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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读后感摘抄

2022-03-30 03:05:19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读后感摘抄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是一本由李欧梵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2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精选点评:

  ●可读性很强。

  ●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矛盾的,一方面在五四文学里大肆宣扬人的文学、人的解放,一方面又有强烈的事功欲望(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当然是儒家的影响)。这种事功(参政)的愿望之强,以至于另一个主题——“人的解放”,相较之下逐渐被忽视,到最后甚至演变成凡是强调人、写人的作家一律会被“感时忧国”的作家群体们(他们自号为启蒙者)攻击的局面。于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即一方面高唱自我人格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对自我意义存有极大的怀疑。换句话说,现代作家们虽极度推崇自我,又无法定义自我为其自身的目标。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批评空间”的开创/铁屋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 这三篇受启发最大 会重读 写徐志摩的那篇让我对徐黑转路

  ●用学理性的分析来解剖感性的语言,一反文学直观浅显的一面。阅读起来也比较吃力缓慢。

  ●李欧梵的文字还比较好懂。个人比较喜欢写晚清思想、鲁迅和张爱玲的那几篇,蛮有启发性。其他的并没留下太深印象。若是要了解现代性之于文学的体现这还能算是个不错的参考。

  ●推崇张爱玲,对鲁迅晚年作品评价与余相合,其余平平

  ●百家争鸣

  ●个人主义,自我,郭沫若,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郁达夫,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冲突,非东方的现代性,艺术的现代性:吓倒中产阶级;颓废,红楼梦,施蛰存,石秀,萨德,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怀旧,长恨歌,世纪末情绪,朱天文,春光乍泄,香港与上海互为她者,哈贝马斯公共空间

  ●李欧梵的现代性这本书还真的好读,都是很博学视角很广的有点普及或者是启蒙性的文章,浅尝而止。提到鲁迅的有好几篇,铁屋的呐喊,对野草,狂人日记,杂文伪自由书等等的评论有点意思。对晚清的文章的媒介工具的现代性描述,让我想起来初试自己答的乱七八糟的题目。个人主义,抒情性,后现代性…除此对张爱玲和徐志摩的描述,只是略读一下,博而不专,但是有趣有趣,理论运用娴熟,电影举例对味。

  ●很多问题有答案了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读后感(一):如何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生存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李欧梵

  文学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 2003年3月第二次印刷 ISBN 978730903371X

  鲁迅的悲观、张爱玲的苍凉、新感觉派的“颓废”、徐志摩的伊卡洛斯式的浪漫追求……中国的现代作家们在自我表达中呈现出中国文化现代性形式形成过程中的各种侧面,而他们各异的表达和为公共批评空间所做出的努力,也使得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和文化渐渐成型。让我思考的是,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现代性是否已经建立得完备——个体概念尚未牢固,就陷入政治统摄下的集体共名,然后集体神话被打破,中国几乎是翻滚着进入了后现代,开始了对一切固有的、个体的、理性的、乐观的、崇高的、完整的、存在的解构。与此同时,公共批评空间庸俗化地畸形生长,社会新闻鲜有人关心——甚至无法讨论,明星婚恋却能够刷爆微薄的服务器。李欧梵先生说:“我们所面临的后现代文化的刺激正是那种支离破碎、转瞬即逝的刺激,能够与这些刺激做出妥协或对抗的,反而恰恰是自己瞬间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些真实感,我们才能最终得以生存下去。”而当后现代已经把这微弱的真实感也一点一点“解构”殆尽,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中生存呢?

  2018年10月19日

  每天都要读好书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读后感(二):《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本书主要选取了作者各类著作的一些文章,比如《上海摩登》、《现代性的追求》,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因为有很多内容与其他几本书重复,所以我就不详谈了,这本书中只有《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等没有出现在刚才提到的著作中,但估计也会在其他著作中出现。本书的特点在于将作者多年来所关注的领域进行了梳理,选取了这些领域中的代表作品,使得读者能够对作者的观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总的来看,李欧梵的作品都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详尽的资料搜集,特别是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融合海外、台湾以及内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作者的主要关注点是鲁迅研究、现代性研究以及浪漫派的研究等,这在作者的本书里可以看出。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作者:[美]李欧梵 编者:季进

  目录:

  自序

  1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2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

  3 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

  4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5 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

  6 “批判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7 铁屋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

  8 《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

  9 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10 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202千字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读后感(三):别开生面的考察-读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读毕此书,掩卷长思。文如其名,李先生在中西间寻找到了一个非常融洽的结合点。随着他优美流畅的文字,晦涩艰深的西方理论以灵动而和蔼的姿态展现在初入文学殿堂的我面前。熟稔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李先生通过对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带入性的解读,使我对上述理论有了初步的感知,这种感知不同于以往我对抽象理论概念似是而非的理解,而是一种具体生动的体会。

