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的生活读后感精选10篇
《隐士的生活》是一本由[澳]巴里·斯通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隐士的生活》读后感(一)：《隐士的生活》精彩书摘
理查德·威瑟斯尽管曾经给4世纪的隐修士们提供庇护的洞穴和峡谷今天还在那里为隐修士们提供庇护，但21世纪的非正统隐修士所拥有的选择机会，他的前辈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比如在150万人的包围下忠实地过着隐修士的生活。
像一个在罗马天主教会被封圣的隐修士那样生活，要不是采用了“教会法典603号”的话，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这部法典是1983年引入的，它使得主教允许隐修士居住在他们的教区之内。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教会立法，它一举复活了早期教会伟大的宗教传统。隐修士和隐居修道者——全都是古老的职业——又回来了，在现代世界里活得很好。理查德·威瑟斯（Richard Withers）便是一个这样的隐修士。
威瑟斯完全生活在天主教修道传统之外，生活在美国东海岸费城一个贫民区里，住在一间很小的联排式住宅里，那是他在1991年花1美元买下的。他是第一个被费城主教区认可的隐修士，他很感谢“教会法典603号”的制定者，让他能够通过独居、祈祷和苦行来侍奉上帝。尽管四面八方都是人、污染和嘈杂，但他坚持认为，这并没有影响他作为一个隐修士的生活，并承认自己有一种几乎“不间断的渴望”：想独自一人与上帝在一起。
威瑟斯每个礼拜为一家制造科学仪器的公司工作一天，以便挣到足够的钱来维持他的隐修生活方式，他把自己创造性的一面完全用于制作他所说的“修士陶器”。每个礼拜天，他都给费城北部圣玛拉基教区的会众烘烤圣餐面包。尽管并没有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他还是要遵循某些隐修传统，并被认为是教会的组成部分。他每天凌晨5点钟起床祈祷，定下用餐、研读《圣经》和冥思的时间，人们还期望他把本教区的居民包括在他的祈祷中。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仅仅因为他生活在21世纪的一座现代都市，他的隐修生活无论如何都会被稀释了，这个看法也是一种误解。只允许他一年探访他的直系家人两次，根本不允许他拜访其他任何人，尽管没有任何强制命令阻止别人拜访他。他被禁止拥有汽车，不许在世俗工作场所每个礼拜工作一天以上。他没有电视，通过与周围人的交流获得新闻。
然而，奉献正是威瑟斯长期以来所习惯的东西。自1984年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生活，发誓要过一种圣洁、穷苦和服从的生活。甚至还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梦想在荒野里建造一间小屋。1990年代，他曾两度向教会申请当隐修士，但两次都遭到拒绝。尽管这多半是由于隐修士生活的默默无闻，以及那些已经城市化的主教们不愿意管理一种他们不再熟悉的生活方式。但是，被封圣的隐修士数量一直在增长。在今天的美国，大约有600个神职人员遵照“教会法典603号”，过着隐修士生活。世界各地有很多天主教徒过着隐修生活，却并不属于任何具体的宗教团体。
……
《隐士的生活》读后感(二)：生活该是什么样？
这个题目，是我读了《隐士的生活》之后生出的疑问。书里讲述的“隐士”，从公元前1500年的“苦行者”，到当代的“宅男”，时间跨度达几千年；近百名隐士各有各的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共性，就是喜欢“一个人呆着”。人是一种喜好热闹的社会动物，而这些人为什么要远离这个花花世界呢？
《隐士的生活》里所叙隐士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信徒，如印度、西藏的苦行者，基督教中的隐士和苦修士。二是诗人、艺术家和名人。三是为环境所迫或者有病的。
信徒是最早的一批隐士，尤其在印度，即以印度和西藏的苦行者开头——他们也确实具有典型性。“遁世独居的苦行者在印度教的早期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吠陀时期（公元前1500～前1200年）写成的梵语经文讲到了一群赤身裸体的苦行者，被称作牟尼（munis），或‘沉默的圣贤’，他们能够连续不断地笔直站立一年多的时间，据说拥有一些超人的能力，比如空中飘浮和心灵感应。” 印度的虔诚信徒认为苦行是精神奉献的最高形式。他们普遍信奉一种内省和与世隔绝的哲学，追求的是孤独。苦行僧穿着赭色的长袍，象征着弃绝尘世，而毕生致力于实现解脱——放弃享乐，甚至放弃了责任感，一切都服从于解脱的实现，一生都在棚屋或洞穴中度过，或者像乞丐一样云游四方，托钵乞食，传播精神智慧，过着严格的独身生活。
