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1000字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一本由（美）柯文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00，页数：1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精选点评：

　　●许多海外汉学家看似小说的叙述笔法其实往往以历史理性套个案，但实际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地方社会基础

　　●我读的不是这个版本，这本书完全贯彻了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的思想，能写得如此纯粹目的明确也很难得了

　　●从开始无法容忍这种个人/时代思想史写法的粗疏，到后面逐渐也能感觉到这种处理的优点。跟很多海外汉学著作一样，落笔处是个人的思想/行为在制动时代变革时的“合理性”，而最终发现“合理性”之为一种自身行为衡量标准，反倒显得自做解人者的一厢情愿，“合理”与“传统”的排异反应，似乎本就具有承载此类著作病灶的潜力。

　　●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有一瞬间怀疑，极端的理想主义和极端的实用主义的融合，是中国士绅和中国文化的特质吗。

　　●唔，简单的传记，这本书时代太早，现在读起来感觉一般，以上

　　●作为后现代史学家，柯文对历史的描写，时常带有文学色彩。他描写的王韬，有时像是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亦真亦幻的晚清传奇，甚至在英国被视为留着辫子的“女巨人”。

　　●许久以前，读过王韬之东瀛日记，整日看花吃酒，羡煞今人。乱世文人任浮沉——喝酒，可以消得块垒；嫖妓，亦可缓解压力——故才子多流氓矣。读完柯文《王韬与晚清改革》，这些只能算作题外话。前面几章算是王韬一生的生平概略，不知怎么搞的，读完竟有一种整日隔靴挠不得痒处的感觉。

　　●他们不是遇到了西方，而是处在受西方影响的历史当中

　　●不错的书，对王韬的历程分析比较细致，是晚清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p51 王韬与洪仁轩的交往。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一)：反“现代”者的现代观

　　柯文自己在《中国中心观》英文版前言中说，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令他确信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能力。而在《传》一书的再版前言中，他解释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在《中国中心观》中已经由柯文自己做了彻底地批判，实际上柯文后来已经避免用“现代”一词，即是说，实际上在写作这本王韬传时，作者本人的思想是处于转型期的。然而放下这些意识争端，这本书本身依然是结构极其精妙的历史著作。

　　王韬是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本身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像梁启超那样），然而他与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命运本来与其他同时代的文人并没有很大不同，科考失利，穷困潦倒，抱负难伸。他本来是典型的儒家文人，喜欢吟风弄月，宾朋酬唱。然而他生在特殊的时代，又有特殊的际遇。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是给太平天国上书，事败后被清政府通缉，然后被迫流亡香港，对于他本人来说，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波折。

　　王韬传并不好写。在柯文之前，已经有忻平教授非常翔实的一本传记，而柯文所面对的还有大量的笔记、信件、手稿。然而本书设计之精巧，线索之清晰，确实令人赞叹。柯文很敏锐地感觉到了王韬思想的内在矛盾并进行了深入剖析，而对于处于大时代中的王韬，柯文有限度地描写时代，没有让人物的思想和处境特殊性湮没在大时代中。

　　虽然柯文在《中国中心观》中对于历史学家的建构方法进行了批判，但从他的这本王韬传看来，主题建构法依然有可取之处。历史研究方法的潮流往往迂回发展，或许在经验主义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宏大叙事又会卷土重来呢。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二)：知识分子与晚清社会改革—— 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有感

　　1894年早些时候，孙中山还是一个活泼而性急的年轻人，带着改革的愿望北上。在途中，他结识了王韬，这位主张改良的老者。因为有着同样的愿望，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97年，孙中山已经闻名于世，王韬却在这一年五月溘然长逝。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的地位无可否认；王韬却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正如柯文所言“如果把他从中国近代历史上拿开，那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虽然如此，王韬和晚清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透过他的传奇经历与改革思想，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呈现，正如柯文先生所言王韬“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能够使人了解这一画面，说明这幅图画是怎样构成的”。

　　王韬本是旧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科场失利后，教书为生，机缘巧合之下去了上海墨海书馆担任翻译，从此开启了另一番的人生。他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体会到了中西文明的真实差距。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愈发深入，王韬开始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并渴望在时代大潮中有所作为。于是，他与外国教会教士保留着密切的关系，参与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活动；多次上书当局，陈述自己的改革主张；还与天平天国保持着一种“暧昧”关系。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王韬逃往香港，辗转到了欧洲。中国的贫穷落后与欧洲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他震惊，也激发了他的改革热情。

