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1000字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是一本由(美)凯特琳·柯林斯 (Caitlyn Collins)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一)：中国妈妈，每况愈下中持续昂扬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二)：“我只是生了孩子，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要惩罚我？”职场妈妈困境背后到底是什么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施晨露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引发热议

“我只是生了孩子，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要惩罚我？”面对这篇爆款公号文的标题，不少女性感到“扎心”。

工作还是带娃？全职太太还是职场妈妈？成为母亲之后，选择坚守职场要面对什么？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这样的“女性困境”话题频频引起热议。

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职场妈妈们还需要轮“第二班岗”。几大招聘平台最近两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职场女性平均贡献了近四成家庭收入，65%的职场妈妈认为自己有潜在抑郁倾向，超八成的妈妈对孩子感到愧疚，九成人认为生育阻碍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提出，职场妈妈面临“竞争的奉献”：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避开家庭责任或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

职场妈妈面对的仅仅是工作与家庭的拉扯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和杨帆是一对年轻的新手父母。作为爸爸的杨帆说，家庭生活的平衡是个体层面的，即便个体再努力，没有好的政策环境，平衡依旧无法达到。因此，准确地说，不是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而是家庭和工作的公平。作为妈妈的沈洋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便是在对女性十分“慷慨”的家庭政策环境下，比如瑞典夫妻共享480天育儿假，且任意一方必须至少使用三个月，女性仍然有权利这样想——我不想把生活全部分配给工作及家庭。“不是工作与家庭的二元对立，女性不是生了孩子以后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时间了。”

引发沈洋与杨帆讨论的是近期由世纪文景推出的新书《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135位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对职场妈妈更公平并能提供更充分支持的社会图景。

在凯特琳·柯林斯调查的四个国家中，瑞典以两性平等政策闻名。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使得瑞典女性很少成为全职妈妈。“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瑞典其实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沈洋认为，基于瑞典的经验来看，政策的确可以改变文化与观念，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实现，男性因政策的推动，越来越多地参与育儿责任。

值得注意的还有德国的福利悖论现象。过去，德国女性可以得到三年育儿假，看似家庭友好型的育儿假政策却没有得到女性的支持。实际上，在三年育儿假期间，女性不仅承担了更多育儿和家务劳动，并且极大影响了事业追求。最近几年，德国将育儿假修改为一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70%的德国妈妈从事兼职工作。“我国在制定育儿假政策时需要谨慎，需要有性别视角。”沈洋说。

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凯特琳·柯林斯也提出，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女性的问题。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需要对各国社会有关性别平等、就业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下。

什么是“好妈妈”？在杨帆看来，社会对于“好妈妈”的想象往往是浮动的，更值得考虑的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好妈妈”。“孩子对什么是‘好爸爸、好妈妈’的标准，是在成长过程中互动构建的。如果单向地接受所谓社会一般标准，并且家庭努力迎合这个标准和期待，并不利于培养孩子圆满的人格。”

沈洋提到，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即便是在将育儿责任更多地交给育儿嫂、住家保姆的家庭中，女性一般也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认知劳动。“比如，奶粉几十种、上百种品牌怎么选？‘双十一’刚过，你给孩子挑东西、买东西花了几个小时，娃爹却觉得你只是在玩手机？所以，在育儿环境比较和谐的家庭中，男女双方都要对彼此的职业内容有更多了解，并且认可对方付出的认知劳动价值。”

杨帆提出了另一个概念——认知过劳。“一些家庭研究文献关注到男女在育儿中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女性大量进行育儿劳动，尤其是以规划、筹备、采买决策等为代表的认知劳动。需要反思和提防的是，‘育儿认知劳动’是否正滑向‘育儿认知过劳’？对育儿要投入的认知劳动的度到底在哪儿？实际上，这种过劳是现在很多家庭，不只是妈妈，也是爸爸的压力所在。”

在杨帆看来，零工经济、线上经济的发展，让自由职业者增多，给了女性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也给了男性参与家庭和育儿实践的更多机会，“这是当下时代的一个机遇。”时代在进步，女性要真正走出困境，还要激发男性的觉醒，从个体家庭到公共社会，是时候重新分配育儿责任了。达成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目标，不应是女性需要独自承担并解决的困境。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对于女性、男性、家庭及职业的主流看法，小到工作构架，与伴侣、朋友、亲戚、孩子乃至同事们打交道的细枝末节，女性需要的是更公平的对待，而非教她们如何去平衡。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三)：他乡的妈妈

