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读后感1000字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是一本由[日] 丸山真男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5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精选点评：
●就算在现在读来也很能理解当时的读者“崩溃的声音”这样的评价了。像第一卷的文，比起读确实是更直接更身体上的“听到”。
●体现出了日本学人的思维范式，还是很有趣的。
●此版、林明德版、日文版对照着读了一下，发现本书的翻译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原版14页"「政令の帰一」とか「政刑一途」とか呼ばれるこの過程に於いて権威は権力と一体化した。"这句话漏译了，还有许多翻译不是「政治学」的问题，而是对日文的理解问题，相较而言林版翻译得更流畅，也更符合原意。
●惊人的透彻
●丸山是日本的冷峻良心。 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第二卷第一章、第五章，第三卷第二章极好。
●读的联经版。
●【已存柜】 p184，根据p553，原版后记写就于1957年，追记或应如是，“《世界》1959年10月号”或应有误 p212“绅士高管”或应为“高官” p282“不管长”或应有误 p245还是“柏克”在p412，464为“伯克”，或应统一；p482（或及前）的“大卫·里斯曼”和p536的“莱斯曼”亦复如是 注释多有重复，例如“尼布尔”“霍布斯”等都出现了两次（及以上）
●草率地看完了
●丸山真男和竹内好果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位日本学者（哲学家自然是西田几多郎和西谷启志），丸山一个人简直撑起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法西斯主义以及权力和道德的论述很有启发，能够看到《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痕迹。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读后感(一)：不知道写什么名字的书评
重读此书，干货颇多，消化不良。在叙述方法上与米尔斯式的社会学方法几乎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进路的叙述与分析可以观照出亨廷顿式的特征，不过比亨廷顿更加细致入微。日本右翼始终处在一种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方式之中。其“决断的政治敌人”与魏玛德国类似——来自左翼运动的力量。而其非制度化参与又受到了来自制度高层的鼓励与支持。可是由于天皇本身的文化象征，右翼反对的这种制度与其纲领存在无法化解的矛盾冲突。而制度本身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又使得这种运动难以在意识领域展开。并且这种运动还缺乏康豪瑟所谈到的大众化基础。尽管日本的社会结构具有康豪瑟所提到的大众社会的特征——中层组织缺乏。而日本本身所能够发动的劳工数量远远低于西欧国家——这种为数不多的力量还被左翼团体牢牢掌控。加之这种运动在制度的组织下又伴随着混杂性等特征。因此其未能与西欧的标准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相提并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由于战局的恶化，右翼运动失去了高层的物质支持而逐步地陷入了右翼运动发生以来的最大的困境，这种右翼团体又反过来反对高层。在战后的民主化进路中，丸山联系问题，指出这种“民主主义”的右翼分子的滑稽剧同样具有成为影响现实政治的可能——其关键点在于同盟国对日本占领方式的殖民化。丸山真男向我们生动地阐释了标准的米尔斯式社会学的标准范本——涉及到具体的结构与联系问题。唯一的遗憾是没能深入讨论农村与法西斯运动之间的关系。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读后感(二)：翻译商榷
2018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的行动与思想》。该书在日本久负盛名，自1964年未来社第一刷发行以来，以至1987年已经是一三三刷，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丸山的中译本姗姗来迟，但是仍然人充满期待。于是出版之后，我很快就入手译本。
