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导论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一本由钱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史导论》精选点评：
●文笔在当时的那批人中，的确不太出彩…
●钱穆先生，怎么说呢，有些问题总是想的辣么简单。从一开始对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一路顺下来，书读起来很顺，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多了。而且有几章写的大跑题。
●此书的逻辑和脉络都比较清晰，作者将文化史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先秦时期，奠定了思想上和平、融合的文化的基础，第二个是汉唐时期，奠定了文化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基础，第三个是宋朝时，文化和艺术平民化，贵族逐渐衰落。总的来看，还是宋朝的平民过的最好，艺术方面都是日常化。也分析了面对西方向外追逐的文化科技，中国逐渐衰落的原因，不过我觉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文化一直就不能接受一神论的宗教思想，可能这是更有智慧的，科技发展逐步赶上西方之后，中国文化必然有更好的发展。文中提到的中西文化差异与地理位置有关令人印象深刻，西方文化由一个小地面逐渐向外推广及四围，就如其文化，由一抽象的点或线作为根据向外引申成为系统理论，偏于推概，常易发生变动与冲突；而中国一开始就是大一统，偏向天人合一
●张老师说此书九十年代出版时给人震撼极大。
●好多想法现在看也挺新鲜的，觉得听上去事情挺简单啊，但是似乎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啊= =
●本书的钱穆像历史哲学家，文字流畅自不必说，议论也有独到处，但感觉远不及《国史大纲》。
●一本号称要通过比较东西文化来认识中国文化的书。可惜他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念都号称是“中国文化”、“中国人觉得”云云，并且基本不懂西方文化。+有人认为钱穆西学或西洋史很不错，现在看来，先入之见笑掉大牙。
●先生對中國文化不僅是信心，更是信仰，作為審視中國文化的一種視角依然很有價值，至於觀點老舊可以理解，畢竟是上世紀中葉的書。
●最近处在“一心求西学”的心态中，看了这本书之后很有启发，也很感慨。时下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自卑，其实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失传。看到前辈学者对于自家文化的自信和坚定，鼓舞之中，不能不扪心自问：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责任为何？
●对于这样的思想著作而言，“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一)：難得的好書
真是部難得的好書
錢穆先生在60年前的抗戰 內亂環境下
有如此獨到的見解 和博大的胸懷 就已經能讓人為之一振
薄薄一本小書 將中華文化歷史一脈相連貫通
無論書中觀點有何不妥 都實在值得一讀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二)：他总是能看到比较愉快的事情
“他每周往返于江苏与无锡之间，河道两岸都是等着看他的人。这不是我编的，是钱穆看到的，钱穆总是能看到比较愉快的事情。”北大史学教授罗志田在引用钱穆的话时评论道。
这两天窝在被窝里读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就不由得想起南方周末上罗志田的这番话。
钱穆被称为新儒家的代表或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家，想必就是因为他对中国古文化发自内心的仰慕以及孜孜不倦的研究吧。钱穆主张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对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从他的这部代表作中国文化史导论里，你可以读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包括对农业社会热爱和平的解释，对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斗争乌托邦一样的描写，等等。始终你可以觉察到他总是能看到比较愉快的事情。出于这种仰慕和善于发现比较愉快事情的习惯，他主张中国文化逐渐演进而不是通过文化的革命来谋求自身发展，就比较容易理解。
这里面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一个小瘪三，不敢妄加评论。相信这本书至少给我们一种提示，任何时候都不可割裂传统，横空出世的架起新的楼阁。8过我可以说，钱老先生太爱儒家，恐怕是看到了太多愉快的东西。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仿佛谁只看见愉快的东西谁就不深刻，谁就不负责。我想钱老先生看到太多的愉快，想必上网可以查到查到一些不愉快的，查到一些看法，证明我是对的。上来先查到余杰老大爷当年冰与火中的文字"我剥钱穆的皮"。呜呼，不仅不愉快，而且很愤怒。不仅很愤怒，还要剥死人皮。进而查到方舟子指钱穆学生诬蔑郭沫若抄袭老师著作。查到余杰方舟子，结果可想而知，便陷入学界一坨坨龌龊。除了娘和性交基本能骂的话都用上了。居然查来查去前面的罗志田教授也有份。原来还是不愉快的多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更多一些。
