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明治维新》读后感精选

　　《未完的明治维新》是一本由[日]坂野润治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页数：2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完的明治维新》精选点评：

　　●新年第一看

　　●仅就内容而言，篇幅过于短小，史料单一简略，分析模糊无力，读起来像是语文理解例题集。可能是为了出版排版压缩了内容？

　　●意犹未尽，简略了点

　　●不太懂日本史的我，阅读感觉也很好，突出了人物，故事也讲得比较立体

　　●较为简略地梳理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政治思想演进路径，读完也似有“未完”之感。最受启发的是回到历史语境去理解强兵、富国、立宪制、议会制四个话语之间内在的矛盾与轻重，这是惯于一锅炖的中国人常习焉不察的（想起24字核心价值观，一笑），以及同一个话语在不同时代语境中所呈现的不同意义与分量。这既是治学方法，也是一种政治思想资源：本来右翼的“二次维新”也都是借由对之前话语的重新解读而展开的。

　　●这本书不算差，但也绝不能算好，内容还行，中规中矩，标题不太贴切。

　　●我太太的译书，近期出版。

　　●读完似有未完之感。同样是维新，日本之变革背景与维新人士之思想与近代中国竟如此不同。

　　●一本关于日本幕末到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史著作。着眼于当时日本内政的争执与走向，各派人物的主张与斗争的此消彼长，又因为国内外局势，最终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明治维新。尽管明知维新可以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但通过本书也应当看到在主导维新事业的内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不仅有主张对外对内的区别，即使是都倡导内治有限的也有议会路线和开明专制强调富国路线的区别。当然，如果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后来这些目标都一一实现了。只是对于这些当事人永远未完而已。

　　●补一课

　　《未完的明治维新》读后感(一)：国家的“完成”与先驱的意志

　　《未完的明治维新》读后感(二)：本来以为这本书可以给出很多问题的答案

　　或者至少可以给出找到答案的线索。

　　有些失望。

　　篇幅过于短小，因此无法满足作者宏大题目背后隐藏的野心，也无法满足我作为入门读者对明治维新那段历史想要更多细致了解的愿望。

　　而且由于篇幅过于短小，因此使得本书的结构和逻辑都有些奇怪，甚至到作者的一些结论，让人觉得不着边际。

　　比如作者将明治维新中的士族力量分为四大派（差不多算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了），所谓“强兵”，“富国”，“立宪制”和“议会制”，并分别为它们指定了四个首脑：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并且认为1880年前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这四大派围绕四大首领对路线实施权力的争夺。这样的设定很有新意，但限于篇幅，论证明显不够。而且，总方针一致，仅仅是因为对路线的实施时间和实施方法的看法差异，就会导致四大派的相互敌视甚至于仇视，甚至导致了西乡派的鹿儿岛起兵造反？不管是从本书，还是其它关于明治维新的书中，都很难看出这样结论的合理性。

　　此外的一些结论，甚至让人觉得作者的逻辑简直有些可笑了，比如，“‘强兵’路线的核心是让日本与中国这个东亚强国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但，“没想过占领中国的领土”。姑且不论历史事实如何，光就作者这样的描述，读者显然很难理解作者的逻辑，以及“强兵派”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作者其它一些结论也还是挺有趣的，比如说，主张“富国”的横井小楠把“古代中国的理想社会和眼前的欧美文明视为连续的脉络”。呵呵。

　　《未完的明治维新》读后感(三)：书摘丨不应把“富国强兵”视为一个关键词

　　在日本近代史的几个关键词中，媒体人田原总一朗把“富国强兵”排到第一位。

　　田原总一朗在撰写《日本的战争》时，曾经来过我在东京大学的研究室。记得那时候我正在办理退休手续，准备去千叶大学任教。所以我还清晰地记得，田原总一朗的来访是1998年3月末。

　　在那之前，虽然我常把“富国强兵”这个词组连在一起说，但一直在著作中强调，“富国”和“强兵”其实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政策。因此，我告诉田原总一朗不应把“富国强兵”视为一个关键词。田原总一朗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却仍追问道，他知道“富国”和“强兵”不同，可是到底是谁率先把“富国强兵”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的？

　　那是9年前的事情了。作为一名马上就要从东大退休的日本近代史专家，面对SUNDAY PROJECT节目组新闻工作者的“突然袭击”，我居然无法做出正面回答，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汗颜。

　　这件事让我一直抱有遗憾，因此在阅读幕末时期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的言论时，我特意查找了“富国强兵”这个词组。结果发现，9年前我的回答是正确的。

