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吧-经典好文章在线阅读:《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10篇

当前的位置:文章吧 > 经典文章 > 读后感 >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10篇

2017-12-12 20:04:0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10篇

  《君主论·李维史论》是一本由[意] 马基雅维利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元,页数:63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一):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君主论(The Prince)》摘要

  【按语:马基雅维利(1469-1527)将《君主论》(1512)献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Lorenzo de’ Medici。《君主论》是《论李维》的一个分支或较小的姊妹篇。小清新,很简单。就其谋略论述而言,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4-6差不多异曲同工,并不更让人心惊胆战

  在区分了共和国和君主国之后,马基雅维利主要论述了各种新君主国的特性、获取和维系的方法,涉及到君主应该如何统治臣民、驾驭军队、使用谋略和武力。在涉及君主行动的道德评价的时候,马基雅维利的基本原则是现实主义的:由于人类邪恶的事实,美好的道德品德不是现实的选项,为了君主国和共同体的维系和持存,在必要的时候君主应该能做到在违背道德准则为恶时心无歉疚。在邪恶的世界中,结果可以辩白手段。这一切似乎玩世不恭,但最后马基雅维利还是流露了其心中的激情和道德委身:盼望智睿伟大的新君主将意大利从异族的蹂躏中拯救出来。

  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的热爱或共和主义情感实质性地冲淡了《君主论》中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而且,那种玩世不恭或许不是本真的,而是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宗教幻灭感:同样是目睹天主教的腐坏和重重罪恶:马丁路德高举改革大旗,呼吁抛弃罪恶的天主教会,回到《圣经》、回到福音和真正的上帝;而离天主教枢纽更近的马基雅维利则报之以宗教的幻灭感。】

  马基雅维利一开始就将国家区分为两种,“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republics or principalities)。”【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论李维》,潘汉典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下同。这一区分与君主、贵族和民主制三元政体划分是什么关系,我一直存在疑惑,而且这一区分的溯源何在我也不清楚】君主国有全新的、世袭的等;而其获得或者依靠武力或者由于幸运或由于能力(virtue)。马基雅维利关切的要点是新的君主国(new principalities)如何统治和维系下去,而暗示共和国将在另一部书即《论李维》中讨论。【2】

  世袭君主国是较容易维系政权的,“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3】而新君主国则会遭遇困难重重,“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4】

  在新并入领土时,若原属于同一种语言或地区,且人们不是过惯了自由生活,则维系起来最容易,只需要铲除原有君主的血统;但若语言、习惯和制度都不同的话,就麻烦很大,最好君主亲自驻节或者在要害处殖民,而驻军则是不中用的。要保护弱者而削弱其中较强的势力,并阻止外国势力干预。罗马人就是这么干的,作为反面典型的法王路易十二在意大利的做法则很愚蠢。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何其继位者继续保住江山?因为君主国都按照自由或专制两种方式统治,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都是专制王权地区并灭绝了王室,因而易于持有。对于占有自由地区,则要么毁灭之,要么驻节之、要么保留其法律和自由而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总之,“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19】

  凭借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新君主国的新君主,范例有摩西、居鲁士和Romulus等,除了机会,并没有什么额外幸运,而是自身将能力与机会糅合在一起。“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22】因为创建和执行新制度是极为艰难的,这里马基雅维利强调了武力的重要性,“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22】 那些依赖幸运(luck)或他人武力崛起为新君主的,则保持其地位很艰难:缺乏历练也缺乏忠诚的武力。 既依靠幸运也依靠自己能力而成为新君主的,马基雅维利举出了Cesare Borgia的艰辛的、卓绝的、然后功败垂成的范例。马基雅维利很赞赏Borgia,“我觉得应当像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Borgia)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30】

  从平民崛起为君主还有两个办法:邪恶而卑鄙的方法登上统治地位,或者藉着同胞的帮助而成为祖国的君主。前者古有叙拉古的Agatocle,今有费尔莫的Oliverotto,都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野蛮残忍和不人道,同时却极为坚韧强悍。马基雅维利说,这种人虽因道德缺陷而不能跻身最伟大者之列,但其能长久统治却也因卑鄙有方:残暴和损害行为应该只是偶尔使用,“毕其功于一役,”【36】且基于为臣民谋利益。 由市民的支持而登上王位的一般情况是内部存在平民和贵族冲突下导致的,这种冲突的结果,“不是君主权、就是自由权,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37】由平民拥戴登上王位者较为独立,而由贵族帮助获得君权者会发现周围很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但无论哪种情况,“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39】

  最后一种是教会君主国(ecclesiastical principalities)。取得靠能力或幸运,然而“这种国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这种制度十分强有力的:它们使它们的君主当权,却不问他们是怎样行事和生活的。…只有这样的君主国才是安全和幸福的。”【43】但这种教会君主国可遇而不可求,因此马基雅维利不讨论之,却回溯了原本软弱的罗马教会是如何获得庞大的世俗权力(temporal power)的:原本教皇处在罗马分裂的两派贵族的武力威胁下,而15世纪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利用Borgia以及法国的入侵壮大了教廷的力量。

  在分析了各种新君主国的特性后,马基雅维利转而分析国家可能的进攻和防守之道。法律和军队,首先是军队,因为有好军队肯定就有好法律。雇佣军是无益而危险的,意大利的崩溃就是因为多年来依赖雇佣军(mercenary troops),“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雇佣军只能造成损失。”【47】罗马、斯巴达和瑞士为正面例子,意大利则是反面例子,雇佣军战争像表演游戏一样不给力,这样“他们使得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耻辱中。”【51,这里隐约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调子】 援军比雇佣军更危险更可怕,随时反噬君主。“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开始的。”【55】 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君主国是不稳定的,“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55】君主唯一的专业就是“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56-7】要狩猎和阅读历史两方面做准备,“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58】

  接下来马基雅维利考察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的方法和行动。Machiavelli强调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原则:“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巨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以便,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59-60】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否定君主的美好品质是可以设想的,只是认为“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60】而君主甚至必须准备好对恶行泰然处之

  对于君主,吝啬甚至比慷慨要好,“吝啬是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62】而慷慨常常意味着横征暴敛。君主最好是通式被人爱戴和畏惧,但“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65】这源自马基雅维利对人性悲观主义或现实主义看法,“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艰难、追逐利益的。”【65】爱戴基于恩义,畏惧则基于对惩罚的害怕,后者要稳定得多。“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67】君主却要小心翼翼避免为人憎恨,“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66】在统军的时候,则要不惧残酷之名。

  就遵守承诺而言。因为人性恶劣,君主当精通狐狸和狮子之道,“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该遵守信义。…但是君主必须甚至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69】“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70】世界尽是群氓,结果将辩白手段。【70】