可以看出，译者将“ミカド（御門、帝）直接翻译成了天皇，将大君译成了将军。虽然ミカド指代的是“天皇”，但是并不等于天皇。Mikado是幕末时期西方人对日本天皇的称呼，在他们看来所谓mikado其实就是拥有精神权威的存在，而“大君”则是幕府将军外交时的称呼，有日本国君主之意。“天皇”这一称呼，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在江户幕府时期几乎都是不使用的。“天皇”之称，自明治之后才成为对日本国君主的一般尊称，据明治时期的《皇室法典》，“皇位的尊号为天皇，对外号皇帝（Emperor），祭祀号天子。”在这句有问题的翻译之后，“「政令の帰一」とか「政刑一途」とか呼ばれるこの過程に於て権威は権力と一体化した。”这句话被译者漏掉了。 这是日本史的内容，我恰好知道一点，而书中丸山旁征博引的政治哲学类的话语，我就是门外汉了。比如引用的这句“内面的に自由であり、主観のうちにその定在をもつているものは法律のなかに入って来てはならない。”（15页），译文为“内在自由、主观存在的要素是不能进到法律层次，上来的。”（8页）参考林明德译本，这句话被翻译为“內在是自由的，而主觀之中具有成見者，不得進入法律之中。”陈译本的顿号似乎改为逗号两句话的意思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是一句引文的翻译，“我国的决心和使得它们（主要指国际联盟，丸山注）。”（11页）原文“我が国の決意と武威とは、彼等（主要連盟国を指す、丸山）”（18页）。此处丸山注释的“主要連盟国”其实是指国际联盟中的国际联盟中的主要成员（原国联常任理事国有四个：英法意日）。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国联尽管派出了李顿调查团，也对日本强占我东三省表示谴责，但是并没有采取制裁措施，而日本竟一意孤行退出了国联。此处正是日本退出后对国联的嘲讽。这样的小问题不止这一处，例如将东条英机回应众议院议员的一段引文也出现了不该有的问题。东条讲到，“東條といふものは一個の草莽の臣である。あなた方と一つも変りはない。”译文为，“我东条只是一介草莽之臣，和您毫无不同。”（17页）。“あなた方”此处指在场的众议员，显然该是“诸位”，翻译为“您”，怕是译者理解为东条对喜多壮一郎的回答了。
鉴于功力有限，读完第一章我就放弃了继续阅读的兴趣。各位感兴趣然推荐林明德翻译的版本，比这个好多了。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读后感(三)：最好的一本讲透“主义”的书，没有之一
关于“主义”，很多人写过，各种主意满天飞，然鹅，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俗话说就是垃圾。最近小余英时（王汎森）的书——《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很火。其实这个书有点名不副实，因为篇幅最长的似乎是其中谈主义的那一篇。王氏所涉及的主义时代恰恰和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所关注的历史有较长一段是平行的。
小余英时的主意是，近代以来“主义”盛行，主义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句名言，不仅打破旧世界，更要创造新世界。幽灵借助无数人之手，成就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叙事。这样，我们思考作为生活方式的思想，就不能不反思主义时代来临所造就的笼罩在人们生活世界之上的无所不在的大网。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说白了就是，对一大堆人来说，主义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离了主义，很多人的生活将毫无机会，活着毫无价值，生命毫无意义，当然也就会没头苍蝇一般没了主意。没有注意的人生，也就意味着彻底的失败了。因为主义是生活方式，所以主义就成了最为重要的武器。可是，如果我们要问问，小余英时他的主义是什么？他是不会说的。或许他会说，学术乃是他的一种主义。然鹅，绝大部分人不搞学术，只是生活。
我们知道，余英时是有主义的，他明确表达过反对某主义，支持某主义。学术，当然是有主义的。在王氏的那个主义的论文中，他试图找到为什么当年某主义失败而某主义成功的原因，看起来似乎多少有点怨念，因为国父当年的主义被人利用了，而学者们却走向了邪恶的主义，并成了主义的殉葬品。问题是，那么多人明明声称自己朝向的真理，最后为什么会导致大规模邪恶的集体欢腾？这个问题，后来学者们不谈，而小余英时也不例外，他没有办法谈，或者他也谈不出来，他是历史学者，不是思想家。
丸山是学者，是思想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部书基本上谈的是各种主义，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从自由主义到集权主义，他没说什么生活方式，也没有说什么主义时代，他讲的是为什么这些有主义的人最后都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丸山说，同样是法西斯，西方的就且信且担责；而日本的，则是且信且过，最后全是别人的问题，时代的问题，主义没问题。那么多人走上不归路，难道用一句理想信念的缺失就可以脱罪？当然可以！那么多人走上相互攻讦，难道用一句历史的问题就可以脱干系？当然可以！这就是日本和东方大国的主义。
说来说去，其实主义就是个外来物种，辗转杂糅之后形成的，最后无论如何本地化，在地化，和科学化，终将是要换个主意；一旦遭受了现实的打击，各色主义，又统统没了主意。打击都是一时的，一世的，有些时间点过去了，有些人没了，事情也就过去了。
如果按照说文解字的方式来说，“主义”二字可是了不得的：有所主（有信仰），能行义（有追求），简直就是万灵丹，是救世良药，是救苦救难的方子。但是我们忘了，在英语中，它本来只是某个词后面拖上SM，或者是一大堆SM。也就是虐的意思。无论是受还是施，这个虐，都能在诸多“主义”的光环下正大光明的进行。暴虐的行径、背信弃义的行为，都可以得到主义的背书。因为，他们所谓的义，可能更多的是有意义的意思。现代的生活是空虚的，荒诞的，当然需要有一帮人去寻找意义，“主义”刚好能给他们这个。意义只是暂时的，虚幻的，也是很随意的。