　　1864年，西乡隆盛谈论“富国之策”时，比起“富国”，他明显更加重视“强兵”。与之相反，1860年明确使用“富国强兵”一词的横井小楠主张的却是“富国论”，而非“强兵论”。

　　尽管我很早就注意到“富国”和“强兵”这两个口号的区别，但是对于我们这代经历过1960年7月19日岸信介内阁结束、池田勇人内阁上台的历史学者而言，这种现象太过理所当然。

　　说到100万人示威运动，可能大家会认为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述，类似于“白发三千丈”之类。然而1960年5月岸信介内阁强行通过《日美新安保条约》后，日本确实爆发了规模多达100万人的示威运动。这100万个日本人先是强烈主张“和平与民主主义”，可是过了不到1个月，他们却转而被池田勇人内阁的“收入倍增计划”吸引。那时，一个大学前一天还能轻易聚集2000人参加示威，后一天却连100人都聚集不起来了。

　　今天的诸多研究已经证明，其实池田勇人内阁的“收入倍增计划”只是延续了岸信介内阁的经济政策，两者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可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为了反对岸信介内阁的安保改订，100万日本国民愤然示威，而当池田勇人的收入倍增内阁成立后，他们却不再聚集在街头。毕竟，“强兵”内阁和“富国”内阁在政治史上截然不同。

　　《未完的明治维新》读后感(四)：译后记

编者按

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译者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过翻译工作，尤其是学术翻译极为艰苦、琐碎，出版社能给的酬劳又有限，在大部分单位还不算科研工作量。启微自创立以来，有幸得到了各位译者的大力支持，现陆续发布他们的译后记，以表谢意和敬意。

宋晓煜

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为中日文化比较、中日近代思想史、近代翻译史。

董然/摄

决定翻译《未完的明治维新》一书是在2017年12月。彼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已有一年多未曾翻译过书籍。可是当这个机会摆在我眼前时，我“作死”地主动请缨，选择在博士论文最后阶段完成这本书的翻译。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书作者是坂野润治先生。坂野先生是日本近代史的著名学者，1998年从东京大学退休，现为东大名誉教授。我在名古屋大学留学，虽然研究领域与日本近代史有所关联，却与坂野先生素不相识。虽未谋面，心向往之。2012年我就阅读过坂野先生的著作《日本近代史》，直至今日，名古屋大学的书店里仍能找到该书。

坂野先生的《日本近代史》出版于2012年，介绍了从1857年到1937年的日本史；《未完的明治维新》则出版于2007年，聚焦1864年到1880年日本的历史巨变。两书的研究时段不同，也就决定了两书的写法有所差异。《日本近代史》因为时间跨度较长，所以每个历史事件的描述必然不会太过细致。虽则如此，却足以让读者了解近代日本的概况。与之相比，《未完的明治维新》因为时间跨度较短，所以更加生动，该书把政治家之间的博弈娓娓道来，让我们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而是深入到政界的内部。不仅能从中了解到历史人物做了些什么，还能了解到他们的性格、志向、他们表面的主张以及内心真正的想法。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在日本家喻户晓，曾被日本历史剧、历史小说等多次刻画。或许是因为日文版的主要读者是日本人，而且有些人物、事件在日本太过有名的缘故，该书在叙述部分事件时有所简略，即使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可能仍会令中国读者感到些许疑惑。不过，耐下性子多看几页后，就会渐入佳境。至少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讲，读到第七章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时不禁扼腕叹息，读到尾声时则有热血澎湃之感。在坂野先生的笔下，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

总体而言，《未完的明治维新》是一本由史学家严谨考证、又不失趣味的著作。虽然翻译期间诸事繁忙，我的翻译态度却绝对端正，整个翻译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的。“痛”在于要用偏古体的中文翻译幕末、明治时期的日语引文；“快乐”在于学习到了许多有趣的内容。

最后，感谢责任编辑李期耀老师为本书出版做出的诸多努力，感谢复旦大学王广涛老师对译文提出宝贵的意见，感谢名古屋大学前野みち子老师、九州大学坂井华海同学为本书引文的翻译提供技术支持。若有误译之处，责任都在译者，还请读者给予指正。

宋晓煜

2018年8月10日

正在翻译

　　《未完的明治维新》读后感(五)：明治维新，在财政上是一场灾难

　　这本《未完的明治维新》讲述了1864年到1880年的日本巨变，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合纵连横、波澜壮阔的明治维新画卷。作者坂野润治，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著有《近代日本的构造》《昭和史的决定性瞬间》多部作品，堪称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江户幕府能自发演变出资本主义吗？

