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读后感10篇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一本由王学泰著作，同心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75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一)：一点感想
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其实中国人身上一直都存在着这种游民精神。只是在读这本之前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或是说还不知道用个什么词确切的加以定义。
首先不得不说这本书真的很长，有些语言叙述有重复不够简洁。就作者提到的游民思想来看，个人觉得中国人身上最危险的就是“无信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没有自己的信仰，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做一个魔鬼。无论是在三国，还是水浒中的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流毒。在失去了道德约束及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做出一些灭绝人性的是事情，这就是游民思想的可怕之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二)：杀妻小结拜的情节我看明白了，为什么某种类型算游民不理解
文中关于文学作品的梳理剖析极好，尤其是水浒游民意识的分析。
作者把四民之外的脱序人都算作游民，除了游民知识分子，大部分游民都写的反面居多。
本人认为作者对于游民的定义太宽，一是戏子，车马夫，小商贩等俱是游民，认为属于四民之外，这样的按照阶层推断我不太肯定。我也不觉得他们主要具有作者认为的游民的性格特点。
二是刘邦流氓气但是有家有业，赵匡胤虽然漂泊过，但军户出身，而且为人又不游民气质，作者把这类人都当做游民的代表，前者强调流氓行径，后者强调父亲。有点各取所需了。我觉得不妥。
从阶层来看，天地会中各种职业的人怎么分析；从思想来看，元朝游民知识分子中持不同见解的人怎么办。总之社会学的部分有点片面。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三)：白玉微瑕，殊为可惜——论王学泰先生《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两处引文错误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读到的当代水平顶尖的学术类书籍之一，王学泰先生应该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论述游民问题的学者，尤其是论述游民意识如何通过通俗文艺影响了近现代的国民性格，言之有据，发人深省。
但读书时发现了两处引文有误，白玉微瑕，殊为可惜。
一、养兵到底让谁“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
《第四章 城市游民群体的形成》，187页：
“北宋仁宗时，大臣韩琦认为，募兵不扰民，可以减少农民从军之苦：
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八
募兵制下的军人是‘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了。但是带着老婆孩子的军人，还像个军队的样子吗？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首先，这段话引自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据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鹤林玉露》点校说明：“《鹤林玉露》现存的版本较多，但从一些官私目录和现存各种版本看，自明代以来，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流传系统：一为十八卷本，分甲乙丙三编；一为十六卷本，不分编。……这次整理，是以十八卷本系统中刊行较早的日本庆安本为底本。”观王先生引文后面的说明“卷一八”，想必是以十八卷本为参考。但书中所引文字，出自《鹤林玉露﹒乙编﹒卷之四﹒养兵》，算起来应该是卷一〇，而非卷一八。
其次，虽然宋时军人已经职业化，军汉也可以有老婆孩子。但观韩琦的原意，显然不是说募兵制下的军人可以“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养兵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这个。韩琦作为一个好官，第一要为朝廷着想，第二要为良民做主，那些所谓的无赖游民，他只是想支个招制住他们罢了。
韩魏公曰：“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议者但谓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篇，调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后世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此岂小事？”魏公此论，可谓至当。余观梅圣俞宝元间为叶县宰，诏书令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以备不虞，田里骚然。……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版，一八〇页
