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读后感10篇
《浮生取义》是一本由吴飞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1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因为《浮生取义》描绘的是华北某县某农村的自杀现象调查，所以我读起来，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与死亡的主题无关，而主要源自叙述者的方言对白。因为我从小成长在华北某县某农村，所以，我甚至能想象到那些讲述者的语气，也甚至能将讲述着对号入座到我身边的某些人身上。
这个调查虽说聚焦于某个具象的村子，但主题描述却有着宽泛的共性。比如，喝药、上吊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婆媳不和、子女不孝或者“丢了面子”则成为最常见的自杀原因。婚外恋被曝光、有能人士的多情人现象、丈夫懦弱妻子蛮横的组合、孩子担心受到的惩罚、年老后无所依靠的案例，在我的身边也比比皆是。之前每次回家，总是能听到母亲跟邻人聊天的时候说起“XX家的XX喝药了”、“XX家的XX上吊了”。但我亲身见识的自杀事件只有两起，都发生在暑假。
第一起是我家对门的大爷。他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三是儿子，老二是个姑娘。他们家经济情况一直不是太好，晚饭后他来我们家看电视跟我爸聊天的情形我现在都记忆犹新。我妹妹那时候还小，才五六岁的样子，他曾逗弄我妹妹说“你是捡来的”；我妹妹也毫不客气地回口说“就算是捡来的我也不走了！”他的大儿子辍学后在附近的工厂上班，是一个很“爱好”的年轻小伙子；小儿子一直混街头，因为偷东西、截道儿被派出所抓进去好多次。
那一天侧房的屋顶漏了，他忙活了半天调灰、搬砖，就等俩儿子回来帮忙弄房顶。他甚至早早地就从我家把提子搬过去，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但小儿子迟迟没有回来。大儿子下班的时候穿着西装扎着领带，也让他一肚子火，说：“农业社的，穿什么西装打什么领带！”大儿子也有些委屈，毕竟正是说对象的时候，把自己打扮一下无可厚非。大儿子回屋换了衣服准备过来干活儿的时候，大爷已经自己出去了。大儿子出去找了弟弟回来，把房顶弄好已经天黑了。大爷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回来，正赶上吃晚饭。
晚饭的时候一点儿征兆都没有。虽然脸色不好看，但大家也都没有多说一句言语。那天晚上他没来我们家看一直在看的电视剧，我还记得是《乌龙山剿匪记》。第二天，一家人下地去拾棉花；半截儿大爷跟家人说，水不够喝，自己要回家取水，然后自己回了家。大概两三个小时后，大娘觉得不对，嘱托准备回家的邻居说：“你杰哥哥说回去拿水，都好几个钟头了都没回来，你到我加看看他在没在家。要是在家，也别叫他来了，叫他多烧点儿热水，一家子晚上回去都得洗洗。”
邻居的叔叔回去后径直去了他们家。大门没有锁，他直接走进院子。他现在院子里喊了两声，没人应答；他才走进堂屋，推门的时候，觉得门被什么挡了一下，抬头看时，直接吓倒在地。杰大爷自悬房梁，头上蒙着一件白短袖。他大概知道上吊死的人脸色不会好看，才故意用衣服遮住了脸。
邻居叔叔跑出来，边跑便喊“快来人啊！快来人啊！”那天我父母都在家，父亲嘱咐母亲赶快去地里把杰大娘叫回来，而且等回家再告诉她实情。他自己则去找杰大爷的亲弟弟来，把人弄下来然后安排后事。临走前，我爸叮嘱我跟妹妹都不准出门，更不准去对门杰大爷家。我跟妹妹站在门口，看着父亲和邻居们进进出出地忙活着。
这时候，杰大娘回来了。她手里还抱着包袱，当天拾的棉花在推车上，三个孩子赶着。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他们家的时候，她大概也有了不好的预感。“你快给我说，怎么啦？有闯院子的吗？”她问我妈。我妈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妯娌就跑过来了，“大嫂子，大哥上吊了！”听到这句话，她脸上的焦虑神情忽然消失了。五雷轰顶，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一瞬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大概五秒钟后，杰大娘忽然倒地。众妇女赶紧跑过去，这时她自己又醒了，双目失神，大哭起来，“这可叫我怎么办啊？！……”然后就是惊彻天地的哭号，周围的妇女也都跟着抹着眼泪。杰大爷脾气大，杰大娘一直都没伸开心，这下子杰大爷走了，还有三个尚未婚娶的孩子，她的日子只会变得更艰难。邻居们的哭泣，大概有很多同情的成分在里面。
我跟妹妹始终很听话地没有走出家门。但站在门前也能望见对门院子里的部分情形。这时，杰大爷已经被众人从房梁上解了下来，尸体就放在院子里的板车上，盖着别人匆忙从炕上扯下来的床单。我看不到全景，只看到一双脚惨白惨白地耷拉着。
另一起自杀事件，是一个少年小灰。小灰是我们村领导的长子，一直被宠爱，家境也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学会了打麻将赌博，后来还会逃学参与成年人的赌局。当然，这一切他父母都不知道。他死前，在村里某个私设的赌局上输了一千多，那时候他才十三四岁。对他来说，这算是一笔巨款了。也许他是怕父母知道后会责罚他？也许他忽然就被某种绝望侵占了，反正他选择半夜溜到柴房上吊了。第二天，他奶奶早起去柴房抱柴火做早饭的时候，直接吓晕在地。他母亲听到老太太的叫声，赶忙跑过来，也哭到失声。
后来一切水落石出，摆赌局的人也颇有些不好过，甚至成为村民排斥的对象。这种排斥并不来自领导的权威，而完全出于对不负责任的成年人带坏小孩子的义愤填膺。那个设赌局的人后来被举报在家里“卖大炕”，也就是为兼职提供性服务的女人提供场所，被关了一段时间。上次回家，路上偶遇。那对夫妻前后都得了脑血栓，一个半身不遂，一个语言功能丧失。老大和老二结婚分家单过，只剩下始终娶不上媳妇的老三跟着他们。
还有一个自杀未遂的女人，我是认识的。她一直风风火火的，开着馒头房。有一天我去买馒头，忽然发现没开门。回家我问我妈，是不是不再开了。我妈说，“忘了跟你说了，她喝药了，在住院呢。”因为那几年喝农药的人很多，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儿云淡风轻的超脱感。而且因为很多人喝药都没死，大家都在说，是不是假农药太多了？
书中那些选择自杀的人，很多都不是生活底层的人。就像是作者分析的，有些人是受了委屈，企图通过自杀来获得更多的道德资本；也有些人是失了面子，“丢不起人”。中国传统的家庭政治，包含了如此多的市井智慧，掰扯清楚也并不容易。
浮生如此，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经受着不同的苦。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还是要想开。或者说，人活一遭，就是要自己超度自己；如果早早了解了自己，身后事身后人只会经历更多的苦痛。
《浮生取义》读后感(二)：生活就是过日子。
挺早之前就买了吴飞老师的《浮生取义》，因为书还特别跑去有他的课堂去见其人，讲的是亚里士多德。我不懂哲学，更加不懂西方哲学，然而在上课的过程之中我一直无法将这本书的作者与讲台上的老师建立起直接联系。比起他的课，我更喜欢他的书。
有人说无非的书写尽了中国家庭的道德游戏，而自杀不过是在用自己的道德资本进行道德博弈的过程，这样的一本人类学著作，在诸多案例的清晰脉络的清洗之下，竟然如此流畅动人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已然过时，且完全定量的分析范式多年来让人眩晕，在吴飞这里，中国河北某县城的自杀不再是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结构性失范』，而返回到我自己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而对我童年、少年以及当下的生活进行一次道德语境下的大梳理。
吴飞在《浮生取义》之“过日子”一章提到：『和bare life一样，过日子这个概念中同样不包含任何附加的好坏善恶，是每一个活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一个无法再化约的生活状态。……过日子的状态，并不是西方那个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不是通过把人褫夺了任何社会属性之后，家丁的一种赤裸裸的生命状态，因而其基本特点就不是神性和罪性的那种结合。在中国人看来，过日子这个过程才是生活的常态，过不好日子的人，就是这个过程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P32）当然过日子的状态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过日子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们总是在过日子的过程之中创造自己的命运。』（P36）所以整本书虽然都围绕『自杀』展开，而其在写作的终极层面却是在围绕『过日子』这一个母题，以平和、缓慢与优雅的方式极尽最为真实的『中国故事』。
从去年开始我写『28岁说』，确实不是想借年龄进行自我炒作，也不是文艺青年式的忧郁爆发，28岁是一个过度的年纪，承上启下却又青黄不接。就是这个年纪，父母双亲开始走入退休的年纪，周遭朋友纷纷结婚生子然后是退去原来的生活，而那些捧着你长大的祖父祖母们，却一个个开始走入暮年。每次我回家见到奶奶，她总是会泪眼沾襟，每次又会站在门口流泪看我拉着行李箱远去。从前我不懂有什么好哭的，现在终于可以体会她知道每次见我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不安不舍的心情。在这样的人生大背景之下，我重新开始理解中国人所谓的『过日子』，将近30年的人生体验都翻出来重新注视一遍，然后才明白什么叫『过日子』。
（此处略去一篇文章，一直想写而没有写的外婆去世。以此来写写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所失去的『过日子』。）
在论述中，大部分的自杀都起源于家庭关系，也难怪吴飞老师认为家庭在『过日子』中的重要程度了。『家庭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而更在于它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这样说，并不是指单身的人就不在过日子。一个没有成家立业的人，也可以说“一个人过日子”，但这其实假定了他生活在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里面。而由于他的家庭没有儿女，难以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一般来说，他很难过的幸福。』（P33）
从这样的书籍之中去理解每天都在辗转琢磨的所谓『爱情』。新浪微博很贴心的推出性取向、恋爱关系的标签，而囿于中国的传统以及现实国情，我们最多也就可以看到『同性恋』+『恋爱中』的标签，然而『恋爱中』三个字本身是触目惊心的，一对同性恋伴侣，究竟要相处多久，才能度过『恋爱』阶段呢？『恋爱』本身所要求的浪漫、不稳定、刺激、新鲜感等都是所有亲密关系容易破碎的关键因素。而在一起的两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将『恋爱』阶段过渡到『过日子』的阶段，那么『恋爱』本身就可能会变成一种让人不选需要燃烧最后身心俱疲又两败俱伤的事情。而在异性恋的婚姻关系中，两个人先是通过绑定双方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之后又由下一代的到来而非常自然的转向『过日子』的平衡以及平淡状态，在有了孩子之后，除非有婚外情、经济因素等变革性不安定因素，在一个家庭中几乎重心都转向了孩子，这也就代表着容易产生冲突的伴侣双方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代，从而增强了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若是想要长久，则应当尽量避免将关系定位为『恋爱中』，而应当顺从的走向『过日子』。吴飞的写作当然是想要推及最广大意义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模式，这样的观点也无大碍，然而比较好的亲密关系在同性恋人群中必定是有可能的，然而『过日子』的方式虽较传统方式有所不同，然而其主旨却不能是花花世界与渺小的内心，关系的双方必须顺利向『过日子』过渡。