　　中国人高度赞美明治维新，暗含了一种隐秘的心理：日本原是撮尔小邦，愚昧落后，和中华一样闭关锁国，只不过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善于学习西方，搭上顺风车发达起来。我大清放不下***上国的面子，学习西方的时候半推半就，所以才落后。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佩里黑船的一声炮响带来了明治维新，正统史家把维新描绘成开天辟地的划时代事件，仿佛日本的现代文明，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任何一个近代化强国，都不是无源之水，中国历史学界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范式——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同样适于研究日本。如果佩里的黑船晚几年到，江户幕府是否能产生内部剧变，自发演变出资本主义？元禄年间(1688～1703年)的日本物质丰裕，不逊色于康乾盛世的中国。江户时代中后期，当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改革，旧制度显示了充分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第三次改革，即天保 (1830～1843年)改革时期，各藩的改制变革力度超过了幕政。明治变法的诸多措施源自于此次藩政改革，全民兵役制由长州藩首创，秩禄公债（武士下岗再就业的国家补贴）最早是土佐藩设计的，租税改正（土地自由买卖，以货币收税）也是西南几个藩率先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

　　江户幕府较之明治政府，更有资格符合孟德斯鸠的“混合宪制”（the mixed constitution）。德川家族的将军受各方制约，诸侯大名分割了他的土地，大阪商人握有他的钱袋，有民谚云“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名义上他还不是最高统治者，要臣服于崇高的天皇。

　　“混合宪制”束缚了幕府的身手，不能大刀阔斧地清除政治上的阻碍。在天保改革中，萨摩、长州作为小藩，很轻易地管制住辖境内的工商业，而且采取了赖账、查抄寺庙地产等不光彩的手段，最终攫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幕府跟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走上另一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佩里黑船来航之后，幕府改革开放，打破了德川家康闭关锁国的祖训，放宽参觐交代制度，派遣出国留学生，建立西洋兵制，士兵们脱下和服，穿起西式军装，配备使用步枪火炮。庆应二年（公元1866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台，他是江户政权里的开明派，开启一系列改良政策，清退尸位素餐的冗员，派弟弟去参加巴黎的世界博览会。

　　庆应改革的内容跟维新派主张的差不多，无非是兴办工厂，建设海军，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方针路线截然相反，佐幕派奉行经济自由化，撤销国内关卡，鼓励商业的流通，甚至有能力自行建造军舰。 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感叹：“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

　　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下层武士的革命。《剑桥日本史》曾举例，下关的货运商人白石昭一郎，款待了400个倒幕志士，可是更多的町人（日语里町人的意思为商人）站在幕府那一边，江户每一项实业融资几乎都获得满足。

　　维新派和佐幕派的制度竞赛中，自由资本主义的效用厚积而薄发，统制经济立竿见影，短期内积累了强大的实力，但长远来看，长州、萨摩输掉竞赛的可能性很大。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各方面都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江户幕府不然，德川家的社稷江山仍然稳固。尽管遭遇财政危机，但政府还没到要破产的地步；尽管西南雄藩号召倒幕，但更多的大名处于中立阵营；尽管尊王攘夷学说传播，但将军仍受到尊敬，公卿们最激烈的想法，也不过是把德川庆喜降格为普通大名。

　　幕府控制的领地上，有全国土地最肥沃的关东平原和金融中心大阪，城市化程度也远高于各藩，江户的人口超过百万，是整个萨摩藩人口的15倍。在1867年第二次征伐长州失败之前，征夷大将军还没遭遇过败绩。即便在鸟羽伏见战役失败后，德川庆喜没耗尽元气，本可以顽抗到底，由于将军本人厌倦政治，双方谈和，成全了“江户无血开城”的美事。

　　明治维新的剧本分为上下两部，前半部分是推翻旧制度（L'Ancien régime），后半部分是建设新国家，在传统史学叙事里，大反派幕府倒台，明治君臣上下同心，日本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维新诸豪杰们上台后迅速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过往学者划分派别，按照立宪路线分为德式和英式，或者按照出身阵营划分为长州和萨摩。坂野润治独出心裁，分出板垣退助(议会派)、木户孝允(立宪派)、西乡隆盛(强兵派)、大久保利通(富国派)四个阵营。

　　早期明治史就是四大派别争夺领导核心的党争史，“征韩论”、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各派别互相摩擦的产物，路线斗争最终在西南战争达到高潮，争议公开化，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财政层面上，明治维新是一场灾难

