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日本经典读后感10篇

　　《创造日本》是一本由[荷] 伊恩·布鲁玛著作，理想国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创造日本》读后感(一)：许知远：日本到底是什么？

　　作为方法的日本

　　文：许知远

　　《创造日本：1853-1964》（导读）

1.

　　“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撰写的后序中，梁启超这样感慨。

　　这是1897年末，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过两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意外地大败于日本，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并付出了两亿两白银的赔款。这场战争最终将中国从昏睡中叫醒，她不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还可能有亡国之危险。

　　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战争，还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烧了圆明园，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战，都未给中国带来震撼。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它们都是来自远方蛮夷的挑战。但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视作中国的附属国，即使它不从属于朝鲜、越南、缅甸这个序列，也相差不远，它被轻蔑地视作“倭国”。日本的胜利还撕去了神秘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

1895年4月17日，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日本马关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戏剧性的是，在短暂的敌意之后，日本成为羡慕与模仿的对象。1887年写就的《日本国志》长期无人问津，此刻突然受到欢迎，几个书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绪皇帝也成了它的读者。人们相信这本书蕴含了日本富强之秘密。另一位维新者康有为干脆劝光绪追随明治天皇，像后者再造日本一样再造中国。当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维新者向他寻求变革中国之建议，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担任客卿，直接指导一切。

　　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却并未减弱。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成“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未来中国的领袖们——从军事家蔡锷、蒋介石到文学人物鲁迅、陈独秀—都是其中一员。流亡中的梁启超，将横滨变做他的知识生产中心，他在这里编辑的报刊被偷运回国内，塑造了一代中国知识人的思维。在国内，清政府参照日本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维新派官员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在这高昂的热忱背后，中国人又对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启超备感叹服的《日本国志》真的能给予中国变法以参照吗？驻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无讥笑地说，倘若根据《日本国志》来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记载来理解今日中国的时局。敏锐的观察者如黄遵宪，也很难洞悉日本的变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国师自居的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向光绪描述的明治维新是出于自己的臆想，还得出这样的荒唐逻辑—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变法成功，以中国这样大得多的规模，三年就可以了。

《日本国志》出版于1895年，是黄遵宪用8年的实地调研所撰写的一部日本研究著作。其中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进行的介绍为近代中国输入了全新的宪政理论思想，推动了清末宪政改革。

　　对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维新者来说，日本令人着迷，既因它突然获得富强的能力，也因为它可能导向某种速成之路。在20世纪初的东京，到处是为中国学生所设的速成学校，从语言、法律到军事、政治，这些青年人想用几个月，最多几年来掌握一切。他们以同文同种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诀，他们也同样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诀。

　　当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很少有人记得黄遵宪与康有为的插曲了。在中国的革命史叙事中，他们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邓小平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参观新干线时感慨：“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邓小平与20世纪初的维新者一样，他们在东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图为驰骋在富士山下的日本“高铁”新干线，于1964年开始通车运营。被誉为“子弹列车”的新干线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

　　日本再一次成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视作富强之表率一样，战后日本则被看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故事。这个日本故事没有持续多久，就因股市与地产的崩溃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彻底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21世纪到来了，东京的商场、旅店与公园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读卖新闻》、NHK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报道。中国媒体不断重复着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论调。日本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评论家们提醒中国不要重复它的经济泡沫与萎靡不振。

　　但中国游客很快就发现，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他们还是想在银座买下一个马桶盖，去逛京都的寺庙，感慨日本乡村之整洁、人民之礼貌，追着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日剧《深夜食堂》。一些时候，21世纪富有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我们对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滞后。中国知识分子们谈论此刻日本时仍常引用《菊与刀》与《日本论》，前者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的著作，后者则来自民国时的戴季陶。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

2.

