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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枪与账簿经典读后感10篇

2018-04-18 20:03: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火枪与账簿经典读后感10篇

  《火枪与账簿》是一本由李伯重著作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0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一):未见账簿,只有火枪

  冲着书名,入手了一本,但读完全书,却发现,账簿在哪里?!其实本书主要说的都是早期经济全球时代东亚世界中的血泪史,商业部分描述并不占据重要部分,而拿账簿说事儿更只是个噱头,诶,不跟作者计较,幸好内容上还是可圈可点的。

  读上几页就能够感受到了加州学派的味道相比之下,本书第一章可读性最强,篇幅不长,但基本上已经把本书的立意、方法布局交代清楚。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不具备长期海外教研经历本土学者而言,是值得借鉴的。

  新史潮、全球史、公共史学、东亚世界、大变局,这是第一章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全书主旨的几把钥匙。作者强调对历史须有“当代”意识,要通过新的材料与方法重写历史。而当前,以全球史替代世界史是必然结果,要更好地诠释自1600年至今的历史,首先需跨越国别,然后还要关注中西方往来的“双向”关系。在此基础上,什么是东亚,什么是大变局,都可能需要有着更为“当代”的理解。为什么全球史视角在1600年之后才具有意义?通常回答是西方此时开始渐次对外扩张。但当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军队不也横扫亚欧非吗,为何不能算作历史上的大变局?作者同意前人观点: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统一的和唯一的全球市场。西方的原始积累掀开了资本积累序幕,早期经济全球化由此开始,这是成吉思汗时代无法想象的。而贸易,必然会打破国界。大众希望更多了解历史的渴求,迫使史学者必须尝试通俗易懂的著作来陈述见解,这可谓之公共史学。作者对本书为何一个注释都没有给出了自己解释:这是为了通俗易懂,且不打断行文的连续性。但作为研究者,读这类本应有大量注释却一个都没有的书,总是会心疑问:相关数据、材料究竟从何而来,这反倒是更加打断了阅读的连续性。也罢,个人习性而已,作者也说,他还会有一本与之相关的针对专业学者阅读的著作,就等着吧。

  在扼要交代了贸易打造的早期世界后,论述进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军事革命如何促进技术推广,宗教传播如何驱使文化圈的形成、进而又如何促进经济的整合,东亚世界各国之间又如何在纷争交融。作者对明朝的军事史似乎是比较熟悉和感兴趣的,不过对我而言相关部分倒是写得过细了。

  经济全球化肇始最关键的是海路的连通,在1600年以前以陆路为主的时代,中国其实并未完全闭关锁国,可一旦海路打通,欧洲海外贸易大国就K.O.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了。1600年以后,一国本应更加开放的时代到来,东方世界的中日等国却逐步走向封闭,故而在全球化的进程落后于欧洲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有些论述非常有意思,例如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意义究竟如何有限,在我国西北地区一直延伸至缅甸等地(只是大致说明,书中有更精确的表述)的佛教长城如何抵挡伊斯兰教的入侵,还有朝鲜、越南等周边诸国如何看待自古以来与中国的关系等等。

  但对于学术型强迫症患者而言,还是比较期待有脚注的严谨的学术专著的出版。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二):局部文字可圈点/全书逻辑问题

  此书似乎很受追捧,曾经出现在各种推荐书目中。

  图书馆借阅,粗粗翻阅一遍,外行看热闹之余,胡乱评论几句。

  一、 可以长见识

  正如作者定位:公共史写作。书中针对中国进而延及东亚,综括了有关经济全球化、军事史、国际纷争等方面研究的已有成果,以比较通俗的语言(取代拿腔拿调的学术语言、取消让人心生厌倦的繁琐注释)呈现出来。如果你原本对相关主题的内容不了解,读此书确实可以长见识。

  以下试举几例。

  围绕白银的国际流转,形成独特的全球贸易平衡格局

  国际商路和商人复杂性:海盗也可能是海商,倭寇未必是日本人。

  火药的东西传播与火器技术的西东传播。

  “佛教长城”的形成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抵御。

  作为一类特殊对外贸易形式的中华朝贡体系

  中国是否对周边国家有侵略行为:双边叙事的不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爱恨交加。

  二、 全书的基本逻辑似乎不太通

  书名副标题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亚与东亚世界”。无论文字如何摆布,结合第一章“这是一本什么书“的解读看,经济全球化是此书的第一关键词,其他所有内容都应是围绕这个主题而设计