2019年，周轶君的《他乡的童年》引发了全网热议，让中国家长在养育鸡娃的疯狂中，看到了外部世界多元化的育儿观和育儿方式。

那么，他乡的职场妈妈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能同时兼顾好员工、好妈妈这两个角色吗？政府、社会、家庭和公司，给了她们什么样的支持？或者，你有深究过：育儿只是妈妈的天职吗？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里采访了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四个不同国家的135个中产阶级妈妈，在4种迥异的家庭福利政策模式下，职场妈妈们获得的支持不同，境遇也不同。

如果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那么他乡的政策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可供参考的范式，给我们一种可供预期和努力的目标。

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拼多多23岁女员工加班后猝死”的新闻刷爆网络，又引发了一轮对996的热议和讨伐。

更讽刺的是，一边是员工猝死，一边是拼多多股价暴涨，虽然这两则消息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不得感叹：我们并没有选择。

“过劳”已是打工人的生活底色，而且有大批量的人是“主动过劳”。这个时代的职场，既不欢迎35岁以上的人，也不欢迎想同时兼顾育儿的职场妈妈。

因为这些群体被普遍认为不能承受高强度的加班，而一些职场妈妈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必须表现得比其他员工更加努力，在大厂工作的同学说：她的同事剖腹产后一周就已经回公司上班了。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第一个问题，各国的职场妈妈有多少育儿假可休。

欧盟明确地将性别平等、女性就业、家庭支持视为所有成员国的发展目标，所以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以及德国等国家，都在制定对职场妈妈友好的政策，让职场妈妈们有充足的时间照顾、陪伴幼儿。

瑞典不仅有超长的育儿假，而且育儿假是性别中立的，爸爸和妈妈都可以休育儿假，政策鼓励夫妻双方平分假期，从政策和文化的角度来推动性别平等，从而让大家意识到育儿不仅仅是妈妈一个人的事。

最为友好的是，瑞典不限制16个月的育儿假一次性休完，在孩子8岁之前休完即可，有些家长会选择后几个月的假期，每个月休息3天。

当然，美国因为是联邦制国家，没有统一的法律政策规定育儿假，个别的州会有单独的育儿假政策，美国的职场妈妈只能把自己的带薪假期用来育儿。

除去休假制度外，职场妈妈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家庭、社会的支持，分担育儿的压力，也决定了她们是否能够轻松地回到职场。下面是各国的调查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到，瑞典和前民主德国地区的妈妈们，不仅能得到来自配偶的支持，还有完善的幼托体系可以依赖。

而在工作方式上，瑞典允许拥有8岁以下孩子的家长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将工作时间减少四分之一，还支持兼职、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制等多种方式，德国的妈妈也有较多的兼职机会，而意大利和美国则完全不支持。

在客观的数据以外，每个妈妈的主观感受也更能直接说明情况。

瑞典妈妈是最有幸福感的一个群体，因为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支持，她们则为是否能成为理想妈妈而焦虑。

很多成功女性都会被人问到一句：如何平衡家庭和生活？现在更多的职场女性都承认：这是无法平衡的。

企业期待一个把时间全部投入工作的理想员工，家庭期待一个尽心照料孩子的理想妈妈，大部分女性都有两个角色都未能扮演好的愧疚感。

她们需要面对的是愤怒的老板、没有同情心的同事，还有不允许她们使用现有政策福利的雇主。

有了孩子的女员工被想当然地认为不会尽全力工作。大部分人的女性都会在职场弱化自己身为“妈妈”的角色，在职场里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绝口不提。

看到瑞典、德国等国家在育儿假、多种灵活的工作方式，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休这么久的假，老板和上司会不会为难我？我还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吗？我会不会失去晋升的机会？

在作者的调查结果来看，仍然是瑞典的妈妈最能够放心地休假、也能继续开心地做自己的工作，因为瑞典推动的性别平等，爸爸和妈妈一样承担育儿的职责，所以职场里的爸爸们也同样会休育儿假，或者早下班去接孩子，包括管理人员和公司老板，所以，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是在支持着政策的落地。

但是即使在瑞典，职场妈妈们也承认：在国企工作休假的容易程度要高于在私营企业。

作者在采访前联邦德国地区的职场妈妈时，意识到“文化与政策在我们或许无法预料到的地方互相作用着。”