　　不过，王韬是矛盾的，有时，他主张坚持中国文化内核，学习西方技术，认同“师夷之长以制夷”；有时，结合日本的快速发展，他又提倡“全盘西化”。这样的王韬，不是当时社会的个例，他身上体现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中西碰撞、新旧冲突的认识，是一种早期的“民族主义”，也是王韬本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个矛盾认识。在晚清中国，如王韬一样的知识分子心中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一方面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有对传统文化的坚持。敏锐的观察力与思考力使这一批人很容易就走在时代的最前端，但同时又使他们时常感到孤独，容易产生怀疑。

　　从历史来看，知识分子与“改革”“革命”之间，似乎总是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们自身的热血促使他们关注社会一举一动，并由此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见解。王韬作为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大背景下，自己的满身热血也是“奔腾不息”，经历了中国的落后与衰弱，又见识了西方世界的国富民强，一种深深的耻辱感涌上王韬的心中，“改革”成了他最强烈的愿望。他的改革主张包括教育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三个方面。在教育上主张寻求人才与推荐西学；在经济上提倡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牢牢掌握矿业的开采权以及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与机器生产；在政治上主张废除捐纳制度，裁掉一切没有必要的官员，使政府机构更加精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今社会主要矛盾以及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和晚清时期的问题仍然有些重合，教育、经济、政治三个方面依旧是重中之重。可以说，王韬的思想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其改革措施在今天仍然有其用武之地。可以试想，如果当时王韬的改革措施在中国成功推行，如今的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模样？

　　但是，王韬的改革措施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比如，他在提倡现代生产时总是着迷于与西方经济进行竞争，认为中国想要在经济活动中摆脱被动，就得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削弱西方国家实力。可是，凭借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与能力，如何与西方抗衡？此外，王韬的思想一直停留在“治民”而不是“民治”阶段，认为改革的的动力来自于清政府，改革是为了清政府更好地统治人民，这也是他改革思想的一个局限。

　　王韬不是一个实际的改革者，只是一个改革的倡导者，最终，他的改革措施没有实现。壮志难酬，这是王韬的不幸，是与王韬有同样激情同样境遇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就如鲁迅，犀利地点评着旧社会旧制度，被称为“投向敌人胸口的一把匕首”；蔡元培早年想要通过刺杀闹革命，参加刺客团；国学大师傅斯年参加“五四革命”，并任总指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鲁迅一边骂着国民党，一边领着国民党的钱；蔡元培当校长后反对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反被学生打了；傅斯年也没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乖乖地进入体制内成为大学校长。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受时局限制，同王韬一样“无能为力”。

　　总的来说，王韬的改革建议是先进的，但又有不合实际的一方面。即使不能产生巨大的作用，也对当时、对如今的中国有着一些启发。如今的中国，也正处于一个改革的阶段，我们称之为“转型期”。转型期所面临的挑战中，除了政治体制完善、经济结构改革外，还包括国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先后遭受到严重打击，以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口号被逐渐抛弃，然而却没有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来填补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造成了人们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越发焦虑和无所适从。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依旧在寻找平衡“传统”与“现代”两者的答案。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三)：传统与现代性

　　在读此书之前，对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视角只是有所耳闻，把其理解为西方人带着惯有的兴趣以他们的眼光来了解中国的过去。读毕才发现是误解。这部书九章中有八章与王韬本人有关，其中大量的篇幅被用来叙述王韬的个人经历，他的思想和感情方面受到作者极大的关注。这样，他更多的是被看作一个面临着王朝危机和中西文化前所未有碰撞的不断调适的改革者，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谓的地主阶级改良分子。并且如作者所说，专著不是采用一种“扑朔迷离”的跨文化比较来发现中国，而是以内在参考点作为衡量中国变化的尺度，这样在中国发现的历史才更加真实吧。

　　这部专著的题目“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我。即使“传统”与“现代”是两个无论是论著中还是生活中都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恐怕仍有很大的模糊性。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如果有那是什么呢？单纯地市时间的先后吗？它们又是如何实现“转化”的呢？要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最好回归专著对王韬与晚清改革的探讨中去。但这一探讨无意揭示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广阔内涵，而仅限于概念分析的层面。