其他方面，吴飞也谈到在小群体的『自杀』现象：『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都被认为没有完整的人格，因为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社会群体之外。人们认为，他们的自杀不算自杀，不仅那些确实因为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杀不算自杀，而且这些边缘人因为家庭原因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典型的自杀。』（P162）看来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之中，这些『非正常』的『小众』人群的自杀并不能放入对正常人『自杀』的理解范畴，所有的『非正常』都成为特殊现象，因而『自杀』都不算自杀了。
当然最终，吴飞的写作不仅将最严谨的人类学洞察与社会学推理逻辑层层推进，还在于真实的真实社会之中的『权利游戏』过程与『道德博弈』。这一点吴飞说的很透：『自杀的不确定性的真正原因在于，过日子是一个家庭政治过程，幸福与否不是单个人的事，而要取决于整个家庭生活的好坏。虽然人人都愿意活得有尊严，但人们并不是想有尊严就有尊严的；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一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权利游戏中把生活逐渐过好。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利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论的集中体现。』（142）
《浮生取义》读后感(三)：《浮生取义》读书简记
写了一半，结果手欠没保，全挂了，重来。。。
一直以来，自杀现象是我的兴趣点之一，尽管每次短期持续关注都会感到压抑，但还是始终没有放下。之前翻阅过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甚是喜欢他的文本。
吴飞选择了他的家乡河北肃宁（化名：孟陬）作为田野调查点，试图解释中国自杀现象背后的文化图景。田野访问对象过百人，案例超过六十个，文本内容相当丰富。
在导言部分，吴飞进行了相尽的文献综述。经典的自杀理论，主要有社会整合（Durkheim,Halbwachs），文化模式(Jack Douglas,A.Leighton,M.Jeffreys)和精神医学(Esquirol,K.Menninger,E.Schneidman,Keaplin)的视角。后面四部分，家之礼、人之宜、国之法分别从家庭、人格与社会角度对自杀现象进行解析。
吴飞的自杀现象的社会背景解释，仍然沿用了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解释。自杀现象的产生，是个人在家庭内部权力争夺中，采取的一种手段，然而这样的发生机制概括，掩盖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这是下面将要解释的。
在中国，对于个人，家庭的意义远大于社会。一个正常的人是在家庭中“过日子”的人。而家庭是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为特征的。亲密关系既是过日子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带来问题的根源。当个人在家庭中错误的认识成员关系，就会带来家庭内部的权力争夺，在争夺中涉及到对道德权力和自杀的使用。“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政治家庭并不是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最终目的，目的仍是为了和和睦睦的过日子，而不是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P115）自杀行为正是错误地认识了这一点。“归根到底，自杀是反抗委屈、求取更多正义和幸福的行为，但给人带来最大的不幸。自杀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们为追求更好命运所做的苦苦挣扎。对自杀者命运的解释，都是理解过日子中这种悖论的不同努力。”（P118）
从人格方面来说，中国人交看重的面子感和人格价值也是自杀现象的解释，吴飞认为这种面子根本上是来源于人际关系的，而家庭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来源，因而人格价值根源于家庭，所以家庭政治仍然对面子起决定作用。
在国家维度上，吴飞认为，“国家的存在理由，首先奠基于中国式的生命观和人性观，即过日子和做人的道理上……国家本身有着极为浓重的伦理色彩。”（P260）因而，国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外部的消极保护。
可以说整个文本，吴飞都围绕家庭政治与过日子这两个核心概念展开。
那么中西方的自杀有何不同？西方的一些经典理论普遍认为，自杀是由羞耻或罪恶引起的（Giddens）。而自杀行为很多只是一种自杀姿态，希望获得帮助，如果求助成功，就会改变自己的状况，求助失败，则干脆就死了（James Weiss）。在西方文化中，自杀被认为是弱者的行为。而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P149）自杀体现出对命运和现实的不屈服。
一个个案例读过，我在思考，改革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这种变化与传统的家庭观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自杀率也正是在这30年中大幅上升,。这种冲突的确没有摆脱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多的只是多元思想冲击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我并不清楚，社会会走向怎样一种平衡，家庭会如何适应这样一种变化，是解构家庭还是另外一种包容。
最后我还是想说，我们彼此以不同的逻辑深爱着对方，可是我们无法互相理解，这就是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痛苦。
《浮生取义》读后感(四)：我以真心渡浮生
2010年末，吴飞的《浮生取义》将我的心情摆放到一个低、平、稳、实的状态。
在书中“过日子”之于中国人的特殊意蕴跃然纸上，让我感受到一个人安稳地渡过一生，历经成人、成家、育人、寿终，是多么不易；也让我看到家庭生活对于一个人的心灵寄托、情感归属之重要性。在加深对乡土社会的认知之前，这本书强化了我对生活的感恩与珍惜。
书末的附录不同于一般，在看过那么多让人喟叹惋惜的血淋淋的例子后，作者的姥姥——一位异常勤劳坚强、智慧豁达的老人——向读者展示了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她忍受村民的不解，甚至变卖祖传宝贝，培养五个女儿成人成才，还不忘尽其所能帮助邻里。面对不断的风浪坎坷却信念坚定、踽踽前行定是需要超凡的智慧与魄力。两相对比之下，这位福寿并举的老人是如此值得学习与尊重。
掩卷而思，此书之于我最大的教育意义——珍爱生命，善待他人。
《浮生取义》读后感(五)：死，得其所——《浮生取义》读后随感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最开始是该书的副标题吸引了我。自2014年在中国史研习营接触了社会史学以后，该学科的思维方式、问题意识、方法论工具、论证逻辑等便一直吸引着我，特别是在历史研究如此重视多学科交叉互补的当下，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著作，更是成为我训练思维方式、开拓眼界的重要途径；田野调查也是我在接触社会史学以后才认识的一个学科工具，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自杀问题，让我对此工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不一样的理解。
当我看到“自杀”一词的时候，虽然自知这是一个绝佳的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研究命题，但究竟该从何下手，却显得困难重重；明知道田野调查的口述材料异常珍贵，但“自杀成功者”不大可能留下这样的材料（极个别留下的遗书材料又不太可能为外人所见），而“自杀未遂者”是否愿意讲出自己的事迹也事在两可之间。所以，除了基于大数据的分析之外，传统的自杀研究往往是理论的推导与经验的总结，缺少实证性的研究。吴飞灵活地运用人际脉络关系，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有关自杀的一手材料，更成功地从这些材料中解读出了他所需要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这本《浮生取义》可以看做是一部创新之作，也难怪Kleinman称赞其为“这是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也是涂尔干以来最优秀的自杀研究”。
作者首先回顾了既往的自杀研究，包括Durkheim、Douglas、Meminger等人的研究成果，还梳理了自杀状态自身的历史演进；并且指出，人文社科对于自杀的研究实际上与精神医学对自杀的分析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都认为自杀是由某种紊乱导致的。虽然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精神医学的分析方法和结论掌握着更大的发言权和决定作用，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彼此是无法取代的。作者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田野研究，补充、修正、完善此前的自杀研究，此研究不仅有着学术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背后所体现的对国家、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关切。
随后，作者对于本书讨论自杀问题是所要涉及到的关键概念进行了阐释。包括“过日子”与Bare Life之间的异同、核心家庭、人格（以及由此带来的关于做人、为人、人的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委屈、正义……其中，在对核心家庭的论述中，作者谈到关于“家庭不仅是过日子所展开的地点，更是包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政治性的存在”的论点时，有一段家庭是“情+政治”混合体的漂亮论述，让人印象深刻。
基于上述重点概念的阐释和理解，作者随后从家、人、国三个角度对自杀问题进行了分析。这里的分析难免单调，作者惯用的概念便是“权力游戏”和“道德资本”，并且通过多个个案的分解阐述，强化读者对于概念的认识和肯定。但是在此略加赘言，可能由于笔者不是人类学的工作者，见的也不是很多，也不希望传授一些人生的经验（+1s）……但就笔者自己的专业来看，对于这样的分析方法不是很能理解，历史学倾向于由材料中挤压出结论，除此之外，任何稍显冒险的推测都是让人胆战心惊的；但该书的作者大刀阔斧地运用“权力游戏”解读家庭生活，用“道德资本”来体现权力博弈，会不会过于冒险了？给人以生搬硬套之嫌？
通读本书以后，笔者认为，该书与其说是讨论“自杀”，不如说是藉“自杀”的概念讨论“家庭”。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现代家庭革命在摧毁了传统的家庭等级制度后，并为建立起一个能够让人“各得其所”的“礼义规范”，而且个人独立自由思想的加深乃至片面理解，更是使得“家庭”领域的矛盾层出不穷，难以消解，“委屈”应运而生，自杀看起来也就顺其自然。作者随着自己论述的开展，也是在不断强化着论述的合法性。特别是在最后一个部分，虽然家庭领域的“委屈”往往是“国法”难以触及之处，但这并不代表国家对此可以袖手旁观。消解自杀问题，化解家庭矛盾，外部大环境依旧是要依靠国家去营造、去建立。
总之，这是一部比较好读的书，借此还可以了解很多既有的人类学、社会学概念和知识，笔者拾人牙慧，惭之愧之。
