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读后感摘抄
《共同体》是一本由(英国)齐格蒙特·鲍曼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页数：1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共同体》精选点评：
●感觉翻译得很有问题～
●没读完…（每一节都好像很有道理 拼在一起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可以从中读出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当代社会的症结所在也分析得很清楚。但是读下来终究在有些论点上让我觉得有点微妙得无法接受......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本来发现有中文译本超开心，结果根本看不懂，一边对照日文译本一边看完的……翻译能不能走点心……
●翻译的不太好……不符合中文习惯，得用上英语语法知识才能读通……不过鲍曼强调了共同体的封闭倾向，多元文化主义的保守倾向还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内容很有启发性，翻译是槽点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对自由的向往成为共同体存在的永恒矛盾，本书大概论述了现代社会共同体的普遍以及新衍生出的问题，并对如今学界流行的几种观点做了批判和思考，不过本书着重与机制，在共同体的核心—合法性上，未有亮点。
●共同体 高必玉著企管书籍 该书告诉读者，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需要保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还要保证劳动的整体社会效益。在企业内部，要与基层员工、中层管理者、核心层管理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企业外部，要与客户、供应商、同行、异业组成合作共同体 ISBN：9787504761156
●讲了“共同体”在现代演化为一种梦想的路径。谁又能说这个梦想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时刻曾经是现实呢。这个不可能的根源在于人类因对世界和自身的自觉而成为人，共同体因对世界和自身不假思索而成为共同体。人类成为人即人类远离共同体，从而在这里揭示了神话的本质。更麻烦的是，一种删减版的共同体（可以认为它至少在《如何共同生活》里出现过）在流动的现代社会看起来也不太可能。
●翻译的太差了。
《共同体》读后感(一)：共同体
共同体 高必玉著企管书籍 概要 该书告诉读者，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不仅需要保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还要保证劳动的整体社会效益。因此，企业不仅要经营好自己的资产，还要“经营”好各种关系，而打造企业利益共同体则是企业的不二之选。在企业内部，要与基层员工、中层管理者、核心层管理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企业外部，要与客户、供应商、同行、异业组成合作共同体。 书名 共同体 作者：高必玉 ISBN：9787504761156 类别;企业管理 页数:192 定价:35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6-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导读 导读 适读人群 ：企业主、企业管理者 抱团取暖，共同发展[1]。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仅仅考虑企业和企业经营者的利益显然是短视的做法，重视员工利益、关注[2]行业发展、与竞争对手和谐共处才是企业长远发展之道。该书[2]告诉我们如何在企业内外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使企业稳定发展、逐步上升。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该书[3]告诉读者，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不仅需要保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还要保证劳动的整体社会效益。因此，企业不仅要经营好自己的资产，还要“经营”好各种关系，而打造企业利益共同体则是企业的不二之选。在企业内部，要与基层员工、中层管理者、核心层管理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企业外部，要与客户、供应商、同行、异业组成合作共同体[4]。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高必玉[5]，2008年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6专业[5]，管理学学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资深企业管理咨询顾问，中国讲师网认证品牌讲师，2015年度[7]中国百强讲师，2015年度“明德杯”中国好讲师[8]。