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读后感摘抄
《大都无城》是一本由许宏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都无城》读后感(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都城无垣，体现的既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秩序和时代的特征。这个时段虽然不长，期间还经历了牧野倒戈和骊山烽火两大王朝的倾覆事件，可是那时的人们对这样的规制依然笃信不疑、毫不动摇，直到两周之交后的若干年里，这样的规制仍有孑遗。其中原因，引人深思。此书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叙述繁而不乱，而且图片丰富，有兴趣者颇可一观。
《大都无城》读后感(二)：大都无城，大都为何无城？
大都无城，许宏很好地概括了先秦都城的面貌，即只有用城墙、壕沟等永久性防御设施围起的高规格建筑，并无后世发展起来的宫城、内城、外城圈套圈，包含宫殿、府邸、居民区、市集的城市。
不过，许宏先生解释其原因时沿用了自古以来儒家的正统阐释，所谓天子志在四方的博大胸襟和教化方便，未免迂腐。说穿了，上古华夏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既然是游牧出身，人家住的是帐幕（蒙古包），首领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都（窝耳朵，ordos），永久性高大坚固的建筑只是他们祭祀祖先的坛庙和先王陵墓。那里除了少量守陵人居址外，别无更多居民。简言之，只有以游牧民族的视角才能完美地诠释“大都无城”的真实内涵。
《大都无城》读后感(三)：一本将名载史册的小书
本书评分不高，原因：这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没有相当的历史和考古学知识甚至实地考察的经历，是看不懂的，单是二里头、二里岗这些地名就能把人绕晕。看看短评就知道，很多人仅仅是因为看不懂或者看不下去，所以给了三星甚至二星一星。实际上，书中的观点尚可商榷，但若干年后，中国考古学史上恐怕还得把本书记上一笔。 引子部分，首先否定“无邑不城”这一普通人的认识，继而指出城与郭的不同，然后综述俞伟超、徐苹芳、杨宽、刘庆柱四家的观点。 正文部分，作者确实“任性”，不按时间轴从古至今，反而倒着讲。先是有城郭里坊的魏晋以降，然后有无之间的西汉长安（当然作者的结论是无），战国的特例秦咸阳，无郭的东汉洛阳。接着游走于东周诸国都如曲阜、临淄、邯郸、新郑等之间。读者到这时，仅靠历史知识可能还跟得上，然而接下来，洛阳的东周王城、侯马的晋都新田、荆州的楚纪南城，周原、丰镐、殷墟，没有基础知识的读者恐怕已经跟不上了。再往前上溯，二里岗，已经完全属于考古学范畴，郑州城、小双桥、偃师城、盘龙城、大师姑，最后作者拿出看家本领二里头，这些遗址作者都无比熟悉，往往点到为止，而“大都无城”这一观点已在各个遗址逐渐展现的过程中被证明了。
《大都无城》读后感(四)：天子守在四夷，国焉用城。
最早是在读关于殷墟考古的书时，得知“大邑商”竟然没城墙——准确地说是迄今为止未发现城墙。原以为是殷商特例，读了此书，才知道原来可能是三代之通例。用“天子守在四夷……国焉用城”的政治理念来解释这一现象，很有见地，也对一些现实问题很有启发。不过从书中提供的材料看，这一观点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是二里岗文化的都城其实是有城墙的，书中似乎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外，关于城墙有无与军事活动的关系，感觉还可以再深入挖掘和探讨。
此书提出的观点，或许可以用来解决我读《春秋》时遇到的一个小小困惑，即《春秋》何以书“城”。因为在我最初的概念里，邑必有城，为什么会出现“城*”的记载，“城”指的是筑城还是修城？春秋三传的解释，似乎是放在筑城带来的人力财力耗费上，书之以刺靡费。而如果“大都无城”，甚至大部分邑皆无城，那么给已有的邑筑城就是一种在政治上值得记载的大事，因为它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是原有政治秩序瓦解，内乱迭起的表现。从“大都无城”到“邑皆无城”，只是一个非专业读者的联想，也许完全得不到实证材料支持，在此仅供各位参考。
《大都无城》读后感(五)：城墙与城邑发展
不管是学界还是公众，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大型城市的特色是“无邑不城”，意思是“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中科院的考古学家许宏先生，对此表示异议：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两千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这就是“大都无城”里要论述的观点。
借助于考古资料，作者抽取了一些都城遗址：西汉长安,秦都咸阳，东汉洛阳，战国各都城，殷墟都邑，二里岗，二里头等，通过分析这段时期内城市的规模和现场遗迹，来论述城、郭的发展变化。从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是否夏王朝都城，作者在其另外一本书《何以中国》中有论述），到曹魏邺城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都邑不设防”“有宫城无外郭”成为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现象。之后中国都城的形态，逐渐演变成“南北向长距离”“城郭里坊齐备”，国家权力越集中，在都城规划上，越讲究规整，“内城外郭”，轴线对称。