  在开篇的《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一文中,李欧梵通过引入加拿大学者Chrles Taylor“两种现代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科技的传统”---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即人类社会直线演进的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所谓“另类的现代性”---现代性表面看来是从欧洲发展而来的,事实上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即有西方的现代性,也有非西方的现代性)并且对后一种“另类的现代性”的阐发,继而以梁启超为例,详细地描述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维新知识分子如何以印刷媒体(报纸、小说)为媒介,通过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一方面为他的读者社群创造出一套关于想象出来的新的民族国家的神话,使得他们在想象的空间中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同,一方面开拓了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梁启超以“新民”为己任,本着“改良群治”的理念,投身于报业和小说创作,难称开化的中国社会在他理想主义情怀的冲击下,开始了现代性的原始积累。可以说,编者(此书乃是季进辑佚李欧梵关于现代性诸多着作中的数篇而成)把此文选为全书开篇是极为高明的,它清晰地显示了李欧梵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看法与理路,起到了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之后所选的文章无不是围绕李的这个基本性立场补充或展开。

  现代性非常重视的是个体的建立,一种体现了对前途乐观的理性。从文学层面考虑,现代主义追求的是作家个人的视野,作家的天赋和情怀,作家的敏锐洞察力,作家通过自己的语言作品影响读者对世界的判断。五四以降的中国作家,所极力标榜和挥舞的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两面大旗,新文学的旗手胡适、周作人、鲁迅无不为之摇旗呐喊。起初,运动带来的狂热和旋风般的急进胜利让他们忽略了隐藏在两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快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是萧瑟凋零的秋夜,距离心向往之生机勃勃的春天,还隔着一个长长的寒冬。最先洞穿这一切的是敏感而观察力惊人的鲁迅,在他那享誉中国的小说集子《呐喊》中,不加掩饰、直入人心的“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悲剧性关系,提示我们先驱者、革命者、启蒙者面对经两千年专制洗礼的大众时的无力、尴尬、绝望。这方面的典型是《药》中的夏瑜和他力图拯救的庸众。这个已经完成自我启蒙的猛士,企图唤醒铁屋中其他沉睡的人们,共同来击破黑暗的封锁,可是他换来的只是庸众的嘲笑疏离乃至厌恶,成为一个无助的孤独者;更为不幸的是,这个孤独者只能通过自我牺牲来证明他的价值,而这换来的却是逮捕、牢狱甚至生命以及庸众的进一步冷漠蔑视;最后,当孤独者为庸众奉献出所有之后,庸众还愚昧透顶地用他的鲜血裹上馒头来治病。这个反讽的题目透露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悲凉。觉醒了的老中国儿女们回望乡土中国那一双双麻木的“间或一轮”的眼睛,能作出怎样的抉择?当然,庸众绝非一个牢不可催、团结一致的社群,《阿Q正传》揭示了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庸人是如何被其他庸众所排斥唾弃的,这有助于我们给庸众下一个最佳的定义;一群无意识的庸人暂时聚在一起组成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看客集团。而太阳社首席评论家钱杏邨在那篇奇文《死去了的阿Q的时代》中所放言的“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 Baudon 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 Q 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 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 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只能显露中共文艺宣传中为配合其暴力革命不惜自欺欺人、背离真相的丑态。最能体现鲁迅个人主义的内涵的无疑是那朵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葩----《野草》,在这个散文诗集里,他以极度私人化的语言和意象营造了一个中国文学亘古未有的光怪陆离的圣殿,其中饱含着他对吾国吾民和世界的终极思考,整个集子弥漫着阴郁沉重荒谬的气氛,却也现出黑暗隧道中的一丝光明,而这部徘徊在希望与失望的绝境之间、理性与感性交织迸发的奇谲之作也让鲁迅作出“并不希望青年人读他的《野草》”的劝告。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具有罕见创作力和洞察力的作家在1929年投靠共产阵营做了左联盟主之后,把其所有的精力放在了搬弄是非、啰啰嗦嗦、谄媚苏联的杂文创作上,我们也因此无缘得见更多的佳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鲁迅带着个人主义烙印的怀疑精神仍然贯穿在他后期的杂文写作里。

  现代文学中长期被忽略但显然占据重要地位的“海派”文学是另一个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话题,李先生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和篇幅对此进行了分析。“海派”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为代表的“新感觉派”,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这群文笔出色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作家以日本、西欧文学为师,在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里描绘着在中西碰撞间激烈前进的上海和他们对现代化城市化的认知,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浪漫和颓废无疑是一道瑰丽的风景线。“海派”文学另一个不能不提的重镇是被现代文学研究掌门人夏志清发现的张爱玲,在他的旷世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的一系列作品做了精辟入里的剖析,他指出“荒凉”情结是张创作中的精神内核。李欧梵对夏老的论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张爱玲不喜欢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她所着意的是在历史洪流中渺小异常的个人的生命形态和生活状态,在她细致入微的对老上海弄堂生活以及微小空间中男男女女日常生活的描述中,透露着生命个体面对历史巨变的无力和微不足道,这种深切的“荒凉”消解了“革命”的宏大意义,张在中国面临巨变前的反思显示了她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具有世纪末情结的作家,而另一个具有这种思维力度的是张所钟爱的曹雪芹。张爱玲成全了当代人对老上海的持续想象,老上海也成就了她,大陆沦陷以后,她也基本停止了小说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以其无与伦比的内涵为后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纷呈、丰富异常的宝库,我们从中挖掘出一个被灰尘蒙蔽的现代中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是如何地被人任意打扮,也可以看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为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装上文学的翅膀。李欧梵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和精细考察为我们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的一幅绮丽多姿的画卷,也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读后感(四):“现代性”展开的向度

