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读后感100字

　　《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是一本由羅寧 / 武麗霞著作，巴蜀書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4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精选点评：

　　●这是啥书啊？几篇莫名其妙、质量低劣的论文凑在一起，就可以注水成“专著”了。

　　●对汉唐的小说、传记及其相关概念有自觉地反思，对几部小说和传记做了较为充分的考辨。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很重视在历史的实际语境中理解相关概念及其演变。

　　●堆砌材料，观点牵强，论证粗糙

　　●竟然没有标记过。导师和师母的大著，其中关于小说与传奇的关系、伪典小说之概念等问题，都具有很大的探讨价值。

　　《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读后感(一)：周裕鍇序

　　序二

　　周裕鍇

　　羅寧、武麗霞之大著《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將付梓刊行，來函囑為之序。我於中國古小說向無研究，涉獵甚淺，難堪其任，然以師友之情，且睹其成果卓著，竊為之喜，而欣然允之。本書所收宏文，半曾寓目，今日重溫新閱，深有所得。其論則概念明晰，辨思謹嚴；其考則徵引宏博，解讀允當。此非一己之私言，乃學界之公論也。

　　“小說”之名，源自《莊子》；附之九流，見於《漢志》。其後稗官雜書，街談巷議，皆歸於此，或鄙其小道，或稱其文類，歷代流變，紛紜叢脞，間見層出，不一而足。此我國古小說之大略也。爰及近世，西風東漸，學人往往借“小說”之名，譯“fiction”之實，以西律中，以今律古，近人所著之“中國古代小說史”，太半為“中國古代虛構敘事文學史”，而傳統目錄學之小說文類，則棄如敝屣矣。羅君於此亟欲正其名，故不憚其煩，正本清源，縱論古小說廣狹之義，大聲疾呼，張皇幽眇，試圖回歸於中國古小說概念之本原，立足於中國學術文化之傳統。其於教學，不惟率諸生研讀吾國之墳典，時亦取資西洋之著作，於fiction、novel、tale、story之定義詳加解說，力辨中西學術之異，痛詆削足適履之弊。

　　羅君此舉誠可稱道，然我於此，尚有疑惑，故數於QQ群中與之商討。愚意以為，今之學者研究小說，其前提為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三位一體之框架，羅君純以傳統目錄學與之對壘，恐不免牛鳴馬不仰之譏矣。又傳統目錄學中子部小說類，頗如裝載雜物之骨董箱，所有難以歸類之雜著，悉數入其箱中，其文類特點為何，天下學者聽熒。羅君於此雖歸納其大要，然猶未盡愜人意。蓋歷代書目著錄小說，亦隨時代變遷，歸類頗有不同，此書目視為小說者，彼書目或列於文史，或係於雜家，或歸於詩文評，未可一概而論。以南宋洪邁為例，其《容齋隨筆》與《夷堅志》，撰著意圖與態度均迥然有別，焉可皆稱“小說”。故愚意謂傳統目錄學亦有混亂之處，須理清辨明，不必唯古是遵。然此皆門外之談，信口雌黃，羅君不必介懷也。

　　今人於小說與傳記之關係，每以虛構與紀實區別之。然今人視為虛構之事，古人或以為紀實，吾國傳記之虛構成分並非少見，《左傳》既有“敘妖夢以垂文”之傳統，歷代正史紀帝王之事，亦每有神異之跡，遑論其他。此關涉古人與今人對“實事”之不同認知，大抵古人理性知識水平遜於今人，故神秘妖異之說，往往信以為真，道聽途說之言，不妨載之典籍，非唯“小說”，亦含“史傳”。此則我與羅君認識之大同也。

　　本書除數篇關於小說概念、名義、界限、文類、觀念辨析文章之外，其餘皆為漢唐小說之個案研究，非但考證精覈，且能自立新說，於治文史之學者，頗有參考價值。於我助益尤多者，一為“偽典小說”概念之提出，二為重編《說郛》文本之辨偽。蓋“偽典小說”之出現，實與古人用事觀念密切相關，宋人杜詩、蘇詩中之偽注，與之相類。數年來我注古人別集，每遇故實，時或徵引偽典小說，今讀羅文，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宛委山堂重編《說郛》，昔日多未考量，撰著或有參考，今讀羅文，不覺駭然汗下。此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實例也。本書所載，有三篇嘗發表於《新國學》，此為羅君奉獻母校四川大學之成果，其風義可嘉。