《浮生取义》读后感(六)：“过日子”与自杀 撰文：许知远 zz
“过日子”与自杀
善| “过日子”与自杀 |2010年11月号|总60期
撰文：许知远
只要在大学期间稍翻阅哲学著作的人都会记得加缪那著名的判断：真正的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他还接着写道：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
这暂时的哲学冲动很容易随着青春的离去而消失。最终，我们又不自觉地成为孔子的信徒：未知生，焉知死。不过，自杀不仅是哲学问题，它也是社会问题。涂尔干把自杀视作社会危机的最鲜明的征兆。
在梳理了西方的自杀理论传统后，吴飞为其中增添了中国的维度。他发现这些自杀者们，经常把死亡视作一种抗争。面对生活中的不公、遭受的委屈，他们没有渠道表达自己，干脆通过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发泄自己的怒气，他们在寻求一种失去的正义。这种解释也不禁令人想起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著名概念“弱者的武器”。这一次，普通的中国人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了最后的武器。
这是37岁的吴飞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也借由它，他成为年轻一代学者中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在他的安静、绵延的叙事里，也包含着更大的雄心。他要赋予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更深入的意义，建构关于中国人的生存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许因为这种意识太过强烈，它也给人“过度诠释”之感。
不过，寻找意义一直是吴飞成长中的主要动力。他仍记得15岁时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的血脉贲张：“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知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的灵魂。”
这段话印在《精神的魅力》—一本关于北大的纪念文集—的封面上。它第一次给予吴飞某种知识分子式的自觉，埋下了他对北大“无可救药的顽固情结的种子”。但现实远没有文字中的美妙，90年代初的北大尤其处于一种压抑中。1993年北大校庆时，一群当年同样受到《精神的魅力》影响的青年们聚在一起，把那段话用特别大的字体抄下来，贴满了北大的三角地的信息栏，以表明他们对暗淡现实的抗议和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渴望。但这微小的反抗却招致了意外的强硬，校方开始追查这一事件的原委，偏执地要给这群单纯的青年人添加莫须有的意义。这一事件也影响了吴飞的人生轨迹，他开始埋头学术研究，压抑了心中那个浪漫的文学青年的形象。从社会学系毕业后，他又进入了哲学系继续读研究生。从2001年到2007年，他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如今，他是哲学系与宗教系的副教授，还是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他那股理想主义劲头似乎并未减弱，在甚至连三角地都被拆除的北大仍在向新一代年轻人讲述“做一个北大人意味着什么”。
一
《生活》：你在北大哲学系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河北沧州天主教的社会学研究？
吴飞：对，是对当地一个天主教会的研究。本科毕业那一年比较闲，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到教堂里去转了一圈儿，写了点儿东西。发表出来后有一些影响，读硕士时就继续做下去了。后来就用社会学的方法做了一个宗教的研究。
《生活》：对你的触动是什么？
吴飞：这个感觉一开始可能是负面的，第一印象是感觉这些人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信教的一些人，而且是一个村子里很多人都信教。就觉得他们在生活上、思维方式上应该和周围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但结果发现其实跟周围的人基本是一样的。除非你和他谈宗教信仰。但真正观察他们的生活发现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后来我做研究主要想的问题是，那些洋教对中国百姓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生活》：结论是什么？
吴飞：很简单地来说，结论是没什么影响，但又不可能一点儿影响也没有。我说的影响指的是想当然的那种影响，我们研究宗教很习惯从韦伯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西方的宗教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还是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结论是，在中国人接触了西方现代宗教以后，既不会阻碍也不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从生活实质的意义而言，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那宗教给他们提供了什么呢？
吴飞：提供了比如说太平天国式的模式，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这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有实质性影响的，他导致了可能和其他人会有的各种矛盾。
《生活》：一种社区感？
吴飞：对，就是这个意思。
《生活》：你的老师是什么反应？
吴飞：当时比较惊讶。他总觉得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是我说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最后他们都能接受我的这个说法。
《生活》：这跟你之前的学术训练有挺大的冲突？
吴飞：对，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冲突。我在那个村子里呆了一两年，那个观念我觉得越来越明确，现在也是。虽然这些年国内发展这么快，但这个结论我基本上还是坚持的。
《生活》：很多知识分子成为了基督徒，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飞：我觉得每个人的信仰当然是他的选择，从个人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我觉得把他上升到一个高度就可能会有问题。信教是你自己的信仰，没问题，但是想以这种信仰改变中国我是不认同的。
《生活》：你不认同刘小枫他们当初的设想？
吴飞：之前也不能说是认同。可能刚才我没说清楚，我并不是反对刘小枫的说法，即使是现在我对他的很多想法也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宗教对一般信徒的影响和对知识分子影响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知识分子内部，包括我现在做的基督教的研究，我觉得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有好几个层次：比如说对西方基督教的研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不是说一下子变成基督徒了就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生活》：怎么看待文化基督徒这个概念？
吴飞：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喜欢用这个概念了。90年代出现文化基督徒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我觉得那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现象，应该肯定的。但是90年代之后，这批人开始分化了，那时候的文化基督徒就是比较认同基督教但是不信，自己不是基督徒，是从外面研究。我非常肯定这种态度。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这一代人基本上算刘小枫的学生辈，受他的影响非常大。这些人里后来分化得比较厉害，像刘小枫自己，他虽然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跟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的差别还是非常大。但是他学生辈的人有的就真变成了基督徒，而且是很积极地参与教会里的事情。
《生活》：这内在原因是什么？
吴飞：我反而觉得以前的那种方式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对基督教有兴趣，去研究神学，但不是基督徒。外国人可能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你不批判基督教，为什么不变成基督徒。这种在教会外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是中国文化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的一个比较神圣的态度。我现在带的一些学生也有这样的一种态度。
《生活》：那你说中国文化存在着某种内核吗？吸收基督教或吸收其他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吗？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吴飞：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我说的天主教的研究，天主教徒都会说我们信了教以后都会比别人生活得更好。体现在哪里呢？教徒比别人更孝敬父母，参加教会后会使家庭关系更和谐。他自认为跟别人不一样，但其实这个不一样是指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上，他比别人做得更好。反而基督教里那些非常不中国的东西，通过各种方式被过滤掉了。
《生活》：如果把现在对基督教的这种接受方式和19世纪末那段时间比较，你觉得他们的相似和不同是什么？
吴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刚才说的太平天国模式基本上就是中国基督教模式在老百姓里比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就是迷信的方面，像气功、巫术，这是比较相似的地方。不同的在于，现在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肯定是19世纪末没有的。
《生活》：这跟中国人的精神真空有巨大的关系对吧？
吴飞：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被打破得比较厉害了。相对来说，基督教要健康得多。
二
《生活》：你《浮生取义》这本书里提到的“过日子”的观念，你不觉得自己夸张了它的哲学意义吗，太浪漫化了？
吴飞：我觉得不能说是浪漫化了。中国一些基本的生活方式还在，但不是以传统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就比如说“过日子”其实是非常民间的词。可以说一些传统的、儒家的观念已经过时了，想用生活的概念让人们看到一些中国自身的价值。
刚才说的民间基督教的一些状况，这种文化价值不见得体现在中国的传统形式上，民间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发展得比较快，恰恰是比较好的抓住了中国人理解生活的方式。很多地方，包括北京的一些民间教会，吸引力为什么那么强？因为教徒的家庭观念可以处理得比较好。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中比较重视的东西，即使到现在还没有丢掉的，如何解决文化意义上的现实问题，还是要理解这些。