古人为政，总好借“古已有之”为由头。韩琦的意思是，养兵虽然不是古制，但也有好处。好处就是募兵既不扰良民，免得“田里骚然”，还可以把那些流氓无产者圈养起来，使其不生事端，也便于控制。但这些无赖军士的工资和装备，还需要国家财政拨款，不似唐时的府兵制，农忙时为农，战时为兵，没工资不说，连打仗的家伙什都是自己置办，宋代的军队开支，都化为赋税加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但“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良民要交纳的赋税虽然增多了，但终身不用当兵打仗了，等于是花钱买个平安，也算值了。
二、到底是谁投错了胎？
《第六章 游民情绪与游民意识的载体》，282页：
“《三国志平话》就是《三分事略》，同书而异名。这部书与历史和后来的《三国志演义》最大的不同点有二：一是，果报情节。‘三分’一开始有个重要情节，就是汉高祖刘邦做皇帝后屠戮功臣，杀了韩信、彭越、英布。三个负屈衔冤，告到天帝那里，天帝可怜他们，让他们分别投胎成为了曹操、孙坚、刘备，刘邦投胎为汉献帝，曹操等人三分了汉家天下。”
注意，这里引的是《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投胎的前身和后身分别是韩信—曹操，彭越—孙坚，英布—刘备。
而就在本章的第二节，295页，王先生写到：“游民对于社会动乱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与‘四民’求稳怕乱，‘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不一样。《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在开篇都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写社会动乱的‘必然性’。……后者写轮回报应——三国三分天下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屠戮功臣种下的业根所结之果。下场最惨的汉献帝、伏皇后是暴虐的刘邦和吕后转世，曹操、孙权、刘备是韩信、彭越和陈豨的后身。”这里，同样是依据《三国志平话》，除了韩信—曹操不变外，剩下的两位都变了：彭越—孙权，陈豨—刘备。
我当时读书至此，就觉得奇怪，一定是引文出现了问题，但当时一心想读下去，也就没有查阅资料。所幸读到后面，新资料就出现了：
《第八章 通俗文艺与游民意识的传播》，468页：
“我认为，《三国志平话》虽然刻于元代，其主要的故事情节在宋代就已形成。例如形成于北宋和金国之间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梁史平话》的入话，言三国时期的曹操、孙权、刘备，乃是被汉高祖刘备杀戮的功臣韩信、彭越、陈豨等人转世，……”
韩信—曹操，彭越—孙权，陈豨—刘备，这个投胎名录和295页的相同。读到这里，即使不查阅资料，按照本书自校，也可以发现王先生把《三国志平话》和《梁史平话》的内容混淆了。
据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标点排印本《新编五代史平话》，王先生引用的《梁史平话》的内容是正确的。但是据上海古籍1990年影印本《三分事略 三国志平话》，第二章两处引用《三国志平话》都是错误的，除了295页把《三国志平话》和《梁史平话》内容弄混淆之外，282页的投胎名录也不很准确，正确的应该是：韩信—曹操，彭越—刘备，英布—孙权。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错，稍微调整下文中的顺序就行了。我有点吹毛求疵了。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感(四)：完整了解社会的好书
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潜文化”，宋代以后，游民大量出现，游民文化藏在了中国人的阴暗面，治理国家就是管理游民的过程。国家的兴衰，就是游民取得政权，贵族化，产生新的游民，新的政权的游民贵族化的反复过程。
城市的游民形成于五代十国，唐代的传统受到冲击，官僚权贵，都在黄巢破城的时候被杀死。五代十国的皇帝，大多没有文化。到了宋代，人口激增，有了廉价劳动力，出现了人才市场，都城经济繁荣，富人很多，百万富翁很多，十万以上的也很多，居民开始烧煤。行会开始出现，但是商人依附于官府的关系就此形成。城里的打工者只把城市当作谋生手段，赚钱后回到家乡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江湖”开始出现，江湖是游民生存的空间，在江湖上生存，需要应对多种变故、形成一套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游民中的艺人在勾栏里表演，往往在闹市，非常繁荣。还出现了一个叫张寿的著名说书人，他就是古代的周立波。张山人最后的结局是死在回家乡的路上。还有演杂剧的丁都赛，相当于现在的影后章子仪。
游民的特点：脱离传统秩序（体制外），崇尚暴力，有仇必报。注重眼前利益，非主流，趋向组织化（这是由人的抱团心理决定的），信息沟通，形成江湖，主流社会称之为黑社会。活动范围以小市镇居多。行为容易受到戏剧作品的影响。
游民小说的发展大概是一个从写实到理想化的趋势，最初的作者是江湖艺人，熟悉秘密会社的运作，看起来很有真实感。天地会就有《三王造反》等小说来描述。清代的游侠大多没有政治的主张，只是希望成为好官员的保镖和助手，代表作品是《施公案》，可是网上的评价不高。鲁迅也研究出这个观点，而我们对鲁迅的了解远远不够。
近代，革命党人取得政权，政治理念和游民发生冲突，理想的不一致，使革命党慢慢和会社保持距离。描写这段历史的是《青红帮演义》，这种小说已经很难找到。阅读群体的转变，使旧武侠小说和新武侠小说的世界观大不相同。旧武侠小说的主角很真实，粗暴、残忍、讲义气，这类作品以《鹰爪王》为典型。那是对帮会的描述，基本符合实际。到了温瑞安时代，帮派就开始天马行空，脱离实际了。而金庸则将帮派士人化，流氓变成政治家，脱离史实。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五)：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感(六)：真实的江湖、隐性的社会