　　滬上陳尚君教授為本書作序，稱羅君為“求道派”，洵為知言。蓋我與羅君相識相知十七年，平居之日，每以學術道義相切磋，故雖有師生之名，而實為忘年之友。往年編《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間得羅君指瑕，多有助益。其文《北宋大觀年間廬山詩社考》撰成於《總案》刊行之後，未得據以正謬，至今以為憾事。

　　今吾之序，實為蜂腰，接於陳公大序之後，則狗尾續貂；置於羅君大著之前，則佛頭著糞。然附驥尾以致千里，亦人生一大快事，何樂而不為哉？是為序。

　　乙未仲秋夢蝶居士周裕鍇謹識於江安花園鍋蓋庵

　　《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读后感(二)：後記

　　後記

　　如果將1998年閱讀李劍國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說史》作為我研究古代小說的緣起的話，至今已有十七個年頭了。在這十七年的時間裏，我研究的時段從漢魏六朝到唐代再到宋元，研究的領域從小說到傳記再到筆記，涉及愈廣，思考愈多。我的小說研究發端於對《漢書藝文志》十五家小說的考證，在重新審視《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序以及探討稗官與小說的關係之後，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漢唐時期所謂的小說並不是今天人所建構和想象的那個樣子。於是我著手清理漢唐時期的小說觀念，想要弄清楚當時人是怎樣使用小說一詞，是如何看待、理解小說的。2000年的碩士學位論文《唐前小說觀念簡論》和後來2009年據以增訂出版的《漢唐小說觀念論稿》，是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博士期間我研究唐代軼事小說，這使我進一步對過去學界主要通過研究傳奇和志怪建構起來的唐代小說史產生了懷疑，進而開始反思百年來的古代小說研究。簡單地說，我認為目前的中國古代小說史以及研究古代小說的很多思路和方法，由於採用的小說概念和觀念基本來自西方和現代，並不符合中國古代小說的實際。

　　既然如此，我就應該寫一部自己的中國古代小說史，但現在看來，完成之日遙遙無期。工程浩繁當然是重要原因，自己的拖延症也非常害事。回想2002年動筆撰寫博士論文《唐五代軼事小說研究》時，就立志要寫一部“唐五代軼事小說敘錄”，然而十三年過去了，距我預想的完成還差得很遠。2010年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五代軼事小說研究”，本以為有博士論文的基礎，不會太費力耗時，然而到現在還沒有結題。對於這兩件事，我原來給自己找的理由是：工作瑣事多，生活壓力大，對完成質量要求太高，學術興趣和研究方向轉移。自從三年前在網上知到了拖延症，纔明白自己就是患者。這次論文集的出版，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出本論文集就用掉了一年的時間，距陳尚君老師作序都過去半年了。

　　對漢魏至唐宋之間小說、傳記、筆記、詩話、譜錄、類書等一切“雜書”或“偏記小說”，我一直有着廣泛的關注，一直在講授古小說和類書方面的研究生課程。我曾有過龐大的研究計劃（十年前的雄心壯志現在回憶起來都還有些激動），而在後來激情漸逝的歲月中，也留下了一些文字，算是這段研究歷程和計劃中的某些印記吧。現在將部分論文結集出版，是回顧，也是鞭策。本書收入論文二十三篇，分三部分：一，對小說、傳記的總論。我對古代小說的看法和主流學界頗有不同，目前最集中、最完整的表述在《古小說之名義、界限及其文類特徵》一文中。另外對當下傳記研究的反思，“文傳”、“僞典小說”概念的提出，也得到一些師友的好評和接受。二，小說文獻研究。包括對《黃帝說》、《五代新說》、《紀聞談》、《續本事詩》等小說的考證或輯佚，對重編《說郛》這部大型叢書作僞性質的揭發。三，傳記研究。包括對《南嶽夫人內傳》、《南嶽十八高僧傳》、《鄴侯家傳》、《八仙傳》等傳記的考證。關於傳記的文章大多是我和妻子武麗霞一起討論並撰寫的。每篇論文末尾都標明了最早發表的期刊和時間，而在編入本書時均經過文字修訂。限於本書的容量和書名斷限，我考證《龍城錄》、《開元天寶遺事》以及《瑯嬛記》等五部明代小說是僞典小說的文章，對六十部唐宋小說作了文獻考辨的《兩種文言小說書目補正》及《續》，對敦煌《葉凈能詩》、《敦煌氾氏家傳》的校讀成果，以及剛發表的《蘇軾、蘇轍文傳述論》、《盧瓌抒情集輯考》等都沒有收錄。這是需要向讀者說明的，也期待着讀者的批評。多年來我得到周裕鍇、謝謙、祝尚書、項楚、陳尚君、李劍國等老師的教導、提攜，各種因緣際會造成了我今天的研究格局乃至人生道路、生活理念，這是特別要向老師們表示感謝的。

