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的读后感大全

　　《独异性社会》是一本由[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著作，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6.00，页数：2019-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独异性社会》读后感(一)：书评

　　挺好看 真实的社会体现 不同人的心理层次有不同的体会 推荐看 异性之间都有着独立的心理 行为思想，当异性的不同的接触 认识 了解之后 关系可能会发展为 朋友 恋人 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性别有着不同的对待方式，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又是人们社会实践中的根本问题,所以它构成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独异性社会》读后感(二)：独异性社会

　　现代晚期，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时代千人一面的普适性开始遭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独异性的诉求，即向往和追求独一无二。德国文化社会学者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捕捉到了这一动向。在这本《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中，莱克维茨重点剖析了晚期现代社会中独异化的趋向，及其对普适性造成的危机。到了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晚期，一度遭到扬弃的文化追求又重新抬头，各种创造与小众受到热捧，个性成为高端的代名词，与之相对，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则沦为底层。根据莱克维茨的观点，独异性社会尽管尚未完全摧毁普适性，但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而已。

　　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 [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 / 巩婕 / 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9-6

　　子扉我 2019年春 季风异次元空间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6月11日，发表时有改动

　　《独异性社会》读后感(三)：《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作者：德国，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6月1日-书情 罗东

　　这几年，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大数据“算法”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它不再只是隐藏在APP背后的技术，而是变成一个被反思的对象。“算法”也因此成为人们去理解一些互联网公司野蛮生长的解密钥匙。“算法”的执行，一方面计算不同用户的特征、需求和偏好，以提供差别化的服务，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高度组织化、精密化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前者创造个性化，后者遵循技术理性，两者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结构逻辑。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莱克维茨的判断，当今社会正在发生一场现代的结构转型。而算法及其矛盾，亦可置于这场转型中来思考。他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独异性社会”。所谓“独异性”是指从个体、经济、文化、政治到宗教都在追求独特性、差异化，张扬个性，发展辨识度，并借此获得认同。定制产品而非流水线产品、亚文化而非主文化、极端意识形态而非常识共识，变得更受欢迎。不过，莱克维茨并非认为独异性晚近才出现，它与理性并存于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只是在结构转型中一跃成为主角。他无意对此评判，而是要去呈现这些变化的结构性逻辑及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经验教训。

　　《独异性社会》读后感(四)：回复Kelvin[未注销]《独异性社会》中的人名翻译和一个事件

　　谢谢您指出这些人名的翻译，有翻译错的，我虚心接受，还有几个我做了一些查阅，供您以后参考。

　　书中人名加的外文，是出版社加的，应该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有两处注错了，是Olaf和Elias的名字，我会反映给他们。不过有些错确实是我犯的，比如菲利普. 库克，普字应该在圆点之前。此外

　　1. Thomas Cook不是人名而是公司名，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查阅一下相关网页。公司中文名称就是托迈库克。您用Thomas Cook百度一下，就能找到这个公司的名称。我想这个译法有可能是香港来的，就像劳斯莱斯那种情况一样吧。

　　2. Georg Simmel也是同样的情况，作为名人，他的名字还是不能按字典附录中的人名表来对着翻。他有几本译著在中国出版过，我是参照了译著的译名，比如杭州大学出版社的《现代性的诊断》。

　　3. 原文中是Uwe Groh-Samberg，不知为什么在书中注成了Olaf。Olaf在正文中没有出现，脚注和文献中有的。 这个我会反映给出版社。

　　4. 2011年的于特岛惨案，确实发生在挪威。这个是我的翻译错误。感谢指出！

　　5. Friederike Bahl 我在文中翻译为弗丽德里珂﹒巴尔，因为这是一位德国女性学者，按您的译法就看着是男士的名字了。男子名的“弗雷德里克”写法与女名不太一样，是Friedrich，德译汉时会译为“弗雷德里希”。

　　书的装帧问题，我也会一并反映给出版社。 感谢您的细心阅读和意见。

　　《独异性社会》读后感(五)：当一个保守主义者谈论所谓“独异性”

