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识小录》读后感精选10篇
《金庸识小录》是一本由严晓星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3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一)：《金庸识小录》：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
欲罢不能地品读完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我不得不承认，即使读闲书，也确乎是有境界高下的。就像学者胡文辉在序中所说，金庸小说是我们一代人“成长时代共同的青春课程和集体记忆”，但读过也只在纸上江湖快意恩仇一番，很少人像严晓星那样，能够不紧不慢地写出“识小录”这样文史互证的文字来。四十二篇札记，加上所附《金庸年谱简编》,不足十万字，多是对金庸作品的溯源、索隐、发微、指谬，旁征博引，趣味横生；而又不动声色，扎实耐读。这需要“读书心细丝抽茧”的细读，需要这个喧嚣时代稀缺的淡定，还得有“杂食”读书练就的强大“消化能力”。这种读书功夫与境界，胡文辉与萧恒等读书界博雅君子多有揄扬。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严晓星循此而入，知人论世，读书得间，故常能在他人轻忽处盘桓咀嚼，深得三昧。金庸修改《书剑恩仇录》时，将周仲英杀子的情节改为怒中失手；《倚天屠龙记》中宋远桥杀子未遂，《侠客行》中父亲宁可性命不顾，也要“护孽子周全”。在列举上述笔墨后，严晓星引金庸随笔《韦小宝这小家伙！》中所说“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指出金庸在这一问题的思考，日趋温情，贴近本民族心理特点。1977年金庸反思自己《倚天》一书写到张三丰见张翠山自刎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严晓星敏锐地指出这句“舒缓的蕴涵着深深的体会和失落的话”，实则指1976年10月金庸长子自杀这一伤心之事。“平平淡淡十个字，正是作者心血所系，倘若不知其详，闲闲读过，岂不体会不到作者的大悲之心？”此正是结合“今典”读小说的高明之处。《蝶梦记》一则，则引金庸《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提及故乡流传梁祝故事，并称双飞蝴蝶为梁祝之习俗，解读《书剑恩仇录》、《白马啸西风》、《倚天屠龙记》、《连城诀》等书中多处写到蝴蝶蹀躞，主题皆为哀伤和不幸。这种抓住典型意象的读书法，犹如当年鲁迅以药、酒等把握魏晋风度，大大加深了对小说立意的理解。
人情物理之特殊处，无疑是政治。严晓星不满意当下太多庸碌的传记作者卖力地称呼“金大侠”，而忽视金庸一生以政治融入小说与社论的做法，认为应该抓住金庸的政治情怀这一主线。此可谓的论，超出种种“金学”家言多矣。黄药师其人，离经叛道，至情至性。严晓星剖析这一形象的创作，与1959年金庸与《大公报》左翼阵营冲突而最终离开大有关系，“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着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神雕》、《笑傲》等屡写正邪主题并向“正邪不分”发展，正是60年代金庸不满左翼阵营教条主义而自立门户，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文革”等心路历程的曲折寄托。因此《天龙八部》中萧峰在聚贤庄中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未免是作者“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作者引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提及幼时读《三国》为蜀亡而流泪这一个体经历，解读《鸳鸯刀》中“仁者无敌”四字，认为金庸所说“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这种政治定会赢得人心，胜过穷兵黩武和漠视民生的政治”是理解金庸小说的钥匙与金庸的政治思想的基点。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洞中“诸人都如失却了理性，没头苍蝇般瞎窜”的混乱群体中，为摆脱死亡威胁，丧失理性，陷于疯狂。《碧血剑》所附《袁崇焕评传》提到民众听信谣言，大骂袁崇焕害人。