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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读后感10篇

2022-03-11 12:26:36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一九八四》读后感10篇

  《一九八四》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50元,页数:2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九八四》读后感(一):“二重思想”的当代反思——读《一九八四》有感

  摘自《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佳喜

  一

  或许每个人在读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不是预言小说,而是纪实文学;这不是1984年的大洋国,而是1939年的苏联和1966年的中国。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苏联1922年成立,1939年搞大清洗,中间间隔17年;中共1949年掌权,1966年搞文革,中间间隔也是17年。用韬哥的话来讲,就是“这种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类似大清洗的运动是必然的”。但必然中是否也存在着非必然的因素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两次运动之间的1949年,奥威尔就出版了《一九八四》,可以说是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以及对后世的警醒。遗憾的是,中共非但没有从中获取教训,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得不令人发出杜牧式的慨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然,今日之中国已非文革之中国,故过多的批判文革并非理性之举;但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文革式极权主义思维的结束,故反思文革及《一九八四》提及的“二重思想”仍有其现实意义。

  二

  大洋国的“新话”中有“双重思想”(doublethink )一词,用书中的原文解释就是“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互相矛盾的认识的能力”,作者还进一步阐释说:

  “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

  “用在对方身上,这意味着不顾明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用在党员身上,这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你说黑就是白时,你就有这样自觉的忠诚。”

  就个人理解,“二重思想”的逻辑是一种屁股控制头脑,暴力压制思想,权力侵蚀权利,正确统帅真理,谎言驳斥谎言,政治抹灭人性的逻辑。所有不遵循这一逻辑或者对这一逻辑提出质疑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而攻乎异端是恰恰是极权主义的专长。

  在二重思想的控制之下,社会是畸形的,是扭曲的,是异化的:派逊斯因在梦话中说了一句“打到老大哥”而被他的小女儿送到监狱;温斯顿在监狱的暴力下违心地把四说成五;对本能充满向往、对党的说教产生怀疑的茱莉亚不得不用猩红色绸带和思想警察的气质把自己伪装起来;而本是思想警察头子的奥勃良却做出一番开放的姿态来引诱温斯顿和茱莉亚的上钩……在“二重思想”的高压下,“除了对党的忠诚以外,没有其他忠诚;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其他的爱;除了因打败敌人而笑以外,没有其他的笑。”

  三

  奥威尔的“二重思想”预言来源于苏联的大清洗,又在中国的文革中得到进一步验证。现在文革虽然结束了,但这种“二重思想”的逻辑仍未结束,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变相存在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而现在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遵循的也还是“二重思想”的内在逻辑。

  当然,现在中共对的“核心价值”的推广较之于以前已经温和了许多,这种温和主要表现为以利益引诱取代信仰号召,以理性认同取代强迫接受。其具体措施便是通过设置体制性障碍把党员与非党员、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区分开来。前者处于体制之内,在政治、经济、社会声望等方面享有一定特权,后者处于体制之外,为了得到政治、经济、社会声望等方面的现实利益而千方百计想着进入体制。

  而要想进入体制,就必须认可体制的逻辑,认可党的“核心价值观”。但现实是情况是,民众对党的认可仅仅是因为其手中掌握着面包和权杖,除此之外,它别无合法性可言。因此,民众入党,也仅仅是为了那点稀缺的面包和权杖,而非其宣扬的价值。但对党而言,利益博弈的潜规则需要用原则正义的外衣去掩盖,这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剥掉光鲜亮丽的价值外衣,赤裸裸地把利益的私器暴露在群众面前。

  关于“二重思想”,体制内的人是清楚的,但为了保护到手的面包和权杖,他们会继续宣扬其核心价值,以提高到手利益的合法性;体制外的人也是清楚的,但为了能够进入体制内去分那一杯羹,他们往往选择放弃“2+2=4”的自由来换取一张“入场券”。于是,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便达成了一致共识:台上冠冕堂皇,慷慨激昂,振振有词,台下热烈鼓掌,一致叫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但大家又都心照不宣,因为没有人会不识趣地充当《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冒失的小孩。人们在真言与谎话之间来回切换而脸不红心不跳,“主流价值”在“二重思想”的保护下畅通无阻,占领着电视、网络、报纸、杂志、书籍乃至校园;“二重思想”在“主流价值”的外衣里根深蒂固,成为很多人的主要思维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被被政治异化着,为了避免政治压迫,我们学会了用“二重思想”保护自己;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被物质异化着,为了分到体制内的那一杯羹,我们将“二重思想”运用自如。如果说前者是被迫接受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制度设计下无奈的主动选择。