　　一本令人失望的书，原本看的过程中计划给3星的，看完结论只好给2星了。前半部分虽然观点并不出奇，启发了了，但好在还是围绕主线展开；越往后则越散漫，变成杂烩乃至扯淡了。实际上， “独异性”是个蛮有意思的主题，它自古存在，只是人们界定它和对待它的方式不同，也就是说它的意义是相对的，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但本书作者却全然将其界定为客观存在的特质，仅仅从“赋值”（即赋予价值）这个概念（也是个很平庸的概念）出发，拉拉杂杂，从文化产业到市场经济到市民社会、新自由主义、数字经济……凡是可以扯上“赋值”的都被拢进筐里，试问世间万物哪样不可赋值？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最后的结论，谈了一堆“独异性”，原本指望作者可以从中延伸出某种激进至少也是进步一点的观点，孰料作者吐露出来的却是担忧，认为独异性将带来“认同危机、自我实现的危机和政治危机”……他甚至说出了“激进的独异化”这样的话。这个最终结论暴露出作者严重的社会本位倾向，也与他将独异性视为全然客观性的视角有关。这样的视角让他完全看不到当今社会的“独异化”所蕴含的个体能动性以及可能的变革性能量，“独异性”在他笔下竟成为一种威胁和危险……

　　与这一论调相反，韩炳哲则认为当代社会的典型特质是“他者的消失”，也即同质化暴力的盛行。同质化一词类似于本书作者所说的“普适性”，但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更多是对普适性的留恋，但糟糕的是他把他个人这一对过往普适性的留恋硬说成是大众的，声称独异性会让人们愈加怀念理性秩序、均一文化、稳定个性等等。作者自身持有的这一保守主义倾向让“独异性”变成了一种负面因素。没错，作者眼尖地发现了当代社会的“独异化”趋势，但最后却否定了它。这可真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此外，该书所探讨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布迪厄在《区隔》（中译本题为《区分》）一书中早就讨论过的。作者从“赋值”角度所界定的所谓“独异性”，无非也就是布迪厄所称的“品味”，但本书作者却完全没有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阶级本质。实际上，一种肤浅的、浮于表面的直观叙述一直贯穿本书始终，也就是说，除了罗列了一些现象并把它们装进“独异性”这个筐，本书实际上并无谈得上深刻的洞见或解析。

　　总之，一个好的题目+一通肤浅的论证+一个坏的结论=一本糟心的书。

　　《独异性社会》读后感(六)：《独异性社会》中的人名翻译和一个事件

　　首先，感谢译者百忙中私信我，甚为惶恐。其次，本人仅是普通读者非出版业人士，存在错误在所难免请勿见笑。本人也非哲学专业，外语水平有限，无暇阅读外文原书和研究区分自由主义的流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外行的其实是我。好了，说正事，就是本书的人名翻译存在一些错误。

此处应修改为托马斯·库克此处应修改为菲利普·库克此处应修改为莫拉利奥·拉扎拉托此处应修改为乔治·西美尔此处应修改为奥拉夫·格娄 - 萨姆贝格此处应修改为弗雷德里克此处应修改为（Norbert Elias）

　　以下这个是顺便看到的，我稍微搜索了一下中文网页，2011年瑞典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而2011年7月22日挪威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于特岛枪击案，而凶手是个极右翼。

2011年挪威于特岛枪击案

　　书翻得还算是比较小心的，无奈扉页要掉下来了

扉页

　　以上就是个人对本书的一些意见，仅供参考。

　　《独异性社会》读后感(七)：制造吸引力

　　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个性，如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说是世界性的现象。然而，不用细想就能明白，这在中国也不过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因为传统上中国文化并不鼓励人“做自己”，相反是要求你“成为社会希望你成为的人”，而这意味着压抑自我，尽量按照社会规范行事。在这样的社会里，标新立异是应受谴责的“出风头”之举，也远不像现在这样，需要花那么多心思来“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事实上，随着“自拍”兴起的自恋，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现象。

　　这种对独特个性的突出强调，以往常被简单地看作“个人主义”，但德国社会学家莱克维茨则从更宽广的视野出发，认为这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独异性社会”。这意味着社会上的任何机构与个人，如今追求的都不再是普通、常规，而是要与众不同，独异于人，甚至哪怕是同样的商品，也要有自己不同的玩法，所谓“有态度的消费者”。在海量的信息中，没有特点就相当于没有存在——至少是没有存在感，因为存在感是与吸引力成正比的。