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利益共同体——基层员工管理 维护员工的利益，就是维护企业的利益 高薪是第一推动力 主动给员工加薪，超越员工的期望 按时发放工资，不拖延 完善绩效工资，多劳多得 第二章 荣誉共同体[9]——中层管理者管理 中高层管理，离不开荣誉激励 尊重管理者，给他们留面子 认可管理者，对他们的贡献公开表示承认 肯定管理者，不要吝啬头衔和名号 鼓励管理者，借助荣誉墙来激励他们 彰显管理者，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某项事物 关心管理者，关注他们真正的需要 第三章 精神共同体[10]——核心层管理者管理 揣摩老板的思想，形成默契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做好战略规划，使全员一心、一体 领导层的观念决定企业命运 担起责任，提高责任感 采用合适的方式选择和培养接班人 第四章 命运共同体[2]——全员管理 全员同呼吸、共命运，企业发展才会好 企业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热爱企业、关心企业发展 忠于企业，不背叛 企业兴亡，我的责任 出色地完成每一项工作 为企业节约，不浪费 第五章 客户共同体[11]——客户管理 让客户参与到产品研发中去 把经销商也当成员工 引导客户持续消费 寻找优质的大客户，积极合作 客户关怀和服务非常重要 第六章 产业共同体[12]——供应商管理 企业和供应商需要的是一种双赢 不要太过压低给供应商的价格 主动为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 实时检验，对供应商进行质量控制 客观判定与处理不合格品 对供应商进行业绩评定十分重要 第七章 同业共同体[3]——同行合作联盟 同行结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互相占股，合作共赢 成立现金池，缺钱时优先贷款 结成采购联盟，降低采购成本 成立同业商会向银行贷款有优势 和竞争对手捆绑在一起共同向市场要钱 第八章 异业共同体——不同行业抱团取暖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其他企业的帮忙 互用客户渠道，增加客户 互用产品通路，增加销量 移动互联网异业合作的三大痛点
《共同体》读后感(二)：失落的共同体
我读完了鲍曼的《共同体》，在书的序言里，他写到：“有些词，它还是一种感觉，‘共同体’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论调重复见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和南希的《解构的共通体》。而这种想象的感觉贯穿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们拿起今天早晨的报纸，读到山西发生的矿难，想象着我们的同胞遭受着非法作业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剥削，顿时产生了一种愤慨情绪。请注意，这句评断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一种想象，一种意识形态，但我们无法完全脱离概念框架来认识世界，我们只是选择带不同的眼镜。
鲍曼显然是个后现代主义者，所以在面临传统共同体被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化冲得支离破碎的时候，鲍曼认为，人们拼命想要寻找的共同体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温暖，不过是一种幻象。正是在这样的幻象下，身份认同的问题出现了。我们急切地追求身份认同，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它。资本主义对于传统社会的冲击，使一切坚固的都消散了（马克思），我们获得了自由，代价是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感。事实上，自由也不是像空气一样均匀分布的，在这场新的竞技中，有少数的胜利者，但多数是失败者。失败者生活在一个全面监控的社会（福柯），他们从事的工作无聊而重复，他们无法在工作里找到以往的荣誉和骄傲，工作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而家庭，相比较于变动的街道，并不更加稳固。鲍曼悲观地说，在这场游戏里，个体感受到的恐惧并没有让他们团结起来，追求“共同的事业”。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过渡，那么看看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世界主义者。“新的世界主义者的旅程并不是发现之旅。尽管常常被全球旅行者及他们的传记作者们描绘为如此，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混合的’，也不是因它喜好变化而特别显著。相同性是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且正是这种世界范围的消遣娱乐的一致性和世界主义者常去之地的全球性的相似性，才构成了世界主义者的身份认同，才在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和支撑着他们从各种各样的当地人中集体性脱身。” 换句话说，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没有带来新的共同体的出现，而只是复制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固有的等级关系。可能，你会反对，你会以“超级女生”之类的选秀节目来举例证明现代社会拥有重新建构共同体的能力。但这种美学共同体又可以被形容为“钉子共同体”。在“钉子”上，个人经历和处理的担忧和关注的事情被许多个体暂时地挂在上面，但所有动因、事件和利害关系，不久又从这上面取下，再挂到其他地方。无论它们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美学共同体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参与者之间联系的草率、敷衍以及短暂。显然，与传统的共同体相比，这种共同体无法提供稳定感和安全感，甚至无法提供深入的交流。它只是一个类似情感聚集的出口。
事实上，现代社会所具有的这种流动性使得个体的一生如同一次独自旅行，他们在旅程不同的阶段会碰上不同的旅伴，但每个人都会离开先前的群体，加入另一个新的共同体，或者独自走下去。这个比喻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罗蒂将书名定为《偶然性、反讽与团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强调说，正是政治社会的封闭性，致使我们有义务发展一个公平合作的正义社会。假如不具有这种封闭性，为什么我们要在意这个社会的正义呢？如果我不喜欢这里，我可以走人。社会契约论者构建国家的基本假设，即人们寻找安全感和互利的渴望，正在传统的国家框架内失效。