  四

  当然,最令人担忧的不是“二重思想”在社会的泛滥,而是“二重思想”在代表未来的教育系统的泛滥。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教育最需要的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最缺的恰恰就是这种自由。我们的教育习惯了“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习惯了把加工后的谎言“载入永久记录,成为真理”,习惯了把过去抹掉,然后又把抹掉本身遗忘!于是“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页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不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处于虚构”。

  前段时间,学院举办了一次以“雷锋精神”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在中国,几乎每所大学、每个学院在每年三月都会举办类似活动),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征文”成了“征税”,本该自愿参加变成了强制摊派,本该是脑力劳动变成了体力劳动。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为百度增加一点流量,似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不久之后,学院主页挂出以《续写雷锋日记,争当雷锋传人》为题的新闻专门报道征文之事,文章写道:

  “对于此次征文比赛,保险学院学生们积极参与,学习雷锋精神。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就雷锋精神阐述了自我的感悟,就雷锋精神的现状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并对自己的言行提出了要求,对雷锋精神的未来做出了展望。作品文章感情真挚、主题鲜明、观点正确、视角独到、文字精炼,不仅展现出保险学院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还体现了大家对党、对社会的高度关注。”

  其实,无论征文活动的结果如何,大家的文章写得怎么样,在学院主页上挂出来的都会是这样或者类似的文章。这就回到了《一九八四》的逻辑——无论现实是怎样的,历史总是被牧人者按着预设的谎言体系书写着。

  有意思的是,文中提到“观点正确”,那么什么是观点正确呢?文中还说 “视角独特”,所谓的独特,也只是戴着“主题鲜明、观点正确”枷锁下的舞蹈罢了!这在有意或无意中就暴露出了“二重思想”的核心逻辑——“正确”比“真理”重要;创新是以不挑战所谓“核心价值观”为前提的。于是,像我《德育应归于独立之理性与本我之善良:夜读〈雷锋日记〉的再思考》这样的文章,只能埋没在形式主义的沧海荒流之中!

  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一直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没有教育体制的彻底变革,则无法培养大量的政改人才,无法开启自由、民主、独立、人权之一代世风;没有教育体制彻底变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进行则无法保证,其持续性则无法得到保障。

  而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彻底摒弃“二重思想”,彻底破除世俗之桎梏,让教育归复 “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以培养健全之人格与独立之精神。我想,这应该是《一九八四》及其“二重思想”给当代中国的最大启示。

  《一九八四》读后感(二):孤独的人最可怜!

  对于幻想作品,我们一般分魔幻和科幻,但象1984这样的,该归哪种呢?里面有个魔影老大哥,从来没显过真身,但是一双眼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盯着你;但里面还有高科技产品——电屏,不仅可以当电视放而且可以作全角度监视器。

  就觉得温斯顿特可怜,整个1984的世界里,他是唯一,是最孤独最可怜的那一个。和他有点浪漫温馨记忆的朱莉亚其实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朱莉亚是个还在追求生理满足的小女生,没有什么称得上思想的东西,更没有追求更高一层满足的欲望。那个奥斯丁就是老大哥的化身,和温斯顿一样有思想,但他的思想就是极权的最高点;他赞同温斯顿对极权的认识,但他要温斯顿和他一样认为极权才是合理存在:2+2=5。

  温斯顿终于开了窍,他只爱老大哥,脑袋被赏了一颗子弹。死亡是最幸福的,进过一O一房间的人都会这么想!