西方基督教的隐修士与印度教的苦行僧相彷。早在基督教最早的隐修士在公元4世纪初期出现之前，很多苦修团体就已经存在于埃及世俗社会中，而且是基督徒最早把苦修生活带入沙漠地区严酷的环境中。比如书中谈到一个名叫阿尔塞尼的隐修士，父亲是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他任皇室家庭教师——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社会地位！他却决定去亚历山大城，加入一个修道士团体，后来又只身去了埃及沙漠的深处，追求更孤独的生活，并成为“沙漠神父”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有一句名言：“上帝已经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们所有人，但我发现，我不可能同时既和上帝在一起又和人们在一起，我想，我也不可能丢开上帝去跟人们交谈。” 他的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祈祷和寻求宽恕，苦苦思考获得拯救的前景，常常为自己意识到的缺点而伤心落泪。他相信，要想实现拯救，必须逃避这个世界。这在信徒隐士中很有典型性。
在宗教史上大名鼎鼎的基督教圣徒安东尼也是一个隐修士，被认为是“旷野教父”的领袖。他在公元251年出生于下埃及的一个富家。父母在他18岁那年去世后，《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的一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安东尼下决心遵从耶稣的指令，于是卖掉了财产，把妹妹托付给一群基督徒妇女，然后开始了在盐谷地区的一个山洞里隐居生活。这一年他35岁。教会神学家和历史学家达修（Athanasius）在关于圣安东尼生平的记述中说，就连上帝也“念念不忘圣安东尼的艰苦奋斗，总是出手帮助他”。文艺复兴时期最富创造性的大师希罗尼穆斯·波许以他在沙漠里隐居为题材画了一幅名为《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画。画中圣安东尼独自一人坐在一棵大树下，四周布满魔鬼派来诱惑或攻击他的怪物；这些骚扰伴随了他的整个修行过程。我想这应是他心理躁动的象征——一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跑到沙漠里来吃这种苦，心里平静才怪。
大概因作者的文化背景之故，书中的八章中有七章谈的是西方以及印度、埃及，只有一章说到了中国和日本。中国的隐士只提到了陶潜、 谢灵运、清珙、寒山四人，而且很简略。说起来，中国的隐士文化一点也不比印度等国晚。比如最早有记载的许由（公元前2155年生），尧帝因他有贤德，要把君位禅让给他，他坚辞不就，还到颖水洗了耳朵，之后隐居于山林，一直到死。接着的名隐要数商朝末年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西）的伯夷、叔齐了。孤竹国君去世，兄弟俩谁也不想继位，就一起隐居于渤海之滨。后来周武王起兵灭商，兄弟俩反对这种以暴易暴的做法，因此在周武王灭商之后，隐居首阳山，不食周黍而死。春秋时唱歌讽刺孔子的楚狂接舆、汉初高祖刘邦时帮助太子的“商山四皓”、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子陵等，都是大名鼎鼎的隐士。严子陵尤其不同寻常——光武帝打下天下之后，多次征召他任谏议大臣，但他婉拒了，隐居富春江，终老于林泉间。
以上几位古代中国隐士，没有一个信徒，这说明隐居是一种生活方式，超越了宗教的、世俗的和社会的界限。不过在中国士大夫那里，情况还有些特殊。中国士大夫身上杂有儒道两种成分：一为进取，一为恬退。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上面提到的伯夷兄弟和楚狂接舆就属于“无道则隐”一类。“隐”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人越“隐”名声越大。因此有些隐士为了隐名，就越来越深入地走进茫茫荒野；而对有的隐士来说，这恰是所求的。中国有句成语——“终南捷径”，典出唐朝：进士卢藏用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朝廷听到他的名声，就征召他出来做官。当官比隐居舒服多了，他也从中悟出了点门道，因此当同僚司马承祯想退隐天台山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对方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不无讽刺地道：“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隐居的风气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这和当时崇尚道家思想影响有关，也和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曾任宰相的谢安初时隐居东山，结果名声越来越大，朝廷屡下诏书征聘，于是他出山到权臣桓温手下当司马。