勘探结果表明，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里”，城邑受“大都无城”的影响，但战国时期的200年间，都城却以“城郭并立”的形式存在，因为身处战争乱世，城墙的防御性功能远大于礼仪性。纵观这两千年历史，王权稳固集中时期，防御重点在边疆，边患大于内乱；各自为政权力分散时期，防御的重心就转移到了都城，城墙的防御性得到加强。
可以对比同时期古罗马城市的情况。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陷罗马城，烧杀抢掠后，罗马人修建了塞维安墙（Servian Wall）。之后几百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大，虽然城区面积已扩大数倍，却一直没有修筑新城墙。直到公元270年，受北方蛮族威胁，皇帝奥勒良才修建了新的城墙（Aurelian Wall）。在罗马扩张和鼎盛时期，帝国防御的重心一直在辽阔的边疆，除了保卫罗马都城的一个军团外，其余所有军团都分布在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
所以，都城城墙的变化，也从侧面反应了一个地区、国家的实力，威震四方时可以开门纳客，内乱不断期就得高筑墙广积粮。
阅读中，其他几个点也挺有意思：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朝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西汉以前沿袭宗法制度，以东向为尊，东汉后推崇皇权，以北为尊；明朝修建北京城时，把元朝时期的城市（时称元大都）重心南移，北城墙往南移了5里，现海淀区“元大都遗址公园”，就是当时北面土城墙的位置。
《大都无城》读后感(六)：古代中国都城形态
中国旧时代的城市都有城墙，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功能，可是作者却给我们展示了古代中国城市的另一种形态——大都无城。中国古代城市有重要的的政治特性，尤其是都城，但早期的城市并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
中国古代城郭形态分两个时期，一是实用性形态，从二里头到曹魏邺北城，宫城加郭区，但商二里岗和春秋战国是城郭布局兴盛区，因军事局势和高度紧张。二是礼仪性形态，汉代以后，宫城加郭城。商代国都为邑，诸侯为国。魏晋以后城郭兼备、大中轴设计、里坊街巷。魏晋到隋唐是封闭式坊市，宋元明清是开放式街巷，元大都是典型。作者逆流而上，从两汉到三代分析古代实用性形态的大都无城。 汉长安城由内城加郭区，郭不断扩大，以宫廷府邸为主，居民和市在城内外皆有分布。都城建设之初东西走向，随着南郊祭祀礼制的完善，由东向转为南向。朝东走向受战国五行思想和周礼等受儒家主持的礼制的影响。汉长安城受战国和秦都影响。对咸阳的一般意见是秦都无城，秦都在有秦一朝在不断建设，呈开放式，可以说没有完成。汉洛阳城仍以宫城为主，居民区和商市在城外，没有专门防御。 春秋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是内城外郭。战国都城为郭城并立，大体分两类，或将宫城迁至郭外，或以郭城一部分为宫城。东周时秦国采用非城郭制布局，宫殿区占据城内大部分空间。西周时期都城没有外城的郭邑，春秋时王城保留此特点，东周王城无郭城，战国时代后建，很多诸侯都城也如此。 周原是周代祖庙所在，曾长期作为周代都城，丰京和镐京是西周的政治经济中心，周文在丰，周武建镐，洛邑在西周时代开始营建。齐都临淄和鲁都曲阜的布局与周王城布局相同。 商代都城殷墟周围向心分布层层族邑，起到聚落城墙，起到屏障或城墙的作用，所以殷墟很可能没有外郭城墙，并影响周代。二里岗文化早期，内城和外城城垣都开始建设。二里岗有两处都城，郑州城和偃师城，郑州城应为主都，偃师城为辅都。偃师最初建有小城，后来大规模外扩，主要在二里岗早期使用。几乎所有二里岗文化城址都建在二里头聚落的基址上，注重军事防御，周围资源丰富。 二里头出现在中原腹地，是现存最早的中原王朝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中心聚落大幅度提升，桓壕取代城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少数城址多在边缘地带，中心居民为血亲关系聚落。 三代都城因地制宜，无明确中轴，秦汉阴袭三代的方式，真正中轴的出现要到曹魏邺城时代。
《大都无城》读后感(七)：探寻和谐城市之源
长久以来，世人眼中中国古代都城大多具备高耸入云的城墙，如果没有“城墙”的城市，根本无法称之为都城，但考古学家许宏书写《大都无城：中国古都动态解读》一书指出，中国古代都城在兴起至汉代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城均不设防。这一全新观点看似颠覆传统，实乃紧密结合考古材料与传统文献，大胆假设且小心求证之佳作。
聚落发展形成城市，许宏在《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实》一节中指明广义的“城”为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区隔性防御设施以及拥有此类设施的聚落。这种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直线形成的防御系统。而“郭”一般指都城外围加筑的城墙。从考古学的聚落形态而言，“郭”是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体系。相对于外郭，“城”是被圈围起的聚落的一部分空间。
书中指明，以考古学发现的历史先后推演，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以来，夏商西周时期都邑的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的雏形，但罕见城垣。当时的都邑遗址大都由宫庙基址群及周围的广大郭区（含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组成。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区，而无外郭城城垣迹象，其都城空间的主流为“宫城+郭区”的形式，即“大都无城”。
