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移民的故事读后感100字

　　《大河移民的故事》是一本由应星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2002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河移民的故事》精选点评：

　　●大二的时候就开始读了，那时候还没工作，很难理解书中村小组-移民精英-县乡政府等等关系。今年重新读起来就很流畅了。 不过我的阅读也是断断续续的，所以很难系统地说感受。有空再读一遍。 #读完了就是胜利

　　●？竟然有条目了？

　　●居然有条目了。。

　　●说一句上访精英反基层民主应该不算假话，许绍荣这种新式蒯大富能得到应星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也算是和《审判史》相背离。各个工作组报告里对上访精英代表性的分析从正当性跳到规范性再跑到有效性，最后的处理措施反倒是和分析的逻辑链条完全冲突。看来不光是群众里有脓包，基层政府里也不少。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向应星发问：恁真是俺们的亲人呐。 “这种坚决不肯妥协、不具有理性谈判精神、只会向政府开出不二价的声音是从群众中发出的惟一的一种声音，因此，也就自然具有了谈判代表的资格。”

　　●因为上访而成名的“工具书”，的的确确是应星老师最具有人类学田野色彩的著作。

　　●学期里读这本书，还是太心急、太匆忙，忽略了注释中很多有趣的部分，读到结语才惊觉是这么个意思，得再细读一遍。对我自己的研究而言，这本书所展现的此消彼长的斗争让我更加好奇，科层体制为何对遗留问题视而不见，国家治理技术应当如何创新。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权力体系再生出符合制度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权力逻辑 。”

　　●这个条目叕出现了？？

　　●有条目了

　　●续（嘘！

　　《大河移民的故事》读后感(一)：一些總結

　　“上訪承續著國家在土改時期發明出來的訴苦技術，是1949年后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常規化的滲透方式。通過上訪聲討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解決各式各樣的‘遺留問題’的‘委屈式受苦’就成為化解這種緊張的一個重要途徑。”

　　政府在應對上訪的過程中主要運用的是“拔釘子”和“開口子”兩種方式。前者是指用打擊等手段擺平上訪組織者，而後者是指採用一些不觸及根本利益和權力格局的手段來平息事態，既一定程度上回應問題但無助於實際上解決問題的政治策略。

　　“在這幕看不到盡頭的戲劇中，交替出現的上訪與擺平都服膺於一個權力運作的邏輯，這就是既有權力支配格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再生產邏輯”

　　《大河移民的故事》读后感(二)：中国本土的“权力”故事

　　

有幸听过应星老师探讨“田野调查”的讲座，也看过他关于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文章，最近终于翻了一下他的这篇大作，叹为观止，是我近年来看到的理论探讨集中又有深度，同时叙事又比较精彩的人类学著作！内容主要是三峡移民上访的故事，我对此兴趣不大，主要看作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第一，所谓“源流变”。我对应星老师在文章中提出的“源流变“印象非常深刻，在此摘录如下：