当然，鲍曼没有说出的另一面是，正是传统共同体的衰落，使得我们将寻找新共同体的渴望越来越热切。正是身份的失落，所以文化认同、宗教、种族这些因素冒出来，积极充当新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可能并不怎么样，但它们也许能够提供人们盼望已久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而这些看似非理性的因素和资源、权力、金钱这样看似理性的因素正交杂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的争夺。
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是平质化的资本、技术、人员流动（《世界是平的》），另一方面是日渐加强的边界意识。美国与伊斯兰代表着这个悖论的两级。而中国，在一边拥抱全球化的同时，一边积极地建构它的身份认同，为“崛起”而作准备。假设中国“崛起”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输出我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我们又如何来面对这个进程中我们付出的代价，被污染的环境，被破坏的古建筑，以及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一种文化的态度，道德的理念是可以被破坏后重建或者重新创造的，还是应该参与和塑造这个变局呢？它们有这种能力吗？
《共同体》读后感(三)：想像的异邦
想像的异邦
来源:南方都市报
坦塔罗斯，传说中的宙斯之子。起初他颇得众神眷顾，占有一切荣光。好景不长，因为怠慢等罪而被诸神处罚：立于一池深水中，足下涌清泉，似俯首就可饮；泉畔有鲜果，似伸手可及，一切都诱人无比。但当他干渴而弯腰饮水时，泉水顿时枯竭；当他饥饿而伸手摘果时，果子马上消失。
在希腊神话中，神的反复与恶毒远远超过凡人，总有那么一种惩罚方式，超出你的预想。英国思想家鲍曼认为神的目标并不仅仅以这个处罚来娱乐，而是在寓意中彰显他们的教义，从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到《荷马史诗》中的西西弗斯，再到犹太教中逐出伊甸园的典故，莫不如是。
《共同体》一书中，鲍曼以坦塔罗斯的两重意象来比喻现代人的困境：如果保持单纯天真，就可以无忧无虑；但是如果想去思考甚至控制快乐，那么你也就丧失了天堂之乐，永远无法到达目标。确定性和自由是如此令人渴望，但是却难以永远和谐。启蒙之后的人类，精神代替灵魂，得到自由的同时，失去了确定性，亦丧失了伊甸园那样无知而安全的“共同体”。在迷乱、流动、残缺的现代性面前，焦虑成为时代的最大母题，每个人都急于寻求身份认同，对共同体的深深怀念成为后现代人类最原始的集体梦魅。
共同体是一个美妙的词语，当我们谈到这个词的时候，更多是这个词在传达自身的感觉：共同理解，和睦相处，温馨圈子……有观察家认为共同体远离社会逻辑，拒绝计算，“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而鲍曼指出共同体的起源在于安全感的寻求。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就要付出代价：共同体兑现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共同体的悖论在于同时拒绝理性与情感。
1929年10月，美国历史上的大牛市轰然结束，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无处不在，一战之后就萎靡阴沉的世界更加一蹶不振。深受病患折磨的弗洛伊德在这个黯淡的时刻发表了他悲观的论著《文明及其不满》，表示文明发展的代价是牺牲本能，文明的规则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强制才能得以实施。深受弗洛伊德影响的鲍曼则进一步阐明现代社会的精神分裂在于每个人都在致力寻求身份认同，某些人的解放离不开某些人的压制，在瓦解过去时态的全景监狱式的共同体时，一种新形态的共同体亦在被创造中。
在全球化图景下，大量商业文化精英阶级成批出现，他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海外，飞行于世界各地。他们的出没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消失，因为他们自诩世界主义的旅行中，在机场、旅店、广场寻找无处不在的相似性才是他们的归属感所在，他们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成功逃离封闭的共同体，但是他们所处的大部分环境，仍旧是一个共同体的自由区。
作为亲身经历二十世纪诸多重大变故的社会学家，鲍曼对现代性的建构狂热、后现代性的破碎隔离深有感触，使得他对共同体的看法相当悲观：他觉得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自由，往往是一人的自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不自由，确定性和自由、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解决。实际上存在两种共同体，现实的与想像的；进一步来说，关于完美共同体的种种设计描述，只是一场风花雪夜的春梦，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想像的异邦，一个失落的天堂，是一个看不见的城市，人们对它的渴望注定是一场无法达到的迷失。
人人都爱鲍曼。这个游走在凝固的现代与流动的后现代之间的老头数十年来抚慰无数失落灵魂，其著作在大众看来有直击心灵的睿智力量。泽格蒙特·鲍曼，犹太人，1925年出生于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华沙大学，1968年被波兰政府以“毒害青少年”罪名放逐，遂定居英国，终成社会学界一代宗师，与吉登斯、丹尼贝尔鼎足而立。
九十年代以来，鲍曼著作颇丰，随着现代性三部曲以及探讨全球化等重要著作的出版，鲍曼在学界与大众的视野中取得双重成功。《共同体》一书出版于2001年，属于鲍曼晚年作品，延续了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等著作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分析逻辑，也开启了鲍曼对变动时代个体生存方式的思考，对鲍曼后来的《个体化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著作有直接影响。鲍曼以“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立世，他的思想向来以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独创性闻名于世，我认为，他最打动读者的恐怕还是他所思考的问题如此关注个体，富于怜悯，能够熨帖无数失落的现代人的孤寂心灵。
