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读后感摘抄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是一本由〔美〕周蕾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精选点评：

　　●难了点，还不错不过。。

　　●一分是扣给翻译的。虽然Rey Chow本身的论述是复杂的但是翻译不是在还原复杂的论述而是纯粹的不说人话。喜欢鸳鸯蝴蝶派的部分。对张爱玲的部分分析也很有代表性了。是很有野心但不算完全完成的著作。btw层层叠叠的理论压下来理解起来还是很累的……

　　●如果有一天《原初的激情》也可以在大陆出版的话...

　　●！！！比较文学出身的都让人发指

　　●“请原谅我不会说话。”（译者）

　　●写在家国之外：所有问题都导向一个核心，何为所谓“中国的” or “中国性”chineseness.. ？

　　●实际上是四篇论文组成的集子，“女性”在此既非进入的切口，也非操演的理论工具，只是一种等待作者挑战的阅读方式，是“阅读中国现代性方法”的“形式”，关乎电影、小说，“阴性化”和国族、传统等等宏大的词相匹配。相对而言喜欢首尾两篇。第一篇讨论《末代皇帝》，电影如何透过异时地审视溥仪而将中国阴质化，最后一篇讨论现代文学里丁玲、巴金、冰心等人的小说，女性的“自虐”一反俄狄浦斯中男性拒绝承认欲望之女性的过程，而把欲望对象“自返”地回复到个人身上，从而建立起了欲望-身份认同的融合关系。

　　●内容还好，但书的质量太差了！

　　●导师编的么，坚决支持。

　　●吐血三升读完，被虐得要死要活的……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读后感(一)：中国现代性到底是什么？

　　暑假的时候用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阅读完这本书。前两章的论述还是比较详尽且令人信服的，后半部分就有点用文学作品去套理论的嫌疑了。

　　贯穿这本书的主题是——被西洋化（西方化）的中国人的主体性问题。西方的帝国主义的历史分为西方的和非西方（被殖民）的历史。在此种二元构造的前提下，西方的理论思考其实是掌握着权力的一方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吸收着西方近代的思想和理论并把它们内面化，如此一来中国人的主体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主要的论述方向有四个，1 视觉形象 2 文学史 3 故事的构造 4 被理想化的女性。

　　第一章节，是着眼于视角的问题。提出女性这一个被电影机制排除在外的看的主体的快感问题以及族裔的观看者的问题两个问题。第二章节，用对中国的近代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一直以来缺乏的女性视角出发，论说这个被认为是传统的小说，其实正也证实了传统的崩坏。

　　有点难写，未完待续......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读后感(二)：先看海外，再看大陆

　　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曾在不同的场合教导学子，看研究中国的文章要有个循序，（如果这种研究解放前就有）就先解放前后解放后，（如果这个研究海外有）就先海外（包括港澳台）再大陆。意思再也明白不过，当代大陆的研究不好看，受到的干扰很多，做的不独立，因此也就价值不高。当然我认为谢泳这个判断不是个全称的判断，而是指当代大陆的一般情况。大陆还是有受人尊敬学问踏实好看的学者的，这也可以包含谢泳自己。

　　谢泳的这个教导和判断，我认为也是经验之谈，十分有益。他山的石头可以攻玉，何况这来自于他山的，可能本身就是玉。大陆的学者有时也批评说海外的中国学因为距离远，往往看不清楚，所以常常似是而非。这诚然是对的，不过看了海外的研究，有他的不见，更有他洞见的一面。而且他们收集资料的耐心，解读资料的功力，安排资料的匠心都是好多大陆学者（尤其是忙着写论文评职称的大陆学者）所望尘莫及的。

