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传经典读后感有感

　　《黑格尔传》是一本由[法] 雅克·董特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46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格尔传》精选点评：

　　●6.9分....

　　●可以 但就那样

　　●与众不同的黑格尔传记，有时令人困惑。

　　●知人论世。与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是类似的方法论。

　　●突出黑格尔与现实政治呼应的写作技术，尝试塑造“进步的”黑格尔。

　　●一部很不错的黑格尔传记，对打破黑格尔在我们心中日益固化的形象很有帮助，值得一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文中颇多明显的笔误、错字，译者固然应该负责，编辑也实在是太过马虎了吧。都不校对译文就让其出版吗？对得起这个定价对得起读者和黑格尔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间。可不慎乎？！

　　●火车上看完的，编辑上小毛病有点多，叠字错字都有。黑格尔本人究竟是不是有作者解读那么激进估计再争个几十年都不见得有定论，自己看的时候倒是更关注他保护异议学生乃至半夜私自探监的那些细节，这哥们儿确实是侠骨丹心，但换到写作上又有收放，不去絮絮叨叨一堆心理体验，可以说是服了。

　　●我是喜欢读传记或手记的。在思想家的生活经验中可以找到共鸣和学习之处。

　　●黑格尔给后世创造了一系列晦涩的哲学名词，但私底下，他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老头子。他热衷于交朋友，从哲学家、诗人、文学家到画家，谁都可以成为他广大朋友圈的一份子。他也热衷于和自己的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非常喜欢上他的课。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它要求我们看待万事万物，不要走向极端。大师将自己的哲学运用到了生活，巧妙地平衡了自己的生活与学术。他告诉我们，哲学的真谛不是远离世界，而是拥抱生活。

　　●Hegel as a Radical

　　《黑格尔传》读后感(一)：编校有点马虎

　　书影是历史哲学讲演录，不是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传》读后感(二)：婚姻的本质就是一种宗教关系

　　《黑格尔传》读后感(三)：读后小记

　　1831年深秋，黑格尔因霍乱在柏林去世。

　　两天后，经当局“破例”许可，葬礼得以举行。

　　这一天，一只庞大的队伍为这位事实上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人送行，其中大多数是教师和学生。当时，柏林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加剧，学生激烈地公开反对国王和政府并遭到了镇压，因此他们的悼念更有深层的原因。并且在普鲁士的法律环境下，葬礼是公开游行示威的唯一接口。另一方面，没有任何王室成员和政府官员参与葬礼，当局甚至没有发出例行的吊唁，哪怕只是表达虚伪的惋惜。

　　“结束之所以为结束，恰因其亦为开端。”全书从气氛凝重而又暗流涌动的葬礼开始，展开这位哲学家的一生。

　　在黑格尔晚年，作为教授和校长，他并没有完全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是介入政治生活，卷入到多起学生的事件中。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不是精神上的出世者，他没有遵从笛卡尔的生存准则：“在世界上到处流浪，作为世间各种喜剧的观众，而不成为其中的演员”。事实是，黑格尔的名字，在普鲁士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档案中经常出现，而且是和这些被镇压者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这些学生年轻冲动，好斗偏狭，不计后果，但黑格尔保持了同他们的频繁关联。终其一生，黑格尔始终站在立宪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侧，只是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有所畏惧和保留，他定然不会认同“普鲁士绝对君主制的哲学家”这样的称号。

　　黑格尔于1770年8月出身于斯图加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他的生命在两个世纪中各占一半，同他相近的，在诗歌上有荷尔德林（1770-1844），在音乐上有贝多芬（1770-1827），在政治上有拿破仑（1769-1827）。

　　如果考察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的诞生，从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中，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意识从最初的天真和无知，到一般的哲学认知，再到绝对知识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确定了一个虚构的起点，对于开端之处他未加批判，遵循了观念论的传统，即从意识的预设原初状态出发。“原初理念自然是将自我表象为一个绝对自由的存在。通过自我意识这个自由的存在，整个世界一下子从虚无中涌现出来……”

