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读后感大全

　　《全球化》是一本由[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00，页数：1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化》精选点评：

　　●喜欢3/4/5章；感觉整本书论证的重点是全球化与在地性；流动与稳固；不确定与确定性对社会阶层，空间，民族国家以及法律秩序产生的影响。看完后最大的感触是：无论什么概念的提出，过于简略地去下定义太失偏颇，而这些急促的结论往往忽略了其背后的多样差异以及背景。所以“全球化”既不是积极的，也不能用悲观去概括，因为它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资本家彻底撕碎空间障碍的匕首，又是筑起底层阶级无法移动的高墙；既是政府降低犯罪率的政绩，又是犯罪人数不断攀升的基石。怪不得这个时代人人争做富裕的“旅游者”，诗意与美的“流浪者”如今应该变成堂吉柯德般的存在了吧。

　　●依然的冷峻与犀利，精英的全球化与弱者的在地化

　　●读起来略枯燥 但鲍曼一惯犀利的逻辑与文风 让人看完有种隐隐担忧

　　●我很喜欢全球人和地方人的区别。

　　●20年前就已经洞悉当下与未来。

　　●社会学梁老的推荐

　　●全球化加剧了两种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内在张力，这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存在更具流动性自由的全球化精英阶层和宥于一地的本土贫困阶层之间，另一方面存在于更具不确定性的管理阶层和更具确定性的被管理阶层之间。鲍曼敏锐地指出了全球化除去时空压缩的表面特征之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遗憾的是，仅此而已。

　　●负功能

　　●第一次读鲍曼的书，一切都是流动性的错。

　　●一本不错的小书。治学当如此。

　　《全球化》读后感(一)：全球化的后果

　　鲍曼对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后果持悲观主义者的态度。两极分化，旅游者与流浪者的比喻，社区分区的显现化、民族-国家主权的消解，消费社会的兴起，从全景监狱到对视监狱的转变等等，鲍曼为我们展现了新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

　　《全球化》读后感(二)：都是流动惹的祸

内容比我想的简单易懂得多。纵观全书五个章节，只要把握一个关键词——流动，就基本能理解中心大意。五个章节分别阐述全球化的五个表征，即时间、空间、民族国家、消费社会（旅游者和流浪者）还有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第一章对时间与阶级的描写总起全文，将它完全把握之后甚至可以直接扔掉后面四章不读，因而也是我个人以为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开篇指出“公司属于投资者”，因为投资者相较管理者和雇员来说几乎不受空间束缚，无处不投资，换句话说，可以在任何地方赚钱。这种极大的流动性意味着曾经局限于某地之内的权利和义务被分离了：赚完钱连屁股都不用拍，再把钱投到下个地方。和以前把土地交人代理经营的“在外地主”相似，不过自由度要大得多，因为地主离不开地，但是如今用来投资的钱能随处流动。

这种经济上的自由流动仅仅是全球化带来的众多现象或后果之一，其实全球化的一个本质特点在于：消解距离，物理距离更甚，社会距离如移动的成本、关系的远近等同样受到影响。距离造成阻隔，阻隔形成边界，“边界事实”往往是阶层分级的元凶。上层精英对边界的随意穿越和自由流动成为彰显其权力的标志：在一个距离被广泛碾碎的全球化时代里，能否流动，流动度多大，逐渐演变为划分社会等级的重要参照因素。

消解距离还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比如，“附近”因和我们相隔不远而失去魅力，远方却脱颖而出，激起人们无限向往。但远方毕竟是陌生的，附近则是熟悉的和可靠的，这一从近到远的过程暗示出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由此生出种种担忧，而对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确认，竟然也成为某种权力的源头，像专家崇拜。

另一方面，交通和信息通讯的进步打破了地方意义生产的内循环圈，当人们四处流动并以工业体系复制一切时，意义从自生变为外来产物，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中心被转移到地方之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地方公共空间的萎缩（转化为即时停留的商场等），人们由此失去通过闲聊和辩论来形成习俗和价值观的机会，把时间更多集中于虚拟网络，而那些从自媒体不断喷涌而来的外在于地方的信息就源源不断地实现着“意义赋予”的过程，这直接引起地方意义的“空心化”。