  

“现代性”展开的向度

“现代性”是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但长期以来这一评价体系都为西方理论所左右。近些年来学界反思是否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非西方的现代性”,抑或是多种现代性呢?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性理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一元化、霸权式的理论体系”,那么所谓的“多种现代性又是如何各有其面貌的?这种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又是怎么样的?”这便是李欧梵全书思考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本书正是他就中国现代文学里“现代性”展开的向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思路。

  李欧梵并不着眼于理论的建构,而是在研究思路的更新上用力,抓住某个历史细节,串联某种文化潮流,结合谋篇具体文本,提炼出“现代性”所展现的面貌及其最终如何决定了现代文学的走向。

  一、“社群现代性”肇始于晚清时期的通俗小说

  “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他提出新的史学方法和历史观,开始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提出自己的景观和想象,对自己在中国中所扮演角色进行认定。其中很关键的两点便在于梁本人对“时间观念”的更新以及对“想象空间”的开拓。他在《汗漫录》、《新大陆游记》等文章中引入的新的时间观念,并运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将现代时间迅速普及;他提出“新民说”,希望经由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开启民智,他选择将目光投向“小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希望通过小说的叙事功用,实现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愿望,他本人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最直接的尝试。

  但梁启超的尝试更多是停留在精英层面上的,事实上,他的小说和理论并未在晚清大量的读者群中掀起波澜。因此,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风貌和内容需要无数人的努力。而晚清时期办报撰文的“半吊子”文人(仕途无望的知识分子)恰恰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李欧梵着重分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他认为这是最为成功的两部小说,他们虽然晚于梁启超,但却完成了梁所没有完成的“想象”大业。这些作者力图去概括当时中国现代文化方兴未艾而又错综复杂的面貌,尽管表面看其手法非常传统,但小说视野非常广阔,能将晚清时期眼花缭乱的世界勾勒出来,基本上接近于史诗型的写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小说只要牵涉到维新和现代问题,小说的背景必然有上海,这就关涉到晚清小说所真正代表的那个层次——都市小说读者的世界,他们的世界也正是小说文本试图展示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文本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开启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

  二、五四对个人主义及主观主义的独特性的关切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是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抗争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正经历一次巨大变动,旧中国将转化为另一种具有新形态文化的新国家。因此,他们便进一步将这种浪漫美景寄托在一种新的历史阐释观点上。即个人可以扮演一个具决创力的角色,为创作一个整体的文化及文明而贡献其力。最终将那种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精神状态转化到文学作品中。因此,五四时期的作家考量的关键是如何将个人英雄般的精神和正在上扬的历史力量相结合,并将这个乐观积极的内心视野借着写作或其他活动,传递给外在世界。可以说,五四时期对“本我”的专注,是出于对人类自我的重要性的强烈关切,再加上对现实个人看法所相结合而成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文学创作便具备了一种对自我表达的积极形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种自我与社会,作者内心与他对外在现实看法之间的困惑与冲突也正在急速生成。

  关于提倡“自我”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关于易卜生的文章。胡适认为发觉“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是中国极为需要的,但同时胡适的主张是有所保留的,他所宣扬的个人主义不是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而是他在《不朽》中所言的“大我”,即个人与社会需要相互融合。但当时大部分的五四作家都将目光放在“个人主义”上,以自我解放为架构,引导人们将个人之人格从传统社会的镣铐及价值观中解放出来。因此“离家出走”——挣脱旧传统、“自我实现”——建立新人格成为当时的创作主题,前者以巴金的《家》、后者以郭沫若(道德上神圣的自我主义)和徐志摩(情感上的两性情爱)为代表。 在五四文学“自我表达”这个课题,以及对文学本身的性质和功能的定义上,周作人也极具代表性。“主观主义”的概念便是周作人对文学的概念。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周对文学下了一个精要的定义:“文学具有某种美学形式,它能表达作者独特的情感与思想,并使读者因能体验到它而获得乐趣。”周反对将文学按照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的传统来阅读,为此,他把这种态度与另一个传统“诗言志”并列讨论,最终明确肯定文学是属于主观情感表达的。至此,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应推至明末时期的竟陵学派和公安学派。周作人对文学中“个人表达”的解说,涵括在《人的文学》与《新文学的要求》这两篇文章之中,周企图将个人的概念放置在一个较大的人文架构中,即“人道主义”:个体性是个人惟一所拥有的,然而它又具有全人类所共同分享的特性。这种泛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五四思潮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受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等影响的国际主义,成为五四作家提供一个超越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诸多现实的简单出路。 另外一个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家是鲁迅。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对欧洲历史作出“精神性”的诠释,只有少数具有“远见”及战斗精神的个人能超越一般群众而反抗种种力量,将欧洲文明引到另一个新的方向;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更是盛赞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天才的摩罗诗人,由此可见,鲁迅所强调的都是孤独却有着非同领导力的超人般的个人。

