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的读后感大全
《余英時回憶錄》是一本由余英時著作，允晨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50，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余英時回憶錄》精选点评：
●时也，命也！余英时先生的求学历程真乃坎坷多艰，辗转东北、北平、香港、波士顿，其中不变的是拳拳向学之心。关于向宾四先生求学和写张光直先生两段，读来真是感动，希望我的路能有所成！
●个人经历讲述如何从大陆脱离是最大亮点
●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
●与钱穆先生的师徒之情极动人，另可见高明学者的读书路径，以及在港台、哈佛的学术交往情况。
●从生命历程回看作者学术研究发展脉络之个中缘由，更加体悟到人生阅历与思想变化的可相互关照。一生数次迁居，让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不同时空（乡村、城市、大学与社会）内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活动。其中钱穆对余做研究的提示、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的历史发展的论述值得再次翻看。张光直先生实在“生不逢时”...
●如果读过余先生略记生平文字或者看过其采访视频，那么这本书就可不必读了。所扩充的内容，大概也是序文提及的记者塞进去的，有东拼西凑之嫌。（序文的意思或许是：这本书不是我写的。）比起前些日读的蒋梦麟《西潮》，真诚度可差远了。
●29.09.2019
●这本书应该叫《余英时治学回忆录》，全书都是围绕先生的治学经历展开，由此切入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各种话题，而与此无关的内容仅有的几处也是一笔带过，完全可以忽略。从篇幅、架构到行文，仍有访谈录的影子，回想前面的作者自序，更觉得是话里有话。篇末讲述的张光直先生的经历，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在台北读完就卖给二手书店了，一百台币
●一位身边的好友强烈推荐，我在好奇之下也买来一读，由于工作的原因，从2018年的尾巴读到2019年的开头。大家的作品自然是不一样，平白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人生的种种含义。我读完最深的有两个感受：①人的命运很多时候真不是自己能定的，曲折离奇的事太多，人定胜天有时真的很苍白；②世间的大势是一定的，永远要相信那些普世价值的，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一)：筆記
- 這本回憶錄不算很長。余表示本來沒有打算要寫回憶錄，但十幾年前有一位來自廣州的記者對化進行系統的訪談，及後又做了很多資料收集，促成了這書的成形。
- 書中的內容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他出生後到來香港前，第二部份是談他在香港求學的經歷，第三部份則是談到他到美國唸博士的經歷。
- 書中的文字很有余的風格，十分理性，有條理，真的是個嚴謹的學人。
- 余年幼時在安徽老家的山村長大，對傳統中國的農村建立起第一身的理解。他也介紹了當時的生活，文化狀態，與外界毫無連接等（如對五四毫不了解，也從沒聽說過共產黨等）。
- 就五四運動的理解，他也在書中做了分享。他認為應把五四理解為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國知識分子在回應外來衝擊的探索。他也說明自己在後後的學習過程中，認同了自由主義的價值，深受胡適等的影響。
- 他當時在東北、家鄉等地聽到很多蘇聯、共軍的惡行；而他也在思想上不認同從日本輾轉過來的'共產主義'。
- 事實上49年時他在燕京大學唸書，50年代初才去到香港與家人團聚。他提及當時已差不多要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及後才意識到那種集體對人的改造。他描寫到自己在探望家人後打算回京，火車卻在石龍壞掉，自己在過程中反複思考並決定留港照顧老父的心路歷程，驚心動魄。
- 香港的部份，他寫了很多自由中國陣營、第三陣營的文化工作，也有談及新亞書院時期跟隨錢穆的經歷。當時美國在香港的影響力蠻大，支持了很多文化工作，足見香港在冷戰格局的戰略位置。
- 他在香港及美國求學的篇章談及不少學人、自己的學問追尋等，但自己不大了解這些內容，也就讀過去就算。
- 余在書中留下了很多線索，如引述胡的書信、錢穆的書信，或者會留下自己的論文、某個學者的書藉等，對後來者要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幫助。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二)：余英时先生《余英时回忆录》读后
余英时先生年届九十高龄，于2018年底新出大作《余英时回忆录》，所有关心现代学术史的人都不可不读。兹不谈内容，只谈余先生的为学与处世。