但是，丸山说，没完。故事还在重演，而且一直在演下去。如果我们不对那些主义进行清理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有主意，而最后却干了一些连傻子都不愿意干的脏活。如果我们不对历史进行思想和政治的考察，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主义，而最后却根本谈不上正义、公义，只有底下一帮子人说他们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更没有道义。
我们这个时代，“主义”会越来越有力量，而思想和历史可能越来越软弱，因为朝钱看，向权走，才是绝大多数人梦想的世界，这种梦幻，当年日本人已经使劲儿地干过了，结果是八纮一宇成了笑柄，但是皇道的子弹库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封存。因为总有人要出来坐一坐龙椅。那么，在主义的世界中，学者能做什么呢？是不是要静静地等待，最后说大家都没有责任？
丸山说，只有在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一切基础的国体丧失了其绝对性的今天，国民才可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我感觉他可能过于乐观了点。“主义”时代生根发芽之后，还将要持续下去，
丸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鼓吹不断革命主义，他认为权力和思想的交媾，最后产下的主义怪胎，是近代的罪恶之源，或许唯有不断革命，才能将这个怪物打下去。但是，怪物一直会出现，奥特曼则成了神话。未来，人们是否要靠机器人才能打败“主义”，尚待观察；现实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权力欲望的增强，公义还会不断地冒个泡泡，总有丸山真男这样的人，他们是真男而不是伪娘！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读后感(四)：一部令人癫狂的作品
《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和《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是两篇令人癫狂的论文，丸山真男在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阿伦特的观察）对比的过程中，其实推出了许多乍一看不可思议的论点。比如无责任体制、权力的矮小化、对既成事实的屈服、没有自由主体而只有在前现代的“关系”中互相牵制影响的人、以及难以形成独裁观念，而代之以转嫁压抑来保持精神上的平衡。这些精准的观察最终被丸山以一个“近代主义”的命题加以统摄：“国家秩序若认识不到自身的形式，就谈不上合法性的意识，从而也就认识不到法律是以抽象的普遍性来一视同仁的制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14）
因此，他念兹在兹的其实就是近代主体的建立，而这恰恰需要对于抽象规范的学术追求和政治实现。他提醒我们，不要为那种传统、空洞的修辞所迷惑，因为那会使得前近代的“人际关系”交往模式和感性象征掩盖下的权力偏重乘虚而入，最终将形式化的制度掏空，技术官僚蜕化为实质官僚，法律沦为具体的统治手段。在这样的国家，甚至主权也只是一个空壳，真正存在的是依附于特定对象、并条块割据的暴力。（《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
丸山认为明治国家的“近代化”从未显现出施米特所谓“中性国家”的特征。“其结果是，日本的国家主义无处不将自己的统治依据强加于某种内容价值的实体之上。”（6）对于个人来说，属于内在道德的领域始终无法建立，空洞的“天皇”成为一切真理与价值的最终准绳（当然这与柄谷行人的风景论和“内面的人”构成了张力）；对于国家来说，无法在扩张时实现洛维特所谓“能动的虚无主义”，反而要与国家行为同步不断宣示自己的“大义”。（因此又与近代西欧实证主义法学有天壤之别）
丸山在后记中认为，自己的这本书与其是研究，不如说是“战后思想史的一份资料”。然而他也许没有想到，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本收录战后十几年间论文的书仿佛是为我们而写的。
我们在里面可以读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比如他在分析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时候认为，日本精英知识分子的教养来自外部的灌输，未能扎根于肉体或生活情感之中。但另有一个强大的小市民阶层扮演了意识形态灌输的主力，他们明明是被统治者却带着统治者的意识（可以说是皇道派的市民版本），这些人得益于家长制社会的构造，在地方、小学、工厂等“小宇宙”中扮演着疑似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方面成为政治一体化的帮凶，另一方面又强化着传统的封建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运动》）