　　黑格尔没有“重新构造”世界，他是赋予自我以能动的力量，以他非凡创造性的想象构建起思辨的大厦。黑格尔从这里出发，走向他的哲学道路，这种起点与其说是来自某种理论阐述，毋宁说是自发的，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深刻影响了黑格尔的思想进程。这一点，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做了重点阐述。此时黑格尔正在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就读，和若干年轻人一起，准备为宗教事业献身。

　　在这个信仰危机的时代，图宾根神学院从反面激励着黑格尔和他的小伙伴（荷尔德林、谢林），抛弃了全部独断轮，他们的目标是发现世界假象下隐藏的真理，并把它讲出来。但是，他们用以反对独断论的却是最独断的批判，他们谴责这个无可救药的时代，谴责图宾根神学院，谴责德意志民族，把善恶真假完全对立起来。他们从观念论出发，将宗教和城邦看作思想事务，陷入了判断的独断论之中。这一点只有在认识到虚伪和谎言只不过是表面征兆，还有更深层次的恶，因而更深入地研究社会现实，才有可能得到克服。

　　在这种压抑、躁动的环境中，法国大革命的消息如同一颗火花落在一堆干柴之上，当然这堆干柴还只是精神上的。如卢卡奇所说，黑格尔终其一生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在当时革命方炽之际，虽然德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实践条件并不存在，但青年黑格尔还是表现出强烈的热情。

　　黑格尔强烈地感受到，法国政治革命与康德哲学革命之间的深刻关联，在他看来，二者都源于世界精神的同一个更新或重新焕发。（从没有任何其他哲学文本像《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这样反复提到“革命”一词。）在柏林的讲课中，他说：“这个世界历史的伟大时刻……只有两个民族参与其中……在德国，这种原则以思想、精神、概念的形式爆发；而在法国，则是在实际的现实中爆发出来。”他甚至相信，既然理念引导世界，康德的理论革命必然会在德国引起一场政治革命，而且要优于法国大革命，因为已有一场道德洗礼为其作准备。

　　但是黑格尔的理想最终是失落了，他的一生都生活在专制主义之下，即便到他死后，1848年爆发了革命，依旧以失败告终。黑格尔的政治思想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政治现实。

　　走出图宾根神学院，黑格尔开始他们自身的内在的“革命”。黑格尔逃脱了成为牧师或神学教授的命运，却无法逃离专制的环境及其施与的雨滴。他在伯尔尼的一个贵族家庭中做家庭教师，“由于无法避免的必然性而自由地出卖了自己”。

　　仆人的地位，无论是何种形式，在那些原本不想做仆人的人、或者出于某种生活意外而跌入此种境地的人，都是极大的侮辱。黑格尔先是在伯尔尼，随后到法兰克福，长达六年的服役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仆人具有奴性的观点，而且一直坚持着摆脱奴役的意志和希望。

　　黑格尔的这一段经历，与《精神现象学》中阐述的“主奴辩证法”之间，自然有着密切的关联。身处其中，往往造成分析上的模糊的歪曲，受害者们不去谴责他们的客观地位，而是去谴责主任的个人主观态度。对黑格尔而言，并不是要废除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而是要求雇主“承认”雇员也是“一个人”。最终，经过豪华的辩证发展（因为辩证法在幻象或空想中也可以达到完满，同在理性思想或客观现实中一样），他们作为同等的主体“相互承认”，这就是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短暂动荡时期内，黑格尔一直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仅仅要求的所谓“承认”，当然没有触及不同层级之间人们的差异。他公开表达的只是某种最低的自由观念，今天看起来过于胆小，但却是当时的最大限度了。这是理解黑格尔的公开著作必须了解的时代生活背景。

　　作者提示到，即使人们特别关注黑格尔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在很多方面还是与其同时代人相近的，因此从他的相对平凡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同于其公开著作的形象。

　　显然，黑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公开著作中完全表达自己，而在各种内容之间存在的不兼容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中有一种无法理解的晦涩性，歌德说，“他的精神如此杰出，但他却很难去表述自己”。但在他的口头讲座中却呈现出另一种清晰细腻的风格。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仍然要从黑格尔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环境来考察。

　　某种可能是，他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晦涩。不由自主的天生愚笨，故意的掩盖，哲学语言本身的晦涩，阐述体系所不可避免的迂回，在他的思想中，所有这些都完全混合在一起，通常很难确定各种成分的比例。