有人送药草给桓温，桓温问谢安：“这药草名叫远志，又叫小草，为什么一物有两名？”参军郝隆在旁应声答道：“这很容易明白：处则称远志，出则称小草。”谢安听了满脸愧色。从郝隆的回答中，可知时人是以隐为上的；或者郝隆以为谢安也是以退为进因而加以讥讽。谢安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处、出自有资格，而且出仕之后也干了一番大事，如淝水之战。另一个大臣殷浩可就有点徒有虚名了。父亲去世，他住在墓所守丧，同僚王蒙、谢尚、刘惔等人去探望他，发现他隐居的决心不移。回来之后，王蒙、谢尚说：“殷浩不出仕，那老百姓们怎么办？”不免发愁叹息；可见他的名声有多大。刘惔却说：“你们不必担心他不出。”果然不久就被征出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在其位总得干事，于是他以定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结果大败，被废为庶人。后来桓温打算任他为尚书令，写信透露给他。他回信，担心有误，信箱开、封了数十回，到底还是送去了个空信箱，结果大忤温意，尚书令泡了汤。这说明他骨子里还是个官迷，隐居不过是“终南捷径”而已。
不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隐居又是另一番意味。(书评人:曲建文)
《隐士的生活》读后感(三)：生活该是什么样？
这个题目，是我读了《隐士的生活》之后生出的疑问。书里讲述的“隐士”，从公元前1500年的“苦行者”，到当代的“宅男”，时间跨度达几千年；近百名隐士各有各的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共性，就是喜欢“一个人呆着”。人是一种喜好热闹的社会动物，而这些人为什么要远离这个花花世界呢？
《隐士的生活》里所叙隐士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信徒，如印度、西藏的苦行者，基督教中的隐士和苦修士。二是诗人、艺术家和名人。三是为环境所迫或者有病的。
信徒是最早的一批隐士，尤其在印度，本书第1章即以印度和西藏的苦行者开头——他们也确实具有典型性。“遁世独居的苦行者在印度教的早期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吠陀时期（公元前1500～前1200年）写成的梵语经文讲到了一群赤身裸体的苦行者，被称作牟尼（munis），或‘沉默的圣贤’，他们能够连续不断地笔直站立一年多的时间，据说拥有一些超人的能力，比如空中飘浮和心灵感应。” 印度的虔诚信徒认为苦行是精神奉献的最高形式。他们普遍信奉一种内省和与世隔绝的哲学，追求的是孤独。苦行僧穿着赭色的长袍，象征着弃绝尘世，而毕生致力于实现解脱——放弃享乐，甚至放弃了责任感，一切都服从于解脱的实现，一生都在棚屋或洞穴中度过，或者像乞丐一样云游四方，托钵乞食，传播精神智慧，过着严格的独身生活。
西方基督教的隐修士与印度教的苦行僧相彷。早在基督教最早的隐修士在公元4世纪初期出现之前，很多苦修团体就已经存在于埃及世俗社会中，而且是基督徒最早把苦修生活带入沙漠地区严酷的环境中。比如书中谈到一个名叫阿尔塞尼的隐修士，父亲是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他任皇室家庭教师——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社会地位！他却决定去亚历山大城，加入一个修道士团体，后来又只身去了埃及沙漠的深处，追求更孤独的生活，并成为“沙漠神父”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有一句名言：“上帝已经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们所有人，但我发现，我不可能同时既和上帝在一起又和人们在一起，我想，我也不可能丢开上帝去跟人们交谈。” 他的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祈祷和寻求宽恕，苦苦思考获得拯救的前景，常常为自己意识到的缺点而伤心落泪。他相信，要想实现拯救，必须逃避这个世界。这在信徒隐士中很有典型性。