余英时先生无论人格还是学问，俱臻最高境界，当得起“圣贤”之称。 在人格上，“他敢于面对天下，面对中国，面对一切人间黑暗，并敢言敢写敢说真话，敢于进行坦率的政治批评与社会批评，绝没有中国文人常有的酸气、矫情，更没有奴才气。他是当今中国一个毫无奴颜与媚骨的真正知识人。由于他生性耿直，所以嫉恶如仇，见到文化大革命这种「牛棚」现象和其他种种专制和人间的不平现象，就愤而直言，说出他人说不出或不敢说的话。他说这些话，究其根本，是在替他精心研究的「士人」仗义执言，抗议权势者对知识人的压迫和对优良学统的摧残。他批评郭沫若等的依附权贵，又竭力肯定陈寅恪、顾颉刚、吴宓等的学术原则和关注他们的命运，无非都是在维护知识人的一点起码的尊严。从表面上看，则是「很文化」、「很人性」。有些对人间黑暗从不置一词的聪明学者，给余先生扣上「反共」帽子，无非是要借此抹煞余先生的巨大成就，并让普天之下都来预设对知识分子的专政和对中国文化的肆意践踏的合理性。其实，在文化高度极权的条件下，余英时先生的人格才是中国最缺少也是最宝贵的人格。” 在学问上，“余英时先生继承了钱穆先生的优秀学统，又加以发扬光大。在地下休息的钱先生看到自己的学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定会感到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余英时先生在其导师手臂的推动下，不仅用中文写作，而且用英文写作，不仅在华文世界产生影响，而且在英语世界里产生影响。余英时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一个为中国也为人类工作的人。他虽然立足于探索中国文化思想传统，虽然富有故国情怀，但他的精神创造却超越中国而具有人类性的普世价值。在人文科学被政治所奴役的时代里，在以西方史学哲学为「典范」的环境中，一个中国学者能如此灿烂的屹立于世界文化的面前，实在是中国人文科学的光荣。”
敬请诸君一读。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三)：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
19年6月在香港购得此书，当时也是香港风波的起始阶段，特意在中环湾仔尖沙咀一带游走了一番，当时尚感到尤为平静，大概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后来书带回家里无法寄走，这个假期终于在家读完。对作者书中所述人生中三次最为重要决断与转折时刻感慨良多，一次是返港省亲，返程时在广州转车，意外误了北上的火车，在车站等车期间经历了一番内心的“天人交战”，认为回北京有百非而无一事，最后毅然决然决定放弃回燕京大学而折返香港，作者自称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第二次是在新亚读书时因缘际会获得了哈佛燕京社的访学机会；第三次是在哈佛访学期间又偶然获得了师从杨联升转攻博士学位的机会。人生中真是有太多偶然，好像是生命中的一次次的“换气“的间隙，而在这些偶然中如何抉择，则取决于决断的能力，以及思想之格局。从求学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家学渊源，还是在新亚师从钱穆、唐君毅，再到哈佛师从杨联升，余的经历充分地说明了“名师指路”的意义，可是碰到一个好老师，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偶然。
另对书中记述第一阶段在哈佛求学的中国现代学人时，提到陈寅恪时，引述了陈寅恪跟吴宓交流时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印象深刻：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这段对中西学术之优劣长短的对比判断不可不谓入木三分，最后几句话余英时认为“却是石破天惊的预言，今已完全证实了”。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四)：读《余英时回忆录》有感而发
余英时先生在【序】中说道：一个时代的回忆之作愈多，后人便愈能掌握它的历史动向。这本回忆录主要讲述了余英时先生自己从1937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求学历程和学术生涯。因为余英时先生自己的背景，这本回忆录便是以一学人的身份来展开的，他自己提到，“自己的学思历程，无论得失如何，也许可以献给新一代求学的朋友们，作为一种参考”。
本书在问世之前，便引起全球华人社会很大的关注和期待，我自己是抱着想多了解余英时先生本人的兴趣来关注这本书的，一方面因为他是钱穆先生的大弟子，一方面知其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我想钱穆先生对故国历史那种“温情与敬意”应该在余英时先生身上有所传承，这一点我认为在余英时讲“鹦鹉救火”故事时已有所体现。这些是钱穆和余英时先生他们的著作吸引我的根本原因。其次，之前陆续收过很多钱穆和余英时先生的作品，但其撰述的题材我涉猎极少，因此决定以后再细读之。这是我先选择读余英时先生的“访谈录”或“回忆录”的原因，先了解其背景，再了解其学术著作，这样不至于太陌生而无从下手。于是，我便陆续读了这些“访谈”“回忆”的作品。不久前读过的陈致著《余英时访谈录》，其中一些内容在《余英时访谈录》中也有所体现，两者互补，可一起来读。
再说《余英时回忆录》的内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几处，首先是作者关于“五四”的解读，意思“五四”依然在路上，至“五四”百年之际，作者的论断我认为可以算是一个警钟，发人深省。另外，余英时先生的几个重要转折点对其影响之深不是我三言两语能概括全面的，感兴趣的朋友可通过读这本书来做一了解，如果不是火车坏了的那几个小时时间，余英时先生转念一想改变最初回大陆的决定，后来他的生活极有可能发生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后果不堪设想”。再者，回忆录中先生对其良师益友的回忆文字也让我为之动容，那些“为了学术而学术”的一群学人经历，是极其令人敬佩的，我们后辈或许有人具备“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而无“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环境，一句“大环境不允许”使多少理想为之破灭，我想这一点是应该进行深刻思考和改变的。不要让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说“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一句不断上演。“回忆录”中，作者提到的国人去哈佛求学的三个阶段，最后一阶段的很多学人不是不想回祖国做贡献，而是因世事难料，政局动荡，无法回国，但他们正因为这一机缘巧合，让“汉学”和“中国研究”立足于西方，让中国文化走了出去，也让西方更多的了解了中国传统，使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从雏形走向成熟，这些学人都是功不可没的。其中还有内容，不便赘述，就此打住。
