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10篇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是一本由全汉昇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18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一)：不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史？一起get起来！

以前读《史记》读到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战吴国，料事如神。后来发现勾践这小子气量不高，又无远见，可患难不可共享福。就果断拒绝赏赐，远遁他乡，做起农民和小商小贩来。范蠡的本意是低调的过好余生，谁料没过多久就发家。没办法只好散家财，又跑去别处重起炉灶，没多久又成巨富。连续三次，最后在“陶”终老，人称陶朱公。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穷人跟富人。然而一次发家，可能是偶然。但连续三次，就几乎能断定，一些“聪明人”是可以通过了解经济的内在规律，来获得财富的。可这所谓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人动不动就会提创业。但创业成少败多。很多人最后失败了，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只有知道错在哪儿，改掉毛病有机会才能东山再起。这些问题是你读多少巨富的发家史也用，没有普遍意义。《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就是一本能帮你理清从古至今经济发展清晰脉络的书。不少问题都能在其中得到解答。比如《史记》中记载范蠡的三次发家语焉不详，很难从中判断出具体原因。而这本《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则按照时间的脉络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资源，地理，生产状况，货币，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呈现在观者眼前。给你的问题一个更详实的解答。
本书作者全汉昇教授是中国经济史开拓者之一，也是广受赞誉的文学家，涉猎广泛。尤其是书中的关于经济史资料的收集，简直是要横扫中国所有历史典籍，从中分析整理出最靠谱详实的内容。像拼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拼贴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完整图景。本书其实是全汉昇教授的讲课笔记，由叶龙先生整理而成。读全书时，深感敬意。全书按照历朝历代，逐一阐述其经济发展。
所谓古代其实指的是殷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以渔猎为主。中国的东部地势较低，多沼泽，蚊虫也较多，容易生疟疾，人不易大量繁殖。因而不能大规模组织人力。只能过渔猎生活，而不易于成为农业社会。
其中有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我们通常会认为从伏羲发明打猎的器具开始，确定人们进入了渔猎的社会。然后我们会想当然的觉得打不到猎就会挨饿，必定会饲养家畜，进入畜牧时期。之后才是农业生产时期。全汉昇教授的意见则不同，他提出当时的历史神话中并未提到有畜牧的阶段。所以很可能根本没有畜牧这一个过渡性阶段。畜牧是农业时期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回忆一下，看的《史记》和《资治通鉴》等似乎确是没有提及。从这一点看，凡事还是不能想当然的去下判断，还是要有点理科生思考，专门用数据说话的精神。
经济的发展，包括人的生存状态跟发明也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发明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改变，这一点跟现代社会一般无二。比如之前无法保存水，人只能尽量临水而居。瓷器的发明彻底的打破了这个僵局。人的居所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给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据多方史料分析，殷商是以农业为主。当时的农业非常发达。多，才会考虑除了吃之外加工成其他的产品。比如，酿酒。商代最后的纣王，有名的酒池肉林荒淫无度，正是很好的印证。《说文》里还出现了“田猎”的说法。当时我也误会成种田和打猎。但其实不然，田猎其实是把草烧干净，野兽无处可躲，更方便于打猎的意思。
商代最大的发展就是用石器时代发展到铜器时代。有个铜器，无论是农耕还是打仗制造兵器都会体现出很大的优势。当时民族很多，没有统一。一个名族有铜器，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得到绝对优势。
最开始周民族的分工是男人出去田猎，女人负责找野果子。后来女人发现果子掉落的地方，转些年头还能长出新的。女人们就开始用小棍儿把掉落的果子埋了等新果。这就是最初的耕种。女人聪明，男人也不傻。男人出去打猎，有时能打到有时打不到。一想不如抓活的回去养养看，发现可以养，小的能养大。就出现了最早的畜牧业。当时女人还在种地，看男人养的牛闲着，就把工具绑在牛身上，用牛与工具结合耕田。这样女人就把自己从农耕中解放出来。最早的周人的领袖是女人，农耕始终都是命脉。当女人不肩负这个重要的责任时，父系社会就逐渐开启了。看来自古以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得到尊重跟权威，必定要付出同等的努力，否则只能仰他人之人鼻息。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牵至洛邑，开始东周时代。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745年起到公元前221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战国时代。
春秋时，除了几个贤人，例如管仲扶持齐国，经济非常发达。盐是每个人的必需品，而齐国临海，别的国家离得远，不方便用海水制盐，就只好跟齐国买。由于临海，航海业发展的比较早，所以齐国成了当时商业的枢纽。
齐国有两个大商业都市。一个是“陶”。一个是“临淄”。读《史记》时范蠡三次散财而三次有发迹，是历史上一段传奇。三次散财，都换了不同城市，最终却选择终老于“陶”，就可见“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了。临淄以工商业为主，赚了钱买其他城市的粮食。淄博人很重视娱乐，生活富庶。幸福感特别高。淄博我待过两年，至今仍民风淳朴，生活安逸，注重生活品质。
当时的经济变化，古人已经观察其周期。范蠡归纳历年的周期为，每隔六年有大旱，隔十二年有大饥荒。至少可见当时社会经济有天时循环的周期变化。农人收成好，自然有多余的粮换成钱来消费，收成不好，肚子都填不满自然没钱做别的。
秦始皇最伟大之处就是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道路等。可惜他的专政集权，出现了土地分配不均，税负过重，徭役无度等问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故而来不及发展经济，就被打倒了。
秦灭了是汉。汉朝出了个宰相曹岑，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他的理念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无为而治。让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政府不去干预，让市场自由运行。也没那么多横征暴敛，老百姓生活安定了，自然安心从事生产。汉取得政权70年后，百姓有钱了。国库也就充盈起来。但很快问题也暴露出来。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土地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均匀。于是到了汉武帝接任，开始了“限田”政策。武帝下诏规定“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倾。”政府开始干预市场，商人也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自古以来，减少贫富差距都是个难题。汉朝人口非常多，农业发达。农民都是老实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种地。商人则精明的多，货多就压低半价收，货少就抬高价格卖。无论价格高低，农民都占不到半分便宜。汉朝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手段，比如减少土地税负。但越是穷人地越少，能享受到的优惠也少，地主才是减税的最终获利者。还有一些其他方法，似乎都没啥效果。
