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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摘抄

2020-12-03 03:25:46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摘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由马克斯·韦伯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5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精选点评:

  ●有見地又飽受爭議的一本書。但歐洲中心論也好、為資本主義正名也好 絲毫不掩其瑜。西歐的崛起是一個極複雜的系統性過程 缺少任一變量都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 新教也確實在經貿、人口遷移、意識形態上發揮了無可否認的作用 至少這是加州學派所不能揭示的。購得之前在書店里比對過 這應該是最好的一個譯本(中英對照)。對照本大概便意味著只有高端譯者才有足夠水平和自信玩得起。信達雅、中英文段嚴格對應。

  ●反正读起来很痛苦

  ●读得很累~

  ●资本主义精神呐

  ●这一版的翻译烂得我都想吐了!!!

  ●总觉得翻译一般

  ●这本书貌似很火。。出了好多版了。

  ●我承认我木有读完过英文版,但是中文版已很好。 有些意识形态,是我们误读过的。 记得第一次接触新教,还是初三的英语课上。在此谨怀念带给我信仰的Mr.Xu

  ●简单明了 深入浅出

  ●惊人的理性思维和考据力。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一):推荐版本

  建议大家读九州出版社出的这版书,因为是中英文对照的,可以帮助阅读!个人感觉读起来比陕师大出版社出的那版要好很多!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二):原来我们都被有意误解资本主义精神了

  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都只关注物质层面的资本主义,而没有涉及到精神层面的资本主义,就像书中所说:每一种解释都有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把每一种解释仅仅当作一种准备工作,而是当成调查定论,那么每种解释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同等地揭示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少许内容而已。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三):促进资本主义的并非加尔文主义或正统基督教

  (根据@猞猁雪球等人的回复,我去掉了“异端”一词。谢谢。)

  该书第四章:基督教对近代欧洲影响强大;新教徒中很多人不能完全理解加尔文的预定论,他们渴望得救但对是否得救缺乏信心,就企图以勤俭、成功来表明自己得了神的恩宠、属于神的选民。可见韦伯的观点是:是变异了的教义而非(原始的)加尔文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

  以下是我的评论:

  这些新教徒的这种想法(以成功来表明自己得了神的恩宠)在路德宗等新教最重要的教派看来又回到了天主教的因行为称义的老路。然而,很多热爱资本主义的基督徒们偏偏说韦伯论证了加尔文主义促进了资本主义。

  至于韦伯的论证过程本身是否正确,我没有研究过。我只想强调:有的基督徒扭曲韦伯的言论。。。

  我在阅读该中译本时,偶尔觉得疑惑,就对照了该书提供的英译本,发觉中译本有少量错误,例如将韦伯引用的圣经的章节编号译错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四):神之子

  一直以来对于宗教的理解只停留在其给人精神的慰藉层次。似乎早就有这样的成见,将其理解成为精神鸦片:让人沉溺其中,遁世,并且真正的不知所措。只是守着一个根本虚无的存在,而独自嗟叹。在外人看来,对于宗教徒而言,这当然有点独上西楼,不知归路的意味儿。但对每个信仰者来说,这成就了其心灵的极大满足,使其灵魂得到了永生的拯救。

  然而这样的理解似乎还是有些小看宗教的意思了。那些在超验的下所规范的道德,经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以另一种强制规则方式被固定化,继而成为法律的来源。社会全体成员出于对个体安全和对益于个人发展的稳定局面的维护的两方面考虑使法律得以施行。法治的社会由此形成,这正是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而这条件的根本源头则指向宗教。

  因此,似乎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有怎样的宗教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生活方式,有怎样的宗教组织形态,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构成。

  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些绝对。但无法否认的是,宗教本身对于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下,社会本身又以固定的逻辑形成某样形态,最后成为某种成熟的社会样式得以呈现。

  马克思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精神间的某些关系为例,阐释了这样的道理。资本主义的勤劳、节俭、惜时、富有同情心、乐于捐助、对于财富的追求、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等等都与新教的某些教义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来,这些教徒们孜孜所求的这些理念,正是因为,这是对其自身是“上帝选民”身份的确认。也就是说,上帝通过“我”本人的作为人的存在而得以实现。正是在这种信仰下,人不再沉溺于堕落,而能够进行自我负责。而这种节俭基础上的勤劳则成为了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的必要品质,使资本主义将来的发展成为可能。

