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
三個问题 我是一名脑外科医生，主要工作是为病人进行脑部手术，驱除病痛。在所有的外科科室中，脑外科应该算是最苦、最累的，挑战性也是最强的。为什么？因为大脑实在太复杂了，而且大脑对人而言也太重要了。你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或者忘记一个人，你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全是由大脑控制的。
因为大脑是如此神秘，所以，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经常会有病人问我各种问题。我总结了一下，问得最多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回答得严谨一些。一般来说，大脑比较柔软，可以变形，易于牵拉，有一定的韧性，不容易出血。但是，每个人的大脑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大脑像嫩豆腐，一碰就出血，一碰就碎。所以在手术中，遇到这一类大脑，止血非常困难，要用特殊的止血材料才能把它压住。有时候，即使在手术台上止住了血，回到病房后可能又会出血。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让患者回到手术台上再开一刀。
第二个问题：“脑瘤是什么样的？”说实话，很多脑瘤长得和脑细胞很像。肿瘤是怎么来的？肿瘤是正常的身体细胞突变而成的，所以它和正常的细胞组织属于一母同胞的“兄弟”。这就给脑外科医生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在做手术时必须把肿瘤和大脑分清楚。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方面，依据外科医生的经验，这非常重要。但经验和能力是主观的，不一定靠谱。另一方面，就要靠神经导航系统。我们现在开车很多时候靠导航，开刀同样也需要导航。我们给大脑开刀，首先要通过神经导航系统，找到肿瘤在哪里。其次，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最合适的开刀路径，确保最低程度地伤害大脑，并且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而当我们开刀的时候，一旦偏离了手术路径，导航系统就会发出警报;最后，神经导航系统还能告诉我们肿瘤有没有被切除干净。
第三个问题：“你已经做过很多手术了，还怕不怕？”说句实话，刀开得越多，我胆子越小。到目前为止，我开刀已经超过6000例，但我现在变得胆小如鼠。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你开刀越多，你见过的并发症就越多。所以，每次开刀，我都会害怕这些并发症出现。第二，我越是了解大脑，就越是对它敬畏。我有时摸着它，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宇宙。现代科学对于大脑的认知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2018年，《科学》杂志上曾经刊登了一篇论文，科学家终于弄清楚了果蝇的大脑结构，一个果蝇的大脑里约有10万个神经元。那么人的大脑里有多少个神经元呢？860亿个。科学家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大脑是怎样处理数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离大脑的真正开发还非常遥远。
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你们脑外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比较远。我觉得这其中有些误会，其实脑外科与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
比如，现在我在演讲，一个人的讲话就是由大脑的语言功能区控制的。语言功能区在哪里？在太阳穴稍微后面一点的地方。如果你是用右手写字，你的语言功能区就在左边;如果你是左撇子，用左手写字，你的语言功能区则在右边。
假如一个人不幸长了肿瘤，而且肿瘤长在语言功能区，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开刀切除肿瘤。
为了保护语言功能区，医生必须把肿瘤识别出来。怎么识别呢？刚才我提到的神经导航系统，可以对肿瘤进行大致的识别。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语言功能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语言功能区就不一样。假如你会说汉语，又会说英语，还会说点上海话和广东话，那么语言功能区又会不一样。病人到了手术台上，医生怎么去判断这个病人的语言功能区到底在哪里呢？
曾经有一个病人，他是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他的脑瘤就长在语言功能区附近。一开始他去当地医院看病，医生对他说，你开了刀以后可能就不会说话了。他心想，如果真这样就不能再当老师了。他不甘心，于是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保留他的语言功能。
说实话，我们也不能给他保证，只能尽力而为。因为他是语文老师，所以开刀那天，我跟他说好，我一边开刀，他一边背诗。于是，我开刀的时候，他开始背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背完一首，再背一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只有不断刺激他的脑回，才能确定他语言功能区的位置。我把他所有的语言功能区的脑回位置做好标记，然后从非语言功能区进入，把肿瘤切除了。开刀以后，他一开始不大会说话，但是能发出一个个单音节，能讲自己的名字。术后一个月，他讲话沟通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术后3个月，他又回到学校当老师了。