工业方面，汉朝以盐铁为主，兼有纺织，漆器等。最杰出的当属造纸业的进步，蔡伦发明造纸术，结束了笨重的竹简时代。同时代的欧洲还不知道有纸一说，用羊皮记录。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中还详细记录了汉朝货币的发展，财政，赋税，社会阶级等。对此有兴趣的可详细去看。
西汉末年，有个叫王莽的夺得政权。这时国家经济本身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就表现在国库没钱了。王莽想出个办法，没钱我发行点不就行了？于是他大量的发行各种货币。他不知道货币发行多了会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变得越发不稳定，最终导致败亡。
魏晋南北朝算是一个过度的朝代，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四分五裂。不是内战就是外患。由于政府无法保护自己，老百姓便以家族的形式保护自己。于是政权多被氏族垄断。
另外，当时佛教十分发达。民不聊生，老百姓需要精神寄托。当时的政策书和尚不用服役也不用纳税，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和尚们占用大量耕田，人数又多，不受政府管。所以非常有钱。越是这样，越多人想出家，政府收税更少，曾一度强迫僧人还俗。
由于时常发生战争，人民受战祸而死亡，人口大减，田地无人耕种。政府强迫农民种田，成果跟政府平分，农民基本没有人权，沦为政府的半个奴隶。
隋代起，战事减少，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人口则进一步增加。而且人口的发展有北方减少，南方增多的趋势，原因宋黄河流域仍战争频发，死人也会比较多。而南方则因天然资源的开发，农产品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都非常旺盛。但隋代的政权也很短，原因是隋炀帝发动大规模劳力建造运河，人民徭役赋税的增加，终于发生暴动，隋炀帝在扬州被杀。果真是老百姓是最不能得罪的，哪里又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唐宋真的是中国空前发展的一段世间。国家统一，少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工业品的需求也就增加。当时的发明创造这块远远超越别的国家。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冶铁工业，炼焦煤等技术。单单是炼焦煤的技术，中国就比西方早了数百年。与之匹配的货币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有了“纸质”的货币，类似汇票，支票。
中国到隋宋唐时代，位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时代。生产增加，在12世纪时，中国有找过2000万户。人口增加的原因，在于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增加。增加的人口不少在大城市之中，而大城市田地少，粮食不够，需要外地运入，水运则十分发达。运河能将长江南方于黄河北相连，对南北物产的交流和国内商业的发展又很大贡献。可见隋炀帝修运河这件事虽然葬送了性命，但本身对于经济发展还是有远见卓识的。
元代，又是及其短暂的存在。元太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不过百年。唐初之所以能打败突厥，可能由于北方天气极寒，马被冻死。蒙古军打到中国时见跟草原情况太不相同。就想毁了农业一走了之，纯纯的是想搞破坏，被耶律楚材（大概是秘书的角色）劝阻，才幸免于难。元朝之所以王国业也有意思。蒙古人毕竟身体彪悍，但头脑却未必灵光，加之对中国不太了解。当时运送粮食都走水路，张士诚占据江南，就不让你运粮。长此以往，元政府没有饭吃，没坚持多久，就才困人亡了。这也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案例。
除海运外，元代在经济上尚有一特点，既货币流通。元代乃以纸币位唯一流通货币的朝代。
明代仍为农业社会，工业也渐发达。很多人民得到了工业方面就业的机会，工业产品如丝织品等已有被运至美洲。比如丝，棉，瓷器都是抢手货。当时日本位中国工业品良好的推销市场。
中国人出洋经商丝因为航海技术。明成祖时，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当时的太监郑和率62条大船，2.7万余人到各个国家访问。如今，这个数字也会让人惊叹的倒吸一口凉气。郑和的多次航海，也提高了中国的航海技能。
中国自清代起，经济开始落后。在16，17世纪时，明代的丝织品在欧洲市场上仍能打倒西班牙的丝织品。清代经济的落后主要是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工业革命”那样的变化。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人口率同时期的世界之冠。欧洲工业革命的特点在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及其的发明，能够节省劳力。而节省劳力这一点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人多，人工成本便宜，没有必要去改革降低成本。一直以来，更需要的率农耕，人口多对于农耕社会是一个优势，但发展到工业社会，人口过剩反而成为工业进步的阻力。
到了近代。一个国家如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生产力就会提高。国民所得也提高，国家就富裕。反之，国家就贫穷。工业化的最主要的特点位机器的生产和使用。至于中国在18世纪之前，工业并不比欧美差。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唐代才传入欧洲。中国明明不比别人差，最终却怎么就落后了呢？其实就是因为太富饶而不思进取。中国以往都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完全不知道西方已经发展成工业社会。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军队跟英国军队打了一仗。才知道自己还用大刀比划吓唬人呢，人家老远一个子弹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一时也吓傻了眼。
尽管如此，当时大多数人还是不明白，也不承认自己不如人家，缺乏反思。中国仍然没有要工业化的觉醒。
《马关条约》后，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工业化的必要。但枪炮没法做了，于是采用别的政策，除军事工业外，对民用工业开始特别重视。也由国营向民营转变。在近代中国采用机械化生产的新兴工业中，以棉纺织业最为重要。虽然中国工业化的成绩远远不如其他国家，但鸦片战争后打开的五口之一上海，却机缘巧合的成为全国工业化最好的城市。直到今日，也是如此。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绝对是一本值得仔细的阅读的好书。它与其他书不同。是全汉昇教授的讲义的内容。本身就是摘取历史的精华部分，字字珠玑，都是干货。内容初看比较枯燥，但请你忍耐。若有些历史基础，一旦看进去，会发现更多不同的视角，让人眼前一亮。以前困惑许久的问题，都些许的得到解答。对经济和历史有兴趣的小伙伴，绝对不要错过了解中国经济史的一次难得机会。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二)：不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史？一起get起来！

以前读《史记》读到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战吴国，料事如神。后来发现勾践这小子气量不高，又无远见，可患难不可共享福。就果断拒绝赏赐，远遁他乡，做起农民和小商小贩来。范蠡的本意是低调的过好余生，谁料没过多久就发家。没办法只好散家财，又跑去别处重起炉灶，没多久又成巨富。连续三次，最后在“陶”终老，人称陶朱公。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穷人跟富人。然而一次发家，可能是偶然。但连续三次，就几乎能断定，一些“聪明人”是可以通过了解经济的内在规律，来获得财富的。可这所谓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人动不动就会提创业。但创业成少败多。很多人最后失败了，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只有知道错在哪儿，改掉毛病有机会才能东山再起。这些问题是你读多少巨富的发家史也用，没有普遍意义。《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就是一本能帮你理清从古至今经济发展清晰脉络的书。不少问题都能在其中得到解答。比如《史记》中记载范蠡的三次发家语焉不详，很难从中判断出具体原因。而这本《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则按照时间的脉络把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资源，地理，生产状况，货币，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呈现在观者眼前。给你的问题一个更详实的解答。