　　苏大的季进教授自从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和李欧梵相熟，不仅和李欧梵侃侃而谈出了一本好看的对话录，而且自此萌生了出版西方“新批评”前后理论著作的宏伟想法，回国后那套泽被读书人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就陆续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也许是受了这套译丛成功的鼓舞，季教授一鼓作气，再发雄心、多方联系、不辞辛苦地开始绍介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里的现代当指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当代”）。先是在《当代作家评论》里开专栏，让我大饱了眼福，开阔了眼界。后来又有消息说，他要在上海三联书店再搞个相关译丛，其中有好几本（比如说本书）是关注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人经常耳闻却无缘得见的名作，可称的上期盼已久。自从那个广告出来，我魂牵梦萦，经常利用谷歌搜索，有无出版的音信，好先睹为快，而且还担心海外研究中国现代的著作可能因为话题敏感会触动出版的雷区而出不来。所以这次暑假一过发现这套书里的好几本已经先在久久读书人再而在卓越上热卖了，不仅一阵莫名的兴奋和激动。跟着就想看着它尽快降价，也好能尽快买下来，阅之而后快了。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读后感(三)：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

　　周蕾的这本《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是我一直渴慕已久但从未有勇气完整通读的一本书。认识她是从那本扬名海内外学术界的《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和中国当代电影》开始的，但是目前只有台版，大陆还不曾出版。东边日出西边雨，终于盼来了她的另一本书，即此书的大陆版。

　　刚拿到书时，兴奋地想一鼓作气读完。然而翻开书一看，就觉得我太天真了，全书缀满“结构的、系统的差异中的政治权利意涵”、“潜藏文本的阴性叙事”、“返求回到主题自身的自我之上的施虐”这样的艰涩词句，要想看完必须抱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当然还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我尝试着翻看了没几页就放弃了。

　　这两天和李生冷战，无心论文，唯有寄情书籍和电影以暂时逃离精神苦闷，于是便以惊人的速度swallow了周蕾的这本《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读后感是，我原先逐字逐句的阅读方式太耗时耗力了，其实学术著作也可以跳跃着看，这本书的“翻译腔”重得很，比较艰涩的部分估计连译者自己都不太明白，所以碰到长篇累牍的欧化长句，我就以first scan the key words, then summarize the main idea的方式通读下来，速度果然倍增。

　　周蕾其人，女，香港出生，在港完成基础教育，随后赴美深造，获得斯坦福大学现代思想与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媒体教授、比较文学系教授，以及Andrew W. Mellon 人文学讲座教授。

　　从以上教育背景和执教经历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她作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边缘”地区的女性，在迥异于东方的美国求学、执教，自然对身份认同这个问题极为敏感，于是研究的重心也倾向于跨文化的性别研究和国族（Nation）认同。

　　这部获得芝加哥女性出版首奖《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便是她在这个领域内研究的学术成果，在书中她主要从电影和小说入手，结合具体的内容来作了一次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从东西方观众、学者和大众、男性和女性对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的不同观感来说明接受反应的复杂性已经不是仅用后殖民理论所能解释的了。

　　随后她通过文本细读中发现二三十年代上海风靡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阴谋”，即虽然大部分小说都是讲述“自由恋爱”的，表面上看似是在鼓励女性冲破封建的枷锁追求真爱，然而在实际的描写中却用大量的篇幅来展示女性为了追求婚姻自由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包括如何被情感所困、怎样饱受舆论鞭挞、最终只能以决绝的姿态自尽身亡。这种毫无节制的痛苦展示，实际上也在警告观看书的无知少女和寂寞少妇们，回到你们的正途上去，别做不切实际的荒谬妄想，规诫她们“爱河荡荡，孽海茫茫”，实际上这是一种以风月的形式反风月的隐蔽手段。

　　此外，她还逐一分析了巴金《家》、茅盾《虹》、鲁迅《祝福》以及张爱玲的《金锁记》中的女性形象，我把她的结论理解为，巴金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几乎无视女性的主体性塑立，他对笔下女性最高的褒奖便是赋予她这么一句台词：“我一定要成为像男人一样的人”；茅盾是个左翼革命者，他把投身革命事业视为女性的唯一出路，甚至不惜让她遭受父母双亡、所托非人又沦落风尘的厄运。这些统统是由于“厌女癖”（misogynistic）这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在作祟。而鲁迅对受难女性的塑造则因为多了许多富有人性差异的细节，而更有深度和力量。而张爱玲则是五四时作家中特立独行的一个，她拒绝参与变革时代“新国族”与“主体”之间的身份认同，游离于历史洪流之外，她所勾勒出的女性角色似乎在暗示“封建中国的桎梏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之中”，不会消弭。