  把经济全球化这个词再拆分一下: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全球化。经过这样拆分之后再看此书,似乎就会出现问题。

  统揽全书,1)贸易肯定是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第二章),我们很容易接受。2)军事革命(第三章)、文化圈洗牌(第四章)、国际纷争(第五章)与经济全球化的联系则需要解说,为此作者在每一章正文叙述之外会专门设一小节,讨论这些主题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这个有点勉强,但也可以接受。3)然而,第六、七章对晚明国家安全和军事改革介绍以及所经历的四次周边战争,似乎已经无法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作者也干脆不再对此做任何交代。

  所以,我的疑惑是:如何处理经济、军事、文化三大要素的关系,并将其纳入经济全球化这个主题框架之下,似乎还是一个问题。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是经济史学出身,最近这些年对军事史多所涉猎,书名“火枪”和“账簿”很好地概括了作者想真实写进去的两大内容(从实际篇幅看,应该说军事部分还超过了经济部分)。但怎样顶着经济全球化这个帽子,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的关系呢?

  再说研究对象。东亚的中心肯定是中国(第一章有详细交代),东亚关系似乎就是中国的周边关系。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去写中国和东亚,我觉得似乎应该包括以下三层:1)中国与全球化,2)东亚与全球化,3)中国与东亚。我还觉得,重点应该是前两个部分,只有放在前两层平台上第三层才有存在必要。但从书中内容来看,似乎正好颠倒过来:最大的份量(第五六七章)似乎落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所以,我的疑问是:什么是全球化,地理大发现(全球化开端)之后所有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各国周边关系)演变都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吗?

  三、最后的结论

  再把此书内容排列一下,我发现:如果没有“早期经济全球化”这顶帽子,当前呈现的这些内容是无法组合成一本书的。所以,这顶帽子虽然不合适,但还必须戴着才行。

  唉!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近代中国的衰落,国人扼腕痛惜,对其动因和经验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李伯重教授的新著,希望以新史潮、全球史、公共史的视角来解释中国何以在近现代化的转型中落伍。作者认为,一切重大的历史变化都不是忽然发生的,都离不开国与国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如同歌德所言: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以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经济全球化开始萌芽发展,作者以“火枪与账簿”来概括当时的时代特征,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积极追求,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丛林法则”,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一点上,作者与史景迁有着高度共识: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作者尝试把中国置于邻国和欧洲国家的镜像中来观察,晚明转型失败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十七世纪总危机”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在热兵器主导下的新型军事体制上,还是在适应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方式的近代经济体制上,晚明都未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抓住机遇,由此导致的路径依赖使东方大国不得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开始近代化进程。本书资料翔实,尤其第四章和第七章谈及15世纪文化圈及其演变,对中国周边的“佛教长城”如何抵御伊斯兰教东扩、君士坦丁堡陷落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关系、明朝与缅日荷清4场战争的不同结局等的讨论,令人眼界大开。当下,中国正面临重构国际秩序的难得机遇,读500年前的这段历史令人感叹不已,变局之下的历史使命必须勇敢担起。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四):《火枪与账簿》: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看晚明

  在当今史学界,把西方的大航海运动,视作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标志,已经几乎成为共识。最著名的世界史普及性教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也是以1500年为界,将世界史分为地区史和全球史这样上下两卷。按照这样的界定标准,晚明时期的中国,恰好处于早期的全球化时代。

  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晚明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的说法;然而真正把晚明时期的中国,放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考量和分析的论著,仍然相对较少。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先生于2015年8月出版的《晚明大变局》一书,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而新年伊始,三联书店推出了清华大学李伯重先生的《火枪与账簿》一书,则代表着中国史学界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看待和分析晚明时期中国的最新成果。相较于《晚明大变局》,《火枪与账簿》一书尽管在篇幅上明显短小许多,但在论述的聚焦性和系统性上,可谓是更胜一筹

