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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传》读后感10篇

2022-03-21 09:32:5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雷震传》读后感10篇

  《雷震传》是一本由范泓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34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雷震传》读后感(一):问题的循环死结

  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台湾延续了下来,雷震等一批人是承上启下者,所有问题的讨论也得到继续并实践,最后开花结果。而大陆则是断了又续,续了又断,问题的讨论总是从头开始。后来的人有意无意看了前人的讨论,才发现过去的讨论的问题之广之深,远远超过现在。不过永远都是讨论罢了 。

  而且,关于自由主义,人们一再关注的是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忽视了来自日本的因素,其实雷震乃至日后谢长廷等人代表的京大自由主义法学传统,对大陆、台湾的影响也是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看了这本书,对于老蒋的地位似乎也应有理性的认识,国粉们总是过于美化这一政治人物,主要是基于一个如果没有那么如何的假设。可不争的事实是,老蒋一旦有机会有条件实行独裁就会不余遗力的,在大陆时更多的是无力、无胆,其实本人是缺乏现代的宪政思维的。小蒋后来的选择值得赞赏,但是毕竟是在全社会的力量主动推动下做出的积极而无奈的反应。而在雷震的时代,小蒋则是充当了完全相反的角色。

  《雷震传》读后感(二):黎明之前:雷震和他的时代

  此岸的路,对岸已走过

  ——写在前面

  一、

  多年以后,当回忆起雷震在圆山忠烈祠前被蒋经国辱骂这件事时,夫人宋英仍记得十分清楚。雷震被蒋的无礼之举激怒,回家后,气呼呼地对她说:“蒋经国这个小子真可恶,去年他还叫我雷伯伯的,今天他居然敢用这种态度对我……你说气人不气人?”夫人只好安慰他说:算了吧!把他当成畜生好了。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还不觉悟,还在胡作非为,简直不是人嘛!——蒋经国之所以对雷震出言不逊,是因为此时蒋介石对雷震已有不满,更准确地说,在1951年前后,蒋氏父子对党内自由派人士的态度已有了一个根本转变。

  退守台湾后,国民党内部对今后向何处去这一难题,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和选择。其一是以胡适、雷震为首,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贯彻民主政治,导致政府腐化,人心尽失,因此必须彻底反省,实施充分的民主宪政;其二是以蒋经国、陈诚为首,他们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恰恰是提供了太多的自由,以至于给了对手渗进内部煽风点火的机会,因而今后更要加强党的领导。随后当台湾推行“改造运动”时,当局并未朝“民主宪政”方向发展,反而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党国威权体制”。

  二、

  1952年,国民党七大召开前夕,《自由中国》发表社论,题为《对国民党七全大会的期望》。这篇社论的要点是是:期望国民党能在政治上加强民主,而且能够守法,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我们的政府,近数年来,也常常强调‘守法’,可是我们仔细观察,政府所强调的守法,责之于人民者多,责之于自己者少。我们并不是说,政府要守法,人民可以不守法,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完全不守法的政府。但是,我们从国家行政的程序看,从基本人权保护看,如绳以法治国的标准,尚有很大的距离”。这篇社论发表后,老爷子(蒋介石)看了很不高兴。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根据当时《自由中国》对台湾社会的全面了解和看法,发现国民党执政当局所推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杂志推出“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在《是什么,就说什么》中,表示今日大多数人都在说假话,尤其是国民党当局,以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为政治口实,掩盖其专制实质;杂志要求废除出版法以保障出版自由,而政治课所代表的党化教育应立即停止等等。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在代序论中阐述:“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这一传统上可以说达到了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隐蔽在这些自我恭维和自我陶醉言论背后的病症,确实不小哩!”