其实，流动加快对以流动度极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乡土社会或熟人社会来说，反应更加强烈，甚至可以非常客观地说，我们正在遭受着比其他社会远为深刻的现代化进程。从农民进城，到网络发展，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浪潮裹挟着身处其中的一个个个体在不到一生的时间之内便历经了数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而中国城乡、东西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又为这种迅速的“现代化”增添了许多悲剧性的黑色幽默。比如，不是因为吝啬而不给村里乞讨的人施舍，而是他没有二维码。

世界在某方面变平了，以前深藏其下的差距被尖锐地暴露出来，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世界未变平之前，差距可能从未发生，是个荒诞不经的传说。

　　《全球化》读后感(三)：关于这本书

　　作者鲍曼我并不是很了解，感觉他又把我给饶进去了。导师JX说这是因为我们熟悉了英文文体所导致的问题，即便我们写中文，我们的语法习惯还是英文，我们喜欢简单的，清晰的三段式的叙述。

　　这也算是我读的第一本他的书，本周要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化和跨国网络，而这一充满着现代性的当今世界中最主要的就是流动，人，财，物什么的均在流动。而其中的关键是资金的跨国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跨国政治。显然，全球化带来的是既有分化，又有联合，而显然，其中更突出的是分化，以及在此分化之下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日益扩大的巨大的鸿沟。我们的世界并非因为全球化而日趋多元化其主流是更加的趋同。

　　核心词一：流动的

　　一、表现：

　　（1）资金是流动的

　　（2）消费者是流动的

　　（3）自由是流动的

　　（4）技术是流动的

　　（5）空间是流动的

　　二、流动的好处：不必为后果负责

　　核心词二：两级分化

　　这里，两级分化以自由的流动为核心，包含多个方面：

　　（1）技术的流动加速时空距离的消逝，使得两级分化凸现。处于权力上层的精英分子较少受到权力的制约，并力图维护自己的“圈子”准入，但其拥有的权力并非等同于权威。精英分子往往用地域性经验来约束整体的认知，并以此作为标准。

　　（2）空间的流动性使得“现代化的过程之一的决定性特征就是以重组的名义打一场旷日持久之战。这场重大战役的赌注就是赢得控制地图绘制室的主动权。”诚如作者所说，在我看来，由流动所带来的除了各国之间统治者重新划分疆界的野心，也使得空间的不可控性凸显，因而它必须是易懂的、透明的。这里作者提到了福科的“全景式监狱”，即少数不可见的人监控大多数可见的人 。而后又提到了“对观监狱”（电影《楚门的世界》的楚门，其一生就是一种被观看），即多数人观看少数人。我们多数人不需要被胁迫，而是被诱使观看这被挑选的少数人---他们是名流，他们的生活遥不可及，但却为我们树立了生活的典范。

　　（3）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的“不受控”使民族国家之后没有国家。全球化带给我们更多的是遭遇，是效应，从来不展现逻辑，我们听不到其倡议和行动。最突出的是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使得“经济”已经开始试图控制“政治”。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弱小的国家为了维护统治，心甘情愿的放弃更多的主权来寻求结盟。并且，媒体还加重了这一阻隔，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分化更加明显。

　　（4）在全球化中流动的消费者形成了两个群体：旅游者和流浪者。旅游者害怕自己变成流浪者，流浪者渴望自己变成旅游者。消费社会告诉我们：没有能得到完全满足的欲望，没有值得坚守的诺言，我们需要的是遗忘，而不是记住。两种形式的消费者以“旅行”的自由度的不同来加以区分。并且前者的较大程度的自由以牺牲后者的相当一部分的自由为代价。而处在两者之间的我们，即所谓的半流浪者/半自由者往往不太清楚自己的处境。这里，作者也隐约的为大众迎接全球化指明了道路：大众需要把欲望转化成理性的希望，这才有可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选择的自由。

