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幽燕读后感10篇
《经略幽燕》是一本由曾瑞龙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略幽燕》读后感(一)：可贵的探索
以西方战争理论为工具，从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战争战略问题，堪称可贵的探索。此书引征可谓庞杂，论据也颇具诱惑力，虽然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从宋辽战争中的各次战役来看，宋军的胜败成因非常复杂，它既与作战时机的选择是否得当有关，也与战场指挥、将领之间的协调合作、战术动作、军队士气、地形气象、后勤供给等等诸多因素有关。而战役的成败，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家战略的取舍。如果把宋军的不敌归结于所谓沿袭自五代的“弹性防御”战法的失误，那就会如同传统认识上的“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一样，陷入某个固定的战略界定模式，走入另一个怪圈。
《经略幽燕》读后感(二)：战略文化之发微
还有什么事能比在舒适安静的环境下手捧一本中意已久的书慢慢阅读更让人愉悦呢？当然，额，其实还挺多......言归正传，这是一本好书，尽管有一些结论不敢苟同。
书中呈现了宋辽二十五年的战斗历程，这期间宋朝由攻转守，最终不再北图。每每读到这些，我都只能一声叹息，世宗英年早逝啊！
宋对辽有几个关键阶段。消灭北汉后，太宗顺势欲攻取幽州，宋辽全面战争就此爆发。幽州城外高粱河一役，太宗功败垂成，大败而回。顺便说一句，高粱河居然在西直门边，是不是就是高梁桥斜街啊？想不到我居然在这么强大的地方读书多年！紧接着就是满城大捷，这是大辽想乘机占点便宜，却悲剧了。后面大家安静过一段日子，间之雁门之战等等，互有胜负，宋朝胜多负少，结果太宗又坐不住了，北伐。岐沟关惨败，杨业阵亡，转入战略守势，心想还可以挣扎下，又被按在君子馆一通胖揍，哎！太宗默默开始布置镇、定防线，再也不想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之事了。
历史大家都了解，原因历来无非是干强支弱、重文轻武。但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战略文化”来解释这个问题，并言之成理。
因为细想之下，并不是重文轻武、干强支弱导致宋初对辽的大败。宋初继承的是柴世宗的精锐禁军，直到君子馆才败干净。所以，其失败的根源是战略失败。战略失败来源于战略文化。
宋初，朝廷里边，儒家强势，一种谋求天下太平的思想抬头，这种思想结合“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想要通过自身强大来使辽国这些蛮夷屈服。这个没有错误；但是呢，又有恢复我大中国华夏的上古理想，只有一统九州，才能实现圣人描述的大同境界，那幽云十六州就必须拿回来了，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军队这边，从五代传下来的战略思维，形成了这样一种战略文化，猛冲猛打，直捣黄龙。为什么呢？唐末到五代，胡人在军队里居多，他们为将，勇猛好斗，常常阵前单挑，亲帅士卒冲锋，甚至出现了“斗将“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们。这些人太多了，最出名的就是李存孝了；五代普遍士气低落，一战而溃后，根本难以再组织起来节节抵抗，所以直接干掉敌人的核心城市就可以了，就比如宋灭蜀只用了66天，灭亡南唐只用了两个月。
于是，朝中的矛盾和军中的文化一结合，开出了速战的花朵。朝中的人想，既然避免不了战争和暴力，那就打快点，不要拖得太久，让人民受战争影响，军队的人想，没错，这就是我的菜。
结果就是我上面的回忆的宋辽之战的过程，由攻转守，最后谈判获得和平。一国的战略文化，竟然影响如此之大，让我重新审视宋辽之战，也可以更好的对比宋辽和宋于西夏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
《经略幽燕》读后感(三)：读史就是不断超越误会
读过曾先生这两本书的电子版，印象模糊，所以读纸质版时并无特别期待，可读完后却深感叹服。
宋代积弱，历来以为是兵不见将、以文制武、外交求和、军队软弱的结果，这其实是明清史家的误会，相沿不改，这就忽略了赵匡胤曾长期专任边将，后来即使文人守边，也是各国通例，且这些文人其实亦文亦武。宋军或弱于契丹，可为什么连西夏都打不过呢？
曾瑞龙发现，宋军真正落后的是战法，唐末五代，军人普遍崇尚单打独斗和长途奔袭，这也许是中原在对付匈奴战争中形成的作战文化，可遇到契丹这样半耕半牧、组织完善的政权，这样的冒险就会因后勤不足、缺乏支援而惨败。
宋代相对富裕，可如何将其转化为战争资源，大家认识不统一，朝野普遍担心打成持久战，因之对前方支持左右摇摆，这进一步刺激了军人冒险，事实上，宋军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是无法很好地保持它。
然而，宋军在防守时还是应付自如的，因为采取了弹性防守，此时，宋军的好骑斗、反突击反而成了优点，他们不困守一城，而是大范围穿插，当时河北地区地形复杂，契丹主攻方向、攻击时间基本固定，所以宋军多次成功地打败了进逼之敌，可他们却无能力开疆拓土，因为基于同样原因，宋军的主攻方向、攻击时间也基本固定，契丹组织防御和反击也很方便。
宋军在西北的作战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但有其特殊性，边疆地带颇有一些“豪士”，他们被压抑在社会下层，所以投向李元昊，后来宋廷意识到这个失误，主动启用他们，可惜此时西夏已基本成势。
在西夏防线，宋军一度采取蚕食战术，多竖堡垒，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挤压西夏的生存空间，一度战果累累，但军人多与当地勾结，如此宋廷才不敢撤换他们，这就给“将门”留下了发展空间。遗憾的是，由于政策飘忽，加上没能把握住关键机会，拓边西北的最终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通过细致绵密的分析，曾瑞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宋军战斗力并不弱，缺点在于这支军队没能及时改善自己的作战方式，而当时宋廷在大战略层面过于飘忽，与战术层面脱节，鼓励了军事冒险，造成了屡战屡败的结果。
