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的世界史的读后感10篇

　　《游牧民的世界史》是一本由杉山正明著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一)：农耕PK游牧！吞并还是融合？

可能对于大多数内陆地区的人来说，“游牧”代表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信马由缰，逐水草而居，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最烈的酒，最快的马，肌肤如同羊乳一样洁白能歌善舞的女子╮(￣▽￣”)╭呵呵，你要真那么想，就太天真了～！
事实上，“游牧”不过是种艰辛的生活方式，绝非臆想中的那么浪漫。逐水草而居，也不过是迫不得已。人类的天性就是追求安逸的生活，自然会由游牧转变为定居，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凭什么你有我没有”的羡慕嫉妒恨心情，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才有着这么多解也解不开的纠结，这么多说也说不完的故事。
世界史貌似就有由大大小小中或间断的战争组成的，而无论是在西方亦或者是在东方，可以说古代的历史，更确切的说是战争史，全然是来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互动构成的。中国上下五千年，华夏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游牧民族的抗争史。当然，比起西方人，东方人的神经可要要坚韧的多——最起码那个“上帝之鞭”的阿提斯，在西方都成就了魔幻的吸血鬼的传说了，在中国，成吉思汗可没有这样的地位。
在近现代火器大方面普及之前，只有骑兵才能真正对付骑兵。在那个游牧民族还占有绝对性优势的时候，无疑的是日本是最幸运的国度，蒙古人的几次远征，都让挡在日本列岛前面的“神风”给送去见了海龙王。真可谓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作者是个日本人，和韩国、越南等国一样，同属于中华文明的辐射圈。作为中国的老邻居，但又因为不是他们的历史，没有那种切肤之痛，因而能够更客观的着笔。当然，这种“更客观的着笔”，也不过是见仁见智了——毕竟，“真理”虽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少数的也不能就代表了一定是“真理”。
其实，从本书里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历史知识深厚，但是那种标新立异的思维模式，是要闹哪样？
作者对冒顿单于或者成吉思汗这些作为主动侵略方的游牧民族，抱有“英雄”般憧憬的看法，还能说他是“客观”而言。总也可以说是，“我之英雄，彼之仇寇”。但是，轻率的将“游牧民族的野蛮血腥”这一论调，都推卸给了被侵略者不客观的记述，和后来的文明论者的宣扬，说他们只是因为立场的关系才这样写的，也是我所不敢苟同的。
难道说在作者看来——即使之前再怎样的野蛮血腥，只要之后不那么野蛮血腥了，就可以说是不野蛮血腥的了？再有，在作者拿色目人举例的时候，先要弄清楚，擅长商业的色目人，和匈奴人、蒙古人这种纯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不同，好吗！
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了，凡是游牧民族，在没有同农耕民族融合前，都是野蛮血腥的。这不只是思想模式的不同，更在于他们所固有的粗率的生活方式。融合之后，或者更直白的说，即使没有进行思维观念转变后的融合，只是单方面侵略占据了农耕民族的土地、人口之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那么野蛮血腥了，也只是出于正常的对待敌人和对待自己的财产的不同罢了。
试问，如果换做了作者本人，别人的狗追着咬你，你是否会毫不顾惜的抡起棒子就揍；而当这条狗属于你了，是你的财产，你不想要它可以用它换钱的情况下，你还能够像对别人家的狗那样，毫不顾惜的的下手痛殴吗？
作者写的倒是很动感情，大概是环境或者是年纪的关系，文字读来有种文绉绉的感觉。大概是书中那种循循善诱的叙述方式，总给人种幼儿园老师在教导小朋友的味道，让人看着多少心里不舒服吧。
翻译硬译也还罢了，但翻译的一味求快也为免太过。书里动辄“之”来“之”去的，这些让人看的稀里糊涂的没必要保留的语助词，都应该是很机械的硬译的恶果了。和那些逻辑有问题导致的语句不通顺的句子一样，都极大的削减了本书的可读性。
诚然，书的内容的确是很有知识性的，但遗憾的是可读性太差。纸质也是平平。也只能说，这本书不是我愿意自己掏钱买着看的那种，上图书馆借来看也能增长知识了。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二)：一部欧亚本位的世界史

                                  一部欧亚本位的世界史
                                                                        吸濡之鱼在江湖/文
    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是在十九世纪末由著名的汉学家那珂通世开创的，此后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吸收西方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升，最终在日本汉学界成为一门显学。过去大陆的学界一般认为，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为了学习所谓的“异族”的统治经验，这样的说辞放诸今天难免让今日的学者不置可否。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是对不同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利用，在这一点上杉山正明可谓是成果出众，作为一名懂得十几国语言的历史学家，他擅长于运用波斯文、蒙文、汉文史料进行对勘，从而掌握了从宏观角度分析文明发展之脉络这样宏大的命题的能力、具备了许多中国学者所不能具备的世界史观。
    出版于1997年的《游牧民的世界史》作为杉山正明的代表作，尽管并未单独以杉山氏精熟的蒙元史研究作核心重点，但仍是提纲挈领地展现了杉山氏以世界史观研究民族史的成果。全书的写作立场是超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杉山正明通过梳理活跃于欧亚大陆中央（书中亦称之为“干燥地区”）的诸游牧民及其政治集团自身发展、变迁的历史，绘制了一副由游牧民主导的欧亚大陆世界史，重新审视了近代以来西方本位主义的观念下对“民族”“国家”“文明”等词的认识，旨在洗刷长久以来世界对游牧文明不公正的负面评价。
    在杉山正明看来，欧亚大陆上的历史在世界史中是不可磨灭的，可惜其缺少世人对之足够的正面认识，在步入“全球世界史”时代之前，“欧亚世界史”始终是人类历史的核心。而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最主要的部分即是游牧民的历史。
    杉山氏将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分为农耕型、游牧型和海洋型三种类型，在十五世纪末西欧势力于海洋上发展起来之前，定居型的农耕国家和移动型的游牧国家始终是亚欧大陆国家中最主要的两种类型，且现实中纯粹的农耕国家或游牧国家都不存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总是交融具备两种类型的元素。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国的统一帝国自秦以后，有诸多政权“可以追溯到原本是以畜牧或游牧作为生计的集团，他们在获得权力之后，在将较多数的农耕民以被统治者的身份纳入后，结果其政权、国家就变得具有浓厚农耕国家色彩。”（239页）