　　（5）自由是流动的，上层的自由相对有保障。监狱阻隔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在我看来，此处可以是指真正的监狱，也可以是指象征性的监狱---比如我们的这个社会--“对观监狱”），。在当今，作为暴力机器象征的监狱更像是一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厂”，作者在这里全方位的质疑了监狱进行改造的功能意义。电影《飞越疯人院》和《肖申克的救赎》都表现了与作者相近的观念，没错，监狱很大程度上使犯人监狱化，怂恿或强迫他们接受并采纳了惩处环境中才特有的习惯和规矩。由于精英所服从的自由市场规则是超地方性的，而与地方立法者的密切利益关系使得他们无法与犯罪相连，而犯人则多半是犯传统罪行的下层劳动阶级的人。监狱化并非人人有份，但监狱效益则普遍存在，这是以幽闭，排斥，隔绝为表征的。

　　《全球化》读后感(四)：鲍曼的全球化批判

　　正如卡斯托利亚迪所言，当代文明的问题状况在于它停止了对自身的拷问。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并非一种全球一致性,而是夹杂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身份等级区分和社会不平等。

　　一些笔记：

　　在全球出现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过程也在形成之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这个永远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为了这个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由所谓“全球精英”制定人生游戏规则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既不愉快又令人不能容忍的处境。（p2）

　　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与排斥。

　　拥有跨越疆界特权的“精英”们与底层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全球精英”们挣脱了经济与政治的疆域桎梏获得的独立状态；而人口的主体——“新中产阶级”——则处于两极夹层之中，经历着严峻的生存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p3-p4）

　　我们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划分阶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世界规模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级体系正在形成——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所促成的准主权、领土瓜分和身份的分离并未反映平等合作者的多样化。对某些人而言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身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p67）

　　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约翰•卡瓦纳指出：全球化给了巨富“跨国资本家”们更快赚钱的机会——他们几乎完全摆脱了对人类社会的任何良知与责任，资本可以不受地方限制地自由流动而且更有成效地进行买卖投机；与此同时，全球化在对少数人极为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并将他们边缘化了。（p68）

　　如今，“拥有全球流动权”被提升到了阶层划分的首要位置。在“全球流动人”与“被束缚于一地”的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由于媒体肆意地展露空间政府和播出全球空间的“虚拟可及性”，这种隔离就更加令人痛苦。（p85）

　　后现代性的两种类型的人格特征：观光者与流浪者。在此，观光者是后现代性的英雄，而流浪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受害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并呆在里面。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观光者旅行是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流浪者旅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p93-p98)

　　正是越来越多的“跨国知识精英”——这些自信而招摇的符号制造者与操纵者阶层，站在了“全球化”的最前列；与此同时，“废弃的大众”却大幅扩增，他们被视作冗余、无用的人，因此被逐出了享有人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人类尊严。随着这一切最后发生的，是由人际纽带、责任与义务所构成的习惯安全体系的迅速而无情的解体。

　　资本与商品市场现在已经移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域外空间”，其位置远在民族国家主权区域之上，并因此超越了它们的监管/平衡/缓和能力——民族国家则处于资本全球化的被动接受端。

　　对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当今所有的变化（其代号是“全球化”），实质上是他们生活条件的一场急剧恶化——首当其冲的是一种陌生而不安全状态的来临，或者说，首先是一种丧失了先前的应对机制与措施的不安与恐惧的来临。引用布尔迪厄《遏制野火》中精当的说法：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所谓“全球精英”的新特权阶层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中的社会权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布迪厄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迷思，一个强势的言论，一个力量的概念，一个拥有社会力及让人信仰的概念，是用来是对抗福利国家的主要武器。“全球化”运动背后真正推动的是保守革命，倚靠的是进步、理性及科学（指的是经济学）以合理化其复辟，并且把真正进步的思想和行动贴上过时的标签。因此，归根结柢而言，“全球化”只不过是一个为保守者辩解的迷思。

　　举例言之，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正逐渐实现。借着减低各国内司法的控管，与现代沟通管道的改善（使得沟通成本下降），我们逐渐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这个金融市场是由某些经济体所控制的，也就是那些最有钱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国币被拿来当作国际准备货币的国家，他们因此可以在金融市场里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金融市场做为一个行动场域，于其中，统治者（特别是美国）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决定此场域中大部分的游戏规则。简言之，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各国金融市场均质化的过程，反而是少数几个宰制国家将其影响力扩张到所有国家金融市场里的过程。

