌的必经关隘，它是万里长城的起点，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站在嘉峪关城楼，北望茫茫祁连山，耳畔仿佛还能听见抵御外敌的金戈铁马声。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戍边将士的浴血身影早已远去，但在斑驳的城墙上，依然铭刻着历史赋予这座城楼的厚重。
告别嘉峪关继续前行，离敦煌越近，心情越忐忑，就像是要在现实里触摸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敦煌不大也不繁华，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的士车身上印着灵动飘逸的飞天，街灯石座上是反弹琵琶的浮雕，沙洲夜市的民间艺人一边卖东西，一边抄写佛经、雕刻佛像板画，一幅幅线条优美的手绘佛像壁画当街悬挂……凡此种种，透露出这个边陲之地的与众不同，让人仿若置身一个玄妙的艺术世界。
整理好思绪和心情以后，才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佛国世界——莫高窟。进莫高窟之前，先在数字展示中心看了《千年敦煌》和《梦幻佛窟》。敦煌的冷热历史和美轮美奂的壁画彩塑在巨幅屏幕和球幕影院里呈现出来，美得让人窒息。
置身实体洞窟又是另一种感受。在或大或小的洞窟里，被一尊尊彩塑、一张张壁包围，每一个塑造和绘画细节都体现出古代无名巨匠们高超的智慧和虔诚信仰。一代代艺术大师和虔诚僧侣尾随乐尊高僧而来，用千年营造，创造出了这个佛洞悬空的圣堂，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汪洋肆意的艺术海洋。
那个举世闻名的藏经洞里，无数神奇玄妙的经书壁画流落他乡。如今，藏经洞只剩下洪辩高僧的影身，在菩提树下结跏跌坐，以千年不变的威仪，守候着这个黯淡了光辉的洞窟。在那些来自远古时代的敦煌遗书中，我们找到了无数先人留下的身影，其中一卷古书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赵行德如何流落沙洲，敦煌遭遇了哪股外敌的侵扰，甘孜小娘子是谁，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他的名字和这段发愿，通过敦煌遗书永远流传下来，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
一路看下来，思绪飞扬，心情一刻也不能平静。时间太紧，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整理思绪。莫高窟如同一个艺术海洋，我只是到了它的岸边，窥见了一朵浪花。
这个地方，我希望在做足了功课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哪怕是是胡杨树上的林荫道、在石窟走廊上晒晒太阳，吟一首《大漠敦煌》：
我多想带上梦的行囊
牵一只骆驼去那风沙弥漫的远方
我多想沿着遥远又遥远的古道
寻找我梦中的大漠敦煌……
《敦煌》观后感(五)：纪录片《敦煌》观后
纪录片《敦煌》的解说词出版了，我买了一本，DVD出版了，我也买了，心满意足……
这是一部顶好看的纪录片，不过播放的时候我常常上晚班，看不全，觉得很可惜，幸好有书和碟片可以来弥补我的遗憾……和当年我最喜欢看的《望长城》不同，现在的纪录片更加偏重于场景再现，也是因为技术手段更加先进了吧……史小玉、程佛儿、阿龙等人的故事，让人有时空交错之感，甚美……
至于现在的敦煌人，他们值得尊敬！曾经在莫高窟看到工作人员蹲在窄小的洞窟里工作，不得不感叹，他们真正是在奉献的……出现在纪录片中的敦煌人毕竟是少数，但他们足以代表一代代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敦煌的人！
喜欢这部纪录片的结尾曲，悠扬而富有古韵……
敦煌是我的一个梦想，一直都是……
《敦煌》观后感(六)：解说词第9集
第九集《敦煌的召唤》
“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雇了十头骆驼，开始了敦煌行的最后旅程。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 ”
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1943年3月24日，也是农历春分的第二天，一支六人的驼队来到敦煌。他们来自重庆和兰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龚详礼、李廷赞、陈延儒、刘荣增、辛普德和常书鸿。从甘肃的安西到敦煌一百二十多公里，驼队走了三天三夜。而从巴黎到敦煌的路程，常书鸿走过了更为漫长的六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聚集在艺术之都巴黎，他们与同时代的徐悲鸿、刘海粟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西洋绘画艺术的先驱群体。
这其中有两个人跟敦煌发生了不解之缘。一位是王子云，着名雕塑家，刘开渠、李可染、吴冠中都曾师从于他。另一位就是常书鸿，毕业于着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校，他的作品已经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在这个崇尚艺术的地方，这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都以各自的成就树立了与法国艺术家相当的社会地位。
“三十年代在巴黎的都是单身，所以大家周末都到我家聚会。那些艺术家搞雕塑的、搞油画的、绘画的，都在我们那聚会。”常书鸿已经在法国生活了十年，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属于这里。
“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沿着圣杰曼大道散步，顺便遛到塞纳河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部图录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三十年后，它让一位浸淫在西方油画世界里多年的中国艺术家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
《常书鸿日记》：“这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我十分惊讶。”
“他惊讶了，他说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应该看来还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他说我回去一定要回到那去，要了解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回来就讲他一直以后就想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到敦煌去。”
塞纳河畔与敦煌艺术的相遇似乎成为一种召唤，不久，常书鸿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
1936的北平，战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在此之前日本军队早已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将势力向华北推进。显然，这个离开中国十年的艺术家缺乏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常书鸿回到北平后不到十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城里的人纷纷开始南下。此时，常书鸿远在法国的妻女已在归国途中。
“带回来我父亲当年还留在巴黎的画，还有还有我母亲的一些小雕塑，反正大箱子小箱子我记得一大堆，在船上。到了上海我父亲接人的时候，我记得父亲说你带会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开始逃难。”
从1936年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常书鸿随北平国立艺专先后迁至杭州、江西牯岭、贵阳、昆明，最后到达重庆。
（常书鸿日记）“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投奔祖国的敦煌，还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转眼四年过去了……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知识分子聚集而来，重庆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中心。
而在中国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几千年的文明古迹无可挽回地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存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根脉，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知识分子瘦弱的身躯穿越在河西走廊，上世纪四十年代敦煌的历史上，记下了许多人的名字。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九人抵达敦煌，当时张大千在国画上已经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开始被国人和世界所瞩目。
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大千的友人告诉他，沿着河西走廊往西，在戈壁深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唐宋时期精美的壁画。这个消息让张大千从千里之外的重庆来到敦煌。他们就住在千佛洞对面的上寺里，每日清晨，张大千由次子张心智陪同，进入洞窟，直到晚间方才离开。
敦煌四百多个洞窟，两千多身彩塑和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一千多年的灿烂艺术，这大大出乎了张大千的想象，让他无法割舍，他决定开始对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三个月的张大千，归期一再更改，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
1941年10月5日，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视察河西走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突然来到莫高窟，专程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感概，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珍贵，但莫高窟乏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至废弃。
于右任当即赋诗三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次相聚后，于右任决定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保护机构，从而最终使敦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回溯历史，敦煌艺术得以保护，源于众多文化人士的关注和呼吁。
这幅绘于1942年的《敦煌千佛寺全景图》用四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六十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全貌，作者是旅法雕塑家王子云。
像许多爱国艺术家一样，王子云在抗战期间回到祖国。1940年10月王子云发起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查团，沿河西走廊进行了四年多的考查。在敦煌近半年的时间里，考察团临摹壁画，实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当这些罕见的敦煌图片及写生在重庆展出时，震动了大后方文化界。
这是住在莫高窟中寺破庙里的学者向达，向达早年曾到欧洲抄写和研究敦煌散失的经卷。1942年他率领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到达敦煌实地考察，眼见千年佛窟危在旦夕，当即以笔名“方回”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额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呼吁保护敦煌。这篇文章很快激起了文化界对敦煌现状的同情和责任心，一时形成了舆论高潮。
此时敦煌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参观过敦煌后也认为，莫高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出任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通往敦煌的道路。（常书鸿日记）“当一轮太阳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
1943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感受到莫高窟曾有的灿烂，也目睹了它眼前的破败。
《敦煌》观后感(七)：解说词第10集
第十集《守望敦煌》
这段影片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重庆的那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多少中国人尽情地流淌着他们压抑了八年的欢笑和泪水。在这些蹦跳的人群里就有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段文杰。