　　待我结束在机关重重的字里行间踉踉跄跄地艰难跋涉之后，脑海中盘旋着诸如“恋物”、“他者”、“施虐/受虐”这样的“飘浮的能指”，本想希望通过笔记来理出头绪，写完之后，仍然一头雾水，但又似有所得，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学问之美”吧。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读后感(四)：局促于“之间”而未展开“世界”

　　海外汉学研究界，一直在寻找进入“中国研究”的方法，仿佛中国真的有那么多的秘密，真的是不可言说的，以及真的那么“难”。他们或者把中国理解为一个“东方主义”景观，或者固执地强调一种真正“中国式”的方法，在周蕾看来，这两种模式都涉及到了何为“中国性”（Chinese-ness）的问题，无论二者差异实质有多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现代中国”并不如“古代中国”在“中国性”这一方面“纯粹”。其带有杂质的让吞下“中国大餐”的人感到肠胃不适的，正是“异国情调”或“中国式”的追求者所想要设法排除的东西。

　　耗费大量的资金搞懂中国，而不是搞懂自己。中国成为一个”理论试验场“，而这并不需要征得中国的”同意“。这本身就带有滑稽色彩。这本身就是一种焦虑的体现。而在我看来，这一焦虑，不是像周蕾设想的那样是“西方”和“东方”的事，她也不必设想在二者“之间”寻求话语缝隙。相对而言，更为要紧的是，“世界”如何形构。西方传统造成的重压，使得学者很难在非西方的其他地域发现一些真正带有先进性的色彩，因为这样做无疑会灭杀他们认为自己最为先进的信仰。在这一点上，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的清朝也会与有着类似眼光的西方一样感到难为情。如果以自己为中心，以他者为边缘，那么自身的先进性就会被“读”出来；反之，以他者为中心，以自己为边缘，落后感和驱动力就会被生产出来。如果每个成员都想象自己是中心或者都想象自己是边缘，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但是15世纪大航海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去读，所以我们大家就达成了共识，我们的世界是有中心的。因此，大航海以及其后的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军事殖民和文化侵略，是被想象为从中心四散开去寻找边缘的故事。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者开始对这一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进行反思，而反思的结果却是让中国陷入到自己的有别于西方时间的时间之中。在这一点上，周蕾十分敏感地捕捉到了延续“欧洲中心主义”和对之进行反思的学者身上所共有的焦虑。但是对焦虑的回应，本身也是一种焦虑，周蕾其实并不可能写出一本名为“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这样的书，因为这无异于单枪匹马创造“第三种模式”。焦虑，以及对焦虑的回应也是一种焦虑，这样的学术景观十分好看，十分值得谛视。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呢？借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先行罪责”就可以说明，因为这不是周蕾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几个世纪的人所共同具有的问题，先前的古人的罪责成为周蕾刚出生就具有的不同于“原罪”的“先行罪责”。

　　世界，正是在先进与落后，中心和边缘的摆荡之中形构。如何对这一整体的形构过程进行大型反思，这却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的。周蕾的思维非常活跃，她的创造力某种意义上也是积极意义上的破坏力，她有时单纯依靠瞎摸瞎爬就能从词语的滑落中差一点就触及到了真相的边缘。这一点让我十分佩服。仿佛提到“族裔”问题，不谈点“人种志”或者“人类学”就不够支撑其论据，周蕾在第一章里突然提及人类学中作为研究客体的族裔和文化研究中作为研究主体的族裔（p.50)。如果周蕾可以再进一步，思考列维—施特劳斯那一代人，决定以对方族群的人为老师，让自己成为学生的那种心灵搏斗的残酷局面，那么她似乎就可以理解她所提出的议题的“具体性”在哪里了。在《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中，列维—施特劳斯表达了对自己的学术前辈的敬慕以及对他们的方法论的反思。在尚未具有解构主义的那种德里达在《解构与思想的未来》中提出的“无中心的世界”的超越性体悟之前，无疑，像列维—施特劳斯那样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对世界如何形构的真实感情，是值得多次揣摩的。周蕾另一次碰到真相的边缘是在第二章的开头部分，她提到雅克·热内（Jacques Gernet）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这一问题的观点，她已经几乎要得出“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是虚构出来的这一观点（p.58）。

