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中國」》读后感摘抄
《何為「中國」》是一本由葛兆光著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HK$88,页数:1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為「中國」》精选点评:
●从学术考古的脉络来谈中国概念的形成,以及如何想象更好的话语体系。
●已经有许倬云了,再来个葛兆光就太挤了
●蛮不错的一本书 第一次从思想史的视角理解中国 不过研究只是考察了精英阶层的部分人的言论作为分析对象 对于中国为何在整个精英阶层以及后来和下层的思想的交流互动没有办法论集 作为外行 这个研究很好奇 也理解基本没法做 况且数据多得多的经济的微观交互都没建模好呢……
●解构“中国”,理性看待这个民族国家,尝试去尊重其他的文化与民族。但是感觉论述空洞,过于努力去强调所谓的同一性和独特性,亦残留些许“天朝”观;且无足够的材料,亦无打动人的论点。望有更好的此类著作出现。
●中国曾经被胡风深深影响过,并非儒家汉文化一统历史;既然传统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用现代价值重新组装传统文化?为何强调国学独尊儒术?纵观历史,原来爱国激情曾多次压倒“启蒙”,强敌环伺之时是如此难以“为学术而学术”!(扣一星因为不是严肃学术专著,是讲座、演讲讲稿整理而成偏通俗的读物)
●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常识“,解释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形形色色的亢奋派和神棍而言,是一计解毒剂。
●何为中国,真的是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作为一名涉外工作者,我们一直在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但当每一个人去扪心自问什么是中国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复杂、大、多元等概念,很难用几句话简单概括,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多数时候会落入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国家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最终中国制度、治理在这样逻辑下便显得格格不入,如何理解中国?要回到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要回到文化的根源寻找;如何认识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要从中央大一统和地方灵活性的角度去理解,我相信只有当自己理解好中国的时候,才能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吧
●何为中国?一、历史意义上,它的边界是不断变动的;二、文化意义上,它是稳定清晰的;三、政治意义上,它不等于“王朝”,也不是“政府”。
●当下的中国用“膨胀”描述比“崛起”更为恰当,因为中国这层外衣之下是个空壳,原因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里已经讲的清楚了。尤其当今的国学热,实质上还是缺什么就秀什么的表现,这个缺陷在一些汉族人身上尤为明显。
●内容虽然有些重复,不过葛先生锐度依旧,更为难得的是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清明之心。
《何為「中國」》读后感(一):筆記
- 一本挺容易讀的小書, 簡單的介紹'中國'一概念的歷史沿革.
- 將'中國'放於近代化/現代化的脈絡去看, 指出從中國的'近代化/近世'從宋代開始; '天下'的理想/幻想已慢慢的與'萬國'的現實相遇/撞軌. 不只第一次讀到宋代對中國的重要性, 看來是要好好的學習這方面歷史的時候了.
- 作者指出的一些'中國'的矛盾, 確實不好解決. 比如漢族強勢的文化與清朝以降納入的'邊疆/民族地區的關係, 這真是在'民族國家'下很難處理的一個問題. 另外也挺有意思的是作為(漢)'民族國家', 中國的歷史已十分悠久, 她的'生成'與歐洲的民族國家還是有不一樣的歷史脈絡, 包括儒表法裡的政權本質, 皇權高於一切, 沒有超脫的宗教信仰等......
- 作者多番指出在'崛起/膨脹'的背景下, 要十分謹慎對代'傳統文化', ' 中國復興'等話語或提議. 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 不過讀時覺得作者還是有點'小心', 還是把討論放在'現實'的框架裡去討論, 比如承接於清朝的邊疆, '多'民族的現狀....... 我的意思是, 就算梳理了歷史脈絡, 強調了中國有別於歐洲的'民族國家', 但我們讓當如何面對現在的'膨脹'? 該當如何處理漢族地區與非漢族地區的關係? 該當如何評會傳統裡對'分裂'的惡名? 該當如何理解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關係? 這方面較'敏感'的討論, 總覺得作者是忍而不發的。
《何為「中國」》读后感(二):葛兆光教授《纳“四裔”入“中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重建“中国”的努力》的讲座提纲
注:《纳“四裔”入“中华”?》是本书的一章。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社会》(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中提到,近代中国的重要转折,是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儒教变成了博物馆中的展品,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受到强烈的认同(identity)危机,在理智与情感的撕裂挣扎之下,传统文化走向覆亡。
尽管列文森的观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但这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阐述模式却无法揭示:如果传统文化全部被装进“博物馆”,为何现代中国既像一个现代国家,又像一个传统国家?现代中国面临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是什么?现代中国又为何要强调民族格局的多元一体?