　　在翻阅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时，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这是一本紧凑却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页的容量里，作者对近代日本进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来袭作为现代日本的开端，传统的日本秩序开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来源。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是全书结尾，作为主办国的日本特意设立了一项无差别组的柔道比赛，但当自己的传奇选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输给荷兰选手后，他们接受了失败，将掌声给予了胜利者。

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最后双方于次年签订《日美和亲条约》。这也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条约。

　　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最后双方于次年签订《日美和亲条约》。这也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条约。

1964年10月10日至24日，第1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举办。这既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亚洲，也是日本第一次进入奥运会奖牌前三甲。

　　“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布鲁玛写道，他相信这标志着现代日本转型之完成，它对世人展现了一种更成熟的姿态。

　　倘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着迷于日本所代表的富强秘密，伊恩·布鲁玛则钟情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艰难。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亚洲、欧洲与美洲都有着广泛游历，敏感于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出生于荷兰这一背景或许还增加了这种理解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是日本窥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兰学也是想获得新知的日本学者的唯一选择。他也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熟起来的文化批评家，确信个人自由与普世主义，常以怀疑的姿态看待各种“文化特殊论”。

伊恩·布鲁玛，《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顶尖思

　　在这本小书中，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读到他们熟悉的命题。同样面对西方之冲击，为何日本成功，中国却失败了？在作者看来，日本文化之边缘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国式自我中心的庞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轻易把目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展开一场新的学习。日本也从不是集权的社会，并存的天皇与幕府给予维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间。

　　但更重要的段落却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或刻意忽略的东西—富强背后蕴含的黑暗。明治维新在军事、工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日本从未进行完整的现代政治改革。日本尽管制定了宪法，“但立国基础不仰赖政治权利，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这个政治制度也要为日后之失败负责。天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却不参加具体之决策，也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正是这种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将日本拖入了二战，就像一位高级官员的回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一种对应的自由文化从未建立起来，对西方之焦灼感与威权文化的影响，都让它步履维艰。从一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也蕴含着两面性，它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着迷于对外扩张，整个国家被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着。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以倡导西方文明著称，竭力推动日本获得平等地位，当听到战胜中国的消息时，他兴奋地跳起来。即使在更为开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会也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投入天皇的“圣战”反而让人感到放松。

日本东京街头的现代化气息。

　　伊恩·布鲁玛明显地善于处理一个更开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细节尤其妙趣横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淇淋雪葩”，他这样描述明治人物对西方之仿效。他对于大正时代的银座则写道：“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茶店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因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这表面对西方的羡慕与追随，总是让位于嫉恨与对抗。直到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才打破了这种循环。日本终于呈现出东京奥运会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吗？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中，昔日的财阀与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据了主宰。在21世纪开始的东京，不止一个日本人向布鲁玛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来袭，他们觉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闭。在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让人不禁想象，倘若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大胆地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

　　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

　　【福利】

　　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一书，由理想国于2018年3月出版，目前在京东商城、当当网、理想国微店都已上架，在售中。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前去购买阅读。

　　发广播晒书➕豆瓣评论截图，并 @理想国 ，主页君挑送一位同学，送出看理想“梁文道✖️陈丹青✖️马世芳”明信片一套。

　　《创造日本》读后感(二)：【免检推荐】这个荷兰学者，又对日本有话说了

　　年后，“理想国译丛”又有新成员加入。从首刊8册起时至今日，译丛已安安静静出了20余本，也以封面上千变万化的字母“M”，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忠实书友。

　　译丛不断有新作者加入，熟悉的名字也不时有新作诞生。随着出版书目的增加，旨在“透过别的世界的经验看我们自己”的这面镜子，可以在这个缺乏耐心和好奇心的时候，提供来自他人的经验和看待世界的多重视角，也能够旁观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沉淀和思考的轨迹。

　　世界处于瞬息万变中，中国及其他国家都在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在这个坐标系变得多维且复杂的新时代，中国一方面对比西方，一方面也少不了和近邻明里暗里的较量，比如和日本。

　　“大国崛起”的骄傲自满造成对世界失去探求欲望，拿中日关系来说，除了在网络上宣泄情绪，中国的年轻一代有多少曾有意识寻求跳出固化印象的途径，去思考我们和这位近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看一个来自西方的局外人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性的。出生于荷兰伊恩·布鲁玛，先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转向于专研日本。作为已在“理想国译丛”出版过两部作品的作者，2018年他即将有新作《创造日本：1853-1964》问世。

　　伊恩·布鲁玛有长期游历亚洲各地的经历，并长期为多家西方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他的文化背景和专业知识让他在看待亚洲，特别是日本问题时，有着敏锐且独特的视角。