同是犹太人的弗洛姆认为，孤独感会使人类产生一种使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的冲动，逃避自由只是为了避免责任。那么，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开放的共同体？鲍曼在篇尾停顿下来，以他一贯的睿智告诉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共同体，那么也就只能是基于平等权利以及对平等权利的关注与责任编制起来的共同体。这或许仍旧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
□延伸阅读
《被围困的社会》，(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00元。
《共同体》读后感(四)：共同体——想象的天堂
“共同体”是一个能让人有美好感觉的词语。在现代汉语中，“共”指的是“在一起”，“同”指的是“一样，没有差异”，而“体”是指“群体”的意思。于是，不难看出，当译者把<community>翻译成《共同体》的时候，表达了一种多么美好的愿望。正如书中所言，“共同体”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
当然，光从现代汉语或是英文给我们的感觉，是无法准确说明共同体的。书中给了我们更为学术的准确定义：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或相似性）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其中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共同体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了有形的共同体，甚至还包括了无形的共同体（如道德共同体、审美共同体等）。当然，就我们政治研究的对象来说，共同体的意义并没有这么宽泛。政治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是指历史上的城邦，城市，国王，民族，国家等政治共同体。或者再继续缩小它所涵盖的范围，从狭义上理解，共同体也可简单地被认为是国家。
根据书中的阐述，“共同体”能给人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就像一个“家”一样。在这里，人们是安全的，没有担心和焦虑。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互理解，这种理解自然而存在，不需要任何解释，也没有争执和疑虑。在共同体中，人们可以相互依靠，相互帮助，而这种帮助并非出自义务，而是成员间出于一种对家人、兄弟般的关心。大家可以共享好处，平等分享共同实现的权利。同时，它让人们获得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看了这样的描述，我不由地想起了古希腊的城邦，它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古希腊城邦的建立，正是以公民们共同的信仰为联结纽带的，他们追求的，是共同的利益与正义。希腊的法律与政令不是出自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而是公民们聚在集市广场上讨论后得出的，集会中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均等的发言机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只服从于法律，并且轮流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虽然公民们在财产、容貌、智力等方面都各不相同，但他们作为公民都是平等的。因为公民都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人类间唯一合理的关系就是说服。说服，这种方式与命令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是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的。甚至，在古希腊，对罪犯的刑法也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信念：暴力不是处理公民间关系的妥善方式。对古希腊公民来说，最糟糕的命运是被放逐，将公民们认为对雅典城邦构成威胁的人放逐到国外。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最为残酷的，因为这就意味这对其公民身份的剥夺，意味着其将被排除在这个共同体之外。
诚然，那听起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平等、和睦、团结。然而以上所说的毕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准则，而现实当然是复杂得多。比如在古希腊女性与奴隶是不享有公民权的，平民派与寡头派在城邦内争斗得你死我活，农民生活在贫困的边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现代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共同体，是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的。正如鲍曼所说：“‘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人们希望找到的天堂。”
那么为何现实中的共同体会与想象中的共同体有如此大的差距，又为何美好的共同体只是一种“空中楼阁”呢？