本书作者全汉昇教授是中国经济史开拓者之一，也是广受赞誉的文学家，涉猎广泛。尤其是书中的关于经济史资料的收集，简直是要横扫中国所有历史典籍，从中分析整理出最靠谱详实的内容。像拼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拼贴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完整图景。本书其实是全汉昇教授的讲课笔记，由叶龙先生整理而成。读全书时，深感敬意。全书按照历朝历代，逐一阐述其经济发展。
所谓古代其实指的是殷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以渔猎为主。中国的东部地势较低，多沼泽，蚊虫也较多，容易生疟疾，人不易大量繁殖。因而不能大规模组织人力。只能过渔猎生活，而不易于成为农业社会。
其中有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我们通常会认为从伏羲发明打猎的器具开始，确定人们进入了渔猎的社会。然后我们会想当然的觉得打不到猎就会挨饿，必定会饲养家畜，进入畜牧时期。之后才是农业生产时期。全汉昇教授的意见则不同，他提出当时的历史神话中并未提到有畜牧的阶段。所以很可能根本没有畜牧这一个过渡性阶段。畜牧是农业时期之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回忆一下，看的《史记》和《资治通鉴》等似乎确是没有提及。从这一点看，凡事还是不能想当然的去下判断，还是要有点理科生思考，专门用数据说话的精神。
经济的发展，包括人的生存状态跟发明也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发明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改变，这一点跟现代社会一般无二。比如之前无法保存水，人只能尽量临水而居。瓷器的发明彻底的打破了这个僵局。人的居所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给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据多方史料分析，殷商是以农业为主。当时的农业非常发达。多，才会考虑除了吃之外加工成其他的产品。比如，酿酒。商代最后的纣王，有名的酒池肉林荒淫无度，正是很好的印证。《说文》里还出现了“田猎”的说法。当时我也误会成种田和打猎。但其实不然，田猎其实是把草烧干净，野兽无处可躲，更方便于打猎的意思。
商代最大的发展就是用石器时代发展到铜器时代。有个铜器，无论是农耕还是打仗制造兵器都会体现出很大的优势。当时民族很多，没有统一。一个名族有铜器，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得到绝对优势。
最开始周民族的分工是男人出去田猎，女人负责找野果子。后来女人发现果子掉落的地方，转些年头还能长出新的。女人们就开始用小棍儿把掉落的果子埋了等新果。这就是最初的耕种。女人聪明，男人也不傻。男人出去打猎，有时能打到有时打不到。一想不如抓活的回去养养看，发现可以养，小的能养大。就出现了最早的畜牧业。当时女人还在种地，看男人养的牛闲着，就把工具绑在牛身上，用牛与工具结合耕田。这样女人就把自己从农耕中解放出来。最早的周人的领袖是女人，农耕始终都是命脉。当女人不肩负这个重要的责任时，父系社会就逐渐开启了。看来自古以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得到尊重跟权威，必定要付出同等的努力，否则只能仰他人之人鼻息。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牵至洛邑，开始东周时代。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745年起到公元前221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战国时代。
春秋时，除了几个贤人，例如管仲扶持齐国，经济非常发达。盐是每个人的必需品，而齐国临海，别的国家离得远，不方便用海水制盐，就只好跟齐国买。由于临海，航海业发展的比较早，所以齐国成了当时商业的枢纽。
齐国有两个大商业都市。一个是“陶”。一个是“临淄”。读《史记》时范蠡三次散财而三次有发迹，是历史上一段传奇。三次散财，都换了不同城市，最终却选择终老于“陶”，就可见“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了。临淄以工商业为主，赚了钱买其他城市的粮食。淄博人很重视娱乐，生活富庶。幸福感特别高。淄博我待过两年，至今仍民风淳朴，生活安逸，注重生活品质。
当时的经济变化，古人已经观察其周期。范蠡归纳历年的周期为，每隔六年有大旱，隔十二年有大饥荒。至少可见当时社会经济有天时循环的周期变化。农人收成好，自然有多余的粮换成钱来消费，收成不好，肚子都填不满自然没钱做别的。
秦始皇最伟大之处就是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道路等。可惜他的专政集权，出现了土地分配不均，税负过重，徭役无度等问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故而来不及发展经济，就被打倒了。
秦灭了是汉。汉朝出了个宰相曹岑，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名。他的理念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无为而治。让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政府不去干预，让市场自由运行。也没那么多横征暴敛，老百姓生活安定了，自然安心从事生产。汉取得政权70年后，百姓有钱了。国库也就充盈起来。但很快问题也暴露出来。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土地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均匀。于是到了汉武帝接任，开始了“限田”政策。武帝下诏规定“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倾。”政府开始干预市场，商人也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自古以来，减少贫富差距都是个难题。汉朝人口非常多，农业发达。农民都是老实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种地。商人则精明的多，货多就压低半价收，货少就抬高价格卖。无论价格高低，农民都占不到半分便宜。汉朝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手段，比如减少土地税负。但越是穷人地越少，能享受到的优惠也少，地主才是减税的最终获利者。还有一些其他方法，似乎都没啥效果。
工业方面，汉朝以盐铁为主，兼有纺织，漆器等。最杰出的当属造纸业的进步，蔡伦发明造纸术，结束了笨重的竹简时代。同时代的欧洲还不知道有纸一说，用羊皮记录。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中还详细记录了汉朝货币的发展，财政，赋税，社会阶级等。对此有兴趣的可详细去看。
西汉末年，有个叫王莽的夺得政权。这时国家经济本身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就表现在国库没钱了。王莽想出个办法，没钱我发行点不就行了？于是他大量的发行各种货币。他不知道货币发行多了会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变得越发不稳定，最终导致败亡。
魏晋南北朝算是一个过度的朝代，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四分五裂。不是内战就是外患。由于政府无法保护自己，老百姓便以家族的形式保护自己。于是政权多被氏族垄断。
另外，当时佛教十分发达。民不聊生，老百姓需要精神寄托。当时的政策书和尚不用服役也不用纳税，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和尚们占用大量耕田，人数又多，不受政府管。所以非常有钱。越是这样，越多人想出家，政府收税更少，曾一度强迫僧人还俗。
由于时常发生战争，人民受战祸而死亡，人口大减，田地无人耕种。政府强迫农民种田，成果跟政府平分，农民基本没有人权，沦为政府的半个奴隶。
隋代起，战事减少，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人口则进一步增加。而且人口的发展有北方减少，南方增多的趋势，原因宋黄河流域仍战争频发，死人也会比较多。而南方则因天然资源的开发，农产品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都非常旺盛。但隋代的政权也很短，原因是隋炀帝发动大规模劳力建造运河，人民徭役赋税的增加，终于发生暴动，隋炀帝在扬州被杀。果真是老百姓是最不能得罪的，哪里又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唐宋真的是中国空前发展的一段世间。国家统一，少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工业品的需求也就增加。当时的发明创造这块远远超越别的国家。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冶铁工业，炼焦煤等技术。单单是炼焦煤的技术，中国就比西方早了数百年。与之匹配的货币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有了“纸质”的货币，类似汇票，支票。