　　就當下漢唐小說和傳記研究的現狀來說，文獻研究的基礎工作仍未完成，其內容、類型、體式、演變等也需要重新認識和評價。至於宋代的小說、筆記，更是一片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我近年的研究一方面從小說、傳記之書延伸到文傳、書事、墓誌等帶有敘事成分之文，一方面在時段上從漢唐延伸到宋元，這固然是我學術研究道路的必然，但也使我無法再將精力集中在一朝一代。此外，詩歌研究更是我的“心病”。讀碩和讀博期間，自己雖然從事古小說研究，但上課跟導師周裕鍇老師所學都是詩歌，令我初窺杜甫、蘇黃之堂奧，而後來自己在教學工作中對詩歌的愛好進一步被激發，故近年來頗欲逃開有些厭倦的小說研究，嘗試唐宋詩研究。更令人興奮的是，我似乎找到了唐宋詩歌研究和唐宋小說研究的某些結合點，對詩歌和小說的關係有了自己的一些思考（《論宋人對代名之使用與創造》算是一個初步的嘗試）。領域的不斷擴大，重心的不斷轉移，認識的不斷深入，使得我原定的某些研究被懸置。尤其是繁瑣的文獻考證，正如子夏所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但是“致遠恐泥”，如果陷溺其中，則如莊子所說：“其於大達亦遠矣。”可是不耐煩作細緻的文獻研究和文本解讀，怎麼能有可靠的理解和深入的認識呢？年歲漸去，未知尚多，“工程”無期。每當我想到這些，不免產生一種無力感和怠惰心。

　　說上面這些話，是爲回顧自己研究的心路歷程，是想感謝家人和老師，是要呼籲學界同仁關注古小說，同時也是給自己的拖延症找一種說辭吧。

　　羅寧 識於西南交大南園

　　2015年11月23日

　　《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读后感(三)：读书摘录笔记

　　《小說與稗官》

　　* 余嘉錫專作《小說家出於稗官說》：“士傳言”

　　* 歷代古籍中職官表：《禮記·王制》、《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

　　《從詞語小說到文類小說——解讀<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序》

　　* 綜觀《漢志》對小說及小說家的論述，要之有兩點：一、小說是小道，君子不為；二、因小說是街談巷說、閭巷之論、芻蕘狂夫之議，王者可用以觀風俗、正得失。前一個觀點無疑是對此前小說不合經藝大道這一思想的發展，而第二個觀點則是《漢志》為提升小說的地位而新賦予的內容和含義。如果從小說的功能方面來看，《漢志》第一次賦予了小說資治的功能。小說資治正是小說獲得合法性的關鍵所在。

　　* 所謂文類小說，是指著錄於古代書目中小說家的作品以及古人談論到的小說作品。由於它具有文字表述和書寫的外在形式，所以稱之為文類。

　　* 小說不是一個文體概念，是一個文類概念。因為《漢志》并沒有為後來作為文類小說提供某種標準和範式。諸子各家一般都有某種理論主張或思想趨向，但小說家沒有。

　　《論唐代文言小說分類》

　　* 《太平廣記》中有一類小說 專門為“水”記得去查閱，會節省體力、時間

　　* 筆記小說的問題： （1）筆記一詞產生較早，原指書記、記錄的意思。宋以後常用來指那些隨手記錄、不拘惕勵的雜記見聞，其內容包括傳聞軼事、讀書心得、日常感受、詩文評論、考證編訂等等，十分龐雜。

　　* 筆記與小說原本是兩個不相關的系統：小說作為文類，以《漢志》著錄為起點，一直歸屬於子部中一家；筆記產生於宋代（這以前只能說有類似筆記性質的著作存在），並不固定屬於四部中的哪一家，傳統目錄學上也沒有以筆記為名的類別。但因為不少筆記具有小說性質，宋代以後被公私書目著錄道子部小說家裡，二者才發生了某種聯係。

　　* 唐代文言小說就可以分為兩大類，志怪和軼事。不用志人小說的類名，是因為志人這個名稱給出了一個限制，即小說中必須有人物出場，而實際上很多小說的內容，也可以包括其他沒有人物、沒有故事性的內容，如地理風俗、典章制度、器物飲饌、掌故舊聞、事物起源、箴規考訂等，只要其中不涉及或較少涉及怪異的成分，即可歸入軼事小說名下。