　　1912年天灾人祸导致日本农村凋敝。各家报纸的头条标题透露悲观情绪，“丰年的歉收·国民新体验”（《中外新闻》），“悲惨的儿童”（《读卖新闻》），“景气好的是卖剩饭的”（《报知新闻》）。单看报纸，还以为这是民不聊生的幕末，其实这是明治天皇在位的最后一年。

　　从财政上来讲，明治政府昏招频出，失误连连。作为国策之一的“殖产兴业”，翻译成马克思的术语，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政府花大价钱开办一系列国企，投入高产出少，财政亏损由政府买单，失败轨迹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如出一辙。

　　幕末时期，长萨两藩厉行统制经济，获得实业上的成功，有着闭关锁国为前提。一旦质量更好的洋货涌入，本土的工业制成品将受到冲击。官营事业天然具有人浮于事的弊病，明治政府曾高度重视丝织业，民部省牵头主办了富岗制丝厂，办厂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让全国纺织业来观摩，推广新技术。为了展示全套设备，工厂的规模铺得很大，账目全是赤字。

　　在货币制度上，伊藤博文青睐金本位制，原因是这套制度为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基础。全盘西化者把金本位当作文明国家的象征，他们觉得只有像美国一样允许纸钞自由兑换本币，日本才能被称为文明国家，不顾本国长期通行银本位的实际状况。仓促改革后，货币混乱，黄金外流，政府不得不把国内金银比价与国际脱钩，阻止危机蔓延。

　　考虑到明治政权的财力远超历代，他们的失败更加不可原谅了。废藩置县后，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是幕府时代的四倍。大隈重信实行积极财政，使得政府的公债翻了四倍，达到2.5亿元。为了保持中央财政力量，富国派不惜开罪他们的阶级兄弟。大久保利通推行秩禄处分，也就是暂停发放武士阶层的现金补贴，把这笔钱转入公债。

　　农民受到的损失同样严重，明治政府实行地租改正，按地契价格确定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碰到经济不景气，米价下跌，官府照样能向农民收税。受苦于新的农业政策，和歌山茨城、三重、爱知、岐阜等县接连起义，明治前十年里，农民暴乱接近200起，超过了德川三百年农民暴乱的次数。产业界凋敝，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在财政上不啻于一场灾难。

　　在富国派眼里，改革的转型阵痛是值得承受的，只有获得超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西化改革。扩大财源甚至是当初倒幕的一大因素，德川幕府“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不能从民间增加税收，所以维新派要取而代之。

　　学者秦晖曾论述，明治维新是秦制代替周政的过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代替了松散软弱的幕藩体制。早在德川时期，太宰春台等儒者就意识到，日本比明清的吏治国家，更接近于周代封建，江户“宛然三代之制”。

　　明治君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权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维新进程再往前推进，就是大众民主政治，那些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新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无代表不纳税”的论调。明治政府不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之所以显得比较进步，是因为草莽志士突破幕藩体制的束缚，荣升高位，酷似春秋时期的“陪臣执政”。

　　在文宣方面，维新派的成功更加显著，他们夸大改革的阻碍，营造了守旧势力顽固反动的假象。长期被认作为艰难的废藩置县，实际进程很顺利，大久保利通和板垣退助分别说服了各自的藩主，交出权柄，其他大名跟进。

　　德川时代的大名们，实权远远小于晚清的曾李诸位总督。在幕藩体制下，大名很难进入朝政中枢，地位上也不如公卿高贵，在版籍奉还后，大名能够入朝为官，还跟公卿一同列为华族。废藩置县诏书颁布的当天，伊藤博文根本不在乎此事，他的注意力放在大藏卿的人选上，给井上馨写信希望大隈重信能够获得任命。

　　笔墨最浓重的文宣污名化则放在“最后的武士”之称的西乡隆盛身上。

　　西乡隆盛从维新功臣到乱臣贼子

　　西乡隆盛是维新诸位豪杰里，最受大众欢迎的一位，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里渡边谦饰演的虚构角色，明显以他为历史原型。西南战争的败局，增添了一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剧色彩。

　　明治政府里威望最高的是西乡隆盛，门生故吏最多的是木户孝允，处理政务最多的是大久保利通。维新三杰的关系，如同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形成了一个集体领导的制度。

　　明治四年，实权人物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去欧美考察，太政大臣三条，在维新成功后沉湎于美酒，不问政事，西乡隆盛猝然大权在握。无数野心家梦寐以求的权势，西乡隆盛在不经意间获得了。