一个优秀的经验研究会同时涉及三个层次的内涵：基本问题、分析传统和特定对象。这三个层次在社会理论上大体对应经典理论、中层理论和工作假设这三个层面。 经验研究的这三个位阶也可以用源、流、变这三个概念来表述。我们进行经验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社会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的，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的，而是由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福柯等经典理论家①分别勾画出的问题域给定的，它们构成了重要学术问题的真正源头，也成为我们在田野中的想象力的基础所在。而经验研究的分析传统是在各个经典大家提出的问题域内发展出来的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中层理论”，②它们构成了由各部经典所构造出来的大江大河干流上的各条支流。比如，在马克思的问题域内，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尔都塞这样的一级支流，而在阿尔都塞之下又可以看到波朗查斯(N.Poulantza，也译为“普兰扎斯”)这样的二级支流，等等。经验研究的特定对象则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直觉、生命体验和时代意识确定的研究入口，也是推进经验研究的最初动力，是在源、流冲击下产生的变体。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人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当作研究问题或分析传统，在村庄做研究就以为自己做的都是乡村研究，在工厂做研究就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劳工研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就以为自己关心的理论问题是所谓的“农民工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借用格尔兹(1999：25)的一个说法：“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作研究。”同样是在乡村或工厂，完全可能基于不同的问题域而做着互不相关的研究。布洛维(M.Burawoy，也译为“布若威”)是沿着马克思、阿尔都塞、波朗查斯这样的干支流问题路径，才最后确立了他所做的劳工研究的位置(布若威，2008：1-25)。因此，对于那些想追随(或挑战)布洛维的路数做中国劳工研究的，最重要的相关文献是马克思，其次重要的相关文献是葛兰西、阿尔都塞、波朗查斯等这些不曾以劳工为特定对象的研究者。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把握布洛维的学术贡献及其可能的问题，也才能确定自己的着力方向和研究对象。③至于那些以劳工为对象的研究文献，除了一小部分在上述路径下真正相关的文献，其余的大多数文献，或者基本的问题意识或分析传统与布洛维毫不搭界，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学术传承，仅仅是“课题学术”“职称学术”“学位学术”这些学术大工业机器不断炮制出来的垃圾产品，它们谈不上是什么“相关文献”。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做的每项研究，写的每篇文章和文献综述都一定要从经典大家写起。如何做综述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那么在《大河移民的故事》中，“源”是权力理论，包括国家权力、人民主权、科层制等一系列经典概念；“流”是经典理论下的支流，各种中层理论文献，我看的不仔细，但我觉得像剧场理论，中国古代官/民对立、清官/贪官对立的逻辑都是属于支流的理论概念；“变”是工作假设，针对经验研究的事实得出的假设，比如中央如何在基层运作权力，基层人民如何应对延展过来的权力，这个互动的过程实现了权力合法性再生产，上访的移民精英出现（精英逻辑vs群众，精英逻辑vs国家、政府），他们这个群体里最后会形成厌战和好战两种态度，与此同时国家机器对人民软硬兼施的策略愈发纯熟。

第二，理论、田野与想象力也充分体现在了这部专著中。应星老师在田野工作中尽量抛却理论，直接叙事；同时，他对西方理论是非常熟稔的，而且他在脚注中常常通过西方文献的理论，探讨中国的问题，好多处都在进行中西对比，指明中国的特点，这些注释是非常精彩的！

第三，写作方式。应星老师的写作方式非常难驾驭，正文是以“我”为参与者的第一视角下的田野调查叙事，大多数时候是白描，偶尔有重要场景的复现，会展现每个人的发言记录（包括引者点评）；脚注是经典理论、中层文献甚至历史地理的补充，但这部分因为是对应着田野叙事的部分阐释的，可能会零碎化了。我个人觉得其实每个章节不一定分正文和脚注，可以直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叙事，第二部分阐释，这样第二部分的解释可能更加系统、精彩！

参考文献：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ur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588-3.html

　　《大河移民的故事》读后感(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书评

　　

书中，作者自述，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新时期下，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行的，这样的主体，非常切合时代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变化，土地下放，人民公社瓦解，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矛盾，上访无可避免的会增多，而国家又无法像原来那样以国家需要为理由进行反驳，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权力运作势必会产生新的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时代意识。而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农民问题都是国家兴亡的关键，从这一关键点入手，更能准确地察觉到中华几千年制度的特点，形成对制度结构的整体性理解。从这里我又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以上两点，不禁让我感叹作者选题的高明：他选择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现今社会的重要问题，某种程度上，更可以由此回溯过去，放眼未来。

二、精妙的叙事展开

书中叙述的展开主要围绕两个视角。首先是自上而下的视角。由于中国独特科层制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政府在治理实施中不仅造成了许多的“遗留问题“，而且也很难借助正式的程序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开口子“这样一种非正式却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然后是自下而上的视角，这其中的权力运作集中体现在信访制度中。这里的信访制度，一是给底层民众一个向上反映的途径，使其不满得以表达，不至于长久积压，酿成大祸。二是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政府可以用来衡量所作所为有何不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通过叙事的方法，作者很容易就把“开口子”和信访的逻辑讲明白了，相较于一般的描述性制度分析，这样的方法不仅更生动，而且全面。