作为一名医生，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到你的患者经过治疗重新好起来，那种职业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当时，我做这台手术花了7个多小时，没下过手术台，也没喝一口水，肚子饿坏了。但是看到这位语文老师重返工作岗位，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刚开完刀，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个男的，他很激动地说：“我老婆给我生了个大胖儿子，谢谢你！”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正准备挂电话，对方急了：“黄医生，我是病人家属，我老婆两年前在你那里做过垂体瘤手术，你还记得吗？”我才突然想起来。
这对夫妻刚来医院的时候，看起来关系不太好。因为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查来查去，双方都没问题，吃了很多年的药，还是没有孩子。后来，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妇产科大夫建议他们去做头部核磁共振，结果确诊妻子患有垂体瘤。这个微创手术是从鼻子里做的，创口很小。做完手术一年多，他的妻子就怀孕了。
原来，脑垂体虽然只有1.5厘米左右大小，却掌管着全身的内分泌功能，也包括生殖系统的内分泌功能。脑垂体通过分泌激素，就像把一份份文件从上往下传递，告诉卵巢什么时候排卵，告诉子宫什么时候来月经。而一旦垂体上长了肿瘤，激素不分泌了，生殖系统也就无法正常运转了。肿瘤被摘除以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所以说，我们脑外科并不神秘。大脑和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与老百姓的健康和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在过去的10年里，我经常被派往世界各地学习，去交流脑外科的治疗技术以及进展。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其实，共和国的70年历程，也是中国的脑外科事业飞速发展的70年。20世纪50年代，我们向苏联学习，请苏联的神经外科医生到上海来开刀。当时开了七八台手术，很多肿瘤都是用手抠出来的，死亡率比较高，因为当时我们对脑外科的认知水平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而今天，我们医院一年的手术量达到了1.6万台，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样的数量，在全世界的排名都是数一数二的。不仅如此，我们在脑肿瘤、脑血管病、颅底外科、功能神经外科等领域都位于世界前列。
以前，我们派医生到国外去学习新的技术，回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中国人民服务。现在，我们成立了神经外科学院，吸引了全世界的医生到上海来学习脑外科新技术，其中包括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生。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医生都来这里学习呢？因为外科是一门实践的学科，你做的手术比别人多，你做的手术比别人好，人家自然会虚心向你学习。当然，今天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几代中国脑外科医生共同的心血。
外科是实践的学科，外科医生是一刀一刀练出来的，外科事业也是拼搏出来的。只有吃得了别人吃不下去的苦，才能开别人不会开的刀。但是这个苦，有的时候真是太苦了。因为做医生本来就不容易，要做一个好医生，真的很难。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但是当年，他曾经坚决反对我当医生。那一年，我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他明确表示不许我填写医学院校。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比较叛逆，年少轻狂，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我心想：你自己做了30年的医生，为什么不让我做医生？所以，我不顾他的反对，人生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了高考志愿。
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医学院，第三志愿是福建医科大学。填完以后，父亲看了我的志愿表，神情很复杂，但没有说什么。从第二天开始，他一改原先的反对态度，带着我去争取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推荐表。后来因为分数够了，推荐表也没用上。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因为他告诉我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好父亲。
后来我参加工作，做了十几年的医生，深刻体会到了这一行的艰辛。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得去医院看病人，经常36个小时乃至48个小时不合眼。
这个時候，我才体会到父亲的苦心，也知道了他当初为什么反对我当医生。不是因为他不爱医学，更不是因为他不爱我，而是因为他舍不得。如果将来有一天，我的孩子也跟我讲，爸爸，我要报考医学院，我想我也会舍不得。但我也会像我的父亲一样，尊重且支持孩子的选择，并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实现梦想。因为，当医生，一直都是一件对的事、好的事。我还会以身作则地告诉他，怎样做才算是一个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