　　* 軼事、志怪的二分法雖然簡明易行，但不夠細緻。所以要進一步細分。（羅寧老師暫時借鑒李建國《唐前志怪小說史》中的二級分類，但今天來看，已不甚妥當。然而羅寧老師未提出更好的分類）

　　《制異名新說、應文房之用——論偽典小說的性質與成因》

　　* 所謂“偽典小說”，是筆者提出的一個概念和小說類別，指編造杜撰各種新奇典故的一類小說，典故中除了故事（事實）外，也包括代名、詞藻等。從外表上看，這類小說近於傳統的軼事銷售，一般也被歸屬於軼事小說中，但其寫作的原則、精神以及目的卻與古代一般的小說大異其趣。這樣的小說現存者以《雲仙散錄》、《清異錄》、《瑯嬛記》、《女紅餘志》、《古琴疏》等為代表。

　　* 總體而言，偽典小說的表現形式是軼事小說，風格輕艷纖巧，目的則是希望應用於詩文寫作。至於其產生的原因，則和古代文人對於僻典的喜好和追求有關。

　　* 偽典小說產生的原因和背景：晚唐至北宋詩歌用典生僻

　　* 偽典小說的虛構性和遊戲性

　　* 比較偽典小說和唐傳奇在虛構這一方面的不同：（1）虛構的目的不同、偽典小說是為了“應文房之用”為詩文創造更為生僻的典故；唐傳奇是對某種美學意味追求。（2）形式不同，偽典是傳統小說“叢殘小語”，篇幅短小；唐傳奇長篇巨制、採用傳記體。（3）虛構難易度不同，偽典易，唐傳奇難。

　　《論古代文傳的產生與演變》20160714 星期四 丙申年 乙未月 丁酉日 農曆六月十一

　　* 所謂“文傳”，是指作為單篇文章的傳，收入文集中的傳，它是一個文體概念，和作為著述的史傳、雜傳不同。文傳是受史傳、雜傳影響和產生的一種文體，它的出現較早，但是直到唐代才成為獨立的文體。

　　* 劉師培說“又六朝人所作傳狀，皆以四六為之。清代文人亦有此弊。不知《史》、《漢》之傳，題材已備，作傳狀者皆宜以此為正宗。如將傳狀易為四六，即為之失體。”

　　* 羅寧老師認為，“如果要追溯文傳的歷史、阮籍、陶潛就是開創之人。”

　　* 總之，作為與史傳、雜傳不同的文傳，側重的不是敘事或記錄傳主生平，而是言志抒懷，如果是自傳，則主觀抒情性成分更多。這些作品中《大人先生傳》、《五柳先生傳》的影響最大，它們分別開創了文傳的兩種寫作模式，一是以問答或自述發表議論、闡明某種哲理；一是通過描寫人物風神舉止以抒情，并寄寓其理想人格。當然二者內容上也有共同之處，如傳中都有自傳和隱逸的色彩。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聖賢高士傳》

　　* 總結：文傳產生於東晉以阮籍、陶淵明為代表，其特點是單篇文章，收在文集中，筆法遊戲、六朝時期文風四六駢體，多為寄寓作者的理想人格，是隱逸之風的體現。唐代初王績為繼承、韓柳為中間弘揚之主力，在《唐文萃》、宋《文苑英華》中，開始有“傳”之文體被收入其中。而之前曹丕《文論》、《文心雕龍》、《文選》皆未有此文體，蓋當時文傳數量較少。至宋，文傳開始向史傳靠攏，變得嚴肅。

　　《論古代家傳之演變》20160714 星期四 丙申年 乙未月 丁酉日 農曆六月十一

　　* 作為雜傳的一類，家傳的起源只能在漢代。雜傳是從漢代以後才出現的。

　　* 刘知几《史通·杂述》论述“家史”（家传）时已经说明：“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成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阙后来。若杨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也。

　　* 家傳與士族的興盛有密切關係，是士族為揄揚先人、誇耀門第而撰，在門第觀念盛行的魏晉南北朝和唐代，家傳之發達盛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 唐宋家傳的變化：一、作者：唐前家傳一般都由家族中人撰寫，而唐代家傳有不少出於門生弟子、幕僚部署或者親近好友；二、內容：唐前家傳的傳主一般有多個，而唐代家傳有的僅有一名傳主。唐宋人以家傳之名，行單傳之實；三、家傳在宋代的另外一個重要變化是，宋人文集中開始出現以家傳為名的傳敘文章（文傳）。