三、移民的行动原则

在书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农民上访的精妙之处：踩线而不越线的原则。这一原则拿捏精当，是对政府心理准确把握，只有闹事，自己的冤屈不平才有可能得以解决，但是在闹的过程中，又要张弛有度，这样才能逼政府开口子，同时又能降低未来遭遇报复的危险，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能够揣摩出这种道理，并为之付出行动的人，就是移民中的精英。这样的移民精英固然难以对付，但政府也并非束手无策，既有胆识又有谋略的精英毕竟是少数，擒贼先擒王，把他们搞定了，剩下的不过是乌合之众，这便是政府发展出的一套分而治之的方法。法律固然不能责众，但是对付个别移民精英还是很管用的。无论集体上访的结果如何，带头的移民精英总是会被记住，只要基层政府的负责人没出现没变动，政府总会对移民精英秋后算账。政府的这种行为虽然带有一定打击报复的色彩，但是它实际上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后来人不敢效仿。明白这一点的移民精英要么以不太激进的方法逼政府开口子，同时又减少政府打击报复的可能性，要么把基层政府告倒，以绝后顾之忧。从以上相关方的厉害关系中，他们各自的行动就被清晰地还原出来——在这样基层政府与移民的博弈中，基层政府的收益永远是负的，所以基层政府总是倾向于宁事息人，而移民的受益在事情没有演化到惊动中央之前都是越来越大的，所以他们倾向把事情闹大。通过对踩线而不越线这一原则进行不断深化拓展，便可洞悉全书的脉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移民还是基层政府，都是在尊重上级政府的权威这一框架下行动的，在基层政府与移民的这场对手戏中，上级政府总是充当着评委或者观众的角色，对两者的行为做出最后的评判，这也构成了政府合法性再生产的来源。

四、利奇之问

上课的时老师曾反复提到的利奇之问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以自己的社区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个别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这是每一个质性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作者也不例外。在书的最后，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农村社会复杂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并非简单地可以用“国家——社会“一类结构可以概括的，而是要从流动变化的事实中去把握的，山阳乡的上访并非结构所能轻易表达，而是要通过对其过往曾经，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仔细的调查分析。山阳乡的上访群体也许只是中国众多水库移民群体的特例，然而通过这一特例，我们却更能看清权力运作多种可能的方式以及各种权力技术是如何相互耦合起来的。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分析对象，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将他们展现出来，而非论证个案的代表性。

同时，以自己熟悉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找到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本土表达，例如：“气”这一概念。长久以来，“气”都是古代文人热衷讨论的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虽然书中的“气”与古文献中的“气”大相径庭，但是，它作为中国人用来解释中国人行动逻辑方面却必有独到的优势，不然也不会广泛地被人所使用了。而事实上，书中虽然未对“气”进行很多探讨，但作者在调查中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他随后的作品《“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中，作者则浓墨重彩地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由此可见，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民间的一些专有的表达方式，有时能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独特的视角，这也不失为社会学本土化的一种尝试，有助于构筑我们自己的社会学话语体系。

五、调查的进入方式

关于作者进入调查对象的方式，也很令人瞩目，作者是以一个副县长身份参与其中的，这样的身份既给了他从上到下的视角，又有从下到上的视角，这也是为什么作者把作品定位为双向权力运作分析的原因。这样的观察视角有悖于一般“客观”的视角，但却能最大限度开阔视野，了解全景，与作者的写作意图也是一致的。作者的身份虽然无可避免地会对研究产生影响，但从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已经在不影响调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影响了。同时从书中主要人物都很乐意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来，作者的努力是值得的。一味地用“客观，科学”来衡量这部作品无疑是一种苛责。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些特殊身份，想要进行一些深入的调查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他们即使有问题，有不满，也不会随意对陌生人吐露，他们会觉得你帮不上忙，说了也没用。而政府则会选择性地局限信息来源，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没法弄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么浮于表面，要么削足适履。但作者的身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来自这两方的阻力。同时，也正是因为作者身份的便利，他才有机会收集众多来自政府档案的资料，从这一层面来说，这也是一种真实，是对政府而言的真实。此外，作者还论及与被调查者关系的伦理问题。研究者在调查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会不断加深与被调查者的联系，无论是事件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面对调查者我们总是怀着一种理解包容的心态进行调查，得到他们的认同。但当我们事后进行分析并下笔时，又总是会将调查对象的好事坏事一并说出，仿佛我们是一个超然的第三者。这某种程度上确实有背叛调查者的感觉，不过，正如医学会为了教学而解剖青蛙乃至人体，我们没法从根源上消除这些歉意，只能时时提醒自己怀着一份歉意。