“合群的动物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严晓星引莫斯科维奇名作《群氓的时代》，分析这种谣言主宰之下群体关系疯狂恶化的混乱情景。再如作者胪列赵俪生引唐文标语、钱锺书引古罗马诗人语，解读《射雕》中郭靖诘问成吉思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女之泪。……人死之后，葬得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作者以此发掘出金庸小说反思战争这一文眼。上述读金方法，可以说几近政治伦理学的哲学层面了。不过这种解读，也偶有误记之处。如《保守主义》一则中，严晓星引《天龙八部》中对“新法”的排斥、金庸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中的点滴改良，以及认同邓公“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理念，认为金有稳健、保守思想。这自然是知人之论。但书中偏多出一笔，说借用时下某些学者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代际分法，金差不多要归入“一二·九”一代，“而这一代的总倾向，恰好是‘文化保守主义’”，此言差矣。1924年出生的金庸，在附录的年谱中“一二·九”之年空白无所记。更重要的是，韦君宜等“一二·九”一代，多专注政治且激进，何尝文化且保守！如果说光芒四射的晚年，也多以其“衰年变法”与反思批判性回归到自由主义之思想原点，而与“文化保守主义”格格不入啊。
现代史上以杂学著称的周作人在《一蒉轩笔记序》里曾说：“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严晓星的“识小”，庶几近之。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二)：回甘知味话金庸
《鹿鼎记》中将韦小宝作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主要推动者，缘于和俄罗斯女王的老交情，所谓“枕席之盟”也。估计读过这一段的人都会将之归为金庸的小说家言，开个一本正经的玩笑而已，谁也不会当真。然而，据有心兼有学识者剔抉爬梳，在清代史料《檐曝杂记》、《癸巳类稿》中竟真记载了相仿的秘闻，虽然主角另有其人，也够意外之惊了。金庸曾说过，“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我们不妨揣度，韦小宝的奇幻故事亦是有所本的，小说家所要做的是推衍蔓延的点石成金功课。
这位有心兼有学识者即严晓星，《金庸识小录》是其读书的衍生品。这个读书，既是读金庸的作品，更是读各类杂书，“识小”者，工夫在诗外也。严晓星对金庸小说的“溯源、索隐、发微与指谬”，事涉历史、风俗、政治、文学、宗教、经济等，没有蹑步追踪的心思固然不行，少却广闻博览的见识更无可能。“识小录”，既是一种自谦，亦是一种自况，无野心，无妨以小见小，若能折射出大来，自可见仁见智，引发不同眼光的新启示。
法国大仲马曾宣称，“历史只是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金庸与其相比，对待历史的态度要严肃得多，以至晚年还要去攻读剑桥的历史学学位，不过，在其小说创作中，他对历史的处理方式本质上与大仲马是相通的，不过，这个“钉子”实属特大号，金庸是扎扎实实下了功夫的。为《射雕英雄传》做成吉思汗研究，为《碧血剑》做《袁崇焕评传》，无历史癖怎能如此费心费力？而在小说构造的关节点上，金庸同样也或彰或隐地布下“玄机”，上述韦爵爷与罗刹女王的轶事即为一例，而《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与明朝的关系，严晓星推论金庸可能受了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之影响，乃至细心地列出小说中有一篇南宋官员王居正的奏章，以及张无忌的话语，与吴晗的原著中相关段落极其相似，难道是巧合吗？如此的侦探手段，恐怕金庸先生见了也要笑而不语的。另有如九阴真经之“九阴”，曾有台湾学者指斥其非，认为属于编造，并无此说法，严晓星遂逐条列出《山海经》、葛玄《道德经序》、柳宗元《天对》、湛若水《交南赋》等古代典籍里相关的段落字句，为金庸的创作与修订态度之认真做了旁证。而金庸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失误，如《书剑恩仇录》中惊鸿一瞥的阿凡提，事实上有历史年代的错讹，他生活在十三世纪，而金庸将之挪后五百年，未免强人所难了。