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随着喧闹的人流，他要向北、向西，去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神灵和艺术对话。
“并不仅我一个人，去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张大千就去得很早的，他也到那去住，住了很长时间。许多人都去了。”
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的消息，在兰州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对他说，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候一年了，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
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著感动得满眼泪水的常书鸿。
“到家了，伸手就可以摸到最蓝的天，低头就可以看到风沙吹乱的群山。”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我最喜欢的是，随便哪一幅我都喜欢，在洞子里头都亲近得很好。”
“你看从常书鸿先生创办这个所，来的都是一些画画的人，他都抱着什么想法，我到这儿来学习古代绘画。那么学习古代绘画的方法或者说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临摹。”
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和段文杰同时期到来的几位画家大多来自四川，和四川的雨雾天相比，敦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太阳。欧阳琳刚来的时候只有23岁。
“美丽的天空，白天太阳出来过后，只要有太阳天蓝，蓝得很，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个老工人他会种瓜，种的甜瓜，种的相当好。我们大家虽然是其他的饮食不太好，但是瓜果非常好的。”
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
“我一进洞我的精神就来了，里面有好像看不完的东西，什么都想看，我都需要。”
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们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到1948年初，他们绘制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
“当时我们就临摹些小的东西，小的图案啦或者飞天啦菩萨啦，菩萨头像啦，当年就是临摹这些小品。”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
从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龚祥礼、董希文、张琳英等十二人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又有自愿来敦煌的段文杰、郭世清、沈福文等八人；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敦煌临摹，史苇湘从四川来敦煌。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的到来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
“敦煌艺术的魅力我觉得在什么条件之下都可以处下去，就这么简单。”
敦煌的石窟艺术究竟是什么，在今天依然享受着智慧果实的人们自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树开了这花结了这果实。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艺术家前赴后继，甘愿相守。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很多敦煌人会按照他们的世代传统，来到寺院或者莫高窟朝圣礼佛。
这一天也是莫高窟聚集敦煌当地人最多的日子。敦煌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对佛教怀有信仰，这里面有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原因。
在佛教刚刚从印度进入中国河西走廊时开始，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算起来，这座古老的城镇经受佛教的洗礼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地方之一，以及敦煌当时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很快在敦煌生根发展。正是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一大批石窟艺术的产生。
从公元366年乐僔法师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开始，到唐代已有一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满是壁画和彩塑的洞窟。一个时代它必须要有大作，这个大作在哪呢？
“当时的画在寺院里面了，画在那个殿堂里面，当时肯定是有很多宫殿建筑，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就是寺院，然后就是石窟。敦煌是幸存的东西。”
这些被称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大作的壁画、彩塑，带给观者的震撼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在传记里写道，“神佛们是那样地高深莫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横越亚美来弄清楚他们的存在。着非凡的美已让我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我并非佛教徒，但此时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洗礼。”
自从公元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他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断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紧紧相随。
段文杰先生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他模糊的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洞窟，是他临摹的画。
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客观再现原作面貌，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2007年9月22日在为段老90岁生日举办的画展上，人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就是这幅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于1958年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的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
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三位来自英国的朋友正在给工作人员传授怎样用电脑技术修复敦煌的经卷。“这是我们来自伦敦的摄影师，他会给你们讲怎么做敦煌文献数字化，整个这个过程。”
近年来英国图书馆联络中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成立了国际敦煌学项目，它是利用高新科技把各个国家收藏的敦煌文书输入电脑，供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使用，广泛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这些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出自于敦煌藏经洞。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一扇历史之门就在敦煌被一个小人物打开，王道士的偶然发现使石窟宝藏重见天日。他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王道士自己是浑然不知的。
1909年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们在全力以赴地抄写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中国人抄写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可想而知。敦煌遗书的精华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海外文物的过程。
2007年11月10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正在纪念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学术上的贡献。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和敦煌遗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老师罗振玉从抄写经卷的第二天就开始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文章，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宝藏及发现的情况。
1911年的冬天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举家东渡扶桑，在日本京都一住就是八年，他们闭门治学，埋首于敦煌遗书和甲骨文的整理研究之中。
“那是1912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国际敦煌学的摇篮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要想做一部目录索引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网罗齐全几乎不可能。
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
1978年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敦煌学的早春天气终于来临。
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
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领导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照相，来，我们俩照个像，老搭档。”段文杰是“大漠隐士”。
对这位看上去娇小的上海女性，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
提起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钦佩也有几分惧怕。“这个樊锦诗就是七情六欲有毛病也有优点，但是工作还应该说是认真的，毛病也不少，就这么一个樊锦诗。”
人们称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不仅因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投入的情感。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在洞窟几乎天天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对每一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她如数家珍。“正襟危坐专心一致，然后呢特别好的表现就是说他笑。猛一看他并没有笑，仔细一看要我说他的脸上到处都在笑。他就妙在哪儿呢？微笑含蓄地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很夸张的，他的笑出自内心的。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眼睛略微有点眯，眉毛有点挑，鼻翼有点张，嘴巴两角有点翘。”
六年前，樊锦诗和其他三个同学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先生来到敦煌实习，这位地道的上海姑娘却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实习期没到就离开了敦煌。
第二年毕业的时候，敦煌来北大考古专业要人，而且指明要去年实习过的同学。当时敦煌莫高窟将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在那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樊锦诗再次选择了敦煌。只是那时候她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敦煌人。临走之前她和恋人彭金章约定好三年就回来，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樊锦诗当时来说，三年以后就走嘛，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条件很差，很艰苦，武汉大城市嘛。”
