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摘抄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是一本由阎步克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3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一)：阎步克老师谈《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的写作缘起
问：阎老师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察举制度的，你怎么想起选这个课题呢？
答：读研之初，满眼迷茫，不知如何入手。名士故事很生动有趣，最初很想研究研究魏晋名士、玄学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大学新生听魏晋南北朝史课，首先被吸引的大抵也是这个。读书时看到一些名士喜欢长啸，写过一篇关于“长啸”的札记，不过恰好《文史知识》刊登了一篇长啸的文章，比我搜集的材料还多一些了。我只好把那篇札记丢一边儿了。那时写过一些乱糟糟的作业，有些送给田先生看，看得他直皱眉头。记得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孔融的作业之后，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作业比起《历史研究》那篇“信观念”的文章，怎么差那么远呢？当时我哑口无言。当然心里明白，自己基础差，碰巧弄出篇文章来，此后就难以为继了。入门，真如有黑夜中的流浪，或电子游戏中的迷宫，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找到出路。 先后听了田余庆、周一良、祝总斌先生的课程， 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是个权势很大的政治势力，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士族这个阶层。刚刚开始尝试研究的人，视线往往率先落在前人的论题上。田余庆、周一良先生讲政治史，而祝总斌先生讲制度史。所以，我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来思考士族的。汉王朝选官有两大途径：辟召和察举。太尉、司徒、司空辟召掾属是一条仕途；即皇帝指令提拔官员。州刺史每年察举茂才，郡太守每年察举孝廉，这又是一条仕途。是从下层选拔推荐官吏。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很多著作都把这个制度，作为此期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来介绍，并指出它是面向士族门阀的。然而读书时我注意到，除了九品中正制，史料显示此期依然有秀才、孝廉察举。那么，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动手翻检史书，把此期的秀才、孝廉材料摘录出来，并加以排比，看看能不能用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作硕士论文选题。田余庆先生讨论“门阀政治”，他的思路是东晋门阀当政，所以就有了“皇帝垂拱”；次等士族刘裕重振了皇权建刘宋，相应地门阀政治宣告终结。跟着老师念书，当然会潜移默化。我做察举研究时，就受了这个思路的影响。当时形成的想法是：一、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士族门阀，而察举考试有利于皇权和官僚政治；二、士族门阀势力较大，则察举低落；士族门阀衰落、皇权复兴，则察举考试复兴。那么就拿这两点设想，来作硕士论文了。
做博士论文时顺水推舟，继续做察举研究。这时候我想重新看一看汉代的情况。本来汉代选官是个深耕熟耘的领域，估计已题无剩义，所以，以前没太花心思推敲；然而，这时从魏晋南北朝反观汉代，我有了新的感觉：两汉四百年中，察举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以往对此论述似不充分。而我觉得，这个变化的主线，就是从考试到举荐。其间所涉及的关节点，可以概括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取向，每一种取向，都有相应的制度与之相适应，最终是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变迁的方向。这样，博士论文的主题，就从皇权与门阀的关系，转移到“从举荐到考试”的变迁上来了。由此就有了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二)：皇权、官僚与士族
从西汉到隋唐，察举制度的变迁与“皇权、官僚—士族”的博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察举制最初以举荐为核心，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荐制度，秦祚太短姑且不论，西汉文武之际，长安的朝廷如何治理广袤的疆土？从事实上来看，察举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依靠地方的自治能量维系对大一统天下的治理，朝廷里的官员来自地方的推荐，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权力基础是来自他所出身的地方的，即使名义上做了朝廷的官员，实质上依然是地方在朝廷的代言人，俨然汉代版的驻京办工作人员。
既然是地方推荐，那么谁掌握了这个推荐的资格，就非常关键。名义上的“以德举人”和“以能举人”，在模糊的评价标准，日益扩展地方士族的解释空间，使得获举的人，成为地方士族的代言人，这与前述并不矛盾，谁能掌握地方的自治能量是不言自明的。
这一趋势发展下来，很自然地走向了“皇权日益衰弱而士族不断崛起”的取祸之道，某某家族世代公卿层出不穷，国家名器成了私相授受的玩物。
皇帝显然不想这样，但非不为也，实不能耳。皇权-官僚政治的起步时代，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制度设计的成熟度，能否实现对广袤领域自上而下的辐射，仍然是存疑的，这就不得不部分地延续先秦时代的中央-地方权力格局。虽然放眼更广阔的历史时空里，皇权/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是日益加强的，但在这个特定年代里出现了历史的螺旋式反复。
最终伴随着汉朝结束而出现的，是为士族代言的曹魏政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士族政权——晋。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
士族在对皇权的挤压中战胜了皇权，但最终却成为了皇权，当司马家“一国军政尽在我手”之后，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原本站位的反面。