　　这次，伊恩布鲁玛更是展开篇幅，用优美的文字和精炼的结构，将近年来研究日本的成果凝结成书。新作《创造日本》，从对日本来说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黑船来航”事件说起，叙述了它于近代经历改革国力突飞猛进，成为二战轴心国之一，战败后与美国和周边亚洲国家的微妙关系，直到成为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奥运的现代国家。

　　我们先来谈谈他之前的两部作品《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和《罪行的报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回忆》，希望能够让你了解这位专注日本研究的荷兰学者。

　　《罪孽的报应》并不着眼于二战本身，而是聚焦战后德日两大轴心国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曾经以学生和编辑身份在日本及周边其他亚洲国家待过多年的布鲁玛，在一路的所见所闻中形成了研究日本和德国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想法。而对于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的中国读者，这也是本书最值得关注的部分。

　　为它撰写导读的徐贲说，这是一本类似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的一些游历作品，可以称其为“政治游记”。他和一般的研究性著作不同，由于其中包含从游历、见闻、对话、访谈到文学、电影等多种手法，书中段落生动有趣，可一段段分开阅读，也可在其中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鲁玛认为，德日表现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政治”，而非通常观点所提出的“文化”。他从政体的改变和国民政治的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战争受害者”印象的宣扬及天皇制和纳粹极权的区别这四个方面着手，思考和探究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

　　在布鲁玛看来，简单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粗糙的对比无法对这一差异做出有力解释。他在总结了各方看法和理论之后，提出了一个新角度：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为止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说到底，对于历史的解读绝非孤立的，它必然受到现在的影响，总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这本书中还对纪念碑、博物馆等等的历史实体，做出了很有趣的记录和思考，对有同有异的国家政党做出分析。得出最大的思想果实是，当领袖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

　　他认为政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大众有意识、有能力将暴力团伙连同他们的野蛮，通过选举、监督、立法等手段踢出领导地位的政体，才能让和平这颗种子结结实实的生根发芽。

　　中日关系由于历史的旧账和现实的新问题总是十分复杂和脆弱，而中国新一代如果只是抱定简单的固有印象，深受各种抗战神剧的影响，变得愤愤不平却缺乏反思和了解，则更是无异于未来发展。对于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的种种表现，是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个更好的认识，使得启发新一代关于与这个近邻未来关系的思考。

　　布鲁玛对于二战余波的兴趣在《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中继续深入。1945年，二战进入尾声：旧世界已经摧毁，新世界尚未成形，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一切皆在变动之中。作为二战结束之年的1945，它背对着硝烟还未散去的废墟，面对着百废待兴的未来，注定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间点。

　　《零年》一书在延续布鲁玛风格的同时，变得更为系统，结构上的变化并不影响他继续提供新鲜视角。相较《罪孽的报应》中细致的史料考证，《零年》是对1945年全景式的展现，视角平推、重点细节特写的手法更加游刃有余。研究的目光不仅盯住战败国，还将战胜国、光复区和殖民地等这些被大事件的强光抹去细节的灰色地带，重新拉回舞台。

　　许知远为这本书写下导读，并在其中给予作者和作品本身极高的评价。

　　在某种意义上， 他与奈保尔、保罗·塞洛克斯、珍·莫里斯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许知远看来，布鲁玛对于他人文化和生活的广泛兴趣，对于历史暧昧部分的探索，呈现出与16世纪人文主义者和18世纪启蒙思想家相似的基本态度，他列举表现人类基本情感的事例，展现多样的文化和历史面貌，却从未忽视思想的清晰性和道德严肃性。

　　布鲁玛擅长的“政治游记”写法也得到保留，他详尽还原所见所闻中的各种故事，从法国女小说家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到为了日本献身而成立歌舞团的昔日艺伎，用一个个具体事例展现了他考证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它既是真实严肃的历史事实，又充满故事般的遐想。

　　被低估的历史重新见光，显示了作者力图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中跳出，他探索着属于父辈的历史，是因为希望它可以提供某种参照。在一个所有体系都在战火中被动摇、毁灭的新时代起点，并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没有纯粹的对与错。如果利用恶可以达到正确的结果，或者打着正义的旗号可以获得暧昧的利益，那么战后零年的主色调，大概就是这种值得推敲的大片灰色了。