小说中有一类是享受着百科全书之誉的，《红楼梦》是典型的例子，而金庸的作品在传统文化普及的容量上亦未被人忽视，多所提及。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饮食衣饰等，乃至武功招式也无一无来历，均于中国文化里浸润过，粗心者一跳而过，细心人方可细细咂摸。严晓星拈出若干易为人忽视者，足见读书时的杂学旁收，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胡青牛学医，一日问一人“眼中涂了生漆，疼痛难当，不能视物”，如何治疗？对曰以螃蟹捣汁敷治化解。这个方子够偏门，严晓星后来在《博物志•药术》、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里找到记载与解释，证明金庸言之有据。另有《鹿鼎记》，韦小宝闯到妓院，大咧咧地道：“谅你们这等小地方，也没苏州姑娘。有没有大同府的？”老鸨面有惭色，对着行家不敢扯谎，老实承认自家号称大同府的姑娘实际上是汾阳的，骗骗冤大头而已。这大同府的姑娘为何如此大名远播？原来自有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严晓星一一列出《万历野获编》、《五杂组•地部二》、《钏影楼回忆录》等相关记载，为愿闻其详者答疑解惑。
《金庸识小录》里，严晓星的索隐与阐释触角纷呈，纷纷杂杂，而我想他在有一方面是做了自己独特的工作的，即将金庸的个人遭际（生活经历及政治观念）与其作品联系起来看（这也是有缘由与基础的，即严晓星曾做过二三十万言的《金庸年谱》）。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金庸说自己写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都太肤浅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兀然收尾，不知其详的读者未免觉得突然，不明白为何如此写。其实在此之前五个月，金庸的长子在美国自杀辞世，他伤心欲绝，以有此语，及后信佛，对其作品的修订影响极大，有心者当看到脉络。而“射雕”中黄药师形象的出现，适逢金庸脱离自己感觉备受压抑的左翼阵营，黄药师的张扬个性、无拘无束恐怕对金庸是一个心理上极佳的舒展。另如萧峰在聚贤庄与昔日兄弟干杯断义、展开厮杀，正是《明报》与左翼报纸论战之时。论其大者，《笑傲江湖》、《鹿鼎记》的创作，与大陆时局脱不开关系，处处有金庸的政治情怀，这亦为世人所熟知。
“金学”者，由来已有经年，篇章及著作不在少数，不过读之大言不惭者有之，冬烘气有之，中肯文字多需寻觅。严晓星做“识小录”，避开大言，多从小处着手，实实在在，不论见小抑或见大，原非刻意为之，反而让读之者多少总有收获，不空手而归。这是“识小”的本意，亦为老实本分的博览见识予人启示之处。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三)：你读多少岁的金庸？
胡文辉前序中的一句话与我心有戚戚，他说林林总总的论“金“之作，泥沙俱下，个人最欣赏的有三家，排名第一的是王怜花《江湖外史》——这“排名第一”四个字是我加的调料，如此，这语气才颇有百晓生点评武林大会的风味。真是此言不虚。读《江湖外史》的时候，我三十几岁，抛妻别子，孤身在外讨生活，寂寞时常拿《江湖外史》下点残酒，就如王怜花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靠一套《倚天屠龙记》和若干劣质红酒度过那年冬天”。
我们这一代人，首次邂逅盗版金庸的时候正是十二三岁年纪，“双眸粲粲如星”。从初中到大学，从盗版到正版，断断续续地读完了金庸。借来的，租来的，从同学手里抢来的，在杂志上偶然翻到的……如果与吾同龄的某某说自己接触金庸极早，是在校图书馆或者书店里开始读金的。那么，我要在心里送他一句东方不败的话——“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要知道，洒家是在初一的语文课上在板着脸的还穿着中山装的老师眼皮子底下在同学不停的催促声中紧赶慢赶地两节课读完了《射雕》的前四回，那最早的盗版一本书就印了那么四回，以前的小书贩子可贼精着呢！
几十年了，读金，读别人写他们读金。十几岁二十几岁读金庸的“飞雪连天笑书神侠”，三十几岁读《江湖外史》，四十几岁了，又遇到了这本《金庸识小录》。都来的恰到好处，都在那边等着。茫茫书海中遇到一本喜欢的书不易，我们不像萧远山，有老僧在惯常取书之处，放上一部《法华经》，再放上一部《杂阿含经》；虽然他那时不知回头。我们，一切都靠与书的缘分和所谓的命运吧。