　　黑格尔意图阐发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体系。一半不由自主，一半刻意为之，对于这种概念杂技，他设定了最艰难的条件和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当然也是为自己设定的：从各种不可或缺却又实际上互不相让的前提出发，构建一个整体的解释体系。他凭借自己的敏锐、创造和执着，将其发挥到极致。更大程度上，是这个体系控制了黑格尔，而不是黑格尔控制着这个体系。

　　以所有过去的哲学家为榜样，黑格尔仔细地倾听者时代的声音。他描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一个异化了的世界，一个原本就模糊的世界，我们只有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认清。因此，不仅只有表达方式模糊不清，他的哲学从本性而言就是隐晦不明的。但这并非是要取消它的价值，而是要赋予它另一种不同与作者所渴望的意义和用途。这就是黑格尔的体系，这一体系不能自己为自己辩护，要为其辩护，就必须要用虚假的论据和专断的概念、甚至是荒诞的概念构建。这一点上，黑格尔的体系与其他人的体系也没有什么区别，差别只在于平衡程度的大小上。他试图把起初看起来最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在一起，辩证的矛盾最终通向消解。但是辩证思想与黑格尔体系之间的矛盾却依然存在：辩证思想推崇运动、变化、发展、生命里尔黑格尔计划的体系，尽管他尽力使其保持“开放”，但实际上必然导致稳定、固定、维持、僵化。

　　这是作者对黑格尔哲学计划热情的颂歌和尖锐的评判。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伟大人物的个性往往隐没在那些流传后世的功绩之下，哲学家也不免于此。作为读者，此前对于黑格尔的印象，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是艰深晦涩的巨著。这本书则让我认识了在概念与文本之后的黑格尔。

　　总体说来，作者是要为黑格尔“正名”，这种态度颇类似于卢卡奇，以至于在一部传记作品中充满了论战的味道。两者采用的方法也有相近之处，就是从黑格尔所处的背景，即政治环境和生活经历出发，分析黑格尔思想的现实基础，正所谓知人论世。卢卡奇侧重于政治的与社会的环境分析，作为传记，本书自然还会关涉到其生活，特别是他的学习过程、工作经历和婚姻状况，具体地呈现黑格尔思想的现实生活基础。

　　不同在于，本书提示了一个阅读和研究黑格尔的视角，即黑格尔在公开的文本中表述的思想，与他在生活中、在私下里、在非公开文本中的表达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天然的差异，仔细识别其中的差异，对于理解真正的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澄清种种加之于黑格尔本人及其理论的不实之词，至关重要。而这种差异的产生，根源于黑格尔所处的政治生活环境，使得他有一些观点无法发表，或者为了发表而不得不改变表达方式。

　　当然黑格尔的思想是动态的，尤其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也会有妥协，有策略上的调整，但作者所揭示出的，是一个在根本政治取向或者说哲学取向上自始自终坚持彻底自由态度的黑格尔的形象。由此可见，由公开文本所构成的黑格尔哲学不等于黑格尔的全部思想，同样，黑格尔也不等于外在的黑格尔哲学，当然穷尽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不同，却也可以帮助我们从黑格尔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个人经历出发，去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内容和他的真实思想路向。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可以作为阅读黑格尔、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导论。

　　多提一句，全书不同段落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错别字也多，是这个版本的一大败笔。

　　《黑格尔传》读后感(四)：【转】孙一洲评《黑格尔传》︱黑格尔和他的死亡诗社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8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13191

　　他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自由地出卖了自己。

　　名人传记算得上受众最广的文化读物之一，可哲学家的传记却一直处于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一方面和动辄伏尸百万的王侯将相比，哲学家的私生活在情节上不过是小打小闹，难以勾起一般读者的兴致；另一方面私人生活的过度曝光很容易阻断阐释者的自由发挥，尽管他们同样热衷于阅读、汲取或批判这些传记。哲学研究总和哲学史交织在一起，很容易把哲学史写成大哲学家到大哲学家之间的接力跑。哲学史并不像它的词性所表现的那样，始终是哲学而非历史，而学术类出版物中林林总总的哲学家导读书大都属于这个序列。

