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读后感10篇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一)：得民心者得天下
主标题是“内战”，但全文没有任何军事战争方面的叙述；副标题是“斗争”，但全文依然没有国共双方你来我往的刀光剑影。之所以先阐述一下书名是因为，如果你冲着这两个词来的，会很失望。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二)：雷颐先生推荐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转载）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 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
为何最终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即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
这部五十多万字、厚近五百页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然而，所谓“政治斗争”，作者对国共两党的谋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读全书，作者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然而在国共两党的“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胡素珊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很难有单一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前述“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她设定的目标是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或表现进行比较，她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作者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
2013年8月30日 雷颐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三)：窑洞问对，道出真谛
夜读是著，有所感喟；以往认识，多须厘清。
大局早已由三巨头在雅尔塔秘定。世界格局的安排，东西方阵营的划分，决定了中国版图的颜色。所谓关外割据或是划江而治，都不可能。
两阵对垒，江山易代，无非是街陌巷里之谈资；胜负因果，成败镜鉴，至多是史家骚客的素材。所谓资治通鉴，良愿而已；所谓殷鉴未远，无奈的哀告罢了。2000年历朝历代，几位明君能吸收前朝教训，力挽狂然、止衰运起中兴。
倒是窑洞问对，道出真谛。
汪宇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四)：内战中国共两党的装备及技能[书摘]
一、对汉奸的处理不善
傀儡政府官员变成国民党员，伪政权官员在办公外挂一块招牌，即可完成转变。
伪军头目李守信，曾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司令，卢沟桥事变前，李已投靠日本，第一批叛国替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将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为10路军总司令，另一个伪军将领门致中任9路军总司令。
青岛地区皇协军军官李先良，胜利后任命为青岛市长。
姜鹏飞，在大连和沈阳替日本人工作，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驻守在河北东部的新27军指挥官。
城市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岗村次宁仍然在外交部大楼办公，9月4日，南京报纸还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
平津地区的全部汉奸和叛国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二、腐败
处理敌人资产上，显得不够公平合理。接收官员只关心：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没有任何制度保障，规定的有效执行取决于官员的操守。
任何东西，只要被认为是敌人的资产，都会成为第一个声称拥有所有权的人的财产。
日本人移交给中国官员的所有资产一开始都附有详细的清单，日本人保有副本。由于大部分接收官员拒绝提交原始清单，日本人将五大箱清单副本交给蒋介石协助调查接受官员腐败事宜。
虽然证据确凿，政府依然没有果断措施，调查组没有权利强制实施惩罚建议及措施，调查完毕，案件转交地方当局。
三、国民党经济政策
蒋介石政府的50亿美元带宽的工业救助计划并不能满足重庆附近工业和矿业的需求。
敌占区工厂主要求归还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了的资产。
光复地区经济完全停滞，上海和天津的九成工厂完全停产。
政府确定未伪币对法币汇率过低，导致伪币大幅贬值，苏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家蒙受巨大损失。
要求对日占区的学生进行再教育，学习孙中山理论、蒋介石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及地理、时事及军事训练。学生只有再教育课程中取得及格分数，方能继续学习。同时，教师也需要参加专业能力及对国民党忠诚度的测试。
接收官员、撤退到内地的学生对光复地区的人普遍有一种优越感。
从1937年到1945年，物价上涨2000倍。
1946年，仅上海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就达到1716起。
四、对待学生反战运动
美军帮助运送了50万的国民党军队，5万海军陆战队为政府占领了北京、天津、青岛等。
美国人为政府39个师装备了成套装备。
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项目提供了50亿美元，大部分送到了国统区。
1946年6月，美国签署一份租界法案信贷协议，增加对中国的贷款。
1946年平安夜，一位北京大的女学生被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引发12月30日全国8所高校的抗美游行。到次年1月底，广州、昆明、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
1947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要重建德国和日本的意图，与战后占领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的起因是冷战的发展和美国想要在欧亚建立反共的前线。对日本的仇恨与东亚地缘政治的担忧再次引起学生的紧张，1948年5月4提，上海120所的大众学生成立“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5月底，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抗日联合会。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五)：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不肯搞“土改”？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国民党的土改尝试
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
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
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
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
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变效应
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
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
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
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
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
土改成败看团队
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
国民党输掉了农村
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当家都有当家的难
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
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
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
编辑上留有遗憾
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国民党的土改尝试
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
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
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1928—1929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
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
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变效应
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
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
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
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
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
土改成败看团队
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
国民党输掉了农村
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1948—1949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当家都有当家的难
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
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
最后，为什么在1945—1949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
编辑上留有遗憾
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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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读后感(六)：战在军事之外
国民党何以会在内战中失败，众多说法，众多分析，众多解读。
小时候学习，我们党自己总结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现在大了，看了更多的书，更觉得此总结深刻到位。比如胡素珊女士对土地改革提出了其调整甚多等，其实这并没太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革命有时激烈，有时和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战线——能够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更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取得最终胜利。至于这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荒蛮行为，其实不用追究也知道很多，但这也许是一个要夺取统治权的政党必须作出的牺牲，更何况还是一个信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组织。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很文明，但谁也不能否认肃反运动的残酷和古拉格的非人地狱。而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如果没有苏军的支持，我们想打败全幅美军武装的国民党肯定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说到底，还是赞成高华的观点，一切的成败还都要看战场上的军事结果。成王败寇。当然后方的政策对前线战场是有影响的，会起到相辅相成或牵制阻碍的作用。但军事失利和战果才是历史评判的有力标准。谁也不能否认毛在军事战略上的天才，看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失败。所以，还是想去看讲述军事斗争的史书，此书可权当一补充。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七)：政策的成功与失败
而国民党则是从开始就是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尤其是在城市的接受上，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都损害了当时群众的利益，引起了人们极大地不满。虽然在其后也做了一些政策上的纠正，但是也不能够在纠正过来。所以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中国的内战》读后感(八)：战在军事之外
国民党何以会在内战中失败，众多说法，众多分析，众多解读。
小时候学习，我们党自己总结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现在大了，看了更多的书，更觉得此总结深刻到位。比如胡素珊女士对土地改革提出了其调整甚多等，其实这并没太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革命有时激烈，有时和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战线——能够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更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人，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取得最终胜利。至于这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荒蛮行为，其实不用追究也知道很多，但这也许是一个要夺取统治权的政党必须作出的牺牲，更何况还是一个信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组织。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很文明，但谁也不能否认肃反运动的残酷和古拉格的非人地狱。而苏联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如果没有苏军的支持，我们想打败全幅美军武装的国民党肯定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说到底，还是赞成高华的观点，一切的成败还都要看战场上的军事结果。成王败寇。当然后方的政策对前线战场是有影响的，会起到相辅相成或牵制阻碍的作用。但军事失利和战果才是历史评判的有力标准。谁也不能否认毛在军事战略上的天才，看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失败。所以，还是想去看讲述军事斗争的史书，此书可权当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