  在李伯重先生的笔下,晚明时期的中国,尽管在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天朝上国朝贡体系的格局,但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一方面,荷兰、葡萄牙等欧洲新兴国家,出于殖民主义和商业贸易的双重需求,积极在中国沿海地区寻求殖民据点和更多的商贸机会;另一方面,隔海相望的日本、东北方向的满洲、西北方向的蒙古、西南方向的越南和缅甸,其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在迅猛提升,不断对明帝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提出挑战。这种诸强争锋的地缘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这种经济全球化,又促发产生了军事全球化的进程。至于西方列强和明帝国的四邻国家,军事上的革新与投入,是挑战明帝国权威与地位的必要保障;而反之对明帝国来说,军事上的革命,则是维护自身帝国地位,保障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必然之举。这样的内在动力,使得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明帝国,还是其周边国家或政权,在军事现代化程度上,跟此时的西方各国相比,可谓是毫不逊色。经济上的全球化和军事上的全球化,成为理解这一时期东亚世界变局的两把钥匙。

  经济全球化随之带来的,是对资本和利益的无上追求。在李伯重先生看来,这种利益至上的追求,已经让身处这一大变局之中的许多人,开始摆脱家国情怀羁绊,转而完全以利益关系,作为衡量其举动的唯一标准。汪直等人抛弃父母之邦,成为倭寇的首领;郑芝龙在明帝国、日本、荷兰之间腾挪自如,今日是敌,明日便成友;一些所谓“兄弟之邦”,转眼之间就成为刀兵相见的敌人。所有这些历史现象背后,只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可以解释,那就是“利益”。

  面对这样的“丛林法则”盛行,东亚世界里的主导者——明帝国未能充分认识最新的国际形势,从而创建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相反,却反应迟缓行动不力,不仅没能利用新形势带来的机会,反而被其带来的挑战弄得焦头烂额无所适从,最终走向灭亡。李伯重先生在书中,对明帝国在履行国家角色与国际责任方面的失败之举,表示出强烈惋惜遗憾

  李伯重先生早年重点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最近几年才把研究视角转向晚明时期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在经济史方面多年来的深厚积淀,使得他在这本论述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世界历史变迁的书中,非常看重军事变革、政治动荡和地缘关系变化背后的经济因素与驱动力。正基于此,他不只反复强调资本和利益追求在这一时期东亚变局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这本书的副标题,也命名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这样的分析视角,不只跟马克思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一脉相承,也能在中国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参与新时代下的全球化的今天,给我们以足够多的借鉴与启示

  鉴于以上原因,这样一本“小书大作”(万圣书园刘苏里先生语)的论著,一定能在国内史学界和学术界,发挥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2017.1.15中午作于竹林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7日的腾讯文化“华文好书栏目。)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五):被浪费的危机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全面危机的历史,而且这种危机仅仅着眼于中国本身是无法理解的。近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们开始倾向于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在16-17世纪的明代中后期就已在经济上卷入了全球化的轨道,社会开放度也较大,同时来自西方的挑战与交流也尚未像晚清被动应对时那样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简言之,那似乎是一次“被浪费的机会”。不难看出,这其中隐藏着一种反历史的假设,即中国如果在晚明做出变革,那么处境会好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认1450-1600年间世界主要地区过渡到早期近代史的全球性深刻变革是基本同步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同学者的着眼点往往有着微妙的差异。西方学者大体上把这视为“大分流”议题的一部分,即借助“中国为什么没有做到”来反思“西欧为什么做到了”,由此激发思考,使得现代化道路的确定性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相比起来,中国学者常常对“西欧为什么做到了”的兴趣远不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做到”强烈,而这往往又导向一种对阻碍它实现的事物(无论是打断这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外国侵略者,还是本国的制度与传统)的激烈批判。两者的共同之处或许都在“借他者反思自身”,只是这种反思本身也有所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中虽然意在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提出新问题,进而重写历史,提供新的见解,但全书所暗含的现实关怀则无疑是中国的。与以往那种孤立地从中国出发来理解历史事件的变迁不同,他明确意识到明代中后期的许多结构性挑战无法仅从中国本身得到答案,撇开世界经济的背景和关联性就无法解释当时的中国历史,因而大大扩展了历史的视界,不过,无论他把视线落在西欧、美洲还是东南亚,最终他仍是为了在那里发现中国的问题所在。甚至可以说,这是某种“伪装成全球史的中国近代史”,是一种“世界大背景下的民族史”,借用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的话说,过于强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史宏大关联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与真正的世界史写作并不是一回事。