　　公共空间——围绕在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机构周围并由后者提供服务的公共领域，已经被剥夺了过去大多数的资产与权限，它能否再次成为对话、商谈、讨论与协调的场所？在这一点上，鲍曼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存有异议的——原因在于，在 公共领域之中拓展集团之间“商谈”对话的实际可行性出现了显著的衰落。鲍曼认为，在诸多的国家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不可能产生明显的朝向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进步，而是相反——这些社会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全球资本主义的转折和变动而塑造的。正如他在《寻求政治》一书中所阐述：公共无能感和正在削弱的公共领域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了——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公开承认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地方。公共空间日益缺乏的是公共问题。它无法扮演过去那种作为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聚会与对话的地点的角色。“公共空间”被“私人”占领着；“公共关注”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公共生活的艺术也被局限于私人事务以及公众对私人感情承认的公开展示。个体作为一个公民的保护性盔甲在逐渐地被剥除掉，与此同时，个体所具有的公民能力和利益也被剥夺一空。

　　有学者指出：“鲍曼关注全球化实际上是关注经济（资本）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是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鲍曼对这些问题与困境的思考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对后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思考。”

　　《全球化》读后感(五)：2012/12/3 - 另一种“地方性”

　　【整理了一下五年前写的作业，先都放在豆瓣】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学者无法绕开的一种世界现状，各个学科内对于这一局面的讨论也有不少。鲍曼的这本《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大概是对此最悲观的声音之一。

　　在鲍曼这里，“地方性”或者“本土性”或者“全球本土性”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然而与他人最不同的是，鲍曼强调的是一种被动的地方性。在《全球化》里，地方性一直被“全球性”侵略、压榨，地方人亦被全球人奴役、规训，已经不能保持自己。地方性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而罕见反抗的希望。鲍曼的Local/Glocal，重点不在某种“特殊”或“文化”，而是一种被Global利用又抛弃的不符合这个时代标准的人群。

　　“地方性”一词对于本书之所以如此重要，事实上有两个原因：其一，它体现了鲍曼分析的思路，即时刻注意“全球化”背后的是什么？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剩下的人去哪里了？“地方性”“地方人”对立于“全球化”“全球人”，正是指出并分析了这些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对“地方性”的重视展现了鲍曼的情感线索——鲍曼的“地方性”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状态，而是对于一种被压迫、被剥削的揭露。

　　下面将就这本书，对于鲍曼的“地方性”观点作一梳理讨论。

　　Global & Glocal

　　与诸多学者一样，鲍曼将交通与通讯的发展视为全球化的动因（11-17）.交通方式的进步，使得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总和”被削弱；信息通讯的发展，则使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脱离对象而传播。此二者使时间与空间的结合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鲍曼看来，这种变化在不同人群身上，却是极度不均衡的。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精英分子拥有速度，因而可以从空间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非精英分子，却并不能主动的拥有速度、选择空间，全球化的新格局只意味着他们无法在自己原本的土地上安稳的生活。（11-20）

　　全球化意味着加速的流动，也造就了这两种流动的人（82-86），“全球流动权”成为了阶层划分的首位要素（84）. 作为精英的旅行者（全球人）拥有“全球流动权”，他们“旅行”的目的在于享受人生，在于获得满足以及作为“消费者”（76-82）的永远的下一次欲望； 作为流浪者（本地人），他们也在不断地移动，但却没有选择权，他们更像是被赶出去、而绝非旅行。 鲍曼说，前者是后现代自由；后者则像是奴役的后现代翻版（89）

　　鲍曼的模型使用一种两极化的分类，试图点明的是：全球化确实是人类全体的全球化；但却不是一样的全球化。Global也因而产生了两类人，“全球人”享用全球化，在“本地人”被全球化的基础上。 现实生活也许很难被完全套入这样两极的分类中，我想更多的人兼具两者的特色：在享用对空间的选择权的同时，也常常被迫迁移、改变——一个具有部分“全球人”能力的“本地人”；或者一个被“本地人”痛苦所困扰的全球人。我不认为那种“选择权”是完全的幻觉，即使“被全球化”的困境往往看起来更真实。