  这和《1Q84》里的那条通道差不多,死——生——死,入口和出口是同一个呢,即使森林象个迷宫,可一旦走到出口就会马上认出来。不同的是在《1Q84》里是两个人一起走出来,而且是相爱的两个人,《1984》里通道一次只能走一个人,温斯顿真可怜!村上可能也是这么想,所以最后让青豆和天吾在一起了。

  《一九八四》读后感(三):一个极权社会的畅想

  首先我是把它当做是一本科幻小说来阅读,直到看到后面,我才发现这是一本政治小说。

  不得不说,一九八四加上动物农场,都有一种对法西斯和当时苏联的痛恨,可以说是将世界上几乎最糟糕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了。如果说是预言的话,那还真是对天朝建国后近乎30年污点的完美压缩。

  要多糟糕,就能多糟糕。

  试想一下,如果未来,真的出现这样的社会,那么你我,该如何是好?

  我不知道,或许我会试图抗争,或许我会人间蒸发,或许我会被拉进仁爱部,甚至还没有把电极刺激提升到30我就投降了。

  但是如果一直压抑着自己,如同行尸走肉一样,那么生活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了,那么人生下来就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那么人类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除了科技进步了之外,还是回到了奴隶社会了。

  可是,有办法吗?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人提醒的话,甚至是指出的话,民众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受压迫着。他们只会对着新的出现的新闻大笑,看看哪个数据又跟上个星期不一样了,看看哪个人物被彻底拉黑了,然后,隐藏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大多数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只会一味地偶像崇拜,个人崇拜,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质疑的精神。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是颤抖着的。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看书,都能看得如此的害怕和恐惧。

  我恐惧这种社会的出现。

  奥威尔也恐惧这种社会变成人类的未来。

  我们都恐惧它的出现。

  然而,当它真正出现的时候,我们又是多么的绝望啊!?

  《一九八四》读后感(四):颠覆传统认识的书

  这本书是B叔叔介绍给我读的。初拿到手时,上网百度了一下,因为本人看书都比较凭喜好,所以看到百科上说是一本政治讽喻小说,就有点失望,因为本人一向对政治这个东西不怎么感冒。当时但是想到B叔叔对我说,这本书可能会颠覆你对世界的一些比较传统的看法。时我就很好奇,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有这样的力量?鉴于B叔叔的极力推荐,我才翻开了此书的扉页,刚开始的故事情节有些枯燥,会觉得有些无聊,但是只要你静下心来,耐心去读,细细品味,你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吸引。虽然它的文字没有华丽的篇章,却给你的内心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感。思想罪,思想警察,真理部,老大哥等等关于那个社会特有的名词,都是你感到恐怖与压迫。当你发现极权主义的社会真的会发生且已经存在过时,你就会真切感受多么地恐怖,根本就是斯巴达社会迁移到现代社会的浮想。看的过程中心里有点庆幸,以为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因为作者是针对1948年的政治社会来对1984即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而展开的幻想,但是后来发现原来只是自己知识面太过狭隘而已,因为现实法西斯主义推行的思想正是集权主义。原来人民也只是傀儡,被极少数想统治世界的人控制。

  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只有为国家,只要老大哥。人民没有个人的小幸福,没有天伦之乐,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孩子亲情,没有恋人这个概念,只有彼此间的伪装与不信任,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只是胆颤心惊。人民过的是一贫如洗但又不至于饿死的生活,当然,统治者要的就是这种结果,让普通人在贫困与死亡之间做选择。全体的无意识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没人都不会思考,像猪一样没头没脑地生活。

  《一九八四》读后感(五):全球化仍要继续

  无疑,这是一本有预见性的著作,在成书的1949年乔治奥威尔已经寓言到未来苏联社会的部分现状。第一次听说这本书还是因为乔布斯的苹果广告,那时苏联应该还没有解体。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实现,对于那个年代的记忆应该已慢慢远去,就像《娱乐至死》中所说的,我也认为相较《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人类毁灭方式更可能实现。但近日,由于特朗普的当选,传闻《1984》又在美国风靡起来,世界反全球化浪潮的声音甚嚣尘上,铁幕似乎又要渐渐拉开,人类的记忆真的这么差?可能阻碍人类不断进步的最大阻力就是忘性,人总是在不断遗忘过去的过程中重走老路,历史的进步总是一圈圈的同心圆,每次突破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虽然对人类文明仍充满信心,但心中也不免有些欠缺底气,希望在这云谲波诡的关键几年里,近在眼前的历史不至于让人类视而不见。

  《一九八四》读后感(六):关心政治,就是关心正义与公平——《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读后感