　　然而传记始终是历史而非哲学，还原时代背景与梳理线索始终是历史学者的必要工作。鉴于阐释之间的巨大差异，哲学家生平材料终归比其他领域更难厘清，甚至更难获取。不理解这种哲学与史料的两面夹击，很难评判一本思想家的传记是否成功，也很难理解这本《黑格尔传》所秉持的那种激昂究竟意图何在。在这一点上，作者董特一开始就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以哲学史上周正却粗疏的黑格尔形象为假想敌的。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与一般读者保持了距离——并不是说本书涉及哲学讨论，而是作者并不愿点透太多思想公案，除非他另有解读。

　　当然，作者并不试图贬低黑格尔哲学的分量，须知作者董特本人也是法国的黑格尔专家。只是历史研究很难不在钩沉中看到传主不为人知也不愿为人知的一面，甚至是文本之下不便宣之于口的意图与机心。难道不是每一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的包袱里都藏着一根擀面杖吗？人生本就是复杂的机缘组合而成，哲学家的公共形象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哲学家传记的研究对象一开始就是不同的，并不存在对错。黑格尔哲学当然不是黑格尔生平的必然衍生品，反之亦然。

　　全书以黑格尔的葬礼开篇，就是作者心中争夺解释权的微型战场。普鲁士官方对黑格尔葬礼的弹压到底是顾忌霍乱，还是如作者与送葬者所想的那样，全然为了抹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送葬的规模和致辞的激烈程度来看，这必然不只是为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教授送行，而是为一位尖锐的旗手与先驱送行。这个倒叙非常明确点出了全书最核心的判断——黑格尔在内心里是，且一直是一位叛逆者。他的理智只是对世界的妥协和屈就，他留给后世的形象不过是冷寂后的余烬。董特想探求的是，这种周正平和的哲学下曾包裹着怎样的火焰。

　　作者显然对可能遇到的反驳有所准备，哲学史以马克思为轴心，劈开所谓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由是观之，黑格尔的老战友都被扣上了“黑格尔右派”的帽子。作者非常直率地点出，这样的划分只在黑格尔学派内部才有效，而整个黑格尔哲学在时代意识形态中都是左的（18页）。只有理解黑格尔这种思想底色，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生命中反复出现的决绝姿态。

　　他的第一重决绝是他的出身。后来的研究者习惯于把落后当作抽象的反面予以鞭笞，可对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落后却是急于摆脱的切肤之痛。当康德写《何谓启蒙？》时，他抬头就能望见哥尼斯堡外的山峦。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这座普鲁士的文化故都也不过是一座集镇而已。这种强烈的文野之别让他没有理由不渴望启蒙。生活在中产阶级的黑格尔同理，他长期领着实物工资，直到法兰克福时期才拥有独立的房间。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当然不限于这点内涵，但成为主体的渴望肯定包括这一层现实含义在内。

　　其时中产阶级子弟并没有太多优越感可言，些许富足不影响其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社会地位，唯一的优势只在知识上。他们能走上文化道路都与牧师有关，是这个阶段的德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图宾根神学院的教育条件堪称优厚，也有毕业的公务员编制，只要付出宗教上的忠诚。这唯一的条件与德国农民战争的酷刑相比不值一提，但受法国大革命耳濡目染的年轻谢林、荷尔德林与黑格尔而言，却是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就是《死亡诗社》里那种生活——严格的仪轨、宽松的师长与诗意的远方，无一不助长着年轻人内心的叛逆。他们诗酒年华、寻衅斗殴，偏偏这几位天才还有能力同时维持着阴阳两面的优秀，也把这种撕裂维持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宗教是那代德意志知识分子永远的梦魇。一方面，宗教是他们的源头活水，这个时间段的德语文学和哲学几乎都是“隐蔽的神学”，这个时代晦涩的风格也始于这种吞并神学的野望；而另一方面，学校的宗教仪式又是符腾堡公爵倒行逆施的具象化，尽管这里本来是培养牧师的机构。年轻的谢林与黑格尔一无所有，都不愿出卖他们仅有的骄傲。他们对宗教又爱又恨的情结几乎和他们的胎教呈正相关，康德只需要外在地与人周旋，谢林就干脆活出了十九世纪德国文学史的大趋势，从批判者复归宗教经验之中，黑格尔介于两者之间，可他的开场同样决绝。董特对以往的轻描淡写十分不满，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逃离唾手可得的牧师职位，其决绝不下于《玩偶之家》的娜拉。