六、人文关怀

此外，作者还在书中透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人能留下的也许只是寥寥几行字，或者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也正是他们组成了历史的巨流。在对斗争双方的记叙和事件的分析之外，书中还留有对这些小人物的一些关怀，他们并不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研究的出发点恰恰应该是为了他们，社会学毕竟还是一个兼有人文与科学特质的学科，如果说它的科学性出自研究者的态度，那么它的人文性就该出自研究者的关怀。社会学的目的是为了人，既然如此，理应具有对人的关怀。而想要获得这种关怀，就不能把只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当成获得数据资料的手段，而是要时时为这些小人物着想，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他们的遭遇，思考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这样，我们才能做出真正好的研究。

　　《大河移民的故事》读后感(四)：《大河移民》读书笔记

　　大河移民

　　大河移民/应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一、上访的谱系学

　　上访承续着国家在土改时期发明的诉苦技术，是1949年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常规化的渗透方式。1949年后，由于科层化片面发展的现实（国家垄断了社会组织力量、排斥任何非政府的行动力量，那么在科层制的实际运作中就必然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的治理目标过于庞大，而他们所须掌握的信息又大量残缺，以致政府总有应付不完的紧迫问题）与人民民主的理念、广泛的社会动员与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构成了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上访声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解决各式各样的“遗留问题”的“委屈式诉苦”就成为化解这种紧张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上访技术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和不同时期的实践中却又充满了各种模糊之处乃至断点。这些模糊处和断点主要有：

　　1. 个别上访与集体上访的断点。在个别上访中，是上访者与国家面对面的关系，是上访者直接找他可以信任的上级政府伸冤诉苦的行为。而在集体上访中，参与上访者与国家的关系是通过上访代表甚或上访组织建立起来的。尽管上访行为本身是对政府信任的一种表现，但这种信任对参与上访者来说却是首先通过对上访代表或上访组织的信任来表达的。集体上访虽然与个别上访有性质相近的一面，但集体上访中出现的自发组织却有变质或“被别有居心的人利用”的危险。在国家看来，既然中央与群众之间都常常被国家建立起的各级党政组织所滋生出来的官僚主义所阻隔，那么，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上访组织或推举出来的上访代表当然就更有可能把农民引到歧路上去。如果说上访原来是为了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积累、升级和转化的话，那么集体上访中就恰恰埋藏着这种令人不安的因子。因此，集体上访就处于既无法被强行禁止但又受到警惕、压制乃至打击的尴尬境地。

　　2. 越级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模糊的合理性。一方面，国家把越级上访视为人民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视为他们与人民群众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藉此可有效地迈过“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接受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有过多的越级上访发生，不仅高层不堪重负，而且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治安秩序也会受到威胁，因此又会对越级上访加以控制。

　　3.合理上访与缠访的断点。合理上访是国家所鼓励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方式，但当上访变成缠访时，就会成为危及科层制的日常运作和杜会治安形势的火种。因此，上访技术的运作中就不能缺少收容遣送的配制。