  但与此同时,另有一种“再现自我”的冲动,产生了与五四时期“前进上扬的个人主义”不同的指向,李欧梵称它为个人主义的副产品——“主观主义”。确实,如果说“个人主义”代表了作者本身人格的高涨,那么“主观主义”便指示了个人主义观点的一个进化现场。众所周知,如果要求“个人主义”对现实生活给予引导,“写实主义”必然会首先成为盛行的创作原则,再也没有比作者周遭熟悉的事物、他的个人经验更令人信服。因此“表现自己”必然成为当时的创作方针,郁达夫的《沉沦》便是典型成果。但事实上,郁达夫自己和他所创造的小说中“自我”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最终反使得郁达夫超越他对个人经验简单、诚实的再呈现,达到某种程度的反讽,并得以自由地探测批评他的主角的内心生活与思想。这就是五四小说的一项典型安排,是五四小说强调主观特质的呈现,主角们通常自他们的客观环境中被疏离出来,然后被前置在他自己的主观意识上。这是对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现实,无法掌握的现象的一个有趣的再现。更明显的案例仍然出自周作人和鲁迅身上。周作人在随着社会政治扩张到文学时,被迫对“人道主义”重下定义,打破泛人道主义的幻想,由“大我”转移到“小我”,最后退回到自己的园地中。鲁迅早期的肯定及浪漫的光彩,也逐渐为他笔下另一种被折磨的、孤独的个人色彩,精神上的黑暗及沉思所取代。在1918-1925年陆续发表的小说中,鲁迅以日记、戏剧等方式来处理他个人对同胞及自己的“观点、情感、怜悯,甚至仇恨”,鲁迅最普遍的意象便是一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与冲突,充满悲剧性的色彩。这也是引发他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因分歧所产生的紧张的艺术方式。在他1925年5月3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揭露的那样,始终有两个互相抵触的人格在撕扯着他。他不仅企图掩饰他内心的运转,同时也将这种种的挣扎与外在的世界相对立。因此,李欧梵断定,鲁迅对现实的看法并非客观,而是极为主观的,他惟有靠着创作才能将个人的劳苦与焦虑借着社会这个大主题引领出来。

  五四作家们在为寻求个人与社会、文艺创作及社会使命之间的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游荡”了约十年时间。借着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采取了与社会现实一个相对的立场,纯粹是因为一方面对自我人格的解放,另一方面却对自我的意义存有极度的怀疑,换句话说,尽管他们对自我极为推崇,但是,这群作家却无法定义自我为其身的目标,或者是具有存在主义所谓的荒谬的存在。当然,虽然自我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是完全和整体的铸型彻底分离,但无可否认的,到了五四时期,自我已长成至公然地和整体对立。他们与随后那些热枕的意识形态者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他们不相信由自我和教条结合所产生的乐观主义,就算是作家们无法为自我这个概念提供足够的知识上的意义,他们依然不愿将自我牺牲给总体意识形态这个最终目标。

  三、“颓废”:伴随着“现代性”而生的“反现代性”

  李欧梵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于时间观念的改变,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的观念,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一时间观念很快导致一种新的极度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观,催生出一种新的描述方式,最终的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和全盘革命化。至此,历史被道德化了,进步的观念被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的工具,把个人与集体逐渐合而为一,最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颓废”在这样泛道德的情绪下,也就变成了不道德的坏名词,代表的似乎是五四现代主潮的反面。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伴随着现代主义同时诞生的反“现代性”。李欧梵引用卡利耐斯库在《现代性面面观》的结论回溯19世纪欧洲产生的两种“现代”潮流。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所造成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偏重科技的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当然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气;第二种是经后期浪漫主义而逐渐演变出来的艺术的现代性,也可称为现代主义,他是因反对庸俗而故意用艺术先锋的手法,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的距离,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无法接受俗世的时间进步观念,而想出种种方法打破这种时间秩序。

  西方这种对进步观念的反动借宗教传统以艺术的方式探讨深入内心的无法捕抓的感觉(表现主义及象征主义),中国却被进步的现代性淹没,虽然沈从文、老舍对于现代性所造成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所不满,但也觉得无力对抗现代性的潮流,没有用较颓废的艺术手法来反抗它,而是创造出两种不同“怀旧式”的小说世界。当时具有颓废外壳的似乎是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小说家们,他们在上海都市文化直接影响下,采取了与五四写实作品极不相同的创作方式。施蛰存的小说试图超越现实,着力把读者带向荒谬(都市的怪诞、历史的怪诞神话),具有充分现代化艺术意义而又反现代理性主义的表现,可以说施蛰存多少继承了魏晋志怪、唐传奇、聊斋志异的非现实传统来呈现一种反现代性。但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作家,大部分的颓废资源仍然来自于五四新文学商业化以后的时髦和摩登,并没有真正从传统资源中提出对抗现代文明的方法。