中国到隋宋唐时代，位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时代。生产增加，在12世纪时，中国有找过2000万户。人口增加的原因，在于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增加。增加的人口不少在大城市之中，而大城市田地少，粮食不够，需要外地运入，水运则十分发达。运河能将长江南方于黄河北相连，对南北物产的交流和国内商业的发展又很大贡献。可见隋炀帝修运河这件事虽然葬送了性命，但本身对于经济发展还是有远见卓识的。
元代，又是及其短暂的存在。元太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不过百年。唐初之所以能打败突厥，可能由于北方天气极寒，马被冻死。蒙古军打到中国时见跟草原情况太不相同。就想毁了农业一走了之，纯纯的是想搞破坏，被耶律楚材（大概是秘书的角色）劝阻，才幸免于难。元朝之所以王国业也有意思。蒙古人毕竟身体彪悍，但头脑却未必灵光，加之对中国不太了解。当时运送粮食都走水路，张士诚占据江南，就不让你运粮。长此以往，元政府没有饭吃，没坚持多久，就才困人亡了。这也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案例。
除海运外，元代在经济上尚有一特点，既货币流通。元代乃以纸币位唯一流通货币的朝代。
明代仍为农业社会，工业也渐发达。很多人民得到了工业方面就业的机会，工业产品如丝织品等已有被运至美洲。比如丝，棉，瓷器都是抢手货。当时日本位中国工业品良好的推销市场。
中国人出洋经商丝因为航海技术。明成祖时，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当时的太监郑和率62条大船，2.7万余人到各个国家访问。如今，这个数字也会让人惊叹的倒吸一口凉气。郑和的多次航海，也提高了中国的航海技能。
中国自清代起，经济开始落后。在16，17世纪时，明代的丝织品在欧洲市场上仍能打倒西班牙的丝织品。清代经济的落后主要是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工业革命”那样的变化。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人口率同时期的世界之冠。欧洲工业革命的特点在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及其的发明，能够节省劳力。而节省劳力这一点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人多，人工成本便宜，没有必要去改革降低成本。一直以来，更需要的率农耕，人口多对于农耕社会是一个优势，但发展到工业社会，人口过剩反而成为工业进步的阻力。
到了近代。一个国家如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生产力就会提高。国民所得也提高，国家就富裕。反之，国家就贫穷。工业化的最主要的特点位机器的生产和使用。至于中国在18世纪之前，工业并不比欧美差。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唐代才传入欧洲。中国明明不比别人差，最终却怎么就落后了呢？其实就是因为太富饶而不思进取。中国以往都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完全不知道西方已经发展成工业社会。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军队跟英国军队打了一仗。才知道自己还用大刀比划吓唬人呢，人家老远一个子弹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一时也吓傻了眼。
尽管如此，当时大多数人还是不明白，也不承认自己不如人家，缺乏反思。中国仍然没有要工业化的觉醒。
《马关条约》后，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工业化的必要。但枪炮没法做了，于是采用别的政策，除军事工业外，对民用工业开始特别重视。也由国营向民营转变。在近代中国采用机械化生产的新兴工业中，以棉纺织业最为重要。虽然中国工业化的成绩远远不如其他国家，但鸦片战争后打开的五口之一上海，却机缘巧合的成为全国工业化最好的城市。直到今日，也是如此。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绝对是一本值得仔细的阅读的好书。它与其他书不同。是全汉昇教授的讲义的内容。本身就是摘取历史的精华部分，字字珠玑，都是干货。内容初看比较枯燥，但请你忍耐。若有些历史基础，一旦看进去，会发现更多不同的视角，让人眼前一亮。以前困惑许久的问题，都些许的得到解答。对经济和历史有兴趣的小伙伴，绝对不要错过了解中国经济史的一次难得机会。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三)：决定存亡的，永远是“经济”，不是阿猫阿狗

经济，从来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经济，也是令大多数人“雾里看花”的东西。虽然我们每天都与“经济”发生关系，可是，经济究竟是什么玩意，它究竟如何深刻地影响着自己，它是怎么自动运行的，哪些因素与它的运行息息相关？
这本书里，你能窥见答案。
作为一本“史书”，有出处，有依据，可追究，不打诳语，这是基本的治学之道，这本书做到了，毋庸赘言。
作为一本“通史”，上至尧舜，下至近现代，时间跨度长。假如站得不高，视角不宽，概括与提炼的能力不足，那就会如陷泥沼，窥见一斑，不得见全身。作者从人口数量、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战争、货币、国际流通等方面，高度凝练地演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以前看经济史，喜欢里面的商战、跌宕的不可预知的命运、大手笔的操作，等等。这本书里没有，它没讲故事，而是纲领，是骨头，是精要。正因为如此，读者能更直接地把握经济发展的“秘密”。
比如“漕运”。通俗而简单地说，就是调运物资的主要交通要道。古代没有高速，运输大宗物资基本靠水路，谓之“漕运”。漕运是否畅通，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大家都以为是皇帝昏庸，百官腐败，其实不尽然。
决定存亡的，永远是“经济实力”，不是阿猫阿狗。
所谓风水轮流转，你唱罢我登场，在背后起主导作用的，都是经济。秦帝横扫列国，唐代开盛世，大明的奔溃，满清遭欺凌——这本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给你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你读过后，大概会和我一样，不自禁地轻叹一声：哎哟，是这样啊。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四)：一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力作

       由史学名家全汉昇教授口述、并新亚书院毕业生经叶龙先生整理的这部《中国经济社会通史》，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读了都让人耳目一新，甚而至于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这本书不仅能让我们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更能让我们以更加科学和审慎的目光看待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读史可以让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今天所有的经济活动，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上也都有迹可寻；同时，我们所做的一切，绝大多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或多或少的继承并一代代的发展下去的。因此，知以往才能更好地创未来，懂历史才能更好的谱新篇。抱着这样的态度，我总是对历史怀着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对左右着国计民生、宏图大略的经济问题，更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说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意义有二：其一是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二便是可以解答中国近年来主要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一门有着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科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精细研读和严肃思考呢？