这两本书最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体现了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思考方式，即面对所谓定论、结论，并不盲从，而是深入事实，不断追问，从而剥离出历史的真相来。
两本书都是有分量的学术书籍，读电子版由于容易忽略注解之类，往往难以领略其全貌。此外学术文章的序往往要描述问题的源流等，普通读者或觉枯燥，如果直接从第一章读起，也许更添趣味。
《经略幽燕》读后感(四)：刚到手
昨天到博雅堂及野草，看到新書架子上的這部書。首先見到的是《拓邊西北》，翻了翻序言，感覺蠻有趣的，雖然自己對宋史專業瞭解不多，但一直有些興致，看書也是胡亂看看。前幾天剛好在看宋本十一家注孫子，聯想到之前聽說的，好像宋代把歷代兵書都彙刊了，有一套可資利用的標準戰鬥指南，就有些感觸，如果拿著不論是孫子還是司馬法還是其他的什麼兵書，指導作戰的話，可能就相當有問題，一個孫子就有十一家注，每一家所說的並不見得都必然相同，中間矛盾地方如何處理？即便都沒有矛盾，孫子對於宋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古人，已經過了上千年，用那一套東西來指導作戰，可能相當有問題。只能是說在大的戰略思路方面可能有些作用，或者能夠指導一下，但落到實處之時，還是要靠將領的靈活運用。再聯繫之前書裡面講到的，宋代打仗是基本不怎麼樣，老是吃敗仗之類的，總感覺有些不太對頭。但具體在什麼地方可以細緻地反思、探討，則不是我能做到的，也沒有那個興致。看到曾瑞龍先生的遺著，覺得自己的好幾個疑惑似乎都有了點答案。在結論部分，曾瑞龍認為宋人經略幽燕的失敗是同時在大戰略、戰役法和戰術幾個層次上都出現不利因素而造成的，其中人為錯誤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即指揮官追隨以往成功的軍事信念，不能因應時勢做出適當的部署調整。更重要的似乎是在根本的戰略層面存在難以協調的矛盾，就像是究竟是要社會主義還是要維護黨的威權一樣相當矛盾。另外就是，時人對於一次成功的信仰，似乎一直貫徹到今天，還有人相信一次性解決方案，而事實上這種一次性解決，或者成為一次革命即可成功的實例，在歷史上很難找到，千里之堤毀於蟻穴，蝴蝶效應總是有點慢悠悠的來臨，追求軍事上的冒險戰略并將這種戰略合理化之後，結果可能會相當糟糕。這些人為錯誤背後的歷史和戰略文化的根源很深厚，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经略幽燕》读后感(五)：理论视野下的战略分析
视野开阔，层次分明，论述平衡，理论架构清晰，好书，天妒英才。
最值得学习的是从理论的高度俯视战略、战役、战术，逻辑推理层级立体明晰，一步步将读者从都部署、枢密使、宰相带入到太祖太宗的思维世界，应属西学系统整理国故的典型作品。
战术层面上对“阵”的评判很妙，过去批评太宗阵图恐有过当，步兵研习阵法确为必然。
略有可商讨的地方在于对历史地理的理解似不及古人透彻，故而对太宗批评稍过。雍熙北伐战略为历代经略幽燕成算，在南有范阳、北有辽阳的情势下，试图切断渝关的构想恐不切实际，若潘美攻占寰、朔、应、云诸州后转入守势，平城无宣大、东胜策应亦守无可守，唯有东进与曹彬、米信部合取幽州，方能立足，此后利用燕山诸塞隔绝戎狄，实属水到渠成，太宗此策实为万全。
《经略幽燕》读后感(六)：驳曾瑞龙的《经略幽燕》（转帖）
前言：二月，我为了安抚网友，就把还在秘密写作的《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发了几章，并同发“上班族”等论坛。新科动漫的“经略幽燕我童贯”说我发的是水贴，要移到灌水区。后来，我又看到在另一个帖子里，他笑一网友智商、看不懂曾瑞龙的《经略幽燕》。我想，那是个什么玩意？于是找来一看，不禁笑掉大牙：这种说书先生的口水，也能叫研究？于是，写下此文，并为本兵家剑客的《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系列做一个总结。
你要歼灭战，我就给你歼灭战。
一、研究事物，特别是对庞大的、多要素系统的研究，必须从基础开始，由微观到宏观，掌握清晰的资料，然后才能从宏观到微观。不能从一开始就从宏观入手，甚至搬一些自己都不懂的名词概念来装点门面。
对军事技战术乃至军事系统科学掌握的粗疏，必然导致对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茫然无知，直接导致了曾瑞龙对军国大事（以军事斗争为基础之一）理解的轻浮。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空中楼阁，没有专业基础，只是扯淡。
比如，他在一个论点“崇尚野战取向反映在在兵器的选择上”时，就概略介绍战例，然后总结说：一、宋人的强弩似乎是对付辽军骑兵的有效武器。二、另外一些情况下，也可以看出五代和宋初的军队对近身肉搏的战技也是非常重视的。
表面上看，这种总结无大错误，但是，它非常粗疏，是破碎的、非系统的、没有深入研究军事斗争核心规律的看法，没有实用价值，一堆废话而已。本兵家剑客早已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一、二、三、四（上）”中系统总结过，这就是古代兵家和知兵者在进行敌我基本军备特点比较后，发展出来的“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战术，其中涉及战场空间、距离、时间、有效射程、杀伤力、对战机的把握、战术配合、冲锋的有效性、对敌战斗组织系统的着重打击、合适的追击距离诸要素。对以上战术配合使用得精妙的情况，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有效射程内、火力齐射饱和攻击、继而迅猛反冲锋”。
正因为曾瑞龙根本就是军事外行，他才反复说“五代和宋初军队有崇尚野战的取向”。其实，归根究底，不是那个时代的军队崇尚什么的问题，而是军事斗争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五代和宋初良将们的选择（后来大名鼎鼎的岳飞也是如此）——这是从几十年实战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经验，也与自古兵家的理论和实践相契合，不是曾瑞龙这种“说书先生”式的二道贩子可比。