说好三年就走的樊锦诗却没有走，对敦煌莫高窟来说考古学是个新课题，需要她发挥自己专业的领域很多很多。短短几年，樊锦诗和同事们一起对莫高窟早期北凉、北魏中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进行了明确划分，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的疑团。
久等等不回来的彭金章决定去敦煌看个究竟。这次的敦煌之行，让他领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就是这样的魅力，更让他多了一分担心，樊锦诗不走，意味着两人只能分居两地。
“武大来了三次人，他们去了三次人，最后都没有结果，就是持久战了。”
生活条件气候条件，家庭里的这些困难，都没有使她回心转意变卦，樊锦诗这一待就是二十三年。二十多年的风雨，二十多年的坎坷，当年苗条俊秀的上海姑娘已经面带风霜，成为地道的敦煌女儿了。
“咱们总得有个归宿啊，当时她没又说这个话，不然咱们就打离婚，没有。”“对啊，他如果说你不到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想我也乖乖就走了。”“她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说那不行就我走吧，真的，我说这有什么假的。”
1986年，相隔二十三年后，彭金章来到敦煌和樊锦诗团圆了。当时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在和同事们道别时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大家心里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新选择一个工作，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彭金章到敦煌后，干起了老本行，一头扎进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研究中。经过他的认真清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做废洞的数百个低矮简陋的洞窟，原来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和他们死后埋葬的地方，同时也是僧人和画工们的生活区。经过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以历史本来的面目。
1983年8月15日，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学专家的倡议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苦苦等待了多少个春秋，中国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它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对石窟保护、美术研究、历史考古，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随后，全国也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和学术团体。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先后出现在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
1987年9月20日，敦煌学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当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季羡林先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佛典语言、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等领域有深厚造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研究学问这个一般不能分国界，物理化学怎么分国界，中国的物理，中国的化学那不是滑稽了。说学问呢是天下之公器。”
“我们有个优势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认识汉字认识汉语。这个外国汉学家他再高明的不会超过中国人，因为他的母语是另外一种语言。这一点我们是优势。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呢，我们研究佛教的专家跟敦煌学比较多，外国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这又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国际上研究敦煌遗书的人，敦煌遗书学者的人数，我可以说中国学者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说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家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那么敦煌学家们有着更深的期望，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来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敦煌学终于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收藏都在中国陆续出版，一件件寻宝的时代结束了。
在中国的敦煌学者们致力于敦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敦煌石窟本体的保护敦煌研究院一直没有懈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投入巨资对莫高窟危崖进行了抢救性的加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洞窟内的壁画正在逐渐发生这变化。
“现在人们看到的壁画早已不是它原来应该有的色彩了。你们俩都说对了，那个崖面不是平的，有的时候是个弯的，你现在看，看那边，那边就弯过来了吧。另外，这个地方保护有三大问题，一个就是崖体的裂缝，一旦有裂缝，如果来点儿地震，它就震塌了。第二个就是水……”
莫高窟断崖顶部是一片平坦的戈壁，紧接戈壁的就是连绵四五十公里的鸣沙山，每当大风吹起，沙子平飞而来，沿崖顶斜坡像瀑布一样流落下来，在千百年的历程中，敦煌壁画被大自然风吹沙侵、阳光曝晒及人为的破坏，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各种的病害。
她曾经是那样的满腹才华身披着盛装的少女，今天，她老了，因为年老更有魅力，更需要人们小心呵护。没有人知道她的生命还有多久，也许一千年，也许一百年。
段文杰先生临摹的一个(莫高窟)130洞有一个都督夫人(礼佛图)，这个画现在看不见了，五十年代还清清楚楚的，虽然已经残破，但是，还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当时，段文杰先生根据残画给复原起来了。那么这幅画要是没有这个临本，没有这个画，谁能现在知道莫高窟还有这么一幅画。
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在这片土地的下面埋葬的也是敦煌的守护者，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
墓碑上的名字多么年轻啊，这些名字是：1964年来帮助工作的李仁章，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的妻子龙时英。
常书鸿，在敦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1994年7月，他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要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还有毕可、窦占魁、许安、赵友贤……等等。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
雨过天晴了，就在墓地和莫高窟之间搭起了一座清晰的彩虹，仿佛要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在墓地的对面正是莫高窟北区僧侣们修行的狭小洞窟，它们也曾是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的大师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居住在这低矮的洞子里，病了，伤了，老了，直到默默的死去。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同样守护者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
2008年1月的北京，中国美术馆俨然就是一个别出处的敦煌。巨幅莫高窟景色的喷绘让人有刹那间的恍惚，产生身在沙漠之感，敦煌艺术大展正在这里展出。
2008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世界关注北京的目光里，更多的人走进了敦煌，世世代代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过，又曾发生过多少故事，敦煌见证着这一切，敦煌石窟记载了这一切。
敦煌艺术，依然默默地穿越历史时空释放着耀眼光芒。
《敦煌》观后感(八)：解说词第8集
第八集《舞梦敦煌》
反弹琵琶 壁画
此刻的大唐帝国也因安史之乱摇摇欲坠。玄宗在逃往四川的路上他还没有从失去贵妃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太子李亨正忙于集合西北各部军队准备收复长安洛阳。
皇宫出逃又找不到的家的程佛儿，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程佛儿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程佛儿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么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俚印下程佛儿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
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俚面，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俚面，伎乐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这种艺术源于生活的理念，被形象的成为“菩萨如宫娃”。
只是程佛儿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在1979年蜚声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雨》，它结束了十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弟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狠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所有的舞蹈你看编得的成功的段落，或是成功的舞姿，它都是有这个S形的动律。你比方说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你就这样摆，像古典舞一样这么一摆，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S形的线路上去，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飞天壁画
舞剧中英娘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S型的特点。她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伎乐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
不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至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事的一个经典符号，距戒狙经一千三百多年了。
在唐代宫廷的乐队俚，琵琶就像是交响乐队的弟一小提琴，《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这些流行于朝野的十部乐都是以琵琶演奏为主。这把印度风格的五弦琵琶呈现出典型的唐代宫廷式样，是目前世界上存留的为数不多的唐代琵琶。我们不知道当年程佛儿是否亲手弹奏过这样的琵琶，不过此刻她永远也回不到她的宫廷生活了。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度闻”，程佛儿的耳边响起那首堪称大唐帝国弟一乐舞的“霓裳羽衣舞”，关于它，有一个这样的传说。
中秋之夜玄宗赏月，突然产生冥想，觉得自己来到了月宫，看到无数仙女翩翩起舞伴以悦耳的音乐，醒后却只能回忆出曲子的一半。后来他听了西凉总部献来的印度《婆罗门曲》才把后一半补齐。杨贵妃根据音乐亲自设计舞蹈。白居易也感慨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那应该是程佛儿生命中最快乐的岁月，从进入教坊那一天她就习惯了把自己最美丽的舞姿呈现给杨贵妃，然后由杨贵妃献给唯一的观众唐明皇李隆基。对于她来说生活不是辗转流浪，跳好学过的每一支舞就足够了。
今天，在距离敦煌一千多公俚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她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雨》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