        “经济史”的定义为：研究人类赚钱和花钱的历史（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汉考克语）。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建立在物质支撑的基础之上，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生产技术与社会制度就会不断影响着人们获取物质的难易与多寡。本书就是紧密联系这些关键要素，共分八章从各个朝代说起，对中国社会经济做了全面而翔实的梳理。全书旁征博引，叙述严谨、条理清晰，同时又文采斐然，尽管这是一部听课笔记，但字里行间仍可见作者丰厚的历史知识与扎实的文字功底。
        通读全书，我读出了好几个惊异。一，作者通过文献证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民已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他们“一部分为市场而生产也，可见当时已是市场经济了”。尽管程度不高，我们也足以为今天的市场经济找到雏形；二，自唐宋以降，中国统治者的首府皆在北方，原因竟然是国防形势最严峻的地方是北方，尽管全国的经济中心早已迁移到了北方，但建立强大的国防仍然是重中之重；三，中国至少在约1400年前，便是领导世界的工业化强国，理由不胜枚举：发明的造纸术过了700年才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到了欧洲，印刷术比西方早发明四五百年，指南针用于航海比西方人早了100多年，火药比英国人培根早发明两百年，宋朝1078年的铁产量为12.5万吨，比700年后的英国铁产量要高出一倍！四，中国历朝历代在人口统计上多有出入，这个令许多历史学者头疼的问题（钱穆甚至在《中国经济史》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可说是一个大谜……这问题似乎无人能解答。”），作者也指出了原因，皆因为政府收缴税赋时的计算方式不同：按户征收则实报，按人头征缴则尽量隐报。同时，粮食的供给充足（比如红薯的引进）也给人口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六，作者还对中国近代工业化成绩不理想做了科学的分析：其中包括资源方面、生产技术方面、制度组织方面、资本方面以及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和铁路交通方面的六大原因，这些，都足以使今天的我们惊醒和铭记，如果中国没走这些弯路，今日中国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完全是另一番骄人的景象。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一代代中华儿女缔造了不朽的中华文明，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将历史的光荣与辉煌继承并发扬下去。前人的经验我们理应吸取，前人的覆辙我们决不能重蹈。一部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就是我们祖先的挣扎史、探索史与奋斗史，历史的厚重之处，大概也在于此。
        这本书，足已担负起了这个使命。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五)：跟着全老学经济通史

经济学前沿研究都与发展经济学相关，内容庞大，涉及文明起源、基础设施、人口、战争、宗教、语言，不可能一本书就能把这个话题说清。但全汉昇口述的《中国经济社会通史》，兼有趣味性、学术性。
全老本人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师从经济学泰斗陶希圣、傅斯年，并将中国经济史研究作为一生的事业。
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将全老早期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合二为一，简明地讲述了上古春秋至明清年代的经济情况、财政政策，对中国历代政策娓娓道来，可读性强。
在导论中，作者就鲜明地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经济史”？
第二，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史？
第三，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
回答这三个问题，全老借用了西方经济史界的观念与方法，也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开拓了经济学的新视野。
一、了解经济史的概念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很难通过实验数据获得（行为经济学除外），现代经济学理论必然受到观察样本的限制。历史却能提供更多的经济事实，较好的经济政策，较好的经济理论。
透过历史，回到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回答了经济史的三大任务：研究“天然资源”、“技术”和“制度”。
天然资源最主要的是土地，技术是利用天然资源的手段，制度影响着经济生活。制度不同，生产情形不同，生产分配不同，生产效率也不同。
二、经济史的现实意义
现实生活的所有经济改革都能带来阵痛，改革就是对利益的再分配，一方受损害或者多方受损害。
但经济改革对未来产生何种影响，就要看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改革的内容有哪些，执行力如何。
因而中国近年来的主要经济问题，还是要从近代经济史说起，中国贫穷现状主因在于生产力低，国民收入少，自清代以来，多次工业化都未能如愿。
工业虽兴起却未发展原因有二：一是欧战发生，入华洋货减少；二是爱国分子抵制日货，抵制洋货运动。
这种工业化成绩落后，在于资源有却不能大量开采；人才有却忙着写八股文、中进士做官，精力不在于技术的改进与发明上；制度有却不健全，官方出资，私人做事，贪污盛行，成本加高，经营亏损；钱庄有信用低，资本远满足不了大工业生产的需求；铁路有分布不均，大部分集中在平汉线以东，西北铁路建设极少。
三、经济史研究的方法
要研究经济史，必须学会一套找资料、整理资料的方法，材料收集好了也要有所取舍，还要去审定。
经济史资料浩如烟海，如何切入也是有方法讲究。
首先要重视的是正史。正史中的“二十五史”并不都是帝王家谱，其中的《食货记》列举了每一朝代的土地制度、货币流通、盐铁专卖、财务行政、国家财政收入等，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灵感。又如，正史中的《五行志》，提到了海风、大雨、水旱、饥荒等，对研究某个区域贫穷落后有了历史依据。
其次，笔记小说也是很好的素材。如元代的《辍耕录》记录了上海的黄道婆，从海南学到纺纱技术，教给当地人，让松江成为纺织业中心。
第三，地方志也有亮点可挖掘。如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提到的卢汉铁路（平汉铁路）建设，由于当时考虑皇室风水，止于卢沟桥，不抵达北京。
材料选好了，也要分类区别对待。著名经济学家汉考克就说：经济学理论如渔网，将大鱼（有用材料）网起待售，小鱼（无用材料）入海，等鱼儿长大再网。
鱼捕好了，也要详细审定，尽信书不如无书。
后记
通读《中国社会经济通史》，全老的务实精神跃然纸上。年份按表格一一整理，土地面积、垦田面积统一以顷标注，岁入按石输入，且去除波动大的年份。
中、菲、美贸易史料翔实，对此冲突，中外档案、书信、碑刻、地方志，凡是对学术有关的素材，无一不去穷究。
全汉昇与钱穆为同时代大家，细读此书，能感受先生的深厚功力。在今天经济社会里，细读二千年来的经济史，失败历史的经验值得去反思。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六)：“经济史坛推祭酒”——全汉昇与中国经济史

　　近日追随老师研读中国经济史，渐渐熟悉了一个少有人提到的名字———全汉昇。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北平史学界有好几个极为活跃的圈子。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授课，办了份《禹贡》杂志，研讨历史地理；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专研经济史和社会史。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这两份杂志对学生影响极大。他当时多讲制度史，于是也有学生撺掇他办份《通典》杂志与前两者抗衡，后来终于没有办起来。抗战爆发，那两本刊物也不得不停顿下来。