这《金庸识小录》颇像四十几岁的人取的名字。不惑之年，也该到了这番境界了。只是不知作者严晓星的年岁，看他后记说自己“过了而立之年，顿觉年华似水倾，一旦弃我去，茫然无从问”。如此还在奔四的路上，那么他的境界肯定是到了。否则，后记里的话：以“识小”谓此书，也只是老实而已。说到“小”，今人还总爱说“以小见大”。能如此自然好，却也并非所有的“小”中都能见出大来；更多的时候，“小”就是“小”——这番话，鬓角没有点星星的恐怕还悟不出来。
读了这许多年的金庸，越来越觉得不同年纪可以读到不同岁数的金庸。十几岁，看故事看热闹看情色，看山是山，会当凌绝；二十几岁，看感情看成长看心路，看山不是山——此时，金庸读遍，除却巫山；三十几岁，看感悟看记忆看心态，看山又是山，子在川上；四十几岁，看思想看文化看视野，为什么看山？因为山在那边。
严晓星的金庸，是四十几岁的金庸，我在这个年纪读来，满心欢喜。虽未入无名老僧般若之境界，还是一番文士做派，但绝对是儒家的风骨，智者的心机。胡文辉把它和《江湖外史》并列三甲，不为过也。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四)：读书识真味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比较认真细致的读者。每见到所读书中出现精彩的章节、段落或者只是一句值得品咋的语句都会圈画标记出来。然而，读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才真正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做细致的读书。金庸的作品大部分我都读过，那是从初中二、三年级到高考期间久久不曾散去的炽烈追捧。当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如我这般狂热的武侠迷比比皆是。记得当时基本保持两三天读一本的速度，自己的书读完了，就和同学互相交换，再后来，更是想尽各种办法去把未读过的作品搜罗来。经过这么一番用功，我对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基本谙熟。但是，却从未想过要将其中的历史典故或者人物渊源仔细琢磨，更不要说对一些特定的细节进行追溯或者考证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是以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背景的。因此，作品多数时候古意盎然。而这古意正来自于他深厚的历史和文学功底。本书作者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挖掘出了金庸作品中的诸多历史和文学碎片。在学《水浒》写《书剑》一文中，作者直截了当地开篇，“《书剑恩仇录》的写作，受惠于《水浒》颇多。”接下来，他援引了《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说明，红花会众英雄的群体形象借鉴了梁山好汉。这只是人物形象方面，其实情节细部也有“偷招”。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于《书剑恩仇录》的研读是深入骨髓的。而金老先生借鉴四大名著并非独此一例，老先生自己也坦承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而本书作者又告诉我们，《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出场，其间阅尽善恶、是非、真伪、生死的变幻冲突活脱脱一男版王熙凤。这样的提点在我看来着实眼前一亮，恨不能马上拿出一本《笑傲江湖》来当场比对，重新阅读玩味一番这个叱诧风云的人物。至于《天龙八部》中的段誉段公子风流倜傥，对于女性、情感的憨顽痴态，我也曾觉得却有几分酷似宝二爷，今天在作者的笔下果然得到了证实。
金庸先生在一九五九年以前为香港《大公报》服务。那十年间，他投身于左翼阵营，但他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是不认可的。因此，才有了他在《大公报》的去职，之后开创自己的事业——《明报》。这样看来，他的政见、思想很自然地会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上。其中，特点最鲜明的人物当数黄药师了。这个聪明绝顶却又与世隔绝的奇人在严晓星看来是有着魏晋风度的。从这一点又反衬出金庸当时欲脱离自己曾服务的阵营所流露出的矛盾的心态。