    不过，杉山氏在此论断基础上延伸提出的观点或还有可商榷的余地。他在书中断言近代以前的欧亚大陆国家统治者多是游牧型（移动型），而被统治者多是农耕型（定居型）。这样的说辞似乎是认为游牧文明有着优越性，然而杉山正明在批判通行的对游牧文明的负面看法时却极力否认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存在优劣的观点，此处的表述与他之前的论点有着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杉山正明颇具创见性地认为，位于“中央欧亚大陆”上的并不由纯粹游牧民组成的游牧民国家，实质上是具备超越西欧型“近代国家”之结构的可能的。杉山氏认为，西方所谓的“近代国家”其突出特点是以特定的族群为政治核心、强调国家与民众是同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而游牧民国家则是起源于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它以游牧民集团为核心，是一类在集聚了各种种族和势力后由多元文化混合而成的复合体，是客观上的多元种族国家。
    杉山氏在其著作中特别强调了游牧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先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而在陆上勾连起亚欧大陆之东、西的效果。尽管全书在写作过程中明显偏向于对欧亚大陆之东部的历史的叙述、缺少对西部例如伊斯兰世界足够多的笔墨，然而作者的态度在书中却是理至易明的，即近代以前的欧亚大陆就已经在游牧民的推动下发生了碰撞与沟通，从而构建起了一段欧亚本位的世界史。
    在杉山正明看来，他个人在这本书中所展现的研究之所以有独特之处，即在于他并不局限于“区域史”或“文明圈史”的研究，不“自我满足于自己特所有的特定文献及其所属的一个‘文明世界’”（256页），而是秉持着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史观。这种史观非常趋向于近年来火热的全球史视角，其优点在于利于学者开拓知识的视界、提出理论上的创见，然而容易在细节上产生缺失的毛病亦是显而易见，同时很难不让人诟病其是以论带史、理论先行。不过好在杉山正明在书中尽管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并不深入，但凡是选取到的细节倒也足够贴切主题，不致使全书流于结构松散、空谈理论的随笔，而是给予了其所要构建的理论体系以足够充实的史实基础。
    杉山氏此书至今已经问世十七年了，不论这本书在具体的观点上还有多少有待明晰、完善、修正的地方，这本著作为民族史学界所提供的在学术视角方面的资源仍是足够珍贵的。我想，如果这种宏观的世界史视角以及客观公允的评价心态最终未能真正通行于学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件有点令人遗憾的事。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三)：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姚大力 发表于 2013-01-06 00:38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1/6/922979.shtml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
　　　　
　　　　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作阻断破坏了两宋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正面的主角，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的中国史进程。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为我们刻画出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史，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细想却又合情合理。
　　　　
　　　　
　　　　
　　　　我们常见的唐代总章二年的疆域图往往会误导读者，因为唐对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驰骋草原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的作者杉山正明言及契丹史资料的严重不足时哀叹道：能允许被展开来从事“研究的界限已经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页79）；至若“尝试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经要成为一种壮举了”（页91）。而关于金、元历史资料，则除了在数量及其报道所覆盖的内容范围方面的依然欠缺外，女真、蒙古统治者的立场、情感和行动更是在占压倒多数的汉语文献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曲解下变得难以识辨。因此可以想见，要想在一部经汉译后不过十六七万字正文的书稿里，以简明连贯的叙事把这段历史讲述得连非专业的阅读者也能感觉饶有兴趣，这是对写作者具有何等挑战性的事。
　　　　
　　　　　　我对本书作者深感钦佩，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相比之下，这本书对汉文读者的冲击力可能会最大。因为它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所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十到十四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作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出现在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演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沿着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脉络，为我们刻画出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使人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仔细想想却又合情合理。
　　　　
　　　　直到两宋为止，唐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检阅过中国最流行的那幅现代绘制的总章二年（669年）唐代疆域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尽管尚未将今云南西部以及包括今四川和青海一部分在内的整个藏地囊括在内，唐代拓地之广，它在西部和北部远远超出今日中国疆界的幅员，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它的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抹杀了唐政权在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实现方面一向存在着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某种不很健康、而且一厢情愿的妄想。
