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研究》经典读后感10篇
《观念史研究》是一本由金观涛 / 刘青峰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65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观念史研究》读后感(一)：两点质疑
所谓“拟受控试验原则”，即控制价值对行为的影响因素。将价值概念化和操作化，即为语句中的关键词。
对于这种依托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自己现存的质疑是：话语频次当然无法精确描述观念的变迁。金先生在书中用重大篇幅摹写现代政治观念的变迁史，因此同一词汇的出现频次变化，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如对“天下”之分析（234），已知天下语词于1900年前后具有传统观至修正版“万国”的阶段变迁，因此根据该语词出现频次浮动，就断言“标志着传统天下观已发生重大变异”，就很值得质疑了。
质疑之二，语词在某阶段内的高频次出现，能否代表这一观念的被接受度高？金先生考虑到了这一点，根据语境将语汇区分为正、负面用法。但是假设，一个语汇被大量负面使用，能否意味着其在当时更不受认可呢？要得出这一结论，我们必须确定：1. 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是由具有概念讨论能力的知识分子推动的。2. 数据库能够完全收录、或者按比例完美契合当时所有的文本。显然这两个前提都是不可确定的，因此结论也是值得质疑的。例如，对于某一新生概念的大量批驳，只能证明该概念影响力大（未必接受度高），从而使反对者感受到巨大压力，刺激这一群体进行概念反驳。当一个概念被视为危险的时候，极有可能源自其流行度高，对既有体制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当然两点质疑都是吹毛求疵了。金先生的著述所动用的资源、团队都是很难复制的，做出的结论也很漂亮。【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现代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对西方现代观念新意义的学习---用中国深层思维模式对外来新观念的重构】三阶段论清晰有力，很宜用作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析框架。具体语汇的变迁史实也很有趣，好玩儿。
但这种基于数据（尤其是数据频次）的研究能到达怎样的深度呢？如前所述，大致的、粗略的框架可以显现，但许多变量是无法操作的，许多逻辑关系也未必如金书所述这样简单。所以今后的方向，大概就是借助大数据和全语料库，对某一问题做更深入、细节的分析。如同这本书的大历史尝试，怕是很难精简成册了。
本书方法论当然是很有趣的尝试。不过啊，书成不足十年，结论和操作完全可以在现在的microsoft office中实现，而今看来确实算不上了不起。重在开创，期待来者。
《观念史研究》读后感(二)：视角非常好，但是似乎有局限
非常赞同金老师对观念史的重要性的关注，也非常钦佩金老师做的严谨的考证统计工作，确实反映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历史研究和之前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打下的全面扎实的思维基础。书中对“群”和“社会”、“科学”和“格致”、“学校”和“学堂”等词汇的竞争中的此消彼长、词义演化及其反映的背后的社会历史事件和思潮变迁作出的研究极为有趣，也对理解直到今天现代中国人的很多基本观念的来源极有帮助。
但是感觉大问题起码有一个，就是日语的影响。虽然金老师没有避讳借用日语词汇或者词汇的日语含义对上述等现代中文词汇的最终确定的影响，但是似乎书里还是表现出的好像只有中国的社会发展一条主线，而同时期这些词汇在日语中的词义演变探究不深不全，而且诸如“社会”、“民主”、“学校”、“科学”等词汇在现代汉语和日语中含义基本相同，貌似还是日语中对词汇形态的确定起了引导决定的作用，而这些金老师似乎没有太多讨论，表现得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思想潮流决定了中文词汇的最终确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金老师想在中国历史的镜框里想讲一个尽可能完整的故事？
《观念史研究》读后感(三)：问题
我说金是理科生，主要就他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而言，这些因素导致他在所谓发现问题提出观点并运用创新方法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因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产生误区，对某些东西认为自然而然而缺乏必要的反思，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甚至其研究的理论预设就存在某些缺乏自觉反思的偏见。就这本观念史研究而言，用数据库对公共言论领域中所谓基本观念的出现频率次数进行统计，来表明不同观念所代表的各思潮的起落流涨变迁。这种研究方法恰恰说明了金缺乏对观念内部结构的复杂多面甚至冲突性的充分认识，虽然他们的方法设计也表达了从历时性的维度展现观念典型意义变迁的意图，但数据统计方法实际上预设了每个观念都是意义明确自恰、内涵边界显明，并与其他观念相比是独立完整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观念本身以及观念与具体历史语境产生互动时的歧异与暧昧。他的研究路数还是有明显自然科学研究那种抽空现实多变因素、力求建构简单化约可控的理想环境的倾向痕迹。
