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的读后感10篇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由[美]蕾切尔·卡森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36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寂静的春天》读后感(一)：该死的农药无处不在Fuck
正如本文致辞中写道的“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讲摧毁地球并随之而灭亡。”
当我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件发生在我小时候的事情。
还是上个世界末，那时大多数农村家庭都赶着牛车，驴车，骡子车下地干活。
一天下午，爷爷赶着马车下地干活，那时，还没可乐带，都是带一瓶白开水，瓶子是盛酒用的白色塑料瓶。恰好那天下午爷爷没带水。下了马车，到旁边地头上找到一瓶水没想到那是一瓶农业，不幸爷爷喝了两口，幸亏田里主人发现了，说是今天准备给花生喷农药。谢天谢地，爷爷被送到医院，清洗了消化系统，幸免一劫。
这是我最早对农药的理解。
Fuck 农药。
这本书写的是农药对环境的破坏。
农药在美国一些州滥用，对环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原本大自然母亲都已安排了一切，但是一群人只顾眼前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本来农药是对付害虫的，结果却伤及无辜。例如，一种昆虫已另一种害虫为食物，由于农田的害虫太多，农场主想保护庄稼，过量的喷洒农药。这样一来害虫死了，吃害虫的益虫也死了。表面上看起来效果不错，害虫都杀死，益虫死了也没关系。但是更可怕的是一场雨过后，农药会渗到土壤里。一些农药是无法被大自然吸收的，但是这种农药会残留到植物果实，或者茎秆叶子上。如果果实里面有残留，那么人消化果实的时候，农药的残余成分也在人体里慢慢积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动物吃力带有残留农药的茎秆叶子，也会在体内堆积。某一天，这些动物被宰杀或是被其他动物吃掉，又会在另一种载体堆积。看起来这是一个无止境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是美国Rachel Carson ，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先驱。
从这本书中可以读出，Rachel Carson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普通读者，完成这本读物，意味着普及了一次环境保护知识。加深对农药的认知 。它是一把双刃剑。
其实，我们所处的环境比当时的美国也强不了多少。看看现在中国的环境，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更多，行动更多。
热爱生命的读者们，一起向污染开战吧！！！
《寂静的春天》读后感(二)：生命还要延续
生命还要延续
——《寂静的春天》读后感
生命只有一次，宝贵的生命应当一直延续，尽其天年。然后先祖遗传的生命基因，在我们子孙的身上继续生生不息。除非不幸遭遇不可抗力（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和战争）或为国家、民族大义见义勇为、以身殉国，否则，生命必须延续，永不言弃。即便有疾病、挫折，我们要坚忍地克服；有烟、酒等不良嗜好及生活习惯，我们要节制和调适；有水（游泳）、火、电、车等安全乃至劳动安全、社会治安，我们要预防和自救；我们的衣食住行在不断受到有毒、有害商品（食品、药品）的侵袭，我们要细心辨别、积极维权，依靠道德和法治根治之。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惟有坚强地应对。但在当今时代，对我们生命构成威胁的还有一种“很难看见的危险”——即来自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北方的沙尘暴和雾霾，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地震、洪水、低温冰冻、高温干旱，原油泄漏；患癌症、白血病等过早离开的人，在我们身边逐渐增多。一桩桩，令人触目惊心。是什么原因给我们带来了世界末日般的感觉？我们对环境到底做了什么？
最近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对上述环境问题才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在这本书里，卡逊以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揭示了化学杀虫剂、除草剂乃至洗涤剂对生态环境（昆虫、杂草、水、土壤、森林等植物、鸟类、鱼类等野生物）造成巨大的破坏，最终不仅没能有效控制自然（昆虫产生抗药性，豕草有了开旷的生长空间），反而还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与疾病和缺陷发育有关的染色体变态、癌症和白血病低龄化和发病率上升等）。最后她指引我们选择一条远离危险、保护地球、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的新的道路——可持续发展之路（尽可能少喷药、生物控制、“雄性绝育”技术、引诱剂、利用微生物控制昆虫等）。
书中还有两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是，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由此我想起了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塑料袋）和毒奶粉事件，结论是：科学应当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二是，癌症的产生和环境中大量存在的致癌因素密不可分，研制治疗癌症的“神奇药丸”固然重要，而查明环境致癌因素，并消除或减少它们的冲击影响，以预防为主来与癌症斗争更是迫在眉睫的事。
在卡逊和《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下，美国等很多国家禁止了DDT等一些毒性大的农药，成立了环境保护署等国家环保机构，“坚持自然的平衡”的现代环境运动由此肇始。
惊醒了的世界“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做的还远远不够”。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海啸、热浪、疯牛病、海平面上升、核泄漏仍在不断袭击人类的生命健康；生产建设的迅猛发展、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
面对空前的全球生态灾难，世界各国惟有沿着卡逊指引的道路前行，齐心协力，科学发展，防治结合，我们共有的家园——地球才会更加美好，我们每个人才能颐养天年。
为此，全民环保，简朴生活是我们每个人要做且能够做到的事。环保无小事，我关注的、在身体力行或准备力行促进的有：
早睡早起；
洗澡擦沐浴露时关掉喷头；
多用肥皂，少用洗涤剂；
垃圾入桶，垃圾分类，回收废旧电池；
离座关灯（电器）；
纸张双面书写；
少用塑料袋和一次性生活用品；
不吸烟，劝他人少吸烟；
植树绿化；
不焚烧或少焚烧垃圾，劝阻农民焚烧秸秆，建议收割机装配粉碎装备；
少开车，骑自行车或安步当车；
少开空调，夏季不低于26℃ ，冬季不高于20℃ ；
参加环保志愿组织，参与环保行动；
……
积沙成塔，众志成城，人人尽责，生命不息。
（笑吟春秋，2013.8.27）
《寂静的春天》读后感(三)：妄自尊大的人类啊
尽管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接触到环境污染，自然破坏等问题，从高中时代就已经经常看到各种关于生态破坏的报道，但是在读这本五十多年前就已出版的书，是那么的触目惊心。尽管这本书被美国评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但是滥用化学试剂，杀虫剂和除草剂在今天依然泛滥，植被依然一直在破坏。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巨大的威胁，核污染。前段时间，陪朋友去做检查，当时科室里有十个孕妇，其中三个孕妇胚胎停止发育。回来之后，才发现身边有很多人有胚胎停止发育的情况。还有越来越多的假小子，越来越多的新的疾病。人类已经在苦偿自己种下的苦果而不自知。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地球上最后除了rubbish，什么都没有剩下了。