　　4. 高层和基层对上访态度的模糊性。上访既然被国家高层视为与群众建立直接联系、对基层权力构成某种监控的重要渠道，那么，高层对一般的上访都倾向于宽容、大度，强调基层要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尽可能化解矛盾、纯洁干部队伍。然而，高层对秩序的某种焦虑又使他们可能对基层进行相当程度的保护，同时要求基层切实控制集体上访。在变通机制下运作的基层政府本就有着许多难以见光之处，而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弱，保一方安定的任重，故此，他们往往不愿见到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的发生，一旦发生则惯用打压手段来加以消除。

　　5. 平常时期与特殊时期的断点。上访既然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一种方式，自然也就与政治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时候，比如在1978年至1980年之间的拨乱反正运动中，上访的深度、广度和频度可以达到平常时期无法相比的程度；而在某些时候，比如在对首都秩序有特殊政治需求的时候，各种形式的进京上访都会受到严控。此外，上访的弹性与科层体系内派系斗争的形势、与上访是否能成为国家树立典型之用的上访也有重要的关联。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断点和模糊之处，上访这种权力技术在实践中就充满了模糊感和弹性。国家哪些时候鼓励上访，哪些时候控制上访；需要什么类型的上访，警惕什么类型的上访；上访在国家哪个层面容易受到支持，在哪个层面容易受到禁止或打击；上访在什么情况下能成为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什么时候只是一种象征仪式或只起到安全阀作用——这些上访知识并不是写在信访条例和高层领导的讲话中的，而是体现在国家和上访者具体的互动中。

　　二、弱者的反抗力学

　　(1)问题化的技术

　　我们在大河电站移民上访案中可以看到，移民为了使国家在千头万绪中意识到他们的土地冲刷问题的严重性,综合运用了“说”、“闹”和“缠”的问题化技术，把移民自身的生存困境和不公遭遇建构为危及社会稳定局面因而是政府无法回避、推诿、拖延和敷衍的紧要问题。所谓“说”是指移民对自身苦难以及苦难的归因的叙述技巧（如“灾民”话语的生产），所谓“闹”是指“逼迫”政府立即着手解决问题的策略性行动（如到电站吃饭和干扰人大代表的选举动员），所谓“缠”是指移民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后就采取不间歇地、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并充分利用科层制内的缝隙以上压下、以左攻右，来谋求问题解决的手法。

　　然而，移民什么时候用“说”与“缠”、什么时候用“闹”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说”、“闹”和“缠”这三者构成的行动弹性也存在着一个虽然模糊、但又无时不在的限度。

　　更何况，在集体上访中，上访者特别是上访精英始终面临着被手握大量资源而又身负控制集体上访势头之重任的基层政府官员报复的可能性。“问题化”的过程犹如移民与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既饶有趣味又险象丛生的“游戏”：一方面，移民是在保住自己不进大牢的前提下去不断试探从国家那里“挤”出更多的补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家则是在尽可能快地恢复社会秩序、防止牵一带百的前提下考虑如何尽可能小地“开口子”。在移民这里的边界体现为什么是“可说的”、“可做的”以及“可得到的”，在政府那里的边界则体现为什么是“必须马上解决的”、“可开口子的”，什么时候又需要“把法律拿出来”。政府与移民的行动边界既不是单方面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各种政策法规条文所决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双方的互动中不断发生着伸缩回旋，就好像两个正在推手的武师的手掌那样。

　　（2）上访剧场下精英逻辑与群众逻辑的分分合合

　　如果我们把农民心中的平等观加以某种离析的话，那么可以说存在着三个平等世界，这三个世界分别是以三个不同的参照系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世界是以自己为参照系的平等世界，即我现有的生活、地位和利益不应受外在的人力影响，一旦受到影响就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第二个世界是以同类为参照系的平等世界，即我是农民，他也是农民，我们的交往关系应该是对等互惠的，我们在等级秩序中也是同位的，所以，“外面的”或“上面的”对我们应该是一视同仁的。第三个世界则是以人本身为参照系的平等世界，即我是人，你是人，我们为什么就注定会有如此的差别（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个平等世界是被强力所压抑和扭曲了的——农民实际上很少敢去把自己的命运与其他阶层的命运相比。那种无边的阶层怨恨如果无法倾注在被揪住的少数贪官的尾巴上的话，那是完全不具有合法性的情绪，是对国家治理十分危险因而势必要作为敌对情绪来惩处的对象。