作者发现自二里头至曹魏建都邺城，形成中国古代第一个中轴线城址之间的一千年间，只有两个历史阶段中的都城筑造为“城郭布局”之兴盛期，其一为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从今考古学资料可知商代早期多次迁都，可推论当时军事局面紧张，亦或是黄河多次改道自然灾害频发。其二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吞并战争连年不断，此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故而此时都城的建造更追求实用型的防御性城郭，由此可知城郭式都城的形成取决于其军事因素。
另据传世文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可知至少在商周以来至春秋时期的传统政治家眼中，如果天子、诸侯能够以德服人，使得百姓没有内忧外患，心悦诚服，那么根本不需要用城墙防守，即中国传统“以和为贵”的精神内核。
由此观之，无论是上古三代，还是今日中国，均以大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大都无城”方为和谐城市发展之基。
（本文荣获第二届届“芬芳四季 阅读中国”微书评大赛书评组三等奖，该赛事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2月举办）
《大都无城》读后感(八)：【转载】后记
“大都无城”的概念，萌生于我二十年前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的观察与思考。二里头至西周时代都邑的聚落形态，与之前的龙山时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址林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当时的学术视域限于先秦，只能得出早期都邑城垣或有或无的粗浅结论。当我们把视野下移，及于秦代两汉，再与更后的古代都邑相比较，“大都无城”这一中国早期都邑乃至社会层面的特质，就昭然若揭了。
然而长期以来，把城垣看作纵贯中国古代都邑之始终的标志物和必要条件的观点，影响甚巨。这就难怪有年轻朋友认为“大都无城”的提法，具有相当的“颠覆性”了。但读了这本小书，读者朋友可以知道这并非标新立异之说，只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现象的一个提示，对都邑发展阶段性特质的归纳和提炼而已。它由具体的考古资料支撑，是否能够成立，还要靠读者来检核指谬。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是我最想与读者诸君共勉的。
2000年，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出版。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以及其后的工作实践中，我愈益感到“总平面图式”分析都邑遗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动态解读的理念。如果说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田野工作是这种理念的现地实践的话，那么对曲阜鲁城、燕下都直到这本小书所囊括的先秦秦汉主要都邑的重新梳理，就是综合研究层面上的一种践行。大家会注意到某些都邑遗址分见于不同的章节（时段），其布局在发生变化，包括城郭的有无。可以说，这本小书的使命，就是要勾画出一处处早期都邑多彩生命史的轨迹。
本书力图从对每处都邑的动态解读，引向对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动态解读。而这些，又都建基于学术界由浅入深的、动态的都邑考古探索轨迹和心路历程。从书中介绍的对各个都邑具体演化过程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感知动态解读的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这是足以让人感到欣慰的。在此更要感谢诸多田野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提供者，这是“大都无城”这一学术概念的立论前提。
“大都无城”概念的明晰化，始于2013年年初。当时我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东亚都城的比较探索国际公开研究会”上有一个发言，名为《从城址林立到大都无城——中国初期城市发展阶段论》。正是当时日本山口大学马彪教授和我的同事石自社副研究员的肯定鼓励和相互切磋，才有了后来的论文《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和这本小书。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写作过程中，严志斌、徐良高、付仲杨、谷飞、陈国梁、岳洪彬、何毓灵、田亚岐、刘延常、韩辉等同仁和李翔同学提供的图文资料或修改建议，葛韵、李宏飞同学绘制并惠允先期使用的分期组图等，都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另外，本书引用的线图、图版，有的做了修改、调整或重新组合，对原作者及原图绘制者也一并致谢。
这是责编曹明明女士编辑的我的第三本小书，在这些书从酝酿到问世的时光里，我们有着多年愉快的合作。此次，三联书店领导和明明女士又宽容了我的“任性”——用倒叙的写法来展开中国古都的画卷；海量图片的编排、彩版的使用等，都颇为用心。感谢他（她）们为这书的好看付出的辛劳。
最后想提及的是，是恩师徐苹芳先生带我走进了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之门，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值先生仙逝五周年之际，谨以这本小书作为粗浅的研究心得，奉献给敬爱的恩师。