《寂静的春天》读后感(四)：我们的春天一片荒芜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
蕾切尔 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在本书出版两年后，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
生命原本可以非常简单而快乐，可是我们的欲望让一切都变得复杂。我们必需面对这一事实：人类是地球最大的病毒。
世界因思想而改变，在这个浩淼的宇宙中，推动地球这颗蔚蓝色星球孤独地旋转的，是思想的力量。而书籍，就是凝固的思想。
环境问题，其本质，都是利益的切割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而利益的切割，总是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权利的划分。
特里萨修女曾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今天，当我们震惊于环境问题的恶化时，我们是否依然冷漠地无动于衷？
不解决社会――政治生态问题，不解决现代人的时代冷漠病，环境的疾病就不可能解决，我们的春天将一片荒芜……
《寂静的春天》读后感(五)：手打了一遍书中的序和引言应该是对这版书最好的评价
中文版序——梁从诫（梁思成之子，2005.8.27）
蕾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我在中译本出来后就读过。早在1962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
卡森的书出版之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还在喊得震天响，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1972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呢？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连政府中不少高级领导人也还浑然不知环保为何事，更何况普通老百姓？
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还不仅是个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上世纪中期由于对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中国人口与生存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比例迅速失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在人口与资源比最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却迎来了其最大、最快的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显得空前尖锐。
卡森在她的书里，着重讲了化学制剂，主要是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但是环顾今天中国，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尤其是设备简陋、缺乏起码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意识的乡镇企业，将自己的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以致沿着这些污水河，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和“怪病村”；村子里得癌症和“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例高得让人揪心。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要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仅举一例：卡森将自己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后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可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活附近听到过鸟鸣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正是卡森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的建立。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环保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却是在整整三十年之后，即九十年代初。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多数成立不超过十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各方面还是软弱、幼稚和经验不足的。它们刚刚尝试着为社会大众的环境利益而呐喊。这种呐喊，遭到了那些靠牺牲环境赚取利润的企业的反抗也是意料中事；但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居然也公然站出来为那些一心只想着利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根本无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辩解，甚至恶言诋毁初生的民间环保组织。这说明，在中国这个缺乏非政府组织传统的社会中，要使人们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老百姓表达意见的一种渠道，是创建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的必要因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希望实现“小康社会”，希望多数人都能过上富于生活，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完全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忘记，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绝不能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的人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努力提高亿万普通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才有可能期盼一个绿色的明天。在这方面，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将是我们公众普及环境意识的一个最有力的、经典的读本。
引言——阿尔·戈尔
卡森作为一个海洋生物学家，一度曾为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局工作，但她和她的书仍遭遇到来自污染获利者的巨大抵制，人们大概不会为此感到奇怪。几家大型化工公司都试图禁止《寂静的春天》出版。当该书摘录在《纽约客》杂志发表时，马上出现了反卡森的大合唱，指责她歇斯底里，是极端主义者。时至今日，只要有人质疑那些损害环境的既得利益者，此类指责就会随时再现。当《寂静的春天》出版并为人们广泛阅读时，反对该书作者的势力是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森的攻击，可与当年对出版《物种起源》的达尔文的恶毒诽谤相比。甚而，由于卡森是一位女性，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拿她性别说事。称她“歇斯底里”既是典型一例。《时代》周刊另加一条指责，说她使用了“煽情的语言”。她被别人藐视为“自然的女祭司”。她的科学家声誉也同样遭到攻击，她的对手出资大搞宣传，否定她的研究工作。那完全是一场紧锣密鼓、得到充分资助的反面宣传运动，不过它反对的不是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一本书及其作者。