更可笑的是，曾瑞龙硬生生编出了“内政导向和野战取向的战略文化的关系”这一命题，把立足于客观实际的军事科学、军国大事，说成了“战略文化”这种包装着文艺范的屁话。
二、以“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战术为核心的防守反击，是中原军队摆脱单纯守城、打击北亚骑兵有生力量的正确方法，是在遵循军事客观规律下积极主动的战术组合，可以将北亚骑兵对中原地区的破坏降低（相对单纯守城而言），避免落入越战越贫困的境地。这种战法，属于有限使用武力的军事策略，即《孙子兵法》所谓“势险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常人只注意到“节短”和“兵贵神速”，以为是单纯的速战法，没注意到《孙子兵法》是推崇“全胜”的，“节短”之前还有“扩弩”这个长期蓄力的过程。
（一）、对中原军队与北亚骑兵的长短比较。（之所以用北亚而不用草原这个词，因为北方不止草原，故而北方骑兵集团的来源有游牧和渔猎两大类）
1、北亚骑兵的基本长处：（古代资料参见注解1）
（1）北亚集团的马匹在自然条件的锤炼中长大，其体格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2）北亚骑兵骑射功夫强，且适应复杂地形。
（3）北亚骑兵常年经历风餐露宿，比中原人忍饥耐渴。
2、中原军队的基本长处：（古代资料参见注解1）
（1）在平原上，中原的轻车兵和突骑兵，对骑射骑兵进行果断的冲锋，则可以冲乱其组织。（即反冲锋战术）
（2）在长戟兵保护下的强弩兵，无论射击的命中率和射程，都超过北亚骑兵的弓射。（火力齐射）
（3）坚固的盔甲、犀利的兵器、兵种的配合、机动弩兵的威力、战斗团队的组织，都不是北亚骑兵能比的。（提到弩）
（4）精锐强力步兵的弩射，既准又狠，北亚骑兵的皮甲木盾不能抵挡。（提到强弩）
（5）如果北亚骑兵下马进行步战，则短兵相接、近身肉搏，都不是中原军队的对手。（步战武技）
3、北宋初幽州人宋琪也上书分析过，说明当时契丹（辽）军仍是游牧游击习气严重。（详情参见注解1）
4、即使宋粉强调重骑兵，但甲骑具装的重骑兵南北朝时就兴盛过，刘裕等人的北伐就不止一次击败过。而且从军事资源的角度讲，游牧民族加强重骑兵，是把战争资源的比拼，从马匹向金属冶炼能力、肉搏能力、伤亡承受力倾斜，这是在向中原民族的优势比拼。所以南宋吴玠、吴璘兄弟就讨论说，其实在重甲、弓矢方面，我们比金军强。
（二）中原军队应以有利地形为依托，以城池为基地，采取防守反击来打击北亚骑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战争损失降低。
1、为什么要依托有利地形？
军事斗争是在客观世界里进行的，诸兵种、诸战争要素也受客观世界限制，在立体作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依赖有利地形。不仅如此，为军事斗争提供战争资源的各种活动，也是依靠地利完成的，无良田则粮食恐不足，道路崎岖则后勤运输困难，等等。（古代资料参见注解2）
2、依山傍水是对中原军队有利的地形。
前面（一）里面已经提到，中原军队有五个基本长处，其中，步兵的远程火力打击、近战集团有组织肉搏，都是长处。从兵源上说，中原步兵资源最丰富，车骑居次，所以对步兵有利的地形是首要考虑。而步兵利于山地、丘陵、水网地带，即地形不利于骑兵、车兵活动的地区。（古代资料参见注解3）
所以，先秦兵书《六韬·犬韬》说：“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强火力轮射，坚固步兵阵迅猛肉搏）
依山傍水地形的另一个有利之处是，它限制了骑兵集团的机动，可以保护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的侧翼和后方（背靠城墙也能保护后方），使中原军队能集中力量应对敌人骑兵。《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我专而敌分”，正是这个意思。
（1）因此，就中国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形来说，以西面太行山脉为依托、以发源于高原的诸多水系为畔的北京、保定、望都、定州、新乐、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鹤壁一线，是防守反击条件最优的地区。（有军事地图的用，没有的，用google地图查看）
在失去幽州（以北京为核心）的情况下，易州、保定——石家庄一线，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这是从北京小平原进入河北大平原的口子，宽度最小；二、保定正东面尽头就是天津东面的渤海湾，其南面就是黄河入海口（北宋时北流口），入海口南面就是沧州，属于不利骑兵的海边盐碱泽区；三、保定——石家庄一线西面的太行山脉向西内缩，有曲阳、行唐、灵寿等县可以聚兵、练兵、屯粮；四、太行山西面的山西太原等地，可以给该地提供后方支援。
保定——石家庄一线，在唐、五代和北宋被称为“镇、定”，“定”就是定州为核心，“镇”是以石家庄北的正定为核心。所以，当时这两个军镇是抗击北亚骑兵集团的重中之重，能力强的王朝，在此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的，要在黄河边重兵堵击北亚骑兵集团；能力最差的，就会被敌方打过黄河、入侵到河南。
这种军事战略的表现，就是中原军队以有利地形为依托，以城池为基地，采取防守反击来打击北亚骑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战争损失降低。而由于河北平原中部一线地势平坦、很利于骑兵，所以黄河北岸的澶州一线，是中原军队防御北亚骑兵集团从中路侵入河南的最后防线。这也是后晋出帝石重贵到宋真宗时期一贯的军事战略部署。这种部署，在东汉对乌桓鲜卑时和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雏形。