　　王韬1828年出生于江苏甫里镇，在当时，“入仕”是几乎所有受教育者的梦想，而通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科考又几乎是唯一的途径。王韬从七八岁到十几岁一直接受经典与历史的正式教育。这为他的儒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45年他通过了乡试成为秀才，但随后1846年省试未能通过，仕途暂时关闭。1849年王韬在父亲去世后赴上海在新教伦敦会办得“墨海书馆”当中文编辑。这期间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与教会有了较密切的联系，甚至传闻说他于1854年在教堂受洗。1862年发生的“黄畹”公案将王韬与太平军联系起来，他被迫离沪抵港，开始了为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经典的助手工作。并由于理雅各的关系得以在1867年至1870年将近三年时间里游历英、法等欧洲国家。出色的文才和在无与伦比的西学知识促使他回港后开始以新闻为业，1873年与人共同创办了《循环时报》。王韬的锐意创新是的这份报纸成为第一份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直到临死前，他始终继续从事新闻事业，所接触的新闻圈也在不断扩大。1897年5月，在巨变的前夜，王韬于暗淡中溘然长逝。

　　以上所述关于王韬一生的外在经历：科举，为西方人工作，与教会相联系，在香港生活，游历欧洲，进入新闻事业… …很难判断哪一件事对他观念、思想的演变影响最大，但可以肯定地是，他没能走上科举为官，晋升为士的道路。二是成为游离于国家统治运作机构外的知识分子。这已经使他背离了传统，走上改革者的道路已是一种必然。

　　王韬思想上的几处明显的改变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与“现代性”。在1859年王韬首次对西方的评价中，西方人还是“隆准深目、阴鸷桀黠”的“夷狄”。中国只需以“学在四裔”的态度选学诸如轮船、军火武器的有用西学即可。毕竟“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这种想法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存在上千年的“天下”世界观的体现。它的关键是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中国居于中央。与之相应的在政治上，中国成为权威的终极源泉。并且，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道”）被看作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可以直接同文明划上等号。这样一来，西方没有被看作一种值得尊重的文明，即使某些方面优于中国也无足轻重，只需为安全着想来钻研某一部分。那么所谓“排外主义”也是必然的了。

　　根据之前的叙述，王韬在1862年赴港后即与新教传教士一同工作，并在几乎20年中未曾间断联系。这样，在他1865年对李鸿章的上书中我们发现了这一独特经历对其世界观的冲击。“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西方已被看作一种很大的威胁了，“握利权”、“树国威”等字眼的出现，标志着他对中国位置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70年代以后，王韬开始强调处于国家富强需要的民族竞争。竞争中必然有比较，这样，中国成了众多民族中的一员。在国家主权方面王韬也表现出了“有识别力”的不满。他痛恨集中于澳门的不人道的苦力贸易，极力主张总理衙门与葡萄牙谈判收回澳门管辖权，因为这种行为在他看来直接侵害了“国家之权”。很明显，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取代了“天下”世界观。但种重构对王韬这个受传统儒学教育者来时不会是一件易事，面对已经与中国地位等同但又更强盛的西方国家，一种耻辱感渐渐产生。那么，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态来安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措施只能是变革。

　　变革的标准是什么？方向在哪里？这是王韬和其他改革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自然的心理反应是产生怀旧情绪。在焦虑、困惑和沮丧的过程里，人们更容易忽视过去的种种缺陷，只关注于那些看似美好的方面，于是希望回到过去，王韬也作出了尝试。他在1862年《臆谈》中提到现在应以中国上古理想的政治行为为指导，对整个体制进行根本重建。这种“理想政治行为”就是礼治，以道德作为增强国家权力与威望的手段。但很快他对“道德信条”或“礼仪框架”在充满主权国家权力饥渴的世界中能否起到抑制作用深表怀疑，按照儒学实践的机会减少了。在“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变”的观点支撑下他完全赞同技术革命，但同时，他认为中国文明的本体——价值核心，即“道”是不可磨灭的。这就避免了抛弃传统习俗、政府、文化而全盘西化。在被修正的儒学传统下尽可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甚至于各种制度，这是王韬给出的方案。