在宗教史上大名鼎鼎的基督教圣徒安东尼也是一个隐修士，被认为是“旷野教父”的领袖。他在公元251年出生于下埃及的一个富家。父母在他18岁那年去世后，《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的一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安东尼下决心遵从耶稣的指令，于是卖掉了财产，把妹妹托付给一群基督徒妇女，然后开始了在盐谷地区的一个山洞里隐居生活。这一年他35岁。教会神学家和历史学家达修（Athanasius）在关于圣安东尼生平的记述中说，就连上帝也“念念不忘圣安东尼的艰苦奋斗，总是出手帮助他”。文艺复兴时期最富创造性的大师希罗尼穆斯•波许以他在沙漠里隐居为题材画了一幅名为《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画。画中圣安东尼独自一人坐在一棵大树下，四周布满魔鬼派来诱惑或攻击他的怪物；这些骚扰伴随了他的整个修行过程。我想这应是他心理躁动的象征——一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跑到沙漠里来吃这种苦，心里平静才怪。
大概因作者的文化背景之故，书中的八章中有七章谈的是西方以及印度、埃及，只有一章说到了中国和日本。中国的隐士只提到了陶潜、 谢灵运、清珙、寒山四人，而且很简略。说起来，中国的隐士文化一点也不比印度等国晚。比如最早有记载的许由（公元前2155年生），尧帝因他有贤德，要把君位禅让给他，他坚辞不就，还到颖水洗了耳朵，之后隐居于山林，一直到死。接着的名隐要数商朝末年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西）的伯夷、叔齐了。孤竹国君去世，兄弟俩谁也不想继位，就一起隐居于渤海之滨。后来周武王起兵灭商，兄弟俩反对这种以暴易暴的做法，因此在周武王灭商之后，隐居首阳山，不食周黍而死。春秋时唱歌讽刺孔子的楚狂接舆、汉初高祖刘邦时帮助太子的“商山四皓”、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子陵等，都是大名鼎鼎的隐士。严子陵尤其不同寻常——光武帝打下天下之后，多次征召他任谏议大臣，但他婉拒了，隐居富春江，终老于林泉间。
以上几位古代中国隐士，没有一个信徒，这说明隐居是一种生活方式，超越了宗教的、世俗的和社会的界限。不过在中国士大夫那里，情况还有些特殊。中国士大夫身上杂有儒道两种成分：一为进取，一为恬退。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上面提到的伯夷兄弟和楚狂接舆就属于“无道则隐”一类。“隐”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人越“隐”名声越大。因此有些隐士为了隐名，就越来越深入地走进茫茫荒野；而对有的隐士来说，这恰是所求的。中国有句成语——“终南捷径”，典出唐朝：进士卢藏用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朝廷听到他的名声，就征召他出来做官。当官比隐居舒服多了，他也从中悟出了点门道，因此当同僚司马承祯想退隐天台山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对方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不无讽刺地道：“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隐居的风气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这和当时崇尚道家思想影响有关，也和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曾任宰相的谢安初时隐居东山，结果名声越来越大，朝廷屡下诏书征聘，于是他出山到权臣桓温手下当司马。有人送药草给桓温，桓温问谢安：“这药草名叫远志，又叫小草，为什么一物有两名？”参军郝隆在旁应声答道：“这很容易明白：处则称远志，出则称小草。”谢安听了满脸愧色。从郝隆的回答中，可知时人是以隐为上的；或者郝隆以为谢安也是以退为进因而加以讥讽。谢安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处、出自有资格，而且出仕之后也干了一番大事，如淝水之战。另一个大臣殷浩可就有点徒有虚名了。父亲去世，他住在墓所守丧，同僚王蒙、谢尚、刘惔等人去探望他，发现他隐居的决心不移。回来之后，王蒙、谢尚说：“殷浩不出仕，那老百姓们怎么办？”不免发愁叹息；可见他的名声有多大。刘惔却说：“你们不必担心他不出。”果然不久就被征出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在其位总得干事，于是他以定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结果大败，被废为庶人。后来桓温打算任他为尚书令，写信透露给他。他回信，担心有误，信箱开、封了数十回，到底还是送去了个空信箱，结果大忤温意，尚书令泡了汤。这说明他骨子里还是个官迷，隐居不过是“终南捷径”而已。
不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隐居又是另一番意味。