故而，五代到北宋时，这一线是一些著名战役发生的地方，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和中原军队能采取的正确战术所决定的，是客观的，其它的，都不是重点。曾瑞龙在“前沿防御”、“弹性防御”、“纵深防御”上扯了半天，都是废话。其“五代末至宋初，防御形式改变”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原军队的核心战法一直都没变。也许，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借用的这三个名词——来源于美国人爱德华·勒特韦克写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
3、在有利地形上进行的防守反击，是打击北亚骑兵集团的有效手段
（1）为什么要防守反击？为什么不完全死守城池和堡垒？
利用步兵在坚固的城池和堡垒中进行防守，用强弩等武器打击不能冲上城墙的骑兵，固然是自保的手段。但是，这等于是把战场、乃至整个地区的控制权交给了敌方。
这样一来，北亚骑兵集团可以肆意蹂躏城池周围的乡村，掠夺物资和人口、破坏生产，掏空防守方的战争资源。这与“农村包围城市”异曲同工。
所以，如果中原军队不进行有力的防守反击，会落入坐以待毙的境地。
（2）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是防守反击的核心战术。
前面提到过，中原军队的步兵集团有远射优势、近战肉搏优势，中原轻车、突骑兵在平原上对游击骑兵有冲锋肉搏优势。那么，一个自然的想法产生了：能不能把以上两种优势综合起来？
答案是肯定的。本剑客早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系列中系统阐述了这种战术组合，并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四（上）》里列举了历史战例和古代兵家理论。（详情参见注解4.）
这种战术组合，做得好的情况就是“有效射程内、火力齐射饱和攻击、继而迅猛反冲锋”。《孙子兵法》说：
“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有人怀疑步兵短促反冲锋是否能捕捉到敌方骑兵，其实从战场动态发展就可以看到：首先，敌方骑兵朝向我方步兵冲锋；二、我方弓弩兵利用射程优势打击敌方骑兵，如果敌骑就此败退，自然用不着反冲锋了；三，敌骑不退，继续朝我方推进，开始骑射，我方继续用弓弩猛烈还击，如果这时敌骑败退，也用不着反冲锋；四、敌骑继续朝我方运动，距离拉近到50米甚至30米内时，我方步兵迅速发动反冲锋，长矛大戟如墙而进，这是一个“相向运动”，双方运动速度叠加，只需5秒甚至更短时间就会相遇；五、敌骑停马并想回跑，想要脱离接触，但马也需要时间停速转向，这个过程不是1、2秒就可以完成的；六、敌骑在先前遭受我方弓弩杀伤，队型会被破坏、战斗组织有损伤、人马有伤亡，这都是制约其下一步动作的因素；七、所以只要步兵在充分准备下，勇敢地在近距离发动猛烈反冲锋，就可以打垮敌方骑兵的攻势，并咬住敌骑。
至于骑兵反冲锋，就更容易。
（3）中原军队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利用己方熟知地形、拥有民心的优势，通过设伏、截击等手段打击北亚骑兵集团。使用的兵种，既可以是骑兵，也可以步兵，也可以步骑结合。总之，要以具体情况而定，选择良将精兵，并给予良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权力。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兵者，诡道也。”
4、防守反击的出击距离，下限是有利的后方屏蔽（比如城墙）外五十米，上限是骑兵一次突击能达到的极限。这是短促反冲锋，是一种有限使用武力的战术。
防守反击既然要做到“势险节短”，出击距离一定要控制，以避免己方的攻势变成“强弩之末”。
另一方面，从敌方来分析，北亚骑兵有机动优势，在地利和战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绕行到中原军队突出部的侧翼和背后进行打击。
所以，中原军队的反击，必须时刻考虑背后和侧翼的安全。在战斗的开始，由于背靠城墙或大山等屏障，背后无忧；侧翼有山有水，也安全；当反击开始以后，突出部的侧翼和后方逐渐暴露，且越来越大，有被敌方利用的可能。所以，出击距离必然有客观限制。
（1）一般情况下，步兵反冲锋距离的限制是五十米。
五十米这个距离，是历代兵家总结的经验，对这个数字的论证，涉及到步兵的速度、阵法的排布和应变手段、后方弓弩兵的火力支援诸要素。本剑客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三》里，从对二线部队和预备队布置的分析入手，在阵法排布和应变上，论证了这个数字的有效性，参考的军队和阵法来自于明朝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使用兵力为三千人，数据为“三十步”。
实际上，早在唐朝的李靖也提出了这个数字“三十步”（详情参见注解5）。中国古代度量衡，单跨为跬，双跨为步；唐朝一步相当于今天的1.5米略少，明朝一步相当于1.6米略强；所以，两朝的“三十步”都在五十米左右。
（2）防守反击的最大出击距离，由骑兵的突击能力决定。
中原军队虽然常常骑兵比例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骑兵，而骑兵的战场速度通常超过步兵。所以，在适当的战场、适当的时机，发动骑兵突击，是比步兵反冲锋更为有力的反击手段。
中原骑兵的突袭能力，汉唐大规模远征，数千里的不少见，但这属于长时间进攻，不适用防守反击这种短时间出击的情况。考虑到马匹的耐力和恢复的需要，短促突击的时间通常应以一昼夜为上限。东汉末年，曹操追击刘备，一昼夜奔袭三百里（汉朝一里为415.8米）；唐初柏壁之战，李世民追击宋金刚，一昼夜两百余里（唐朝一里540米略少）；明朝将领出塞“捣巢”，多是两三百里；明朝戚继光在《练兵实纪·车、步、骑营阵解》里说，蒙古骑兵骑肥壮马，一天一百五十余里。所以考虑回来的路程，对半分，防守反击中骑兵的突击距离以30公里为一般值，60公里接近极限。大于这个数字，属于特例，需要将领认真考虑，如果敌军组织、指挥系统被彻底打垮，就可以继续追击。
5、由以上数据综合推导，中原军队建立有利城池的位置，应在离山区水畔30公里上下，具体数值要根据具体地形和后勤供应状况来确定。如按正方形计算，其有效控制范围为（X+Δx）^2；X为正方形城池边长；Δx为出击距离，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变量。如果按圆形等图形算，根据几何学类推。