从黑白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四十多年来，高金荣从来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额一种流派，敦煌舞。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俚，程佛儿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俚灿烂的佛国世界。她的父亲也曾经在这俚开窟造像，但她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莫高窟俚的狠多洞窟都是一个个清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程佛儿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荞流水，像极了她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
佛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驾着七彩祥云漫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
飞天散花..
在大唐佛教净土荥阳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滞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程佛儿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箱静传出美妙的音乐。乐伎们在歌台舍蛴舞长巾翩然起舞，就像她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俚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
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俚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和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遗。程佛儿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
“看到敦煌的弟一眼的一霎那时间，或者说就是我在日本基础到过去所看到的丝路的纪录片、敦煌的纪录片所带给我的感受，都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能够让我磨灭的这个印象。所以我觉得，看到敦煌壁画舞姿的这种舞蹈形象，可以说，它就是我在生命中等待的东西。”
上世纪70年代末，远在日本学习舞蹈的台湾舞蹈家樊洁兮千俚迢迢赶赴敦煌。面对满洞的壁画她觉得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也许舞者樊洁兮和当年程佛儿面对这些壁画时有相同的感受。之后的二十多年，樊洁兮带着自己对敦煌舞蹈的独特理解走到美国德国，和世界上许多的地方。
“我觉得形象是让我们获得了参考，获得了灵感，但是我希望舞蹈的肢体展现是抽象的，而且是把敦煌这个大文化的精神把它拿出来延伸，跟新时代结合。”
这是北京保利剧院的一场大型歌舞剧《敦煌》，樊洁兮被邀担任舞蹈总监，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也是她弟一次把自己的敦煌舞蹈呈献给内地的观众。
弟一眼看见敦煌，一见钟情地爱上敦煌，自此她的爱情婚姻事业都与此相连。像敦煌壁画俚的飞天一样，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这项事业。
对于程佛儿来说，她已经渐渐习惯了在敦煌的生活。从13岁选入教坊，天子面前献艺，辗转到街头卖艺，舞蹈已经成为她面对离乱生活的一种方式。盛世的繁华如同过眼烟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会若有所思，忆起那个给了她无限温暖的宁静世界。
“敦煌寺庙街头还有职业的寺庙俚头养的这些音乐的表演的人，我们称为音声人。因为宗教阿它的仪式是要透过音乐来表达的，透过音乐就可以塑造出一个庄严肃穆的氛围。”也许程佛儿会像专家所言，在佛祖庇佑下成为寺庙俚的音声儿，古寺青灯，伴佛终老。也许她遇到了一位钟情于她的画工，嫁人生子，过起了平常人家的生活。毕竟，一个从小就没有家的孩子，怎么会不渴望一份家的温菛挢？程佛儿回到敦煌之后不久，从长安到敦煌的贸易之路就因为战乱中断了，西去龟兹的商路却一路畅通。
后来的中亚、西亚等地的舞蹈中出现了中原宫廷风格的舞蹈，我们不妨大胆揣测，或者正是程佛儿等宫廷舞姬们流亡至此的原因吧。
一切只是我们的猜测罢了，谁知道呢？对于偌大的历史而言，一个小小的舞伎，只是沙海俚的一粒尘埃，他们后来的生活我们无从知道。史料记载，天宝年间和她一样的教坊舞伎就有一万零四名。她们战乱出逃、奔波流转、流落民间，但是舞蹈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流传、融合。
这就是那个饰演教坊舞伎程佛儿的女孩，那时她在甘肃省艺术学校主修敦煌舞。在我们的纪录片俚拍摄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已经是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的一名垂锭生了。幸运的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表演中，她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敦煌是一个文明的奇迹，她承载着凝固的历史，也散发着流动的神韵。从教坊舞伎程佛儿到舞蹈学院的青春少女，她们都为敦煌而舞蹈。
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东西，总在千丝万缕中发生着关联，也许这就是敦煌乐舞壁画恢弘而强大的生命力。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年轻可爱的孩子，她们也不过十六七岁，是北京舞蹈学院弟一届敦煌舞班的学生。
“我觉得敦煌舞有一定的宗教色彩，狠神秘。”“我觉得敦煌舞蹈是对敦煌文化的一种传承，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把敦煌这种文化传播给大家，把古代的东西呈现给现代人。”
古老的舞蹈，年轻的身姿，还记得她吗，那个因为安史之乱流亡的教坊舞伎程佛儿不也曾这样用心地舞蹈过吗。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一直不曾消失过。（本集完）
《敦煌》观后感(九)：解说词第7集
第七集《天涯商旅》
这里是亚欧大陆，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区，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将这一带称做亚洲的心脏。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南北两座山脉融化的冰水，如同血液一般在本该是一片死寂的荒漠四周滋润出了一块块绿洲。人们在这里筑起城市，敦煌就是其中的一座。
公元31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一名信使离开了敦煌城，沿着驿道进入戈壁，向着西方，沙漠另一边的撒马尔罕城奔去。自汉武帝以来，在这条繁忙的商路上，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然而，这一次，意外发生了。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当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我们只知道，他所携带的信件最终没能被送到目的地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当年，它曾是东西方贸易商路上的重要枢纽。繁盛的丝绸贸易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都市，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马"。
在距离撒马尔罕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有无数个这样的烽燧散落在茫茫戈壁之中，多少年来，除了当地偶尔路过的牧人很少有人会真正注意到，这些废弃土堆的存在。
夕阳的光辉斜射过来，过去的一切更显得真实了。城墙南侧东西行的路线，于是一哩又一哩表现得异常清楚，即使倒塌得只剩一堆低直的土堆也是如此。
在《西域考古记》中斯坦因这样描写初次见到它们时的情形。
公元1907年的初春，这位大英帝国的探险家原本是冲着敦煌藏经洞那些传说的宝藏而来，但恰巧住持道士外出化缘，要几个月后才能回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敦煌附近另找一些发掘勘探工作，来打发这些漫长等待的日子。在一座坍塌的烽燧废墟中，斯坦因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们找到了一些汉代木简以及8件极为罕见的纸质文书。这张照片是当时斯坦因在现场拍摄的。在被发现时，这些纸书被叠成十公分长，三公分宽，用丝质细绳精心的捆扎着。在包裹纸书的丝织品上，还书写着几行奇特的文字。这是一种斯坦因以前从未见过的文字。凭着多年的考古经验，他只是认为这些古老的字纸可能存在着某种研究价值。他没有想到，这正是一千六百年前要送往撒马尔罕的那批失踪信件。他更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在敦煌附近的意外收获，竟会成为日后人们研究中世纪丝路商旅生活的一把宝贵钥匙。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就已流入西方。当丝绸最初在这里出现时，西方人对这种精美的织物几乎一无所知。古罗马人甚至肯定地认为，丝绸是用树上长的绒毛制成的。然而最终，这种美丽、柔软的奢侈品彻底征服了罗马。帝国每年用以购买丝绸的黄金多达三千一百一十公斤。为了能得到足够的黄金，罗马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quot;在汉代的时候，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去那是一两丝绸卖到一两黄金，是这样的比价，利润都是几十倍的增长。他们用大量的金币来买东方的丝绸。"
丝绸导致黄金的大量外流，迅速消耗着罗马帝国的财力，因此被视为是国运衰败的象征。
虽然罗马议会几次通过法令禁止公民购买，但都无济于事。巨大的利润，让一队队由撒马尔罕商人组成的商团，不避艰险的奔忙着。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是这场贸易中真正的利润得主。他们脚下这条由先辈们开辟的商路，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而他们进出中国最重要的驿站就是敦煌。
这些胡人一个特点，长相上来讲，高鼻、深目、多须，善经商。
quot;以经商为他的天职，所以小孩生下来，他就在小孩嘴里放个石蜜，石蜜就是冰糖。为什么放石蜜呢？就是让他长大以后要学会说话，嘴要甜，因为经商嘴不甜怎么能赚钱呢。"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这些撒马尔罕人被称作粟特人。这个中亚的古老民族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史料中，然而对于他们在中国贸易活动的细节，史书却很少记载。敦煌烽燧中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这是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我们在这里拍摄到了一卷用粟特文字书写的唐代佛教经卷。这部佛经是上个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带回的，因为佛经最后一段的那几个字，所以伯希和能认识到是《善恶因果经》。在藏经洞里发现的那些经文中，他还找到了一本小的手册，也是这个经文。"佛说善恶因果经一卷"比较了中文经文和粟特语经文后，粟特语被翻译过来，使得对粟特语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破译后的八封书信有七封和贸易有关，一些学者还根据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推断出这批书信发出的年代。
那一年是公元312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是西晋永嘉六年。"至辉煌的纳尼司巴尔大人的寓所，一千次一万次祝福，臣仆纳尼班达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
写信人名叫纳尼班达，是一位粟特商团的首领，收信人是他远在撒马尔罕的雇主。在这封信中，纳尼班达详细的描述了中国几年来的局势。几个月前，匈奴军队攻进了王朝的都城洛阳，四处纵火、屠杀和掠夺。据说洛阳城里的居民已有三万余人死于这场变乱。商团六个月前派往洛阳的商队也失去了音讯。
quot;当今天子，据说因为饥馑而逃离洛阳，不久，他那牢固的宫殿和坚实的城池被付之一炬，大火之后，宫殿焚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破了产，并都死于饥馑。"
这场导致西晋王朝最终灭亡的变乱，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虽然不得不暂时放弃中国内地的丝绸贸易，但纳尼班达表示他不会就此退缩，他要尽力维护商团在敦煌到金城一带的商业信誉。
quot;尊贵的老爷，自从我们失去中国内地的帮助和支持，迄今已有三年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和毛毡。"
除此之外，他还派遣一名叫范拉兹马的商人离开姑臧城去敦煌，从那里的粟特商人法尔纳扎布手中取得三十二袋珍贵的麝香贩运回撒马儿罕。
quot;这个商团他规模比较大，据我根据信上的内容推测，这个商团的驻地，它的基地应该是在姑臧，也就是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
这是今天的武威市，姑臧是匈奴人对它的称谓。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当年粟特商团将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设在这里，有一首诗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一方面说明胡人很多，再一个胡乐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盛行的。