独异性：我异故我在

　　这远不只是“个人主义”而已，因为它已经成了社会的期望，需要通过精心策划和创意活动来加以展现。如果没有自己特色，无论是城市、商品还是个体，都不再能吸引人，而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吸引力”几乎是最致命的负面评价。如果说在推崇理性的时代是“我思故我在”，那么如今则是“我异故我在”，没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事物得不到任何关注，在象征意义上就差不多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之前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中就已提出，“本真性”作为一种道德理想有助于现代人摆脱面临的困境；但作为社会现象的研究，这方面以往更多受人关注的其实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因为艺术品尤为注意独特性和创造性。美国学者理查德·彼得森在其经典研究《创造乡村音乐：本真性之制造》中指出，大众所以为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风格，其实是商业流行文化的产物，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也是《独异性社会》中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我们所以为的那种特殊性，并不只是个体早就具有的，而是“从头到脚都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凡是社会认可为独一无二的，那就是独一无二的，这又很自然地鼓励社会机制生产出更多独一无二的事物出来。

　　在发达国家，这也是直至1980年代才兴起的社会现象，是对早先那种现代性的一次反叛。在此之前，标准的现代社会代表就是那种“适应社会的人格”，是穿着乏味、标准西装的中产阶层；而到了后工业时代，这种强调规范化、普适性的社会规律开始失去主导权，在这个最新的社会结构转向中，只有非标准化、不可置换、不可比较的东西（也即“独异性”）才被赋予更高价值，受到更多瞩目。简单地说，重要的不在于“它值多少”，而在“我觉得它值多少”。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赋值”。所谓“赋值”，就是将一件事物赋予价值，很自然地，越是独特、越有吸引力，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高；反过来，今天还被看作卓异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掉价为平庸无奇。公众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却又喜新厌旧，于是意外蹿红和突然冷落都变得相当平常。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某一个体究竟有多独特，常常并非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外界如何看待。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那种买卖双方理性计算的市场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当下的吸引力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处在观众立场的第三方的喜爱。

　　不难看出，这种赋值所根据的通常都不是事物或个体的客观价值，而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与情感，而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评价，几乎不可避免地又是受文化支配的产物。正是我们身在其中的文化，决定了我们为何将某些事物、某些人看作独特，赋予其极高价值，又或将其打入冷宫。和以前那种认为“劳动决定产品价值”的工业社会理念不同，“吸引力”却是一种很难用工作量来界定的文化主观感受，也许你努力创作的无人喝彩，而另一些时候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毫不费劲就意外走红了。

　　这也就是近些年一直有人在说的“注意力经济”，所谓“争夺眼球”，意味着商品的关注度和名声都成了关键的文化资本。事实上，这是公认的基本广告原理：法国广告巨头阳狮集团的格言就是“差异化”，而美国营销专家罗瑟·里弗斯早在1950年代初就提出了“独特销售主张”（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USP）理论，都旨在强调标准化的工业产品之间只有细微差异，因而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有差异化的特点能让消费者记住。现在大行其道的创意经济、文化产业，正是从这样的母体中诞生的。只不过以前，“创意”是产品的“附加值”，而现在，通过文化的赋值，人们为这“附加值”所愿意花的钱，甚至远远超出了其成本和劳动价值。

　　当然，这些并非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的创意经济尚不发达，社会意识也仍是工业时代精神，体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创意”是不值钱的，只有“实”的产品才值钱。但现在，至少也越来越多人愿意为创意、为体验买单——而所谓“体验”，其实就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人们去郊外采草莓，自己下地劳动还乐意比市场上买现成的草莓花更多钱？因为他们得到了“体验”，而这用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无法解释。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人、所有文化和生产活动，势必都要不断“求新求变求突破”，因为正如本书尖刻指出的，“没有比上一季的冷门货更无聊的东西了”。这势必召唤一个能够不断产出创意的机制，意味着初创产品必须要不断有自己的创新特点引起市场关注，还需要周密的市场规划。这方面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还不是制造业，而是在文化领域，特别是电影工业：一部电影有没有看点、是成为大热门还是票房毒药，不仅仅取决于内容、导演、演员这些事前可评估的因素，还需要了解观众心理，制造看点，这还不够，还需要院线排挡、得到影评口碑支持，可以说每一步都需要不断地实时应对。

　　正因此，本书还遗漏了关键的一点：这也意味着对以往生产模式的颠覆，尽管作者也充分认识到独异性的生产与传统的工业流水线截然不同，但大体只是强调这一生产如何突出个体差异，然而事实上，这要求生产模式上的彻底变革。像以往那样研发两三年，再推向市场的做法，在很多行业已遭受严重挑战，因为等到研发生产出来，可能又已经过气了，现在不是“先生产、后消费”，而是反过来，要先了解消费的动向，再去指导如何生产，否则生产出来就滞销。在这样的模式下，前端变成了后端，而后端却变成了前端。