三、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的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它是一种立足于依托山水地理、城池和有效控制领土的积极防御战，是服从于客观条件下的主观积极的选择。它的特点，军事客观规律是第一位的，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位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以城池为中心的人口和资源，策略是有限使用武力的短促出击，不能归于平原野战，更谈不上崇尚野战取向。
关于以上一点，本剑客已经在“依山傍水是对中原军队有利的地形”一节中做了详细说明。曾瑞龙在《经略幽燕·绪论》中开口就乱说，在说宋军的野战取向、力争平原时，竟然紧接着举了“满城之战”的例子。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满城位于今保定市西北，其西边紧邻太行山脉，最近的山丘离满城不到2公里。在这种地方打仗，也能叫“力争平原”？在保定——石家庄一线进行传统的、符合军事客观规律的依托城池和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并非野外随意机动，也能延伸出“野战取向”问题？曾瑞龙只有一点说对了，是宋军“积极”。但这种积极，是立足于军事客观规律的。
（一）、由于是防守反击，中原军队的战役组织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这是也是由军事客观要求决定的。这种战役的组织，本身不存在所谓的“高组织风险”，更不能以此为宋朝猜疑压制武将的政策做辩护。
在前面，本剑客已经就防守反击的空间和时间的数值进行了论述。出击的距离为Δx，通常情况下，50米<Δx<60公里。骑兵突击的时间以一昼夜内为通常值，大于此数，则将领要谨慎认真考虑。
曾瑞龙对这种防守反击原则，将它和其他军事突袭行动一概归为“急促的战役法”，根本就是不懂装懂。曾瑞龙还将此作为五代至北宋军队的经验习惯来理解，曲解到“文化”概念，使人不禁大笑。中国兵家思想、理论、实践，都是立足于客观世界、服从军事斗争客观规律的，以军政合力为最高原则，统摄军事、政治、经济诸要素，是严格遵守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学科，不是一枕黄粱的文人文化。
（二）、曾瑞龙在论述宋军的“高组织风险”上，举例就很多错误。比如：
1、君子馆中李继隆的脱逃，从部队分派上来说，刘廷让只是把李继隆定为后军（即预备队）、没有让他乱动，如果这种安排在客观上也能有“高组织风险”的话，那有哪种军事部署没有“高组织风险”？其实问题的核心就是宋太宗在军权问题上的猜忌，导致前线宋军指挥权的难于统一，从而违反军事斗争“斗众如斗寡，我专敌分”的客观要求。而李继隆又是皇亲国戚身份，自恃有点军事韬略，才会战前不和刘廷让认真讨论，战时一见不妙拔腿就溜。
其实，李继隆在军事素养上，是一个中规中距的将领，对中原军队的防守反击原则掌握得很好，这从他前后的战史可以看出（如满城、唐河等典型的依托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但是，这不能掩盖他自恃皇亲、独断专行、“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作风。
2、陈家谷口之战，王侁、潘美等人不按照与杨业的约定，致使杨业回撤时孤立无援，是典型将领间不和猜忌造成的失败。这种战斗组织，根本就谈不上复杂，甚至谈不上战役，兵力分为两部分，杨业率领一部分兵力与敌周旋，潘美、王侁设伏等候；时间跨度也仅是从一个白昼；这种战斗都组织不好的话，宋军根本就不用战斗了，直接等辽军把城池周围抢光了事，然后举国投降。
3、曾瑞龙还举了曹彬的例子，这就更反映出他无具体分析、为观点找论据的毛病。同样是曹彬这个人，同样是十万大军，在赵匡胤赐剑给予专杀军权的保证下，曹彬顺利平灭南唐；到了赵光义命将北伐时，曹彬就压不住诸将的议论，进退失据，最后在岐沟关大败。要么，两个战例都有“高组织风险”，征南唐只是侥幸胜利。要么，问题核心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役组织的高风险。
其实，曹彬此人，军事素养不高于郭进、王全斌、潘美、田重进等人。宋太祖赵匡胤用他，是看他行事谨小慎微、不犯上的特性，符合自己防范大将兵变的需要。宋太祖平南唐，计划完备、军事准备充足，只要曹彬能率领诸将按计划行事，就能征服虚弱的南唐。所以，宋太祖赐剑给曹彬，给他专杀的权力，建立军事威信。
宋太宗就不然，他本身也是不明不白上位，猜忌更重，在设置监军上就可以看出：名将郭进死得蹊跷，监军田钦祚敢于欺凌他就是一件怪事。陈家谷口之战，监军王侁起的破坏作用也很明显。曹彬北伐，其本人才略并不出众，宋太宗也没有给他统驭十万大军的专断之权，更在后方千里之外不断发命令指挥前方军队，造成曹彬的军事决策受到多方干扰，陷入混乱。而这，不是战役组织风险问题，是选将和军事指挥系统的问题。
《孙子兵法》说：“斗众如斗寡”。
《通典·李靖兵法》说：“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
宋太宗在选将、军事指挥体系和战略决策上的责任，是脱不掉的。
（三）、后周至宋，争取夺回幽云十六州的行为，是遵从中原军队防守反击原则（既是战术、也是战略）下的理性选择。不如此，中原王朝就无法和北亚集团保持军事均衡，就始终处于不利的军事战略地理状况。这是由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空谈什么战略文化、外交、强权政治思维等等，都是离题万里。
前文已经论述过，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俯瞰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
所以，立足于客观实际，后周和北宋就必须收复幽州在内的以燕山、太行山为依托的众多战略要点，以此首先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兵法》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孙子兵法》高度提炼的这些原则，小到战技、战术，大到战略、国策，都是适用的。脱离这种立足客观实际的思考，妄想和辽之类的北方集团保持长期和平，不是变成幻想狂，就是精神病。
