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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

2022-03-27 03:05:56 作者:刘少波 来源:领导文萃 阅读:载入中…
  

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烽火很快席卷江南半壁。此时,曾国藩及由他组织和率领的湘军趁势而起,于咸丰四年(1854年)走出湖南,与太平军鏖战于湖北、江西、安徽等广大地区,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与八旗、绿营等清廷正规军不同,湘军属于临时性质的团练,士兵由自己招募,粮饷等后勤补给由自己筹措。离开家乡以后,由于缺乏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缺粮、欠饷一度成为湘军的生存常态,这让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十分头疼,常常即便是其百般腾挪也难以解决。所以,为了湘军的生存,作为理学大儒的曾国藩有时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顾不上个人私交,不惜与当地官场撕破脸皮,全面“开战”。这其中,尤以其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最为突出。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咸丰五年(1855年)。当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向清廷上了一道措辞辛辣的奏折:《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列举了“粉饰欺上”“保举不公”“颠倒黑白”等几大罪状,严厉参劾江西时任巡抚陈启迈以及时任按察使恽光宸。此折一上,对于江西官场,无疑是平地一声惊雷。当时,曾国藩的身份不过是一名无地方行政实权的在籍侍郎,其统率的湘军自咸丰四年进入江西作战以来,虽为当地顶住了巨大压力,但依然不过是孤悬客居的“客军”,筹粮筹饷无不仰仗于当地政府的支持。然而,这一次“客人”竟要参劾“主人”,而且一次还要弹劾作为一省“一把手”和“三把手”的两名大员,这无疑是向整个江西官场公开宣战!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江西万载县的举人彭寿颐。彭寿颐本人颇有才干,在太平军来临之际,也拉起一支团练,但乡民彭才三不想捐资入团,不仅将团练搅散,还诬陷彭寿颐可能谋逆。万载知县李峼因收受贿赂而偏袒彭才三。彭寿颐当然不服,便四处上告。对此,巡抚陈启迈不但不予纠偏,反而指使按察使恽光宸对彭寿颐严加刑讯,试图坐实彭的“罪行”。没办法,彭寿颐不得不求助于曾国藩,曾本想调彭至军营效用,借此拉近与江西本地士绅的关系,这对湘军的粮饷筹措有着直接的好处,但其多次与陈启迈面商,均遭到拒绝。本来,陈启迈与曾国藩属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应有着良好的私交,但陈对湘军不仅不予全力支持,还多方掣肘,动辄以不给饷相要挟,这让曾国藩极为恼火。于是导火索一旦引燃,“新仇旧恨”便一起爆发。早怀怨愤之心的曾国藩,此时再也忍无可忍,便上了这样一道极冒政治风险的奏折。由于当时江西的防务主要依靠湘军,加之曾氏为陈启迈开列的几项罪状令咸丰皇帝感到十分恼怒,所以该奏折一上,效果立竿见影——陈启迈被革职,恽光宸被撤任,均听候新任巡抚文俊查办。从此以后,曾国藩便与江西官场结下了深深的“梁子”。纵观曾氏的这篇奏折,表面上看是曾国藩对陈启迈为人、为官乖谬荒诞的控诉,但实际上反映的则是湘军与江西官场在资源分配上的深层矛盾。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同治二年(1863年)。此时的江西巡抚已经由柔懦无能的毓科變成了个性鲜明的沈葆桢。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进士出身。沈是名臣林则徐的女婿,本身极有干才,也颇得曾国藩的赏识。沈的政治前途更与曾国藩有着莫大关系:曾国藩曾调沈入湘军并委以重任,后更对其大力保举,令其升任封疆大吏。按常理,对一个于自己有着知遇、提携之恩的“老朋友”“老领导”,沈葆桢应该心怀感恩,对湘军也应给予全力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曾、沈二人的矛盾自沈葆桢就任江西“一把手”的那天起就开始累积。同治元年(1862年),沈葆桢以江西本省防军需要军饷为由,截留漕折每月四万两,这已经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至同治二年八月达到“爆点”。这次的导火索,是九江海关道蔡锦青的“自作主张”。同治二年,湘军江忠义、席宝田两军奉命赴援江西。该两军战力较强,在江西虽为“客兵”,却颇为沈葆桢所倚重,沈曾许诺以全部的九江海关洋税供养二军。江、席两军虽也出自湖南,但其系出湖南新宁“楚勇”一脉,与曾氏湘军有着较大区别。江西财力有限,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沈葆桢首要考虑的自然是江西的利益,因此也就对直接保护江西本境安全的“楚勇”更加偏爱,也就更加愿意支持,而曾国藩的湘军,此时自然就要往后靠了。这个决策本是江西官场的一致默契,然而九江海关道蔡锦青为讨好曾国藩却擅自更改,其准备以“三分之法”,将该关洋税的三分之二解给江、席,三分之一解给曾国藩,并于同治二年的八月,不经沈葆桢的批准,将一万五千两税银解至曾国藩大营。沈知道后,勃然大怒,不仅将这个不听招呼的下属狠狠训斥一通,更是发去咨文对曾国藩进行了严词质问。后来是曾国藩委曲求全,不仅答应沈葆桢九江洋税可尽数解给江、席两军,而且已经解来的一万五千两也可以还回去。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曾国藩向清廷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极力为自己辩护和争取,并暗指沈葆桢做事霸道且不顾大局。该奏折一上,无疑是将二人的矛盾公诸天下。眼见两位身系江南安危的重臣要“打架”,清廷不得不赶紧出面调停,最终议定江西所征厘税由江西省和曾氏大营各提一半,另再拨轮船经费五十万两给曾国藩。至此,事情虽告一段落,但沈葆桢的不念旧恩、不讲情面,让曾国藩感到极为难堪和恼怒,二人的关系自然也就很难再回到过去。

  以上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冲突,从表面上看,似乎很难理解曾国藩为何总爱与江西官场,特别是江西官场的高层官员过不去,不惜为自己和湘军设置难题和埋下隐患,但不管是对于陈启迈和恽光宸的严厉参劾,还是对于张集馨和张敬修的查办和声明,还是对于沈葆桢的据理力争和指责,说到底还是双方在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无法得到根本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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