　　* 明清文集中的家傳：明清所謂的”家傳“，是和朝廷、史館之官方作傳相對的概念，類似於”私傳“

　　* 家傳為什麼會由史部的雜傳轉變為集部的文傳呢？我以為主要的原因是宋元以後族譜家牒的興盛，替代了家傳的功能。

　　《論傳記記傳敘之名稱及相關概念——兼評<八代傳敘文學述論>》20160715 星期五 丙申年 乙未月 戊戌日 農曆六月十二

　　傳記之名原本是傳與記之合稱，是並列複詞，並非偏義複詞。傳作為著述之一體， 原指解經之傳，如《春秋》之有三傳，《詩經》之有毛傳。

　　記原本亦是解說經傳之意。

　　從唐代開始，傳記一名乃偏向於指雜傳野史之意。

　　* 傳記一詞後來逐漸具有史料的含義，主要是因為傳已成為紀傳體史書中的重要組成。關於這個問題，古人說的很明白：

　　* 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傳》）

　　*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跡也。其專記一人為一傳者，則自遷始。……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列傳》）

　　傳和記得區別，古人說的很明白：

　　* 傳記者，總名也。類而別之，則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寺庫全書總目·傳記類小序》）

　　朱東潤提倡“傳敘”

　　* 朱東潤說：“就大體的用法論，傳是傳人，敘是自敘。自敘和傳人，本是性質類似的著述，除了因為作者立場不同，因而有必然的區別以外，原來沒有很大的差異。”

　　史傳、雜傳、文傳的異同

　　* 史傳的概念比較統一，就是指正史的傳。只要是比較是比較完整的紀傳體斷代史，都可以稱為雜傳。

　　* 史傳以外的傳敘都可以稱為雜傳。

　　* 雜傳產生的兩個前提：一是《史記》《漢書》以及《東觀漢記》以來人們對於“傳”作為人物傳敘這一寫作體式的認知和熟悉，其二是必須是在漢魏以來史部書籍激增的同時，人們才開始嘗試以傳體寫作了一些內容雜蕪甚至虛誕的傳敘作品。

　　* 別傳只是一種泛稱，並非書名。

　　《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读后感(四)：陳尚君序

　　序一

　　陳尚君

　　羅寧教授編其與武麗霞女史合著之《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成，屬序於我，近年頗感佩他的研究，來往亦多，故不敢辭。但怎樣寫，真很費平章。

　　認識羅寧，是偶然讀到他在首都師範大學2004年中古文學會議上發表的論文《論五代宋初的“偽典小說”》，覺得用他新創的這一小說体提法,將我長期感到困惑不解的這批文言筆記的著述性質說清楚了。因而主動託人與他聯絡，在見面前已經有許多通信，彼此的新作也常有交流，收在這本論文集裏的許多論文我都曾在發表前即得閱讀，他對我論文中文獻的缺位或論述之偏失也常能坦率地貢獻所見。來往多了，更感到是難得的學術諍友，可以無話不談，也可以放言爭論。將學術探索作為人生求道的過程，求道就會有認識的差異，因為有差異而有所討論，認識因討論而得逐漸地接近，真相也可逐漸地昭明。羅寧正是這樣的學術求道派，收錄在本書裏的每篇論文皆言之有據，獨立有識，新見紛呈，自成家數，我的此一閱讀感受，相信對此有興趣的學者也會有同樣的認識。於是問題來了，我既無能力為羅寧已有之學術研究作階段性的總結，又深知即便再優秀的著作，寫成本書具有理論創新、文獻豐富、結論可靠三大優點的書序或書評，總不免落入俗套，遭人討嫌。寫什么呢？躊躇數日，還是取與本書有關的一點展開，為作者和讀者提供一些不同立場的思考。

　　近幾十年來，中古小說研究卓有成績，相比起來，傳記研究似乎稍顯遜色，做的人也多，但多依違在文學、歷史之間，評價的尺度也不盡相同。羅寧將小說與傳記放在一起研究，顯示他的判斷，即二者之間既有區別，更多聯繫，經常不易區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然如此，一并研究當然是最為恰當的。本書分三編，一是通論，二是專論，三是文本輯考，三部分均兼顧小說、傳記兩方面。這是他的認識，當然也會引起不同的議論：小說與傳記雖皆屬于敍述的文學，但前者可以虛構，可以編造，可以道聽途說，可以浮想聯翩，而後者則要求實錄，要求真相，反對虛諛，更不能容忍文過飾非。那么認真說起來，小說與傳記畢竟還不能劃等號，還不是一件事。對此，羅寧的認識是清楚的，他認真討論文傳的源流和變化，討論家傳的體製和演變，并在評論朱東潤先生《八代傳敍文學述論》時討論傳記、傳敘的同異和名實，繼而在考訂《鄴侯家傳》與《鄴侯外傳》文本流傳時，斟酌今人認為二書本為一書或本為二書諸說後，認為“《外傳》是《家傳》的改寫本，並且融入了其它材料，不能將它們混爲一談”。揭示這些改寫和增飾，梳理從家傳演化為小說的過程，羅寧的考辨廣徵文獻，結論令人信服。