说起江湖文化，他不仅是武侠小说中刀光剑影的理想境界，甚至于在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哥们儿义气”之中，我们也时常感受到那种内化的力量。然而，对这一人人都有所理解的现象，从历史、文化、社会的角度应该作何分析呢？
王学泰先生的这部学术专著便是要带领我们一窥江湖文化之全貌。在他的定义之下，脱离正统秩序的游民生活空间便是俗称的江湖。而在其中所形成的文化内涵便是游民文化。
李慎之先生的序言中讲到：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大体上离不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然而却还有风起云涌的游民社会历来被文人学士所忽视，王先生就是要带领我们去重新发现这样一个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隐性社会。
王先生开篇便提出，和儒家正统文化相对应的游民文化群体，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股强大的隐形力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王先生先从明成化年间刊刻的《花关索出身传》中的一个故事讲起：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后，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身一人，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于是，关张二人便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这个听来十分残忍的故事，是与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相违背的。而这正是游民意识脱离正统文化的一种体现。
这种游民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还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说起。“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迟滞和社会结构的僵固，以及文化不能适应人口激增，是产生大量游民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定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聚族而居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形态。文明发祥地的长江黄河流域自然灾害频仍，人们自然而然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聚居群体，共同抵抗灾害。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便是土地和户籍制度。周代按照亲缘远近开始分封土地，以诸侯分封的方法，形成了国家和家族相统一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西周所实行的井田制便是将人和土地维系在固定的关系之上。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耕种面积的减少，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势必会遭到破坏。先秦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一些大的宗族常因战乱难以维持，到秦统一之时，已出现了很多已小型家庭为单位的村落。魏晋时期，一些大的门阀士族不断兼并土地，以后，兼并土地现象不能禁止，士族集团逐渐形成。
统治者一方面害怕实力强大的门阀士族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想依靠民间形成的宗法社会来降低管理成本。
到宋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之程朱理学的推进，统治者便在民间社会推行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依托的宗法制度。这些宗族有族长、设立保甲制度，设祖宗祠堂。宋代广开科举之路，每个宗族为本族有学识之士提供考试的各种便利，推行奖励措施。对一族人口的行政管理，实际上基本上仅仅只依靠本宗族力量的维护。这样，在本宗族内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社会。一族成员的社会关系等只保留在本宗族，便对本族文化产生很强的依赖性。
这种“乡约法”对巩固封建统治效果甚佳。以血缘亲缘关系为本的宗法社会特性，和统治阶级所推行的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主流文化相辅相成。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民间社会组织形更利于减少管理成本。比如，一般的政府官员都是指派到县一级，以下民间社会就是靠家族族长或者是知名乡绅来管理维护。
对宗族和土地的依赖是民众思想意识的主流。长久以来，人们在这种宗法制度的禁锢与保护之下，进一步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一旦脱离了这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便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游民。