  当时,各大报刊争相犬吠咆哮雷震及其《自由中国》,后来的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说“今日知识界仍然尊敬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三、

  “十几年来,国民党使出浑身力量,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他们收买了一些无思想、无原则、唯利是图之徒。把那些有人格、有节气、有抱负的人很有效地消灭殆尽了。他们培养了一群以说谎造谣为主的新闻从业者,控制着一边歌颂时代以便飞黄腾达的‘聪明人’,制造了成千上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政治演员。然而,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这些要求,决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私人所能阻遏的。”——殷海光教授为《自由中国》撰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成为杂志近十一年生命中的绝响。

  国民党对台湾岛内的控制于1958年前后更加完整、严肃、成熟,而当局打压《自由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面对一个杂志要成立在野党的主张,当局绝对是不允许的,于是,国民党开始打击反对党,抹黑称反对党背后有外部势力支持,而雷震也曾接到秘密电话:“尽量不要步行,以防制造假车祸,到公共场所饮食应特别小心,以防下毒”。

  1960年9月4日,雷震被捕,10月8日,军事法庭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这一年,雷震六十三岁。雷震等人的被捕,成为台湾自“二二八事件”以来,最为壮怀激烈的一个政治大事件。胡适指责当局加害雷震“甚不明智”,香港《新生晚报》以《台湾的“莫须有”党狱》发问:“雷震一介书生,手中无枪无兵,又凭什么力量来叛乱?至于说从否定政府到意图颠覆政府,这一说法,要看他用什么手段了。用正当方法夺取政权,犹如美国两党的争夺,又有什么不妥的?”

  然而,如殷海光所言,“法律是不会说话”,台湾当局利用手中的强权,将“法律”视为一党统治进而制裁政治敌手的党派工具。殷海光又说:极权暴政之下是否有法律呢?有的。而且似乎还更多。这些法律,恐怕比民主国家的法律更苛细而且也由“公理”、“正义”等好听的字样。然而,在这样的地区,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维持政权和扩张“党势”的一种手段而已,哪有“独立的法律”可言呢?

  四

  停刊之前,曾有读者写信给《自由中国》:“你们这么做,有什么用呢?无论你们说什么,对党来说,不过是挠痒痒,能发生什么作用呢?”

  《自由中国》社这样回答:“政治局面弄到今天这种局面,我们非但深知说了未必有用,而且还可能惹来麻烦,甚至闯下言祸;但我们身为言论界的一分子,却有根据事实、真理、良知而坦坦白白说话的责任,故不忍不说,也不得不说。”

  在《自由中国》停刊后的十余年间,台湾再没有出现正面挑战当权者的政治刊物,政治评论逐渐沉寂。雷震案发生整整25年后的1986年,台湾威权政治局面才有所突破。1986年9月28日,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情治部门向蒋经国递交了一份捕人名单,这时的蒋经国权衡再三,不予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随后,他决定开放党禁。有人提醒他:“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蒋经国作出了对他、对蒋氏家族,对国民党最不容易的一种选择,即与过去的37年决裂,与一个独裁者的自己决裂。

  然而,许多人没有等到这一天: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2岁;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肝癌逝世,享年50岁;1970年9月4日,雷震出狱,1979年3月7日,病逝于荣总医院,享年八十三岁。1988年4月29日,“1960年雷震案平反小组”成立,要求还雷震清白。

  2002年9月4日,台湾地方当局公开为雷震平反,可惜的是,一年前,雷震夫人宋英去世,未能等到平反。2012年3月7日,雷震去世三十三周年,“雷震纪念馆”暨雷震研究中心在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正式揭幕。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揭牌,并数次向雷震后人鞠躬致歉:“深切缅怀雷震对台湾民主自由的贡献,当年用于提出异议并不容易,正因为许多人像雷震一样用生命争取,今天台湾才能享有高度的人权与民主自由,我们面对历史没有任何禁区,让我们诚实面对,诚实道歉,诚实改错……历史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遗忘!”