  至此,李欧梵将张爱玲托举出来,他称她是最独特的那一位,是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尤其是张爱玲小说中的“荒凉感”,正是她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猝和破坏的反应,她并不相信时间一定会带来进步,而且最终都会变成过去,所以她把文明的发展也从两个对立的角度来看:升华——这当然是靠艺术支撑的境界;浮华——中产阶级庸俗的现代性的表现。张爱玲小说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反现代性的,然而张的反法和其他作家不同: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因为她所用的是一个中国旧戏台的搭法,却又把它作现代反讽式的处理;旧戏台的道具不是写实的,而人物也都是神话传奇式的角色。这就造成一种“间杂效果”:使人物和他们的历史环境之间产生疏离感,使读者和小说世界产生距离感。这种把前景和背景重叠和交错,把写实和传奇交融的技巧正是她最具有“时代性”的矛盾意义。

  四、副刊:拓宽的“公共空间”

  李欧梵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挖掘了中国“现代性”展开的一个有趣的向度。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但事实上,西方报纸并没有产生像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独特传统——报纸的“副刊”,它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共空间”。

  这最早可以追溯到《申报》,受梁启超和其他晚清知识分子的影响,该报在内容上出现了反映社会风气和批评时政的文章,多刊于“自由谈”版块。而在这一栏目中出现最多的又数“游戏文章”,这某种程度上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吻合,但又明显不同。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相信文字之力可以转移社会风气,这就说明他们已把注意力从“仕途”转向“社会”这一新的领域,即开创新的社会空间。这些游戏文章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连锁功用,能把商业受众、传统文体、转移社会风气融合起来。可以说,到五四前后,这些游戏文章已经造成了一种公论,并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也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

  :最后吐槽一下,李欧梵尽管声称自己秉持着某种学术中立的姿态,但在读完全书后,还是多少能感受到李欧梵承继海外汉学“褒张贬鲁”的学术传统。全文中出现最多的作家当数鲁迅、张爱玲两人,我们不去比较两人同时出现的文本,因为其中的痕迹太明显,哪怕我们只是单独地看涉及张爱玲的第四、第五、第十讲和涉及鲁迅的第六、第七、第八讲,李欧梵内在的姿态还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读后感(五):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现代性”(modernity)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loc. 48-49

  一种模式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即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个传统Charles Taylor称之为“科技的传统”,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似乎已遍及世界各地,无论你是否喜欢它,是否反抗loc. 51-55

  而西方的这一套现代性又是充满矛盾的,其中包括了理性、科学,但是也包括了其他因素,如个人因素、主体性因素、语言和现实的因素,甚至还有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否能在第三世界国家行得通的问题,loc. 61-63

  梁启超发展出新的史学方法和历史观,loc. 91-91

  梁启超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像。所谓Imagined Comunityloc. 112-113

  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像的过程,这个想像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loc. 115-117

  “虚空的共时性”一词是借用本雅明loc. 117-118

  哈贝马斯举出的实例就是英国、法国18世纪的一些小杂志,这些小杂志源于沙龙,其所载文章大多出自沙龙谈天。谈天的空间、舆论的空间与印刷的空间逐渐构成了所谓公共领域。从哈贝马斯的立场来讲,公共领域的造成基本依靠的仍旧是印刷媒体——报纸和小说,loc. 125-128

  民族国家的想像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loc. 129-130

  梁启超办报之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法:“新民说”,要通过报纸重新塑造中国的“新民”,希望能够经由某种最有效的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loc. 151-153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很明显是套用了这个模式,同时也受到了英国小说《百年一觉》的影响,把一个理想的故事放在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前,再从那个时间往回看。这种做法与现代性的时间观密切相合。梁启超在构思《新中国未来记》时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他在构思上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这部小说创作上呈现出的成果。loc. 173-176

  文化资源中移花接木,迅速地营造出一系列意向。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则必须关注文本,要大量地阅读晚清小说和报章杂志,正像陈平原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附记中所提到的方法,比如他在一张表格中把年代、创作小说、翻译小说、小说论文、文化背景全部列出,深为我所钦佩和激赏。根据loc. 201-204

  一般人是把《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对照,但是我认为《官场现形记》主要集中在官场,而晚清想像社群的问题则远远超出官场的范围,民族国家的想像已经不是官场所能应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涉及官场和官场之外的所谓“江湖”。当时的作家在其文本中对当时的社会都有一套看法,表现在小说最前面的是作者的价值观,但是这并不那么重要,用卢卡西的观点解释,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但是他的价值并不在此,作者个人的政治取向与小说所展示出的是两码事。loc. 223-227