　　将世界分为两类人，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武断，譬如国家作为一种仍然重要的组织，在对不同地区的“全球人”“地方人”必然有重要影响。但是鲍曼的这一分析模型，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全球性的”两极趋势，引人深思。他也在书中，主要围绕三个方面来探查这种两极化——并且是以“本地人”为重点关注对象的。以下将具体看这三个方面。

　　全球性的市场经济

　　鲍曼用“在外地主”（8-11）来比喻那些流动于全球的投资者们。这种流动性意味着他们的权力与义务的绝对分离——像在外地主一样，只有利润、没有责任。投资者确实是流动的、方便的，但是地方人面临着投资方的这种流动性却是痛苦的。

　　这首先意味着投资方变成了绝对的发声者，是地方有求于投资方而不是相反。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可以轻易地全球流动，拥有选择权；更多的“当地”却只能在“当地”等着它流动到自己，只有恳求“被选择。 所以一方面，投资方开始要求“弹性的劳动力市场”（102-103），“本地人”劳动力被要求“灵活”，要能够按照投资方不停变化的需求而改变。另一方面，投资方可以来了又去，本地人却得独自面对投资方遗存的问题：环境、裁员等等。 由此，投资方在全球化时期的先天优势，又反过来帮他们继续扩大优势；本地人一旦处于低位，则只能被剥削得更严重。

　　鲍曼所指出的这一点，在中国似乎有着最好的写照： 不同类型的投资从沿海地区一路延伸至内地，先污染的开始发展三产，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再接受新一轮的污染； 为了获得工作，“本地人”拼命增强所谓人力资本，富士康跳了多少个也不会倒闭，因为源源不断训练有素的更符合要求的劳动力还在排队；（不过听说刘易斯拐点要来了/已经来了...？) 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投资，尽最大努力去保证新鲜劳动力的供应，专科学校学生没有选择地全年（甚至全两年）的作为“学生工”去各个工厂当低薪/无薪劳动力； …… 人们并非完全没有发现这些，PX项目一路被“散步”，从厦门到大连到宁波再到西安。有人说科学意义上px其实没有什么危害，这不过是一种愚昧的暴躁的恐慌。愚昧未必，恐慌却真实。这恐慌并不只是来自于px项目一件事，而是在一直以来的“被污染”“被流动”“被剥削”——动手的是“全球人”投资方，是盼着投资的政府，甚至也是你自己为了符合劳动力需求标准的每一点努力。 你是“地方人”，地方却不再是你的。px项目的散步事件们，可以视作对自己的“地方”的一次保护意愿的爆发。但是不宜太乐观，因为更多的甚至更严重的“px项目”人们不知道，或许也不愿意知道——情感爆发一两次也就够了，既然无力改变大局的话。

　　国家与法律

　　这里就引出了鲍曼论述的第二类主题：谁来保护“地方人”？答案是，没有谁。

　　上段里已经提到了，政府不仅没能保护“本地人”，甚至在为虎作伥。这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经济已经脱离了政治的控制（62-66）。 鲍曼讲到，对于“全球无序”的感知，在之前被两大阵营的对立所掩盖了 （59）；但如今，民族国家已经危机重重。一些没有被要求的小国家，主动交出自己的主权以求联盟的庇护；而许多之前不曾发声的民族却再次要求主权。（62）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族国家倾尽权力对抗全球资本来保护“本地人”是不现实的。 更有，鲍曼在第三章里尚未具体分析的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本身的政治合法性就要求它必须顺应全球流动资本的要求。譬如，当代中国的合法性问题被普遍地认为是依靠经济高速发展来维持的，因而维护政权稳定性与保护地方性始终会在某一层面产生矛盾——再重视“保护”，它似乎也只能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而这发展是被全球资本推动着的…… （×朝鲜在此或许算个反例。但是朝鲜还能做朝鲜多久呢......）