  本文主要参考:

  ①范泓著《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广西大学出版社)(P197、236-238、241、256、268、273、283、306、312、315);

  ②胡平《两个蒋经国》(http://)

  ③胡适著《容忍与自由》(法律出版社)

  《雷震传》读后感(三):【转】傅国涌: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二十多年前,李敖的某一篇杂文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是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经进入过国民党权力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自那以后,我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一直要等到2004年5月《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问世之后。相隔多年,此书重出修订本,易名为《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范泓兄要以我当年写下的一点感想为序。修改旧作之时,遥想海峡对岸,物是人非,早已换了人间,雷震若在,不知会有如何的感想。面对十年牢狱,他在铁窗之中写给儿女的信里,傲然说出了这番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是的,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第一部雷震传,也是唯一的一本。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范泓兄是新闻记者出身,年轻时当过诗人,却偏好文史,对1949年以后海峡对岸的历史曲折和政治变迁尤有特别的兴趣,所以首先选择了这个题目。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大陆读者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 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读罢此书,我老是在想,他早年深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风云激荡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惣一等,接受了宪政主义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各种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政治生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雷震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自由中国》杂志。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十年多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销“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

  1960年,在岛上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自由中国》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雷震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快了筹建反对党的步伐,超越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他的悲剧命运也因此注定,罗网迅速张开,情治机构最初想找马之骕,这位与雷震并无深交、“对政治向无兴趣、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的普通人不肯出卖人格,拒绝和当局合作,而另一个与雷震关系更深、多次受过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会计刘子英在威逼利诱面前,很快就软了下来,“自白”是邵力子之妻傅学文派到台湾的“匪谍”,而且早就向雷震说明。这让国民党黑暗势力情治部门大喜过望,一场以“知匪不报”罪名将雷震构陷入狱、掩天下人耳目的独角戏就此完成。雷震为此付出了十年牢狱代价。

  在这出历史剧中,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是刘子英的出卖,在人权根本没有保障的时代,漂浮在黑暗的孤岛上,刘子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强大到几乎无所不能的暴力机器面前,确实连一只蝼蚁都不如,他选择出卖雷震以求自保显得那么正常。在构陷了雷震之后,刘子英照样被判了十二年,当局给他的回报是“养其终生”,即在狱中享有零花钱之类的特殊待遇。

  而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叛卖他的刘子英,以他阅世之深,岂能不明白,就算没有刘子英扮演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他的牢狱之灾同样无法幸免,刘子英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特别是后来他了解到,刘子英被捕后关押在台北警备总部保安处的黑屋子里,“四周无窗户,不透空气,不见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阴森可怕,被囚于此者无不肉跳心惊,以为个人的末日将至也”。他明白,“关在这里的人,都是为着逼供的,和过去的屈打成招则毫无二致……这里的方法,是精神压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溃”,何况“有时也兼用酷刑”。所以,1970年代有人告诉他刘已获释时,他当场就问:“刘子英已经出狱,为什么不来见我?”语气平静。1988年8月,雷震的遗孀宋英终于等到了刘子英的忏悔信,其中说:“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此时,距离震惊台湾及国际社会的“雷震案”已相隔二十八年,雷震谢世已近十年,这是一份迟到的忏悔。

  这一切,在这部传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此书初版时,我曾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十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 这已经在修订本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

  如果要说初版时留下一些什么遗憾的话,我想到的是雷震的心路历程,1949年前后,他目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仓皇撤到孤岛,惊魂未定,雷震和一班受过良好教育、心怀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起开始了重新的思考,穿越《自由中国》和漫长的囚禁生涯,直到出狱后的最后时光,从他的思想转型到最后以如此决绝的姿态,与他大半生栖身的这个政治集团决裂,他的内心轨迹、精神脉络还可以进一步展开;此外,对雷震的个性、精神气质可以做更深入的探索。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一家之言,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1960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范泓兄的这本《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傅国涌 2011年11月7日于杭州

  《雷震传》读后感(四):在为雷震塑像的书,却不是一本上乘传记

  此书读来是有收获。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就是作者主观上对雷震的个人暧昧色彩太浓,似乎脱离历史存在的大背景,似乎总是在用今天的目光还审视过往。