　　　　
　　　　还不止如此。普通的读图人还常常会忽略历史地图上注明的标准年代，即据以制作该图的基本资料的时间节点。总章二年那幅地图反映的，是从630年代到660年代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好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再推迟一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本图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了。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曾长期成为双方拉锯和争夺之地。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七八十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本书作者把唐朝界定为“瞬间大帝国”（页8）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僵化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指出，安史之乱后，由于“在内陆亚洲世界互争霸权的两大势力即回鹘和吐蕃”的存在，唐首都长安“因不断来自西方的威胁而变成了毫无安全感的城市”（页24）。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他据此尖锐地提问说：“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还是‘唐代’吗？”（页22）
　　　　
　　　　那么，一部叙述辽、夏、金、元历史的书，为什么要从颠覆“唐朝三百年之幻想”这样一种“朴素而又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 看法（页34）讲起，甚至为此而不惜把这个开篇写得令读者感觉有点过于冗长呢？我以为，作者的用心主要有两点。
　　　　
　　　　首先，吐蕃和回鹘的崛起，以结束唐王朝全盛时代的安史之乱为转捩点，将东亚历史逐渐带入一个分权化和多极化的新局面。正是吐蕃的衰落，一方面导致“原来囊括在吐蕃内的藏系各部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催生出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另一方面又成为“沙陀发迹的诱因”（页26）。而回鹘汗国的解体则成为契丹部落独立发展的契机。在契丹部英主阿保机不得不用“为长九年”（907-916），即通过两次连任“以三年为期的选举换代制”（页45）之下“可汗”地位的苦心经营来蓄积个人势力的蛰伏期间，面对后唐沙陀政权坐大灭梁、进而吞并正在进行建国准备之契丹的危险，阿保机被迫依违于后唐与后梁之间，在夹缝里求生存。只是到他的继任者手里，契丹才利用沙陀内讧，通过施展助后晋灭后唐、又将后晋属国化的策略，成为兼跨农牧混合带两侧的强大的内亚边疆帝国。按照上述线索，本书“直接涉及”的故事，就应当从党项、契丹和沙陀等部的发展获得空前历史机遇的九世纪后半期，也就是自回鹘与吐蕃统一政权瓦解之后讲起。但为了理解九世纪下半叶的整体形势，还必须“将此前一百多年也收入视野”（页7）。安史之乱就这样成为本书讨论的真正起点。
　　　　
　　　　其次，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唐的中衰，或者说唐从它鼎盛的巅峰不可挽回地一路滑向最低谷的那个有点漫长的时期，实际上还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伤的超长挽歌更多得多的历史意义。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边城范阳之地位的不断抬升之中，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进而成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女真金帝国的首都、蒙古世界帝国的京城大都”（页16）。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页7）。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十三到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页7）。
　　　　
　　　　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源出于草原或汉地社会边缘地区的非汉人群，早就在中原建立过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在把中原当作核心统治地区这一点上，它们——包括本书述及的后唐与后晋在内——与以公元十世纪的辽王朝为开端的各“异族”王朝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前一类政权的建立者多在以雇佣军等方式向中原汉地渗透的漫长过程里，逐步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后方的无根基政治-军事集团；同时，当日汉地社会所流行或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传统，也很便于为接纳诸多非汉人出身的军事贵族集团提供一种非常自然、易行的制度框架。因此这些“渗透”型的王朝往往缺少制度创新的必要动机与资源，未能为突破中原传统体制提供自己的独特贡献。与它们相比较，辽、金、元、清都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迅速地在汉地建立统治，与此同时仍精心维持着作为本族群人力与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征服型”王朝的这种特别的版图结构，推动它们去创制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它不仅能在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和统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为进一步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括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
　　　　
　　　　我以为，本书作者所说“小中国”与“大中国”的区别，并不完全是就“中国”版图的面积大小而言。更重要的区别，其实是在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即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疆域为理想治理目标的“小中国”，以及一个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之间。更明确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公元一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恐怕没有任何人还能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参与，今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般广袤的版图！