  君主要避免受到憎恨和轻视:不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妻女,“当大多数人的财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安居乐业”【72】;不能被人认为软弱怯懦,轻率浅薄或优柔寡断,“君主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勇敢、严肃庄重,坚忍不拔。”【72】马基雅维利称赞了法国的制度良好,尤其是国王设立的议会(Parlement)制度,能弹劾贵族而捍卫平民,却又不需让国王结怨。罗马皇帝的麻烦在于不仅要应付贵族和平民,还要应付军队的残暴和贪婪,这是许多皇帝灭亡的原因。时代变迁,现在人民比军队更有力量。一切听来不好的行为可以在生存下去这一共同体的底线伦理中得到某种辩护:“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77】

  君主应该将属民武装起来,而新的属民外。应该树立某些仇敌并制服之,从而使得自己更为伟大。【85】建筑堡垒则依靠情况而定。赞美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借助于宗教残酷驱逐和剥夺Marrani人。在冲突中应该公开表态占边。遴选大臣的策略:忠诚。避开谄媚者的策略:让人人讲真话就会缺少对君主的尊重,因此,最好“在他的国家里选择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君主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事情。”【94,好厚黑学】要经常咨询,但不征询意见的事情,就让人没有提意见的勇气

  马基雅维利说君主如果按上述建议的方式去做,就会很稳固地拥有其国度而且变得强大。马基雅维利指出,意大利的统治者们由于犯了上述的种种错误,因而丧失了其国家,这归咎于他们的庸碌无能而不是命运。马基雅维利不否定“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98】但这没有排除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参与,“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活着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98】君主要洞察时代,扼住命运。“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101】

  最后,马基雅维利说“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102】恰好指望一位意大利豪杰(spirito)来拯救她,“她怎样祈求上帝派人把她从蛮族的残酷行为与侮辱中拯救出来。”【103】这一任务是神圣而正义的。马基雅维利盼望一位新君主来拯救意大利,“在备受外国蹂躏的一切地方,人们将怀着怎样的热爱、对复仇雪耻的渴望、多么顽强的信仰,抱着赤诚,含着热泪来欢迎他。”【105】最末一句引用了Petrach的话“因为古人(古罗马人)的勇气,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106】这倒恰恰无意中透露出马基雅维利的激情不仅事关政治现实,也是文艺复兴的。

  江绪林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二):转帖 http://www.douban.com/note/167243059/

  刊《领导者》2010年xx期

  在“国运”与“我运”分道扬镳的时代里

  ——评《潜伏》里的马基雅维利精神

  在剧情结尾的地方,意外事件再次扰乱了人们关于“未来”的全部计划,击碎了脆弱的时间经验;对此,飞机上的吴敬中不禁慨叹“在天上也要受支配啊”,他身边的余则成却评论道:“命!”对其中的语气无法进行盖棺论定式的简单把握,其中既有顺从和创伤式的哀婉成分,也富含有愉快、爽朗、乃至暗自欣喜的成分。种种要素的这种复杂组合并不奇妙,也不矛盾,这是一个深深体验过“命运”和“偶然”之活生生的力量的人的正常反应。

  《潜伏》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命运”和“偶然”是世界的根本性要素,它施展至高无上的力量,处处带来混乱,既造就巨大的创伤,也造就巨大的幸福,而这两者都让人既陶醉其中,同时又难以承受;这一切都构成了基本的生存经验,这样的经验与任何意义和秩序都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它完全摧毁了生活实践中所有导向体系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经验都与文化方面有可能指导人类活动的阐释模式产生了强烈而本质上的拒斥。谁有这样的经验,谁就将跨越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界限;谁如果不跨越对世界和对自我的日常理解,谁就无法将这些震撼人心、未被阐释和不可阐释的事情保持在感知和回忆的疆域之内。

  没有谁能比莎士比亚更为典型地呈现《潜伏》的世界:

  上帝啊!我多想能够展读命运的书卷,

  看看时代的变迁,

  看看偶然的机运如何把人作践,

  变数如何将不同的酒浆向人生的酒杯倾灌!

  啊!要是这一切都能看得见,

  看见自己一生的流年:

  过去有几多危难,未来又有几多考验,

  那么,世上最幸福的青年也愿意合上这书卷,

  静静地坐下来,安待终年。

  命运破坏了“文化”所要求的意义和时间秩序,让它变得混乱,并对人类的精神提出了严厉挑战,要求将行动、受难与时代变革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完全一致,而非完全矛盾。余则成内心以及生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应该首要地归因于这一点,而非某种“信仰的飞跃”;正是命运迫使他以创伤为代价,不断跨越理解的日常界限,对于成熟状态的余则成来说,如果失去那种种令人不安、甚至是摧毁性的时间变化的经验,生活将难以想象;如若没有人试图作出克服和战胜这些经验的努力,生活也同样是难以想象。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段的历史,勾勒着过去时代的本质,当与余则成互为知己的吴敬中在空中以总结式的口吻最后一次询问余则成“为什么坚持留下”的时候,余则成的回答是清晰无误的:“我喜欢潜伏,刺激。”

  有规范力量的事件和个人、以及社会对这些事件和个人的回忆,构成了一个群体的认同。在余则成的历史世界和当下世界中,没有哪一件事情具备规范力量,可以像美国革命对美国人、或者法国革命对法国人的意义那样,足以以之为坐标,建立起他的自我理解。实际上,任何事件或个人均完全有可能在余则成的生活中扮演自我理解的参考值的角色,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战争、阴谋、屠杀等等事件,也包括左蓝、吴敬中、翠平、李涯等等人物,但很显然,余则成与这些人所持态度竟是如此若即若离、晦暗不明,致使其能否成为价值坐标大成疑问;在价值领域,余则成可说是经历了从完全混乱到完全自由的奇特变化,是本能和他对基本善的直觉判断引导了这一变化历程;确切地说,余则成最终学会了将价值领域视同宗教领域,他用纯粹的头脑去理解世界,用纯粹的心灵去体悟价值。这使他不愿建立起一个非宗教的、被称为“文化”的认同。命运在余则成的生活以及自我评价中持续不断地发挥出摧毁性的力量,带着这种力量的事件链条对所有出自文化关联的认同均构成致命的威胁,对于余则成这样具有高度敏感性和高度才能的人来说,如此情景,只有命运才足以成为其生活中具有关联性的一个既不可逾越,又可无限扩展、没有边际可言的边界。

  因此,《潜伏》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部悲剧,余则成也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悲剧虽然讲述了令人陌生和恐惧的事情,但悲剧也将一切的恐怖化解为一个可被理解的事件,使之得以进入有意义的时间秩序当中,由此恐怖便被阐释为文化,完全丧失了其罕见的毁灭性。《潜伏》并不具备这样的性格,它的真正性格在于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无意义必须成为意义的构成要素,它迫使人们直接面对日常生活薄薄盖子下面的恐怖要素,不无必要地偶尔考虑一下有关罪恶的沧桑正道。