孔子说“食色性也”，意思是人很容易为物所累。早在几千年前的老子洞察到人性的这种弱点，就曾不厌其烦地号召“绝圣弃智”，回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较少物的引诱，会少生不少事，也就免去了不少烦恼和忧虑。他没说“隐居”这个词，但话意近之。想想也是，如陶渊明那样，在“小国寡民”式的田园里，心如止水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也其乐融融吗？但世事往往想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毕竟还是架不住物的诱惑，乃至得陇望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在欲望的推动下，科技发展花样翻新得让人眼花缭乱。
科技进步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于是物质越来越丰富，吃穿用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方便，总之是肉体、精神都皆大欢喜。但是人的幸福感是否随之增加了？从以各种不同标准来计算的幸福指数来看，好像没有。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丹麦排在首位，美国排在第11名，中国香港第67名，中国内地第112——这似乎与GDP的关系不是很紧密。有学者解释说：“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也就是说，人的肉体与精神有时候的感觉不一样。《庄子•秋水》里用一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与赖大看到林黛玉的“鼎食鸣钟”之享，却不明白她为什么还会烦恼一样。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心——人心大得哪可揣摩？可揣摩的是，人汲汲于物的追求，至死方休。
在商品社会里，一切都商品化，人性也被格式化，甚至“异化”。比如眼下的“房奴”——本来有一个窝是传统中国人的乐事，却在高房价之下，为了还贷，白天拼命干活，夜里睡不安席。追求了半天，却被所求奴役。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的那个主人公最典型，人被大机器所“挟持”，个性扭曲甚至畸形。 随着科技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生活的节奏也是越来越快，看看男男女女们换老公、老婆的频率，就知道快到什么地步了。以致彼此见了面，听到最多的是一叠声的“忙啊”“累啊”之类慨叹。人人都为了生存或者生存得更好，但在奔忙的路上相随的是焦虑，紧张，烦躁，恐惧，乃至钩心斗角、争风吃醋、挑拨离间，甚至拦路抢劫、谋财害命……安全感不见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景成了别一世界的幻影——这就是人们上天入地所追求的生活吗？
有些人明白了追求永无止境，有些人感觉追求得太累，于是主动或被迫地远离了这个喧嚣的社会，回归到大自然之中——如《隐士的生活》中的一些隐士那样。书中有两段话说得好：
“这个红尘俗世总有它的隐士。有僧有俗，有男有女，有贫有富，有特立独行之人，也有愤世嫉俗之辈，隐士和那些选择过独居生活的人存在于各个时代和各种文化中。”
“这个世界有很多十分普通的人，选择生活在与世隔绝中，他们想要的，不过是让他们一个人呆着，在社会那窥探性的目光之外，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生活。”
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面对“隐居”现象。比如“宅男”——大多是男性，足不出户，脱离社会几个月到几十年。在日本，有人估计，这种状况影响了多达100万。其原因据称是被社会强加的压力所苦，再加上等级制度和过多的社会期望，等等。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离开，生活在一个管制不那么严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可以放松，做真正的自己，并重新发现一种目标感。在香港，据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对中学生所作的一项调查估计，有近两万年轻人，或者说2%的香港年轻人，患有极其严重的社交恐惧症。他们在家里过着几乎是隐士般的生活，没有能力应对万花筒般的社会。对他们来说，法国著名散文家盖兹•德•巴尔扎克（1597—1654）的话很管用：“独处很美好，但你需要有人来告诉你：独处很美好。”
前不久，《新京报》上报道了一个现代“隐士”：
有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海岛，带上亲爱的Ta，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远离俗世喧嚣，静观潮起潮落，是多少人对生活的一种遐想。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堡礁一座小岛，就有过着这般生活的现代“鲁宾逊”。