《生活》：这里面有没有一点民粹主义的倾向？
吴飞：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为什么要研究西方？我觉得要解决中国现代的问题，还是要通过西方，但不能把西方的东西完全移植到中国，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浮生取义》一书里描述的自杀现象，是中国文化遇到西方文化后造成混乱的结果，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多好，中国老百姓面对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不是有意地拒绝西方或是接受西方，但他们原有的生活逻辑，现在变得很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自杀的人，才会有那么多家庭的观念如此混乱。
民国一直有这个倾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的《差序格局》那一篇文章，我们经常忽视他开头写的几句话，他说为了理解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自私。包括梁漱溟等很多学者都有类似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事实，跟西方人比起来，中国人现在确实比较自私。但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就是这样，它毕竟是一个整体，整体比较健康的时候，那些比较好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到现在，无论是外在还是自身的一系列毁灭之后，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它坏的东西。这一点也跟“过日子”相关的，如果重视家庭关系，那就会是一个很和睦的状态。但是到了现在，面对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的时候，大家都不遵守公德，都随地吐痰等，那就是很自私了。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找不到它“高”的地方了，反而它低的东西就非常明显。跟西方的关系，简单的批判和一味的肯定都是有问题的。我研究西方，一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一定要把西方文化“高”的地方看出来，无论是西方的古代文化还是近现代文化，它最高明的地方看出来才有意义。像梁漱溟说西方文化很低，那就没有意义了。看到它们最高的地方，才知道比它高的地方，更高是一种怎样的可能。
《生活》：那你现在理解的最高的地方是什么？
吴飞：简单来说，在基督教里可以看出它高明的地方，在古希腊、古罗马也可以看出它非常高明的地方，现在西方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高峰的结合。
《生活》：它们的核心是什么呢？
吴飞：简化地说，如果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那西方文明是“律法文明”。律法文明不只是法律，律和法两个字，在中国对应的是礼和乐。无论是基督教传统，还是罗马传统，都是讲这个比较多，它最高明的东西应该是这个。
《生活》：那你说的最坏的东西，你觉得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吴飞：我觉得就是近代以来，我的基本判断是外在的，没有和西方接触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
《生活》：那就是因为西方的到来，使原有旧的逻辑被打乱了，造成这样的结果？
吴飞：对。
《生活》：你看钱穆描写的七房桥的世界，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而鲁迅描写的故乡又成了另外一个极端，你怎么看这种并存？
吴飞：我觉得鲁迅描写的比较深刻，钱穆描写的更多的是理想的状态。我们现在都只提家庭观念，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传统文化要是没有皇帝的话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但我不是说帝制就是对的，从家的体系和国的体系来说，不光是一个哲学和文化的体系，也是政治体系。在那个体系里，有天子这个维度的存在，才是根本成立的。但是那个根被拔掉后，就没有了君和臣的关系，只有父和子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说只有家庭关系，其他的都成了外人，因为要维护家庭的利益。
《生活》：你提到加强国家的作用。你期待它能更多的介入人们的生活，提供正义。但在现代中国，国家的扩张总伴随着更多的个人压迫，这不也是一个悖论吗？
吴飞：这是一个悖论。现在中国的家庭关系基本上是传统的，国家是西式的，但是西方的一些东西又没有很好地吸收过来，国家是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国家，国家的职能只是管理，是技术型的。但是在以前有君和臣的关系时，国家是有伦理的存在。现代国家命令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你对它没有感情，对这个并不是出于什么样的忠诚，发自内心的很维护它，没有这种观念。
《生活》：极度强大的国家的出现破坏了原有的家庭伦理，入侵到家庭细胞吗？
吴飞：是，这个悖论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不是对错这么简单。共产党和国民党比较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国民党就非常讲忠孝，它采取的措施是，在政治选举方面是很西化的，但是文化上是保留传统的，但是他干不过共产党，现代化的模式建立不起来，被共产党打掉也是有道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无力的，国家统一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那共产党来了，完全采取了一个不一样的模式，把整个传统的社会模式都打掉了，确实是有利的，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点上，它是远远超过国民党的，结果形成的这个张力就非常大。
《生活》：但是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也是充满道德色彩和伦理色彩的。
吴飞：毛时代人们对毛也是有伦理感情的。但这涉及到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看80年代之后的变化和前面的关系，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觉得80年代的很多东西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继续，80年代经济建设的模式，到现在完全变成商业的模式，其实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模式。这个反过来看，80年代的道德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道德，表面上的一种道德实际上是有效果，但是在理论上没有建立起一个很强大的道德体系。人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些道德？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讲通。所以后面才有混乱，像“文革”的发生。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包括对“文革”怎么评价，质问“文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都是现在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生活》：咱们老师那辈人跳出来为毛时代唱赞歌，你怎么看待？
吴飞：那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怀旧的情绪，不能太认真来看待他们的一些说法。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毛肯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这肯定没有问题。我刚才说的，跟国民党比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完成了国民党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是没错的。但是，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是要有文化意义的，但在那个时代并没有解决，而是以一个具体的政策的方式去实现的。所以50年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社会，但是怎么能说圆了，而且继续下去，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现在去要求老人家也不可能。
《生活》：国家存在的目的，或者说建立强大国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建立强大国家本身不能变成一个目的。
吴飞：其实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代的问题。现代有两方面，比如说现代西方一方面强调自由，但同时国家极度理性化。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极度理性化，是整个现代构成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形成一个现代社会，它既强调个体自由，也强调国家理性化，这是两方面。你可以说，以前有个人的简单概括，现在就是两个核心概念，当然不一定对了，就是一个自由，一个理性。但是两个都有可能出问题，比如说，极度的理性其实是有可能限制自由的，极度的自由有可能会打破理性的。那么从国家说，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一定要理性，而且这是个体自由的一个保证，这是没问题的。现在主要的西方现代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进入现代之后，实现这个也是应当的。
无论传统中国的国家体制怎么样，它和现代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两方面我是觉得强大的现代国家这个任务在中国基本完成了，但是实现自由没有完成，而且不仅没有完成，对自由如何来理解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和伦理文化的碰撞也是非常剧烈。建立一个国家虽然很难，但基本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建立一套制度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就基本可以完成。但是怎么样理解现代的自由，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文化的任务，理解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其实最终都是怎样实现中国式的现代自由。
《生活》：那传统文化中对自由的理解到底是什么？
吴飞：坦白说，我觉得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有一些类似的说法，但跟西方的自由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生活》：是不是因为没有真正个体的观念造成的？