　　社会的捶打总是比学校来得更直接，黑格尔对自己近十年家教生涯三缄其口。他毕竟不是诗人，不同于荷尔德林的张扬，但这种沉默所体现出的自尊心有过之而无不及。Subject既是主体也是臣仆，没有人比家庭教师对这种身份更为敏感。雇主提供了当时最优厚的条件，却换不来哲学家和诗人的尊重，因为作为打工仔的诗人和哲学家居然反过来勾引小姐、索取尊重。当黑格尔写信求职时，他心目中的雇主该是一帮社会改良人士。事实也确实如此，但等他到法兰克福时，又轮到哲学家嫌弃市民身上的市侩气。他的决绝可以逃脱牧师的职务与教师的待遇，可只要他还没有彻底皈依烂俗的世俗精神，他的逃离与退让就必须继续。

　　也许有读者对本书俯仰皆是的共济会线索感到不耐烦，观念论哲学仿佛也成了共济会阴谋的一部分。董特的表述确实很容易被误读，他对共济会线索的罗列不乏对史料的炫技成分，但他意不在证实黑格尔是不是一位活跃或在籍的共济会员——如果能的话他早就做了。黑格尔的交际圈显然充斥着共济会和光照派的成员，但这种范围如此之大的共济会没有多少秘密可言，只是改良派社会名流的别名而已。各地共济会主张不一，往来也取决于具体的人脉。黑格尔有意识地结交这些名流，显然只是内心的改革意识作祟。这是个人人思变的时代，而结社只是时代焦虑感的体现。共济会的教义即使真的存在，也是毫无约束力的政治公约数而已。董特频繁地点出黑格尔身边共济会和光照派成员，也是要勾勒出这种时代精神的流变。

　　耶拿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发迹之地，他的青教岁月包括僧多粥少的教职竞争和贫困线上的生活水平，所幸他还有谢林的庇护。这种庇护是十八世纪知识界的常态，也是文人的宿命，歌德和席勒都不能例外。一场近乎儿戏的博士论文答辩像极了如今观念论的学科形象——黑格尔自诩科学和历史，可他的研究一直是这两门学科的反面教材。他之后的行动也和其他理论家别无二致，主编刊物、论战并撰写自己的大部头。一个多世纪后，哈贝马斯几乎找美、英、德、法的哲学家单挑了一个遍，沿着相同的轨道冉冉升起。本书没有讨论他的哲学是否真的优于他的论敌（包括康德、费希特在内），只能确定这一时期的黑格尔在学界表现得极为好斗，思想的创造力与成名的渴望皆有之。

　　他的报刊编辑和中学校长生涯严谨而称职，体现了黑格尔德国人的一面。当然，没有什么比私生子的另一面更抓人眼球。作者董特浓墨重彩地描写黑格尔的私生子显然也是怀有敌意的——不是针对黑格尔，他对私生子的教育虽然堪称失败，却足够负责，而是针对之后十九世纪的黑格尔研究者，他们一直心照不宣地掩盖这个事件，共同完成对黑格尔的造神运动。狄尔泰、罗克都秉持着自己的寄托把黑格尔塑造成道德楷模，可近代市民社会远不止单向度的新教伦理。真实历史总是纠缠在七情六欲中，即使最抽象空灵的哲学也不可能没有个人生活的影子。黑格尔遮掩丑事的小动作是人之常情，沉默的史家却很难原谅。

　　以本书来看，海德堡时期也许是黑格尔生命中最惬意的时光，他家庭和睦、教职稳定，哲学写作也终于能有条不紊地展开，可见“中产阶级生活”对人生有再造之功，连哲学家也不例外。他到柏林后虽然声望和身价水涨船高，但也卷入了是非的漩涡。大革命潮起潮落，普鲁士的政治光谱也随之来回摆荡。不意识到这种二十年一个周期的轮回，就不能理解十九世纪上半叶从歌德到马克思那些复杂并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政治倾向，只能得出某种进步-保守的粗糙对立。