魏晋之际的皇权，也曾试图抛去士族的底色，重新开放官僚政治的权力来源，但最终无法在士族政治的鼎盛时期撼动一座坚固的大厦。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因“上品无寒门”的阶层固化而臭名昭著，但仔细分析它的制度缘起却吊诡地发现是它最终结果的反面，九品中正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把察举制下“举荐”的角色，由地方势力收归朝廷所有，但问题出在了四百年的盘根错节，朝廷本身就渗入了大量地方的“代言人”们，更何况魏晋朝廷的根基就在士族。所以魏晋的政治走向，最终走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奇景中，纵然北府兵的下层军官提剑入建康，也难以扭转士族政治的庞大惯性，累世公卿的世家子弟们，放浪形骸、优游岁月，但行政的需要却不会因为血缘的维系而自然解决，所以宋齐梁陈的小朝廷在秦淮河畔走进了历史。
任何温文尔雅的变革，都无法消灭盘踞在庙堂之上几百年的这颗毒瘤，最终的彻底解决，只能忍痛交给了从草原南下的刀锋。与南渡衣冠建立的南朝不同，北方的胡人政权虽然实现汉化，他们的皇权却是在刀山血海杀出来的，留在江北的旧日士族，只能依附而不能干预皇权，现实的官僚行政体制得以突破士族的藩篱而建立。
当建康城里的陈叔宝在夜夜笙歌中被踏破城门时，鲜卑后裔的普六茹坚成为了新的大一统皇帝，在暴烈的战火中烧尽了士族政治的根基。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三)：【转】黄留珠：察举制研究的重大突破——读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问：阎老师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察举制度的，你怎么想起选这个课题呢？
答：读研之初，满眼迷茫，不知如何入手。名士故事很生动有趣，最初很想研究研究魏晋名士、玄学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大学新生听魏晋南北朝史课，首先被吸引的大抵也是这个。读书时看到一些名士喜欢长啸，写过一篇关于“长啸”的札记，不过恰好《文史知识》刊登了一篇长啸的文章，比我搜集的材料还多一些了。我只好把那篇札记丢一边儿了。那时写过一些乱糟糟的作业，有些送给田先生看，看得他直皱眉头。记得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孔融的作业之后，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作业比起《历史研究》那篇“信观念”的文章，怎么差那么远呢？当时我哑口无言。当然心里明白，自己基础差，碰巧弄出篇文章来，此后就难以为继了。入门，真如有黑夜中的流浪，或电子游戏中的迷宫，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找到出路。 先后听了田余庆、周一良、祝总斌先生的课程， 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是个权势很大的政治势力，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士族这个阶层。刚刚开始尝试研究的人，视线往往率先落在前人的论题上。田余庆、周一良先生讲政治史，而祝总斌先生讲制度史。所以，我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来思考士族的。汉王朝选官有两大途径：辟召和察举。太尉、司徒、司空辟召掾属是一条仕途；即皇帝指令提拔官员。州刺史每年察举茂才，郡太守每年察举孝廉，这又是一条仕途。是从下层选拔推荐官吏。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很多著作都把这个制度，作为此期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来介绍，并指出它是面向士族门阀的。然而读书时我注意到，除了九品中正制，史料显示此期依然有秀才、孝廉察举。那么，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动手翻检史书，把此期的秀才、孝廉材料摘录出来，并加以排比，看看能不能用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作硕士论文选题。田余庆先生讨论“门阀政治”，他的思路是东晋门阀当政，所以就有了“皇帝垂拱”；次等士族刘裕重振了皇权建刘宋，相应地门阀政治宣告终结。跟着老师念书，当然会潜移默化。我做察举研究时，就受了这个思路的影响。当时形成的想法是：一、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士族门阀，而察举考试有利于皇权和官僚政治；二、士族门阀势力较大，则察举低落；士族门阀衰落、皇权复兴，则察举考试复兴。那么就拿这两点设想，来作硕士论文了。
做博士论文时顺水推舟，继续做察举研究。这时候我想重新看一看汉代的情况。本来汉代选官是个深耕熟耘的领域，估计已题无剩义，所以，以前没太花心思推敲；然而，这时从魏晋南北朝反观汉代，我有了新的感觉：两汉四百年中，察举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以往对此论述似不充分。而我觉得，这个变化的主线，就是从考试到举荐。其间所涉及的关节点，可以概括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取向，每一种取向，都有相应的制度与之相适应，最终是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变迁的方向。这样，博士论文的主题，就从皇权与门阀的关系，转移到“从举荐到考试”的变迁上来了。由此就有了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摘自《勉为其难 尽力而为：阎步克教授访谈录》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四)：【转】何德章：从察举到科举———读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作者简介】何德章，1965年11月生，四川南部县人。1986年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9年、1992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及相关时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阴山却霜”之俗解》等论文40余篇，出版《魏晋南北朝史丛稿》、《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中国俸禄制度史》（合著）等著作。1997—1998年度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原文载于：《中国图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