  这当然无可厚非,而且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恐怕这才是中国读者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只是,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理解李伯重先生在背后所蕴藏的问题意识,那其实和晚清以来的近代史书写中潜藏的疑问是一样的:“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第403页)或者可以这么说,他是把晚明“晚清化”了,将这一历史时期视为“晚清的1.0版本”,看到晚明面临着许多与晚清类似的挑战: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与西方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差距拉大;接连不断的边疆危机;国内政治体制的积重难返。与此同时,中国虽然内生性地发展出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经济,然而到头来却似乎并未能起到大作用,最终以崩溃告终。虽然清朝重振了原先颓败的政治体系,但却仍是以“老办法”解决了“新问题”,以至于从我们的后见之明看来,那往好里说也只是将危机推迟了两百年,但使它变得更难解决,从而浪费了一次危机。这样看来,近代中国不是昏睡了一百年,而是三百年。

  在此,“火枪与账簿”这两个象征也暗自对应着晚清时中国面对西方的两项最直接而急迫的挑战:“船坚炮利”和经济入侵。只是在中晚明时,这些“家门口的陌生人”除了澳门的葡萄牙人、六横岛的海盗和沿海的倭寇外,尚未闯进家门。不过,军事技术往往是国际交流中最迅速得到传播的事物,因为它能如此直观地展现决定性的效果,正因此,“火枪”的史料也比“账簿”的多得多。事实上,当时中国无论是在国家的财政税收体制,还是民间长距离商业经营的信用体系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失,也极少有当时的账簿留存下来,社会经济都按传统的方式在运作。按英国学者科大卫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一书中的看法,“将商业置于法律而非礼仪之上,实际上是西方给予中国最大的冲击。”然而,在16-17世纪的中国,尚无法看到西方的商业利益在对中国经济运作方式和制度性改革上产生什么影响,或许正因此,一向以研究早期工业化问题著称的李伯重先生对此并未多加着墨。

  这样,在论述晚明所面临的挑战时,“火枪与账簿”似乎成了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或说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两个侧面:新型暴力和商业利益。然而,这并非历史的真相和要点,因为中国自宋代以来面临外部挑战时一再出现的难题,就在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工业潜能和技术力量无法直接转化为军事优势。当然,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直至19世纪才出现了一种新型强国,其军事潜力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和工业基础、财政能力,以及军备方面的组织能力。不过,观察中晚明所面临危机的历史学者恐怕都会赞同,当时中国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没有力量,而是无法有效的动员并发挥出这种力量。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或许是:它没有必要。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国家尚须积极变革,以求免于亡国之祸,但自秦朝建立直至明末,一个据有中国本部的统一帝国仅凭其规模就能在东亚天下无敌,王朝覆灭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忧,而是内乱。这就是为何中国传统时代的军队所承担的职能中,往往是警察性质的治安多于作战。问题在于,在西洋火枪传入东亚之前,中国治下的和平依靠的是中国自身的“规模”,但自此以后,应对挑战则需要依靠“效率”。

  在分析明代边疆危机时,李伯重先生已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技术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打法”,推动了军事组织的变革和军事指挥结构的紧凑化和灵活化,也进而动摇了地缘政治秩序:从冷兵器时代依靠作战人员数量和肌肉力量,转向火器时代的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以新式武器支持的军队能以少胜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规模优势,使得周边小国也能挑战中国。尽管这也促使中国引进新技术,甚至一度在火器技术上还领先于西欧,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当时的中国不必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竞争,它无须进行全局性的变革和大规模的深层次动员就能应对面临的问题,何况那往往只是局部问题。人们并未在思想上深切意识到那是一个“新挑战”,而在用老办法就能解决新问题的时候,何必要甘冒风险去尝试新办法呢?又怎么会被逼着去找寻新办法呢?