  余则成的时代尽管混乱,但也是一个总结的时代,在慌乱和战争的硝烟之下,隐藏着一种处处进行广泛审视的精神。不安、考验、失败、疯狂,所有这些词语都可以单独用来描述这一时代的氛围。吴敬中不厌其烦地告诉余则成:“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他期待的是以稳定和固定的方式来实现靠风暴才能解决的事情,他参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面相,因为他自己就长时间地以精英身份置身其中。这种“扎根于人情”的政治以利益与政府的存在理由之间的一致为最基本前提。吴敬中屡次告诫余则成“远离政治”之时,政治领域在他的思考中只获得一种纯工具的视野,是“社会”的当前处境和已知条件的直接延伸而已,它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和巩固已经存在的一切。对吴敬中来说,政治也许是独立的,但这是因为政治什么也不会创造,它最理想状态下的任务也就是纠正社会自发的危险风向;“人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18、19世纪的英格兰普通法思维,即将社会关系视为先于政治共同体的表现,因而更为本质于政治表现;至于其具体的运动形式,吴敬中的思维则典型地呈现出19世纪“法制国家”的形态,政治在此一形态中获得了最为明确、最具科学化的理解,那就是一种在法定的状态中得到确立的社会。

  吴敬中从教养上看颇具现实主义的政治眼光,“普遍利益”并非社会真理的表达,他所理解的财产以当前的社会隶属状态为前提,而非以个人为前提,统治权则体现为财产的集体占有形态。政治权力在这种最强有力的现实主义视野中,必须首先退回到社会特定利益绝对必须的界限之内,普遍利益只是团体利益的简单复合。在这个团体世界或者社会隶属的世界中,每个团体都了解一些未被其他团体了解的事情,因此每个团体多少都有一些特殊的利益。稳定有效的为政之道就在于谨记并顺从这一点。

  然而在左蓝的世界中,政治却是人性的园丁;普遍利益以及社会附属利益的一统既不遵循斯密的想法,是所谓利益的“自然属性”的产物;也没有可能像边沁所确立的那样,是人为属性的产物;换句话说,这一切并非来自某种社会契约或者政治理性,相反,它只能来自本性的再造。政治将因此重新获得一个开端,以摆脱一切人情世故的造化本性。腐败的精英、以及难以理解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数代的时间之后,把国家引入歧途,大众直觉是惟一可能把国家这艘处境危急的航船引向正道的力量。

  在吴敬中呼唤“人情”的地方,左蓝呼唤“美德”;“人情”与“美德”的断裂以及根本性对立,最终导致了政治理性无法处在人类呼吁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是理解余则成全部思考和行动的惟一关键所在。确切地说,“人情”与“美德”的断裂,导致余则成无法心甘情愿地认同其中任何一方,他的生活也就成为时代矛盾的直接反映。余则成就教养、爱好、倾向、甚至语言来说,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他连接当前统治精英的纽带;然而,“人情政治”并未产生真正的精英,崛起的只是封闭的寡头团体。当前的统治阶层只是一个闭关的组织和秩序,而丝毫不是一个富有弹性、有自我保护直觉、有非凡的自我更新能力的活动阶层。先知默罕穆德曾经试图把一座大山召唤到眼前,那山却懒惰得纹丝不动,于是他说:“既然山不来我这儿,那我就去山那儿。”大山并未向余则成走来,余则成也不曾向大山靠拢。“人情”与“美德”的断裂恢复了政治生活不可捉摸的特征,有助于产生一种令人惊奇的力量,结果被置于无法预料的状态,仿佛是微笑中的斯芬克斯,余则成就是他的化身。人们推测他的选择的奥秘,想从他所表现的不确定中获得明确和可靠的东西,试图在他多变的外表或者虚幻的借口当中寻找起支配作用的法则、或者有关未来生活的教训。机敏的评述、自以为是的谬论、徒劳的慰藉,这些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没有人愿意问一问:从所有这些矛盾和疑虑的雾瘴当中,究竟能知道什么?这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一种闻所未闻、但至高无上的事物,不愿意看到一种无法了解的力量。

  转入天津卫之后,余则成迅速变化成为一个幽灵般的人物。不断产生的火花、分析能力、思维的活力、管理上的眼光、愿意妥协的直觉、非凡的意志力、以及说服语言的大师,这一切都综合在一个人的体内;他既能用政策事务的那种语言娴熟地说话,又能暗藏着另一种诗才的语言。他既非声称能够以文化的名义指导社会前进的人,也不是声称能够以专业知识的名义指导社会前进的人。他的才华并不走狭隘一途,而是与周围的世界产生完美的融合。这一点构成了他与谢若林之间的根本差异。

  谢若林与晚秋之间的争吵,确切地说,现代版的“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争吵”,这对理解余则成有着典型意义。晚秋能够十分细腻地体验到美,她渴望充满了困扰、危险和欢乐的生活,但她也因为没有能力体验自然及其必然性而产生强烈的惆怅和愤慨;她身上有寻找崇高的本能,但对世界的神秘魅力的领悟能力却极端有限。在她海阔天空的虚构中,时而点缀着优雅而纯洁的想象,时而穿插着满怀真情的低声细语,诗歌在她这里蜕变成为一种卢梭式的单纯的情感崇拜。余则成对此种诗歌式的“忧伤”必然暗含极端的清醒和蔑视,不过他也明白,谢若林的哲学眼光因其过于纯粹和清醒,在指导世界或者个人方面不但必然面临失败的危险,甚至可能反过来伤害到世界和个人。文化的瓦解往往并不使人对更为清醒和健康的哲学产生归属感,也不会让人皈依更为强有力的启示。和霍布斯一样,余则成深知这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本能地愿意生活在睡梦当中。为了劝导晚秋,训诫诗歌,他必须首先发挥诗歌自身的力量,以掩盖谢若林式的哲学清醒,迫使对手不得不就范,下面就是诗才语言与哲学论证的完美结合:

  那儿有很多人像我一样,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你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可以选择的。你想想,晚秋,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那是什么气势?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你们挥挥手就过去了,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沮丧吗?无非就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留恋它就是一种高度近视!有时候看的远一点,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包括爱。

  余则成必须杀死自己惟一可能的伙伴和盟友谢若林,这是多么地令人感到可悲!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站在一个至高的共同点上,共同反对那种认为善的东西就是现时存在的东西的愚蠢见解,和平与安逸、友谊与情感、财富与家庭生活、以及所有那些私人之间的博爱,无不是微不足道的善;这两个人比任何人都愿意更清楚地看到:在遥远的将来,为达到真正的至善要经过多少血与火的洗礼,而现时的努力和牺牲必将不会带来一个政治上的黄金时代,这也许不是一种正确的心态,但却是一种正确的见解;即使不能说是正确的见解,至少也得说是强有力的见解。生活的真谛也许会呈现出多元的、自由的、暖乎乎的种种形态,但这是政治!政治的真谛必须在别的地方、在强有力的见解中寻找。谢若林以令人吃惊的坚强意志力拒绝了这一来自神灵领域、或者至少具备神话特征的政治愿景,凭借对世界之崩坏以及人类情感和道德的内在腐朽性的见识,他以再终极不过的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眼光告诉余则成:“两根金条放在一起,你说哪个高尚,哪个龌龊!”余则成也以同样令人吃惊的意志力拒绝了这一终极的哲学世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领悟这一冰冷但健康的世界,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追随命运,把生活转入统一的哲学原则的支配。