  《动物庄园》《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奥威尔写的两部政治寓言体小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看过一个帖子说,当一个人开始关注社会新闻、时事政治时,就说明思想成熟了。但是据我观察,身边的许多人并不像我这样“忧国忧民”,去想一些与自己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

  有人说,奥威尔预言了“老大哥”和“棱镜门”。当斯诺登把美国政府窃听公众信息的“棱镜门”曝光后,会令人马上想起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情节,就是“老大哥正看着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会经常浮现德国电影《窃听风暴》里的情节,还有朝鲜作家崔成浩的微博内容。

  我不想对两本书中的故事情节作过多介绍,因为它们所讲述的是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则”。两本书好像是一部电视剧的上、下集,《动物庄园》描写的是《1984》之前的“奋斗史”、“解放史”、“改造史”,而《1984》则是描述1984国的状态。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我们”。

  现在的国人,似乎更倾向于对物质的崇拜,从《绯闻少女》到本土化的《小时代》,从追求奢侈名牌到买车买房的人生目标,“娱乐至死、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似乎正在正大光明地侵蚀我们的生命,“政治”越走越远,而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浮躁。

  当我们打开电视、网络,那么多真实的人生百态在你眼前迅速地展开,说穿了都是政治。这个政治和我们从小学的政治课无关,它是每天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真实生活。那些隐藏在房价、医疗、教育、官场腐败等等现象背后的政治问题,它让你思考,让你重新打量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像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里说的,“真正的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

  奥威尔在《我为何而写作》中说道:“我认为作家的写作有四大动机:自我表现的欲望;唯美的思想和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政治上所作的努力(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如是说。

  小说里描述的境况,与我们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地息息相关啊,五十多年前是如此,现如今依然如此,它指涉的就是我们当下的某种现实,也许是隐秘的、扭曲的、高科技化的、娱乐至死的现实。

  有评论家如此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我要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这个社会就多一些清醒,多一份希望。

  《一九八四》读后感(七):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

  今天读这本书已经没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虽然可能几年前读会有——但无论是《1984》还是《动物农场》都把极权社会的基本要素以讲述故事的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

  《1984》中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是当权者对文字的操纵,其一是对历史的包装,其二是对语言本身的改头换面。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部小说对人性的捕捉,所谓现实生活中没有英雄人物,我们以为的英雄人物其实也是经过后期加工包装而成的。

  人性的本能就是自我保护,这种本能在极度的恐惧面前会无限扩张。真正摧毁一个人最后心理防线的,往往不是死亡或者痛苦本身,而是对这两者的恐惧感。温斯顿在牢狱中经历了很多重重磨难,说了很多自己也已经分不清是不是违心的话,却一直坚持——或自以为还坚持着——对茱莉亚的忠诚、对爱情的坚守,但从温斯顿在两只老鼠面前无法自持、最终大叫“去咬茱莉亚”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任何底线”,有的只是将所有人、将所有理想踩在脚底下去求得自己生存的原始诉求。这样的一个人,对当权者已经没有任何破坏能力,其最终被释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温斯顿无疑是极权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悲剧,他曾经有思考有追求,却最终逃不过无所不在的政治枷锁和人性的束缚。

  《动物农场》比《1984》好读很多,更像是一个道理易懂的寓言故事,但对一个社群如何从革命开始、到建国、内部权力斗争、与外部世界的战争与阴暗的交易、政变、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等等一步步走过来有一个很生动的梳理,虽然讲的是动物的故事,却似乎都可以看到历史中现实的影子。

  《一九八四》读后感(八):献给伟大领袖老大哥•我的内党培训课程毕业论文——《1984》 评析

  伟大的老大哥啊,20多年来一直是您那威严神圣,闪烁着人类最伟大的光芒的眼神召唤和指引着我不断前进。我发誓要做一个忠于党的人,永远尽心尽力为党服务。于是我投身奥布兰 先生门下,目的就是要像他那样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内党党员,为了党,为了英社,为了老大哥您,贡献我的一生。然而要成为优秀的内党党员并不容易,除了要有对党和老大哥无上的忠诚之外,还必须要有过人的智慧。智慧不仅要使用在修改各种档案、监视自己身边人的一言一行和双重思想上,最重要的还要能真正洞悉和理解党的标语。