  正因此,我们才能解释,何以晚明军事改革运动的成果如此有限:新军人数既少,新的军事制度编制也未能改变帝国的整个军事体系来提升效率,相反倒是受到政治腐败和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最终这一改革运动训练出来的成果,反倒落入叛军手中,为满清夺取天下立功。尽管马克思曾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但至少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种改变既不必然,也不是全局性的,因为那种新挑战带来的危机本身也不是全局性的,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并未真正意识到整个体制已无法适应一场现代化战争。

  当然,中国未能做到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是因为陷入所谓“17世纪总危机”的世界各国大多都未能做到(至少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浪费了这一次危机),还因为它并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去达成这一艰难的社会变迁。从晚明的情形来看,传统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对现代化变迁的适应能力并不强,以至于无法提供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和内在动力,以保持一个使系统维持动态平衡的变迁速度,其结果,近代工业的演进不足以破坏旧有的模式,新技术的引入不是遭到抵制和阻碍,就是被拒斥或同化,甚至使系统陷入了不平衡的有害状态。不仅如此,发展新技术往往都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而无论满清还是日本江户幕府,一旦夺取政权后,火器技术都出现了迅速的倒退。

  说到底,问题的根本既不在火枪,也不在账簿,而是最难触动的社会结构与群体思想。技术是因变量,背后的驱动力才是自变量。如果仅从“火枪”来谈新式军事技术的威胁,那我们的认识跟晚清时人们以为西方人仅是“船坚炮利”也无甚分别。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催生出能自我维持、并持久产生创新的社会结构本身。很多新发明、新技术都是不断改良的结果,在初期未必能呈现出比旧事物更高的效率或很强的威力,因而尤其需要一个能不断促使它升级改良的竞争性外部环境来提供持续的驱动力。这方面西欧各国不可否认有其优势,那不仅是因为其面临的激烈竞争及其制度保证,还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相比起陆战,海战更需要技术与资金的双重支持。

  这可能是本书在对相关问题论述上的主要缺憾:它描述了一堆历史现象,但从社会学视角着手的结构性分析则相对较弱。中国无法在晚明主动完成现代化变迁,不是由于某种难以量化的民族性或文化传统,也不完全是因为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竞争性压力不足,更根本的或许是因为这一变迁本身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冲突,从而使得围绕着新技术的活动要么未能转化为力量,要么是阻碍而非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挥。

  这么说吧,游牧民族在发动战争时对自身生产活动的影响很小,近代西方列强发动战争甚至有利可图,然而对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而言,大量士兵脱离农业生产作战本身就大大影响经济,不仅如此,无论是发展新的军事技术还是建立新的军事组织,都是开支浩繁而没有收益的纯粹消耗,这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长期经得住这样无底洞式地投入而不财政崩溃。据赖建诚《边镇粮饷》研究,晚明投入边防的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到万历十年已达国库年收入的2.25倍。新的火枪火炮及新军不是节省而是进一步加大了这样的财政负担,因为它们更花钱。相比起来,英国、荷兰等欧洲列强奉行的则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合一的、国家保护下的贸易,从而将扩张变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英国有所谓“不能为殖民主义浪费金钱”(colonialism on the cheap)的原则,法国的殖民理论也着重于“价值变现”(mise en valeur),其主导思想都是在有利于母国的情况下开展贸易与军事结合的海外扩张。尽管这种殖民活动意味着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但确实在公司化的高效管理下,实现了财政制度与军事新技术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

  我们或许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为什么中国未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来支撑战争,从而使新式军事技术的大规模采纳即便不至于为国家带来利益,至少也能自负盈亏?又为什么没能将火枪与账簿结合起来,将战争变成一门生意?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基于后见之明的反历史假设,因为做到这些,意味着中国社会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现代化改造。而这,只有当危机在晚清时再度不断升级,直至甲午战败,举国认识到“老办法再也不行了”的时候,才能成其为可能。