  假如人们学会不加停顿地变幻角度,就能看到一副新奇的人物素描:余则成这个高明而清醒的行动中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人文主义精英,同时也是一个全神贯注、低头阅读《荷马史诗》的孩子,他完全被其中的语言和情节所征服,如同诗歌中的神灵那样,“坐在那里,对地上的事情漠不关心”。那种种建立在伦理学原则上的美妙、轻松和乐观的宗教所发出的恢复道德权威的呼吁,对他不曾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他身上,如同在马基雅维利身上一样,不曾产生过绝望;也正是因此,也如同马基雅维利一样,他身上天然地没有令许多寻找信仰的人们感到困惑的“信仰飞跃”的问题,这个燃烧的世界正是信仰的必要条件,而命运正是再充分不过的信仰对象。传统、文化、哲学、情感、以及种种来自偏见的见解,他对这一切均有着非凡的免疫力,对他来说,这些东西不过是政客的通俗手册、庸众的精神食粮;他以一种类似罗马帝国时代共和派精英看待福音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

  余则成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他既能全心倾听海妖的美妙歌声,又能同时做好防备触礁的各项工作;既能尝试探知全部世界指给他的大方向,又能保留内心的全部秘密,并坚守他的本能、才华以及对善的直觉判断。借用一位过往政治家的评论,也许能够最为典型地刻画出,在“我运”与“国运”不得不分道扬镳的时代,一个像余则成这样的如此独特的马基雅维利式精英人物的荣誉意识:“当国家已经衰落,他们在最后一息的自尊,如果确实无增长的话,也将不会消退。他们对尊严的坚守恰如塔西佗在最后一息对提比略的爱的掩饰一样。”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三):东西方厚黑始祖得到不同

  马基雅维利(公元1465年~1527年)与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都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各异,地域不同,但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意大利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内忧外患、朝代更迭的时代。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上,有那不勒斯王国、米兰侯国、威尼斯、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罗马教皇国,它们经常受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场和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实现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当时意大利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

  韩非子生活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剧,诸侯混战,相互吞并,这种斗争关系到每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当时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许多诸侯国出现,客观上要求结束奴隶主贵族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并发展封建主义,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也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

  同样是大变革的时代,同样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探讨了时代的切身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各自成为当时世界上伟大的政治设计师。韩非子死在秦国,他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并最终导致秦统一中国。而马基雅维利一方面使政治与道德分离,证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的这一理论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本文拟从人性论,国家观、政策论、道德观四个方面去比较他们政治思想的异同及特色。

  一、 性恶说:政治理论基础

  从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说,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的第一个显著相同点在于:两者都持“性恶说”。

  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从柏拉图到中世纪许多政治学家都坚持性善论,认为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马基雅维利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毫无顾忌地主张性恶说。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是无一例外地受利欲驱使,毫无社会道德可言。人可以忍辱而事杀父之仇人,却不能做到不切齿于侵夺他财产的人。他说:“一般而言,人都是忘恩负义、诈伪轻俘、怯懦、贪婪的。当你成功时,他一切都属于你,他们的血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一切都贡献给你,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倒戈相向,落井下石。”

  在马基雅维利的心目中,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如有可能,他们马上便会反抗。假如人民可能自择,必然随其本性,惟其是从。因此,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治国,与其用爱,不如用威。由爱而生的服从通常靠不住的,而由畏惧而生的服从,则可永久不变。

  马氏认为欲望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他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天生就有过社会生活的倾向的观点。而认为社会起源于对私利的追求。并且认定人类的欲望只是低级的物质欲望,而物质欲望中最大的,就是私有财产的欲望。他刻薄地说:“君主们……只要不霸占人们的财产与女人,那可怕而不可恨的地步,便永远都能维持住了……人们往往能忘掉父亲的惨死,而忘不了财产的丧失。”因此,他告诫君主迫不得已时可以杀人,没收财产则绝对不可。

  马氏坚信抽象的理想主义在实际的政治社会中毫无用处。政府成功的要素在于“力量”在于“权术”。他从历史的事实中总结经验教训,相信政治艺术的运用应以人类的自私心为出发点。倘若离开各人的利益而空谈爱国主义,毫无用处。

  综上所述,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类政治生活的心理基础是物欲,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去谋求物质的繁荣。性恶说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基础。韩非子没有明确地使用过人性这个概念。而他的文中处处充满了人的本性的论述,并构成了他政治理论的基础。

  韩非子认为人性好利,但这种本性无需改造,也改造不了,倒是应该尊重人的好利本性。他认为:人性好利首先基于人的本能需要。《解老》说:“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人们都说父母与子女之间最亲近,恩恩爱爱,血肉之情,不可以言利。而在韩非子看来,父子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你看,“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同出父母之怀,缘何一贺一杀?原因就在于“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子?六反》)。“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诮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外诸说左上》)儿长大成人,计较利害之心愈盛,“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韩非了?难四》)。父母子女之间。“皆挟自为之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韩非子的这些说法,尽管存在着片面性,但当时被温情包裹的父子之间的利害关系,由韩非子彻底揭示出来了。

  既然在最亲密的关系中都是以利为纽结的,其他的关系便不言自明。儒家说,君臣之间以礼义忠信相待,韩非子告诫人们,切莫相信!他在中国史上第一次提出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像《难一》所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利可以使人变成懦夫,更能驱使人变成勇士。“鳝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卉。”(《韩非子?内储说上》)韩非子认为,不要用某种道德观念衡量人,应该用利去解释人们的行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决不是医生心地善良,那是为了求利。制造车的人希望人高贵,制造棺材的则希望有人死,决不是前者心善,后者心恶,而是由利益来定的。人不富无人买车,人不死则棺不售(《韩非子?备内》)。同样,也不要相信什么超脱利益的君子。“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韩非子?六友》)总之,不要用道德论人,而应以利害察人。

  人的本性是“自为”“好利”,因而韩非子主张政治上应从这个实际出发,把全部政策自觉地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为了“利”,人们可以相互利用,也可以相互争斗。政治的妙诀就在于搞好“利”的排列组合并为君主所用。

  二、 国家观:君主专制政体

  从政府的形式而言,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第二个显著相同点在于:两者都鼓吹君主专制政体。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的:“自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这一论断对于政治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明确地说明了“国家”这个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将成为政治研究的核心的术语,而且也因为它把政府的形式分类为两种:君主国与共和国。

  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利在给驻教廷大使弗朗切斯托?维托里的信中写道:“我写了一本《君主论》的小册子,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2]马基雅维利明确表示,他是从君主国的具体现实而不是从君主的抽象形象出发的,因为正是君主国的性质决定着君主的政府。他没有对君主进行分类,而是研究了君主国的不同类型,并把它们分类为:11世袭君主国;21混合君主国;31新式君主国。