王先生又将游民、游侠、游士、流民等做了认真区分，可见其谨慎之处，同时也便于我们了解游民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因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人口激增等因素产生的流离失所的人群，便是一般意义上所称的流民。而游士、游侠等，还要从历史深处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原本西周时期封的士变成了我们现在先秦文章所看到的纵横捭阖、游说四方的游士。而其中有着侠义精神的便是我们所称的游侠。在《游侠列传》之中，太史公对行侠尚义的典型游侠郭解颇为推崇：“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可见那时德行修好、识大体、仗义、公正的侠客颇受赞誉，也成共识。即使如郭解曾有杀人的前科也不足为过。
游侠的这种精神是一种自由选择，曹植、李白等名人高士都有这种侠客情怀。而作为社会流亡群体、脱离了正统宗法秩序的底层游民所形成的江湖文化也正是以此为载体。试想这些需要凭一己之力谋生的底层民众，只有靠真正的义气名声才能广结天下豪杰，一旦做了背信弃义之事，坏了名声，自然难以生存。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约束之中，逐渐形成了以义气、规矩为根本的较为公正的江湖社会。
王先生在研究之中提出，真正意义上的游民文化的形成，还是在宋代。到了宋代，政府广泛推行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根本的宗法社会，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失去土地的流亡者逐渐增加，同时，重文抑武，原本可以作为游民安置手段之一的充军门路想必受到影响。并且当时在临安等地已形成了具有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容纳更多的外来人口。随着宋朝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人口经过五代战乱之后激增，大量失地农民便涌进城市之中，依靠学来的一门技艺在城市之中寻找谋生之道。
当时城市之中这些民间艺人聚居的空间便可称为江湖。王先生描述宋代这种演绎场所多为瓦舍，同时饭馆茶肆等有人的空旷之地都是民间艺人的活动空间，甚至在乡间也有。其真实的场景，想必与我前两天读到的民国初年评书大家连阔如先生写的《江湖丛谈》中所描述的北京天桥等地的热闹景象颇为相似：相卜算卦、走方卖药、说书唱戏、武艺杂耍等随处可见。
在游民之中，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主导作用。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识字之人增多，而社会特别是官场对他们的容纳能力有限，一些游民知识分子被迫向通俗文艺靠拢。后来元代异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实行高压政策，仕途之路难行，一部分知识分子便开始专门从事通俗文学创作。
而这些通俗文艺作品正是底层人们精神娱乐的主要来源，是他们了解文化、生活的窗口，也是他们获取政治知识以及操作手段的重要渠道。“在中国，戏往往不像生活，而生活往往像戏。”
而这些作品，正是王先生研究游民文化的一个主要渠道。
比如一个细节之处，便是从关于“朴刀杆棒”的记载之中发现游民社会的文化元素。《水浒》中有一处关于卢俊义的描述便是‘取出朴刀，装在杆棒上’。所谓朴刀，其实是一种普通农具，杆棒，也只是棍棒，在重文抑武的宋代，对武器管制严厉，身无一文的农民只能凭其聪明才智在这种农具上装上长刀把（及杆棒），作为一种农兵两用的武器。而我们从曹植关于侠客行的文章中便可看到，早期的游侠生活中，具有侠义精神的贵族所崇尚的是白马和佩剑，根本没有朴刀杆棒的痕迹。
王先生正是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方式，从流传下来的民间文艺作品之中将游民文化的脉络向我们一一展现。即使从目录之中，我们便可发现涉猎之广，无论是我们所熟悉的三国、水浒，还是《英烈传》一类的当时通俗小说，以及具有神秘色彩的“天地会”文化符号，甚至于描写会党演变史的《青红帮演义》，都有详细的分析。
这个游民社会的意义何在呢？王先生尽心尽力为我们呈现的这一隐蔽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在文艺方面，四大名著之类伟大小说的传承作用、影响力自不待言，评书、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也在不断流变之中形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鲁迅先生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来研究小说之流变。而写了新武侠帮派小说《城邦暴力团》的张大春先生，在其文论《小说稗类》之中，也对这些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有着有趣的阐述。
在另一方面，“游民文化的问题必将超出文学范畴，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大群游民的形成始终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王先生在书中就历史上各代统治者对游民问题的处理也做了详细的描述。每个朝代没落的基本原因都是社会基层的不稳定，并且有几个朝代都是由游民来改天换地。这对我们现在社会也是颇具意义的。
希望王先生这部历尽十年的研究专著，能够真正意义上带领我们去发现那一个曾经被隐蔽的世界，还原中国古代社会真实而全面的文化环境。同时，也希望对游民问题的研究，广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