　　正因為羅寧廣徵文獻，提供了《鄴侯家傳》作者李繁的生平輪廓、《鄴侯家傳》的成書和流傳文本，以及此書存世佚文的基本情況，更引起我繼續探究的巨大興趣。

　　《鄴侯家傳》作者李繁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兩《唐書》皆附其傳於其父李泌傳後，除冤死一節外，頗多惡行，其尤者則“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烝其室”。前者據說為貞元十一年（795）春事，名臣陸贄罷相後兩度上奏言權臣裴延齡姦佞，德宗右裴而黜陸。陽城是享天下清名的名士，被李泌推薦為諫官後，久不進言，乃至新進士韓愈作《爭臣論》規諫而無效，但此時卻拍案而起，為陸贄伏閣切諫，事方得緩，城亦得直臣之名。較早記錄此事者柳玭《柳氏敘訓》云：“李相國泌居相位，請徵陽道州為諫議大夫。陽既至，亦甚銜恩。未幾，李薨於相位，其子蘩居喪，與陽並居。陽将獻疏斥裴延齡之惡，嗜酒目昏，以恩故子弟待蘩，召之寫疏。蘩彊記，絶筆誦於口，録以呈延齡，遞奏之云：‘城将此疏行於朝數日矣。’道州疏入，德宗已得延齡稿，震怒，俄斥道州，竟不反。”（見《戒子通錄》卷二引）但仔細推敲，頗多疑問，即“獻疏斥裴延齡之惡”者為陸贄，陽城因陸贄被貶仗義伏閣，亦不存在多日前即將疏示人之理。且亦不因此事貶道州，其間尚有轉國子司業一任。烝梁肅妾事，就較難追究了。今可知者，李泌貞元五年卒於相位，次年德宗思及泌之為人，囑其家編成文集二十卷，由梁肅作序以傳。其時李繁與梁肅肯定有許多過從。梁肅卒後，其遺妾是否因情而與李繁有染，無從追究。但身兼陸贄知貢舉時門生和梁肅古文傳人兩重身份的韓愈，對李繁的態度，或者可以提供參考。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黄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詩作於韓愈去世前一年即長慶三年（823），當時李繁約五十餘歲，即生於大曆中期，為李泌五十後所生子。李泌去世後李繁襲其爵，故此處鄴侯為李繁而非李泌。詩稱其家多藏書，為人尤博學而強記，聖賢文章經典尤充實於胸中。諸葛覺即僧淡然，孟郊作《送淡公》十二首，敘彼此繾惓之情，韓愈也曾作詩《嘲鼾睡》戲謔。上引詩認為他得與李繁游，“學問得所欲”，上天入海均可從心所欲，對其人其學評價都很高。韓愈又作《處州孔子廟碑》，稱贊李繁到任處州，立即修復孔子廟，既塑顔回、子夏等七十二人像，又以歷代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揚雄、鄭玄等數十人圖於壁，簡直就是韓愈《原道》崇儒主張的實踐者。韓愈因此而點贊：“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逹，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在這裏都看到韓愈對李繁的由衷贊美，展示李繁為人的另一面。但前詩也透露出，李繁雖為故相之子，在京城有舊廬，似乎與朝中多官關係極其疏遠，原因不明，或與其早年失德有關。中唐存世詩文為數極大，就我閱讀所知，與李繁有詩文來往者實屬寥寥。以李繁之博學多才，不至如此吧，然確實如此。

　　李繁的著作，除《鄴侯家傳》外，至少還有三種。

　　一是《北荒君長錄》三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史部地理類，僅見《資治通鑑考異》卷一九引及過貞元四年回紇請改回鶻一例，無從知其書之全貌，就書名推測應是有關北邊民族歷史或君長世系之專著。