许 宏
2014年9月初稿
2015年3月再稿
2016年元月改定
《大都无城》读后感(九)：勾画中国早期文明图景（兼评《何以中国》）
继《何以中国》之后，考古学家许宏最近出版了《大都无城》。这两部作品勾画了中国早期文明图景，融学术于通俗中，严谨中不失亲切。如果说《何以中国》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那么，《大都无城》则更加细致、更加系统地讨论了早期都邑的发展轨迹。
扑朔迷离辨析“城”
中国最早的“营国”规划大抵见于《诗经》。《绵》有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首诗描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众在岐山脚下筑城的过程。考察方位、探测风水、答谢神灵、平地修城，皆有记载。其中有“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之句，似为城门名称。《周礼》也有很多记载。比如：“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为民极。”《周礼•考工记》最为详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这些文字传递一种印象，即都城有城墙，出入经城门。
许宏从文献的视角得出的却是“大邑无城墉”的结论。他剖析甲骨文形态的“邑”，其字形并不表现为城垣的包围封闭结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邑”所从之“口”为封域，但它所处位置乃在都邑外围，这在《周礼•夏官》中有一段记载：“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也就是说，当时筑城讲究借地势之便，正如同西周兴于岐山，以山川之险形成屏障，只需在都邑外围挖壕沟或设篱笆荆棘等便可御敌。《左传》中楚大夫沈尹戌关于“天子守四夷”的讲法也是一个类似例证。
在中国，说到“城”，一般是指城墙和都市本身，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城”通常被认为是四边形或矩形。从这样的外形派生出的是城里棋盘状及井字形的街道，因此，居民区（坊、胡同）很自然地也呈四边形或矩形分布。这种四边形的城墙和四周的壕沟、城门、城楼、街道、各个坊的布局、主要建筑物和宗教设施等都体现出中国式都市的特点。很显然，这一普遍公认的说法突出了“城墙”的重要性。刘庆柱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中就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许宏凭借自己多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担任二里头队队长的工作所得，认为“无邑不城”的特征并非贯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
首先要辨明许宏所指称的“城”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列出三种：一是“城墙”，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三是社会学意义的“城市”（跟“乡村”对立）。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址，因此与考古学关系最紧密的是第二种含义，而本书所说的“大都无城”取的是第一种含义，即没有城墙。或者，换种说法，指“大都无郭”。郭，《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中国早期城市有没有城墙呢？许宏说，从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到汉代的两千余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这是真的吗？
寻根溯源说“无城”
这里涉及到考古学中文献审理与其采用方法。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明以其代代相承，一直保有自己悠久的传统未曾中绝的特点著称于世。不过，传统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屡有夸诞、失真、伪作或者虚构杜撰等成分，后人理解也常因文化流变而出现偏谬，所有这些文字记录都只能部分地、或多或少地保有和反映出历史真实。如何鉴别这些传统文献，如何使文献与考古资料有机地结合，从而揭示中国早期文明更真实的面貌？这对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史识见地也是一种考验。古代文献隐露湮埋模糊的线索，考古遗址和实物的还原引人深思。许宏的《何以中国》就抱着谨慎的态度看待“二里头文化”，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许宏却发出“难哉，一刀断商夏”的慨叹。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有着共存相继的关系，姓“夏”还是姓“商”，需要考古更有力的物证。
考古学家其实早就注意到“大都无城”的现象。俞伟超、徐苹芳、杨宽等学者都勾画过早期都城发展的轮廓，特别是先秦到汉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不过以上诸人皆针对个别现象进行分析，许宏概括总结了这些专家的意见，其中第四点清楚点明了“无城”之缘由：“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许宏算得上“无城说”的集大成者。