　　黑格尔当然不完全服膺于普鲁士，但没有理由不对它的未来怀有希望。相对于南德盘根错节的天主教势力，普鲁士才是德意志王气所钟，这几乎是新教知识分子的共识。普鲁士虽然号称专制，可从黑格尔的邀请人哈登伯格到俾斯麦，这些首相几乎在庶务上无视王室。这并不是权宦的指摘，而是一种相对传统的职能分工，特别是在一个宗教环境空前复杂的时代，君主是不便于染指经营的。即便后来王储对黑格尔的敲打，如今看来也在礼仪上给足了面子。“御用哲学家”高估了黑格尔在学术之外的影响力，却没有低估他这次任命背后的社会关系。黑格尔在普鲁士最开明的时代获得进身之阶，本身就能体现他的哲学立场。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本来就充满争议。只从生平来看，黑格尔确实从耶拿时代起就断断续续地流露出民族主义的优先性。这个阶段的德国思想始终萦绕着对法国大革命的逆向情愫，黑格尔也难免钟情于他的民族情感和时代精神，但这个阶段的德国不过是分裂与落后的别名。可如果把他和官僚制联系在一起，就过于后见之明了。官僚制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并不是韦伯笔下的中性词，本来就有改革色彩在内。他们不是冷冰冰的管理机器，而是胸怀韬略的启蒙信徒，哈登伯格的内阁和黑格尔的朋友圈都充斥着这个群体。黑格尔晚年的两位助教很能体现这一点：甘斯和佛斯特尔——犹太知识分子和普鲁士老兵，德意志的改革派和爱国者。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就是这两重身份的中和。

　　因此，柏林的黑格尔一次次既主动又被动地卷入造反派学生的活动，他既有后台撑腰也有教授的责任，并抱着勇气在剃刀边缘行进。即使如此，从本书的材料看来，黑格尔的卷入之深也是超乎想象的，须知他的每位助教都是普鲁士的盯防对象，他自己也不例外。在居赞案中，黑格尔面对普鲁士警察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老到都令人击节，但同样让人怀疑，如果黑格尔再活几年，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能否继续下去。黑格尔死于普鲁士政局洗牌的前夜，可以说是上天对他身后名声的一大庇护。

　　董特不但不想和哲学史妥协，也不接受青年激进晚年保守这种零成本的转型。时代变了，黑格尔却不曾改变。欧洲的气氛随着十九世纪步步迈进，终于把昔日的先行者甩在了身后。史学家把理性和（普鲁士）国家简单划上等号，政论家把自己在宽松环境下的放肆举动拿来炫耀，他们都忘了黑格尔最多只能算半个现代人，在图宾根的学生寝室中如此，在纽伦堡的校长室中如此，在柏林的大讲堂中还是如此。

　　当然，董特所使用的材料并非无可指摘，比如他很喜欢搬出黑格尔年轻时“废除国家”的激进宣言，可这个文本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孤证。黑格尔柏林时期的史料最充分，也是各个版本黑传之间差距最大的地方。撇开早期执着于描述黑格尔的美丽心灵或称其为专制鼻祖的那类研究，我们不妨比较董特和平卡德两本传记。董特似乎把黑格尔不能进入科学院当作他与王室角力的后果，只字不提他和施莱尔马赫之间赤膊上阵一样的互斥，须知施莱尔马赫干脆为了阻击黑格尔改组了整个柏林科学院的编制。

　　更重要的是，董特与平卡德对待黑格尔在《奥格斯堡信条》庆典上的演讲，几乎侧重的是完全不同的面向。平卡德看到，黑格尔对七月革命有消极的抵触，他最后批评英国，连课堂讲义也出现了一些气质上的变化。可董特似乎抱着一种法国人特有的激情，以至于到了把庆典演讲中所有歌功颂德的话当作自保和虚伪，却把《选举法修正案》视为对普鲁士明目张胆的讽刺，置黑格尔于无间道之中。这种材料上的互补很能培养读者自己的判断，毕竟读者没有必要为了维护黑格尔的大写形象而费力，只需要知道，他的伟大始于他曾在时代的激流中负重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