　　在长期的上访中，山阳已被建构成一个剧场。剧场这个背景使精英逻辑和群众逻辑的张力进一步增大。有些时候，群众中对贪官污吏某种弥散的不满情绪可能在剧场中被收拢、凝聚在坚决要求与贪官污吏决一死战的某些行动者（他们可能是精英，也可能是群众）身上；而精英集团的核心人物为了避免由这些行动者的贸然越线而给精英带来被依法惩处的命运，就不能不对这些危险的行动进行约束，或是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推波助澜从实际的行动逻辑改造成某种行动的姿态或表现仪式。更多的时候，剧场中观众的哈欠、木然、私语、口哨、喝倒彩都会侵蚀精英的行动基础和支配权威；而精英集团势必要发展出激动人心的剧情来吸引观众，炮制出强敌压境的局势来达成同仇敌怕，从而把上访的戏剧从一个髙潮不断推向另一个高潮。

　　当然，由于政府对资源的更多掌控和软硬兼施的灵活性，精英集团常常会面临被分化、“招安”的可能。

　　三、国家的摆平术

　　中国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在治理上的无穷膨胀、在价值理念上的一元化造成了科层的各种程序技术难以真正按照程序来运作。在此情况下，非程序技术得以充分地发育起来。工作组就是自土改后国家介入农村社区生活世界的一种基本途径。以摆平上访、理顺关系为目的的工作组使国家以这样四种形象出现在农村社区：一是调查者；二是解放者；三是教育者；四是庇护者。其中，调查者形象伴随着工作组的每一次出现，是权力的眼睛；解放者形象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阶级话语的实践形式；而教育者和庇护者的形象则是人民话语的实践形式。无论是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还是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无论是对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对个别人的居心问题的矫正，无论是对基层干部的宽容庇护还是严肃处理，都服从于“安定团结”的形势需要，服从于权力平衡的需要，并由这种需要决定了工作组在每一次的具体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三种技术手段：

　　一是“拔钉子”。在各种上访中，政府最感头疼的就是集体上访。摆平集体上访的一个要着就是用以打击为主的各种手段将移民上访的组织者给摆平——这被称为是“拔钉子”。与在类如房屋拆迁中的“拔钉子”不同的是，基层政府即使是使用暴力手段，一般也不是直接以上访为由，而是找别的茬子，也就是说，它要将两件本无关系的事强行联系在一起。

　　二是“开口子”。将上访过程中可能危及权力合法性的矛盾进行局部化的处理，将农民所追求的普遍化的平等用特殊化的、非例行化的手段——“开口子”来摆平（所谓的“开口子"，首先是基本解决还原的问题；再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相对剥夺的问题；但却要坚决防止阶层怨恨的公开化与积累），将传统的平等感转化为利益和地位的平衡机制，将农民因不公而生的不满和怨恨化解为对官僚习气的批评、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却又不失对国家权力本身的支持和信心，这是中国历史上“清官”机制在当代上访现象中的再现。

　　三是“揭盖子”。集体上访的出现，不仅使政府与农民的均势被打破，而且也使上下级之间面临着某种紧张，被农民指控的地方政府面临着权力式的调查“讯问”。高层对基层政府行为的过问和处理，并不完全是由事情本身的对错或真假而决定什么是要保和护的，什么是要抛和整（风）的；什么时候需要保，什么时候需要抛——这一切主要取决于科层同一级内部或不同级之间权力平衡的需要，取决于安定团结局面的需要，取决于通过树立曝光的靶子来重建民众对国家足以自律自洁的信赖的需要。有时，仅仅是“拔钉子”与“开口子”都不足以摆平事端。这时，基层的摆平者本身也有可能作为“败类”被抛出来摆平。

　　除了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构成国家摆平术的三角之外，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也是政府常用的一种以退为进、以静制动的摆平方式。