德国虽然有着和瑞典相似的育儿政策，但是因为整个社会推崇的文化不同，所以德国的职场妈妈和瑞典的职场妈妈有着不同的境遇。

德国的妈妈虽然能够有较多的兼职工作机会，在男性并不被期待承担育儿责任的环境下，兼职工作意味着很多女性从此放弃自己的志业，并且文化期待她们能够回家照顾孩子，有了孩子还在追求事业的人被称为“乌鸦妈妈”，每一个想兼顾工作与育儿的妈妈都备受道德谴责。

尤其对于前联邦德国的职场妈妈而言，“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仍然是文化主流，尤其是政策已经提供了良好的休假政策、有灵活的兼职方式工作，女性似乎更不应该再在工作上发力。

这里的职场妈妈不能向配偶或者父母公婆倾诉自己的压力，因为会被指责“那是你自找的”。责难不仅来自家庭，其他的妈妈们也会苛责她们是“事业狗”，尽管她们自己也很享受离开家庭去工作的时段。

职场妈妈为了避免自己被贴上“乌鸦妈妈”的标签，就会指责身边其他在她们看来更接近“乌鸦妈妈”形象的女性，比如工作时间很长的妈妈，以及对事业进步很有志向的妈妈。

许多女性本来拥有和配偶一样的学术追求和工作职位，可是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的工作，很多女性在孩子长大后，发现自己无法再回到职场而充满了怨气。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有偿劳动中甘于后退”以及“重新定义成功/降低期望”，是大多数职场妈妈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方法。

意大利和美国的妈妈因为需要承担家庭的经济支出，所以不得不工作，但是即使是向自己的上司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都让她们备受煎熬。

有人在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后，迅速地被上司强迫降职降薪，还有的被迫交出自己的客户资源，更有甚者经历了上司的暴怒“他把垃圾桶从办公室的一头踢到了另外一头。”

虽然工作-家庭冲突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瑞典的政策来看到一种改善的可能性。

“改变文化中母职和父职的定义；重新建立工作制度构架；所有的职场妈妈和她们的家庭都应该得到公共支持。”

作者指出：文化的转变总是落后于例如政策改革等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个抗拒变化、保守着传统文化态度的社会中，要施行先进的、推动性别平等的工作—家庭政策很可能会给妈妈们造成压力，就如同联邦德国女性经历的那样。

文化的滞后或许是无可避免的，就如埃里克·奥林·赖特主张的那样“我们想要一个乌托邦般完美的终点，即便那是无法抵达的地方，仍有一个个我们能够到达的中途站，指引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各国的职场妈妈尽管因为文化和政策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压力，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焦虑：为了达成理想化的母职标准而倍感压力。

完美妈妈的定义是多样的，因为对好妈妈的期待是由妈妈们所在的文化环境以及可享受的工作—家庭政策决定的。

瑞典的妈妈们享受慷慨的政策和强大的支持体系，但是同样也面临完美母职的压力。在北欧国家，大家对于购买服务和物质有着天然的抵触：孩子的饼干应该是妈妈亲手烤的，家里的家具应该是爸爸亲手打造的。

但是有的妈妈更擅长在职场里发挥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囿于厨房昼夜与爱。

当德国的妈妈比其他家长更晚地接孩子时，面对周围人的责难，她也很希望“请让我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

意大利的妈妈抱怨政府，美国的妈妈只抱怨自己。所以美国的职场妈妈把“提高条理性/工作效率”也当做是自己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方法，尽管她们本身已经累到了极限，但是时刻表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将让她们的生活陷于崩溃。

有人说：职场妈妈是时间上的贫困户。太多的职场妈妈已经像陀螺一样旋转，但是仍然为自己不能长久地陪伴孩子而自责。

妈妈们究竟将什么时间留给自己呢？在某个时间段里，她们不是妈妈，不是女儿，不是伴侣，不是朋友，只做自己？简短的回答是，她们基本没有这种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鼓励多元化的完美妈妈定义？职场妈妈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而不是迫于文化政策压力、迫于周围人的评论？

人们对于现有生活条件不满意的程度部分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还有其他可行选择的存在。

妈妈们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的渴望和期待以及她们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解释和解决方式都受限于她们自身的生活世界，是由她们个人的经历与交际、组织和习俗构筑出的，女性能够为自己想象的就业与育儿的所有可能。

政策支持需要去满足妈妈们做出的多样选择。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应该有一个政治程序，在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过程中让女性的声音得以被听见，让女性的意见得以被作为参考。妈妈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定新政策的时候，她们的观点应该被获得充分了解和优先考虑（还有爸爸们的观点）。

最后，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可期待的社会：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权利尽情参与到有偿劳动和家庭照顾之中。

愿天下的妈妈早日过上瑞典妈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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