概括而言,现代中国的形成,除了列文森说的“从天下到万国”,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脉络?针对这一问题,葛兆光教授的讲座 《纳“四裔”入“中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重建“中国”的努力》做出了精彩的回答。
讲座纲要:
注:由于我对葛兆光教授所讲的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因此笔记不是很详细
一、“驱逐鞑虏”和“五族共和”——晚清重建“中国”的两种思路
驱逐鞑虏即恢复明朝的疆域旧制,将中国定义为汉地十八省(即明朝的十五省)。
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孙中山等等
代表作品:《正仇满论》、《中华民国解》
反对者:梁启超。
代表作品:《中国史绪论》
外力因素:日本。同盟会和东亚会。《支那处分案》和《支那保全案》。
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体系,中国的救亡手段就是肢解自身。
外力的刺激使更多的知识分子转向强调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
出现学术上的纳“四裔”入“中华”。
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的新取向
1、中华文化本土说
以何炳松、李济、童书业等人为代表。批判中华文明外来说,强调人种起源的自主性。
2、古史辨
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3、等到1930年代左右,中国学界感受到边疆危机(如九一八事变、满洲国成立等等),开始批判日本的侵略野心。
三、七七事变前后的研究取向
同东洋学和西洋学进行竞争,抵制其对中国疆域的论述。
1、历史学
强调古代中国人种文化的多元构成及现代民族的本土起源,不同民族何彼此交汇融合,启发对中国的认同,纳“四裔”入“中华”。
徐中舒:反对三代出于一元。
蒙文通:上古民族三系。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南三系,北三系。
2、考古学
代表人物:李济
带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研究中国民族的形成,反对西来说。
3、语言学
推广国语运动、不自觉的使用汉语(普通话)。
利用电影、广播:成立中央电影审查委员会,规定不得拍摄方言电影。
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台。
研究地方方言、异族殊语。
4、人类学
以中山大学和中研院为代表。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陶云达、马长寿、史禄国、杨成志等等。
验证各族出于同源,四裔同于中华。
四、“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
国难背景下知识分子的选择,以顾颉刚为例。
《益世报》的发刊词。
《“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
《中华民族是一个》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五、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提出“中华民族宗族论”。
短评:
其实是我想要请大家思考的几个简单的问题。
1、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提出已近二十年,是国内民族学论述的根基。这个理论是否还有完善之处?
2、纳“四裔”入“中华”提倡者几乎全部是汉族学者,请问同时代非汉族群体的中国论述是什么?
3、当代涉及此类问题的讨论时,我们将如何营造一个良性的交流环境?
4、如何看待“第二代民族政策”?
5、为何社会如此热衷于认同问题的讨论?缺陷?
6、不同的群体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到底应该是common being还是being in common?
《何為「中國」》读后感(三):葛兆光《何為中國》前言後記
葛兆光《何為中國》前言後記
2014-04-11
轉自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1435603/
這本小書中想討論的是這樣一些問題,即什麼是「中國」,現代中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國」,在當下面臨着什麼樣的問題?
為了討論這些問題,我必須同時討論以下幾個有關「中國」的關鍵詞,即「世界觀」、「國境」、「民族」、「歷史」、「周邊」和「現實」。簡單地說就是:第一,古代中國的「天下觀」是否轉化或者如何才能轉化為現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涉及當下中國如何看待傳統朝貢秩序,面對現代國際秩序。第二,傳統中國的「疆域」是否可以形成或者如何轉化為現代中國的「國境」,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如今有關「領土」問題發生的種種爭論。第三,近代以來,中國為何在「從天下到萬國」的同時,總是試圖「納四裔入中華」,建構一個龐大的中國和中華民族?這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什麼現代中國人仍然有「大中華」的觀念,也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什麼面對中國民族史的時候,很多學者不由自主要使用「漢化」或者「涵化」的概念;第四,現在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究竟是如何從歷史中逐漸形成的,這可以讓我們反思,今天所謂「中國文化」究竟應該是單數的還是複數的?第五,近世以來,「周邊」尤其是東亞諸國的彼此信任是什麼時候消失的,東亞各國何以漸行漸遠?這可以讓我們重新理解近世東亞變動中的國際關係。第六,我將從文化衝突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究竟是否能夠成為一種理性力量,導致國際和平和地區穩定?