【序】里面余英时先生有透露下册撰述事宜已有所讨论。期盼下册早日问世，以飨读者。这本书的问世和李怀宇先生是分不开的，这点值得一提。最后，借书后语做读后感的完结，“在一个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时回忆录》的问世，不啻暮鼓晨钟，发人省思”。
《余英時回憶錄》读后感(五)：余英时回忆录
读完《余英时回忆录》，最大的感触是历史是该有所印证，学问是要授业解惑，而非传教。这本书是余英时先生的自传，从在老家安徽潜山接受私塾教育，到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在沈阳中正大学学习，后因战争原因迁居燕京大学读书，再后来举家来到香港，师从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开始学习研究。余英时说“钱先生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价值系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直接向他灌输。钱先生教学注重“授业”和“解惑“，“传道”即寓于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授教”的方式。后在钱先生推荐下来到哈佛进修，并再读博士学位。在读博士之前，他征询钱穆先生意见，钱穆先生写信时表示，希望他能回新亚书院，他说：“我愿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将毕生治学心得传授给你。”但因为家庭原因而在美国生活，后来还是遵守承诺回到了新亚书院。余英时见证了百年中国的动荡历史，陈独秀介绍给我们“德先生”与“赛先生”，但民主与科学被政治所利用，而并未发挥其最初设想的作用，五四运动在今天依旧尚未完成。余英时说：今天回顾广义的“五四”，我们不能不承认“民主”和“科学”是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因为德、赛两先生虽久已入籍，却仍未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地安家立业。“科学”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技”，是“艺”而非“道”，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则是“尊”而不是“亲”。
余英时还讲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缘由，中国知识人最初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救亡”的药方时，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由于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价值相近（如“均”、“公”之类），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不同的错觉在“五四”以后仍然不断出现，如认定共产主义才能给人以“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总之，“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而铸成的大错”。
中国为这一选择付出了最可怕的代价，但在发现这是大错之后，竟不得不走回头路。市场制度、私有财产、阶级分化等都回来了，但却出于不正当、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败竟成为这一畸形的内在特色。赵紫阳曾称这一体制为“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其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是在法律范围内靠勤俭起家，而是由于与政治权力有密切关系，获得种种特权与法外的方便。其中还有一些人更是化公有为私有。在这一特殊怪胎产生的体制中，仗势欺人是正常现象，而且不公平的程度与日俱增。p52
陈寅格在一九一九年就曾说“中国人乏精深之思”、不重视“精神之学问”，而“偏重实用”，今天比一百年前只有远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种种变动，“中国之实业发达”竟已实现，而“中国人经营商业之长技”也获得最高限度的发挥。所以今天中国人成为“世界之富商”者，比比皆是。但对照之下，“以学问、美术等造诣”而言，今天的中国比陈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发此议论时不但未有所改进，反而更落后了。中国人向国外科学刊物而被发现为抄袭的事件，时有所闻。仅此一端，即可知“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还未能在神州大地上得到广泛的接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书店很难找到余英时先生的书了，电商搜索这三个字也毫无结果。余英时先生花费毕生精力在研究古代历史上，以史明鉴，对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但现在我们连一本书都很难找到，对他研究思想更无从得知，实在是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