在这场论战中，卡森凭借的是两种决定性力量：谨慎地遵循真理和超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个段落，这些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她和种种警告都是又不及而无过之。她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已使她远远超出了她挑战那些强大而又高额盈利的工业界的初衷。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忍受了乳房肿瘤切除的痛苦，同时还在接受放射性治疗。书出版后两年，她逝世于乳腺癌。意味深长的是，最新研究指出，这种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森是在为她自己的生命而写作。
她写作也是为了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观念，即男人应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科学史基本就应是男人主导的历史，这几乎被看成是一个终极绝对状态。当一位女性敢于挑战这一传统时，这一传统的卫道者之一，罗伯特·怀特·斯蒂文，用一种现在看来既傲慢又离奇得如平面地球理论那样的话语回答说：“此争论赖以支撑的症结问题是，卡森小姐坚持认为自然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牢牢地控制着大自然。”
这种世界观用现今眼光来看十分荒谬，但它正反衬出卡森当时是多么具有革命性。来自工业利益集团的攻击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但连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扼杀。虽然书中提出的问题当时没有马上解决，但书本身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一下，卡森此前已靠两本畅销书，《环绕我们的海洋》和《海的边缘》，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寂静的春天》出版于十年之前，它的出现历经了风风雨雨，一点儿也不寂静。与当初刚听到活注意到这本书的信息时代相比，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最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有那些通过报纸和电视知道这本书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五十万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因此而撤销了对哥伦比亚公司的赞助后，该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肯尼迪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派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书中的结论。当这个专门小组报告他们的结果时，他们的报告书成了对企业和官僚熟视无睹的起诉，这个报告是对卡森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的确认。此后不久，国会开始召开听证会，并成立了第一批基层环境保护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的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如今已成长为历史上伟大的群众力量之一。当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森逝世时，人们已经明白她的声音是不可能被掩盖的。她唤醒的不止是我们国家，还有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可视为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起始点。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有深远影响。这本书是母亲坚持要我们在家阅读的几本书之一，读完后还要围着饭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在饭桌上涉及任何一本书，但围绕《寂静的春天》的谈话却总是愉快的，至今仍记忆犹新。事实上，蕾切尔·卡森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感召我去写《平衡中的地球》一书，此书由休顿·米夫林公司出版，这并非巧合，这家公司在卡森的整个论战过程中始终站在她一边，它还因为此后出版了许多有关我们世界面临的环境危险的好书而享有声誉。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卡森的照片挂在政治领袖、总统及总理们的照片中间。卡森的照片挂在那儿亿多年了，它应该挂在那儿。卡森对我的影响之大相当于或超过了那些人，或许超过那些人的总和。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森是孤独的，但却善于倾听，这是身在权位的人通常做不到的。她收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杜可思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的妇女的信，告诉她DDT正在杀死鸟类，这封信使她构思了《寂静的春天》。现在，因为卡森的工作，DDT已被禁用，她特别关心的一些物种，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种的边缘。也许人类本身，至少许多人的生命因为她的著作将获救。
无怪乎人们将《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比。这是两本改变了我们社会的罕有书籍。当然，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哈丽特·比彻·斯陀把一个已经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并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问题戏剧化了；她使一个举国关心的问题人性化。她描绘的奴隶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高潮时见到她，对她说：“您就是引发这整个事件的小妇人。”与之相比，蕾切尔·卡森是在对一个人们很难觉察的危险发出警告，她试图把此问题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成就更难能可贵。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她于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参议员亚伯拉罕·李比克夫的欢迎词怪异地再现了正好一个世纪前林肯的话，李比克夫说：“卡森小姐，您就是引发这一切的那位女士。”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与《寂静的春天》核心内容在时间上的延展性有关。奴隶制可以，也确实在几年内就终结了，尽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去处理许多后续事务。不过，如果说奴隶制可以靠笔杆子的力量废除的话，化学污染却不能。尽管卡森的论辞是有力的，尽管在美国采取了诸如禁止DDT的行动，但环境危机却日益恶化，并不见好。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件事本身并不令人心安。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用于农场的农药就已加倍到每年十一亿吨，这些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力也增长了百分之四百。我们已在本国禁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依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牵涉到将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危害卖给别人获利的问题，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并不认识科学问题无国界这一基本观念。任何一处食物链中毒最终将导致所有地方的食物链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