　　《食货》杂志后来出过影印本，三年功夫即有厚厚几册。翻阅过程中，时不时会看到周一良、杨联升、何兹全等日后极有成就的史学大师的名字，但全汉昇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讨论的“寺院制度”、“行会制度”显然都是主编陶希圣竭力倡导的研究题目。
　　当时我对全汉昇还一无所知，后来在图书馆里读到他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才知道实在他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最最重要的人物。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曾赠他一首诗，概括他一生成就颇为精准：“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
　　先说“妙年唐宋追中古”。我查阅全汉昇晚年的论文集，发现他一辈子都没怎么谈论过先秦两汉经济史，只是写过一篇《中古自然经济》长文评述，表明他放弃这个时段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在30年代开始全面翻译，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随之达到高潮。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诸如“上古井田制是否存在”、“中国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全汉昇的史观不尽相同。他赞同日本学者的研判，即唐宋以前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完全是“自然经济”，几乎没有自由流动和贸易的市场。
　　而且上古资料多不齐备，到唐宋时期，经济史料才略略翔实可靠。陶希圣在《食货》中多次发出倡议，鼓励年轻人多做一些经济制度的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免得流于空发议论。全汉昇另一位恩师，史语所的傅斯年亦倡导“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两位恩师的教导基本奠定全汉昇一生的治学进路。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关于经济、社会的史料散布各处，耙梳整理的工作不仅需要史学和理论素养，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全汉昇做了一辈子，又把这种学风传给学生王业键。王业键这些年来精心建设“清代粮价数据库”，未来“计量史学”籍此必有大的发展。
　　后来我才知道，全汉昇家境不好，在北大求学期间时时有辍学之虞。陶希圣爱才心切，鼓励他多为《食货》写稿，然后为他开支稿费。1934年，22岁的全汉昇完成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立即推荐新生命书局出版，这才保证他在北大本科后两年的学费。全汉昇很快成为陶希圣的得力助手，我们从陶希圣那个时期的《唐代经济史》等著作中不难看出全汉昇的贡献。
　　北大毕业以后，全汉昇进了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任助理员。不久抗战爆发，全汉昇随史语所辗转长沙、昆明和四川李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深化原来的唐宋史研究，著成《唐宋帝国与运河》等书，一边把研究重点从制度转向物价和货币。唐宋以后，商品市场逐渐形成，货币作用也日趋显著。全汉昇观察到宋代物价有几次大波动，从而影响到政治局势的变化。或许加上抗战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切身体验，使得全汉昇决意从价格史入手，对中国经济史做一全面梳理。这样，他慢慢进入了明清史的领域，而且“壮岁明清迈等伦”，很快做出一番成就。
　　上世纪40年代，全汉昇获得机会赴美访学。他在哈佛、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各待了一段时间，从游于厄什（Usher）、纳夫（Nef）等大师，又读到55巨册的《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一书，眼界顿时开阔。
　　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哈密尔顿（Earl J.Hamilton）1934年出版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让全汉昇深受启发，他由此也提出一项观察，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后，在秘鲁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可秘鲁产出的白银绝大多数运到菲律宾，并且通过贸易输入了中国，使得中国银价大跌，粮价及其他物价大涨，改变了中国经济格局。几十年后，德国学者弗兰克以全汉昇的这个观点推至极致，写成《白银资本》一书，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的核心，这一“后殖民主义”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在明清史领域，全汉昇另一项开创性工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全汉昇一直关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是其中的关键。1908年，盛宣怀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工业史上里程碑。大陆的盛宣怀档案迟迟不能解封，全氏颇不甘心，苦心搜集资料三十余年，1972年出版专著《汉冶萍公司史略》。近日，“能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的盛档虽已解封，但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
　　最后需得提一下全汉昇的事功，即杨联升所谓“雄才硕学两超群”中的“雄才”。全汉昇于上世纪60年代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开始像陶、傅两位师长一样致力中国经济史的基础研究。1975年担任新亚书院院长，1983年又担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凡11年。这些年来，港台地区既有国学基础，又有实证方法，更有全球视野的经济史研究人才辈出，其中不能不说大有全汉昇的功劳。
文 / 梁捷，本文首发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七)：全汉昇：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方法

一、什么是“经济史”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汉考克（W. K. Hancock）在其《经济理论》（Economic History at Oxford）一书中，提到一“经济史”的定义曰“the historical study of man as getters and spenders”，意即研究人类赚钱（获取财物）和花钱（消费财物）的历史。“财物”者，包括各种货物（goods）与劳务（services）。人类要生存，必须满足各种基本的物质需求（衣、食、住等），故须设法去取得“财物”，而人类谋生的能力历来是不断变化的。
　　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厄谢尔（A. P. Usher）在其著作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750中说，经济史的任务主要在于研究“天然资源”“技术”与“制度”三因素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
　　天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而地理条件的不同对人类经济影响极大。例如在沙漠中从事农业，即便成功，亦必产生报酬递减的现象，必不便利与合算，故只好从事游牧。近代欧洲西部及北美洲之所以能发展成富有的工业国家，乃因其天然资源特丰，煤铁等矿藏丰富，利用大规模的机器来生产，故其生产能力特强。机器的主要原料为铁，炼铁要用煤，故一国的机器工业能否发展要看其煤铁矿产是否丰富，即推动机器的动力来源是否充足。故上述因素与人类谋生的能力及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技术（technology）为帮助人类开采及利用天然资源的一种手段。如世界上第一口石油井于1869年在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开始开采，石油早有，但过去印第安人居住时代因技术落后而不能利用，即使偶然发现，也只是疑为有魔术性的药品而已，此即“货弃于地”之谓也。又如台湾日月潭，在高山族居住时代只知潭水可饮可渔，因技术落后故也，近几十年来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开一大隧道直通山下，其水力便可发动一个水力发电厂。