难道要把中原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幸福，寄托在毫无军事基础的和议上？寄托于北亚集团的人性？那女真从受辽压迫、到反抗辽、再到侵略宋的过程中，辽的人性、女真的人性，又是什么样？
四、曾瑞龙的“战略文化”提法错误百出。
（一）从个人战斗到军队组织，再到战役组织，最后到国家战略，是立足于各自客观层面的行为，受到不同的客观要求。个人要勇敢善斗，是战场斗争第一线的要求；组织要纪律严明，指挥要如臂使指、兵贵神速，是军事组织和指挥的要求；国家战略要慎重选择，是力求国家长盛不衰的要求。
曾瑞龙在《内政导向与野战取向·结论》中列了一个表，按战役层次和武力强度为两个坐标轴，从大战略说到个人战斗，提出层次越低、武力强度越高（好勇斗狠），是一种“战略文化落差”，怀疑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这都是军事斗争乃至国家间竞争的客观需要。明朝名将戚继光是一位从团级军官成长为十几万大军主帅的将领，他的履历完整，其兵书著述丰富，可以为世人提供军事斗争从小到大的客观规律。
戚继光在最早的《纪效新书·十八卷本》里说过：“按照我这个职位，本是一参将等级，所以我所思考的，不超出训练指挥三千兵马的兵法范围；宁肯言语粗鄙不完美，也要求得实在的效果；不敢粉饰语言写繁琐的文章，做些表面的虚文。”
1、戚继光在首先选兵时，就提到：“义乌人的本性介于机诈和勇锐之间，尤其有血气之勇。虽然冲锋时比处州人胆小一些，但能够连续作战，同一场战斗中还能奋勇反扑。（故而戚继光选择了招募义务人练兵）绍兴人就难训练，心思伶俐，见敌就走，敌人撤退就追，敌人返回又退，反正就是不短兵肉搏，只愿意干守城、扎营的劳动活。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但是，武艺高只能给本身就有胆气的人增加胆量，不是说懦弱胆小的人只要练好一种武艺就能立刻胆大起来。只有平素就有胆气的人，加上力气大、高大壮、伶俐，再加以练习武艺，这是锦上添花，不可多得的人才。”
（1）所以，基层兵将的首要特性，就是要勇敢，有胆气。
（2）其次，要练习武艺。戚继光说：“你们既无躲身的法子，又不想学习武艺，不是与性命有仇的人、不是呆子，又是什么？”
先秦《孙子兵法》说：“兵无选锋，曰北。”
2、戚继光后来到北方统领十几万（约十六万）大军时，写下了《练兵实纪》，《练兵实纪·严节制》里说：“兵法的节制有二种情况。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势如风雨般快速，来不及由主将赏罚管理，只能由领头的人一语传呼命令，这种情况，没有通常的节制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就是临阵将领的节制。如果用数万之众，在堂堂原野之间，就要求法明令审，行动和停止都有规则，使得强者不能独自进击，弱者不能独自后退，整个大军静时如山岳般稳固、不可动摇，动时如江河般汹涌、不可阻遏，即使乱了还能回复完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组织完整、打不烂的军队击败敌人。所以，离开了节制必不能成强军。”
3、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里说：“哨官以上，弓马技艺，都是次要的，不能放在首要位置，但也必须有一项武艺，然后以此为保障，可以临阵当先。而且在平时教练时，必须知道一项武艺的长短处，才可以教人。能够遵从主将的命令，能忍受下面军士的抱怨，不贪图士卒的钱财，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略识文字，有上进心的，就大致可以担任千人之将了。”
4、由以上三点可知，基层的军事要求，就是勇敢武艺高，而遵守纪律是基本的军规，都是军事斗争的客观要求，是统一的，两者之间不是矛盾。曾瑞龙在“个人战斗”中说五代到宋的“好勇斗狠”，是与更上层次的矛盾，是一种“战略文化落差”，根本就是军事外行的话。而且他还举些骑兵将领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更是将骑兵指挥要求飘忽机动、果断触突、灵活进退的客观规律置之脑后。
（二）、在战术和战役组织上，前文已经大篇幅论述过，防守反击的原则是中国军队的客观理性选择，客观基础是地利、城池、军事优势、正确的战术选择，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此基础上，做到“势险节短”、“兵贵神速”。
曾瑞龙在“战略文化”概念中说五代到北宋的战术是“崇尚野战”、战役法是“先发制人、纵深突破”、崇尚“急促战役法”。本人已前文已经证明过，这是对古中国军事思想的曲解，历史事实也不支持他的观点。曾瑞龙根本就没弄懂军事史，举的例子更是自相矛盾，比如：
1、五代时王晏球的定州之战，并非曾瑞龙以为的“野战取向”（崇尚野战取向反映在近身肉搏）。
本剑客在《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里一开始就介绍过王晏球这一战，综合《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晏球的原部署是以城池为基地建立防御，曲阳之战是被逼迫的遭遇战。过程如下：
战役第一阶段：天成二年，王晏球被封“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带兵戍守满城（今保定西北），在定州东北面。定州王都遣人招诱北方的契丹，契丹主遣秃馁带万骑救援王都。晏球升任“北面行营招讨使”，他得报秃馁兵将要袭来，就留“宣徽南院使”张延朗屯守新乐城（定州西南），自率兵在望都城阻击契丹兵马，防止契丹军与王都军会合。（望都在满城西南，定州东北）
战役第二阶段：而契丹军从其它道路进入定州，与王都军合流，出其不意地击败南边新乐的张延朗军。张延朗大败，收拢剩下的部队，向新乐西北面的曲阳城进发，以求和王晏球军会合。王都率军乘胜追击。
战役第三阶段：王晏球率军从望都向西南方的曲阳撤退，行进到曲阳城东北的河边时（长星川），刚刚坐在马扎上，准备指麾军队渡河进入曲阳，而这时，王都和契丹联军就追杀（张延朗）到了。王晏球与左右十余人连发箭射击，才将王都军的前锋击退。这时，双方的后军都到了。王晏球战在高冈上（嘉山），命令诸将都收起弓矢、用格斗兵器，敢于回头看的人，斩。于是，符彦卿以左军从左攻，高行珪以右军从右攻，中军骑士抱着马项持剑冲入敌军。王都和契丹联军于是大败，从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达六十馀里（定州在曲阳东南）。王都与秃馁逃入定州城，不敢再出来。