从这个角度看，黄药师被塑造成动辄就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个性很有些不可理喻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金庸先生毕竟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同为《射雕英雄传》的主要任务丐帮帮主洪七公在一干正面人物合力捕杀裘千仞是，就敢与之论善恶，辩是非。他很自信地说，生平所杀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非贪官恶霸，便是达奸巨恶。本书作者把这段言辞与《新约·约翰福音》中众人要将行淫妇人打死一事进行了颇具兴味的对照。由此可见，金庸是将耶稣的思想活用于此了。此书开篇《紫白金青》中关于《倚天屠龙记》中明教四大护法王的名称由来分析，也说明金庸先生讲西方文化背景的信息灌注其中。
严晓星在跋中谦逊地说，此书概是“以小见小”。可正是他这一系列“以小见小”的文章让我们从细密处领略了金庸先生融汇于通俗文学中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正是这些看似精微的文字让我们领略到作者欲引领一众金庸的拥趸读出这许多著作里的深蕴、奥义。
已发2012、11、25《信息时报》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五)：能够流传下去的武侠小说，只有金庸
《金庸识小录》：真正能流传下去的武侠小说，只有金庸
1、
武侠小说分两种：一种是金庸写的，一种是其他。
这句在“金迷”间流传的话，第一次看到时，正是初中课堂偷阅金庸的时期。我反复把这话挂在嘴上，语气中的不屑、偏激、清高，几乎是想对没收我书的物理班主任表达一种深深的遗憾，也是对只看痞子蔡的同学们发自内心的怒其不争。当时有人问我，金庸好看在哪里？我能复制的最妙评述，就是照搬某种评论，金庸小说文辞简朴，开头平淡无奇，越往下读，却深不可测，云云。
我迷恋《笑傲江湖》中那种谁都阻止不了的逍遥自在，极度推崇令狐冲这样天性纯洁，在不在江湖都能做自己的上等人；崇拜《天龙八部》中尝尽亲情、爱情、家国大义磨难仍愿意做一个无愧于心的好人的萧峰；为“神雕大侠”杨过亦正亦邪的真性情、大胸襟、傲狂绝心折；对娶了七个老婆官封鹿鼎公的韦小宝爱恨交集，还有无尽的羡慕，和羡慕过后的惭愧。这四部是我个人认定能读一辈子的金庸代表。从第一次读到现在，我始终认为这些人物出现在非纯文学的武侠小说中，本身就是中国人的大幸！最低的阅读门槛，却能让读者获得最高的阅读收获，这就是福音！
中学时期，我所能反复游说别人读金庸的理由，就是它拥有高超的故事和伟大的人物。但这对无法接受武侠模式的人，也只能是穿耳即过的传销而已。
大学闲极无聊，又找不到什么能反复读的书，重捧金庸，再搜罗更多金庸散文、杂文。得知金庸书房挂了一副他极喜爱的受赠于百剑堂主的对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反复品味，醉倒之余，觉得只这句话，就足以将我们这代情怀稀薄的人和前辈那些有所爱有所恨的中国人划分得泾渭分明。我们是没有挂这副对联于书房的气质和品德了，一来热血太少骨头太软，二来太多青年的书房，缺少能流传给下一代的好书。
对金庸小说和金庸的阅读、思考，没想到能在读到《金庸识小录》后又入桃花源。这本小书深厚的学识、细致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值得所有金迷收藏，特别是于我这种后知后觉的，刚从金庸文本转入金庸学问的小子。
2、
《识小录》迷人的地方，在于它证明了金庸小说为什么能够流传给中国后人。这本书里有很多属于学术论证的文字，尽管对人文类学者更有益，对金迷来说，同样是鞭策和营养。诸如《明教.明朝》对明教与大明王朝历史的联系，《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对明教之精准，让人开眼。《喜心翻倒》一篇，能够将《书剑恩仇录》第六十八页说周仲英“老夫妇晚年得子，自是喜心翻倒”，以及《鹿鼎记》中康熙乍闻顺治在世也用到“喜心翻倒”，挖掘出出处。这些篇章让不懂学术的人，看到了作者身上难得的传统涵养。