　　二是《玄聖蘧廬》一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於子部道家類，僅見宋初名臣晁迥在其三部著作中引及此書。《法藏碎金録》卷一引其序云：“冀深信照之，能度苦厄，又知有以常相見，不在於眼界。”同書卷二引及其書凡十六篇，有《心宗》第十一、《不動》第十二、《夢覺》第十三、《聞思》第十四，謂其宗旨為“開心宗之性，示不動之體，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贊其“咸有妙旨”，受其啓發而“朝夕趣向，事理親切”。卷五引其解《心經》語“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認為“此語意存誠，入道足矣”。卷七贊其“不動之心，可以習成”之說。《昭德新編》卷下云其引《法華經》十六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也”，贊其“内外典故證據甚明，談功德者當如是解”。《道院集要》卷二引其對心法的認識，舉鸚鵡可以得道證眾生平等。凡此皆知李繁深信佛法，妙契禪趣。《通志·藝文略》著錄此書一卷前，又有《禪關八問》一卷，或亦繁撰。

　　三是《大唐說纂》四卷，《崇文總目》作《唐說纂》。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八云“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則云此書“不著名氏，分門類事若《世説》，止有十二門，恐非全書”。可知僅此。王方慶勸武后歸唐嗣事，也與一般認為狄仁傑事有所不同。

　　以上三書雖皆不存，片斷遺存可略知李繁之性情趣向及學識興味。但他影響最大的著作還是《鄴侯家傳》，其成書也頗具悲壯色彩。

　　李繁之被處決在文宗大和三年（829）十一月十日，《舊唐書·文宗紀》所載很明確。其涉罪事由，《舊唐書》本傳載為任亳州刺史時，“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偏偏又遇上以嚴苛著稱的御史中丞溫造，派遣與李繁有嫌隙而銳於生事的御史舒元輿來處置，於是羅織成大獄，李繁終難逃一死。舒元輿是唐後期有名的古文家，也是甘露事變中被族誅的四相之一。

　　有關李繁一案的原始文案不存，無法究詰真相如何。元輿有名的寓言小品《養貍述》就認為國多鼠竊必然“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他即以勇於捕鼠之狸自負，當其在位即以“止遏”“暴橫”自任。他存詩僅數首，但有一組到坊州按獄的詩作，認為“眞非旣巧飾，僞意乃深韜。去惡猶農夫，稂莠須耘薅。恢恢布踈網，罪者何由逃”。“寄謝守土臣，努力清郡曹。”即陷獄者的解釋都是偽言巧飾，他以農夫去惡草的態度布下恢恢法網，決不允許遁逃。我比較傾向他是一位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酷吏，李繁進了他的羅網，實在很不幸。舒元輿的理想和峻急很快得到回報，不到四十歲就入相，任相月餘就身陷大逆，完成惡惡相報的循環。

　　李繁入獄時間無從確定，但從舒元輿出使坊州六旬結案來推測，李繁從亳州案發到解送京兆待判，先後大約會有幾個月時間。不管李繁的錯誤有多嚴重，其實最多是綏靖地方用法過度的罪錯，《舊唐書》本傳說“時人冤之”，時任陝虢觀察使王起進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但李繁仍難逃一死。在個人生死未卜之際，李繁想到的是用最後的時間記錄父親的傳奇人生和卓越實踐，用最簡陋的紙筆記錄自己所知的一切。這應是讀《鄴侯家傳》者應知的背景。從另一立場說，這時李繁大約六十歲，其父李泌去世已經四十年，他所能回憶而敘寫的，祇能是四十年前，自己不足二十歲之際，父親所告知的內容。一個人如果晚年寫回憶錄，追憶四十年前的往事，模糊錯訛必不可避免，何況要追述自己年輕而心智未成熟時所聽聞於父親的敍述，加上陷獄而生死不測的冤抑，有意弘傳父親論政處事之功業，獄中又無法查證國史實錄，其偏頗失實當然無法避免。

　　雖然《鄴侯家傳》很偶然地得以保存到宋代，但評價之兩極，也達到極致。激賞此書者首推司馬光，《資治通鑑》據本書節寫入書的篇幅極大，據我所作不完全精確的統計，多達一萬七千多字，并在《考異》中引錄幾十則，對該書內容與他書記載有歧異者加以考辨。《鄴侯家傳》全書十卷，若推算全書字數在十萬字左右，司馬光習慣對原文都有節略，也就是說幾乎將全書中論政精彩的部分都採纈入編。雖然司馬光在李泌去世時云：“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有些為自己解釋，但也透露《鄴侯家傳》的記載，唐時或司馬光當時，相信的人并不多，但司馬光將其談“神仙詭誕”部分剔除後，仍深加採信。與司馬光看法不同的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下《韓魏公家傳》提要認為“如李繁録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辭，賈生鵩鳥之對者也。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又引宋祁說謂其書“浮侈”。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一認為：“又有子孫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隱己之惡，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讀書很仔細的陳振孫已經發現韓愈對李繁“拳拳”之情，但仍認為陷陽城而烝梁妾二事之所為“殆非人類”，按照那時通行的道德決定一切的原則，認為“韓公無乃溢美，而所述其父事，庸可盡信乎？”他們都讀過原書，所評應皆屬有識。