　　　　
　　　　明白了作者力求贯穿在本书中的写作意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谋篇布局为什么会采用那样一种很不相同于寻常的方式。
　　　　
　　　　这部本身就不算太厚的书，花去五分之一的篇幅用来讲述故事的“起始发生在何时”的问题，包括安史之乱、吐蕃与回鹘的强大与衰落。接着它又用另一个将近五分之一容量的叙事来刻画契丹“奔向帝国的助跑”。在总共超过全书三分之一的上述两章内，还有不少篇幅被用来追溯与契丹“在同一时期崛起的”（页37）沙陀族后唐政权的兴亡。第三章依然围绕从契丹与后唐“南北并立”（页55）到它迫使后晋沙陀政权“属国化”的线索展开，只是在最后割出分别以“澶渊之盟”（页73）和“南北共存的一百年”（页74）为题的很短小的两节文字，把辽-宋关系以及几乎全部的“契丹帝国的稳定期”都一带而过。第四章“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穿越千年的时空”，简直就是一篇散文式的优美抒情的访古随笔。当作者面对辽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址那“高层建筑般规模的……塔状岩石”，发出“传说，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页86）的感慨之时，他同时也把撞击着他自己心灵的那种由衷的感动深深地传达给他的阅读者。
　　　　
　　　　就这样，当终于翻过有关辽代历史的最后一页时，我们发现已经读完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篇幅主要用于讲述蒙元史，所以只能用第五章简单地把西夏和金都说完了。接着作者又以相当详细的笔墨，生动展现出蒙古人怎样“走向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如何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多种族复合国家”，并且把大半个欧亚旧大陆整合为一体的非凡历程。
　　　　
　　　　叙事上高度跳跃的选择性和结构上调度自如的畸轻畸重，使本书充满了一种由非均衡的张力所营造的美学效果。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辟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真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晰的宏观图景。历史细节永远“还原”不完。这里不存在应不应该有所选择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选择得好不好。
　　　　
　　　　从体裁上说，本书可以被归入“大众史学”一类。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在此一意义上，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应该加以怀疑的。
　　　　
　　　　正因为这部大众史学读本兼具濒临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所以甚至对于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阅读者来说，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深度启发，并由此而萌发把那些被碰击出思想火花的话题推入更充分思考的念头。以下选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说一点看法。
　　　　
　　　　921年末，处于权力争夺之中的河北军阀里有人以镇州美女、金帛引诱契丹入寇。据《资治通鉴》，那个引狼入室者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阿保机准备发兵，“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邀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结果大败而归。本书作者强调，司马光这段文字把阿保机表现为一个“无聊卑贱之人、一个不知好歹的蠢家伙。……——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想这样说”。作者断定：以上这段记载不见于《旧五代史》，故它出于欧阳修的“创作”；司马光不但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抄了这个故事，而且把它抄得比《新五代史》还要“卑贱、粗俗”得多（页59）。
　　　　
　　　　此处没有足够篇幅把欧阳修的原话再抄录一遍。但至少从我的感觉来说，实在看不出司马光的描写在哪里表现出比欧阳修“卑贱、粗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司马光抄的根本就不是欧阳修，而是他写作《资治通鉴》时大量利用过的五代“实录”。意思完全相同，而文字稍见繁复的这一条记载，亦可见于《册府元龟》“外臣部”。当然那也同样是从“实录”里抄来的。后者并交待该信息来源说，“时获贼中人（也就是契丹方面的人）言”。流言未必尽实，史家无由考定，“述故事”传之后人而已。拿这件事来讥刺“司马光的浅见”，似过于严厉。
　　　　
　　　　像这样的不太适当的批评不止发生在一处。“通鉴”曾述及，阿保机猝死后，月里朵太后执意选择次子尧骨、而不是长子突欲继承皇位，为此残酷杀戮了一批旧臣。本书在提到此事时，又一次谴责司马光“虚构”了一则“充分反映他精神世界”的“故事”。作者以突欲被分封在东丹国来证明阿保机对他的超级信任，并由此断言，尽管“没有留下明确的遗诏就意外地去世了”，按“阿保机的本意”，实在“无需担心突欲当不上继承人”。只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月里朵“内心已向尧骨倾斜”（页68），所以才有后来的结果。
　　　　
　　　　中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早就指出，阿保机在立突欲为太子五年后，又封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并非任命最高军事统帅，而是在早已确立过太子的形势下另行更定皇位继承人的特别安排。是则突欲在阿保机死前不久晋封人皇王、东丹国王，地位虽仅处于作为天皇王、地皇王的帝、后之下，但由此也表明他不再是天皇王的继承人。以天下兵马大元帅身份继承皇位的做法，后来也曾几度被沿用。这表明月里朵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为了压制朝内不同主张，强行实现死去丈夫的遗愿。本书作者像司马光一样，认为尧骨继位出于月里朵个人的偏好及设计，则其“精神世界”岂非与司马光无大异？至于“虚构”之说，就更未免不实之嫌。
　　　　
　　　　不是说对司马光的立场就不能批评。将心比心，如果有能力揭出比如藤原道长（966-1027）的《御堂关白记》或者《历代天皇御记》等著名日本历史文献里某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一定也因此会感到高兴和满足的。但同时我也一定会怀着敬畏和唯恐有所未周的不安，尽量做到更谨慎谦恭地表达这些意见。
　　　　
　　　　看来，汉语文献包含的天然偏见所引起的，已不仅是本书作者理应有的警惕，而且变成了一种反感、甚至厌恶。所以他才会说，汉文记载所创造的“虚构”，远甚于古希腊、罗马文字圈，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页55）。在这样的表述里，一点也看不出日文所特有的那种委婉、客套的语气。因手头无书，我阅读的是本书的汉译文本。不过我与汉译者乌兰教授非常熟悉，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她的译文是忠实严谨的。作者提到《辽史》关于925年“日本国来贡”的记载时写道：“距今大约三十年前刚刚邂逅《辽史》时，这条记载对视觉造成的冲击至今难忘。”（页30）这段话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民族主义研究者经常谈论的知识精英的“愤懑”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