吴飞：应该是，整个体系跟西方的非常不一样的。所以理解这些问题差得很远。
《生活》：我觉得我们活在某种浅层里，我们的生活是模模糊糊、混混沌沌的，这是我们的生活特性吗？我们要改变吗？
吴飞：我觉得不一定要改变。有这么几个问题，我刚才说中国文化现在只能看到低的地方，你问的其实就是比较低的地方，看不出那个高的地方在哪里。在西方的文化面前，很难去理解。比如西方的个人自由是有上帝的观念，是相对于人和上帝的观念才有这个意义。但是中国现在没有这个观念，就不大能讲出西方意义上的那个自由。但是中国有一些其他的观念，比如说和家庭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等。但是这些关系都讲不深，都觉得那是很浅或者说很庸俗的关系，但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很深的东西。古代人是能讲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讲不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以后要做的是：在理解西方的同时用一套现代的语言把中国人的生活理想给讲出来。这个恐怕会很难，但是我觉得非常必要。
《生活》：感觉我们彻底找不到了。
吴飞：对，现在是找不到，但是并不是只有现在找不到。唐末的时候，人们也很困惑，也是找不着，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又有人能讲出来了，所以我并不是很悲观。
《生活》：哈佛大学六年的经历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吴飞：非常大。首要的是理解西方，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解，而是生活在美国，经历了很多事儿。我基本上算是9·11的亲历者，有一些切身的理解。我对于中国文化的感情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不同意民粹主义，就是因为我坚持的就是：理解中国必须要理解西方，而且要把西方理解得很深很高。中国文化的高明不是通过批判西方而建立起来的，而是把西方文化高的地方理解到了，才有知道中国文化更高的可能。这基本上是在哈佛的几年想到的问题。
《生活》：9·11对你的冲击有多大？
吴飞：9·11发生之前，我在9月2日第一次登上双子大厦，当时上去之后就看见楼底下有一些飞机在飞。我心想这些飞机都在下面飞，万一撞上怎么办？最后就真的撞上了，我很震惊。
前前后后在美国的一些经历，我会时时刻刻觉得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很重要，对于生活的一些细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文化的差异，我体会到不是一些很空泛的、很大的词儿，而是随时随地、待人接物中体现出来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美国人的历史，如果在那里待长了就会觉得没有历史，感觉时间是停滞的。比如在北京，你看到路上有人在打架，你觉得跟你可能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是有关系的，只是不会去表达。但如果在美国看到有人在打架，就真的是没关系。在路边发生任何事情，就算是总统选举，那些事情很精彩，只是做个比喻，这像是看到一部很精彩的电影，甚至说走进了这部电影，但也只是部电影而已，和你没关系。那时候我才反思，在中国，在北京的大街上，一件随便的小事儿也都会跟我有关系。
《生活》：这种关系是不是也是一种错觉。你觉得它跟你有关系，只因为你在这里积累了三十多年的生活经验？
吴飞：我觉得不能直接说成是错觉，实际上可能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总是可以理解它。旁边有两人在打架，就算不认识，就算不去劝架，但是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他跟我是同样的人。你在美国街头看见两个人打架，甚至是选举，你就觉得跟看电视一样，看电视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你真正看到那个细节，很多东西是无法理解的，它具体的操作跟我们非常遥远，这不是错觉。
《生活》：当时对自己文化的焦虑感很强吗？
吴飞：当然很强。如果永远生活在北京，永远生活在中国，对那些就没感觉，但是在对比之后就会有感觉。为什么我一直说理解中国一定要理解西方，其实就是在对比之后，才能看出意义。尤其是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中国，它毕竟已经受到西方如此大的影响。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在用这些东西，但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其实是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就包含着理解西方，必须把它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能知道这种国家模式，或者说这种文化到底是什么目的，它更深的含义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在比较之中产生的感觉。
三
《生活》：跟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那个年代比，现在中国人的伦理的变化是什么？
吴飞：我觉得只是变得更糟。他那个时候只说中国人自私，30年前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纯朴的东西存在，现在反而使人心越来越焦躁，人们之间的关系比那个时候要糟很多。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里最糟糕的东西和东方文化里最差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生活》：那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这个状态呢？
吴飞：我觉得内在是国家的决策层面，没有长远的眼光。比如“小康”这个词，本来是来自《礼记》，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小康”之后是“大同”，之所以要实现“小康”，是为了以后的“大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忘了“大同”的理想，而经济却在不断地往前发展，所以它的基本的政策都是非常实用性的、技术化的。哪怕是以前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忘掉了，虽然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是即便是有很多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的理想，现在全部是经济理想。出了什么事，解决方式一定是息事宁人。比如有人上访，解决方式一定是怎么样让他不再来上访，而不是解决导致上访的最根本的原因。现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滚来滚去，最后是一定会出问题。
《生活》：我还是想回到国家这个问题上。新左派觉得社会不公，他们觉得这个社会系统有问题了，他们希望国家来纠正这个系统的问题，但是可能吗？
吴飞：这确实是不可能的。我在《浮生取义》的最后落在国之法上，意思也不是说完全靠国家来纠正。但即使是多权力中心，国家不能只是作为一个技术的机器，也要有文化和伦理的层面。
《生活》：涂尔干是通过自杀来看转型期的社会，你认为自己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了吗？
吴飞：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会有这种现象，这个是共同的。无论是法国、美国、欧洲还是中国，都有这个现象，但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的母体不一样。我书里写的自杀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妇女身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点，那么解决方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涂尔干的作品里受基督教的影响非常深，它有精神状态，它的精神医学也开始发展了，中国是不一样的。
《生活》：那在乡村里自杀还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情吗？你好像没有特别提这个问题。
吴飞：不是，跟西方不太一样。羞耻在这个层面上，如果家里有个媳妇自杀了，那么这家的其他人会感到十分羞耻。但是如果一个人自杀未遂，那么他自己再谈到的时候，不会感到羞耻。我觉得这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
《生活》：对家庭来说，自杀的人是一个非正常状态，跟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疾病一样让他们觉得不安、不舒服。
吴飞：不安。而且这里我说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家庭出了一个自杀事件，一定说明这个家庭有问题，所以家里别的人肯定会感到不安。但是自杀者自己倒不是。
《生活》：研究自杀这种极端的案例，对你研究哲学和宗教的影响是什么？
吴飞：当然有影响。加缪说自杀问题是唯一的哲学问题，这个虽然有点夸张，但自杀问题肯定是和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就是对生命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这些肯定都联系在一起。然后宗教上对于我研究基督教来说，因为只有在基督教里，自杀才会成为那么大的禁忌。研究自杀在理解基督教时对我非常有帮助。
《生活》：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吴飞：我现在主要在研究奥古斯汀。之所以研究奥古斯汀，是因为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那么严厉地，从基督教的角度否定自杀的人。所以最开始对奥古斯汀的理解是从自杀入手的。但是发现不能只看他对自杀的理解，背后有一个思想体系。慢慢地通过他对自杀的批评，可以看到他关于罪的观念，关于生命的观念，特别是关于自杀和希望，自杀和绝望的关系。
《生活》：在中国的思想系统里，自杀从来没被严肃地讨论过吗？
吴飞：讨论过，但不像西方那么重要。因为在西方通过自杀可以揭示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就没有，是可以间接地联系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不会像西方那么核心。
《生活》：那如果自杀是西方思想或文化的Key的话，那么我们的钥匙是什么呢？
吴飞：就是我下一个研究的课题：葬礼。其实主要在于“礼”，“礼”里面主要是葬礼。
《生活》：你怎么看富士康跳楼的事件？
吴飞：我书里做的自杀研究，之所以能做是因为非常深入地了解那些人。对富士康的了解我也都是从媒体上得到的，如果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基本上是不太能说，因为那背后肯定有很复杂的原因。每一个自杀者的背后都会有很多故事，可能就是自己的原因，就选择了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也有可能是和这个公司有关，究竟是凑巧还是真的因为公司，我觉得需要深入的研究。但问题是没法研究，如果你进去跟公司接触之后，还怎么客观评价这件事情呢。
《浮生取义》读后感(七)：重印 吴飞老师修正 仅限语句
5页，第一段第四行，“好朋死的”改为“好朋的死”
25页，第二段abimum felleum，和compos mentis为拉丁文，按照惯例应为斜体