　　此外，人类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对经济生活亦有重要影响。如奴隶社会中，奴隶劳动所得大部分须送给主人，自己只能取得活命所需，是不自由的劳动者。欧洲中古时代的庄园领主下有农奴，为半自由劳动者。到了近代社会，劳动者与雇主间则是一种自由契约的关系，是为自由劳动者。故制度不同，生产情形不同，生产所得的分配便不同，生产效率也不同。又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财产私有，可自己投资，而共产主义社会下的财产为国有，一切支配权力在国家。故制度不同，其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各不相同，资本的筹集方式也不同。
二、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史
　　汉考克教授提到，19世纪时殖民者在南美洲开矿，当时有流行谚语曰：“白人每日一英镑工资，黑人每周一英镑工资。”（£1 a day for the white man, £1 a week for the black man .）由此可知工人因种族不同而有不同待遇。此只知其后果，而不知其起因，欲知起因，则必须研究“经济史”才能知也。
　　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意义有二：
　　首先，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贡献，世界经济史上有许多问题的答案可在中国经济史里找寻。
　　例如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而并不限于欧洲。美洲新的农作物，以前欧亚均没有，如马铃薯（potato）自美洲传入欧亚后，对欧亚农业产生重大影响。以爱尔兰言，原先因土壤不良而常有饥荒，自马铃薯传入，因其能在不甚好的土壤中生长，故当地人民可靠此为粮，不致挨饿。又如甘薯，在中国叫“番薯”，是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到吕宋，再由吕宋传到中国的福建。番薯传入中国，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又如，美洲最重要的银矿产地在玻多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前属秘鲁），美洲当时为西班牙属地，故有大量的银运入西班牙。当时银为货币，货币多即贬值，而物价上涨，17世纪初之物价达到16世纪初的三四倍之多，有些经济史家称之为“物价革命”。
　　中国此时也受到美洲银矿开采的影响。因西班牙受到上述影响，外国便运物资去卖，以致贸易入超，银子外流。而欧洲多国均与中国通商，如葡人入澳门，荷人入台湾，因太远不便带货，便把这些银子带来中国，买去丝、茶，以致中国银子增加。另一方面，菲律宾在16世纪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后为美国殖民地），西人将银子带入菲律宾，而中国人在该地供应物资，赚回银子。于是银子大量流入中国，其影响有二：一是货币变为银本位，二是物价上涨。故美洲银矿开采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其次，欲解答中国近年来主要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亦须研究中国近代之经济史。如中国的贫穷现状，经济落后是主因，故生产力低，收入少。据联合国1947年的统计，中国的平均国民所得为每人每年27美元，而美国为1 543美元。又如中国自清末以来，多少次想要工业化而皆不成，其原因即可自详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而得答案也。
三、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
1.材料的收集
如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任何一项题目，先要找材料。在何处找？须谈一谈。
首先是正史。一部“二十五史”，自《史记》《汉书》直至《明史》《清史稿》，有人说此为帝王家谱，如“本纪”是记载皇帝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史无关。但“二十五史”并非纯为帝王家谱，仍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材料在其中。
如正史中的《食货志》（《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及以下各史中的《食货志》），与社会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每一朝代的土地制度、货币流通、盐铁专卖、财务行政、租税徭役及国家财政收入开支等均可从中找到。
又如正史中的《地理志》，可研究各地物产、矿产、户口之分布及增减变动等，均有不少资料。
又如正史的《五行志》中，会提及某地有海风、大雨、水旱灾及饥荒，或某些地区经济落后贫穷等，均可找到材料。
又如正史的“列传”中，某人或为财政经济大臣，或从事社会改革，其传便有助于研究社会经济史。例如《宋史王安石传》，王氏为改革经济的大政治家，故该传对研究其新法及当时社会经济情形均有帮助。
又如正史中的《列女传》，可据以研究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所占地位及其生活情形。
中国史书并不限于正史，正史以外之史籍中亦有许多可资利用的材料。
如《册府元龟邦计部》中，有很多关于唐代社会经济情形的材料，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经济史而言，该书与新旧《唐书》同样重要。
又如宋代，除《宋史》外，有《宋会要辑稿》“食货”部分，亦为好材料，因其详于《宋史食货志》，且材料集中。
又如明代有《明实录》，其中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如在每一年末尾有全国户口、租税收入等记载。研究中先有了问题，该问题发生于何朝，则翻看该朝，并查看每年史料之末的相关数字。如将其加以系统之统计，则可知全国人口及租税收入变化之情形。当时国家税收除货币外，尚有银、布帛、米麦等，可作系统比较。
又如清代，可看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此书抄出《清实录》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可据以研究清代经济情形。
近年来又有新史料书出版。在档案的辑录方面，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矿务档》《海防档》及《总理衙门档案》等。
清末数十年中，欲开采煤铁等多种矿产，需向外国购买机器并向外国借款，或由外国投资在华从事开矿事业。《矿务档》便是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1901年）、外务部（1901—1911年）和外交部（民国时代）三时期外交部门官方文件中有关矿务部分的原始档案均收在一起。此书中有不少资料乃关于中国近代之重工业及开矿方面者。
清末沿海国防问题严重，由于西人攻华靠坚船利炮，社会人士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巩固海防，故设立造船厂、枪炮厂、电报局，并修建铁路。以上相关档案被编入《海防档》，此书分为购买船炮、福州船厂、机器局、电线、铁路五部分，其中有许多原始材料。
又如抗战前，怡和（渣甸）洋行有不少档案。作为五口通商后的一家洋行，怡和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之出入口商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亦曾投资中国的铁路，并贷款给中国。故怡和洋行的档案与中国近代经济史大有关系，此批资料在珍珠港事件后已运至英国，保存于剑桥大学。
很多笔记小说中常提及各地社会的零星事件，许多材料颇有参考价值。如要了解北宋首都汴京的情形，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书可资参看。作者在书中回想东京的物质生活及种种情形，有的为正史所无，如记载当时运入城内的猪达数以万计，又如城内人口及粮食消耗之数量等均有记及。
又如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一书中，记载上海附近有松江人黄道婆者，曾在海南岛久住，见当地人种棉花以纺纱织布之情形及所用工具，学到后返松江，将此种生产技术教给当地人，使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均学会了，于是松江成为纺织业中心。此为中国棉纺业最早的一段历史，却为正史所无，而陶著中却有。故笔记小说亦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重要资料。