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及相关书目材料的阅读，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一种具体化了的集体，是一种被量化了的集体，它具有严格的规则和等级制度。它要求成员们无条件地忠诚，并把缺乏这种忠诚的所有事物看做不可饶恕的背叛。如果我们要让自己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这一实际存在的共同体将要求我们坚定地服从它，以换取它所以提供或许诺的服务。
政治共同体必须有一名首领或称统治者来治理，还需要有武器和武士来保护自己。正如我们所处的国家，以恩格斯的观点，它的一大特征就是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度。国家具有强制力，国家事务由统一的国家权力所管辖，并且它还设有专门的暴力机关来巩固其统治。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每个国家必然都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在这个共同体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被统治阶级只能服从，否则便会受到打击与制裁。
由此可见，等级制度在现实共同体中是必然存在的，这就丧失了理想共同体中所描述的绝对平等自由的状态。在共同体中处于较低等级的成员，便很难感受到共同体所带来的温暖，享受到共同体所带来的福利。于是，他们便很难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对共同体保持一种忠诚，而这又导致了共同体很难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共同”。
第二，多元文化的影响。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密切，多元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非常大。当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冲击相交融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思想上的混乱。正如当今的中国，哈韩、哈日风盛行，美剧、欧剧大受欢迎，与此同时，一股传统的中国风也悄然升温，儒家思想也悄然复兴。而这也给当代中国人造成了不小的困惑，是该坚守本国文化，还是该追求西化，抑或是受大部分人推崇的该将两者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幸福就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追求金钱，追求名利，有人追求知识，追求学术，有人追求私利，也有人追求共同体的进步。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准则甚至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多样化。
正如熊彼得的观点那样，人们共同的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于是，这就给共同体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到底什么才是共同体所应追求的最高幸福。所以现代的国家并不可能存在像对古希腊的描述那样的以共同信仰为纽带，追求共同利益与正义的最根本的“共同性”。
第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冲突。
当今世上的很多国家都是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是指由民族原则和国家原则相结合而组建的政治共同体。然而，民族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国家这个概念，并不总是一个国家就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在多民族国家中，由统一的国家权力管辖下的各少数民族，其实还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
但现实中，对民族国家的建设就意味着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一原则的追求，因而最终否认国民中的民族多样化。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是由统一的国家权力来负责和监督启蒙或文明化的进程的。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国家便会致力于文化的统一与同质。于是，随着启蒙的推进，“地方的”“少数的”文明将会逐渐倒退以至消失，最终带来的则是国民的同化。
这种国民的同化看起来像是一种共同体加强共同性的过程，但实际的这种进程中，“少数民族”必然会与“多数民族”产生剧烈的冲突。主流文化固然强势但也必然会遭到“少数文化”的顽强抵抗。于是对于“民族主义”的坚守者来说，他们便很难对国家产生一种文化认同，他们会认为自身被共同体所抛弃，对国家产生一种“认同感危机”。这样便同样导致了一个国家无法形成共同的信仰与追求，很难形成想象的共同体那样所具有的那种团结与凝聚力。
第四，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从第三点推而广之，将“少数民族”的概念加以推广，我们可以将“少数”理解为“基于身份、地位、文化、收入等差异而存在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少数’”。那么，在当今世界，这个经济、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世界，各阶级，各阶层，不同身份，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之间的思想、行为、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就形成了与多元文化造成的同样的影响，即很难形成共同体共同的追求。