许宏以倒叙的形式，从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期，而学术观点又分歧严重、论辩激烈的秦汉都城入手，逐渐向前追溯至二里头时代，剖析自己对中国早期城郭形态的认识。每个时代的都城和重要文化遗址，伴随着一张张剖面图的直观展现，以及许宏深入浅出的分析，我们的思维城墙也逐渐拆移。如何解释考古遗址不见外郭城垣的现状？或许可以归因于考古中的偶然因素，例如遗址发掘尚不够全面深入；城墙也许可能由于冲蚀与战乱而被毁弃。但换种思路，更合理的解释是——本来就无城。
二里头是“大都无城”的肇始。这一阶段的少量城址一般出现于军事前沿地区，如荥阳大师姑城址等。新砦聚落这样较大型的遗址，则基本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以环壕作为主流防御体系。殷墟遗址群的洹北“城墙”令人疑窦丛生，细缕分析的结果，排除了这一遗址属于已开始夯筑的城墙基槽的可能性，应该仍然将其看做壕沟。春秋则是“大都无城”的孑遗。田建文把晋都新城的布局概括为：无郭城。“品”字形宫城是晋公直接控制区，北、西、南有汾、浍河流经，唯有东面所筑“卿城”可起到一些郭的作用。秦都咸阳同样不见城郭，因其地域辽阔、气象开放，周边的离宫别馆构成了整个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咸阳一直处于范围不断扩大的建设之中。在这段近千年的时间里，只有商代二里岗时期和战国是城郭并立的特殊时期。因期间军事局势高度紧张之需要。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里深入论述了夏商周三代都制，如果将之与“无城说”相互印证，算得上是一个侧面的理论支撑。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屡有迁徙，这是古史上的定论。如殷商都城有“前八后五”的说法，13个都城位居何处虽无定论，但迁徙是有规律的，张光直认为主要目的是追逐华北青铜资源，即铜矿与锡矿的分布。夏商周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如此试想，都城原本迁移不定，城郭又有何大用呢？简化为壕沟或者篱笆荆棘便极有可能。因此许宏的设想亦有理论根由。张光直还说：“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做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张先生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青铜器作为至尊礼器，对青铜器的争夺是这三代政治斗争的一个中心命题，因此中国早期城市实质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个看法同样一直隐含在许宏的考古研究之中。
从《何以中国》到《大都无城》
《史记》有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何以在中原？许宏在《何以中国》中借引美国冲突论代表人物卡内罗的限制学说，用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来解释中原国家的兴起，显然这与前文所述的张光直的见解也是款曲暗通。怎样解读早期中国，特别是城市文明的起源？许宏在《何以中国》中所提及的“城邑分布有玄机”，此玄机即内涵，城市生活和它的实际，是被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动力与过程所决定的。
在今日中国境内，“中原”并非先朝文明迈步之区，凭借考古证据关于中国文明的探源，孙隆基在《新世界史》中曾形象地称仰韶乃中国新石器盛期的“中央时区”，龙山乃中国新石器晚期的“中央时区”，代表“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盘被夸大，其他遗址常常被归入其中、沦为卫星，而“夷夏东西说”死灰复燃，将中国古史舞台固定在中国华北，隐隐包涵华夷对立，更是累积这类成见的一隅之见。
就中国文明之起源，许多学者都有着独特的见解。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中指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建议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苏秉琦此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地区的假设回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个别具有特色的小区；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学者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指出：“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笔者认为，“中国”或“中原”词义的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关于中国文明之起源的争论，没有哪一种可以作为解释的定论。而在分析与考察中，每一个阶段的检验假如都能够借助各种考古事实，审查各种史料素材，方始有资格一点一滴地重建其中细节。
许宏在《何以中国》里说，方正的城圈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大都无城》更加明确了城市规划与政治理念的关系。许宏说：“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从“无城”到“有城”，尤其是秦汉之际都市发展的剧变，正是为了让皇帝的统治“受命于天”，井井有条的中国城市特征就从此一再被强调并被淋漓尽致地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