风险社会中的个体自觉

　　在此值得更进一步讨论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势必意味着市场的动态变化更难预测、调控，风险也势必更高了，因为显而易见，想要持续不断地保持吸引力是极其困难的，不但需要一直推新出奇，最好还都能制造热点，而一旦踩的点不对，却可能前功尽弃，瞬间就在世人眼里变得一文不值。这是一种不可控的意外经济，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形之下是无法实行计划经济的——当然，反过来说，计划经济能催生独异性社会吗？

　　答案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可调控的标准化生产，人们也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消除了短缺和无序之后，才会更坚定地追求自身个性。在物质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势必会寻求意义：生活是为了什么？只有能给我们带来意义的事物才有价值，才有吸引力，才能满足我们对意义和个性的追求。如果说在以前的年代，人们甚至还会觉得工业产品比手工产品更好、更坚固耐用，那么如今时代变了：千篇一律的产品已经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体现在经济中，就是人们变得比以前更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人和事物花钱，并且只要喜欢，多少都不嫌多，因为这些都彰显着个体的自我价值。

　　这也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复苏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偏重物质和规范，而反过来觉得“东西不重要，能体现我个性的才有价值”。这种独异性的追求其实是对此前理性束缚的逆反，在这方面，反乌托邦小说是历史的先声，它们都刻画了被去个性的人的悲惨处境，而最后这些乌托邦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个人主体性的觉醒。

　　由此也可以让我们反思另一个问题：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有一本《世界是平的》风行一时，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人才都可以进入全球网络中，是可替换的，但现实看来没这么简单，因为独异性社会的逻辑其实要求的是人才的不可替换性。这带来的是劳动主体的觉醒，要求每个人在工作中更能创造性地发展自我，只有这样，才更能受到社会认可，既凸显自我个性，又更能在一个动态的市场条件下获得更高的价值。

　　这样，人们对工作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老一辈注重那些“稳定”的工作，但年轻人却厌恶那些“没有创造性”的重复劳动，甚至宁可少点薪水也更愿意去做那些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有人说非常讨厌“屁苦都没吃过的小青年对农民、街边烙饼、扫大街这一类职业的浪漫化”，但事实上这却是人之常情，是很多人对自己刻板生活的反叛，就像日本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也有很多城市青年返乡，而越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工作越受欢迎，因为本质上说，对衣食无忧的人们而言，他们想找的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只不过深入其中也可能发现，现实并不那么美好——就像广告公司的“创意”，说是创造性活动，其实往往劳动强度极高而丧失意义。

　　问题是，在“吸引力经济”之下，成功往往已不是实际劳作的必然结果，有时莫名其妙就一夜爆红了，这自然会让很多人坐立不安，也指望同样获得关注，但这成功往往连成功者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成功的，后续也就难以复制。这对以往那种推崇勤奋的价值观是毁灭性打击，却会鼓励人们进行投机，绞尽脑汁地搏运气。

　　更致命的是，正如艾柯曾说的，在这样的流动社会中，“为了不坠入默默无闻的黑洞和被人淡忘的漩涡，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展示自己”，他们疯狂地渴望出名，已经到了没有羞耻心的地步，而不择手段地获取关注，为此做出再多出格之举都不在乎。这可不只是意大利人如此，一如丹尼尔·贝尔早就断言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关注重心已经从“道德”转向“个性”。

　　但这与其说是人们道德败坏，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在这个社会中，单靠勤奋已经无法像父辈那样获得体面的生活，在赢家通吃的吸引力逻辑之下，少数成功者已经与大众拉开鸿沟，而大部分人则跃跃欲试，所谓“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是“创新社会”一个新的两难：要持续获得关注必须有深厚的积累才能保障稳定的产出，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又恰恰需要不浮躁地远离热点。或许，适合这种时代的并不在“持续”获得关注，而是在遇到风来的时候尽可能地兑现，因为风向是难以琢磨和把握的——但真正的赢家并不是那些身段灵活、总能贴紧风势的人，而是能制造风势的人。

　　这样一种社会机制，对个体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他们既要面对不断变化的风险，又要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与存在感，不紧跟时势容易落伍遭淘汰，而紧跟时势又可能太浮躁而丧失自我，乍看很有个性，其实却不过是受潮流驱使。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前后推搡中，个体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一份他人无法代劳的事业：活出自我。而这，最终将通向个体的精神自由。

　　*已刊2020-04-25《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改为《注意力经济下的独异性社会，没有特点就没有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