　　四、上访“真相”的生产

　　(1)汇报的政治学

　　摆平不仅是作为一种技术被实践，它同时也作为一种话语被生产。随着国家治理方式在1980年代发生的变化,以往的阶级斗争话语也开始为一种新的话语形态所替代。（当然，这种新的话语形态仍与阶级斗争的话语形态有着复杂的关联。）这种话语形态所构成的正是某级政府向上级作汇报的政治学。

　　A. “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不明真相者-人民群众”对号法。无论是在中国的科层制的运作中还是在信访制的运作中，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不是公开表达的，而是通过表面一致的德性话语来表达的。这种独特的机制与中国社会的德治和仁治传统有某些重要的关联，但它更是现代意识形态政治的产物，我们可以将这种表面按照德性来分配资源、处理冲突、化解危机的体制称之为“新德治体制”。

　　. “官僚主义”话语。集体上访一旦出现，就面临着下级如何向上级“交代”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处理责任归咎的问题。尽管地方政府平常在“责、权、利”上是既不对称又含混不清的,但这时在他们的话语中就有了明确的界限意识，力图作以下的区分：是集体的决策还是个人的决策，是集体受益还是个人得利，是挪用还是贪污，是官僚主义还是腐败堕落。在这些区分中，最重要的就是官僚主义与腐败堕落的区分。因为，在中国的新德治体制中，被揭开盖子的腐败是难以被容忍的德性问题，而官僚主义则是被普遍谅解的“工作失误”。一旦问题被定性为“官僚主义”，一旦问题并不是个人的贪婪所致，一旦将个人行为化为集体决策，这就意味着当事人个人不必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官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谴责话语，但实际上，它恰恰构筑了供当事者逃之夭夭的通道。

　　“官僚主义”话语其实是另一种对号法的浓缩，这种对号法就是政府用之于为自己阵营的人划线排队的对号法,也即“多数为民服务的干部-少数官僚主义者-个别败类”对号法。

　　C. 话语的关联/切割技术。作为话语实践的摆平，还表现在它常常把两个本无关联的事联系在一起，或将两个本来密切关联的事分割开来，这也许可称之为是“话语的关联/切割技术”。与“官僚主义”话语力图划分集体与个人的责任相似，下级在汇报中的一种策略是在责任中力图区分出人力的因素和非人力的因素。因为一旦问题更多是由人力不可抗的因素所致，那么，尽管问题是严重的，但既然非人力因素是不可追求责任的，那么，下级也就从中得以解脱出来。这样一种关联/切割的技术同样也运用于对“刁民"的形象塑造中。上访精英某些与上访毫无关系的过失或历史问题常常被基层政府与上访强行联系在一起，以说明上访精英的用心之恶、为人之刁；而为了名正言顺地打击上访者，则常常会选在与上访并无关联的领域来下手。

　　(2)明与暗的民间传说 身负控制集体上访之责的基层政府有一套如何向上级汇报的技术，而负责动员移民群众参加上访的精英也面临着如何向群众解释的问题。如果说基层政府的汇报构成了官方说辞的话，那么，移民精英的解释就主导了民间传说。而有意思的是，官方说辞与民间传说之间表面上正相对立，实际上却又有许多微妙的联系。

　　A. “贪官一清官一明君”对号法。在移民精英眼中的国家形象，是一套在传统符号资源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对号法，即“多数贪官-少数清官-光荣而正确的中央”对号法。

　　. “叛徒”话语。移民精英在移民群体内部常常使用的一种话语即“叛徒”话语，则是“人民（我们）-叛徒”对号法的浓缩。这种对号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没有中间项。移民一旦开始上访并形成与基层政府的对峙后，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共同受难的“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很难有中间退出的自由。

　　C. “阴谋”话语。支持电站移民长期上访的动力就源于他们对基层不肯“落实”上面政策的痛恨，对阻止上面来的光的直透的种种“阴谋”的愤怒。与“阴谋”话语配套的，则是政府关于移民精英所谓“别有用心”的话语。双方稲互相指责是在搞“别有用心的”阴谋，而 两者的话语模式却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