　　　　
　　　　对“夷夏之辨”意识流支配下大汉族主义历史观的质疑，无疑是本书很突出的一个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这里再举一则例证以明之。作者认为金宋间的“绍兴和议”致使“‘澶渊体系’再次出现”，并称它为“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页97）。中国读者——确切地说，是习惯于在“中国的”与“汉族的”之间画等号的读者——对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会极不愉悦。它当然是由霸权强加给参与国的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但传统时代既然尚未出现平等国际关系的理念，在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有等差的外交关系框架内实行“和平共处”，比起兵连祸结的长期恶斗，难道不是双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吗？其实这个方式也不是金的创造。它只沿用了汉室王朝早就发明的“朝贡”体系，不过又把它倒转过来，让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前来朝贡的一方变成了向别人朝贡的一方而已！我们不是从来就怀着心安理得，乃至有些盲目自傲的情绪来看待以汉室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吗？汉室成了朝贡一方，就以缺乏平等怪罪“澶渊之盟”或者“绍兴和议”，这样的见解，与视其为“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相比，显然少了一点历史主义的应有意识。
　　　　
　　　　不过就像所有原创性理论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张一样（以赛亚·伯林语），我们也从本书中读到些许因夸张而导致原貌可能有点走形的地方。建立唐王朝的李渊家氏，被本书视为“出身于拓跋鲜卑的地地道道的‘夷’”（页23）。作者据此认为，“唐朝在系谱上本来是接续拓跋北魏的”；把它与从代国到北周、隋的一系列政权共同“统称为‘拓跋国家’的看法与史实相当符合”（页88）。可是本书提到的三条相关理由，恐怕难以支撑起这种见解。它们是：唐室“祖源拓跋氏”之说；唐“依山而建皇帝陵”与契丹陵制相同、而于汉人王朝则“明显是个例外”（页88）；中亚以西各地多用Tobgach称呼唐，是即“拓跋”之音转（页88）。
　　　　
　　　　李氏原为“北代胡人”、“唐源流出于夷狄”，自唐宋以来代有其说，但至今难得落实。陈寅恪所谓“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强调的未必是华夷之辨，实为其门第身份之有无；否则就与他另文所说“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断制互相抵触了。关于唐陵，除非伴以坚实的辨证驳论，而不只是凭藉突乎其来的奇想，杨宽的见解仍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据此，唐昭陵墓室以穿凿半山腰的方式修建，沿用的主要是源于曹魏“因山为体”建造皇帝陵墓的办法，由魏晋南朝代代相传至唐，经昭陵而成为唐代大部分皇帝陵墓的制式。拓跋魏的陵墓制度确实含有北族文化的成分，但它与依山建陵关系不大，而主要体现在诸如起造于永固陵和寿陵之前的“永固石室”之类的建筑物中。一般相信，“拓跋”之称以Tobgach的变形西传，在北魏及其继承王朝灭亡后，仍长期在中亚被用来转指曾处于拓跋人统治之下的北部中国。我们不清楚它是否出于“契丹语式的发音”（页89），但从唐政权被西方人称为Togbach就推证唐皇室出于拓跋，那就如根据格萨尔之名源于恺撒而断言青藏地区这位传说中的藏王是罗马人后裔一样，无论如何是过于鲁莽了。
　　　　
　　　　陈寅恪早已论证过，隋唐制度有三个渊源。其中梁陈之制当然是汉式的；西魏北周之制是胡汉杂糅的混合制度，但它对隋唐制度影响最微；北魏北齐之制才是它最重要的来源，而其主要成分，则是通过士族之家学传承接续而来的残存中原之汉魏文化、东晋南齐之礼制以及保存于河西的汉魏西晋文化。唐代制度体系，是融合了不少胡文化元素于其中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就认定它的这一性格而言，李唐氏族的出身究竟为何，甚至已变得不再重要。不仅如此，正像本书很精辟地指出来的那样，一个“跨时代跨地域的国家和社会”，即一个变身为“大中国”的中华，乃是以“阿保机所开辟的新道路”为起始点的。故“阿保机的创业，又是时代的创业”（页64）。既然唐朝无论怎样也不能被看成与辽、金、元等王朝处于同一个国家建构模式的谱系内，那么唐朝是否“拓跋国家”，这个问题本身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呢？
　　　　
　　　　人们很容易就一本书是否好书做出他们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回答。那就是你愿不愿意手不释卷地把它从头读下去，一直读到结尾。至于你是否完全同意那本书的看法，倒是一个与此不甚相关的问题。本书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好书。相信其他读者只要伏案展卷，定然也会生出与我同样的感受。■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四)：寻找游牧者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是日本的蒙古史、中亚游牧史权威，从去年到今年，国内先后译介了他三本书，分别是《忽必烈的挑战》《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和本书，相比之下，这本书知识含量最丰富，较全面展现了他的思想。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日本与中国都面临解释困境，但日本史尤其麻烦一些，因为向上追溯，必然要回到中国史，变成中国史“支脉”，如此，怎样建构自身的独特性？怎样证明自己与众不同？
为突破这一困境，甚至有日本学者不惜造假，编造出日本文明早于中国文明的神话，以抵消内心的自卑感。当然，这只是策略之一，更常见的策略是将自己看成游牧民族的后代，这种情结在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中表露无遗。
认祖于游牧民族，优点有二：一是其曾征服中原，自称为他们的后人，自然较中国人更“优越”；二是死无对证，因为游牧民族血胤多元，历史记载极少，想怎么解释就可以怎么解释。
杉山正明这本书的野心在于，帮助游牧民族重建世界史，以推翻过去中国历史的、单一的农耕文明视角。
由于以游牧民族为本位，本书颇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将汉唐之间400多年看成是“拓跋国家”的形成与成长史，而唐代乃拓跋国家的延续；比如指出回鹘之所以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与恐惧突厥系卷土重来有关；再比如将东西突厥分裂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相参照，而过去中国史籍往往归因于自然灾害。这些观点虽有值得推敲的余地，但言之有理。