  雷震是追求自由的伟大斗士不假,但多少对雷震遭遇有些夸大言辞了。诚然十年冤狱是需要我们反思,雷家和追随着需要为雷先生讨了公道。但是就以此说雷家多么多么凄惨,似乎过了。首先,作为踏上这条政治斗争路的时候就应该清楚的想到这条路的结局是什么,如何没有心理上这样的准备和决心就靠书上那点政治理论和法律条文就开始斗争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而书中的雷家就好像当悲剧到来的时候才恍然知道自己的所为会带来灾难。其次,60年代纵观整个华人世界和当时的世界形势,政治犯的境遇而言,雷震是非常幸运的了。回顾那段世界历史,哪个政治任务在迫害时不是家破人亡,血流成河。甚至与在大陆时的国民党相比,国民党当年在台湾下手也是仁慈的太多了。另外,从当日的国府在台的战略部署也可看书自由中国主张的主义在今日看来进步性是完全肯定的,但结合当日背景是否合伙国府整体战略就值得商榷了。当日的国府,第一要务还是反攻大陆书,在这一主线的指挥下,党内元老就一味言它,是不是该有些考虑呢?就好比大战当前,突然来一秀才还讲一通大道理,当局岂能容他。

  书中有一处提及却无进一步分析的,大意是蒋公说过如果党外人士组织反对党可以,雷震这一资深党员就不可以。这一处我觉得蛮有深意。国民党历来派系复杂,勾心斗角。大陆之败某种程度即败于此。即使你雷震一派手里握的是占有道德高点的民主宪政,但本质仍是党内一派系。这一处似乎值得探讨。虽然反攻大陆没有成为现实,但不能抛开历史说那一段就是和平时期,因而应该走宪政民主。50 60年代的台湾依旧是内战在岛内的延续,依旧是以战争为主题。战时搞体制上的民主改革,我不知道该怎么战争动员和作战。肯定有人说美国民主在战时也很健全啊,别忘了那是美国,制度早就有了。台湾一样吗,一边打仗,一边政治大换血,就我没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仗还有得打吗?有人说民主了,自然就会逐渐具备反攻的实力了,但现实是还没等你改革成功,海峡对岸就来解放了。

  雷震是伟大的,是民主的开路人,但读罢此书我的最大感受确是雷震是幸运的。当日国民党尽管剪掉了民主的枝叶却留下了根,实属不易。这也是台湾在90年代顺利完成转型的重要因素。雷震倒下了,但只是十年的监禁。雷震践行的是胡适的主义,但最黑暗的时刻,胡适依然在那里,思想界最明亮的星依旧没有坠落。胡适与雷震相比,哪一个对未来更有意义,毋庸多言了。自由中国没了,其实当日的其他媒介还在。除了雷震,当时很多叫的响亮的民主人士领到的惩罚只不过开除党籍。我不想否认当年国民党威权下的恐怖,因为那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把台湾放回到了时代的世界,或许恐怖这个词就略微大了。当时的世界,缺的不是斗士,而是能够斗争甚至保留斗争的环境。

  书中有一处雷女描述看后觉得想要点牢骚。大意因为当局一星期,最长时半年不允许该女见父亲雷震即觉得无比气愤,甚至时至今日还记忆犹新,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了,冤狱不假,但放在当日环境下毕竟是囚犯,怎么还当是在大陆时的国府要员吗?敢情以前是天天见面吗?如果仅仅是雷震家属就可以随时探监,享受高人一等的优待,那和你们反对的人有什么区别啊。

  《雷震传》读后感(五):《雷震传》书评一篇

  一。雷震——愚公或是智者 若以成败论英雄,有些人是无法论的。

  比如苏格拉底,宁饮毒酒而死,不做违反民主决策之事。他的事业在当时是失败的,但他的精神,于日后发扬,至今仍时时被西方自由主义者们提起和实践。

  再比如耶稣,在当时被人误解,和两盗贼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遭人讥笑,他在当时是失败了,可是千年之后,基督精神为世人所赞同,所践行,全世界都在过圣诞节来纪念他。