　　以”世界“这一视角，重新看到周蕾提出的议题，虽然显得”离题万里“，但却实在是十分好玩。在选用文化研究中的事件作为案例进行讲述时，周蕾已经具有了”主体性“，这是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文化研究就是要寻找”研究主体“，也就是寻找事件中的”我们“的在场。因此，这一”主体性“是触及到文化政治研究方法的人的具有被给予性的财富。但是，周蕾并没有将文化研究实施彻底，她参考了她的母亲关于《末代皇帝》的观感体验，但是没有进一步与她的母亲的生平经历的考证结合起来，或许是这样做显得太不近人情？但是遮蔽个人经验而纯粹讲述事件中人物的观感，是否更加”不近人情“？从这一点，我可以得出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在文化研究的实施方面并不彻底的结论来。

我母亲并非质疑贝托鲁奇呈现的现代中国历史版本，她的反应而是：”然而，那就是我，那就是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历史。尽管出自于洋鬼子的手中，我还是从中看见了我们的历史。(p.36-37)

　　在第二章的讨论中，周蕾面对中国与西方的摆荡时，显得全知全能，她似乎并不身处其中任何一个立场，就可以“后知后觉”地知道，

因此，五四时期对于这样大众文学的反对，细究之下，其实是既保守又传统，因为认为文学应以其方式与“现实”相关联的看法，起码与五四时期最喜爱地攻讦目标“文以载道”是一样地传统。(p.67)

　　周蕾可能会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深表赞同，故而会对五四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在“文学为工作”和“道德训诫”方面的功利性各打五十大板。但是，“为艺术而艺术”是抛弃了具体历史背景而与西方文学对比之下产生的学术错觉。在这种学术错觉中，她无法具体把握到，五四文学也好、鸳鸯蝴蝶派文学也好它的时代局限性和时代超越性。这种阅读毫无“历史感”。

　　事实上，周蕾没能清楚地对卢卡奇的“叙事”还是“描写”的问题（p.63)在中国语境内做出回应。如果五四文学确有局限性，其局限性也应该从风格学角度入手。五四文学将鸳鸯蝴蝶派文学看作是对旧风格的照搬，而“破旧立新”无疑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但是，在周蕾的解读中，鸳鸯蝴蝶派文学并非是照搬，而是戏仿（parody）。或者用德里达的话语来说，它不是铭刻（inscribe）而是痕迹（trace）。虽然充满了对古老中国的怀旧气氛，但是古老中国无法被追回，他们自己因为无法参与科举考试本来就已经成了传统的“逆子”，这种成为“逆子”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是颇要值得注意的。这是我认为周蕾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解读中真正具有学术性价值的地方。按照陈平原、王汎森的讲法，五四一代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 ，他们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就是产生了很多“历史的草稿”。因此，五四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之间的论争，是抓错了敌人之后，双方都不服气，无法形成真正有效对话的那样一种论争，而不是谁对谁有真正的压倒性力量或者构成威胁。插一笔，如果汪曾祺真的如方星霞在《 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 》一书中所认为的是最后一个文人的话，那么 1994年《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中对身体接触的大胆直露的方式以有别于《受戒》的形式凸显出来，则表现其信仰的全面崩塌（而市场经济的宏大背景自不必说，吸引人们对身体写作产生格外兴趣，将市场经济文学与当时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商业主义进行对比，会看到很多具体性现象）。正是在想到此处时，我觉得周蕾的这段话很有方法论意义：

缺少了对情爱中身体面向的基本遮掩（veiling）的话，文人情欲世界中的情趣便会彻底消失。恋人们缺乏身体亲密，却是进行了一连串无止境的乔装扮演（masqurades）。（p.109)