  “个人主义”这个名词,经常在五四时期的作品中出现,在这十年(1917—1927)的知识革命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地遭受到新一代标榜“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激进知识分子及作家们意识形态上的攻击。“个人主义”便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破除迷信及反抗传统的辩护理由之一。loc. 251-254

  许多五四作家喜欢将“个人”与“个性”混合使用,来强调为传统价值所捆绑的个人之人格。与个人主义相随而生的是解脱或是“解放”,即指将个人自整个传统中释放出来的行为loc. 260-262

  在这个新的宇宙观中,个人可以扮演一个具决创力的角色,为创造一个整体的文化及文明而贡献其力。这个新的认识论即是墨子刻(Thomas Metzger)所称的“一个富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及英雄气概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开始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并成为毛(泽东)主义、国民党意识形态,以及现代新儒学的基本思想形态。loc. 268-270

  根据波拉德的解释,“第一,文学所表现的,必须是作者本身的情感与思想(作者不能是任何人的代言人);第二,其效果是要给予读者乐趣而非指示。” 【16】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这两点是彼此息息相关的。周反对将文学当教条式地阅读,因为他认为这个态度完全是儒家思想中“文以载道”的一个最主要的遗产loc. 349-353

  尽管周作人式的个人主义没有在中国受到普loc. 382-383

  周作人对苏俄及东欧文学的双向人文主义反应(例如,他接受安德罗叶夫〔Andreyev〕认为文学是“人类为擦拭各种障碍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一项伟大成就” 【25】 的论点),并没有发生在鲁迅身上。相反地,鲁迅并非肤浅地认可这些被蹂躏的欧洲人民,而是致力于对这些人民更深层的国家主义精神的追寻。安德罗叶夫笔下忧郁阴暗的环境对人的精神或灵魂折磨的故事,于是成为鲁迅的最爱。loc. 388-392

  顺此脉络,鲁迅亦赞赏拜伦、雪莱、普希金、显克微支(Miekiewicz)、史洛瓦基(Slowacki)以及裴多斐(Sandor Petöfi)这群具有天才的“摩罗诗人”。鲁迅认为他们是世界精神的战士,“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27】loc. 402-405

  最普遍的意象便是一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与冲突。在这意象中所固有的一个悲剧意义是似是而非的:一个孤独的天才,被无知及残酷的群众疏离、惩罚,却无法为他的自我存在定义;尽管他为拯loc. 408-411

  这段揭露性的文字提醒我们鲁迅的两个互相抵触的人格:一个是隐密、怀旧,称之为个人主义的自我;而另一个是他愿意让他人理解的公开的自我形象。loc. 423-425

  忽略的。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特别是胡适与陈独秀,便强调文学需要原创性与个体性,胡适在他有名的八大文学改良刍议中强调:“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31】 陈独秀亦在他1917年发表的宣言中说:“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loc. 449-452

  在鲁迅后来的故事中,他那受尽折磨的主角们的命运,都是从叙述者的观点叙述出来的。这些主角们相互间极富戏剧性的影响,便是鲁迅以戏剧的方式来处理他个人对同胞及自己的“观点、情感、怜悯,甚至仇恨”。同时,这也是一种引发他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因分歧所产生的紧张的一种艺术方式。loc. 488-491

  艺术创作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并且和作者的人格是相关联的。环绕着五四文学与其浪漫性质的种种价值观如:自我解放、自我loc. 506-507

  艺术创作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并且和作者的人格是相关联的。环绕着五四文学与其浪漫性质的种种价值观如:自我解放、自我建设、情感的解放、不受外在约束的独立性,以及对自己的诚挚,并不是由那些和他们公开立场相反而较乐观的作家所建立的。loc. 506-508

  荡妇在卫道者的眼中当然属于坏女人的类型,然而我觉得也可以和古文中所谓的尤物相呼应,西施和杨贵妃皆是尤物,美艳绝伦之余,当然也可以倾国倾城,但她们毕竟是文学中旷古常存的女性“偶像”,可以和希腊罗马的海伦和维纳斯比美,后者可用一个法文名词“femme fatale”形容。loc. 658-660

  我在此无意对鲁迅的作品作重新的解释,我只希望指出他对“时间”观念的各种复杂矛盾的艺术处理,所表露的是一种内心的不安,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反“现代性”的做法loc. 758-759

  卡利奈斯库(M. Calinescu)在他的经典著作《现代性面面观》 【3】 一书中的第一章就指出: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所造成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偏重科技的发展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当然它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气;第二种是经后期浪漫主义而逐渐演变出来的艺术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它是因反对前者的庸俗而故意用艺术先锋的手法来吓倒中产阶级,也是求新厌旧的,loc. 761-767

  其中《石秀》是一个颇特殊的例子: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把萨德(Marquis de Sade)的虐待狂理论放进一篇改写自古典小说的作品里。《石秀》原出自《水浒传》的一章,但经过萨德式的改写后,石秀变成了一个性变态的人物,他的性欲出于对女子虐待和杀戮的窥视,也可以说把《水浒传》原著所含有的反女性心理发展到了极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胆的尝试。loc. 834-837