这是在今天这个城市最具特色的一种曲艺形式，在武威当地被称做弦子。自汉代以来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类似这样的异域文化形式都通过敦煌和武威这样的城市被西域的商人们引进到了中原。
武威到敦煌的道路是一条夹在祁连山和戈壁之间的狭长通道，被称为河西走廊。几千年来，河西走廊一直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必经之路。
粟特人的祖先在匈奴入侵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让河西走廊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自从汉武帝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这一带之后，这里便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战马饲养场和最重要的产粮区。
富饶的河西走廊是粟特商队最喜爱的旅程，可这一次商人范拉兹玛却无法像往常那么轻松。中国内地发生的永嘉之乱让他忧心忡忡。幸运的是他平安的到达敦煌。
几乎就在范拉兹玛离开武威的同时，商团首领纳尼班达的信件也发出了。信件写在当时还是很贵重的纸张上，在发出前，他还特意用丝绳将信仔细的捆扎好。但这一切都注定是徒劳的。这封信连同其他信件一起被遗失在戈壁的烽燧中。
正如当初纳尼班达在信中所说，中国持续几百年的战乱却并没有影响到顽强的粟特商队，他们依然在这条时断时续得商路上穿行忙碌着。
中国流传千年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他们的贸易开始悄然的改变。今天，从敦煌到洛阳之间依然遍布着许多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建造的佛教石窟。这些无与伦比的精美造像就是这种变化最直接的见证。
永嘉之乱四百多年后，当另一支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再次经过这段长城时，没有人会想到，这里的某个烽燧中还埋藏着几个世纪前祖辈们遗失的信件。
随着贸易的深入，粟特商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我们可以在山西、陕西以及甘肃等地找到大量与粟特人有关的遗存。
我们参照史料将这些历史碎片拼接起来，虚构出一个年轻的粟特商人形象，然而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个年代粟特商人的真实经历。
在这支前往长安的商队中，我们的主人公沙拉是第一次踏上这条通往中国的贸易旅途，而这次行程将注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这一年是大唐天宝十四年，商队从撒马尔汗出发，选择的是经过疏勒、于阗、敦煌，再到长安这条路。这条路线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这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商队的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疏勒是翻越高原后商队到达的第一站。这里是西域最大贸易集散地，集市中随处可见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奇珍异宝。除了这些，疏勒还因为另外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名闻东西。这就是胡旋舞，一种由粟特地区传入的舞蹈。会跳这种舞的舞女在唐代中国内地十分抢手。
quot;在唐代诗词里，看到的胡旋舞、胡腾舞，写这方面诗词的人很多，酒店里面招揽生意的就是胡姬，就是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妇女跳这种舞蹈招揽客人。"
虽然唐帝国法律严禁买卖奴婢，但对于西域人口买卖却并不过多的干涉。疏勒远离中原，自然成为西域最著名的奴婢交易市场。当时许多粟特商队都经营这桩能带来巨大利润的特殊生意。
接下来的路程，所有的商队都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用的马和牦牛都要换成双峰骆驼，只有这种健壮的动物才能胜任严酷而漫长的沙漠旅行。炎热天气下进行的长途跋涉让人筋疲力尽。
当年商队的艰辛，在敦煌莫高窟296窟的这幅壁画中表现得最为生动。一天结束时，如果运气好的话，商队兴许可以找到一间馆驿歇脚。在那里，商队可以挨过沙漠夜晚的严寒，补充饮水，处理生病的骆驼，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强盗。
当商队在馆驿投宿休整的时候，偶尔也会看到有零散商人为抢得先机将货物卖出高价，独自连夜赶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十分危险，结果很可能是致命的。第二天一早，当沙拉看到沿途商人被强盗袭击过后的痕迹时，心有余悸之余或许还有些暗自庆幸。
这样不幸的一幕，被一个无名的敦煌画师如同照片一般定格在莫高窟第45窟的墙壁上。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听见商人们遇见强盗时紧张的心跳。
沙拉所在的商队从来不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始终保持谨慎的步调小心前行。
这是莫高窟第98窟的一幅于阗国王的画像，这位身穿汉族服饰的国王名叫尉迟沙缚婆，因祖上有功于唐朝被赐李姓，他的家族统治于阗国，自古就是西域的珠宝交易市场，著名的和田玉大都从这里运往中原。
在这里沙拉他们将撒马尔罕带来的部分青田石卖出，无一例外也收购一些和田玉。这些美丽的石头在中原能给商队带来巨大的利润。
艰难的沙漠旅行中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水源干涸是商队经常遇见的，但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商人来说却算不了什么难题，他们依靠骆驼总是能找到水源，虽然挖出来的水又咸又涩，但还是有解决的办法。把生面条下到煮沸的咸水中，部分盐分就会被面条吸收，这种勉强能喝的水至少能让他们支撑到下一个有水源的地方。
在经历几个月沙漠旅行的磨难后，当商队终于看到敦煌城墙的时候，所有人都真正松了口气。从这里再往南就是安全并且相对舒适的河西走廊。再走两个月就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长安了。
这里是敦煌沙洲市场，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把它变成了这座城市最喧嚣的地方。这样的热闹场面和一千多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当年走出戈壁的商队都要在敦煌停留休整，在这里的集市中卖掉一部分他们历经艰辛带来的商品。这是一件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粟特丝织长袍，虽然经历了千年岁月的侵蚀，但至今依然光彩依旧，它是当年粟特商队最炙手可热的商品。
在这幅唐代阎立本所绘的名画《步辇图》中，唐太宗面前的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穿的长袍就是用这种布料缝制的。
这些产自中亚的丝织品在唐代被称做胡锦，身穿这种时髦的服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因此价格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一批锦就是四丈五尺长度的一批锦，它相当于今天一匹半马的价格，相当于六头牛的价格，现在你一算就算出来了，一头牛今天至少要值两千多块钱，那么今天就是非常高的，一万多块钱。"
和胡锦一样，西域舞女也是一种价格不菲的商品，但要想顺利做成这种贩卖人口的交易就必须严格遵守政府的规定。唐代市券中明确规定，卖方必须找到五个以上拥有当地户籍的担保人才能进行交易。
quot;那五个保证人的名字一看全都是粟特人，康什么，石什么，史什么，米什么，都是昭武九姓胡人，而且这几个胡人前面还挂了一个衔，叫做西州百姓。他找的这几个保证人都是在西州长期居住入籍的人，入了西州户籍的百姓。可见他们之间相互帮助，还是挺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在敦煌的集市上，沙拉就结识了这样一位在敦煌定局多年的同乡，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桩生意的买主。这种上乘的化妆品和绘画颜料被称做胡粉，价格十分昂贵，仅一两就值五石麦子。
这是一张唐代粟特商人供养佛寺的单据，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物品的价格。这个名叫康秀华的粟特商人不但取得了敦煌当地的户籍，还放弃了从前的袄教信仰，改信了佛教。
莫高窟的修建在盛唐时达到了顶峰，沙拉也曾跟随这位殷勤的同乡参观过这个不断扩建的佛教石窟。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初次进入莫高窟给这位粟特少年带来的视觉感受，相信这些栩栩如生的塑像和纷繁华美的壁画一定会让他毕生难忘。当商队离开敦煌的时候，季节已经接近隆冬，在将近半年的艰辛旅途之后终于即将到达那个传说中的梦幻之都了。然而沙拉哪里能想到此生他已没有机会见到长安了。
就在这年冬天，一个有着一半粟特血统的唐帝国将领谋划了一场叛乱玄宗皇帝因此紧急召回了所有驻守西北的军队。沙拉的商队还没有走远便被纷乱的军队赶回了敦煌。
那个反叛的将领名叫安禄山，他策划的这场暴乱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在粟特语中，禄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光明作为名字的粟特人，给丝绸之路带来的却是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敦煌通往长安的道路被阻隔。终其一生沙拉也没能到达他所憧憬的帝都长安。他和许多粟特人一样在敦煌东边的从化乡定居下来，并按照汉族的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康"这个汉姓。
一千年后的敦煌，当年的粟特人早已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quot;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姓安的、姓康的，姓史的，有很多姓氏里面含着粟特人的姓氏在里面，也能看到他一部分相貌上的一些特征。但是他的民族特征和语言特征全部消失了，这是历史的语言。但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我想这是长存的。"
安史之乱后，帮助唐帝国平定叛乱的回鹘人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这条贸易大动脉上新的主人。他们又将贸易活动持续了近百年，直至被后来兴起的海上贸易所逐渐取代。此后的敦煌，随着这种变化而由繁荣走向沉寂。直到上世纪初的发现，那些深埋在沙尘中的故事才又重新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在敦煌烽燧发现的斯坦因的这八封信件中，还有这样一封与商业完全无关的家信，一千六百年过去了，它依然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这是一位名叫米薇的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在被经商的丈夫遗弃后，她和女儿滞留在敦煌。"眼下这种凄惨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一次又一次得给你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哪怕一封回信，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我所有的不幸就是：为了你，我在敦煌等待了三年。"从这张浸满岁月痕迹的纸张上，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是怨恨，是对不幸的悲叹，还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敦煌总会在某些时候给你一些感动和吸引，直到今天。(郭长虹)
quot;那五个保证人的名字一看全都是粟特人，康什么，石什么，史什么，米什么，都是昭武九姓胡人，而且这几个胡人前面还挂了一个衔，叫做西州百姓。他找的这几个保证人都是在西州长期居住入籍的人，入了西州户籍的百姓。可见他们之间相互帮助，还是挺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在敦煌的集市上，沙拉就结识了这样一位在敦煌定局多年的同乡，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桩生意的买主。这种上乘的化妆品和绘画颜料被称做胡粉，价格十分昂贵，仅一两就值五石麦子。
这是一张唐代粟特商人供养佛寺的单据，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物品的价格。这个名叫康秀华的粟特商人不但取得了敦煌当地的户籍，还放弃了从前的袄教信仰，改信了佛教。
莫高窟的修建在盛唐时达到了顶峰，沙拉也曾跟随这位殷勤的同乡参观过这个不断扩建的佛教石窟。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初次进入莫高窟给这位粟特少年带来的视觉感受，相信这些栩栩如生的塑像和纷繁华美的壁画一定会让他毕生难忘。 当商队离开敦煌的时候，季节已经接近隆冬，在将近半年的艰辛旅途之后终于即将到达那个传说中的梦幻之都了。然而沙拉哪里能想到此生他已没有机会见到长安了。
就在这年冬天，一个有着一半粟特血统的唐帝国将领谋划了一场叛乱玄宗皇帝因此紧急召回了所有驻守西北的军队。沙拉的商队还没有走远便被纷乱的军队赶回了敦煌。