　　我们在回顾以上转变中可以发现清晰地界定传统与现代性并且清楚地看到其中的转换是很困难的。王韬的民族主义也许对于“天下”世界观来说是现代性，但那只是早期的民族主义，还未十分明确。至于他的变革观又如何判断是传统还是现代呢？毕竟这是建立在传统儒学“道”的基础上对各项变革的认同，似乎既是传统也是现代。所以，传统与现代性只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不是分别静止的，而是作为两种力量不断调整，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向现代性的演变，现代性只能作为一种导向，而绝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如将目光放达到整个社会时，就可以发现传统与现代性是并存的，论文的题目“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恰到好处。

　　如果我们认定可以“以史为鉴”，那么不妨尝试着从王韬面临的晚清社会寻找我们正经历的当代社会可以吸取的经验，或只是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处境。

　　“转型期”是人们对所处状态的描述。政治上的转型暂且不提，在文化上的转型是否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价值标准已经建立了么？仔细想来我们的处境似乎比王韬的时代更艰难。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次次阵痛之后，对“传统”的观点也被有意无意地用来为不同人的不同目的服务屡次变换。如柯文所看到的：“毛泽东将传统意识形态化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断斗争；鲁迅斗争其詈骂为每页都带‘吃人’字句的虚伪记录；蒋介石将其神圣化为儒家对德的追求，中国对文明的贡献… …”这些观点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我们面对传统不知该采取继承还是摒弃的态度。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物质和精神上都更有吸引力的西方世界直接打断了我们的回首反思，牵引着我们向他们冲去。我们的目标和王韬所努力的目标一致——国家的富强。在追求的道路上，甚至少了儒学“道”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具体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封建社会士人的行为准则，伦理道德体系和礼治作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被排斥，但又没有一个可以在精神世界引导人们的新的道德标准、新的价值体系产生来填充空白。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信仰缺失”。没有了束缚，整个社会陷入盲目、狂热、浮躁的状态，众多问题呈现在眼前。这种现状岂是靠提倡学习“八荣八耻”与“和谐社会”就能缓解的么？我们更需要的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重建民族文化，重新为我们的生存寻找到新的价值标准… …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读后感(四)：读书细节记载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政治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技术课的书单，主要是通过由某一类人，扩展到某群人的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用来借鉴写论文，下面把读书过程的具体细节摘下来，希望对于读这本书的同学减少任务量。里面观点和见解比较少。

　　王韬读书笔记

　　1、文章共9章，前八章关于王韬本人，第九章讨论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发生在19世纪中国的社会变化 。

　　2、作者的理论解释框架有三点：首先是变革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开拓者另一个阶段是使其合法化；其次中国历史是沿海和内陆互动关系的结果；最后，启动文化变革的重任是沿海的亚文化，而内陆则主要起了合法化的作用，这是作者的解释框架

　　3、前八章主要是作者讲述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启动者的作用，而最后一章则主要是由个人传记转为研究集体传记，探讨了12位开拓者的精力，其中8位与沿海文化有关，而四位则是内陆的产物？

　　4、作者认为存在的缺陷：把西方影响中国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来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将变革等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的社会影响，忽略或者贬低了内在的变化，而制度性变迁的过程，及合法化又简化为一种简答的中国化（或者反西化），忽略了经济、政治、社会对于变革的阻碍，而只关注精神、文化和心理的壁障

　　5、作者修正的：更多关注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

　　第一部分：一个新人的诞生

　　序曲：主要为了塑造王韬如何成为一个改革者，通过他对不同事件阐述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这些看法的文化容量是很大的，也是很新的，正如序曲中所说

　　第一章：早年在江苏

　　1、青年在江苏

　　出生于1828年，1846年参加科举，科举不第，1848年去上海探望父亲，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世界主义，主要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惊奇，另一首感怀诗是关于对英作战失败的担忧，蛮夷聚沪经商的担忧，表明王本身具有两面性；1849年父亲去世，开始工作

　　表现出王的外在生活，至于内在生活

　　2、青年时代在上海（翻译有问题）

　　妻子去世、工作不顺利，卖文，受鄙视，主要为解决经济困难，工作环境较好，领导比较nice，并且朋友圈不断扩大，这些事王忍受上海生活的原因（1852-1855年日记，如何和朋友度过闲暇时光）他的朋友都可以称之为口岸知识分子，工作对中国以后日益重要，与实际相联系，代表人物李善兰，蒋敦復、龚橙（龚自珍）

　　3、王韬与教会

　　1854年已参加半宗教性质的教会活动，同年8月26日受洗。存在故意隐瞒的行为，证据是通过对王出版物与外国人理雅各的信件对比变化来证明（君——牧师等）王对于宗教有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同意，一方面又做批判。最初皈依宗教与工作有关，因为翻译《圣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同事的影响，同事是传教士