29页—30页之间，“完全没有自杀的”改为“高自杀率的”
31页，第一行，“一切”改为“任何”
39页，最后一行，“这些人的一个最直观共同点”改为“这些人一个最直观的共同点”
55页，倒数第二行，“有所提高”改为“变高了”
79页，第二段最后一行，“容易获得”改为“那么轻松”
117页，第三段第四行，“惩善仰恶”改为“惩恶扬善”
163页，第一行“自杀心理动机”改为“自杀者心理动机”
同页 第三段倒数第二行最后三个字“相反抗”改为“反抗”
167页，第三段最后“导致死亡。”改为“导致死亡？”
169页，第二段第四行“权利游戏”改为“权力游戏”
181页，第三段第一行“众多研究”改为“诸多研究”
207页，第三段倒数第二行“他必须承受”改为“也必须承受”
210页，第二行“无论人们”改为“人们无论”
231页，第二行“完美地”三字删掉，第三行“方式”改为“好办法”
239页，第三段倒数第三行“还是把”改为“大家还是把”
252页，第一段倒数第二行，“既然调解者”改为“调解者既然”
同页，第二段第四行“很多不是因为”改为“常常不是因为”
258页，第二段第三行“与高家亲疏”改为“与高家关系亲疏”
263页，第一行“可否认”改为“会否认”
265页，第二段第七行“先后组织”改为“组织”
274页，第三段倒数第三行“像我们一样，”删去
《浮生取义》读后感(八)：教化是一种权力关系。生为不利身份者，遵从或否，皆无法改变被损害的同一结果。
社会对违犯了某些规则的人决不宽恕。那个想从良的妓女的死亡，非人化至极。一步步绞紧无法抗拒，又如此合乎常识和人之常情。东北出身（可哀！本良民也）的外乡妓女，破坏了当地出租车司机的婚姻。前嫖客和她同居、平等地让使她花钱在自己身上，直至用尽。似是恋爱关系。而不能答应和她成家，否则和她一起成为社会弃民。在她自杀后有用财物为房东卷去，无用尸体被法医检验、冰柜经营者得不到高额收费，远道前来的父母被敲诈吓退后，无人认领的、冻得硬硬地拖出埋在下水沟中时，不过问。又象嫖客应有样范作事。
对应另一端的社会无不称赞的作者母亲的母亲，其恪守发扬社会道德的一生，细看也是非人化的。为值得的寡妇使五个儿女受教育成立，孝养公婆。到养浪荡堂大伯子一辈子等抑情受屈。想到她秀慧的无师自通，以绣工出名，少女时已获得五百大洋绣作报酬做嫁妆时。她的某种技艺和天赋，全消耗在一天做五顿饭九顿饭之类服务中。一个上等的女儿，不得伸展天之注予的灵秀。而菟丝女萝，附人而过了一生家务、传宗育子的良器。
妇女的道义资源全掌握在他者手中，自己只能过着被制定规则的一生，被损害，被利用，出奴入奴的无所选择。无所突破。
妇女、奴隶、劳工、被控制使用大众们要么是贱货盗娼、要么是模范奴隶。我们是否要想一想，要不要参与到什么是人应有样范，什么是平常人，一众没面目的普通人、家常妇女们应有的规范、道义、错、丑恶、有罪的定义中去呢？否则只有命定的无言悲哀。还要再出多少本用优美装饰的伤口如源氏物语，用社会学容纳或读者的愤慨加染的本书们？
《浮生取义》读后感(九)：kindle笔记
1. 公安局的职责是社会公正，而医院负责的是人们的健康。他们之所以会和自杀问题发生关系，是因为自杀经常和社会公正与健康问题发生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自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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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7年，何兆雄出版了百科全书式的《自杀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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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都把自杀当成了一种非正常状态，这背后又隐含着一种基本假定：求生是人的本能，凡是主动求死的人，一定是陷入了混乱，要么是个人的混乱，要么是社会的混乱。但是，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假定，即使在西方也不是自古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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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都把自杀当成了一种非正常状态，这背后又隐含着一种基本假定：求生是人的本能，凡是主动求死的人，一定是陷入了混乱，要么是个人的混乱，要么是社会的混乱。但是，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假定，即使在西方也不是自古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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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精神医学家所说的心智不健全、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谬误、情痛。简言之，自杀，就是对神圣的求生法则的侵犯，因而是有罪的或病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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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杀不仅是对神圣生命的一种侵害，而且这侵害就来自人性自身。它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对帮助人获得安全的外在约束的侵害，同时也由此构成了对人性中神圣部分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涂尔干笔下的自杀状态就是回到自然状态，是另外一种战争状态（人对自己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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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人的生命在家常日用中的展开，只要生命还在延续，谁也无法确定地说，某个人的日子就过得好了。过日子的过程，有可能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干扰：家中若有谁突遭横祸，全家的日子就可能完全改观。因此过日子又可以理解为，依靠全家人与命运不断博弈的过程。生命／生活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命运的展开。只有寿终正寝之后，别人才能评价说，某人一生的日子过得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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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过日子”一词与bare life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既是一种存在状态，又是一种政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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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综合上述的几个层面，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就是成年、有自己的家庭、受到尊重、在人群中享有相当地位的个体。其中年龄、家庭健全、外在地位等是相当外在的标准，往往不受人的主观支配；但在这些条件之上，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人，就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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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们是以非常不同的逻辑来理解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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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那些因为琐碎小事引起的自杀，大多是因为这种公平交往受到了威胁。可见，家庭政治中的委屈，常常并不在于一般的正义或公平原则受到了挑战，而是指所依赖和预期的某种相互关系没有达到。在此，所谓的公平，就是一种亲密和尊重的关系。归根结底，如果不从亲密关系出发，并以亲密关系为目的，家庭中的政治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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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在公共领域中爆发政治斗争，其最终目的是击败敌人，保存自己。 因为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亲密关系，严格说来，家庭政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敌人，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政治应该永远不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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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家庭政治的目的是亲密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却忘记了，如果自己死了，这种胜利是没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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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果仅仅把家庭生活理解为权力之争，我们不能说萝生和琼枝的自杀是完全无意义的；而人们之所以为他们惋惜，根本是在于，他们把家庭中的权力游戏当成了真正的权力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赢得胜利，把权力游戏中的胜利看得比过日子本身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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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西方观念中，自杀常常是绝望和自我否定导致的，而绝望又是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特征。我并不否认，在中国同样存在以绝望和自我否定为主要特征的抑郁症患者，而且这些患者有可能选择自杀。特别是在学生当中，这样的自杀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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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现代中国也许没有使核心家庭在统计学意义上变成主导的家庭模式，但在价值观念上使核心家庭中的过日子，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变成了家庭生活中最核心的关系，并且与之相应的爱情观念也变得重要起来。