杉山正明的优点在于：他能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将农耕—草原文明对抗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看，游牧民族不仅与中原有冲突，与中亚列强也有较多摩擦，这会影响到其与中原对抗的策略。此外，他善于破除学术迷信，比如对“丝绸之路”神话的质疑，以及对许多传统的、经典解释的批判。
不过，学术能否预置立场，甚至超越对历史知识本身的兴趣，是值得讨论的话题。杉山正明在求异的同时，也有一些想当然的东西，甚至错读典籍，他的有些议论颇无厘头，比如柔然汉译为“茹茹”，非要贴上中原民族“坏心眼”的标签，既然已有“蠕蠕”的恶意译法，又何必屋上架屋？这种逆猜当事人心理的做法，实非史家所应为。
杉山正明的三本作品都有硬伤，不过想到我们没有硬伤的那些历史著作往往令人难以卒读，那么，这本书实在已属难能可贵。有趣、丰富、专业而不呆板，当下汉语写作中，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还真没到。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五)：只能是本畅销书吧，看看玩得了

总觉得对于这本书来说8.2的评分也太高了，要我说最多6分不能再高……可能是因为现在全球史很热门？
1983年第一期《世界历史》上刊登了一篇吴于厪先生的会议报告《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读完吴先生的报告再来读这本书就觉得作者只不过多了些印证，多唠叨了几句，把吴先生的观点具体地扩充了一下……然后又套上了全球史观这么一个洋气的外壳，于是忽悠了一群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作者剽窃……只是观点几乎一样让人觉得没什么读下去的动力，而且日本式的唠叨真挺让人难以忍受的。
唯一让我觉得不同的是，这本书涉及了大航海时代的内容，而吴先生未涉及到，可是在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下，我认为并没有讨论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的必要，不太懂作者是怎么考量的，要说挺烂尾的。
可能让大家给这么高评分的理由是作者比较会摆弄文字？没事就抒发一下感情然后还高举着为游牧民正名的旗帜什么的。但其实关于人们对游牧民族的偏见这一点，吴先生那篇文章也说过了。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六)：开拓与融入：快马弯刀的文明进程

   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是从世界范围内来探讨游牧部族的文明进程，当然，他把较大的篇幅放在了亚洲大陆，尤其是与古代中国发生关系的游牧部族身上。从中国的西部纵跨蒙古高原再到外兴安岭，曾经生活着很多游牧部族，在历史上长期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的政权进行交往、对峙与融合，一些游牧部族战败后向西奔逃（如匈奴）寻找新的居留地，一些游牧部族则融入汉民族（如鲜卑）。简单地说，一部游牧部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建立在快马弯刀之上的文明，无外乎开拓和融入。
   限于篇幅的原因，我想就古代中国与游牧部族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早在商周时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就已经有了分野，商部族作为当时的统治主体，尚且是一个半农耕与半游牧混合的经济体，商王朝频繁迁都即是游牧民族的显著特点（当然，这仅是频繁迁都的原因之一）。而到了西周时期，作为统治主体的周人则已经是明显的农耕部族了。当然，这个民族仍然是混合交融的，它吸收了渔猎部族，游牧部族以及各种特色的经济体，融合成了定居，耕种，有较为稳定的组织的主体。比如西周的开国元勋之一姜尚，其远祖很可能就是具有游牧特征的部落——羌人。羌和姜，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讲，都从羊，是同源的。可以说，汉民族是不断融合周边部族而发展出共同文化的一个民族。古羌族一部分融入汉民族，另一部分则发展出其他民族，比如九世纪曾经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据考证即为羌族的分支。古代中国尚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认同，所以孔子说，夷狄入中华则中华之，中华入夷狄则夷狄之。周王朝的建立和壮大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融合游牧（也包括渔猎）部族的过程，当时的亚洲大陆上有很多游牧部族，与周王朝的统治区域犬牙交错，周天子新开辟一块地方，就分封一个诸侯，让该诸侯去融化吸收周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部族。如山东有强大的东夷部族（齐鲁两诸侯，一个军事一个文教，就是看住东夷的），后来逐渐融入齐国；山西陕西都有白狄，后来被秦国、晋国攻灭吸收，秦穆公更是向西部发展，兼并游牧部族建立的国家三十余，拓土千里。在江苏、安徽北部则有淮夷，河南嵩县东北部还有陆浑之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是和游牧民族相交的后来都成了大国，而早期的分封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区的老牌诸侯国则没有发展。比如西周初期分封的宋国、蔡国、陈国、鲁国……等姬姓诸侯国（宋国除外，宋系商人后裔）占据了较为发达的地方，但是周边发展空间小，稍微发展就到另外一个诸侯国的地盘上了。而与莱夷相接的齐国，与匈奴人相接的晋国（后分为韩赵魏三国），与西部诸多戎狄相接的秦国（此国最初连诸侯都不算，属于附庸，是周天子的弼马温），与南方诸蛮相接的楚国等国家则获得了较大发展空间，都拥有了统一中国的可能。在此四国中，除了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太公的后裔，属于老牌诸侯外，秦晋楚三国都是非主流国家，在主流诸侯国眼里甚至就是半个戎狄。以齐国之富庶，楚国之广域，晋国之雄厚，秦国之剽勇都可能挑起统一中国的担子，历史似乎开了一道选择题，然而最后秦国这个曾经的非主流却统一了中国，这是因为秦国大量的吸收了游牧部族的文化特点，给秦人注入了既刚猛又柔韧的血液，秦灭六国，是军事和外交的高度统一，要么远交近攻，要么逐步蚕食，要么重拳出击，要么分化瓦解，这些都有草原骑兵掠夺时的军事特点，这一点恐怕是历史学家所未曾注意到的。
    
　　　战国时期，秦、燕、赵或与西部的游牧部落相连，或与北方的游牧部落抗衡，秦国宣太后先以温柔手段收义渠王为裙下之臣，而后又杀之，并收其地，征服该部族；赵武灵王击破楼烦王，将楼烦的游牧骑兵编入自己的军队，给他们高薪，让他们取汉族老婆进而将这支强悍的力量融入了赵国，这些都属于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在激烈冲突中的融合。当时的秦、赵、燕、魏四国虽然不足以扫荡群雄，但却是雄主辈出，燕之昭王、秦之穆公、赵之武灵王、，魏之文侯武侯皆为霸才，各以一己之力或纵横捭阖，或抗衡游牧部族，赵国大将军李牧更是一战令匈奴闻风丧胆。后世秦王朝蒙恬击败匈奴，收笼河套；汉王朝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都可以说是赵国大将军李牧收拾匈奴的延续——化被动为主动。被动则输，主动则赢。游牧部族的最大特点就是主动，如何变对方的主动为被动，则有打赢的可能。
　　　