我一个小瘪三，不敢妄加评论。8过看到过多的愉快总比看到过多的不愉快好吧。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三)：需要挖掘价值的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文化活动突然间频仍起来。如果说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是牛刀小试，那随后推出的中俄、中英等等交流活动则是全面开花了。之所以选法国作为试点，大约是借鉴了辜鸿铭（梁漱溟？）的判断：“所有欧洲国家中，与中国气质最相近的恐怕就是法国了”。气质与文化，本来相辅相成，气质相近，无疑降低了沟通的难度，扩张了广度和深度。
近期看了一些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书，恕我涉猎有限，我现在能得到的初步结论只是——真正对中西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不在当代，在思想最为活跃的上世纪初。真正的中西文化研究大师恐怕还属上个世纪的一拨文化人——梁漱溟、林语堂、钱穆等等。他们有着深厚的国文（化）功底，在国门初开经受不同文化的冲击时，对双方异同的体认有其深刻。加上认真、专注的态度，容易上到一个高度。在这本《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断言，在学术思想史上，中国无论怎样发展，恐怕难以超越先秦，在政治体制上，中国无论怎样发展，恐怕难以超越汉唐成规；在艺术成就上，日后的中国恐怕也难以超越宋明高度了。如果将上世纪初至今也作类似的分期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思想活跃与学术成就（至少是文化等国学上），我们当下恐怕很难超越上世纪初的高度了。
道理上说，中国从来不缺“纵横家”，他们涉猎广泛，在某些方面颇有造诣，但更擅长的，是将多个领域的知识整合到一起，形成更高层次的知识并加以传播，而他自己正在这样的过程中成就了自己。钱穆是这样的，余秋雨也是如此。
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受辱而内心自卑的时日，迎来经济腾飞之际，看看这本书更容易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加深对中国的认同。实际上，这本书也奠定了中国文化史的一种体例。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几位国学大师撰写的《中华文明史》很明显就是套用了这本书的结论，辅之以多门类的资料完成的。一定道理上说，这套4卷本的《中华文明史》的写作企图就在于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导论”两个字去掉。
之前在看文化方面的书，常有所得，偶有所悟，深感欣慰。及至真正深入阅读以后，发现自己所得、所悟别人早已涉猎，不足为奇。
幸也？悲也？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四)：“从前希望在来世，现今希望在国外”
现在有很多人看到社会上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总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更圆”，实在是很应该好好读读钱穆先生的书！
本书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1、先秦时期：确定人生大众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
2、汉唐时期：规划出政治、社会一切规模与制度——抱着“大富则骄，大贫而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均调之”，创建了一个文治政府：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做官之后就不能经商；涉及生活必须的盐、铁等由国家专营，对一般商人又设法征收重税；不仅救贫，而且要抑富；另一个方面，秦汉以后，没有了分封制度，大的诸侯渐渐消失了，因此“封建社会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来”，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况：“大家在教育文化上着意努力，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3、宋、元、明、清时期：发展文学、艺术——艺术表现形式趋向于平民化，着意体现生活气息。一方面，文学艺术称为当官人在繁重政事外的消闲方法；另一方面，一般百姓家都要有些字画，都要伺候些花草，使得人身处其中，可以自遣自适，陶冶情操，有替代宗教的功能。
作者专门提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公平，人们对现实失望，刚好佛教传入中国，因此人人都陷入集体性的迷幻当中，希望在来世能有所不同，那时的士大夫们常吸食“五石散”，并做出种种癫狂之举。这毕竟与儒家“入世”的观点、普遍“经实际用”的想法背道而驰，因此仅仅持续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延续时间不久。
现在的情况与当时类似。中国的近代史很不光彩，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文化没有了活力，要全盘否定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不在于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在于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正如作者在本书结尾处的观点“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赞同之极！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五)：《中国文化史导论》书评