战役第四阶段：契丹主又派遣“惕隐”特哩衮以七千骑增援王都。这时，天下大雨（地形、路况更不利骑兵），于是王晏球出军在唐河击败特哩衮军，追击至满城，斩首二千级，获马千匹。”
战役第五阶段：随后，王晏球进攻定州，长时间都不强攻。后唐明宗几次派人催促他快点破贼。王晏球认为不可急于攻击。他手下的偏将朱弘昭、张虔钊等人宣布道：“晏球害怕了！我们要执行皇帝的命令，攻城。”于是，他们驱兵进攻，结果，果然战败，死伤三千余人。于是，诸将不敢再说进攻。王晏球于是就让士卒休养恢复，用周围三州的赋税做粮饷，并把自己的俸禄私财都用来买牛肉酒菜，犒劳将士。围城日久，城中的王都军粮尽，于是先放出居民万余人，几次和契丹将秃馁商量突围逃走，但是没能成功。最后，王都的手下马让能献城投降，王都**而死。
（1）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王晏球无论从军事素养到临战指挥，都是持重的将领，并不崇尚“速决战”。曾瑞龙不详查整个战役的经过，轻浮武断地理解其战术战略，是一种“说书先生”的行为。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得清楚：“晏球为将有机略，善抚士卒。其击秃馁，既因败以为功，而诸将皆欲乘胜取都，晏球返，独不动，卒以持久弊之。”
《旧五代史》也说：“晏珠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飨士，日具饮馔，与将校筵宴，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战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以功授天平军节度使。”
以上都说明，中国古代兵法，以及举朝君王文臣最终认可佩服的兵家理念，都不是速决，也不好杀，更不是野战，而是“全胜”。
2、曾瑞龙举的阳城之战的例子，也是错误的。《资治通鉴》记载：
当时后晋军会集于定州，然后沿石家庄——保定一线向北收复满城、遂城，撤退到虎北口的耶律德光闻讯，率军八万骑反扑。
后晋军退守泰州。后晋军到泰州（保定市东北马庄）的第三天，契丹军前锋赶到。
契丹军前锋到的第二天，后晋军退守阳城（今保定市南的清苑县东壁阳城村）。契丹军前锋跟随。
第二天，契丹大军到达阳城。后晋军与之交战，击败契丹军，追击十余里，契丹逃过白沟而去。
前次契丹大军到阳城的第三天（即两天后），后晋军结陈向南撤退。契丹军又返回包围后晋军。后晋军诸部合力战斗，边打边走，当天，才走十余里，人马饥乏。
离开阳城的第二天，后晋军走到白团卫村，埋鹿角建营寨。契丹军布置几重包围圈，又派奇兵绕到寨后断粮道。这天晚上，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挖井，才挖到水，旁边的土就崩了，士卒取泥水，用布帛包起来绞出水，然后饮用；因为取水慢，人马都比较渴。
到了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风更大了。契丹主耶律德光坐在奚车中，命令手下道：“晋军都在这里了，应当全部歼灭他们，然后南取大梁！”于是他命令重甲骑兵下马，从营寨的四面拔鹿角进攻，准备步战肉搏进攻晋军，并且顺风纵火扬尘以助涨其声势。
后晋军军士都愤怒了，大呼道：“都招讨使为什么不用兵，难道要士卒们等死吗！”诸将也都请出战，杜重威说：“等风小一点，再看可不可以。”
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一旦打起来，双方都看不清对面有多少人、主力在哪里，所以用不了计谋，只有力斗者胜，这大风是天助我也。要是等风停了，敌人看清了，我们恐怕就被杀光了。”于是马上叫道：“诸军一起出击杀敌！”又对杜重威说道：“您善于防守，我就用中军决死冲锋罢！”
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集诸将问计，都说：“北虏得风势，等风向变了再交战比较稳妥。”张彦泽也这么认为。
诸将退下，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人药元福独自留下，对张彦泽说：“现在军中已经很饥渴，如果等风向变了，我们就都被俘虏了。敌人以为我们不能逆风作战，那我们就应该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这就是兵家诡道。”
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说：“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以身殉国！”于是和张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率领精骑兵出营寨西门反击契丹军，其他诸将跟随出击。（注意：东北风下，向西进攻是顺风！）
契丹军退却数百步。符彦卿等人对李守贞说：“接下来，是带队在营寨边来回扫荡防守？还是一直向前冲锋，以最终获胜为准？”
李守贞说：“战事进行到这里，怎么可以回马！正应该趁敌人败退，长驱取胜，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
于是符彦卿等人继续跃马冲锋追击。风更大了，吹起的沙尘，让天地如夜一般。符彦卿等人率领万余骑横冲直撞，杀入契丹军中，杀声震天。契丹军大败而走，如同山崩一样溃败，不复组织。
这时，李守贞也下令步兵拔出营寨边的鹿角，出去战斗。于是步骑联合冲锋，追击契丹败军二十余里。
契丹的重甲骑兵由于已经下马，仓皇之中不能重新上马，只有丢弃马匹和盔甲兵器。契丹散卒到了阳城东南的河边，才稍微恢复阵列。
这时，杜重威说：“贼已破胆，不能让他们重新集结列阵！”于是派精骑冲锋，把契丹军彻底打败。契丹败军都渡河而逃。
契丹主耶律德光乘坐奚车走十余里，见追兵快追上了，马上抢一头骆驼，骑着逃走。
诸将请求加急追击。杜重威说道曰：“和敌人打仗侥幸不死，还贪图那点敌人财物吗？”
李守贞说：“这两天人马都渴坏了，今天喝了个饱，脚都重，难以继续追击，不如全军而还。”于是后晋军撤退到定州。契丹主到了幽州，败兵才稍稍集中；以战败之罪，杖责酋长各数百人，只有赵延寿被免处罚。