……
岛上的老人是60多岁的大卫•格拉欣。他原本是悉尼的一个商人，1987年遭遇股市崩盘后，损失了650万英镑的财富，婚姻也失败了。
心灰意冷的他1993年租下澳东北部海滨名为复原岛的小岛，每年向政府缴纳1.3万英镑。这一住就是近20年……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如果社会把更多的人逼得“隐居”起来，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出了问题。
《隐士的生活》作者: [澳]巴里•斯通 译者: 秦传安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7定价:38.00元
《隐士的生活》读后感(四)：《隐士的生活》：独处很美好
只有当我孤身一人，我才真正地生活。只有当我孤身一人，我才与自己同在。只有当我孤身一人，我才离上帝更近。
——保罗·朱斯蒂尼亚尼
坐在你的隐修室里，就像在天堂里一样……把整个世界置之脑后，彻底忘掉它。
——《圣罗慕铎简要法规》
作家要么是一个现行的隐士，要么是一个失职的、被负罪感所折磨的隐士，要么二者兼而有之。通常兼而有之。——苏珊·桑塔格（《纽约时报》，1986年1月5日）我想一个人呆着。
——葛丽泰·嘉宝
我从未发现过像独处这么友善的伙伴。
——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
每个人都应该每24小时当几分钟至个把小时的隐士，以便研究、思考，并与他们的造物主沟通。
——罗伯特·哈里尔《新汉诺威太阳报》，1968）
《隐士的生活》读后感(五)：媒体评论
只有当我孤身一人，我才真正地生活。只有当我孤身一人，我才与自己同在。只有当我孤身一人，我才离上帝更近。
——保罗·朱斯蒂尼亚尼
坐在你的隐修室里，就像在天堂里一样……把整个世界置之脑后，彻底忘掉它。
——《圣罗慕铎简要法规》
作家要么是一个现行的隐士，要么是一个失职的、被负罪感所折磨的隐士，要么二者兼而有之。通常兼而有之。——苏珊·桑塔格（《纽约时报》，1986年1月5日）我想一个人呆着。
——葛丽泰·嘉宝
我从未发现过像独处这么友善的伙伴。
——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
每个人都应该每24小时当几分钟至个把小时的隐士，以便研究、思考，并与他们的造物主沟通。
——罗伯特·哈里尔《新汉诺威太阳报》，1968）
《隐士的生活》读后感(六)：从大隐隐于野，到大隐隐于宅
归隐，独处，享受自由，叩问心灵。这样一种意境是许多人所向往的，也是不少游客之所以刻意选择那些偏远行程的原因。但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隐居传统，却会让人发现，“隐居容易独处难”的事实。原因是，隐士在过隐居生活上越是成功，其名声就会传播得越远，他们吸引到的关注也就越大；很快，大量的追随者就会赶来聆听“偶像”的教诲……隐士可以选择两个选择，一是躲避“粉丝”，步入难见其踪的茫茫荒野；二是将“粉丝”发展为隐修教派、小组的门徒或成员，开始集体化的隐修秩序。
在漫长的古代，不同文明、宗教背景下都出现了苦修、隐修的潮流。公元前800-前400年间，在印度和我国西藏交界的高山地区，一些已经长大成年、结婚生子的人试图“退居山林”，找寻一个冥思默想的环境，一个人回顾自己的生活和经历，认识到生活的意义。这些人随即有机会进入一种遁世阶段，也就是精神上完成了觉悟，从一切世俗事物中解放出来。这些苦修方式形成了印度教、印度文化一种内省和与世隔绝的哲学，因其神秘性和传说中的超能力意义，吸引着后世一代又一代追随者来到印度，尝试按照先贤的方式苦修、隐修——众所周知，苹果公司创建人史蒂夫·乔布斯在开始“改变世界”之前，也曾是上述印度文化、苦修哲学的追随者。
同样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很重视苦修。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印度教的信条，但添加了佛陀（悉达多·乔达摩）对遁世的强调。可以说，佛陀乔达摩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云游印度各地，教导人们要将对尘世生活的依恋看作是一切不幸的来源——包括贪婪，愤怒、欲望、焦虑——因而唯一能超脱的方法就是让自己与周围的人分离。佛陀之后，佛教形成了多个流派，藏传佛教同样如此。公元11世纪出现了一个被誉为“亚洲的苏格拉底”、整合了藏传佛教各流派主张的佛教隐士密勒日巴尊者。密勒日巴尊者的诗歌被其弟子汇编为《十万歌集》，成为了大乘佛教经文的组成部分，强调超脱于一切尘世事物之外、断绝个人和家庭纽带，提醒人们要记住肉身是短暂的。