　　1853 “黑船来航”事件

　　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1945年，在胜利和重建的热切情绪中，有无数曾被忽视的细节值得一再分析。战争是历史周而往复的爆发，而人性和规则才是从不缺席的日常。

　　许知远在结尾处写到：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时代飞速前进、新鲜事物不断刷新生活的当下，布鲁玛将目光回到现代世界开始的那一刻，他提醒着人们回望被忽略的历史，也同样强调了一种需要被重视的新视角：理解历史中存在的灰色地带，也是防止陷入一种标签化的固定思维最好的方式。

　　更多书评请移步【云禾的彼得潘】

　　《创造日本》读后感(三)：平成之末 回望日本

　　在平成时代最后一年，看到了布鲁玛所著《创造日本》，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创造日本近现代的明治大正昭和时代。

　　私以为本书以三方面而推进。一为讲述近现代日本发端于明治时代民族主义思想。根源于大和民族内心深处的寻求承认的斗争自古以来便促使日本不断学习中国。这种寻求身份和优越感的认同发展到近代，便是1853年黑船袭来后的疾风骤雨般的近代化运动。山县有朋主导的民族构建使得日本民族主义高扬，其中之表现便是和魂洋才与脱亚入欧。1885福泽谕吉发表的《脱亚论》与次年清国的长崎事件似乎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脱亚入欧成了热词，古老的汉学被束之高阁。1894的日清战争1904的日俄战争，更是使得明治时代日本民族主义走向激昂。而这一主义跨越大正，来到昭和，就成了种族主义，也使得日本成为了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恶魔。也正是这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清算，以及东京审判主要责任人天皇的缺席，在昭和后半便导致了对二战的洗白。而这种优越感以及日本的和平宪法构建了世界上放弃战争权的国家，这又是一种优越感，两相叠加使得在极端右翼分子和主流保守派的影响下，日本人对于二战的愧疚心似乎渐渐消失。正如作者的《罪孽的报应》中生动的描绘的那样，正直的史学家家永三郎与保守派政府法院关于历史问题的斗争正反应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未消亡，而这一切的源头似乎正是来自明治。

　　二则为日本高层的权力软弱化。自明治以来，日本政府就鲜有核心政治人物的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名义上权力无限的天皇和萨摩长州等强蕃的派系势力。进入大正デモ时代，政党加入了权力分配，但依然缺乏真正的领导核心。既没有西方式的宪法法治保障，又没有合理的民主问责制，在国家建构上高层权力又软化，下克上风潮盛行，于是缺乏全盘统筹的日本，就在下级军官的冒险里走向全面战争。陆海两军在与美国开战的问题上各怀鬼胎，首相又无法说动军部，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没有真正的权力核心的日本就在稀里糊涂中与美国不宣而战。战后的日本似乎亦是如此。55年体制后，自民党也不是一个纲领性政党，亦不是一个靠着魅力型领袖而统治的威权政党。而是一个由多个派系联合组成的没有总核心的政党。就在这派系政党和官僚的合作，博弈中，日本从昭和走到了平成。无核心的联合协作政权似乎一直是日本的惯例，早在14世纪左右的室町幕府也就是诸大名的联合体。其中的力量最大者便是幕府将军，但足利将军并不能有效的控制全国。亦或者，此种无核心的联合协作恰恰是日本集团主义的一大特征？

　　站立于2018年3月的平成之末，回首日本的近百年往事，中国当以此为鉴，保留我们改革时代的干劲与进取。5月即将改元，也不知下一个时代究竟如何，带着对未来的期待日本也在前行。平成之末，时代精神早已崩解，右翼极端民族主义也使东亚外交前景微茫，无核心这一问题似乎在安倍政权予以缓解。但旧的问题之外，又舔少子高龄化，科技革命 美日新关系，中日东亚博弈等新问题。平成之末对于日本似乎又一个失序时代。