  已刊2017-03-27《经济观察报》,标题改为《被浪费的危机:17世纪中西文明大碰撞》;在微信公众号刊发时改为《当中国闯入“全球史”:探讨近代中国的落后根源》。又附及,感谢李伯重先生在本书中征引我对《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书评中的一段话,当然,这说不定也是因为他觉得这反正不是很学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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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序言p.3: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其姓氏应拼作Barraclough p.2:近代早期的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ekcon):应指Francis Bacon(1561-1626),拼法有误 p.22:[1600年左右]印度则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蒙古人及印度人”疑是“莫卧儿印度人” p.45:到地名兰里(一名兰无里,今苏门答腊西北端的亚齐):兰无里=蓝巫里 p.55:[17世纪的墨西哥的亚洲移民]他们通常被称为“chinos”(中国人),但实际上包括中国福建人、菲裔福建人和菲律宾人:“菲裔福建人”恐是“福建裔菲律宾人” p.65:再跟沙漠商队到埃索比亚人控制的某个红海港口:埃塞俄比亚人 p.65: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岛中生产丁香的特尔纳特岛建筑城堡:p.76:[西班牙人]在1606年攻占香料群岛的德里地;p.214又作“摩鹿加群岛的德那地(Tenate)”,三处译法不一。又其名应拼作Ternate p.69:洪水爆发:暴发 p.70:地图上“大城府”:但下一页便称“阿瑜陀耶”,又见p.140:在暹罗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中国人称为大城府),p.252“暹罗大城王朝”,这些名称宜前后统一 p.70:克林人:Kling,通译“诃陵”;下文“吉打州人”:吉打是古国,现代才为马来西亚一个州,此处只可作“吉打人” p.78:菲律宾西班牙语中“华人”被称为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贸易”的发音:按其本字是“生理”,古汉语白话中指生计、生意 p.78:安南的庸宪和会安已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庸”应作“庯”,顺序应作“宪庯”;会安也称“会庯”,故会安也被西方按汉语潮州话发音记作“Faifoo” p.81:苏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一般作“布吉斯” p.123:征引的一段马克思的话,到p.379重复引用了一次 p.127:日本的《蒙古袭来绘卷》(1292年)……在《元寇袭来图》上就已出现了火炮:两处皆误,应作“《蒙古袭来绘词》” p.127:应仁之乱(1468~1477):应仁之乱始于1467年 p.134:1514年奥斯曼帝国与萨菲帝国会战于恰尔迪兰(chaldiran):同页下文作“1514年的大不里士战役中土耳其人使用火器大败波斯人”,应以前者为是,这场战役一般称作Battle of Chaldiran,该地在大不里士(当时萨菲帝国首都)西北方100多公里外 p.135:[1647年莫卧儿帝国军队以火器击败乌兹别克骑兵]这次战役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火药帝国与游牧帝国之间的大战:也有人(如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将1683年奥地利击败土耳其人、1693年清帝国在乌兰布通战役中击败葛尔丹视为击败游牧帝国的最后标志性决战 p.135:在1520年围攻莱浦尔(Raichur)堡的战斗中:该城一般译作“赖久尔” p.136:巴布尔在1526年帕尼帕特之战时采取的火器阵法:p.299引文中作“巴卑尔” p.140:在缅甸的庇古(Pegu):p.250作“白古(今勃固)为中心的孟族统治的白古王朝” p.172:经过羯罗的改革,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教:商羯罗(Sankara) p.173:在中南半岛上,“印度化王国”的早期代表有占婆(即占城)、扶南、刚迦、狼牙修等,后期则有真腊、高棉、古吉打、三佛齐、满者伯夷等国:p.253作“岗伽王国(Kambuja)”,按,一般称作“真腊”。又,严格地说,三佛齐、满者伯夷也不立国于中南半岛上 p.174:月氏王迦腻色伽:p.178作“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一世”,宜统一 p.174:婆罗王朝:一般作“波罗王朝” p.175:缅甸中部旧勃朗(Old Prome):应作“古卑谬” p.185:典型的例子如范阳秀才卢沾:按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原文是“秀才卢生名霈”,以霈、霑字形相近而误 p.196:明太祖建立了明朝,于1385年派使者傅安、刘伟等到中亚:应作“刘惟” p.207:在安南,胡季嫠建立胡朝:“嫠”应作“犛”,全书涉及此人名字的均误 p.210:在佛得角以西370里加(1里加约合6公里):league一般译作“里格” p.229-230:在东南亚和南亚,则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曼陀罗国家”的国家形式:Mandala一般对译为“曼荼罗”,“曼陀罗”则对译植物名 p.233:亨利·缅因(Henry Maine):一般译作“亨利·梅因” p.248:地图上“交趾支那”和“占城”标反了 p.255:马八儿(今位于印度东南海岸):应为印度西南海岸,即本书p.69所提到的“印度西海岸马拉巴(Malabar)海岸” p.255:“东洋”一词,最早见于元代大德年间陈大露著的《南海志》:陈大震 p.261:在格尔达纳卡拉王在位时期(Kertanagara,1268~1292)……1290年爪哇新柯沙里国王克塔纳伽拉(Kertanagara):同一位国王,译法前后不一 p.270:溢亨国:应作“湓亨国”,即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Pahang) p.280:开源道:开原 p.288: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傅垣率大军由腾越征缅:傅恒 p.298:来自伊朗和海拜尔山口的游牧部落:下一页作“开伯尔山口”,是;两者均是对The Khyber Pass的音译,但通译“开伯尔山口” p.299:明朝皇帝焚毁了蒙古人在戈壁沙漠中的喀喇昆仑大本营:应作“哈尔和林” p.300:林蔚(Arthur Waldron):此人中文名准确的写法是“林霨” p.312:率纽于纨绔之习,无复鹰鸷阚虎之气:纽=狃,阚=噉 p.313: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呼舞=呼樗,指赌博 p.315: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支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队伍,居然横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宁”应为“宁国”,指宁国州;严格来说,当时应是两省,因明代苏皖均属南直隶,直至清康熙六年(1667)才分置江苏、安徽。又前文p.83涉及明代倭寇时说“有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后逃回来”,谈到船上夹杂的华人有“安徽人”,此处江苏、安徽严格来说亦不恰当 p.327:邱浚说:一般名从主人,多作“丘濬”,直至雍正时为避孔子讳,才将“丘”姓一律改为“邱” p.338:选拔出来的将领满贵:同页下文作“满桂”,是 p.338:崇祯三年,明军收复遵化、迁安、滦州、永年四城:按永年远在河北南部,此处应是“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参见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1630年条 p.341: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应作“瓜洲”,瓜州则在甘肃 p.347:朝鲜全国三都(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朝鲜李朝国土是分八道,见p.365:“当时朝鲜全国八道” p.363: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有车耶: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原文是“非前车耶” p.366:距城五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火光烛天? p.381:著名汉学家伊懋可在《中国之路》一书中:疑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般译为《中国历史的模式》