除了古朴的学术范儿，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跟着作者对金庸文本的细读、深读，惊喜不断。例如《作为耶稣的洪七公》一篇，让我对从前的感性阅读，有所反思。文中就《神雕侠侣》中著名的一段做出解读，当被一灯大师、周伯通、瑛姑、黄蓉等人困住的裘千仞怒问“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众人纷纷心中有愧之际，洪七公顶天立地回应“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坚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就是第二百三十二人！”。从前每读至这段，都觉得洪七公简直是江湖中的蓝莲花，至纯至刚，美得那么神圣。不过作者在此引了圣经《新约.约翰福音》那个著名的故事，即耶稣对着要求用石头砸死妓女的信徒们问“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最后唯一留在妓女身边的，只有无罪万能的耶稣。作者觉得大义凌然自认从没杀错过一个好人的洪七公，就如终极审判者耶稣一样。在小说世界中，所有读者都只会拜倒于洪七公的绝对正确之下。但作者设问，如果洪七公是一个政治人物，自认为是正义的化身，杀的人百分之百该杀，一定会造成悲剧。
这样的解读，一点都不多余，也毫不生硬。因为金庸的小说，武侠、爱情只是第一层境界，历史、人文、政治才是“极乐世界”。
3、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都是在青年到中年这段时期创作而成。这段时期的金庸，先是香港左派阵营人士，供职过《大公报》，再因为无法接受激进的左派暴动，告别左派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创了《明报》，连载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监督政治、经济的社评。
在《笑傲江湖》、《鹿鼎记》两书中，影射时局的文字可谓妙不可言，又是那么用心良苦，鞭笞入骨。这两本书中的恐怖势力“日月神教、神龙教”，是从政者的明镜，亦是老百姓的血泪。《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侠客行》、《连城诀》、《碧血剑》中，都有极多表现对坚持自己人生路线的侠客的推崇，被欲望侵蚀从而玩弄权术、无限放大邪恶面的枭雄、小人，也刻画得足以遗臭万年。这一点，是金庸小说何以“雅俗共赏”的一大原因。
作为一个报业人士、文学家，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时融入当时的心境、环境，对他个人是必然的，对后世读者，则是微妙的偶然。金庸的人生观，从他早期、晚期作品风格的不同可以清晰地成为他的人生注脚，也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珍贵材料。
《聚贤庄中的酒杯》，写的是我当年看得热血沸腾的“萧峰聚贤庄断义群雄”一章。被曾经的同道知交以民族大义的意识形态逼到极点的萧峰，爆发出契丹人的兽性傲气，他每杀死一个人，少年时期的我都大声叫好。但作者知道，曾经被左派叫成“豺狼镛”的金庸，经历过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恐怖，也经历过被各方人士批判、被舆论伤害。“断义”一章，是他当年被左派阵营围攻之后选择独立思考的写照。
在《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中，写了1976年金庸爱子查传侠自杀的不幸回忆。金老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对描写张三丰痛失张翠山时的悲痛之所以不够真实的解释，他用了淡淡一句“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这句话话的五个月前，他失去了儿子。对于不知道这段往事的金庸读者，想必能更深地体悟小说中的悲情，以及金庸本人的隐忍、坚强。
除了这些文本内的发现，作者旁征博引运用到的关于金庸的书籍，都成了我了解“金学”的珍品。特别是金庸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谈录《探求一个世纪的灿烂》，在这两位虔诚佛教徒、文人的睿智对谈中，我找到了金庸小说为什么至今仍可阅读的原因。
这个原因，可用池田大作对金庸的原话说明：
我与汤恩比博士对谈时，刚好报章正大大地报道某国的首脑阶层会谈的记事。汤恩比博士严肃地跟我说，那些政治层面的说话只不过是短暂的东西，而我们二人真实的对话，才是能留于后世之物。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六)：胡文辉：《金庸识小录》序
《金庸识小录》序
胡文辉
读严晓星《金庸识小录》稿，有两点感受最深：一是对小说文本读得细，每能穿透纸背；二是“杂学”功力甚深，每能知人所不知，详人所不详。