　　《创造日本》读后感(四)：被创造了的日本

　　可能永远都无法被任何一种解读所囊括的本质，才是历史。才是类似于这样的特殊时代背后“秘密“所在。而面对日本的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显得格外好奇。这个好奇当然包括了这段历史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剧烈的民族伤痛的历史时期，但同时也仍然存有一种羡慕和学习的心态在其中。

　　读这本书，起初是书名有些吸引我。“创造日本“是个很宏大的标题。做为一本偏向于政治学的日本解读书籍，我猜想，作者最初创作这本书的立意是探讨日本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中所蕴藏的”秘密“。必须说这是”秘密“，因为日本的历史中，从幕末到明治维新的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日本在几乎全盘的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却又似乎完好的保存了自己。这无疑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对照东亚诸国的情形下尤其显得特别。这背后似乎必定存在着某种我们所未曾觉察和了解到的“秘密”才符合人们的想象。事实上，本书之前，早就有过无数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各种角度试图解读这一段历史，但包括本书在内，始终都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囊括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所有意义。

　　但，可能永远都无法被任何一种解读所囊括的本质，才是历史。才是类似于这样的特殊时代背后“秘密“所在。而面对日本的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显得格外好奇。这个好奇当然包括了这段历史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剧烈的民族伤痛的历史时期，但同时也仍然存有一种羡慕和学习的心态在其中。

　　为什么明治维新没有发生在中国，为什么甲午战争没有打败日本，为什么战后日本可以快速崛起。这一系列围绕着日本的拷问，最终汇聚成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效仿，这常常就是中国人对近代日本历史探寻的核心思维。即便是翻开这本【创造日本】，那篇由著名理想主义文人许知远撰写的序言中，仍然不时地透露出了这样一个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拷问。

　　显然，“许知远”们仍然希望从这个近邻的身上寻找出一个出路。但其实读完这本【创造日本】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的将“创造日本“变成”创造中国“。除去历史的偶然性，日本特殊的政体，特殊的文化，甚至包括了在东亚与中朝之间微妙而特殊的历史关系，决定了它可以走出这样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出来。当然，也正是如此，也最终将它推向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从日本身上功利的寻找出路是困难的，甚至是绝望的。这无论放在一百年还是今天都是如此。甚至这样的思维本身，可能也背离了去探究这一段特殊历史本源的意义，模糊了我们去理解这段历史的视线。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如何了解到现代日本是被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为何要将截取的历史时期从幕末一直写到了战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曾经“邪恶”的日本和如今做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日本之间无法隔断的前因后果。

　　这本书的结尾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泡沫经济时代的颓废日本似乎跟那个狂热的明治维新的日本恍若隔世，作者说如今的日本人期待再来一次“黑船事件”来打破这腐朽衰败的一切，巧妙地对应了本书开头的地方。但，不管这样的希望是否发自肺腑，也不管这代不代表了日本人的群体意志，听起来都令人唏嘘，仿佛看到了某种历史的轮回。

　　《创造日本》读后感(五)：创造日本书评

　　全书从明治维新到日本经济崛起，其中的关键部分都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日本走向二战和德国走向二战的政局是不同的，德国是因为一个强人和一个强党，但日本并没有出现政治强人也更没有政治强党，这一点很容易被人混淆，以为日本和德国是相似的。日本当时缺乏政治强人，但不乏政治团体，军人团体，而且彼此之间互相不团结，侵华战争和对美战争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全面的计划，很多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居然胆大的打了起来。二战之后，日本虽然进行了改革，消除了军人团体但其实利益团体没有变化，变成了公司的利益团体，各大公司和财团与政治勾结。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偶然性，很大程度借助了美苏对抗，当然也与日本人的努力和认真本性有关。但这种利益团体构成的政治格局缺乏远见性，因此在90年代的时候没有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因此是日本在90年代后处于不发展状态的主因。很多人说什么日本因为和美国的一个广场协议被黑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这显然不能成为主因，一个协议如何导致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停滞多年根本说不通。日本在电子、汽车领域占有优势，形成了利益团体，但这也恰恰阻碍了技术革命和新时代的到来，日本在面对信息时代的反应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不如中国，丧失了本来拥有的优势。因此日本一直以来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缺乏有远见的深谋远略，这本书细看说明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