那个反叛的将领名叫安禄山，他策划的这场暴乱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在粟特语中，禄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光明作为名字的粟特人，给丝绸之路带来的却是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敦煌通往长安的道路被阻隔。终其一生沙拉也没能到达他所憧憬的帝都长安。他和许多粟特人一样在敦煌东边的从化乡定居下来，并按照汉族的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康"这个汉姓。
一千年后的敦煌，当年的粟特人早已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quot;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姓安的、姓康的，姓史的，有很多姓氏里面含着粟特人的姓氏在里面，也能看到他一部分相貌上的一些特征。但是他的民族特征和语言特征全部消失了，这是历史的语言。但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我想这是长存的。"
安史之乱后，帮助唐帝国平定叛乱的回鹘人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这条贸易大动脉上新的主人。他们又将贸易活动持续了近百年，直至被后来兴起的海上贸易所逐渐取代。此后的敦煌，随着这种变化而由繁荣走向沉寂。直到上世纪初的发现，那些深埋在沙尘中的故事才又重新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在敦煌烽燧发现的斯坦因的这八封信件中，还有这样一封与商业完全无关的家信，一千六百年过去了，它依然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这是一位名叫米薇的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在被经商的丈夫遗弃后，她和女儿滞留在敦煌。"眼下这种凄惨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一次又一次得给你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哪怕一封回信，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我所有的不幸就是：为了你，我在敦煌等待了三年。"从这张浸满岁月痕迹的纸张上，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是怨恨，是对不幸的悲叹，还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敦煌总会在某些时候给你一些感动和吸引，直到今天。
《敦煌》观后感(十)：解说词4-5集
《敦煌》：第四集《无名的大师》解说词
第3窟（元）北壁千手千眼观音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出名的绘画大师，但他们的作品却很少流传到今天。战乱、毁灭、流失和野蛮的破坏，将他们绝大多数伟大的创作永远埋葬在了历史的深处。知道我们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这个隐身在大漠里的美术馆。
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多年间，<？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在这里保存了下来。这是历代无名大师们为我们留下的艺术珍宝。然而，历史上关于他们的记载却几乎是空白。现在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壁画题记和敦煌遗书，去追寻这些大师的踪影了。
这是正在前往敦煌的画匠叫史小玉，他的生活和经历是我们根据学者的研究,用真实的历史片断拼接出来的。他的名字出现在莫高窟第3窟的西壁上，那幅名扬四海的千手观音就画在这个洞窟里。有人断定第3窟的壁画就是史小玉所画，但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元代的一名游客。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追随这个曾在莫高窟驻足或生活过的真实人物，接住他来解读那些辉煌灿烂的敦煌壁画。
让我们回到公元1351年，这一年，史小玉从甘州来到了敦煌。
此时这座交通西域的重镇正由元代宗室速来蛮镇守，速来蛮崇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佛教依然是这一时期敦煌各民族最主要的信仰。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会鹘文、梵文、藏文，这些都是敦煌当时最常见的文字。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六字真言碑，就是用这六种文字分别刻成。碑文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公元1348年，速来蛮出资在莫高窟刻立了这块石碑。三年后在他的筹划下，位于莫高窟壁前的皇庆寺也迎来了第一次重修。
那是一个面向东方的峭壁，用木制栈道和阶梯连接的数百个洞窟像蜂巢般挤满了黄色的壁岩，那里就是敦煌的千佛洞。在同行工匠的描绘下，史小玉对即将前往工作的地方充满了期待。
徜徉在这些古老的洞窟之间，当年僧侣们打坐修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史小玉看到的这些画像，是莫高窟留存至今最早的壁画。
莫高窟的创建始于禅僧们的开窟活动，修禅需先观像，观像如同见佛。这些形象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僧侣们修行时观想禅定的需要。而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佛陀在前世发生的各种故事。依照佛经的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的修行，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
史小玉看到的这幅壁画，是佛陀的一个前世萨埵太子的故事。
再一次出游中，萨埵太子见到几只老虎即将饿死，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喂食它们，不料，老虎连撕咬的力气都没有，萨埵太子便用竹尖刺破喉咙，从山崖跳下，饿虎舔食他的血液恢复体力后，才吃光了他全身的肉。
不知不觉，刚到莫高窟不久的史小玉已经看遍了这里较早期的一批壁画。它们都是创作中国历史上今天称作南北朝的时代。
那时，中国的北方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裂变。饱受苦难的人们在因果轮回和苦修超度的佛教信仰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就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了。
从单纯作为修行的的一般洞窟逐渐发展成寺院式的佛教活动场所，莫高窟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
而洞窟中除了描写佛陀前世修行的各种壁画外，还大量绘制了释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他成佛后度化众生的故事。这是释迦牟尼从投胎入世到成佛说法的生平传记。
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
这是为恶作乱的五百个强盗在佛陀的度化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这些通俗易懂的连环画，说法的佛陀，瑞光相接的千佛，无疑是信徒们了解佛教最好的入门教材。
不过，真正吸引史小玉的，并不是那些曾经感动过他的佛教故事，而是先辈们用笔用色的技巧。史小玉发现，这些壁画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半**，他们不但动作夸张，而且面容、神情充满了沉静和神秘的色彩。这种鲜明的外来印记，他在中原的绘画中是从未见到过的。从一位年长的画师那里得知，这是一种用强调明暗来表现人物立体感的晕染法，画史上也称“凹凸法”，它曾经在敦煌流行了数百年。
这是我们拍摄的壁画画面，由于颜料历经千年的蜕变，现在晕染的过渡层次已经变得模糊，他们变成了粗黑的线条而给人粗犷的印象。
这种绘画技巧，最初来自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肯定不知道什么是佛像啊，什么佛教壁画那一类的。那么随着这个佛教传过来之后呢，佛教艺术这一套体系它也传过来了。所以在早期的佛教壁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印度的风格、中亚的风格，中亚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带地区。外来的佛教艺术为中国的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洞窟营造的兴盛，来自中原的画风，也融合了进来。
公元六世纪，一批洛阳来的画匠，为莫高窟的壁画换上了新的面貌。面对这些新面孔的菩萨，史小玉感受得到，他们与印度、中亚的距离一点一点远了，而与中原的距离一点一点拉近了。他们都换成了当时中原流行的“秀骨清像”瘦体宽衣、细眼薄唇这种潇洒秀丽的正是南朝大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中原的衣冠文明，南朝的名士风流，逐渐成了当时莫高窟的时尚。
在史小玉生活的元代，敦煌已不再繁华。但在丝路贸易繁盛的年代，不绝的商旅，行脚的僧徒，都来往于这个重要的枢纽城市。来自中原、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和文明，在这里历经了千百年的汇聚和交融。如今，这些高低错落的石窟，就像是一部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一座风格绚丽多变的艺术宝库，让史小玉，也让每一个后来者震撼不已。
皇庆寺的积沙清理结束后，史小玉开始加入殿内壁画的绘制工作。
从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壁画的绘制在当时已是流水作业，这些被伯希和劫掠到法国的画稿就是唐代敦煌画匠绘制壁画是参考的模本。而壁画在起稿填色和题写榜书时也有详细的分工。尽管如此，敦煌这些巨幅壁画仍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绘成。
壁画和文人的画作不同，很少有署题姓名的，这致使画匠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在藏经洞出土的数万遗书中，我们仅找到了一段对五代画师董保德的记述。作为公元十世际的一代画行领袖，董保德不仅画技高超，而且家资丰足，生活优裕。事实上，大多数画匠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是疾病。
“这个普通情况下，一般就是两顿饭，一顿早饭，一顿晚饭，早上是它有一种食品叫做馎饦，这个晚饭是指给两枚胡饼，这个胡就是说用西域人的做法做的。现在有一种饼我们叫大饼，新疆叫馕，那个馕可能原来就是说的胡饼。”
在莫高窟的生活是寂寞而清苦的。虽然他们中很多人足可跻身伟大的艺术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命运。“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中的这首诗，正是他们境遇真实的写照。
第103窟维摩诘
这是莫高窟重要的礼佛场所，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在皇庆寺主持的介绍下，史小玉注意到洞窟主要的墙面不再是南北朝流行的那些故事画，而是他正参与与绘制的经变画。
经变画就是用画像来解释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
这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佛国净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佛经说，极乐国土，天乐常鸣，花雨漫天，那里用黄金铺地，用七种宝物装饰楼阁。那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于是，画匠们借用人间最美好的景象构筑出了这个美妙其余的天国图景。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佛国世界大家都生活得很幸福，每天都听听音乐，看看舞蹈，那样美好的世界，所以普通人都很向往啊，我们都想去啊，想去好啊，你就得跟着我们念佛啊，你就来修行啊，那么最后你就可以到佛国世界了。所以当时佛教是这样来宣传它的那些教义。它很形象。”
经变画纯粹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足的时代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隋王朝统一天下后，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得以结束，中华文明在唐帝国的开拓下进入了一个辉煌的盛世，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
为了加快推广各种深奥的佛教理论，经变画应运而生。透过这些和大唐风采一样大气磅礴的壁画作品，史小玉感受到了曾经盛世的繁华。先辈们绘制的这一个个人间的天国，正是虔诚的信徒对来世美好的祈望。
自唐朝开始佛教净土信仰便已深入人心。今天，在莫高窟留存下来的一千零五十五铺经变画中，描绘净土的经变画就有近半数之多。
或许因为观音菩萨可以帮助人们解脱现实世界的苦难，观音信仰在唐朝也非常盛行。当时，民间一度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盛况。无论是山林中遇盗的胡商，还是行刑前将死的犯人，或是波涛中行驶的海船，三十三种危难中，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便会化作各种身份前往救助。
这是根据《妙法莲华经》部分内容绘制成的观音经变。由于经变画没有固定模式，无从借鉴，画匠的想象力在创造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人们熟悉的世俗生活景象被大量绘制到壁画里。甚至本来是男性特征的观音菩萨也被改造成了女性形象。这是莫高窟最美的观音菩萨，娇柔妩媚，宛若一位唐代的贵妇。她所在的洞窟因此被称为美人窟。