又如在上面引到的《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中，丸山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直接的、赤裸裸的描摹感性事物及对象。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人的精神的积极参与，现实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某种媒介作用重建后才呈现出来时，它才成为‘作品’（fiction）”。而在日本，“精神的媒介力相对较弱，其结果就是作品自身不具备内部同一性，而是被彼此独立的单个感觉经验牵的团团转。”（427）这一评价对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适用，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从一个符号滑向另一个符号。而驱动他们抛出一个又一个高深“概念”的，只不过是尚未被统一的原始情绪的不断喷发。
丸山真男的思想具有手术刀般精准的洞察力，这大概来自于他所谓“横截面式”的观察。最令人动容的是，在对于苏联、中国和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等历史问题时，他从来都不回避具体的价值判断，却一以贯之的以人的自由和政治的限度作为批判的准绳。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追问他的立场，并在他支持或是反对学生运动时有不同派别的人横加指责。而丸山真男总是告诉他们，“我是丸山主义”。他认为自己在政治判断的范围内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者。（546）这一点，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他对日本“现实”观的批判。这种现实观首先将现实等同于既成事实，其次将现实一元化，最后是将现实与权力相混同。这也是所谓“肉体政治”的涵义。
当人们无力运用精神的媒介力观察事实本身时，往往会在两个虚妄的“立场”间摇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保持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张力，那么我们“或者通向道德感伤主义，或者通向通俗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358）
当然丸山真男的思考并不止于此。在本书的第三卷《“政治性的内容”及其界限》中，他将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政治学的核心加以展开。他一方面展示了自己对欧洲政治思想史的熟稔于心，始终将近代国家的成立置于这一背景之下论述；另一方面，他集中表达了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化与冷战格局下欧洲“民主主义”的危机感，原本被现代国家加以分隔的公共与私人再次被组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侵入，作为fiction的现代制度自我目的化，成为隐形的暴力。这便与他在第一章所暗示的近代主义追求构成一种反讽的呼应。
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中，他引用施米特、迈尔和托克维尔等人的观点指出，大众社会在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内在的蔓延上同步发展。强制性同化使得普通市民和异见者之间竖起关于两种“事实”意象的高墙，而对于极权国家的外部批评往往无法指向命脉，反而与粗糙的意识形态宣传构成一种辩证关系。
在这里，丸山真男终于将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和盘托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对政治是狂热还是冷漠，也不在于服从“伟大理念”还是“自我利益”；而是意识到这些被建制化和模式化的“选择”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宿命，因此自由主义者应当主动生活于任何世界（及其塑造的意象）的边缘区域，并反对一切为阻断各种意象间的交流而设置的障碍。智性要求我们通过内部而超越内部，并不断做出面对新问题的决断。
这一论述可能与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第一章“风景之发现”构成某种奇妙的呼应。也许正是基于此，柄谷行人在序言中高度赞扬了丸山真男的考察，并将他的思索与追求总结为“要创造出一个自主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的联合体。”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读后感(五)：辩证看待事物，探寻因果逻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