  对于政体选择,马基雅维利讨论了国家政体的利弊得失。他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把政体分为六种,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它们的变体分别是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马基雅维利认为这六种政体的好坏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都应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同的国家需要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必须有不同的组织形式。针对当时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主张应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当时意大利政治上分崩离析,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加以统一。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愤怒地指斥教皇和贵族是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根源,撰写了《君主论》,把它献给美第奇家属,希望在他们身上实现统一意大利的最高愿望,结束分崩离析的局面,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加以统一。因此他狂热地鼓吹,在当时的意大利应实行君主专制政体。

  古老的东方,怎样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是诸子百家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政治思想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韩非子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归纳为一个“利”字。既“人人为我”,从逻辑上推理,君主作为一国之君,则必须“人人为君”,因此,君主之利高于一切,制定政策既要密切关注臣民的私利,但又要设法使臣民逐利产生的力量转化为利君。韩非子用最明快的语言表述了君主利益高於一切。《外储说右下》说:“国者君之车也”,国家是君主运行的工具,完全把天下视为君主的私囊之物。

  既然君利高于一切,天下为君主私囊之物,那么,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当秦王看到他鼓吹专制的著作后,忍不住拍案叫绝,以至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

  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在韩非那里已经成为逻辑的必然,那么,剩下的便只是专制的手段了。如何专制才能保证君利不受侵犯?韩非子开出的药方是三个字:势、法、术。

  三者当中,韩非子更注意势。之所以为帝王首先在于有势。“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韩非子?难三》)“民者固服于势。”(《韩非子?五蠹》)“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韩非子?功名》)势又是法、术前提条件。他把势分为“自然之势与”与“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指客观既成条件下掌权和对权力的运用;人为之势是指可能条件下能动地运用权力。对于君主而言。自然之势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它是既成的事实。真正的势应是人为之势。君主,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人为之势。他的人为之势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为“聪明之势”。《奸劫弑臣》说:“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君主不必有超人的智慧,只要善于化天下之聪明为己之聪明,使天下之耳目成为己之耳目,做到这一点,不出宫厥,尽知天下事。其二为“威严之势”。《显学》说:“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人主》说:“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诡使》说:“威者,所以行令也。”依韩非子之见,只要掌握了“聪明之势”与“威严之势”,君主不必是圣贤,只要中人之材便可得天下。因此“势”这种东西必须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须臾不可离之。鼓励君主把全部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真正的绝对权威,实施专制统治。

  有了“势”还必须有“法”,这样,君主专制的统治才能更加稳固。什么是法呢?“法者,事最适者也。”(《韩非子?问辩》)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之用。韩非继承了法家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但与前期法家相比,又有明显不同的地方。韩非子第一次提出了言轨于法,以吏为师的口号。韩非子提出,必须把全国人的思想统一到法令上来,他认为不仅要颁布法令,还要宣传法令,使妇孺皆知。法要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规范和遵循的原则。《五蠹》说:“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

  “术”是专门研究君臣关系的理论。由于韩非子把君臣关系视为虎狼与买卖关系,所以除了讲考课监察方法之外,更多地讲阴谋诡计。如何用这些阴谋诡计驾驭群臣。

  君主最终的统治对象是民,然而君主却不能直接面对民,必须通过官吏这个中间环节实现统治。在整个统治结构中,官吏为“本”,民为“末”,官吏如网之纲,民如网之目。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在于治吏。

  韩非子的势、法、术都是为君主实现绝对的个人专制服务的。三者互相补充,成为君主手中的三节鞭。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四):zz厚黑学

  据历史资料记载,第三帝国元首xtl,在自己枕头边上经常摆放的书,就是《君主论》。而对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而言,此书“臭名昭著”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犹如法西斯主义的真正鼻祖。据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任何攻击都不予置评,唯独憎恨把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位游走于“黑白两道”的伟大的机会主义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称号贬损了自己的人格。

  这位佛罗伦萨的“厚黑教主”,说出了政治领域从未有人公开说出口的话:“统治者应当杀掉敌手,而不要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被剥夺财产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被从肉体上铲除的人,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其实人们忘掉父亲被杀,都比忘记财产被剥夺来得快。”“如果要加害于人,务必坏事做绝,被杀的人对死亡的品味转瞬即逝,忍受的痛苦反而轻得多。”“要施惠于人,务必细水长流,点滴为限,恩惠才会被更深地感受到。所谓慷慨就是对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他人的所有物大方施为。”……充斥这类惊世骇俗之语的《君主论》,堪称古今中外最为臭名昭著之作。那么,其作者马基雅维利究竟何许人也?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公职家庭。虽然出身还算不错,但到尼科洛时,家道已经中落。由于经济拮据,马基雅维利幼年未能接受系统的良好教育。但是他以坚毅的性格和出众的天赋,博览群书,自学不辍,在那个知识饥渴的文艺复兴时代,终于成为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的一代才俊。

  少年即参加起义反对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裁的马基雅维利,1494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出任公职。刚刚驱逐了独裁者的佛罗伦萨,恢复了它以之为荣的共和制度。就像后世所有的大革命一样,新复兴的共和国经历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4年,1498年,忍受不了清心寡欲统治的佛罗伦萨人,在罗马教廷的煽动下,处死了禁欲主义的统治者萨沃纳罗拉修士。几乎就在这位手无寸铁的修士化为火刑柱上的黑烟的同时,年仅29岁的马基雅维利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第二厅的秘书,随即又成为自由执政十人委员会的秘书。

  在共和国的这一重要然而枯燥乏味的职位上,马基雅维利一直干了14年之久。这位以聪明闻名的政府要员,从来没有忘记萨沃纳罗拉的悲惨命运。这倒不是说他深为萨沃纳罗拉著名的政治神学演说和清廉人格所打动,而是他从萨沃纳罗拉之死发现了一个政治现实: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政治理想,只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这种简单却真实的思想判断,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危机和覆灭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在内政事务中表现优秀的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逐渐陷入的外交困境中,也一再担当外交出访工作,直到他热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被美第奇家族推翻为止。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等,都已经成为统一而强大的封建主义王国,而亚平宁半岛则依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邦国林立,朝秦暮楚。佛罗伦萨共和国后期,马基雅维利在出访、长驻各邦国的过程中,拜会、结识了各色的权要显贵,以其敏锐的头脑和观察力,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纵横家。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在外交事务中认识到的,是背信弃义、弱肉强食的现实。在好朋友莱奥纳多•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塑造的艺术的文艺复兴的另一面,马基雅维利目睹的是政治的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沦为麻痹对手的谎话与欺人之谈,所有的甜言蜜语背后,都是刀光剑影的鸿门宴。

  就在令人心潮澎湃的远大前程在这位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政治人物的脚下展开时,命运女神喜怒无常的本性发作了。在罗马教廷军队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作为美第奇家族后盾的教廷军队,一举击败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盟友的法兰西国王,于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倾覆。被佛罗伦萨人民驱逐的美第奇家族,迅速恢复独裁统治。这样,共和派人物理所当然地受到政治大清洗。作为佛罗伦萨有名的反美第奇分子和共和党人,马基雅维利在1512年被解除一切公职。这位43岁的共和派,一生中第一次失业了。