在某种意义上金观念史研究的思路方法或许是对洛夫乔伊观念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但洛氏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斯金纳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中已经提出批判，虽然我并不以斯金纳为准绳，但他对这一路数研究的批判还是中肯的。
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谬见，不过我还是认为金刘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主要还是在于方法论上的探索和积累。
《观念史研究》读后感(四)：金观涛：今天中国的“科学”观念，依然不是西方原本的概念
科学
今天中国的“科学”观念，依然不是西方原本的“科学”概念。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当代”，中国人通过对外来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形成了左右二十世纪中国直至今天的中国式的现代观念集成。说到“中国式的现代观念”，“中国式的”这个定语实在意味深长。今日常用的关键词所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与它们在中国的实际意义往往大不相同。而且中国人在逐步接受和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它们的具体含义也一直在变。
举“科学”这个词为例，“直到当前，中国人在使用科学这一语汇时，仍包含着技术、先进生产力等在西方 science 中没有的含义。也就是说，科学意义的扩大及其道德意识形态的功能，又回到了类似于传统的格致”。以“科学”这个观念为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依然是“中国式”道德，而不是西方原本的科学概念。
有其变化的，也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解，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中国式”的相对稳定性。换言之，今天中国的“科学”观念，依然不是西方原本的“科学”概念。（金观涛）
《观念史研究》读后感(五)：从砖瓦开始
两年前有一次参加钱刚老师的讲座。他的方法论很受启发。钱选取了二十年人民日报文章中一些关键词出现频率做对比研究，这些词是对官方意识形态最好的折射物，依稀记得，这些关键词的频率有过周期性的起伏。
这回读到金观涛夫妇的《观念史研究》，觉得方法论上与钱刚有相似之处，颇有怀疑钱刚是否是受了金氏夫妇的影响。
此书的副题即其方法论——“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夫妇十年来建立了一个含有一亿二千万字文献的思想史数据库，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进行梳理。这种方法论至少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时是非常罕见的。这种不以人物和某种框架下的思潮变迁来划分的方法，个人觉得，相比之下价值怎么说都不算过分。举个例子，如果研究对象是颜色的话，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在红黄蓝白黑这些个条目下做分别阐述的研究，而金氏的方法则是对光谱的连续频率做研究，它显然更切近真实一些。
金氏的工作，于梳理现代思想史，无疑于是做最基础的一砖一瓦的工作。虽然未做任何建构的尝试，却也是无可替代的。
《观念史研究》读后感(六)：为思想观念“编家谱”
今天的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有一种无所适从的迷惘。究其原因，牵涉到近现代思想的碎片——外来和固有的——在我们的心灵里打群架的问题。
这让我联想到杜维明先生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里说的：这一百多年来，大多数中国人心里面积淀了五层东西，包括悲愤屈辱的近代史体验、五四反传统的心态、马列主义、“文革”心态，以及改革开放意识。杜先生认为，我们心理结构里的这几层积淀，早随着近现代一次次的剧变而被击成碎片了，但它们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组合得面目全非。他举例说，某朋友是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如果你在他面前批评中国饮食他就会翻脸。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即便我们自发地去反省，也不一定真能搞清针对某一问题，到底是哪些观念的碎片以何种方式组合成了我们的态度。这又让我联想到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里铭刻的那句最难实行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当代中国人如果不把近现代观念碎片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就很难认识自己的心灵。
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这本《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里，“穿过语言的丛林”，具体描画和分析“意识形态更替的语言学痕迹”，为整理中国人的心灵碎片提供了一个法子。他们的“观念史研究”是怎么回事？对我们有什么用？