在近代之前的基督教世界，隐士和苦修士取代了殉道者成为信仰的终极表达。基督教在被古罗马帝国接纳之前，曾一直遭到遏制，罗马皇帝德西乌斯甚至要求所有罗马公民都要想国家神供奉献祭。许多基督教徒因而逃进了荒野、沙漠，藏身到山洞等不易被人找寻的角落，开始了最为艰难的苦修，这就出现了“沙漠神父”。基督教不再受国家权力打压之后，隐修和苦修传统被延续了下去，隐修士增加，形成了组织化的隐居隐修秩序，修道院的形成即与此有关。近代以前，英格兰等地有大片的茂密林地，这给了隐修士在选择驻地上的很大可选空间，他们（她们）可以过着远离尘世的生活，在荒凉和隔绝中最深刻的领悟生活、生命的本质。这一潮流终于因17世纪中叶及其后，欧洲各地不断增长的城市化进程而终止，隐修士的世俗化和区神秘化开始了，社会要求隐修士要么生活在“大隐隐于市”的修道院，要么就离开城邦、国家势力范围去重新找寻隐居棚屋。
《隐士的生活》一书在介绍几种宗教背景下的隐士和苦修士后，开始叙述另一种非常不同的隐居者：闭关的隐居修道者。隐居修道者不同于宗教、神学意义上的隐修士，将与世隔绝放在首位，尽可能避免与他人的来往（相比之下，虽然隐修士也强调这一点，但为了“拯救”他人，会融入社区、与他人接触），一定意义上，其隐修场所成为了他们双重意义上的坟墓。历史上，隐居修道者中的女性数量相对突出，这与中世纪黑死病等疾病带来的高死亡率及社会恐慌有关。到了近代以后，公众对隐居修道者的生活已经彻底陌生，很多人在读到雨果《巴黎圣母院》书中的描述时甚至百思不得其解，“你偶尔可以遇到一个地窖、一个坑洞、一件被堵死并围着栅栏的小屋，从它的身处，一个生灵资源致力于某种无休无止的悲叹……日夜不停地向上帝祈祷。”
如前述，修道院从形成到增多，必然经历“大隐隐于野”到“大隐隐于市”的转变，近代以来的城市化，以及世俗国家管理秩序的形成，也都助推了这种转变的加速。这就是《隐士的生活》中谈及的“社群中的隐士”。
《隐士的生活》一书也没有忽略隐居、隐修的东亚背景。书中第五章专门谈到了中国和日本的隐士诗人。书作者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鼓励、赞美和敬佩它的隐士和遁世者，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把避世独居的观念深植于它的艺术中”。当然，中国隐士的动机和目标远比古欧洲、古印度更为宽泛，后者更像是心甘情愿地弃绝社会、追求自己的怪癖或议程的人，而前者则设法让自己沉浸于隔绝和思考中，以便获得更有价值的思考。书中这一章通过对中国古代的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白居易、寒山等著名诗人人生历程、价值追求和相关作品的分析，就中国隐居传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在随后切入到的对日本隐居、隐士传统的介绍中，书作者指出这一传统深受中国文化和中国隐士传统的影响，而后经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独立的饮食传统。比如，日本独有的宗教云游隐士、超自然山林隐士，等等。
近现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驱动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压力不断强化，许多人不得不为此重新找寻独处、独思的空间，由此而生的焦虑和痛苦催化出文化艺术领域的诸多璀璨杰作。表现主义先驱爱德华·蒙克1983年创作的画作《呐喊》，描绘了一个没有能力应对现代生活的焦虑，双手抱头，张开大口，发出极度痛苦的叫喊。《呐喊》成为了世界上得到普遍认可的绘画之一。现代长篇小说之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逝水年华》，也是一部写于长期孤寂独处生活的作品。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最有名的女演员葛丽泰·嘉宝就是一个现代的隐士，尽管她跻身于好莱坞的一线名单中，却从未作出任何积极的努力去参与社交生活，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来追求个人兴趣，以及独自思考、散步。《麦田守望者》作者塞林格更是隐居了长达50多年。
当代社会中，选择宅居，也能视为一种被动的“大隐隐于宅”的隐士生活方式。宅男、宅女，在日本出现的比例最高，《隐士的生活》一书解释指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强加给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再加上等级制度和过多的社会期望，以及国家模式与一个稳定而多产的未来之间那漏洞百出的裂隙”。对此，日本的年轻人宁愿在家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应对社会的要求，将时间花在阅读、听音乐以及其他室内活动上。“卧室很快就成了他们的城堡，是他们唯一觉得有点自治权的地方。”(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