比如，《笑傲江湖》、《鹿鼎记》都有影射当时大陆政治的内容，我过去也曾提及，《鹿鼎记》写神龙教教主在夫人的唆使下打击元老，提拔少年，明显影射了“文革”。而晓星更指出：神龙教伪造的天书里有一句“吐故纳新”，教中“高干”黑龙使也说：“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这里的“吐故纳新”，并非随意运用成语，而是有“今典”的——当年毛泽说过“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由此开展了一场“吐故纳新”的整党运动。举此一例，就很可见他读书的细致和敏锐了。
又如，《鹿鼎记》里有个太监说到皇宫的事情：“……太后和皇上的菜肴，一切时鲜果菜，都是不能供奉的。……倘若皇上吃得入味，夏天要冬笋，冬天要新鲜蚕豆，大伙儿又只好上吊了。”对于这些话，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特别留心，但晓星却又指出，金庸可能是受了鲁迅杂文《谈皇帝》这一段的影响：“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又引吴湘相《三生有幸》作对比：“我在北平时常听故老传说：顺治皇帝喜爱菠菜，称之为‘红嘴绿鹦哥’。北京一年四季有菠菜，传说即为迎合帝旨。深恐帝一旦传菠菜，而无菜品供御，可能要受处罚。”能如此旁征鲁迅、吴湘相笔下的细节，跟金庸作一个“对照记”，除了善于联想之外，非有广博的阅读基础不可。这又可见，晓星虽有“金学家”的功底，但他的功夫其实更在金庸之外，在武侠小说之外。（顺便自夸一下：研究陈寅恪诗，功夫也得在陈寅恪之外，仅仅熟悉陈寅恪，是无法作出《陈寅恪诗笺释》的。）
总而观之，《识小录》以考掘有关古代故实方面的内容最多，也最有价值。如谈明教与明朝，是历史学；谈金庸所受古典小说的影响，谈“喜心翻倒”，是文学史；谈蟹汁化漆、象鸟、折扇，是博物学；谈大同姑娘，是风俗史；谈双蛇杖，谈“皮格马利翁现象”，更是西学。如此种种，皆左右钩稽，而见一己之得。虽以短小的札记体裁写出，仅成就一册小书，但能免于陈言，其价值实远在坊间所谓“金学”论著之上。
在此，还想说些题外话。
我总觉得，单纯从文学史的立场，无论评价有多么高，仍不足以真正认识金庸。在至今为止的现当代文学史编纂中，海外的武侠小说仍处于边缘，甚至于不入流。身在庙堂之外的王朔尚且轻蔑地批判金庸，则金庸的文学史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假如我们换一个立场，从所谓“传统文化”的角度观察金庸，观察其他的海外通俗文学，就很容易感觉到他们作品中的古典内涵；也就是说，恰恰是海外通俗文学延续了“传统”一脉的香火，使其不绝于大众文化领域。而反观近半世纪风刀霜剑的大陆文坛，在那些主流作家的身上，又有多少“传统文化”可言呢？因此，晓星能从金庸小说中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古典话题，绝非偶然。试问又有哪一位当代大陆作家，能够让我们，或者说值得让我们，也作一部《识小录》呢？
对于金庸晚年的某些言行，我曾有不客气的批评；但对于他的小说，我仍只有欢喜赞叹。眼见有些学院中人质疑他的学识，内心颇觉不平，他们哪里配！如果说陈寅恪是“从史实中求史识”的话，那么，我以为金庸称得上是“从故事中见史识”的。（我曾写过一篇《古典今情中的施琅》，特别以《鹿鼎记》的情节为例，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以他对中国史的认识和理解，本不需要学院派的承认，他垂老还去读剑桥的历史博士，实属多此一举。而剑桥的汉学家们，倒是应当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呢。这些话，想必晓星也是同意的吧。
当代论“金”之作，林林总总，泥沙俱下，除海外倪匡的早期评论，以及对版本下过功夫的陈镇辉《金庸小说版本追昔》、林保淳《解构金庸》之外，我个人最欣赏的有三家：王怜花《江湖外史》，王怡《不服从的江湖》，还有就是这本《识小录》了。在金庸的江湖世界里，王怜花看到的是激扬文字的青春，王怡看到的是政治和法律，而严晓星看到的是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他们或自浇块垒，或借题发挥，或考镜源流，都不属于一本正经的金庸研究，可谓“写在金庸边上”。这让我想到鲁迅评《红楼梦》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想，对于伟大的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总会有不同视界、不同专业的解读。对曹雪芹是如此，对金庸也应是如此。其实论知识和思想水平，相对于各自的时代，曹雪芹又何曾及得上金庸呢？