　　　中国历史是一个北方逐渐向南方倾斜的过程，除了个别王朝外，几乎所有君主都有面对游牧民族侵袭的问题。秦汉为匈奴，唐代为突厥，北宋为辽为金，辽的北部则要面对金，金的背部则要面对蒙古，真可谓环环相扣，明朝为满族。汉王朝是一个大气磅薄的民族，看汉画像石或汉画像砖，多为人与虎豹斗，甚至人与熊斗，与龙斗的形象，姿态粗犷豪阔，简单流畅的线条中有一股苍茫浩荡的气息。实际上，汉王朝在汉初被匈奴围在白登山，受此奇耻大辱后也在向游牧部族学习。至于唐击败突厥并大破之，则因为李氏家族即为一个有半个游牧血统的家族，唐高祖李渊的妻子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皆为汉化的鲜卑民族，是北魏帝国的大贵族。至于唐初最有影响力的关陇贵族集团，基本上都有游牧部族的影子在里面。可以说，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既是冲击，同时也注入了新鲜血液。吸收的好，则壮大，否则被灭亡。
　　　
　　　在这部书中，杉山正明用极大篇幅来写蒙古这强悍的民族，实际上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同样存在吸收与融入的问题。在亚洲地区，蒙古灭宋后建立了元朝，忽必烈虽然是个蒙古皇帝，但却懂的中国文化。你看元朝这国号，即出自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朝某种意义上在融合，然而融合的不好，九十年代就垮台了。清朝的统治者康熙帝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元朝吸取了教训。可以说，快马弯刀建立的文明，如果没有丰富厚重的文化，最终必将被其他文明所融合。蒙古族的其他汗国，如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汗国，要么沦丧于雅利安人手中，要么被伊斯兰化，蒙古人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却慢慢消失了。其中，俄罗斯所灭的汗国最多，如喀山汗国，伊斯特拉罕汗国等等。
　　　
　　　游牧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挥舞着弯刀建立在马背上的历史，建立的时候够快够大，但是崩溃的时候也是如此。尽管如此，他们把草原的气息带到了全世界。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七)：为游牧民族写历史《游牧民的世界史》

为游牧民族写历史《游牧民的世界史》
   自从看了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才知道了游牧民族生存的艰难，在天地之间，一切几乎都要用自己的手来创造，用人的力量去抵抗风霜雨雪，去找冰块，融化成水，捡牛粪烧火，而且和农民不同的是，他们连一处固定的房子都没有，搬到一处就要从头开始，什么都无法积累下来，自然也就没有书，也很难记录下来自己的历史。
   可是在冷兵器时代，骑马射箭，加上这些生存能力，就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在对农耕民族的战争中，几乎无往而不胜。可是战胜之后，却又只能定居下来，接受农耕民族的文化，让自己的传统和民族消失在其中。
   这本《游牧民的世界史》让我更加了解了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只是和遗憾，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
   游牧民的世界史几乎就相当于蒙古的世界史，讲述的波斯、匈奴、柔然、回鹘、突厥现在几乎都成为了历史名词，他们的后代应该就是现在的蒙古族和哈萨克维吾尔族，其实这些游牧民族只是名称不同，但是都在过着很类似的游牧生活，生活在这一块辽阔的亚洲腹地之中，尽管相隔千万里，但是生活方式可以所非常接近。清朝曾经把东北的锡伯族迁往新疆，去了以后他们就牢牢地在新疆扎下根来，因为他们都是游牧民。尽管东北的平原和新疆的雪山有很大不同，但是对于牧民来讲，要吃的苦都差不多，只是内容不同。
   提到游牧民的世界史，那就离不开汉民族，游牧民的历史更多的是在和汉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被汉人记录了下来的。书里面提到俄罗斯是不是蒙古的后代？这个问题以前就被人提出过，因为无论是从领土的面积上，还是从历史的传承上，俄罗斯的确很像是蒙古，他们的领土重合度很高，俄罗斯帝国是在蒙古帝国衰落和解体以后建立起来的，很多俄罗斯的古老部族早期历史并不清晰明了，很可能就来说古老的蒙古。今天的蒙古国，也曾经多年被庞大的苏联裹挟其中，好像是一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至今仍然带有浓厚的俄罗斯痕迹。当然作者也没有就此得出结论，历史是用证据和材料说话的，很多时候是各种考古发现和资料的发掘在推动历史研究的前进。
   在书的最后介绍了游牧民族的没落，进入了现代社会，游牧民族的优势不复存在，面对枪和炮，马背上的民族再也无法抵抗，只能回到自己生存的草原上，可是当商品社会的不断冲击，让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将要成为历史，虽然那种生活在我们眼中很诗意，但是毕竟谁都不愿意去过那种非常原始的艰苦生活。游牧民终将成为一段历史。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八)：杉山正明的启示

读过彬山正明和他写的《游牧民的世界史》，以及他对草原民族探究的论述，最大的启示并不是内容本身，尽管他的观点中确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于我的感觉，领悟到看待事物也需要跳出事物本身，甚至是跳出既有的学术观点，跳出大众常识建立起的牢固观念，是从这位京都学派学者的著作获得的第一印象的启示。
其实历史是最不应被盖棺定论的事物，但出于不同的原因，总是难以逃脱这种命运。
单是对于“民族”的认识，彬山就给出了旗帜鲜明的观点：匈奴、突厥、蒙古等等一系列被我们称之于“游牧民族”的集团，压根不是单一民族（至少不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中所言之民族），而是各集各家之杂糅的复合体。就这一点，足够让我们这些自认比邻而居的读着官方教科书长大的天朝儿女消化好一会儿的了。
撇开此书不谈，其实作为官方正史古籍里记载的契丹、蒙元，包换女真人前后脚建立的金、清两朝历史中，确也能看到统治集团中大量的包含汉人在内的各族人名，不外乎就是吸纳了异族精英，再寻求了法理上的正统而成大业。去掉更多时候是为统治服务而渲染的国恨家仇，一味盲目排外的游牧政权反倒是少之又少。这在后世建立“民族”观念（同样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后，很难转换回千百年前的真实环境，这个过程中还必须越过各种正史、野史、教科书、戏段子的藩篱，去看清实质。而作为民族单一性较强的日本人，能够跳出“民族”的束缚，来重新端详远曾经在大陆深处的“蛮子”，也实属不易。
至于对中国北朝、隋、唐诸朝皇族成分哪怕只是稍加分析，也更会显得是对我们传统的断代史扇的大耳刮子。不用细说“唐宋变革论”，单是对我们引以为傲的盛唐皇家李氏的血缘的细说之下，北虏南蛮什么的世界观就开始微微颤颤。此前曾经了解到对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还有“第一帝国”、“第二帝国”以至后世这样的观点，确也是加入了摈弃断代史观的立场，同样在有理有据的论述下会达到给人以启示的效果。
只有不再依偎在看似合理合法的“一脉相承”之下，才赫然认清这世上没有什么正统和异端是泾渭分明的。这个道理不也是很浅显吗？但还真不容易看透。