公元713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唐朝进入了辉煌的“开元盛世”。史小玉最为仰慕的画圣吴道子，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吴道子高超的人物描法，有“吴带当风”的美誉。粗细变化的笔墨之间，人物“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莫高窟第103窟的这幅维摩诘像，就颇有吴道子的画风。
维摩诘是古印度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虽身在世俗，却精通佛法。
这幅经变画说的是他和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的故事。维摩诘深受中国士人阶层的喜爱，他的形象也因此被换成了中国的士大夫。在中国文化精神的改造融合下，来自印度的佛教不断接受着中国新的阐释。
这些种类繁多的经变画让史小玉的内心一直无法平静，它们在展示着佛教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疑团，是谁创作了这些流传千古的壁画作品。
千百年来，莫高窟一直是当地佛教信徒重要的精神寄托。但对史小玉来说，这里更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艺术殿堂，一幅绘制了千年的画卷。在这些流光溢彩的画洞中，到处都能捕捉到大师的身影。李思训是盛唐时期的大画家，他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曾经风靡天下。在他的影响下莫高窟的壁画也呈现出了一派金碧辉映的大唐气象。
中国画的透视方法被公认是一种散点透视法，但这些唐代壁画却让人看到了焦点透视法，它讲究中心对称式两侧的景物形成的斜线与中轴线相连，形成一定的透视感。而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这种科学的透视法，比唐朝晚了六百多年。
以线造型是中国绘画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史小玉也在努力追求用线条直接表现生命的神采。洞窟中历代壁画的杰作，正是临摹学习最好的范本。
这些脱壁欲出的野牛和猪群出自于西魏画工的如花妙笔，这幅隋代的维摩诘像可谓线描造型的典范之作。“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这是画史所说的疏体画。
在历代先辈精确入微的描摹中，史小玉熟知的各种线描技法都得到了纯熟的展示。画技之精妙非凡不由得让他产生疑惑，它们完全出自敦煌画工之手还是也有中原名家到此作画呢？据画史记载，隋唐时代画坛名流画工名匠无不从事壁画创作。当时洛阳长安两地的寺观到处可见名家的手笔，壁画成了他们展示滑画技的舞台。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这座千年前的古都如今依旧繁华，但那些名师的真迹早已消逝在战火的尘烟中了。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敦煌和长安之间的关系来往非常密切，所以很多敦煌的绘画上呈现的水平和中原可以说是一个样。现在中原地区的绘画没有保存下来这么早的，但是在敦煌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那都保存的完好。所以你要了解宋以前的绘画的发展，你非得看敦煌壁画。”
这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临摹一幅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壁画，画中佛像的衣纹犹如出水的薄纱，这就是画史著名的“曹衣出水”，笔法刚劲稠叠。这些曾经只见于文字记载的伟大创造，竟在默默无闻的画匠们手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
先辈们的智慧，博大深厚的佛教文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流传至今。千余年的绘画精粹在这里一览无遗，这大大出乎了史小玉的意料。原本只是到敦煌谋求生计的史小玉决定住下来，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为千佛洞绘制一窟让后人膜拜的杰作。
一千多年来莫高窟兴旺的香火吸引了大批民间画匠迁来敦煌经营生计。依靠师徒相授，他们绘制壁画的手艺在这里代代相传。
在墙壁上作画手腕悬空无处依靠，同时肩部还需要很强的持久力才能使手臂保持平稳。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就这样画出了极其流畅的线条和精美的壁画。但是，这些经历了千百年的壁画为何还能如此光彩鲜艳呢？
这是唐代敦煌画匠磨制颜料的用具，现藏于敦煌博物馆。在石杵的顶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的红色颜料。经过科学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无机矿物质。
长久以来，敦煌壁画的颜料大多是取自天然矿石，像朱砂、孔雀石、云母等等，不仅如此，一些外国宝石也会被加工成颜料。这些是五代画匠们使用的调色碟和用青金石加工成的蓝色颜料。青金石是一种出产于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宝石，具有美丽的天蓝色。这些矿物颜料都是经得起日光照射和湿气侵蚀额稳定颜料。正是它们的大量使用，莫高窟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绚丽夺目色彩缤纷的佛国世界。
不过，和唐朝富丽堂皇的敷色风格相比，史小玉更推崇神气兼得、轻淡雅致的作画境界。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原最著名的大画家，他们主张作画要“简古”、“澹泊”、“清新”、“萧散”，以至后世也都把“平淡”、“柔润”作为艺术的最高格调和正宗。而这种重意境、重情趣的中原文人画风，也正是史小玉一直所倾心的。
榆林窟
这是敦煌的榆林窟，俗称万佛峡。窟中这幅普贤变堪称古代山水画的杰作，画中壁立的群峰突兀的奇石，院落和楼宇在云烟之中若隐若现。无论是布局设计人物造型，还是笔墨的运用，一派超凡脱俗的雅逸风度。和中原大画家们相比，敦煌画工的绘画技艺并不逊色。
但自宋代以来，这样的艺术交融在敦煌壁画中便越来越少了。元代时期，当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把权力的版图扩张到东南亚乃至地中海的同时，也将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了海上，河西走廊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莫高窟的营造走向了停滞。在敦煌默默守候了六年的史小玉，一直没有机会在千佛洞画上一窟壁画。
直到公元1357年，由于元王朝的腐败，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战火的硝烟渐渐弥漫到敦煌。也许是为了祈求安宁与和平，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一个新窟即将在莫高窟开凿。史小玉如愿成为了新窟的画师。依照捐资者的意愿，史小玉要绘制的最重要的内容——两幅千手千眼观音的画像。
这是莫高窟南区的最北端曲折的小道是古代敦煌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路，位于入口的第3窟就是史小玉即将工作的地方。
每天，当莫高窟迎来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是小雨就来到洞窟中勾绘他心中的图画。为了能有接近纸上做画的效果，史小玉趁泥底没干就开始描线着色，随后，他用表现衣服转折有致的折芦描，表现丝绸光滑细软的行云流水描，表现头发飞举飘扬的高古游丝描等等不同的描法，将各种形体质感和人物的神情动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今，在这些笔墨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史小玉那份激情和沉浸，这千手千眼观音慈悲容颜的深处，似乎还描绘着一幅美丽的愿景。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破了元大都，元朝灭亡。四年后，明朝大将冯胜在河西设置了嘉峪关，敦煌被抛置关外。昔日繁华的敦煌逐渐变成成了游牧之地。在慢慢的流沙中，史小玉的名字，还有莫高窟的壁画渐渐被人遗忘。
这是莫高窟的北区，1945年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掘出一具尸体，据说，那是一位积劳成疾病死在洞里的画师。他叫什么，又画了些什么？没有人能知道。
这就是莫高窟的第3窟，小小的洞窟常年锁闭，不多游人开放，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莫高窟极为珍贵的壁画精品，不过，它们是否是由史小玉所画学术界尚未定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壁上依稀可见的题字“甘州史小玉笔”，现在已经默默消失了。但史小玉的另一处题记，仍为他真实的身份留下了各种猜想。“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愿息……”。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莫高窟这座由无名大师们缔造的石窟画廊，已经成为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敦煌古远的世俗生活，丝绸商旅，舞乐文明，都将因为它们重新呈现在历史的舞台。
《敦煌》：第五集《敦煌彩塑》解说词（上）
公元935年。五代晚期。此时正是敦煌望族曹氏在河西的统治管理时期。已有六百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仍然在开凿建造之中。
作为莫高窟里的一位普通塑匠，赵僧子在这座新建的洞窟中已经连续工作了数月之久。
看着一个个刚刚完成的塑像，赵僧子总算松了口气，当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洞窟口时，阳光迎面而来，刺痛了他的双眼。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佛光。
赵僧子已经算不清自己是莫高窟的第几代塑匠了，那些从北凉时期就伫立在各个洞窟的彩塑佛像，安静的记录着这里曾经开创的辉煌。
然而，到了赵僧子所在的时代，这座佛教圣地的繁盛程度已经大不如前了，战乱让敦煌这个曾经连通东西方各国的枢纽，变成了翰渺沙漠里的一叶孤舟。
史册上记录的各地络绎不绝的朝圣的信徒、文人墨客还有艺术家们，早已是明日黄花，只剩下寂寞的开凿声。
值得欣慰的是，前朝各代的塑像作品并没有受到战争的无辜牵连，依旧完好的保存下来。尽管一次次改朝换代引发的战乱让许多庙宇毁于一旦、佛教塑像作品惨遭破坏，但恰恰由于敦煌莫高窟远离中原地带，才保证了伫立此处塑像的安宁和完整。
对于赵僧子来说，能够在前人创造的辉煌下继续自己的工作，无疑是最大的幸福。这门塑像手艺被祖祖辈辈传承下来，延续到自己手中，就像是一种宿命的继承，一种血脉的传递。正是因为历代的塑匠们怀着这样一种虔诚的心情，这些用心血塑造而成的塑像作品，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
这大概是赵僧子所没有料想到的，在遥遥千年之后，他和他的同行者们亲手塑造的彩塑，会出现在小学生的课本里。而敦煌莫高窟，这座经历过兴起、繁盛、没落到沉寂的圣地，当被再次开启之时，仍以它曾创下的浩瀚佛国的姿态让世人为之震惊。
敦煌莫高窟,保存着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二个，彩塑两千余尊，浮塑一千余身，其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
图 彩塑卧佛头像
如今,唐代以前的佛像彩塑已经寥若晨星，现存的仅有甘肃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南禅寺等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重要的彩塑艺术宝库之一。
从早期的北魏到隋到唐然后再到五代，“整个的这个敦煌彩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彩塑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另外也可以通过彩塑能够看到我们雕塑发展的历史，这点很珍贵，因为它完整的保存下来。”
1962年，二十五岁的何鄂来到了敦煌，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正如何鄂自己描述的那样，来到敦煌是她一生当中一次重要的际遇。
推开厚重的大门原本幽暗的洞窟顿时明亮起来，站在沉寂千年的佛像下面侧耳倾听，她似乎能听到来自遥远古代的叮叮哐哐的开凿声，还有工匠们工作时的细碎耳语，当那些恍惚间的时空交错感渐渐远离，一切归于宁静的时候，这个年轻雕塑工作者的心情开始澎湃起来。
“我觉得敦煌艺术像大海一样，我自己只能说，就是在大海里体会到一点自己的感动。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这方面很深的专家，但是我觉得，我深入到大海的一滴水里头，给了我无尽的感受。这点上我觉得终身都要感激古代人的创造。”
这些充满了生命力的彩塑作品，给初到敦煌的何鄂以最强烈的震撼，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她曾经一度想探究那些给予了这些塑像鲜活生命力的创造者们到底姓字名谁，师承何处，但却无法找到答案。
那些未曾载入任何史册资料的创造者们无声无息地将一生的心血倾注在这一尊尊的彩塑身上，而谁又能把这些才华横溢的民间大师们请到艺术史的台前来？
幸亏我们在莫高窟72窟的壁画上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是我们领略到他们当时塑像时的风采。