  韦伯的论述充分证明了这样的观点:宗教本身的作用,绝不仅仅在思想、精神领域得以发挥。宗教能成为某种社会精神形成的基础,进而推动某种社会形态的形成,甚至直接转化成某种社会规范并被得以强制化的固定。那些由资本主义精神所引导的自由权、平等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因其对于人的本性的肯定与服从而得到一次次重申和确认,甚至成为全世界人所承认的普世价值观。而这些思想的基本来源也正是因为宗教本身对于人性的认可,虽然这种认可是建立在对神性崇拜的基础上的。但无论如何,一旦将神的作用通过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外化,那么这种对神的承认就转变成对人——这一独立的精神与行为实体的认同,因此使人具有了人格的独立和塑造自我的伟大能力。

  所以,那些成熟的,有着完整论证的宗教都得符合这样的逻辑。亦即,宗教本身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而也正因此,对神的膜拜过程,早晚要面对人的这样的自我思考:我怎样才能达到神所预设的标准,成为能够升入天国或者转世投胎的“完人”。而一旦这样的思考开始,人就开始了对于自身的砥砺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漫长而艰苦的,终起所生。而也正因为如此,人对于自我的认识亦不断深入,在不断的对缺点与欲望的反省中,自我实现。

  这或许也是对“人是神的儿子”的另一种解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五):诶。。其实想想,这个又有什么好写的呢。。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在得知自己精神衰弱,不得不放弃教职回乡养病的过程中酝酿出来的,最终在1906年出版完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部分。参阅了韦伯生平著述年表,可以发现,《新》打着“宗教社会学”的旗号,是韦伯日后编辑《经济与社会》,进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开始。

  在导言中,韦伯就提出了他进行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原因:“作为沐浴着现代欧洲文明而成长的人,在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身:为什么的西方文明之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之中,出现了某些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正如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存在于一条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线索中,这应当归诸怎样的环境因素呢?”我认为,同样的话语和问题意识可以而且确实被“套用”在之后的东西方学术研究之中。对于这些学术思考的评价和讨论,则放在了本文的后面。

  随后的很长一段篇幅,韦伯把写作的精力作用在对各种不同的关于宗教、神学、社会学的“案例分析”上。他探讨了新教伦理是如何通过“新教教义”,形成对“现世”的人们的威慑力,并通过这种影响和伦理价值的传递,使得“资本主义精神”(弘扬一种“自由劳动的理性”P17)成为可能。

  我手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根据Talott Parsons在1930年代推出的英译本(我国在上世纪30年代也有韦伯的中译本出现)翻译而来的。这个中译本分为上下两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The Problem)——在这个部分,韦伯主要讨论以下几点问题:

  1,精神如何影响实践:在韦伯的表述中,现代的西方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差异巨大的资本主义形式,即自由劳动的理性的资本主义。在普遍性祛魅的世俗理性观念的支配下,西方社会主流层级体制中逐渐生发出了合理的会计制度,而新兴阶级大力维护市场的自由,利用可供日常使用的理性的科学技术,依靠可靠的法律,支配着大量的自由劳动力,经济生活终于日益商业化。然而,资本主义遭遇到了来自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挑战,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一旦遇到不合它发展的劳动力,就会被传统主义诘难。而韦伯要论述的,恰好是这种传统主义中生发出来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是如何促进了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传统的伦理价值被延续、“被修改”,反而指导了新的经济形态下的社会实践。这大概就是传统主义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之一吧。

  2,资本主义精神内涵和宗教教义内涵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韦伯把它看做一个“大问题”的侧面——某些宗教观念对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即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而“侧面”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苦行新教的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联。韦伯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精神某些方面的梳理,和新教教义进行类比,来完成他的论述的。韦伯把资本主义看做一个“历史个体”和“整体概念”,但他放弃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整体化的定义,而是从经验研究中得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某些特征:严谨的时间观念(意味着积累财富的分秒必争);适度的取舍(意味着对其他利益群体的慷慨);视赚取金钱为天职(意味着职业伦理的新方向。但是,韦伯也说过了,那种以金钱为唯一目标而带有的贪欲,则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P41)。新教教义所提倡的合乎规范的明确的生活准则以及个人生活的苦行的约定,则构成了韦伯依据大量经验事实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对应面。问题的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与不断壮大的现代国家力量结成同盟,日益摧毁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的陈旧形式”(P65)——这也是新教教派共同的诉求之一。