与此同时，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其繁荣、衰退所存在的周期性，导致了“移民”现象的频繁发生。大规模、小规模的移民，经济移民、种族移民等等，移民的种类和次数都不断增加。随着所属国家及身份的不断转换，人们就很难准确界定自己到底所属哪个共同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感”急剧减弱。这就让现实共同体中的人们，很难产生一种稳定感与归属感。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个人主义发展的影响。
在现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随着个体化、私有化的发展，人们都更加关注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个人主义的盛行，让人们并不关心共同体的发展，他们不热衷于参与政治生活，不关心公共事务，对政治有一种固有的冷漠，只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事情感兴趣，只希望共同体变成了一个能帮助他们“防止被盗”和“防止陌生人”的环境。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人们时时刻刻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下，四处提防，一心只想完整地保护着自己的私利。
同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来安排生活，而不去理会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要求与感受，不去理会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甚至是整个共同体的影响。这样也就造成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冷漠甚至在利益冲突时的仇视，让人们根本无法享受到处于共同体中的温暖。
于是，现实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的地方，而这，也就丧失了共同体存在所能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的共同体确实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或者换一种说法，共同体其实是一种精神想象而非真实存在。它是一个美好的天堂，但是却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
然而，诸如国家这类的现实中的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必然还是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的。而我们所要探询的，也正是如何完善我们现实中的共同体，让它更接近于想象的那般美好，发挥它所能带给我们的价值。
鲍曼的书中只是提出了当今的共同体所存在的机遇和危险，并没有给我们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法。也许，这本来就没有定论，而正是我们自己当前所要去研究去探询的焦点。我想，作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有这样一种愿望与决心，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共同体。而这，也正该是我们学习政治学的意义吧。
《共同体》读后感(五)：请活人猜谜
这几年来不断在写悼文，为诗坛那些死于非命的朋友们而写，05年周建歧（死于自缢），07年是余地（死于自刎），今年是吾同树（死于自缢）。
我与吾同树曾见过几次面，第一次是2005年增城，当年七月有一个十诗人落户增城的仪式，主事者巫国明邀请了许多诗歌界的朋友们去参与盛会，吾同树也是其中一个，当十诗人登台领取户口簿时，王十月未到场，不知是谁推吾同树上去代替王十月，于是在那张奇怪的合影上，王十月的名字对应的却是吾同树的形像，这种反差今天显得如此突兀与荒诞——王十月在主流文坛越升越高，而吾同树却自杀身亡。后来还见过几次吾同树，但对于他的形象，就定格在了第一次，那时太阳高照，我们都在太阳下流着汗水立于台上像一排木偶人。
当年吾同与他的小女朋友一道去的增城，记忆里都忆不起她的女友什么模样了，但两人显得很恩爱。
每一次自杀都是一次无休无止的“请活人猜谜”，活人们从各方面去猜测自杀的动因，但逝者却揣着谜底去了另一个世界，于是，正确的谜底永远不会被给出。但是，就算在个体原因上寻找到自杀的理由又有何意义呢？重要的是自然者所处的那个“共同体”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同共体”中的成员趋向于自毁？在“诗坛”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每一次成员的自杀都会引起轩然大波，都会成为社会新闻，这又是为什么？
“共同体”是什么？用诗意的语言来说，他是我们的“故乡”，用罗森伯格的话来说是“温馨圈子”，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一种群体存在，它的特点是小、自给自足、独特性。在诗意的描述中，从诗人的角度看，这个共同体是诗人们相濡以沫、共同帮助的故乡，在这个故乡中不曾缺乏安全感，与外界有着安全的距离，也就是“乐园”。当诗人们歌唱故乡时，须知它们指的不是每一个具体的地址，指的是人类永恒的家乡，指的是诗人们集体歌唱与浪游的群体记忆中的土地。
但是，现代文明让这种“共同体”无可挽回地永远失去了。这种共同体的消亡源自民族国家的建立，因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冲动，作为整体国家内的异质的共同体被根除或同化掉。此外也源于经济的需要，大规划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会将共同体自给自足打垮，取代以商业化的程序性产生。最后，信息的全球化彻底地将同共体中的每个成员分离开来，让他们被信息带到四面八方，象散群的候鸟一样。鲍曼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一种趋势已经表现出来：用人为设计的、强加的监控规则，来取代共同体过时的‘自然而然的理解’、取代由自然来调整的农业节奏和由传统来调整的手工业生活的规则，这是一种不懈的努力。第二种趋势是，（这次是）在新的权力结构框架内，恢复或从零开始创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但这种努力远不是如此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这是一种延误了的努力）。”