  这正是霸者一日,仁者千年。暴力可能在一时之间让人屈服,而正义的理想却会长久的驱使人们去为之努力,成功不必在我,功业必不唐捐。

  雷震在狱中写信给女儿,自信的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证明。”历史确实印证了他的话。

  二十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暴力与斗争,但总的来说,世界各国是向着宪政民主的方向发展的。尽管不能用历史决定论来说,宪政民主是必然到来的,但起码可以说,宪政民主是应当到来的,是各国人民正当的诉求。所谓宪政民主,并非终极目的,而是底线追求。

  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制衡,横向的为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纵向的说,政府应该经由定期、公开而有竞争性的选举来实现权力的更替。这样既可以防止一个统治者过长时间掌握权力而腐败和导向专制,同时当然也给执政者以压力——但是干得不好就下台(不能保证一定有一个好的统治者,但起码能避免最坏的统治者)。

  为了阐明雷震的事业,我在以上几段简略的说明一下宪政民主的基本理念,雷震接触到这些理念是在留学日本时期。

  在二十年代,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宪政,当时该大学的自由气氛深深影响了雷震,也为他日后远离权力而追求宪政民主奠定了基础。

  在此学习期间,有一件事给了雷震很深的印象。临近毕业时,他去参观一所日本监狱,监狱长是一位法学博士,他主张人道式的管理监狱,每天和犯人们同吃同食,犯人们不必穿囚服,可以阅读,大部分犯人在服刑三分之二时就已经悔过,表示日后不愿再犯罪。这样的犯人出狱后,一定可以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也不会仇恨社会。雷震为此而赞叹不已,日后他锒铛入狱,对比台湾60年代与日本20年代的监狱,一定又慨叹不已。

  书读到这段时,刚好有一则新闻,一个刚出狱的男子摔死小孩子的事情。我不禁感慨,当今中国监狱几乎还是以阶级敌人的方式,服苦役的方式对待犯人,而不是以人道式的,使犯人能从新融入社会的方式对待犯人,逾改造者逾暴戾,社会怎么会好?

  到了三、四十年代,正是历史波澜壮阔之时,雷震进入国民政府,仕途很顺,一度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在1945年制宪国大时,成为“南京最忙的人”,调节各民主党派,会见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皆是他在最前线工作。等到国共内战,雷震亦肩负重任,防守上海,又防守厦门,与国民党,中华民国来说真无愧“忠党爱国”,至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雷震亦为政府高级幕僚,国大代表,国策顾问。这么个权力核心层的人,只要顺从蒋介石便可以荣华富贵尽享的人,却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抨击时政,到了身陷囹圄的地步,一般人一定认为他是个大傻逼。

  殷海光也是这样评价:“(第一条)他不难和目前若干聪明的知识分子一样,做起特字号的官来,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他用不着这么一大把年纪,每天挤公共汽车,来往于木栅乡与台北之间。有一次他的夫人宋英女士很幽默的对我说:“自从雷先生办《自由中国》以后,我们的房子愈住愈小,车子倒是愈坐愈大哩!”第二条,雷震先生坚持他的“民主宪政”主张,不肯放弃批评这件事,那件事,硬要组织一个新的政党。结果十几年来,他由被开除党籍,而被削掉“国策顾问”崇高的官爵,而遭治安机构看守大门,而被阻挠印刷,二因陈案被控,终至因“叛乱罪嫌”而身陷囹圄。

  这两条道路,前一条坦易畅达,对自身有利;后一条险恶不堪,对自身不利。雷震先生偏偏选择了后一条……雷震不是“最愚蠢的官僚政客”是什么?