　　我們如果認真地加以追究，則不難發現，李泌是北周八柱國之一李弼之六世孫，其父承休僅任吳房令，地位不高。他比肅宗年幼十一歲，少年時為張九齡所知，天寶間因上書言事得供奉東宮，說肅宗為太子時以他為師，恐怕已經有所誇飾。安史亂起，他以東宮舊僚的身份至靈武效力，肅宗與其熟悉而多有垂問，得聞機密，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說肅宗將其“延致臥內，動皆顧問”，讓其“掌樞務”，凡“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均不免有所誇張。至少我們在肅宗時期的當代文獻中，難以得到有力的佐證。祇有《鄴侯家傳》非常詳盡記錄肅、代、德祖孫三帝與李泌無所不及的私密談話，但凡這三十年間的軍國大事幾乎都涉及了，且都有板有眼，契合時政，應機發言，識見恢廓，雖然仍有瑕疵，但大端能夠說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司馬光是相信的。

　　那么，《鄴侯家傳》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質的書呢？應該說有幾種可能。一是李繁所記，確實皆少年時其父所告，或者說其父一生都保持如宋臣記日錄、時政記那樣的好習慣，每日凡涉起居言論，身歷目擊，皆有所記錄，李繁本具超強的記憶，早就熟讀，雖身陷囹圄，仍能敍述始末，不亂分寸。二是其父本有一些特異之經歷，李繁早年即曾親聞親見，他對唐時歷史和人事掌故本就爛熟于心，當遭遇牢獄之災時，借其父之故事框架，表述自己對于治國理政之原則和理想。前引韓愈詩稱其“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所為“群聖文”，應該就是歷代先賢有關治國理政之經典著作。《鄴侯家傳》中大量的君臣對話，與其說是李泌的卓見，不如說是李繁的理想。其三則其書本近小說，李泌匪夷所思的傳奇經歷中的絕大部分都難以與史實相印證，許多都出於李繁的虛構，這一可能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若如此更顯得李繁的偉大，他居然能如此隨心所欲地編造歷史，把司馬光全套進去了。我比較傾向第二種可能。回到李繁之為人，他是官二代，年輕時的失德如果都是真的，也祇能說明他的不知世事深淺，賣弄自己的驚人記憶而陷前輩於不幸，率意牽情而不循世俗之道德規範。但他從政以後，并沒有顯著的醜聞，相反是一位服膺儒家學說的勤學者，歸依佛法的超然居士。意外地身陷死牢，方有突然的憬悟，借先人之往烈，存自己之理想，留下一部難得的奇書。

　　以上所述皆因讀羅寧大著而引發遐想，說得有些遠了，推測有些多了，但自信尚非全部胡言。我覺得在文學與史學之間，在小說與傳記中間，還有無數有趣的課題可以展開。由于羅寧具備開闊的學術視野，通達的研究立場，又堅持從最踏實的文獻工作做起，收錄在本書中的每一篇論文，似乎都可以引起以上的聯想。我特別想強調的是，近代中國的學術轉型，是從傳統四部之學向現代學科細分的轉化，學科分工引至每一個學科中都得以建立規範，窄而專地深入探究。但到現在似乎就每一個學科本身來說，基本的問題大都研究清楚了，有重大價值的新課題似乎已經很難找到。但如果我們轉換立場，立體地來看古人之行事、著作和成就，則會意外地發現前人沒有完成，值得今賢來哲繼續探究的問題還有很多。羅寧對《鄴侯家傳》之成書流傳及其與《鄴侯外傳》之關係作了很傑出的考釋，如果繼續此一工作，輯錄《鄴侯家傳》所有可靠的散佚文字，包括經過司馬光刪節改寫的文字，詳盡箋證，探清事實真相，使我前面提出的諸多疑問得到更明確的結論，大約可以形成規模很大的專著。完成這些工作，更可以看到小說與傳記之間原來有無數若隱若顯的鴻溝，也可能本來就是一件衣服的兩層皮。

　　寫下以上所見，稱序實在不合格，但若可博學術同道者會心一粲，則幸甚。

　　2015年6月6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