　　4、对西方的初步评价：1859

　　王韬留沪前十年没有涉及到西方作品，更没有认为西方是挑战，原因有两个，一是主要关注点在内乱，太平天国运动；另一个是认为中华文化不可能遭遇根本性的挑战；坚定中国的中心性，将中国的特殊价值等同于人类的普遍规范，因此将一切有价值的归于中国，很少或没有将之归为西方。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是不理会西方人。因此对于非中国的严肃的精神关注予以阻拦，夷务之学这一观念本身就自相矛盾。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优于中国，出于安全原因可以钻研这些，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必要研究

　　50年代后半期的一系列对外事件（亚罗号事件、马神父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三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使得中国由内部事件关注外部事件，精通西学的专家行情看涨，如王韬等人，

　　因此王韬对于流行于华人的主流观点做出了批驳，并提出了如何对待西方以及具体的方式，同时也指出西方存在的弊端。P28----P32（实际P35——P39）（对西方文化大体持否定态度）

　　第二章（实际P40页）暧昧的造反：王韬与太平军（1860年）

　　太平军发展的过程，产生背景、发生时间，发展脉络，对上海的威胁等等，这主要是对太平军影响上海的背景介绍P33-P35（页数加7就是手机阅读的页数）

　　1、王韬陈言当局如何对付反叛者，

　　讲到了具体的作战方式、还有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方式，以及战时对租借区的管理，以及对于政府官僚管理中的流弊是导致太平军前期肆虐的原因。

　　2、1862年5月，对太平军战争中战争的进程和政府的无能的失望，而写作出一篇中国病症的研究批判文章，文章名字为《癔谈》

　　3、对王韬的指控

　　黄婉事件——帮助太平军攻打上海（体现其军事政治才能）——差点被捕——在英国领事馆保护下逃亡香港（1862年10月）

　　4、重申这桩历史公案

　　指控王韬的证据——黄婉名字和王韬的关系、当时的背景，王韬在乡下、王韬为英国人做事、王韬与洪仁干相识

　　5、道德准则对抗与背叛概念

　　文化角度解释王韬为什么会叛乱——为太平军出谋划策

　　因为道德准则多元化的环境中，王韬皈依基督教，英国人对太平天国不反感、道德混乱的环境中

　　第三章（实际P63页）流亡岁月：香港与欧洲1867年

　　流亡香港，前途渺茫，亲人朋友失去，短暂的精神崩溃

　　1、翻译经典：与理雅各合作，翻译春秋等儒家经典

　　2、教会对王韬世界观的冲击

　　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对于中国中心论的冲击

　　1859，王韬对西方持否定批判态度

　　1865年，效仿西方的先进技术，就不会损害中国的风俗人心

　　60年代中期开始由世界文化观转换为民族世界观：例子握实权，扬国威，和西方进行贸易竞争

　　3、王韬在欧洲

　　旅居欧洲28个月见闻为向中国人宣传西方提供了切实感受

　　4、王韬与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兴起

　　以新闻为业，条约口岸新人的交往

　　条约口岸新人是代际变化的后果

　　5、历史经历与个人的汇合

　　历史环境与人物经历的独特汇合会使一个人与熟悉的文化模式决裂，而寻求新的道路

　　第二部分：新的世界图景（没有具体看）

　　序曲：王韬的思想是非体系的，体现了新图景和旧思维之间那种脆弱、紧张的平衡状态（王韬即有中古往西的文化学术，也有某些非传统的观念）

　　只有处于强烈的旧的图景中，才能容纳新的极端的观点

　　第四章：当代世界中的德与力：当代世界和国家的看法

　　各国图像

　　第五章：历史创造出来的天与人：对世界因果关系变化的看法

　　1、历史的类型与动力

　　2、王韬的历史著述：遵循循环历史观

　　3、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与中国

　　第三部分：为新中国开的药方（P131+7）

　　序曲：（P131-P140）非常有意思，对传统主流观念产生了挑战，我认为很有意义

　　现代性是个一个相对概念，而非是与传统的绝对对立，一个社会无论如何现代，总要保有传统的特点。在19世纪的中国，儒学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抛弃？