另外，杉山也十分看重游牧王朝在串连整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中发挥的作用。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要更加“文明”——这在如今去回顾历史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游牧民的世界史》反其道，指出开明的、重商的大陆帝国促成了人类文明跨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开疆拓土，而后连结世界，这与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以上的这些结论，对于一个怀揣有“中华正统”思想或是类似一元中心观念的人，需要一些时间去换位理解；也正是去付出换位理解的思考，才是跳出禁锢，寻觅其他视角的第一步。或许这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或是思考者应该主动尝试去做的事情吧。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九)：草原文明的正音

  作为海洋文化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以独特的视角写下了这本游牧民族的世界史，不同于以往学者对游牧民族落后、粗犷的映像，他笔下的游牧民族，坚强勇敢，所向披靡，建立起了一座有一座的属于世界的文明。原文链接：
“游牧”是更浪漫的一种生活方式？
游牧作为一种区别于以传统农业、商业、手工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的经济活动，似乎比较自由，杉山正明认为：“游”这个字也许会让人产生误解，它不只是无所事事地游荡生活，还有外出的意思，因此“游”是指迁移，“牧”则是畜牧，也就是“迁移放牧”的意思；“牧民”中文的发音为“mu-min”,微妙地具有悠闲、可爱的音律。正如哪首传唱于世的草原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见牛羊。
然而，即使在汉语里它有如此可爱的音律，我们也难以忽视游牧民族那背后的艰苦。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游牧者需要逐水草而居，他们需要在更贫瘠的土地（草场，高山）中学会合理分配资源。
“相对于四季的自然规律，游牧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类，草地瞬间荒芜；情况最糟糕时若遇冬季寒流或大学侵袭，险象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
浪漫的代价是那么的大，但想起金戈铁马不如风吹草地见牛羊，大漠孤烟不如鸣笛悠悠留少年。这些艰苦，已不是生命的担子。
马背上的民族——战争的时代
随着作者的笔尖，我们领略了游牧民族在早期战争中的优势地位，如斯基泰远征军对波斯的征战，最后歼灭八万波斯军队，几乎使其全军覆灭；匈奴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与中原抗衡的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兴衰，作者极力对《史记》进行反向论证，对匈奴社会的刑场发展有了不一样的例证，对于白登之围，他认为：“冒顿假装战败撤退引诱汉。这是游牧民军队最为擅长的伪装逃跑的战术。”“毫无领军才能”的刘邦高兴勇敢地率领全军进行追击。在文中，作者多次描写到刘邦是愚蠢自大的，而大赞冒顿的游牧民族的计谋。他认为白登之围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白登之围正式揭幕了所谓的“游牧民时代”。
历史上的一幕幕似乎在眼前游荡，回顾时代的变迁，王朝地斗转星移，似乎在历代王朝中，游牧民族也占领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所谓中原，不单单是一种华夏文化的独唱。
蒙古帝国的世界性
  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帝国，全体牧民都被纳入千百户组织，并被固定于一定地域内，实行“上马则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政策。及忽必烈时期，蒙古帝国的足迹跨越欧亚大陆。“忽必烈的‘大规模建设’”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物流、生产及交通等许多影响。尤其是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重商主义政策，也直接地涵盖到非蒙古疆域，并促使陆海
两路接轨，导致前所未有之‘欧亚大陆怪圈’出现。”可以看出，在蒙古及其时代，欧亚大陆的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蒙古毫无疑问地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这个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游牧民族，依然存在着许多谜题，等待着历史学者去考证。
  如今，我们以一个现代城市人的视角重新温度这本书，依然是会心存对游牧民族及经济的关怀和同情，可以见得，长期存在的这种价值标准让我们身陷光怪陆离的理论里无法自拔。然而，对待历史，我们所需的即是对历史的尊崇，更应是对历史的批判和质疑。无论是农耕文明、海洋文明亦是游牧文明，或许在历史时代他们之中或多或少的失去了话语权，但我们无法忽略那字里行间间映射的贡献和卓越。最后，向那些深埋光辉的游牧民族致敬！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十)：想象的共同体

书评名来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同名书籍，其书讲的是作为民族与国家的近代构造——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民族亦是如此。因此，用想象的共同体来评论《游牧民的世界史》或许是再适合不过了。
杉山正明的《游牧民的世界史》实际上正是对传统民族观和国家观的又一次“造反”，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群人活跃在欧亚大陆的中央，他们与农业社会的定居民不同，他们逐水而居，他们也没有国界的概念，一切都是反现代的，但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史的一部分。
作为农业社会的翘楚，中国人的史观一直是我们所骄傲的，正如《万里无云》里书云提到的一段轶事——在印度，人们最景仰的中国人就是唐僧，依靠他的《大唐西域记》，印度人才能还原过去混沌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角度记录一切，比如游牧民。在我们看来是外敌入侵，那么在游牧民看来又是如何呢？
实际上，杉山正明的答案很清楚，对于定居的农业社会，游牧民是入侵，但游牧民本来就没有定居，没有边界，万里江山任我闯，你说我闯入你的地盘，但这天地都是我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其中就不存在善恶、对错之分。
当然，尽管杉山正明的解释十分独创，但笔者却认为，有不少还是出于猜测的阶段——没办法，就如同印度人不注重时间而没有史料，游牧民的史料也依然来自于中国。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倒是可以借鉴杉山正明的史观来重新猎奇一番，比如曹操征乌桓，乌桓是什么人，还有唐朝李世民是汉胡混血，那么在唐军里又有多少外族雇佣军？还有，有传说认为，康熙灭了准格尔汗，迁东北的少数民族（不记得了？）去到西北，这是不是可信的？
以上种种，或许不一定有很好的解释和唯一的答案，但确实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