  3,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合法性密切相关的新教(路德)“天职”观。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上,韦伯有意地把问题缩小到他后半部分可控制的对新教开尔文宗的经验研究中。韦伯认为,“天职”的现代意义是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之后产生的。因为“天职”的思想,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天职的概念中,包含着对尘世日常活动的肯定性评价,即“把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奉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应承担的最高形式。”(P77)由此,宗教终于融入的世俗日常生活,成为了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部分。个人更关注他自己在个人事务上的责任和义务,传统宗教的道德“训诫”渐渐地不起作用,“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P79),这些现象都是“天职”观念世俗化的结果。那么,“天职”要求个人在世俗生活中履行什么样的义务,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显然,路德本人并不同意传统宗教在道德训诫方面做的“苦行主义”的努力,但他的想法中,却有着“个人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好的地位和职业,安于现状”的“苦行”般的天职观念(P85)。

  而路德式宗教世俗化的成功,则得益于新教的加尔文宗(虽然路德本人讨厌此教派),是加尔文宗——是加尔文宗让世俗宗教理念不完全同传统分化,最终新教在不放弃一些传统教义的前提下,融入了新的宗教、社会潮流中。韦伯转向了另一个层次的论述,把目光放到第二部分更具体的分析中。

  第二部分“苦行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韦伯考察新教几个重大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m)、虔敬派(Pietism)、循道宗(Methodism)、浸礼宗诸教派(The Baptist Sects)的基本宗教理念“苦行主义”,而“苦行主义”,正是资本主义获得道德合法性的关键。这些教派中,韦伯着重论述的是加尔文派:如果说虔敬派让大家过一种团体的、与世无争的隐修生活;而循道宗是一帮恪守上帝之“义”的,让生活在规范的轨道中安稳运行的人;浸礼宗则好像是一帮排除了一切肉体上的偶像崇拜,更加关注个人生活的稍显自私的人;那么,加尔宗的教友们,则显得过于辛苦了,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他们强调个体信仰的独立,教会并不为他们代言,并认为“只有上帝才是你的密友。”而在个人与上帝的交流中,个人永远是孤寂而沉默的。这种苦行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是依赖上帝的意志,合理地组织起整个生活来。(P225)这意味着,在履行上帝赋予人的天职的时候,个体心无旁骛地思考个人的灵魂救赎的问题,并在世俗生活中,把这种苦行主义的天职观念合理化。那么,整个实践活动中,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欲望是绝无可能的,他们好像并不关心自己赚了多少钱,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努力,来成全上帝的荣耀。

  最后,说明苦行主义如何同“天职”观联合在一起形成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所谓天职,是指上帝的一种命令,要求每一个都应该为上帝的神圣荣耀而努力工作。(P239)而所谓苦行主义,也不是‘坚守贫困’。清教徒认为,希望做一个穷人,就像希望自己不健康一样,也就降低了上帝的荣耀。在新教影响最大加尔文宗那里,世俗生活中的劳动与职业分工,很好地说明了“天职”观念和苦行主义对人的世俗生活的指引:在加尔文宗派眼中,私人经济利益活动中有神意特征,一个没有职业的人,就缺乏有系统、有条理的性格,也就不能完成上帝的指令。只有努力工作,艰苦创业,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它又认为,劳动分工的神圣目的,应该从其“成效”上来洞悉。(见本书第239页)——世俗生产活动和商业的活动的专业化,确实提高了整个社会实践的运行效率,奉献在上帝面前的“成效”自然也多了起来。

  英美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英译本韦伯有“功能主义”的倾向。针对英美学界对韦伯英译本做出的“功能主义”批判,提出我自己的看法:首先,英译本的译者Parsons本身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他翻译的韦伯确实从体系上过于分明,单向的理论线条很多。这跟功能主义学派注重社会动态变革的因果线条的联系有关(这一特征也几乎决定着20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韦伯并没有直接道出,导致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原动力,就是从新教教义中生发出来的世俗伦理观。相反,他反复地说“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也不是……”这样的让步之语,就是不要让大家误解他对于“描述”而不是“判断”所做的努力。

  其次,韦伯《新》的体系本来就非常庞大,光注释就整整一百来页,看上去,韦伯似乎要从文献索引和经验分析上把“大”问题说尽。但是,英译本的韦伯并没有对新教精神在经济形态变革的“实用性”上,做出单向褒扬或赞美,他在整个研究框架上,始终客观对待上述所讨论的研究对象。他在文章开篇和末尾就强调出来说,他的研究思考的只是一个“侧面”(如我上述梳理的那样),还有很多关于“某些宗教观念对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这个“大”问题的论述,他没有进行论述。所以说,他试图通过此书建立一个十分具有社会学研究指导意义的功能性框架,是不太现实的。又或者说,他仅仅提出了一个社会学家所说的“理想型”(ideal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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