　　在第五章中（102-122），鲍曼则论述了国家机器的另一职能——法律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在他看来法律在如今作用越来越大，其强调的核心也越来越集中于“安全”之上。然而这种对安全的强调其实正源于上段所论的对地方保障的缺失。 把地方的注意力集中在“安全环境”上，原因在于：其一，这正是如今已超越疆域了的“市场”要求民族国家政府所做的。国家变成警察，主要功能变成打击犯罪，用以“使投资者放心” 。其二，这也是国家最能为“本地人”所做的，精英和自由市场规则是超越地方性的， 国家管不了。而秩序是地方性的（122）。 然而国家试图提供的这种“安全感”，国家试图打击的“犯罪”又仍然是不平均的。“高层”的犯罪更复杂难懂，却不如“底层”的杀人越狱“好看精彩”；然而底层犯罪率的提高又与被“全球性”所排斥的空间孤立有关。种种因素使得犯罪与“底层”“地方人”混为一谈，再构成了新一轮的排斥。

　　媒体

　　媒体的影响也是鲍曼反复强调的“地方性”要素。 鲍曼引述马克波斯特由福柯“全景监狱”发展而来的“对视监狱”（46-48）。他强调新的规训模式已经变成了“多数人观看少数人”。尤其以电视为例，少数被看者是社会名流（“全球人”“精英”），他们传达的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权威，用鲍曼的话来说（50）：

　　“全球人其实“置身于这世界之外”，可他们一天天地、肆无忌惮地在当地人世界上空盘旋萦行，却比众天使在基督教世界上空翱翔更加引人注目：他们可望而不可及，既崇高又平庸，既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又给普天下的下等人树立了一个为之消防或梦想效仿的光辉榜样，既被人羡慕又被人觊觎——他们是一帮引路掌舵而非当政在朝的王宫贵族。”

　　表达声音的是“全球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歆羡模仿；当地人还是被困在当地，却能够通过电视广播接收全球人的“福音”，不可即却可望。

　　与此同时，媒体里被掩盖的是“地方人”（“流浪者”“底层”）的真实境遇。第三章里，鲍曼更提到（68）媒体掩盖两极分化的种种方法：把贫穷解释成贫穷者自己好逸恶劳的结果；贬低贫困真正的规模，将其简化成饥饿问题；又通过把发达部分之外的世界妖魔化来加剧人们日常的冷漠。

　　媒体展现的世界图景是全球人的世界，是地方人渴望的世界，却也是一个扭曲了“地方性”的世界。

　　看了鲍曼的论述，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多数人观看多数人”的互联网新媒体一定会改变“对视监狱”的局面。但是反观生活，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互联网的确提供了一个多数人看多数人的平台，也使得普通人的表达可能变得有力量。选择呈现在世界更多人眼前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和政府需要的“全球人”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自己愿意看到的、有认同感的。但是这种”民主”却并不一定带来公正的信息表达。仅以一个小例子来说明这点：

　　刚刚开了一下人人网，我在这个sns有473个好友（数不出来究竟有多少在国外，但是肯定没超过200个），没使用屏蔽功能屏蔽任何人的信息，数了一下今天早上的前50条好友新消息，里面有29条与跨国旅游、国际生生活有关（剩余的主要是“奥巴马准备用切糕还中国国债”这种流行文化；还有“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作业还没写”这种永远能贴合部分人心情的分享...）。

　　这当然不是一个客观的调查，但是sns上的话题偏向却一直让我感触颇深：即使是全部人对全部人的新媒体，人们心中也有“值得分享”和“不值得分享”的标准。写一条状态时你会觉得：抱怨伦敦的阴雨绵绵是值得关注的话题，抱怨广州晾不干衣服则显得像是没事找事；在巴塞罗那吃到一款好吃的甜品心情幸福值得拍照上传，楼下的兰州拉面味道做咸了你就自己多喝点水吧......人人网里，很长时间以来，最流行的日志、分享和照片都是关于出国旅行、游学。有朋友讲，是因为“屌丝”都不敢吭声了。

　　或许鲍曼说的没错，发声的权力仍然集中在特定的意识形态里，即使科技再发达，方便的也只是“全球人”

　　小结：

　　鲍曼对于全球化的痛心和“地方人”的同情一直是这本书的主题。在这篇读后感里，我试着理出他对于“地方性”如何形成、又将如何的一些思考。鲍曼的“地方性”与“地方人”是在“全球化”和“全球人”的压迫下形成的，通过市场经济、国家与法律、媒体等要素强化。这使得他的文章像是当头棒喝，警醒我们注意到事情的背面：科技未必造福全人类；人们幻想自己拥有的可能性其实只是少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