  《火枪与账簿》读后感(六):全球史作为理解中国的基本视角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是中国经济史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的最新作品,是中国学者从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重要专题著作。作者对本书的定位是:“这是一本体现国际学术新潮流、面向社会大众的全球史研究著作。”(第1页)这本书从新史潮、全球史和公共史学三个角度,为我们重新梳理了15到17世纪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亚世界互动时的特点,抓住了在国际贸易规则还未形成的阶段,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商业与军事暴力同时存在的特征,为我们重新理解明清易代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主要从贸易与军事两个角度为我们描绘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具体特征。从贸易角度讲,以白银流通作为主题曲,以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市场为舞台,以生丝、丝织品、陶瓷、蔗糖、香料、茶叶等商品为道具、以包括来自西欧、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商人作为演员,“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国际贸易网络”。(第95页)这一观点挑战了 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作者认为:“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大潮。”(第57页)作者评论道:“没有中国的参与,经济全球化虽然可以可能也会发生,但肯定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在世界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经济全球化了。” (第57页)

  从军事角度讲,16世纪发生的火药革命和军队组织革命在17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各国间利益冲突增加、战争频繁,火器技术得以广泛传播;第二,由商人形成的全球性网络使得知识和技术(尤其是先进的火器技术)可以更加便捷的传播。而军事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作者认为其中最核心的角色是商人。“唯利是图是商人的本性。如果某种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在某个地方可以带来更好的回报,商人就会把这些知识和技术出售给能够出最高价的主顾,而不问他们是何人,这就破除了国家对先进军事技术的垄断。”(第168-169页)

  作者以火枪加帐簿来概括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并通过充分的史实印证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第397页),并对明代灭亡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总结道:“导致‘丛林法则’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行为准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东亚世界最主要的国家——中国未能充分认识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创造一种国际新秩序方面未能发挥作用。”这对今天仍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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