这是72窟南壁中央绘制的壁画，画面描述的是凉州圣容山瑞像佛头的安放过程。但是，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局部却可以看到当时工匠们制作彩塑的具体场面，这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彩塑，特别是大型彩塑制作的宝贵资料。
这些画面中的彩塑工匠们大概也不曾想过，千年之后的人们正试图通过蛛丝马迹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身影。
敦煌石窟的岩体构造属于酒泉系砾石岩层，是由细沙和砾石沉积粘结而成，因此不能雕刻造像，只能采用泥塑，塑匠们在人工制作的木架上捆绑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之后，再涂上白粉，最后彩绘。这种工艺，后世称之为“彩塑”。
孙纪元，是1953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对于彩塑详细的制作工艺，孙纪元有着细致地了解。
“古代艺术家研究了很多办法，你如果不懂这些办法，你现在用泥来塑像，塑完了以后它就裂了。干燥过程、收缩开裂，就没办法画了。所以古代匠人在敦煌那地方用传统的技法制泥。”
赵僧子用来做塑像的泥是当地的泥，而他和泥的方法则是他的同行先辈们流传下来的老方法。为了保证塑像不会发生开裂的现象，而且便于上彩和保存，赵僧子的同行先辈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试着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材料和细沙，一次又一次的做着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美的制泥和塑像方法，逐代传承下来。
“土里边再加上百分之三十的细沙，沙子不管你和成泥或是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不收缩，加在里面，然后为了防止它开裂，又加上棉花、麻、麦草三种东西，最后塑完了以后这个像不收缩。”
今天，这些历经千百年的塑像依然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古代工匠们的智慧让我们钦佩。
赵僧子所处的时代，是五代晚期。当时，敦煌的统治者——曹氏政权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敦煌权贵都热衷于开凿莫高窟。为了大规模营造洞窟，曹氏还效仿中原地区，设立管办画院。当时，敦煌专门承接画塑业务的民间画行，都有细化的级别和分工，赵僧子就受雇于这样一家民间画行，他已经做到了都料级，这是塑匠中的最高级别。不过，这只能证明他具备娴熟的塑像手艺，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在封建社会，我们这些工匠身份相当低，而我觉得我们古代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更多的是这些无名的巨匠创造的。”
何鄂是1962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从1962年到1974年，何鄂在敦煌待了整整十二年。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临摹敦煌彩塑里面的精品，这些任务都是由当时叫研究所的美术组来安排我们。当时，敦煌的人也很少，洞子静悄悄，就你一个人在塑这个像的时候，觉得这个像特别美。在洞窟里临摹前人留下的作品，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不再跨出洞窟一步。”
也许就是这种工作方式，让何鄂这样的现代雕塑者们与古代的塑匠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他们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忠实的临摹者前人留下的作品，这些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天历史的传承，又是对今天现状的储存。
“我们进洞子临摹就可以零距离和彩塑接触，包括它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临摹方式让我们从中悟到了好多东西，慢慢的品尝出敦煌彩塑它的韵味来。”
“通过临摹你才能深入研究古代雕塑的特点，你经过自己亲手来做，做很多菩萨、佛像、天王、力士，你都做，做完了你现在脑子里头把这些资料都存在脑子里，深刻的记忆。”（待续）
千年之后，当工作人员在洞窟里临摹塑像之时，也许，耳边依旧会有叮叮哐哐的开凿声，时空交错之间，他们也许会遐想千年前塑匠们的工作与生活。
完成了洞窟工作的赵僧子回到家中，家里还有一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赵僧子觉得是时候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儿子了。赵僧子的儿子还没有成年，他对于父亲即将传授给自己的塑像技艺有些兴奋，也有些迷茫。佛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佛塑像呢，这些端坐在洞窟里的佛陀究竟来自何方，伴随着千百年来人世间的沧桑变幻，他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个洞窟之一，开凿于公元430至439年间，即北凉时期。这尊交脚坐式的菩萨像显示出的各种特征表明，它源自西域犍陀罗艺术。
法国吉美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收藏亚洲艺术以及宗教文物的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一批早期犍陀罗风格的塑像。“广义的犍陀罗呢，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包括西北印度呀，包括阿富汗，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以今天的白沙瓦地区为中心的非常广袤的区域位置，我们把它叫做犍陀罗地区。”
佛教初期，并没有佛陀的形象，一方面是因为佛陀本人反对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认为，非凡的佛陀不能以具体的人像来表现，所以，信徒们用菩提树、宝座、爱三峡，爱三论塔、舍利和佛足印来象征佛的存在。
关于佛像最初的起源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是多数观点认为，佛陀像首先制作于犍陀罗。在这里偶们试图追寻历史的遗迹，看看是否有我们熟悉的身影。当这种佛教艺术沿着不算平坦的丝绸之路辗转来到敦煌之时，我们明显看到了外来文明在这里留下的深刻印记。
正如希腊人赋予了印度佛陀那属于希腊审美的形象一样，敦煌的塑匠们，也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悄悄的渗入了这西域远道而来的佛陀形象之中。
于是，这些远道而来的佛陀菩萨们，悄然换上了中原特征的薄衣宽带，还有那佛陀脸上的神情，安详、坦然、超逸，你从他的眼缝、脸颊、嘴角乃至身姿上能清晰的读到，这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而不露，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艺术效果。
图塑像
敦煌的塑匠们，正把一种外来文化消化到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而这种非凡的创造性也推动了彩塑艺术的发展。然而，当这种创造力衰退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片佛国光芒逐渐湮灭的时候。
赵僧子希望能将这种塑像技艺传承下去。但是身为一名塑匠，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是不幸的。当他向自己的儿子传授彩塑技艺时，也许偶尔会发出无奈的叹息。因为赵僧子见识过隋唐时期最辉煌的彩塑作品，但是，他却无法在前人达到的高度上再有所建树。
曹氏政权尽管热衷于莫高窟的开发，却只是把佛的洞窟当做了自己的家窟，供养人的画像占据着甬道的两厢，甚至比佛陀菩萨们的塑像还有突出显眼。佛像的塑造水准也在迅速的走向衰落，越来越程式化、没有神韵，没有生气。赵僧子只能通过一己之力，一心一意地塑造寄托着芸芸众生美好愿望的佛陀形象，他希望造的更加完美，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融入了生命的信仰。
“我觉得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肯定是有理想有愿望，比方说，希望保佑家里人的平安，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自己的儿女们都能够代代相传。我想这些每个人都是会有的，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自己一生从事的这个工作中间去了。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揉到自己的作品里去了，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做的这么好。”
和那些创造了敦煌莫高窟无比辉煌的工匠们一样，赵僧子也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亲手塑造的佛像上。为此他献上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热情。在结束了漫长的辛勤工作后，他也许会在这片广阔的佛国之地漫步巡回，在自己前辈们塑造的佛陀菩萨像前虔诚祈告，他或许也会暗自遐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隋唐时期的敦煌，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结束了三百年分裂的局面，而一统天下的隋王朝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同时它也秉承了自汉代以来的富国之道，即打通丝路经营西域，加强和西域各国间的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敦煌也随之愈加繁荣，这使得隋代的莫高窟蔚然一新。短短三十年间，隋代开建和重修的洞窟多达九十四个，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两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
热衷佛教艺术的隋文帝曾经明文要求为佛造像，要雕刻灵相图写真容，确立了形神兼备的艺术主张。这一主张沿着畅通无阻的丝路传到敦煌，很快影响到莫高窟塑匠们塑像的风格。于是，隋朝的彩塑开始血肉鲜活起来，也更合乎真人的身体比例。佛国一旦把人们的现实愿望纳入其中，佛教艺术便有了活力。
而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势的时代，中原文明远播东西方诸国，而东西方诸国的文明也被唐朝容纳吸收，这段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充满民族信心和自豪感的历史环境，培育造就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的顶峰。敦煌彩塑，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之后，终于，在唐代大放异彩。
这时的敦煌彩塑，塑像技艺更加成熟，手法更加细腻写实，人体的技法表现从正面及半侧身扩大到全立体的彩塑，其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把握，肌肤的质感都刻画的深刻入微。
这是我们通过电脑三维技术复原的释迦牟尼塑像。这尊主佛伫立在莫高窟205窟的佛龛内，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这个佛龛内的大多数佛像都已经残破，但是通过电脑三维技术我们还原了它最初可能的摸样。
这是堪称国宝的莫高窟第45窟塑像群，正中的释迦摩尼是中国式佛像的经典作品，他端坐在八宝座上，袈裟随身垂落，于庄重肃穆中略带松弛自然。大弟子迦叶微耸的眉头，苦涩的嘴角深沉的目光隆起的胸骨，仿佛在诉说这位僧人不一般的人生。这尊佛像充分展示了唐朝写实主义的技法，无论从各个角度都充分考虑到人体的真实比例，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写实主义的代表作。
阿难…
这一尊是45窟中的小弟子阿难，其低眉信首之间透现他天性的平和与顺良，特别是身体侧倚双手紧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这位小僧人的亲昵可爱。这一铺七身塑像一朝佛教的审美观对称排列，老少刚柔，相合相成，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绝世之作。
如今，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保存敦煌彩塑艺术，敦煌研究院通过3D技术将45哭的这些彩塑数字化，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使得人们从电脑上就可以感受到敦煌彩塑艺术的魅力了。
这是敦煌莫高窟中最美的一尊释迦涅槃像，释迦摩尼肢颊侧卧，姿态安逸舒展，衣纹流畅，表现了佛陀解脱生死轮回后一种安静平和的精神境界。然而，这尊释迦像如此安详地沉睡之后，也许所有人都不会想到，隋唐时期的敦煌彩塑盛世也渐渐落下了帷幕。
正如赵僧子所担忧的那样，当历史进入三百年以后，骨肉相离的痛楚，颠沛流离的折磨，赵僧子对塑像的追求也因此成为一种美好的寄托，一种执着的信仰。然而，他一个人的努力，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时代。敦煌彩塑终于还是在世俗化的趋势中没落了，那个曾经无尚辉煌的佛国最终沉寂。
遥遥千年之后，当后人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开启了敦煌石窟尘封已久的大门，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佛国曾经的光辉，更是创造了这些光辉的包括赵僧子在内的历代巨匠。
这些伟大的作品，将时间凝固，彩塑艺术，将永久的传承。（本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