  这段话是在雷震背叛入狱十年的时候殷海光写下的。在一般人看来,雷震确实是太傻了,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却要什么民主宪政的理想?刘瑜多次说,一个国家有政治热情的人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我想,这个国家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大陆也不乏自己的雷震,因言获罪十余年,他们正在监狱里为了宪政民主而受难,我等“自由人”在外面的态度,有冷眼旁观的,认为事不关己,有语出讥讽的,认为纯属傻逼,有批斗到底的,认为十恶不赦。我们等到十年后,二十年后,变革发生,资料档案公开后,当对他们有另一种评价吧。误解自会消失,他们想必也不会介怀。

  在狱中时,雷震收到胡适鼓励他的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如今的台湾,印证了这诗。我以此诗向所有为争取人权而受难的人致敬。

  二。《自由中国》上的文章,对专制的批评仍有价值与力量

  如关于军队国家化:

  “再也不能在军队中有党部,军人不必入党,过去已入党者,应暂准其为党员,既讲民主,既认今后要实行多党政治,国民党可参加军队,其他党派渗入军队又将如何,必须使军队脱离党部。今后军队政治教育应以政治机构主持,唯政工工作必须改善。过去方法既失败,尤其所派人选,必须彻底刷新,应请有资格,有能力,对国忠贞之文人担任政工工作,方可使军事首长不怀疑,而可合作,一矫今日之弊。”

  又如,国民政府为了管制经济,实施了一则法令,对举报买卖金钞,地下钱庄等非法交易的,举报人和侦破单位将得到没收款项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这就使很多执法机构钓鱼执法。于是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砭时弊:

  “我们不得不认为严重的,就是“以信立民”的政治原则,到今天,政府中还有未能严格执行者;相反地,他们经理用全是闹出以诈使民的花样来!这种事体的影响,其恶劣和深远,远非民间少数投机者扰乱金融所可比拟。”

  又如谈教育:

  “今天中学生负担的繁重则又确是事实,这种繁重不是课业的繁重,而是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统”训辞、“青年救国团”发下来的必读小册子等等,连篇累牍,念之不尽,读之不竭。……更令人奇怪的是国民党六十周年专刊,要作“我对国民党的认识”等类的论文。试问国民党党庆和学生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

  再如“祝寿专号”是蒋介石七十大寿时所发,其时,蒋正要三连任总统,明显违宪,于是《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系列的“祝寿文章”且看:

  三。结语

  《雷震传》这本书语言平实而流畅,史料详实,是目前出版的最好的一本雷震传记,因为是唯一的一本- -。正值大陆变革之时,有些人宣扬反宪政,有些人宣扬宪政民主理念,阿拉伯刚刚迎来了一波民主革命,俄罗斯渐渐走向新的繁荣,而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主化历程可能更有可借鉴的意义。读《雷震传》一个个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如此的贴近我们,观今日台湾,我们中华民族也可以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使权力受限制,权利有保障,能从善如流,自由而繁荣。这样的事实,比一切雄辩,理论,口号与宣言都更有力,台湾已经民主了,大陆还会远么?

  《雷震传》读后感(六):随便说两句

  读了后其实觉得还是有点想法的,也随便说一下

  1、中国的近现代史无法逃离外力的影响,乃至于影响是决定性的。雷震老人家是高级知识份子,自然了然于心。所以60年组党一事,必然难逃所谓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加上50年到60年东亚局势变幻莫测,蒋氏政权如风雨中飘零的小船一样,只有紧紧的拉住美国这艘航母,才能不被掀翻。所以雷震的这本杂志明显有标志性作用,标志着台湾民主自由的存在,而到了60年,当雷震真正听胡适的去实行民主自由时,却被一把拿下。如果想象一下,不是60年而是50年,又会怎样呢?蒋氏政权敢于如此吗?美国估计立刻把吴国桢搞上去,把老蒋搞没了。这点我觉得书里写的不多,注重于写个人和官僚的小环境活动,其实大环境很重要。