在地方志方面，现存有七千多种，以宋代为最早，历元、明、清数代。有记一省的，也有记一府、一县或一镇的，如《景定建康志》为记南京者，《咸淳临安志》为记南宋首都杭州者。其中于当地之户口、物产、工业、农业及租税等方面情形均有记载，也有同乡的社团、会馆，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好材料。
私人文集之中也有部分资料可用，如作者生前曾任财经方面之主管行政长官，或曾从事社会经济改革者，其文集便极有用。
如张之洞有《张文襄公全集》，作者曾负责建立汉阳铁厂，在其文集中可找到不少有关资料，可借以知近代重工业之发展遇到何种问题，如何解决困难等。张之洞又提倡建设铁路，如卢汉铁路（后称平汉铁路）便由其始建。由于当时人迷信修铁路会破坏皇族风水，于清室不利，故至卢沟桥止，而不达北京也。又，张氏在武汉曾建立棉纺厂、水泥厂等，采用西法机器设备，皆可找到不少相关材料。
又如盛宣怀有《愚斋存稿》，盛为政客，亦为大工业家。张之洞所办之汉阳铁厂，原为官办，由官方投资，后来官方不能再投资，改成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经营，便由盛宣怀经管。由张之洞官办转而由盛宣怀官督商办，在《愚斋存稿》中便可找到相关资料。又如清末几年中，汉阳铁厂改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意即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合并而成），合并后公司资本为2000万元，为当时之大企业。以上经过在文集中均有记及，可以对近代社会经济史之研究有大贡献也。
2.材料的别择取舍和审定
收集材料并非即是研究，收集之外尚须加以整理与分析，以能够适当地、正确地运用史书中的材料。故史学方法很重要，然后知材料之取舍，何者为有用，何者又为无用。汉考克在其《经济理论》一书中亦言及材料之取舍，并以打鱼作比喻，其中经济理论如渔网，入水网鱼，渔翁捉到鱼后，小鱼（喻无用之材料）任其漏入海中，将大鱼（喻有价值之材料）网起待售，小鱼入海，待其长大后再网。
正史及其他史书中的史料包罗万有，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军事、艺术等各方面均混杂其中。我们需取其有用者，故需兼习几门社会科学，如可旁听一二门社会学、经济学原理课程，于研究社会经济史均有帮助。
史料中的统计数字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极有用，但使用时要小心。如《宋史地理志》记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时有2080余万户，4600余万口。上述户数与登记数字相近，较可靠，但口数则大有问题。因若照此口数，则平均每户为2.6口，与当时社会情形不合。此乃由于当时人为逃避政府的丁税（人头税）而少报人口，以减轻负担。事实上，汉元帝时（公元2年左右）中国人口已有5900多万，宋代时不可能反而少于此数，况且北宋时经济生产状况甚佳，人口理应增长。故上述口数，只是当时中国纳人头税的人丁数字，而实际情形约为一户五口，则实际口数应超过1亿，方为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故对此种数字，不可全信，须慎重处理。
又如《乾隆朝东华续录》卷一一八载乾隆帝“上论”（皇帝文告）中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全国口数为2300余万，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时达到3亿。但事实上，前者为缴纳丁赋的人口数（仅包括付税壮丁），而后者则为实际人口数字（包括男女老幼）。康熙帝心知虚报之弊，故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时改变办法，规定人头税以该年定额为限，此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故此后人口数字渐近事实。乾隆六年（1741年）时开始实行新的户口调查法，即用地方保甲调查户口，然后申报政府，故人口数字更为准确。
因此，在整理和使用资料时要详加审订，不可轻信史籍所载之数字也。
（本文为《中国社会经济通史》一书的导论部分）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八)：理性思考，经济史带给我的启发

01
记得中学学历史的时候，讲到大运河的起源，大运河是由隋朝的隋炀帝主持修建的。历史书上更多的是讲隋炀帝横征暴敛，最终引发民怨，运河虽然建成，但隋炀帝也命丧扬州。当时学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皇帝也是有意思的很，挖了大运河最后却命丧如此，大运河到底为什么要挖？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这些疑问好像历史书上讲的也不是很清楚，直到最近看了《中国社会经济通史》才明白其中的缘故。
 
这本《中国社会经济史通论》是根据全汉昇先生于1967年至1968年间，在香港讲课的内容整理而成的。全汉昇先生，广东顺德县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潜心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l949年以后，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l984年当选台北中研院院士。
 
什么是经济史呢？经济史应该是一门交叉的学科，它应该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融合体。全先生就专门说道，「经济史，意即研究人类赚钱（获取财物）和花钱（消费财物）的历史。」经济史的任务主要在于研究「天然资源、技术与制度」三因素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
 
经济史的研究其实还是比较冷门的，由于研究的对象多半是过去的历史，现在很多人不想研究也不屑研究了，这本《中国社会经济史通论》从古代社会经济开始讲，一直讲到鸦片战争前的历代历朝的经济状况，就算是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吃力。

　　《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读后感(九)：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

　　全汉昇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一位贡献卓著、广受赞誉的史学名家。全先生早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师从陶希圣、傅斯年等著名学者，并将中国经济史研究确立为自己的终生志业。1935年毕业之后，全先生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又赴美深造，在唐宋经济史、中国物价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此后，全先生又涉足明清经济史及近代工业化等研究领域，贡献了大量深为学界所推重的学术力作。
　　全先生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涉足广泛，著述弘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一领域可谓有拓荒发轫之功。全先生治史兼有广博与专深之长，一方面十分强调史学的实证性，务实求真，将研究建立在丰赡而全面的史料基础之上，同时注重吸收西方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不断发掘新问题，开拓新视野，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与进步。对于全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先生曾题诗云：“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可谓至言。
　　1965年，全先生获聘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历史系教授。1967年至1968年间，全先生曾先后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分别对上古至元代与明清及近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概述与剖析。本书将两门课程的讲稿合而为一，以完整地呈现全先生贯通古今的宏大视野及对数千年间历史大势的精彩把握。
　　本书由新亚书院毕业生叶龙先生据当时的课程笔记整理而成，我们在此要感谢叶龙先生的付出，他不仅以详尽的记录保存了这部讲稿，而且加以精心的审订与补充。此前，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两部作品同样由叶龙先生记录整理而成，两书均已顺利出版。钱穆先生与全汉昇先生同为一代名家，在学术上既一脉相承，又各有所长，相信广大读者在领略其学术风采的同时也能够有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