（1）由《资治通鉴》的详细记载可以知道，自始至终，后晋军都是严格遵循保定——石家庄一线的以城池为基地、以西面太行山脉为依托、以发源于高山的诸水系为畔（保障饮水充足），进行防守反击的。作战方式主要是防守，加以短促反冲锋。可以看到，其反冲锋的距离，一个是十余里，一个是二十余里，正于本剑客在前面论述的数据相符！最长战斗时间控制在了一天内！
五、总结。
曾瑞龙既不虚心学习军事技战术和军事科学，又不认真分析古代战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轻浮放荡，借用外国人发明的一点词汇，不懂装懂，先立观点，乱套战例，胡说八道，其《经略幽燕》一书，根本就是浪费纸张，一文不值！
本剑客早在《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里就说过，宋朝以来的无行文人，因为贪图宋朝笼络他们的高官厚禄，昧着良心，拼命给宋朝文过饰非、吹捧拔高，其行为臭不可闻！
其实，明朝名将俞大猷的兵法师傅赵本学就评过：“宋朝皇帝和文人编的军阵，有正无奇，指挥系统混乱，只知被动防守，哪能不弱！”
赵本学是赵宋宗室后裔，即南宋初南下泉州的南外宗太祖赵匡胤系赵子先的直系子孙。他都能秉笔直书，笑死现在这群还给宋朝涂脂抹粉的无耻文人。
他们吹捧宋朝富裕，其实是苛捐杂税达到高峰。认真研究经济财税史的人都知道，要是明朝有宋朝搜刮百姓的本事、官商垄断，怎么会没钱灭后金？宋朝虚假的几个繁荣都市背后，是像现在环京津贫困带一样的惨状。
他们说宋朝缺马。可前面我举的战例中写明了，后晋军对八万契丹骑兵（还包括铁鹞子重甲骑兵），也就用万余骑兵冲锋决斗。历史上，北魏尔朱荣七千双马骑兵；唐太宗打天下，亲领也就一千玄甲精骑；后唐起家，七千骑兵，争河洛，不过万余，盛时三万五；后周到赵匡胤时，骑兵使用都少见几万。
《通典》唐朝李靖兵法，二万大军，马军四千，比例才五分之一，其数理即中央机动兵团。由此，十万步骑，骑兵才需要二万。即使高配，马三步七，足以保家卫国。宋朝凑不出吗？糊弄鬼呢！
文人喊着汉唐马多，可人家是远征漠北、中亚，你一个宋朝，防守反击、保卫中原的疆土，还喊马匹不足？
无能就是无能。从宋朝到今天，他们只会找借口！
《经略幽燕》读后感(七)：宋辽战争真是你想的那样吗？
很久没有这样花时间读完一本纯学术的书了，一来是因为本书的主题——宋辽战争个人比较感兴趣；二来是因为作者用现代的军事战略角度解读这段历史很新颖。
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关于宋辽战争中，宋朝为何失败，似乎早有定论。一方面是因为宋朝“以文治武”的国策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一方面则因为游牧民族多用骑兵，在对阵宋朝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时占据很大优势。
这两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存在误区。北宋为防止五代军人跋扈，的确采取了“以文治武”的策略，但细读本书列举的史实，在宋太宗时期，宋辽战争最激烈的时段，指挥军队的仍然是武将，文臣此时并未成为军事决策的核心，只有在986年宋朝在君子馆大败，文臣才逐渐全面参与军务。至于第二点，骑兵与步兵的问题，这只是宋辽战争中一个客观存在的条件，这无法解释宋太宗在979年以后数次主动挑起与辽国的战争。
本书则从战略的角度对宋太祖与宋太宗时期的宋辽战争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有些观点足以令人耳目一新。
Q1：宋太祖对辽国是何态度？
A：在解释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时，作者认为这是北宋为了在当时避免与北方发生冲突所进行的一次妥协。宋太祖对辽采取的是一种外交手腕，希望非战争的手段解决“燕云问题”。雄州议和与宋太祖设立“封桩库”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作者认为这是解决燕云问题最合适的策略。风险最小，与北宋的立国目标（收复“燕云”和巩固内政）也没有明显的矛盾。
Q2：宋太宗为何发动高粱河战役？
A：在宋太祖突然死亡之后，宋太宗采取的则是与之相反的军事进攻策略。公元979年，宋太宗灭亡北汉之后，立即集结大军进攻燕云地区。宋太宗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在作者看来不过是“五代”时期的“军事遗产”。在五代时期，能征善战的名将都擅长使用快速突袭的野战战法，宋太宗趁着灭亡北汉的势头，突袭燕云，正是这一战法的延续。只不过，现在的对手——辽国具有很强的战争潜力与广袤国土，非五代时期的小国可比，所以宋太宗先胜后败，兵败高粱河。个人认为这一点与二战德国闪击苏联有相似之处。
Q3：宋辽战争北宋屡战屡败？
A：这绝对是个天大的误区。本书详尽分析了宋太宗在位时发生的几次主要战役，宋军绝非如传统史家所言，如此不堪一击。在高粱河战役初期，宋军一直处于优势，而随后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战略的上的失误，以及因宋太宗没有犒军导致的士气低落，并非战斗力不及辽军。纵观全书，北宋前期长达二十余年的宋辽战争，宋朝主动进攻居于多数，且论胜负，双方是约略持平的。
Q4：宋太宗为何发动“雍熙北伐”？
A：979年高粱河惨败之后，宋太宗大力提倡“弭兵”，为何在986年又发动战争？根据书中分析，其实在这6年间，宋朝对内确实倡导“弭兵论”，（传统以为北宋的弭兵论就是对外妥协，放弃军事抵抗。本书经过分析则认为，北宋的弭兵是国家大战略的一环，是要等待国力强盛再举兵革，并非一味主和。）对外曾向辽国要求议和，但遭到拒绝。在此种情况下，太宗就第二次进行了“经略燕云”的尝试。
Q5：宋辽战争中宋的大战略究竟是什么？
A：作者认为，宋朝对辽采取的是一种“弹性防御”的战略。弹性防御简单来说就是用打击敌人的方式来保卫领土。宋太宗发动几次大战都可以用弹性防御的思维来解释。
本书对宋辽战争重要问题的解答绝非如此简略，也并只有以上列举的寥寥数题。本书对此还有更深刻的剖析和精彩的论述。我想作者写就此书并非是要推翻前人的成果，标新立异，而是希望从一个新的视野重新解读不再“新鲜”的问题。通过这种有益的探索给我们新的启示，或许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