　　根据立宪派的提议，内阁应该由维新功臣掌握，而各省厅应该交给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然而西乡隆盛不慕权势的天性，浪费了机遇，以致于实权落入事务官的手中。尤其是富国派代表、大藏卿井上馨，时人把他比作中世纪日本的权臣平清盛，这相当于中国人称呼某位大臣为曹操、霍光。

　　如果说中华民国是假民国，那么日本则是假皇国，此时明治是象征意义的虚君，议会民主制尚未确立，一班官僚侵夺了天皇的权力。西乡隆盛的心情，只有辛亥年后的中国同盟会成员能理解，“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

　　由于西乡隆盛的名声过于显赫，大隈重信不方便直接对抗，就把他塑造成有勇无谋的莽夫，说：“西乡是善于破坏的英雄，却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福泽谕吉代表了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观点：一方面抨击西乡隆盛的政治态度，他太迂腐，不识时务，开历史倒车，另一方面坚决捍卫他的荣誉，称赞他的美德，西乡是政府的牺牲品，值得同情，尤其是政敌对他的诽谤，让福泽谕吉感到愤怒。

　　坂野润治指出，西乡隆盛对改革的阻碍并不大，政府实行废刀令的时候，他袖手旁观。萨摩的武士划分为十个等级，西乡家排名倒数第二，他很难对这套制度抱有好感。西乡隆盛觉得武士失去特权其实是好事，能刺激他们下基层，跟群众打成一片，改变江户时代那种尸位素餐、骄奢淫逸的习气。

　　在召开国会的议题上，西乡同样积极赞成。真正的分歧在央地关系上，支持地方分权的西乡隆盛和中央集权的大久保利通，重演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路线之争，富国派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强大的吏治国家，才有能力实行近代化改革，并极力推迟对台湾、朝鲜的征服。如果贸然发动战争，会流失金钱，最后反倒诱使英国进来经济侵略。

　　征韩论导致西乡隆盛下台，大久保利通实行“殖产兴业”，后果有目共睹。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街上到处能看到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儿童。大多数武士的就业状况不佳，“迅速陷入贫困者十之七、八”，失业者跟自由民权运动合流，发动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等一系列动乱，当西乡隆盛在萨摩发动叛乱的时候，民心在朝廷和贵族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鹿死谁手未可知。

　　萨摩军队之强盛，如果放在战国乱世，足以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争霸，然而在明治时代不足以跟全民服役的军队争斗。叛军在最强盛时，军力也不超过2.2万，而明治政府派来的第一批军队就有3.3万人。倒幕战争的性质是一群武士战胜另一群武士，西南战争则是全民战争，服役训练过的平民战胜了武士。

　　日本在三十年里走完了，西方人在三百年里的近代化道路，因此萨摩武士从维新功臣沦落到乱臣贼子的速度格外快。美国的南方奴隶主集团从华盛顿、杰斐逊演变到罗伯特·李，历经了两三代人的时间，西乡隆盛有生之年就遭到了败局，他最终以富有浪漫主义的自杀结束一生。

　　死的西乡比活着的西乡更适合塑造历史形象，日本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下《坂上之云》等一系列小说，张扬明治时代乐观和进取改革精神。维新志士轻生死、好侠义的风尚，成为上佳的宣传材料，西乡隆盛本人就带有江湖豪侠色彩，他跟月照和尚的故事脍炙人口。

　　幕末镇压义士，萨摩藩主命令西乡逮捕月照，交给江户赔罪。忠义两难困境里的西乡隆盛，与月照泛舟于鹿儿岛湾。两人对吟对饮，相拥而泣，双双投海自尽。被船民捞上后，西乡获救，月照已溘然长逝。日本义士的皎洁操行激励了中国的同侪，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反扑，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赵氏孤儿的两位主角）、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司马辽太郎极力渲染英雄气概和革命罗曼司情愫，这系列小说把明治史写成了英雄人物的个人传奇，无意探讨金本位、通货膨胀、工业化。如果实在无法避开这类严肃议题，就采取和稀泥的手法，“西乡隆盛好心办好事，功过三七开”“秩禄公债、租税改正的弊端，只是日本前进探索路途中的一段小挫折”“明治是积极向上的的时代，只不过被昭和军阀引入法西斯歧途”。

　　其实两个时代是无法割裂开的，明治的全民皆兵演变成昭和的穷兵黩武，明治的殖产兴业演变成昭和的财阀干政，昭和年间的种种错误，都能在明治时期找到祸根。坂野润治深入政治世界的内部，讲述了各个派别之间的博弈，使读者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

　　文/柳展雄

　　洪宪三年雪月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