  这还不算,就在彷徨无计之时,马基雅维利的大名出现在一场流产的共和党人武装起义支持者名单之中。这样,马基雅维利被捕入狱,上了老虎凳。在受尽酷刑折磨后,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而有力的真凭实据,马基雅维利最后被无罪开释。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被流放的政治命运。这样,就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农庄里,为共和国效力了14年之久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个14年——当然,这是笼子里的14年。

  不知道是为了安慰还是嘲讽,命运女神在马基雅维利一生的最后一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1526年,他终于获得美第奇家族批准而返回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然而就在次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败罗马教皇,罗马教廷支持的美第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人民推翻和驱逐,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恢复。然而这样一来,刚刚被君主政体“摘帽”的马基雅维利,一转眼又成为共和派的眼中钉,而且共和党人以“人民公敌”的全民公决方式,把“叛徒”马基雅维利彻底逐出公共生活,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业了。他死于1527年。

  在与世隔绝的14年中,马基雅维利没完没了地给美第奇家族、罗马教皇写信,宣示效忠之意。在献给美第奇家族的《君主论》之外,他还写了一部《佛罗伦萨史》献给罗马教皇。他只想得到允许,重返公共生活。正是在这毫无指望、凄凉而漫长的等待岁月里,这位笼中之鸟以读书、写作打发时间。他的《君主论》和《史论——李维前十书》先后问世。他还以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杰出才华,创作了第一部意大利语的喜剧《曼陀罗花》。1520年,他完成了《论战争艺术》。1525年,在完成8卷本《佛罗伦萨史》的同时,还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罗采娅》。

  当然,在这些著作之中,尽管《君主论》无论在篇幅、文采还是深刻性上,并不会居于第一位。然而这部独特的著作,凭借其“恬不知耻”的唯权力论,对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的鼓吹,前所未闻的阴谋主义,赤裸裸的暴力崇拜,以及倡导对反对派斩草除根,成为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此成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好事莫做、坏事做尽的代名词。

  正如当代哲学家们所说,mks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无意识深处的残酷本能,尼采揭露了“道德很不道德”的秘密,而马基雅维利在早得多的时代,就已经揭露了“zz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五):zz厚黑学

  当代世界诸邦,哪一个国家最符合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模式?政治学家的答案很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美利坚合众国是如此接近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主义理想,以致马基雅维利完全可以称得上“美国宪法思想之父”!如果说墨索里尼会为此说法而勃然大怒的话,乔治•华盛顿很可能会点头称是。较为全面了解马基雅维利的为人后,我们绝大多数人会自信地说,马基雅维利戴了一个恺撒主义的面具,本质上却是一个坚定、务实、深刻的共和主义者。

  历史学家波科克将美国宪法同马基雅维利《史论——李维前十书》中的共和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与《君主论》受到众口一词诟骂不同的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被公认为“共和主义手册”。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解读了古罗马的共和组织,指出罗马式的共和主义,具有波斯的君主政体、雅典的民粹政治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和生存能力。马基雅维利指出了共和主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权力乃民众生活的产物,本质上即是共和性质的;二是此一权力的社会基础总是存在着冲突性,因此需要有制约权力之权力出现,使权力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使权力被组织和约束起来。对当代人而言,特别是对处于暴君专制与暴民专制双重危险的当代社会而言,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思想极其重要。

  马基雅维利留给后世政治与社会思想家的,是一个古典的共和国理念,而不包含任何民粹主义成分。他既不把信任交给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付给不爱约束的“人民”。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总结为: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人民三种要素之间维持平衡。他思想的基石是共和,而不是民主,民主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在这里,他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政体包含着三三对应的两个逻辑层次。第一个层次:原则上的精英政治、本质上的富裕者政治、法理上的少数人政治;第二个层次:原则上的民主政治、本质上的穷人政治、法理上的多数人政治。他认为,维持精英—民主、多数—少数、有钱人—穷人之间的平衡,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或政体健全的标志,而共和国最能实现这一点。

  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马基雅维利成为替“社会冲突”辩护的第一人。他认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对于君主专制国家是致命的,然而对于共和国,社会冲突是使国家强大统一的真正动力。共和国不必从一开始就压制社会冲突,因控制、消灭社会冲突而大大消耗力量,共和国不会像独裁君主那样限制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因此共和国比君主国更能长治久安,更善于调动公民精神投入战争。正如现代政治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争吵不休的英国人,总能打败“意见一致”的德国人;七嘴八舌的美国人,也让“铁板一块”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吃不消。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与“民主”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共和主义强调能够整合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偏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暴政,而大多数人对最少的少数派同样可以形成暴政)的混合政府之重要性,而“民主”更多关注群众(“多数人”)的利益偏好。这后一种偏好,乍看上去蛮不错的,然而推论到极致,几乎肯定会有多数人统治之下“少数人不是人”的政治结论。在西方历史上,雅典最聪明的苏格拉底,犹太人中最聪明的耶稣,可以说是“被多数人表决处决”的最著名案例。马基雅维利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强调的公式,就是古罗马人最喜爱的说法——“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与恺撒形成的权力制衡。罗马元老院代表的贵族、罗马平民及其具有否决权的保民官,与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恺撒,形成古老的“三权制衡”,维持了罗马帝国的伟大与光荣。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比我们许多当代人要清醒得多。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多数人”(群众)的统治好,还是“一个人”(君主)的统治好,或者“少数人”(贵族)的统治好,根本是一个第二性的问题,他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多数人、一个人与少数人的分权。由任何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垄断的政府,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对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阶级都具有潜在的灾难性。

  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断言,哪怕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苏格拉底般的智慧,他们直接组成全体公民大会行使权力时“仍将是一群暴民”。汉密尔顿不信任直接的民主,而选择有限民主的共和主义。而美国大陆会议的制宪者,基本上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拒绝从直接民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像他们暂时对蓄奴制保持沉默一样。这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本质上是一个共和而非民主的宪法。著名的联邦党人麦迪逊坚持使用“间接的代议制共和国”,而从来不说“直接的民主政体”。他认为,直接民主,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私权,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暴政。代议间接民主,能够避免掌握绝对权力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

  如此一来,尽管世界上喊叫“民主”嗓门最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然而美利坚合众国却是典型的罗马式共和国而不是雅典式的民主国。从表面上看,最接近马基雅维利模式的一人(以总统为代表)、多数人(按人数选出来的众议院)与少数人(按州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罗马三头”结构,其次就是尽人皆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美利坚联邦主义,就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分权。在北美的这个罗马式共和国里,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分权之外,还有纵向的分权——即联邦与州以及更多的政府单位之间的分权。既不是华盛顿特区,也不是选举或联邦国会,而是成千上万的自治性乡镇(Countries),构成了美国的民主的真正根基。马基雅维利拒绝把信任奉送给任何人。这种对分权制衡的执著,对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双重依靠与双重不信任”的混合主义,就是《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思想原则。