　　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吗？王韬则认为是否定的。

　　王韬所说的变则是外在的变而非内在的变，又说“全面的变革”这样自相矛盾吗？作者认为并不，因为王韬所说的不是改变一切，而是能被改变的一切。

　　普遍认为儒学和现代性是不相容的，只有打破旧秩序才能建立新秩序，如果没有对儒家和制度提出根本性的批判就是不彻底，技术只是小修小补，只有价值变化才能实现重大的修正。作者认为有欠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缓慢的，能够认识到

　　对于传统中国1895年的改革失败论——认为洋务运动是一次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只是技术上的革命是一次失败的论调，则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无视。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第六章：教育改革（与其游历经历紧密联系，这是作者的视角）

　　1、寻求人才

　　2、推介西学

　　第七章：经济改革（与其游历经历紧密联系，这是作者的视角）

　　1、交通运输

　　2、开矿

　　3、技术和机器生产

　　4、国外贸易与经济上的国家主义

　　第八章：政治改革（与其游历经历紧密联系，这是作者的视角）

　　1、良政方案

　　2、西方的良政榜样

　　3、强国之道

　　4、王韬与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

　　以上三个部分都是在讲述王韬的个人经历，用来说明上个世纪许多中国人经历的转变过程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上的沿海与内地 （）

　　序曲：存在两个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并且发挥作用

　　第九章：早期改革者与沿海讨了12位开拓者的精力，其中8位与沿海文化有关，而四位则是内陆的产物

　　1、沿海早期的改革者

　　容闳、何启、唐景星、伍廷芳、郑观应、马建忠、马良(马相伯)、

　　2、共同的经历类型与世界观念P233：例如注重商业竞争、都在海外求学、与基督教、传教士有密切关系

　　3、香港——上海走廊

　　出生地点、求学和工作的地理位置

　　可交替性的沿海环境：高度凝聚性、自容性

　　思想文化的前沿和不同文化冲突的前哨

　　4、内地权力结构入口：李鸿章和沿海改革者

　　5、沿海改革者、起义者和革命者

　　改革者，受基督教影响较大，起义者，革命者越过改革

　　6、内地早期改革者：与沿海地区改革者有很大的联系

　　7、沿海与中国19世纪的改革

　　各种形式的接触沿海的文化是为广泛进行革命铺垫道路的关键因素，并重点观察了一下为什么第二批改革者是收到刺激而主张改革，作者用巴尼特的模型解释，就是漠视者、不满者、反对者、怨恨者会容易接受变革

　　一、人物传记的写作可能会存在的问题：

　　1、不可否认的事情是，作者的这些史料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比如通过研究对象本身的日、记、感慨诗等方式来进行印证，同时也通过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外国同事的史料来侧面印证。但是作者毕竟不是本人，不太可能百分百的通过一些侧面的史料就能直接还原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同时作者也在文中举例到作者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史料表现出作者截然相反的态度，对此作者进行了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失真的可能性。重新构筑历史的真实性这是非常困难的。

　　2通过一两个学者的研究（讨了12位开拓者的精力，其中8位与沿海文化有关，而四位则是内陆的产物）如何就能准确无误的表现出来中国19世纪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变化的机制来？对此我表示怀疑。

　　作者也说用王韬个人的经历来表现上世纪中国人的经历的转变过程，即使王韬能表现，我觉得也只表现某类特殊的人群，如口岸知识分子

　　5、为什么天国所信的教义是有关于基督教的，同时也确有证据证明太平军中洪仁干曾经和英国高层接触过，且英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就以传教为己任，按正常来说太平军更应该符合英国等信奉基督教的原则，为什么没有形成合作？（读关于论证黄婉就是王韬的那一章节P52）

　　6、文章艰涩、拗口，翻译问题？

　　例子：王韬比自身具有更大的启发意义（P215第一段）

　　7、我不太能明白论文是如何论述出来他之前的解释架构，仅仅从王韬的个人经历上来说

　　二感想：

　　1、每部分的感想列在每部分标题的批注中

　　2、在作者的视角中，背景交代的经历都与其经历有关系，尤其是西方的游历与后来的世界中国的看法、以及措施都有关联

　　3、集体历史经历的过程可以通过研究个别人的生涯，这也是非常有有益处。选人时需要注意：个人经历的问题和体现的类型也已某些方式在其他人哪里体现。王韬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构成了一幅重大的画面，而在于他个人能够使人了解这一画面，说明这幅画是怎样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