在家庭政治中，爱情和亲密关系的被强调，并不意味着家庭中政治关系的削弱。二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并不会因为更强调感情了，就不再在乎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了。伴随着自由爱情的强调，人们也更加强调人格的独立性。对独立性的强调，就可能使很多本来并不激烈的冲突变得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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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权力游戏中失败虽然往往意味着不公，但权力游戏的胜利也未必就会使人得到正义。一切道德若是都被用作资本，那就谈不上什么正义的问题，连亲人之间都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敌对关系，只有强弱胜负的区别，而没有了好坏善恶的不同。但道德之所以会被用为资本，还是因为人们有基本的道德感，即知道过日子中的基本是非。委屈来自于这种是非观遭受挫折。这样，家庭中的基本正义观念，就是这种基本是非观。而这种正义观的最终原则，是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符合整个家庭的利益，是正义的，反之是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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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缘情制礼，因礼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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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正是家庭政治中的亲密关系与矛盾冲突之间的悖谬，使人们要用神秘力量来解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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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正是因为亲密关系是家庭政治的出发点和目的，本来也许很微小的矛盾，在家庭政治中就成了莫大的委屈，人们会誓死抵抗。被一个亲爱的人骂一句，远比被一个陌生人追杀更令人难以接受。陆离之所以不能忍受父亲的话，正是因为他期望父母对他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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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方面，阴阳两界要基本分开；另一方面，两界的结构是类似的。人们并不认为，彼岸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好、更重要。和基督教文化不同，神鬼若是爱某个凡人，那有可能是非常不祥的事。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可以服从鬼神，也可以愚弄鬼神，甚至与鬼神抗争。虽然鬼神可能带来不幸，但他们并不是人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鬼神之间的权力游戏，以及人鬼之间的权力游戏，都可能改变命运。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图文版）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吴飞) 您在位置 #2402-2405的标注 2016-07-31 17:41:52
22. “大个子”说自家得到钩弋夫人的保佑，殊不知，钩弋夫人自己却卷入了中国古代最复杂的家庭纠纷之中，无辜就戮。汉武帝在与卫太子母子反目之后，欲立钩弋夫人之子为储，却要先杀钩弋夫人，以免外戚坐大。〔8〕此于钩弋夫人实为不幸，而于汉家天下，却是英明之举。钩弋夫人故事中的这种无奈与悖谬，似乎暗示着，她所保佑的人们的命运同样充满了无奈与悖谬。他们的厄运的降临可能毫无征兆；但他们的好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故事中，命运的转换同样像钩弋夫人的那样不可把捉。陆离一家和陈竽瑟一家虽然都有些矛盾，但日子过得并不很糟糕。他们如果不自杀，或是自杀没有成功，等到再过上几十年，很可能也会像木兰一家一样，不知不觉中日子就变得很幸福了。但他们的死却给全家人带来了永远的不幸。幸福生活没有别的诀窍，只能靠认真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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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命的价值，虽然需要在过日子中得到实现，但人的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过日子的好坏。要进一步思考自杀和相应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另外一个层面的考察：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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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凯博文认为，精神疾病的躯体化可以帮助中国人获得政治上的安全。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把精神疾病理解为躯体性的，而不是当做政治性的反抗，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而在家庭政治中，躯体化同样帮助全家避免了家庭纠纷。虽然玉英的抑郁和自杀好像都是家庭矛盾导致的，但医生的诊断却使她的自杀减弱了这层意义，好像和典型的自杀不同，不是出于反抗的目的。 这使我想到了田野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原因导致的精神疾病和完全病理性的精神疾病的意义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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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吉登斯指出，自杀未遂更多是罪感引起的，而自杀成功往往是羞感引起的。罪感之所以容易导致自杀未遂，是因为有负罪感的人希望通过彻底的忏悔来获得宽恕，因而其自杀姿态是忏悔的方式。于是，因罪感而自杀者往往倾向于把自杀场景戏剧化，希望别人的介入，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做出反应。而羞感则有更强的自我否定感，目的并不是求得别人的原谅，因此往往志在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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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少完人；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寒门无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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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所以因面子问题自杀的人往往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而且往往不是针对某个人，所以因面子自杀的人，大多报了必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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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赌气和挣面子，这两种心理因素之所以常常导致自杀，是因为它们是成就人格的两种方式。因此，人们无论怎样批评自杀者，一般不会从人格上否定他们，更不会轻易把他们看成精神病。无论因为多么不值得的原因而自杀，其中表现出的人格价值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中有肯定自杀的因素，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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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想得开的人，生活未必都很幸福，但往往是更有智慧，同时也真正实现了人格价值的人。通过想得开来成就人格价值，是“以理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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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杜衡没有让两个女人牺牲自己的尊严，而是向双方都许下了道德资本。石兰如果容让了婆婆一些，那她就是因为宽容大度，不和婆婆计较；如果婆婆对石兰礼貌些，那是因为她在体谅石兰的苦衷。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策略是可以起作用的，而且是这个时候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这种办法也会埋下隐患。两个女人容让一次，就都为自己积累了一些道德资本。而道德资本越积越多，就越有理由与对方发生争执。如果矛盾的根源仍然存在，那么，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在延缓矛盾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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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我安慰往往就是在积累道德资本。而家庭政治永远不是一次性的权力游戏，而是一系列权力游戏。前面的权力游戏的结果总会影响后面的权力游戏，被搁置的矛盾不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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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庭政治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牵涉到道德责任、亲密关系、相互依赖。杜衡不可能像反抗那些干部们一样反抗他的母亲和妻子。他同滋兰的丈夫（参见4.3）、陈竽瑟（参见5.2）一样，既是丈夫又是儿子，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很难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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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过日子的矛盾，往往是因为权力游戏与亲密关系相互依赖但又难以得兼；同样，做人的矛盾，也是因为，人格价值与厚道善良难以得兼。