　　显而易见，五四文学找错了敌人，而鸳鸯蝴蝶派文学又在感伤主义和道德训诫“之间”得了精神分裂症。这就是“有中心的世界”在中国语境中形构时形成了一种巨大症候。这种对症候的隐喻，不亚于弗洛伊德从研究精神疾病中发现了欲望的压抑、主体深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在第三章中，周蕾使用“细节”一词，却毫不在意鲁迅、茅盾、巴金如果有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抛弃了观念史研究而谈论观念，是十分大胆和粗心的事，不像是有着丰厚的理论学养的周蕾能做出来的。她怎么这么粗心呢？这种粗心，使得即使在谈论同一对象时，她和她的同行也会看起来得出相反的结论。仅举对茅盾小说的分析为例，周蕾看出的是茅盾对女性细节的摒斥，似乎相对于革命理想来说，女性细节无关宏旨（p.163）。但是，在安敏成看来，茅盾小说中的细节描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也就是说，周蕾认为，茅盾的小说叙事大于描写（卢卡奇意义上），而安敏成认为，茅盾的小说描写大于叙事。但这毕竟不存在两个“茅盾”。这是学术场上引人发笑的例证。这进一步让我们追问，究竟什么是“细节”。在《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一书中，安敏成写道，

他似乎希望在一系列不断扩张的同心圆环中细致地勾勒出被再现的世界中诸多因素的关联，借此将细节描写整合进一个更大的结构。但是，他在长度控制和结尾处理方面遇到的难题表明，将小说世界作为一个意义整体纳入一个外部空间，并使各部分彼此协调，这种追求仍是遥不可及的。（安敏成，p.154）

　　表面上看，安敏成在讨论一个叙事学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想到，在“有中心的世界”形构过程中，必然有很多异质性力量，它们不服从由杂多到统一的黑格尔式的抽象化运动的安排。想要想象一个“完整的”中国，在当时面临的也是类似的难题。所以，试图将所有元素整合入小说世界的失败，不只是叙事学层面的，还表现出茅盾在写作时那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世界碰撞后产生的纠结情感。正是在无法被合理归置的意义上，周蕾在书中提出的一个例子，才能被更充分地得到讨论。

她觉得浑身燥热了，解开胸前的钮扣，承受月光的抚摩，忽地发现她的乳峰似乎比以前大了一些，很饱满地涨紧在洋布的衬衣里。……（《虹》，页59）（周蕾，p.163)

　　与周蕾举的另两例不同，这是第三人称介入式的叙事，而不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那么，静女士此时应该是突然表现出对自己身体的不熟悉，而不是借由叙事者传达出这样一种经验之声。那么这种对自己身体的不熟悉，指向的是什么呢？她急于寻找女性的出路，却在寻找过程中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女性是怎么一回事，身体的发育就已经告诉了她。与其他经验相比，自己身体的经验无疑离自己更近。但是她对此一种发育表现得迷茫，对抽象的“女性”解放倒是充满了兴趣。那么，茅盾穿插这一细节，在男性作家中间，已经十分具有先锋性了。这是我的读出的不同于周蕾所读出的那一点。在我看来，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周蕾没来得及思考这三个例子的差异，就过于简单化地以不完全归纳的方式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无疑有些操之过急。

　　在第四章中，周蕾讨论了凌叔华的《绣枕》，她确实读出了大小姐对自己如何制作绣枕的经过的回忆十分迷恋，但是她只是简单粗暴地得出自恋的结论。那么，她就不会知道，在变化运动的正在形构的世界发生时，凌叔华写作这一作品的意义何在。凌叔华的这个作品，想要说明的是，女教女织除了将女性固定为家庭生产力之外，还产生出一种自我麻醉的感情，即使是到了看到自己的绣枕被别人糟蹋的地步，大小姐也不会想到反抗，因而大小姐这一形象是真实的、有着时代局限性的。那么，如果她的绣枕派上了好的用场，她的自我麻醉岂不会比之更甚？周蕾想要指出其他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经验的隔膜，结果自己总是在脱离了文本产生的具体语境在谈问题，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总体来看，周蕾把自己的焦虑想要隐藏起来，产生一个似乎具有客观性的批评样本，但是其作品的完成性，只是对她的焦虑的反向平慰，在平慰中，焦虑反而会依靠它显现自身。如同海德格尔在讨论默里克诗中灯盏时想到的那样。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