以上這些問題,雖然都是在討論「中國」,但事實上,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亞洲」的鄰居,比如日本和韓國(也包括朝鮮、越南等等),甚至涉及到西方世界。生活在這樣一個互相聯繫又互相依賴的世界裏,我們希望反思歷史所帶來的理性,可以讓我們抑制情感驅動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同一個世界中相敬如賓,彼此尊重。希望我能夠與讀者一起,在這本小書中討論這些關係到你、我、他的大問題。
當然,必須說明的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的這些討論總是習慣性地從「歷史」出發,因為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導論」裏所說的,「不僅通過歷史知識認識自我,而且通過歷史知識與周邊鄰居形成一些共識」。
二○一三年十二月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這是在日本的辻康吾先生以及北京的陳冠中先生等很多朋友的鼓勵下,才編成的一本小書。這本小書的日文版《中國再考——疆域、民族、文化》於二○一四年二月由日本著名的岩波書店出版,收入「岩波現代文庫」,我在這裏要特別感謝辻康吾先生和岩波書店。而本書中文版,則由陳冠中先生建議,交給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和日文版比較起來,中文版做了較大的增補和修改,特別是補寫了「民族:納『四裔』入『中華』」一章。
我希望通過這本小書,與讀者分享的是,一個中國學者如何理解「中國」、「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也希望讀者了解,一個中國學者如何理性地分析中國與周邊的現實。我承認,各個國家的學者在面對歷史與現實的時候,都不免有民族立場和文化感情,不過,一個學者之所以可以被稱為學者,就是因為他在立場和感情之外,還有迴溯歷史的知識和理性思考的能力。
收錄在這裏的導論以及六章,原本是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或報告,一部分內容,已經見於我在二○一一年出版的《宅兹中國》一書。不過,為了全書更加系統,更加簡明,在收入本書的時候,我做了很多修訂,不僅增補了一些資料,而且有意識地讓各章能夠互相呼應,使它更像一部事先內容結構經過設計的小書。
需要說明的是:
「導論」是根據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 Korea Academic Research Council (Seoul) 舉辦的 A Series of Special Lectures by Distinguished Scholars 上的演講稿改編的,原題就是「歷史、文化與政治:有關「中國」的歷史形成與認同困境」。
第一章「世界觀:從古代中國的『天下』到現代世界的『萬國』」是我在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古代中國文化」課上的講稿,也曾經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比較文學系演講過,原曾收入《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台北:三民書局,二○○五)。
第二章「國境:有關『中國』疆域的討論」是我在中國深圳參加《南方都市報》組織的一次座談會的演講大綱,後來發表在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南方週末》。這次做了較大的修訂和增補。
第三章「民族:納『四裔』入『中華』」,是二○一三年我在向岩波書店交出書稿之後才補寫的,並未發表,計劃將在二○一四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丘鎮英學術講座」上宣讀。
第四章「歷史:從長時段看中國文化」也是根據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 Korea Academic Research Council (Seoul) 舉辦的 A Series of Special Lectures by Distinguished Scholars 上的演講稿修改而成的,原題是「疊加的、凝固的與斷續的——從歷史看中國文化」。
第五章「周邊:十六、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彼此認識」是綜合了我在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二○○七)、日本關西大學(二○○八)、泰國曼谷「亞洲未來論壇」(二○一三)的幾次演講綜合而成的。
第六章「現實:中西文化差異會導致衝突嗎?」是二○一二年十一月,由中華文化促進會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聯合在北京「兩岸人文對話」上發言的文稿,至今未曾發表,當然在那次發言之後,我對文稿做了大幅度的增補和修訂。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余英時先生為本書的中文版題寫了書名。從二○○九年以來的四年裏,我每年都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一個半月的訪問教授,而在這四年中,讓我覺得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能和余英時先生和陳淑平先生經常見面聊天,在這些海闊天空的閒聊中,我得到了相當多的啟迪,余先生退休之後,雖然隱居於林下,卻仍如老子所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能和余先生有那麼多的交談,也許,就是古人說的「緣份」罷。
二○一三年歲末於上海
牛津大學出版社是牛津大學的一個部門。在全球出版,推動牛津大學在研究、學術和教育領域進一步實現其臻於卓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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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中國」》读后感(四):“什么是中国”,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吸引了众多大咖学者的热心追捧