我对晓星，最早只看过他写的这些金庸札记，后来见到他出了本《近世古琴逸话》，又编了本《高罗佩事辑》，最近才知道他对《孙子兵法》极感兴趣。总的说来，对他不能说特别熟悉，至今也未曾识面，原本缺乏作序的资格。但考虑到金庸小说是我们——甚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时代共同的青春课程和集体记忆，遂不敢推辞，兹序如上。
二〇一〇年秋于广州洛城
（《南方周末》2012年2月10日）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七)：也有感于洪七公的自信和金庸先生的佛学之路
这本《金庸识小录》装帧精美，除了价格略坑人其他几近完美。区区十万字，让我们见识了一下聪明人又博学者是如何读书的。
书中内容不再赘述，有趣的部分已经摘录在了笔记本中。想说的是看书时候的一些感悟。一是讲到洪七公作为耶稣似救世主时的自信，作者并无自己明确态度，倒是摘录了一段方瑜的话：“洪七公生平没有错杀一个人，对洪七公的话我非常震惊，原因是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生，杀的人绝对百分之百该杀。有这样大的信心，如果是一个政治人物，一定会造成政治悲剧。……像查先生塑造洪七公这样人物的时候，您怎么杨给他这么大的自信认为自己不会杀错人呢？”，读到这句话，像是他乡遇故知，我当年读《天龙八部》时何曾不是这样嘀咕的。作者严晓星先生认为金庸是借鉴了圣经中的故事，想必不假，但我却认为金庸在这里其实处理的不是很好，圣经中就连耶稣都不敢自称没有罪，只是反问别人没有罪者可打那犯了淫邪罪的夫人，最后选择的也是宽恕。洪七公太过托大，竟认为自己从没杀错人。我也是从这段开始就讨厌上这个所谓侠士的。如果你喜欢看好莱坞电影的话，你就会发现好莱坞中的各种像什么蝙蝠侠、蜘蛛侠、绿箭侠所行都是侠义之事，却都无一不被官方所通缉。其实究其原因不难理解，惩戒犯罪是政府职能，如果个人接管这一行为，必然会带来问题。我们不妨先假设这些侠士所为都绝对正义，也即假设他们如洪七公那般所杀都是恶人，即使这样，那些恶人为什么必须为他们所杀呢，法律是我们和社会的契约，犯罪以后自有国家机器来制裁我，你一个不相干的人是谁给的权利，如果杀人是罪恶，那谁来豁免你杀恶人时的罪恶。这还是在有假设的前提下，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假设并不成立，一个人如洪七公般以为自己为绝对正义的时候，不免会设立一个自己的标准，那如果这个标准太过苛刻，不仅杀人者该死，连偷盗者都要被杀时，那些箪食壶浆迎接这些所谓侠客的人恐怕就无言以对了。那么是什么给了他这个自信，我想是缺乏法律意识吧。
还有一个感悟是金庸先生的佛学之路。作者说是金庸先生大儿子查传侠的自杀离世促成了先生苦读佛经，这个推测合情合理。不过这么解释，金庸先生仿佛推却了所有责任，与我所知还是有点不同。据我以前读过的金庸先生传记来看，长子自杀的很大原因是金庸先生与第二任妻子的关系不和谐。而且貌似金庸先生是那个恶人，这一点从大儿子死后，二儿子与金庸先生的关系也可看出。两个儿子对金庸先生的态度都不是很好。当然，我也只是局外人，只是从书里的记述去推测当时的情形。
：台湾当年竟然因为《射雕英雄传》有美化毛公之嫌禁了该书，真是笑掉大牙，毛公诗云：“只识弯弓射大雕”，金庸先生偏偏说射雕者是英雄，这不明显是和毛公叫板嘛。
《金庸识小录》读后感(八)：当我们谈论金庸时
金庸有很多的身份，但一提到金庸二字无论如何首先从脑海中跳出的一定是武侠小说四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一生15部武侠小说，就是这15部武侠小说让金庸先生被世人记住还有反复谈论，当然如果说哪个人群最惦念金庸，那一定是导演们，因为版本数不清而又良莠不齐的改编自其武侠小说的电影和电视剧时不时在荧屏上出现。
围绕着金庸武侠小说而衍生出来的书不知道多不多，记忆所及好像不多见，《金庸识小录》算是比较认真读的一本了，主要的内容用两个字概括——考据。
凡小说所依赖的主要都是人的想象力，但这想象是否就意味着是空穴来风呢？实则未必，一个作品之所以能被写好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个作者的积累，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从金庸的作品中挖出作者所积累和借鉴的内容，这对于深入地理解金庸小说不无裨益。另外，除了挖掘知识的借鉴与迁移外，作者还考据了金庸先生写作时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原来武侠小说中也是步步惊心，处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