在这二者的挤压下，人们可能因为赌气或维护面子而自杀。赌气和维护面子都难以成就完美的人格，于是，就会有人试图通过放弃矛盾中的一方来想开点，但既然放弃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人格还会得到真正的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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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争吵和逆来顺受都无法使人想开，想开是要更透彻地理解过日子的道理和目的，从而理性地把次要的事情放在一边。这并不是另外那两种想得开的方式的简单相加，而是生活重心的彻底转移，是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一种乐观、理性、积极、向上的自强不息的态度，可以在更完美的意义上成就自己的人格，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尊严或和平。 这种新的态度，简单说来，就是要“过日子”，不是简单地掩盖矛盾，也不是消极地维护尊严，就是要把家庭生活当成一个事业，勤劳、乐观地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不仅要努力促进家庭和睦，维护尊严，而且要使全家富裕和快乐起来，树立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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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自杀首先不是一种病态行为，而是以不太好的方式对人格价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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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因为人永远生活在家庭之中，只有在家庭的和谐中，人才能真正实现完满的人格价值；只有不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斤斤计较，能够从大局考虑的人，才能获得家庭政治中真正的正义。由于命运总会带来不可把握的因素，因此并不是每个按照礼义做事的人都能获得幸福；但是，这样做的人至少能够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完成人格价值，实现家庭生活中的正义。“以理成人”不仅指向“以家成人”的内在原则，而且会统摄“以气成人”、“以面成人”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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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郁都容易导致家庭矛盾和自杀。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如何来理解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呢？显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是礼义出了问题；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看，是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出了问题；而从社会总体来看，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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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果家庭中只剩了亲密关系，仅仅依赖亲密关系来解决不同人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和冲突，那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正义，而且会把亲密关系本身也破坏掉。而这正是很多自杀者的家庭正在发生的事。因此，经历了现代革命的中国家庭，虽然失去了等级制，家庭规模也变小了，但家庭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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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从个体人格的角度看，独立精神和人格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强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反抗权威”和“蔑视成规”也成为一些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旋律。但对这种人格独立的片面理解使人们过于在乎自己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很难深入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更把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当成庸庸碌碌的陈腐观念抛弃掉。人们要么以任性赌气的方式一味反抗，把在权力游戏中取胜看得比幸福家庭更重要；要么以并不道德的方式积累道德资本，把面子看得比伦理规范更重要；要么把蔑视家庭伦理当做自由，将不负责任当做洒脱，却很难认真地在普通的家庭伦理中成就有尊严的生活模式，更不会认真思考家庭生活背后仍然存在非常微妙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把很多生命葬送在了空洞的反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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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家庭之间的这种冲突，与家庭之内的冲突已经非常不同。它不再以亲密关系为起点和终点。两个家庭有可能继续来往，也完全可以从此断绝交往，因此，人们考虑的就会与家庭之内不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政治，是家庭政治向公共政治过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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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共政治中的法义虽然与家庭政治中的礼义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即并不依照抽象的是非原则，而是在安定团结的大目的之下，使每个人尽量各得其所，获得人格价值的实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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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我们可以认为，对于过日子的每个个体和家庭来说，国家法律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可以调解纠纷，维护安定团结。于是，整个国家又成了一个大家庭。每个小家庭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国家必须尽量使它们和谐共存，维护全社会的稳定，促进自己的繁荣发展。不过，国家并不只是一个调解人的角色。国家之下生活着的每个个体和家庭，又与国家形成了一层新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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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杀问题只是更根本的文化问题的一个表现；如果只把目光集中在表面的自杀率上，以为只要自杀率降低，就已经大功告成，那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自杀虽然残酷，自杀者却往往有值得我们同情的理由；若是为了防止自杀就把人们对人格价值的追求也当成病态的表现，那势必会使我们变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正像涂尔干所讲的那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行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杀的民族，比自杀率太高的民族，恐怕还要危险得多。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图文版）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吴飞) 您在位置 #4891-4895的标注 2016-08-01 23:56:57
《浮生取义》读后感(十)：比死还过不去
这本书，可说是我这几年唯一动过要推荐给人看看念头的书。
然而，真的看完之后，却发现无人可以推荐。
如同排在第一位的书评所说，写透了中国家庭的道德游戏。
我对于自杀，抱持着一种极为矛盾的态度。
自杀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无论是即时的逃避，还是长远意义来说，让生者内疚，都可算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所知道的自杀事件，在高中达到顶峰，大学亲历过一件。
高中的时候，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的几所中学，同一个半年，发生了四起。
第一起是一个女孩，从5楼跳下，落在准备种树的坑里，骨折，脊椎受损。据当时的传言，女孩的家长以脊椎可能受伤为由向学校要求赔偿，而女孩本人被送进精神病院。
她跳楼的原因很简单，抄袭作业，结果粗心得将名字也抄了上去，而后又在自习课躲在厕所看小说被发现。老师批评之后，她选择了跳楼。
第二起是一个早恋的女孩，跳江，被水冲到了10多里远。
第三个是和家人吵架，喝了农药，全身发胀，在医院躺了一天后死亡。
第四个是已经毕业的一个男生，杀死了高中老师后自杀未遂，据说当初这位女老师曾性侵犯过他。
还有一个，则是在我所在高中外围的江边，下午3点多的时候，一对情侣吵架，男的把车一停，女的就下了车然后跳了江，5点多的时候捞起来，人都泡胀了。
大学的时候，侧面听说过几件。
第一个是我住的楼，一个女生因为论文没通过，从15层跳楼。
第二个是临校，一个女生从2楼跳下，然后自己起来去了医院。
第三个是另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因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教师休息室上吊，据说生前是个很好的老师。
第四个是男生杀死了自己的前女友后自杀。
几乎没起自杀或杀人，都不是过不了的坎，然而，他们都选择了死，是否意味着除了死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在他们死了之后，人们都会说，其实，还到不了这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