钱穆先生在此书前言中就指出“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中国文化史导论》以纵向的时间轴为线索，从“地理背景”谈及“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虽是自唐虞至明清近代的单线讲述，但并非以朝代为切断的点与点的分立。而是在一种向内看的文化主张下，以“传统”为隐线，从中国人的人生道德观深入感知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结合历史的演进，形成一种“史”的深度。且时时与西方文化作比，在相对的形成中突出中国文化“吸收、融合、扩大”之特征，以区别“分裂、斗争与消灭”的文化发展面貌。 从地理背景入手指出中国文化发生所依凭的黄河各支流，以小区域文化发展为基础，在程度相当后，自然而然地藉此进入大水系，并保有相互间亲密频繁的接触，由此阐述出中国文化伊始便易进入一个大局面。而“大局面”概念在之后的文化发展划分中也是一个基础的论调。“中国文化常由大处落墨，先摆布一个大局面，再逐步融凝固结，向内里充实。”其“大局面”便是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将秦汉时代文治政府下的平等社会发展视为第一步充实，隋唐时代平民日常的文艺发展为第二步充实。并非就文化而谈文化，这种有地理渊源的历史性文化本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落脚点。 作者自持清晰的文化史结构，所书条理分明，其文化发展的划分能清晰地沿着历史的演进而被感知。不论是先秦、秦汉、隋唐、宋以下的大层次的划分，或是先秦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合时期的五阶段划分法，都显示出一种自然的承继沿袭，此归功于作者“史”的把握。 中国文化包括很多方面，但归根究底都保留着一个传统精神，其演进也是在这个传统中演进，不论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文学化了伦理，人生化了文学，最终都折回到人生方面来。钱穆先生处处提点着这一个大传统，让我们看问题能更加透彻，譬如庄老哲学不能走上自然哲学科学的路，正是循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大传统；亦或秦汉以下，封建贵族、军人贵族相继败落之后，中国并不能从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形成商业资本富人中心（虽然在西汉初以“商贾”、“任侠”为代表颇有显著迹象），却是形成了文治“士族门第”的变相新贵族，也是这一大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完全如其政治理论，同样根据人生理想为出发，归宿到人类内心之实际要求上，并不曾就经济而论经济。之后的平民化社会发展更是合乎这一传统精神，这种种都要归于“礼治”的范畴，而追溯之，“礼”亦是西周封建“历史”系统的文化意味。 中国文化“尚会通”，钱穆在文化基础上形成通史观念，注重强调历史事件的联系性，倾向于“先务大体”的历史系统观，对于历史进路的关照也必然照应在文化关照上。如上举，他的这种博通理念在此书中也深有体现，而这不同于陈寅恪先生重专深的关照角度，其侧重对历史的横切面考察，如他在1932年秋所论“晋至唐文化史”中，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论及上述内容时，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讲因果关系是讲“为什么”的问题；而讲“条件”关注的是“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实侧重对历史横切面的考察，由这一断面切入历史本身的广度、多样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在一个多远立体的历史空间中重建信史脉络，他旁搜史料，着意于对史料本身的考辨纠缪、对勘互证，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前者则注重贯通古今式的照察，关注问题某种确定的状态或某种固定的本质，一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把握的“大局面”。 钱穆极力强调文化与历史异名同质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化就是全部历史之整体，历史便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文化的真正意义，无非是在历史的整体内来寻求历史的大进程。 钱穆在“才、学、识、德”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心”论，强调一番广大的心胸和远大的眼光，肯定“站在历史之外研究历史”的当代意义。而此书中亦不乏基于“史心”的文化关照。其对“焚书”事件的评价中，认为这是追随战国以来“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时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实现，而非出于政治上之阴谋与私心，就政治与社会论均是一种同一的文化追求；对“排斥百家”也从自然的文化发展角度定义为是一种有见识的整顿进步，是文治政府建设中学术与政治密切合作的要求；或能够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认为彼时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这些观点都不啻为是一个史学家把握住文化“大局面”，从历史阴谋论的桎梏中跳脱出来的豁然之见。 综上，本书分十个部分论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而于每一处都有存心着墨，能揪出表象下的中国文化之内在精神，终成一个大局面，体现文化的完整性、复杂性与发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