  少女最后的一句话,变成了他斩首的最后一击,他的欲望,“从头就把全身浸入似地被魅惑着”以后,终于被阉割了,所以这又是个阉割(castration)的象征,集怪诞和爱欲于一炉。loc. 867-869

  如果现代性的历史是一部豪壮的、锣鼓齐鸣的大调交响乐(这个张爱玲的譬喻颇为恰当,因为交响乐本来就是西方19世纪发扬光大的产品),那么张爱玲所独钟的上海蹦蹦戏所奏出的是另一种苍凉的小调,而这个小调的旋律——张爱玲小说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基本上是反现代性的,然而张的“反法”和其他作家不同: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这是五四的意识形态),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复杂的艺术过程。因为loc. 1021-1025

  结。从五四开始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五四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从启蒙的立场来影响社会,当时的启蒙是理性的,是从西方的启蒙主义背景出发的;后现代的理论则倒过来,反对启蒙主义,但仍旧认为可以借助西方各方面的知识来影响中国社会。loc. 1231-1234

  你多少会有一些感伤。后来我问她最喜欢看的西方作品是什么,她说是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著作《亚热带的伤感》,因为能从中得到共鸣。在她最新的长篇小说中,直接引用了列维·施特劳斯这本书。这部长篇小说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纪末式的对于整个时代的审视和反问:loc. 1349-1351

  这是颓废的年代,这是寓言的年代,我与它牢牢地绑在一起,沉到最低最低了。我以我赤裸之身作为人界所可能接受最败沦德行的底限。在我之上,从黑暗到光亮,人欲纵横,色相驰骋;在我之下,除了深渊,还是深渊。loc. 1351-1353

  当我们身处所谓后现代社会之中,理论上讲绝对无法避免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某种哪怕是极微小、片面,甚至于瞬间即逝的真实感,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些真实感,我们才最终得以生存下去。loc. 1414-1416

  我对哈贝马斯学说的故意“误读”,目的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所谓“公共”,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领域,而是梁启超的言论——特别是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纸而产生的影响。换loc. 1695-1697

  鲁迅在此书的前言中解释得很清楚:既然答应为“自由谈”写稿,就开始看看“自由谈”。原来他每天看两份报纸(这是他在《后记》中说的),一份是《申报》,另一份是《大晚报》。而他似乎对于《大晚报》上的各种文字颇为不满,所以常常引用而加以攻击,认为可以“消愁释闷”。这种loc. 1837-1840

  这种故意剪贴抄袭的技法,使得鲁迅的杂文也变成了一种“多声体”式的评论:一方面他引用报纸上的其他文章和消息,一方面他又对这些剪下来的文章作片段的拼凑,再加以评论。“原文”被他技巧地拼凑以后,变成了不可置信的说法,而鲁迅自己评论的声音,却显得更有权威。有时候,他即使只作拼凑的工作,也会拼凑出一种荒谬的现实,《迎头经》即是一例。他把报上所载对“日军所至,抵抗随之”的说法作各种解说(当时国府的政策是不作正面抵抗的),篇末还加上了这样一段:“这篇文章被检查员所指责,经过改正,这才能在十九日的报上登出来了。原文是这样的——”于是把他从剪报得来的消息的可信性又打了一个折扣;既然文章被检查,显然迎头抗日的消息就犯了禁忌,而评论这种不可置信消息的文章竟也遭殃,可见政府更不可信——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在逻辑。loc. 1843-1850

  鲁迅处于30年代的情境,本身就含有一个悖论:他写文章为的是争取言论自由,而只有在自由被压制——一个“伪自由”——的情况下,他才能发挥写出像《伪自由书》这类没有自由的作品,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空间。loc. 1905-1907

  要认识鲁迅将“独异个人”与“庸众”并置的这一原型形态,必须上溯到他1907年的一些著作。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歌颂了一批西方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以孤独的个人的身份,与社会上的陈腐庸俗作斗争,并在这斗争中证明自己的声音正是形成历史的先觉的声音。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要以反“物质”和“众数”来推动“文化偏至”的钟摆,那些推动者也正是少数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这些文章中闪耀着鲁迅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它给西方历史的这一方面投上了积极的光彩。鲁迅相信他所说的这些独异的个人有力量把历史拉向自己方面,并且事实上已经胜利地改变了历史的行程。loc. 1965-1970

  个人越是清醒,他的行动和言论越是会受限制,他也越是不能对庸众施加影响来改变他们的思想。事实上,“狂人”的清醒反而成了对他的存在的诅咒,注定他要处于一种被疏远的状态中,被那些他想转变其思想的人们所拒绝。loc. 1976-1978