简而言之，“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史研究”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如同DNA和RNA分析揭示生物遗传历程那样使我们抓住思想变化的痕迹。”1997年，当时在香港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由思想史转入了观念史研究。他们组建了一个一亿两千万字的近现代文献资料的数据库，并选中一些重要观念词汇来做时段、频率，和用法上的归类、统计、解读、分析，可以说是给近现代的重要观念词汇“上户口”、“设档案”，和“编家谱”。
这部600多页的著作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与政治相关的重大观念（如“真理”、“科学”、“民主”、“个人”、“权利”、“社会”、“革命”、“经济”、“世界”），以及近一百个词汇的嬗变轨迹。就拿近现代至关重要的“革命”一词为例。1895年，孙中山赴日，吃惊地发现日本报纸管他叫“革命党”。在孙中山及当时中国人的语汇里，“革命”这个词有贬义，就是造反。但自从见了日本报纸上如此的说法，“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观念在二十世纪中国演变更替的“语言学痕迹”。
通过给近现代的重要观念性词汇“上户口”、“设档案”，和“编家谱”，著者发现思想层面的观念史和政治层面的“断代史”并不重合。我们所习得的历史知识一般将1911辛亥革命作为近、现代的分期，这一所谓的主流分期法显然是基于政治的变迁。而思考历史是否就应该将观念史研究比附在政治变迁上面？著者对观念史的分期体现了不同的思考，为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总结出三个阶段。
19世纪中期至1895年为选择性吸收阶段，其特点是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有选择的吸收。由于该阶段对西方观念的认识不精确，所以，这时往往会出现一词对应多个西方观念的现象。例如在使用“民主”一词时，曾包含 democracy 和 republic 两种不同意义。
第二阶段是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年（1895-1915），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黄金时期。1895年，维新的日本打败了以儒家治国的中国，使得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儒家理念必须为国家的失败负责，儒家伦理从社会空间退缩到了家族、家庭内部。于是大量现代观念都在这一阶段得到空前的吸收；而以前经选择性吸收的某些现代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在中文语汇里留下了详细推敲的痕迹，出现了用多个中文词汇翻译同一西方近现代观念或甄别不同层面含义的现象，也即多词对一义，比如“格致”和“科学”同指 science，“民直”和“权利”同指 rights 等。这一现象在对 economy 的翻译上很明显，在第一阶段是将其翻译为“富强”，显然“富强”不能表达 economy 的准确含义，故第二阶段出现用多个词汇，如“生计”、“国计”、“财经”、“财政”、“经济”等。
第三阶段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人通过对外来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形成了左右二十世纪中国直至今天的中国式的现代观念集成。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表达西方现代观念的词汇，大多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前两个时期引入的词汇进行再诠释的结果。这些政治术语至今仍在使用，但其中不少词汇的辗转轨迹，则被完全忘却了。由此说来，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五四所架构的“当代”思想中。换言之，中国“当代”思想是颇为独特的，既不是传统的，但在结构上又与传统类似；也不是西方的，因一切由西方引进的现代价值都经过重构。五四后的中国人，使用以西方政治术语为蓝本的汉语所做的思想表述，每每表达了骨子里与前现代儒家伦理思维一回事儿的“中国式”意义。之前1895至1915年这二十年“黄金”的观念吸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这个观念转化期的到来而遗憾地中断至今。
说到“中国式的现代观念”，我觉得“中国式的”这个定语实在意味深长。书中这些关键词所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与它们在中国的实际意义往往大不相同。而且中国人在逐步接受和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它们的具体含义也一直在变。举“科学”这个观念词为例，著者说：“直到当前，中国人在使用科学这一语汇时，仍包含着技术、先进生产力等在西方 science 中没有的含义。也就是说，科学意义的扩大及其道德意识形态的功能，又回到了类似于传统的格致”。
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观念“上户口”和“编家谱”，其实是想说：“历史上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在复活旧事物某种性质时，却忘记了它的名称。”
此文发表于《看历史》，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