偶然看到一个网站,才知几天前在北师大召开了名为“思想与方法——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研讨会。会上就所谓的新清史、汉化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同时还举办了一场有五百多听众参与的由葛兆光、欧立德、汪荣祖、宝利格几位大咖主持的关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对话会”。圈里人都知道,这几位在学术上的地位,葛、汪算是中国人,欧、宝算是老外。当我看到他们的言辞,才知道美国人多么的老谋深算。也惑然中国学者的脑洞之大。
“中国何以成为问题?”依葛兆光先生说,有三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成为问题”:一个是北宋时期,当时因有夏、辽、金等周边王权的存在,宋王朝已不能用传统的夷狄、五服之类去看待它们,便生成了这一问题;一个是晚清时期,有过满汉之别,在当时的康、梁与孙、章之间,也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纷争;一个是当下面对周边国家与民族问题而生出的“何为中国”之问题。坦诚地说,葛先生所说的问题都存在,但并不能因此而产出所谓的内、外之别以及“什么是中国”这种匪夷所思的问题,因为葛先生虽是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但在历史认知上出现了恍惚和困惑。
正是这种恍惚和困惑让西方学者专了空子,使得葛先生的问题放在当下语境下,更容易造成周边的纷争与民族撕裂,应该说所谓南海局势与西藏、新疆问题都与此有关。只中国的学者似乎不认为这是美国制造的,也正如葛先生所言的“焦躁”其实是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成功而自卑产生的。我因此说这是美国政府支持的智库玩的一场学术阴谋,中国学者甘然“随君入瓮”,这么说虽然有些情绪化,那么我从几个角度来帮助学者们补上脑洞:
一:关于“中国”:中国这个概念恐怕周时就有了,当时中国王朝认位居于天下之中,所以号称“中国”。这个概念与当下的“中国”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差别在于当下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合成的近现代国家概念,与美国、英国等一样,是历史截面上的既成事实。其与历史中国有传承关系、也有时代性的不同。因此以当下时代的语境提出的“中国问题”与历史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是一个混淆历史存在与时代存在的伪命题。
二:从地理上说,最初中原王朝主要是黄河与长江流域、及其四方延伸构成的。在历史过程中,这个疆域有伸有缩,并非完全固定。正如葛先生所说,它有一个“核心区”——但必须承认,这个核心区有时也会发生漂移,譬如南宋。但无论如何,从地理角度而言,中国的疆域只存在“伸缩”,不存在“消失”。这与西方国家或美国有很大不同:历史上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消失了,而其后的英法德都是在15到19世纪逐渐形成的,最终稳定为民族国家。美国则是独立战争后才有的国家。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西方国家与美国才真正有所谓的“国家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什么是中国”这样可笑问题。
三:从民族上说,汉民族的概念是在汉王朝出现并最终成为中原“民族”认同的概念,它本身是多元的,但有核心主干。伴随历史过程,无论前后,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大家庭,都是不同民族在主干民族粘连下形成的血缘、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关系。这种关系不独在中国存在,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存在。譬如英国,我们几乎不知,英吉利人是何种,只知英吉利人是在赛特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诺曼人等等移植民基础上形成的,最终在伊丽莎白时代形成了一统化认同,有了“英吉利人”。换言之,在民族问题上,中华民族有一个核心与多元并存和溶解的过程,而诸如英、德美等更多拼贴性与强制性。因此,如果说“何为中国”是由民族问题发生,那英、德、美的问题只能更严重。那么,现代社会是否因一种“普世性价值”促成的认同消解了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呢,这又是一个伪命题。以美国为例,其民族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美国政体促成的政域美国公民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大矛盾;二是移植民导致的种族问题。西方学术界以民族问题企图撕裂中国,一方面是其阴险算计,另一方面是历史滑动导致的政域新形态所形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此不尽言。