  二 鲁迅小说里被“看”的牺牲者有两种,一种就是上述的“独异个人”,另一种却是庸众中之一员,这人由于某种情况被置于舞台中心,处于与其他庸众相对立的孤独者地位。作者似乎是以此来探测庸众的反应。在写这类孤独者与庸众的关系时,鲁迅着重表现庸众,常用他的叙述技巧来造成反讽的距离。loc. 2000-2003

  他将最切近的个人经验(自己祖母的死)转为“幻象”,怪异地体现出某种哲学思想。可以说,《孤独者》所涉及的不仅是两种社会思想的冲突,同时还涉及了关于人的存在本身意义的某种抽象的思想。这是超出于具体的现实和现实主义训诲要求的层次之上的。《孤独者》是鲁迅作为一个陷于夹缝中的、必然会痛苦并感觉到死之阴影笼罩的、觉醒了的孤独者的自我隐喻。 四 我对鲁迅的短篇小说作了如上寓意式的读解,显然是从著名的“铁屋子”的隐喻得到启发。“铁屋子”当然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象征,但必然还会有更普遍的哲学意义。它形成了鲁迅写作的某种特殊要求,就是在作品中赋予那“少数清醒者”以生命。五四时期,描写并提倡那种不为无知的群众所理解,并被他们所拒绝的少数有远见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是符合总的潮流的。例如胡适,就也曾提倡过易卜生,并使某“人民公敌”这种独特的个人形象得以广泛流传。在当时社会普遍的中庸和保守的潮流下,这种立场(或姿态)也确实表达了某种自我肯定的崇高。但鲁迅的“铁屋子”的隐喻却和胡适的实证主义完全不同。我loc. 2165-2174

  我认为:“铁屋子”意指那种被骚扰着的黯淡的内心,那“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则是和鲁迅的心相近的,体现着他本人的经验和感情中的某种气质。 上述鲁迅小说中两类人的总的状况是: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激起了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意识到死亡的即将来临。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 我们loc. 2174-2179

  在《野草》中极易发现三个交织着的层次:召唤的,意象的,隐喻的。loc. 2263-2264

  两篇《复仇》也是鲁迅语言奇巧的例证。第一篇里呈现出视觉的复杂(特别是开始一段关于人的血与肉的浓重的描写),第二篇则偏于听觉,似乎是某种迷人的宗教布道。总之,凭着那种新奇的意象组成的既是潜藏的又是揭示着的语言,《野草》确已达到真正的现代“非通俗化”的效果。loc. 2273-2276

  如他的散文诗中所表现的,鲁迅“个人主义地”去看的生活的意义,是和他希望别人去看的那种意义大相径庭的。换句话说,他在为自己这方面几乎是存在主义的,而在为别人的方面却是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读者也可从这些散文诗中看到两种景象:“有时我们是从诗人的内心向外看,有时我们是从外向内看。” 【11】 从向内的角度看,就会看到鲁迅怎样将他小说中的一个原型设计——独异个人和庸众的相对——引申到隐喻的领域,也可看到他的“个人主义”在回答“人道主义”的召唤时的悲剧性和矛盾性,这是非常迷人的。loc. 2428-2433

  两篇《复仇》可视为同一主题的异体。在第一篇里,一男一女“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但是“也不拥抱,也不杀戮”。他们表面上的宁静和沉默正好和那些“路人”的喧嚷形成对比loc. 2433-2436

  尽管鲁迅的大胆的洞见使他接近西方存在主义神学的境界,他毕竟还是中国人道主义传统之子,这传统是把天上和地下的力量看做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的。 【13】 如两篇《复仇》中所表现的,鲁迅的人道主义仍是悲剧性的。地上的生活远非玫瑰色,它比地狱还要坏。人生既有如此的问题和反讽,造物者也必是一个“怯弱者”,所以鲁迅以对独异个人的肯定来代替这位至高无上者。loc. 2448-2453

  刻在这意象的墓碣文上,奉献给那抉心自食的复仇的烈士的英魂的,是一个永难解决的矛盾:现在他已死了,他又怎能寻找出他的生命和他的牺牲的意义呢?loc. 2500-2502

  细节描述就是那些感性、繁琐而又冗长的章节;两者的关系暧昧,前者企图置后者于其股掌之下,但却出其不意的给后者取代。”张爱玲的“细节世界”,周蕾继续说:“是从一个假设的‘整体’脱落下来的一部分。而张爱玲处理现代性之方法的特点,也就在于这个整体的概念。一方面,‘整体’本身已是被割离,是不完整和荒凉的,但在感官上它却同时是迫切和局部的。张爱玲这个‘整体’的理念,跟那些如‘人’、‘自我’或‘中国’等整体的理念不一样。” 【3】 周蕾认为这些细节的存在对妇女和居家有特殊意义,而我认为这种意义还可以超越私人领域扩至作为整体的上海都会生活。张爱玲借着她的细节逼迫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物质“能指”上,这些“能指”不过讲述着上海都会生活的另一种故事,也依着她个人的想像力“重新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空间——公共的和私人的,小的和大的。loc. 2876-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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