  2、从党内官僚到反对党组织者的转变,范泓先生其实写这块用了很多心思,但我读完后感觉还是未能全部释然,范泓先生更多的是强调了各种事件给雷震带来被认可感。也就是说老蒋越来越不认为雷震是自己人了,包括王世杰等都不认可他了,于是他感觉被官僚组织疏离了。被疏离后,雷震完全是因为早年的梦想和追求而一步步走上了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其实我更认为因为写他的工作的小环境对他的影响,比如殷海光等人。或者按马列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他的杂志的经济基础来源于哪里?一开始我们知道是有拨款的,而且政府和军队是订阅的,但是54年之后呢?可能杂志的更多的经济基础来源于美国领事馆的订阅或者普通追求自由民主人士的订阅。那么这些人包括主笔的这些人就会构成一个小环境的氛围,亦如袁大总统一样,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拥戴他当皇帝了。太多着力于在官僚阶层活动,而杂志对外的,对下的,杂志本身吸引和营造的小环境几乎未写。

  3、对后来民主自由事业的意义,这点着墨不多,只是说了总之大家都很钦佩、尊敬云云。这点咱也不多说了。

  《雷震传》读后感(七):铮铮铁骨,理想践行

  《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 后记 20140416

  第一次听说雷震,似乎是在很早的一本《读库》中,知道了这个名字。后来,又在聂华苓的《三生三世》中,读到他和《自由中国》,还有殷海光,以及那一段历史。对于这样海峡对岸的人和事,我以前是以为与己太远,尤其又是政治,再好也是徒增慕羡而已,故而没有,也不想去了解和追踪。

  这本书,是去年年底看李杜老师的一篇博文,给大学生列的一个历史传记类的书单中的一本。二十本书,我当时看过几本,比如杨绛的《我们仨》,齐邦媛的《巨流河》,何兆武的《求学记》,和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都是给我很大触动和深为喜欢的文字。以致有段时间,常常寻来类似的口述实录或者历史记录看。《三生三世》也是那一段时期所看的书。因此深知和信赖这份书单,当时还特意照下来,准备去一一寻找翻看。 这本书,几乎是李老师书单的最后一项了。半个多月前,去省图,终于找到这一本书,厚厚一本,精装,开心收于包中,几天前,开始捧读。相逢不晚。

  雷震,1897年阳历6月25日生于浙江,父亲原籍河南。当时的“客民”(浙江豫籍移民)和“土民”(浙江本地人)鲜有往来,而且豫籍自诩“中原正统”而看不起本地人。而雷震的母亲,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浙江人。而雷震上中学时,浙江籍同学反又嘲笑他不会说浙江方言。雷震少年时在这两种的夹缝中的经历,“让他体会到省籍冲突和歧视是毫无必要的,双方只有和平共处,才是互利之举”,也从而“培养出忍耐心和反抗心极强的特质”。

  雷震先生的母亲陈氏对雷震的成长影响最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在他12岁时去世,此后的家由母亲一力承担,更是母亲的不屈不挠的个性,和对子女的教育关注所致。雷震说他的母亲一生受尽了人世间的所有之苦——辛苦、劳苦、艰苦、痛苦。看到这,想想多少母亲是如此?尤其,是在那个战乱不断、国破家亡的时代?一个母亲,撑起的往往是一个家。一个好的母亲,教育和影响的也往往是一个大的家庭。

  从1927年离职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担任编审开始,雷震一步步走上仕途。仅仅十来年,雷就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崭露头角,1938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事组主任,在国家议政机构中挑起大梁。在那个需要行宪准备与专门人才的特殊时代,他的才干能力得到充分展示,再加上王世杰等的赏识,蒋介石的信任,雷迅速成为国民党高层核心圈中人物之一。直至,他后来因为坚持和力行信奉的宪政民主自由理念,与国民党政权渐行渐远。直至身陷囚牢。

  他的确是可以过的更悠闲自在提笼画鸟的。他也确实有资本不问世事而安详自在让家人和自己都过的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正如殷海光在《我看雷震和新党》一文中写道:

  在他人生的历程中,摆着两条可以任意选择的道路:第一条,照美国《时代周刊》饥饿台湾《时代潮》杂志上所载的,雷震先生从二十岁开始就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朝廷命官”,奉命连络四方。在中国政局动荡之秋,他曾尽力之所及,为在朝党立过功劳。来台以后,如果他利用他这个历史、“人事关系”,和他与政治当道的渊源,那么,顺理成章,他不难也和目前若干聪明的知识分子一样,做起特字号的官儿,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扬扬自得。他用不着这么大一把年纪,每天挤公共汽车,来往于木栅乡和台北之间。有一次,他的夫人宋英女生很幽默地对我说:“自从雷先生办《自由中国》以后,我们的房子是愈住愈小,车子倒是愈坐愈大哩!”第二条,雷震先生坚持他的“民主宪政”主张,不肯放弃批评这件事那件事,而且硬是组织一个新的政党。结果,十几年来,他由被开除党籍,而被削掉“国策顾问”崇高的官爵,而遭治安机构看守大门,而被阻挠印刷,而因陈案被控,终至因“叛乱罪嫌”而身陷囹圄。

  这两条道路,前一条坦易畅达,对自身有利;后一条险恶不堪,对自身不利。雷震先生偏偏选择了后一条……雷震不是“最愚蠢的官僚政客”又是什么?

  在第二十五章“铜像迟早会出现的”中说: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是推动台湾社会朝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胡适无疑是《自由中国》揭橥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面大旗,但他本人与《自由中国》的关系却是松散型的,在《自由中国》近十一年的社务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雷震。当《自由中国》半月刊自由主义的主张越来越浓厚,而执政当局对“个人自由”的尺度越来越紧缩时,作为《自由中国》的“火车头”,雷震个人的立场就显得至关重要,他引领着《自由中国》半月刊,“不仅基于立宪主义原则对时局提出针砭,其思想的变化亦与外在政治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而趋向于实践。这种由理论趋向实践的思想特质,是同时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所较欠缺者,也罕见于中国一般知识分子间。”

  读这本书,让我不仅深切的读到了雷震先生其人其事,感知到了他的理想坚持、爽直真诚,也让我更多的看到了胡适这一代大师的思虑高远、如水智慧,还有蒋经国曾经的压制和跋扈,还有王世杰,齐世英,王云五,傅正,唐德刚,马之骕等一干人,更有殷海光。殷海光的几段文字,都非常精辟!

  特记下其中殷海光的两篇文字。

  之一《自由中国》“代序论” 《是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正是亟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创导能力的开头。然而,目前刚好是知识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时期。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的。

  自从大陆“沦陷”,撤退台湾以来,台湾在一个大的藉口之下,有计划地置于一个单一的意志和单一的势力严格支配之下……凡属合于这个标准的思想言论,便被看做是“正确的”,否则是“歪曲的”,或“有问题的”。这类思想言论就会受到封锁、打击……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它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代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这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

  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隐蔽在这些自我恭维和自我陶醉言论背后的病症,确实不小哩!然而,现在,我们所有的本钱太少了,哪里再能这样浪费下去?有病总是要治的。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任何人总不能说:谈病、治病,是有罪的事吧!

  之二《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

  许多人以为“法律是公正的”。其实,法律本身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只有公正的人才会把法律用得公正。大家必须知道,法律是人为的东西。法律不会说话。法律不能自动的应用于任何人头上,应用于法律的,是那些站在法律背后的人。在非民主的地区,同样是站在法律背后的人,谁最有力量,谁便能取得行使法律的决定权。所以,归根结底的说来,行使法律之事还是操之在人。既然如此,于是乎平日德行素习,宅心仁厚,尊重人权,服从众意,以天下为公且真以国家为重的人,如果握有行使法律才决定权,那么我们较有理由相信他不会玩弄法律——拿法律作达到私图的工具。

  在近代的民主政治中,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圣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拿国家法律作达到一人一党私图之工具的动机。但是,民主政治这种制度的本身,正足以防制这种危险的事件。所以,我们简直不能想象,美国现在执政的共和党如何利用国家法律作为打击、削弱,甚至消灭民主党的工具。推广来看,自美国立国一百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任何在朝党利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来打击在野党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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