  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少年们在星巴克或麦当劳就餐时,很难意识到,尽管美利坚合众国甚至鼓吹要在月球上实现直接民主,但自己却是一个间接民主的罗马共和国。在当代,马基雅维利以他特有的略带嘲弄的微笑,栖身于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骨子里。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共和宪制模式: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曾被孟德斯鸠认为是完美平衡的政体,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而非孟德斯鸠,才是现代共和主义之父。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六):毁誉参半的奇书

  毁誉参半的奇书

  聂文聪

  巴克纳·比·特拉维克说:“人们经常断章取义以证明作者道德沦丧,这种做法对于马基雅维利的整个论题来说有失公平和公正。我们必须承认,他将国家利益提升到了个人利益之上。”

  莎士比亚称这本书的作者为“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的马基雅维利”。

  1787年修建的马基雅维利墓志铭写道:“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相形失色。”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问世以来,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

  《君主论》是一本毁誉参半、 不可不读的奇书,它问世460年来,一直是政治家、谋略家、野心家关注的焦点,在很长时期内受到了猛烈的攻击。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以科学态度对待它。在西方,《君主论》被誉为影响世界的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作者本人也被称为第一位将政治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思想家。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七):马基雅维利及其作品的现实意义

  马基雅维利及其作品的现实意义 周春生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其一生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从出生到1498年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秘书。关于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生平状况我们所知甚少,值得提及的事情是他受父亲影响阅读了大量拉丁文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重要理论支柱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第2阶段是马基雅维利从政的主要时期,从1498年一直持续到1512年被逐出政坛。在这一阶段,马基雅维利不仅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出谋划策,还从事大量与外交有关的事务,充分展示出一名职业外交家的才华。外交实践使马基雅维利对国家政治、国与国的关系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其中特别重要的外交出使活动有:多次出使法国宫廷,会见法王路易十二;与当时的权势人物恺撒·波吉亚数度会面;奉命前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麦克西米连一世宫廷,等等。期间1506年至1512年马基雅维利为创建佛罗伦萨的公民兵而奔波忙碌,最终使得近2百年的佛罗伦萨历史上首次有了自己的军队,也使佛罗伦萨在那个多事之秋有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军事资本。第3阶段从1512年被解职到1527年谢世,这是政治失意、发奋写作、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的大量创作,一个富于政治哲学睿智且容易引起误解的马基雅维利形象诞生了。

  马基雅维利给世人留下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作品除家喻户晓的《君主论》外,还有《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兵法七论》及大量诗歌、戏剧创作。马基雅维利在从事外交工作时,非常勤于外交报告的写作,其数量和思想学术价值有待学人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现有3厚卷Feltrinelli 本和规模更大的4大卷Laterza & Figli本《外交报告集》。其中Laterza & Figli本增加了许多当时统治人物的书信著述,目前只编撰到第4卷,截止时间是1505年。最有学术含量的马基雅维利著作汇篡本是《李维史论、兵法七论及其他著作集》(Utet, 2006,共2卷)和《佛罗伦萨史和历史、政治著作选》(Utet, 2007),其学术详备达到一句一注评的程度。马基雅维利还有大量书信存世,一些全集本(如Opere Complete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Tipografia Borghi e Compagni, 1833)等有收录。目前马基雅维利全集的中文译本正在陆续面世,可喜可贺。

  我们如何去理解、评价马基雅维利上述遗产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从文艺复兴开始,近代西方人想问题、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其政治思想分析的着眼点是历史上发生的、现实中正经历的各种事件,并认为自然人性和在法律上享有公民权利、义务的自由个体是政治分析的起点。这种世俗化的“人性-政治”说试图回答世俗的个人存在、利益与世俗的国家统治、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回答的方式带有“近代性”(Modernity,亦译“现代性”)的特征。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设想: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同时人性和每一个个体又有其特殊性,人性中有许多弱点,所以完美的国家体制设计必须应对人性中各种偶然的、会引发“恶”的因素。同时个体存在的价值与一个国家存在的价值不是完全相等的。国家政治统治要照应国家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回答上述问题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新思维参照了两种事例:在历史上,马基雅维利特别参照了罗马共和国的治国经验,而现实中就是马基雅维利担任佛罗伦萨政府官员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在马基雅维利的心目中,共和国是其理想的国家制度模式;另一方面,光靠制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个统治者或君主还必须使用各种有效的政治手段以维系包括共和国国家政体在内的国家结构,其中涉及到权力获得、权力巩固、权力障碍等各种权力政治问题。上述想法中的国家权力运作部分长期被人片面地冠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名,西方学界对此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等所强调的理性至上、形而上学善意至上的传统价值体系,并且重新用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来拯救西方。

  然而在马基雅维利之类的政治哲学家看来,理性等文化现象只是对人性的包装而已,理性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而支配人的行为的根本力量是人性。到了20世纪,那些坚持从人性、经验等思考伦理、政治问题的思想家试图进一步表明其理论的开放性、普世性倾向。例如人要生存、人有激情、人需要安全、在现实中老人和孩子是弱势群体、人性中有许多不可测的因素等,基于这些因素的政治思考与那些囿于某种宗教价值观的政治观念相比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同时,这种政治理论所强调的不是抽象的终极之善,而是避免可能会出现的恶,此思考方式的现实意义亦十分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人文主义者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并不否定宗教如基督教神学的作用。按照他们的想法,宗教是构成国家稳定的重要环节。神还让人的理性根据自然的规律去分析研究世俗世界的内容。这样,在政治哲学中就出现了马基雅维利所精心思考的新课题。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近代西方社会正从封建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型。那些在法律上享有人身自由的公民正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行会和城市国家来组织政治、经济生活。由此导出了政治理论家的课题:一方面要肯定每一公民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搞清楚正在安装中的近代国家机器之存在理由(RAISON D’ETAT)和运转方式。另外马基雅维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些事实,即当时西欧范围内那些君主统治和国家势力比较强盛的地区如法国、西班牙等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就当时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具体情况而言,如何维护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生存、如何使意大利实现统一,这些都是更为具体的任务。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政治理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呼之欲出,其中有关国家权力的运作理论也是针对上述政治现实有感而发。

  就21世纪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政治而言,许多新的现实问题已经与马基雅维利时代及稍后时代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信息时代宣告新的文明转型已经到来;国际秩序正在调整之中;超国家的经济、政治行为引人注目;各种全球性问题严峻地摆在世人面前。为此,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必须重新思考一系列的国家政治问题,例如国家究竟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还是进一步强化功能以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关于国家既维护公民权利又最大限度地维系自身存在、发挥自身功能的理论还有实际意义吗?又如何去完善权力制衡、根治腐败、外交均势等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呢?总之,马基雅维利作品、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很多。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认识程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深化。在思想学术史上,布克哈特、迈内克、斯特劳斯、波科克、斯金纳、阿尔图塞、伯林等人都曾经以独到的想法来解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他们的认识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起将给21世纪的政治哲学探索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践提供丰富的思想养分。