这种“失乐园”是永恒的，诗人们再也回不去那个时过景迁的共同体：故乡、栖居地，已经不可能再次回到源头去诗意地栖居。
但现代社会却有再次重建共同体的冲动，并付诸于现实。这种重建的共同体被鲍曼称为“现实的共同体”，它们是什么呢？是隔离、是歧视、是监禁，由贫民区、监狱、小区等构成，在这彻底商业化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内部要“无限忠诚”，对外则是永远充满警惕与敌视，不全安感在蔓延……这种重建的共同体并不是诗人们所渴望回归的故乡，并且因为它的存在，诗人被“监禁”而永远无法返乡。谁有力量游离于这些共同体之外？谁可以不受这些共同体的约束？只有全球性的精英们，这些空中飞人们拥有的是超越国家与地区的权力，或者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他们不需要一个确切的地址，可以随时进入一个地址随时撤离一个地址。在今天的诗人中，成为全球性的精英的人寥寥无几，但就算获得这种身份，于诗意的心灵而言并不是遇到了绿洲，它的无根性与利益区分性会让诗人饱受折磨。诗是什么？是我们怀着乡愁的冲动四处寻找故乡时所唱的歌与所流的泪。无根性的空中飞人生活并不是诗人的需要。但是，在这种精英生活之外，诗人必然参加社会分层的游戏，你必然要让自己处于某个既定的阶层，或者中产、或者贫民、或者贵族（这在中国不存在），然后你还要让自己处于某个可见的共同体，或者某某文学艺术圈子，或者作家协会，或者你所在的工作单位……换言之诗人也要去寻求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让自己不致于被社会放逐的力量，也是被纳入共同体的努力。但是，就算你进入一个共同体，你会发现，它完全与自己所想的是两码事，它虽然与失去的故乡有着相似的面貌，但它却会泯灭你的个性，以确定性去取代你所追求的自由。鲍曼所言：“个体孤军奋战的困境，可能是痛苦的、不讨人喜欢的，而一起行动的坚定而有约束力的承诺，可能预示着伤害要比收获更多。”
在确定性与自由的选择之间，诗人，必然要牺牲某个方面。
没有确定性的，追求自由的诗人就会是一个浪子——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贬意词，甚至连温饱都成为重大问题。但放弃自由而获得确定性，却是对诗人的心灵无形的禁锢。在确定性与自由之间所产生的分离，足以让敏感的诗人被撕裂！
在诗坛这个“诗歌共同体”内部，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诗人们都是善良的，是温情的，所以诗人之间会互相帮助、互相关怀……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要知道诗坛这个“大共同体”之中又分出许多“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之间处于互相敌视的状态，这完全符合鲍曼对现实的共同体的描述：竞争代替合作、自我管理代替福柯所言的“环型监狱”式的管理、对机会的热爱超过对同类的热爱。在现实共同体的内部，成员之间的离心力要远远大于向心力，而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则是互相的仇恨超过爱。在诗坛不同的小共同体之间，生态极其恶劣：圈子之间互相攻击，诗人之间互相唾骂，甚至会以黑道的方式去从肉体上试图消灭竞争对手。商界或政界的斗争还比不上诗坛的斗争，还有什么比黑道更黑吗？那就是诗坛！
人们本来以为诗人代表了人类的良知与歌喉，但今天的诗人，绝大多数代表了人类溃败的那一面，代表了人类无知与丑恶的那一面。
吾同树生活的东莞，尤其是一个不适宜于诗人生存的地方，在彻底现代化的工厂群中，那些在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写诗者们，以最市侩的方式本能地生活与写作，包括处理诗人间的关系。东莞另一个诗人郑小琼曾告诉我，在东莞，关于她的不怀好意的夸大与谣言从未停歇过。而吾同树生前，则因为自己在诗歌上的正直，不断遭受同行们的攻击与谩骂，在一些诗歌论坛上，如今还可以找到他被围攻的贴子。但是，当吾同树去世之后，网上与手机短信上冒出许多人的悼词、悼文、怀念文章或表态……似乎全世界的诗人们都是他的兄弟，似乎他从来就沉浸在共同体的温暖中，似乎在中国做一个诗人是多么的荣耀与被人关注。但事实呢？以我二十年在诗坛的经验，没有人会在意你的生活是否能维持下去，你的同行们只会嫉恨你、不惜一切代价地在诽谤你，当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绝不会有谁会大方地出手，而如果你倒下了，他们则象腐肉上的苍蝇一样冒出来嗡嗡嘤嘤……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的共同体！
困难在于哪里？在于共同体，那个原生性的诗意的共同体已经早就成为历史的记忆，被现实的共同体取而代之，你在这其中要做一个选择：或者选择带来确定性的共同体，或者选择自由。在中国的底层，尤其是东莞这种道德生态恶劣的地方，选择自由显然就是慢性自杀：饿死或进监狱。而选择一个现实的共同体，则要承受它带来的种种折磨。也就是说这种人造出来的共同体，压根儿就不是诗人梦想着返回的故乡，甚至与那个故乡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原生性的共同体是温暖的，那么现实的共同体则是冷漠的，这种冷漠包括经济上的冷漠，也包括心灵上的冷漠，每个共同体之间是冷漠的，而共同体之间的成员，也因为机会竞争和自我管理而更加冷漠。
那些自杀的诗人，死于冷漠，不，死于共同体，不，死于怀着乡愁的冲动而四处寻找故乡的绝望。
故乡永远是回不去了的，失乐园是永恒的现实，而现实的共同体是实实在在的监狱，这就是诗人们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从具体原因上、从个体上搞清楚一个诗人的自杀原因毫无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要看清什么是诱使诗人们自杀的背景与机制。所以吾同树的死，只是真正的诗人正趋于毁灭的一次象征，也是共同体更趋于恶化的一个症候。
在这个世代，你与我，既是故乡共同体的怀念者、也是现实共同体的受害者，最后，还是杀死那些自杀诗人们的货真价实的凶手。
有何谜底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