四:从文化角度来说,通常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平台是中华文明,即中国文化。它主要包括儒、道,也包括后来的佛教,这些文化同样是在主干上实现了多元融合,这种融合甚至扩展到周边以及东南亚。因此,若单从文化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范畴更大些,认同度也相当紧密。只是到了西方强大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张,也即所谓“现代性”,才对中华文化造成认同冲击、甚至是自我认同的疑惑。由此,从晚清失败之前看,不存在文化上的“中国问题”,当鸦片战争以后,这一问题才严重起来,然而我们看到至今日本等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依然是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相反,西方各国的文化认同还需更长远的历史延伸去考量。至于文化认同中的多元文化冲突,在任何一个时空关系中都存在,不独中国。以此去否定”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显然更缺乏历史常识。正因如此,正如此会议所言的“汉化问题”,汉化不是中国王朝强行推广的结果,更多是自愿选择,譬如元、清。同当下欧美的文化霸权相比,中国文化不是因强势地位和霸权侵略促成的,而是由文化魅力吸引的。不正视这种历史事实与真实,就是从进化论和历史结局倒推历史认知的荒诞。诚如葛先生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什么是中国”这一伪命题的讨论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五: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往往会牵涉到夷狄之辩,这从三皇五帝时便有了。但这不是强者对弱者的蔑视或忽视,而是在当时的力量对比及文明比较中,中国没有对等性的种群或政体。以此说中国古有排外或拒外便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反观当下的美国,同样以其强势霸权把阿拉伯国家或中国斥为封建、专制、落后、愚昧等等——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六,从“国家”来说,国家是近当代的政体概念,在中国只有王朝的概念,没有国家这种现代性含义的概念。我们不能拿现代性的国家概念去套在唐、宋、元、明、清上,因此我只能说这些学者从“学术语境”所探讨的“什么是中国”真的真的是脑洞大开的结果,中国学者一担进入为他们所崇尚的“学术语境”,便忘怀了自我,不知其以为纯粹化的学术,其实正是西方构筑的观念秩序的一部分,遵循这种所谓高尚的学术语境,便掉进了西方精心安排的价值陷阱,成了可悲的被安排的听命者。
我不想更多的列举历史事实,去与这些高级学者讨论什么“什么是中国”的可笑问题,我只想提示这些从人格学品上令我尊敬的学者们要认知一个“学术范畴”:“什么是中国”至少在这次研讨会上体现的是中国疆域史。如果以中国疆域史去认知中国历史,并套解民族、文化等等的关系,就会出现内、外之别的伪现象,正是这种伪现象会造成中国的民族撕裂与文化撕裂。当我看到欧立德先生的言辞时充分证实了我的判断。
这位来自哈佛的美国教授或许是《新清史》的主编之一,而所谓的《新清史》同样令人怀疑其学术动机。欧立德的言辞看上去没有任何“价值判断”——这正是美国人的“高超”所在。他们在公正、客观、科学、理性的掩盖下,通过转换语境和偷换概念而将其价值渗透进去,欧先生没有直接指“什么是中国”,却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帝国”概念。在他看来,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并没有这个概念——请原谅他的无知,秦始皇就号称为“帝”的。问题不在这里,他先是说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初,“帝国”都是与“帝国主义”一起出现的。这种关键词考证有几重隐喻,一,中国从来没实现过对多民族的征服,因此就没有资格称为“帝国”,而罗马就可以叫帝国,英国(不列颠时代)也可以叫帝国;二,帝国主义这个词虽是中国出于政治政治仇恨借用或使用的,但也意味着这时的中国是瘦弱不堪的小国,换言之,在欧立德那里,中国从来就没有大过,几千年以来都是“自大”而已,是一个小case。欧先生忘了罗马当初的小和英国发狂之前的局促。紧接着,欧先生借转换语境偷换了概念。在他看来,以前的“帝国”研究偏重于古代,近些年有了“新帝国史”的研究,其越发热闹原因,“一是苏联解体,二是美国在阿富汗等地发起的战争”,表面上看,这种新帝国描绘,都是否定性的。但别急,欧先生的巧妙还在后面,在这一层里,欧先生隐喻的是苏联帝国崩溃、美国帝国崛起的“新帝国史”,这还不是他想说的重点。他的重点其实是,“帝国形态背后的相似性,对思考不同族群的政治组织的人来说非常有用,以往对帝国的思考大部分在欧洲,一部分注意力也会放在亚洲、非洲等地,但新帝国史呈现的是全球化、是全球史,我觉得这个历史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说的多好听,可一层层剥下来,就全是“美味儿”了。在“但”字之前,欧想说明的是有过强大的帝国主要在欧洲。在“但”字之后,欧所隐藏的则是可以统治全世界的“新帝国”美国。这个“新帝国”与以往帝国不同,是要在“全球化”和“普适性”的推广下书写伟大的“全球史”。这让我联想到了“嗨!希特勒”。欧先生对中国还挺“照顾”:“这个历史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放狗屁,中国一直存在,为什么不该有中国的位置?当然,欧主要还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说中国要接受“新帝国”的安排,听任“新帝国”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找一个位置,这才是美国人的狂妄,你若是不接受“新帝国”的全球化安排就灭了你。我也终于知道美国人推销其《新全球史》的用心了。
附带说一句,请读者不要拿政治或“国粹”来看我,我本人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中国人而已。对于学术,我久在其圈,却深入此道。我在批评张维迎的一篇文章中写过类似的话:知识的愚昧比无知的愚昧更可怕。希望北师大能公开这次会的经费来源,同时也希望参会的一位名叫赵刚的来自美利坚的学者不是中国人。我本人尊重任何自发自觉的思考,反对任何诱发强加的观点。我突然想到了测不准原理,当学者们兴奋于发现历史的某种真实,却忘怀了初衷;而当他们自以为站在了客观、公正、理性、科学面前主张真理的时候,不幸的是他们忘了自己是谁。好在美国人清醒,在售卖他们的度量衡的同时卖出了他们的各色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