  《君主论·李维史论》读后感(八):东西方厚黑学始祖的不同

  三、 政策论:国家利益至上

  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第三个显著相同之点在于:在治理国家的政策选择上,前者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认为,君主利益高于一切。

  政治技巧和策略是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基雅维利是坚定的国家至上主义者,他认为,无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即使采用残忍、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备各种美德,而是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国家安全。一个君主由于各种美德而被人赞扬固然是好事,但在必要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内政方面,马基雅维利认为一切政策的组成都应观时势而定夺,只有在大势难卜时,才能制定政策。在外交上,马基雅维利主张以武力为后盾,绝不能仅持伦理道德纵横天下。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

  因此,马氏非常重视军事。君主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家的豪言壮语比不上枪炮的威力。国家利益的实现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依赖于庞大的军队。在《君主论》第12至第14章,马氏详细论述了军事,武力之使用。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军队。在政治上,君主只需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考虑正当与否;君主应当使人民恐惧,但却不能使人民憎恨,应重实际而不是虚名。因为财产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这就要求君主保护臣民的私有财产和体面不受侵犯。

  此外,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对外扩张的野心,惟有采取开疆拓土的政策,才能永保国家强盛。当国家停止扩张,它便开始衰落、瓦解,偶尔进行一次战争,可以使国家重整旗鼓,恢复纪律和团结。马基雅维利这种扩张疆土的主张对此后欧洲的国际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启发了后代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助长了欧洲强国对外攫取殖民地野心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

  司马迁说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韩非子列传》)。韩非子把法术与君子思想结合起来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鼓吹“君”“道”同体,以此强调君权高于一切。

  韩非所说的“道”,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含义:其一,“道”是自然界万物的本源。“道者,万物之始。”(《韩非子?主道》)“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韩非子?解老》)其二,“道”是万物的本性与特点。“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韩非子?解老》)其三,道是万物的根本规律。“道者……是非之纪也。”(《韩非子?主道》)其四,“道”有时又指具体的规律或规定性,如所谓的“君臣不同道”之“道”。道起着左右和支配一切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君主与道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君主也必须服从“道”。“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显学》)但是,在人世间,君主的地位与“道”相对应,臣民与万物相对应。这样一来,君主与道变成相应和同体的关系。

  既然“君”“道”同体,君权至上,惟我独尊,在政策的制定上便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表现在韩非子的矛盾观上。韩非子矛盾观的特点是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与排斥。《显学》有一段话颇具典型性:“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在韩非子看来,矛盾的双方都是“势不两立”的(《韩非子?人主》)。基于这种认识,对待矛盾双方,要强调两者之“异”,不可着其“同”。要在“势不两立”中求得和谐,必须一方打倒或压住另一方。主张迎着矛盾上,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一方,能吃掉对方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断不可采取折中或平衡的立场。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全部政治理论之中。

  要想吃掉一方或绝对压倒一方,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是“力”。《显学》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八说》又说:“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力”究竟在哪里呢?韩非子的头脑十分清醒,真正的力量在臣民之中。既包括劳力,又包括智力,还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以及主观能动性等等。政策就在于把臣民之力统统调动出来,集中起来,并为君主所用。

  四、 道德观:政治高于道德

  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第四个显著相同之点在于:政治高于道德。

  马基雅维利与西方从前的政治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对道德所持的态度。以往的政治学家往往把政治与伦理相混淆。但马氏却把政治从伦理中分离出来,认为政治永远不能顾及道德。为了维持政治的生存和安全,可以牺牲道德。马氏认为,政治、伦理各有其领域,相互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他否认道德的理性基础,也反对任何为道德提供理性基础的尝试。在他看来,解决实际问题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超然态度来思考、推测政治现象。由于他没有什么道德信念,所以他都不关心政府的存在是否有一个合理的道德基础。

  马氏对道德所持的否定态度,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方面,文艺复兴所提供的科学精神对他的影响至深,使他抛开道德善恶,专心致志地研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马氏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在他心目中,政治上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始终高于道德。而对于道德的看法,马氏也是完全功利的。他认为统治者和人民应遵守两种不同的道德准则。前者以能否保持和扩大权力为标准;后者以能否影响社会为原则。因此,前者高于后者,不应受后者约束。

  在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冷静分析之后,韩非子得出结论: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道德标准,政治应高于这些标准,强调政治由于时代的变化应该“因时变法”的重要性。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统治措施也要作相应的改革。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应该看到“事因于世”,做到“备适于事”(《五蠹》)而不应死抱过时的道德教条。

  韩非子对历史的发展及原因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为了争夺生活空间而引起社会的矛盾与斗争,他的这种说法完全排除了超社会的力量,力图从人自身来寻求事变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值得珍重:其一,他指出了人口增长速度超出自然财富和生产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二,人们争取生存空间的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在人口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增长的情况下,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扩大生活空间作为维持生存的条件。这样一来,不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他说“上古兢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因此,他断然反对人伦道德的退化理论,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韩非子的思路令人赞叹,他是沿着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道德精神面貌这一条路来观察问题的。在韩非看来,尧舜辞让出于必然,当今争夺同样出于必然。古代物质文明落后,天子必然带头干,没有油水可捞,所以有“辞让”之举;今天做个县官,子孙受福无穷,所以“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韩非子?五蠹》),辞让与争夺的原因是一个道理,何必厚此薄彼。

  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历史上伟大的创举只是在它那个时代才有意义。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后世,决不是对历史的尊重,只能说是一种愚蠢。因此,他断然反对把任何历史人物当作现实的旗帜举起来招摇于世。更反对把这些作为道德标准。政治应该从实际出发,它是讲究实“力”的,任何道德规范都不应与现实的政治相冲突。

  五、 影响与评估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利两人,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持“性恶说”;都鼓吹专制政体;都认为国家利益至上或君主利益至上;都主张政治高于道德等等。因而,他们都无愧于自己的时代,都成为自己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适应了由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需要,是以加强君主独裁和维护君主利益而开展的。因而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必须看到这种理论的严重局限性。

  他的理论是以“强力”为前提,以君权至上为内容,以地主阶级的“功利”为目标,以“惟暴力论”为依据的,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会反过来危及封建制度的巩固。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也正是韩非子,最先真实地揭开了君臣、君民之间关系的帷幕。不揭开这个帷幕,双方都缺乏自觉性;可一旦揭开,又使双方都处于恐怖之中。因为他的理论,秦最终统一了中国。也正是他的理论,秦朝很快便灭亡了。

  马基雅维利也是强权政治的信徒,他那些歌颂强者,宣扬暴力的主张,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为了实现意大利统一。后世的政治家几乎一致批评他的《君主论》,但却几乎一致地实行他所阐述的理论。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使政治与道德分离,强调政治的本质是权力。他是最早意识到了近代专制君权新特征的人,也是“国家利益”这一现代国家学说重要概念的理论源头。国家利益先于道义考量的主张,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利益”至今仍然是理解外交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

评价:

[匿名评论]登录注册

评论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