  (1)、战争即和平

  就像那本书 说的那样,“统治阶级之所以会下台,会有四种情况,要么被外部势力所征服;要么其统治效率不高,一直大众被发动起来造反;要么它让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要么他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 ”而党的第一条便针对如何解决前两个问题。首先,想要不被外部势力征服的话,其自身的实力一定要足够强大。但强大的目的不在于防御,也不在于征服世界,而是要达到一种均势,就像当年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阵营一样。尤其是三大国 现在都拥有了核武器,“三国的统治集团明白再多投几颗,就意味着有组织社会的末日,因而也是他们自己掌权的结束之日” 。这种均势所造成的心理威慑力远大于其真正的军事威慑力。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次数越来越少,死亡人数越来越少,但同敌人的局部战争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一个偶尔生点小病的人要比一直不生病的人要强壮许多那样,战争是这个国家的免疫系统不断测试自己的必要手段。然而历史并不缺乏原本强大的国家最后衰落的例子,就算是那些被外部势力所终结的政权,首先在其内部要发生分裂,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就像被普法战争所摧毁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一个健康的帝国是不可能仅仅被一场战争所摧毁的,其内部肯定已经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表面上看这句标语的意思是在号召全体国民参加战争,只有战争才能换来和平,但这只不过是愚蠢的群众和外党党员所理解的那样。这句标语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对待敌国,而在于群众,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这是维护本国不受外部势力的打击,实际上是要控制群众。想想看,为什么大众会造反,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忍受不了压迫,另一个是受到新思想的蛊惑。而压迫的本质在于剩余财富的分配不均。想想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时代,哪一个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统治者穷凶极恶,百姓无法忍受而揭竿起义的。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但是要是群众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受压迫呢,情况又会怎样。战争在当下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诞生的。首先,在战争状态下统治集团更有借口将权利一步步收归己有,甚至可以取消商品和货币,就像当年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 那样。统治者一旦抓住权利是不可能再放手的,就像苏联尽管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短暂实行过新经济政策,但接下来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不能说与“战时共产主义”没有关系。其次,战争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精神状态的最好工具。当人民陷入战争的狂热时,他们头脑中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敌我。对敌人他们就满腔仇恨,对领袖就充满热爱。“他们主要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如狂” ,就像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这样一来,什么民主自由共和宪政之类极具煽动性的鬼话就根本不可能让人民上当,他们就会一直忠诚地围绕在党的周围,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奴役,就算知道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权利和财富上交党,“由于人们意识到处于战争中,因此是处于危险中,这使得将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小小的阶层似乎是自不待言,是为了生存下去不得已而为之。” 战争对此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更重要的是,战争的根本目的不是毁灭生命,而是消灭剩余的劳动产品。这是一个需要小心权衡的问题,如果人们分配的财富过多,他们将迟早意识到享受权力的是少数尸位素餐者,就马上会将他们消灭;如果过少的话,他们将失去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会使得国家的统治基础受到动摇。“从原则上说,战争努力总是计划得能够消耗掉满足人们最低需求之外的所有剩余物” 。这样一来,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敌国就无机可乘,而国内群众满足于自己那些分配到的仅有的生活资料而不会造反,并且一直保持一种仇恨与狂热。并且,战争会形成一种封闭的环境。任何与外国的接触都会以通敌而处死。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对于群众来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是很重要的。在战争状态下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就算内党党员有着相对优渥的条件也不会对群众造成刺激。但是一旦他们同外国接触,发现外国并不像党所宣传的那样,就会对党产生动摇,从而直接威胁到党的统治。这样一来,战争既能保持本国不受外敌入侵,也能使人民便于统治。实际上三大国的领导集团都深谙此道,“只要三者之间保持战争冲突,就会像三捆谷物那样互相支撑” ,因为三国的领土都太过广袤,国土接壤处都是一些不可逾越的地理屏障 ,而且各国都能在本国内得到所有的资源,战争作为掠夺手段并不是必需的。于是战争本质上已经成为一国内部的事,就算没有同外国发生战争,只要给人民造成还在打仗的假象即可,整个社会结构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仍是自成一统的天地,永远不会有外来的危险所带来的使人头脑清醒的影响。真正永远的和平和战争将是一回事。” 这就是党的标语“战争即和平”真正的含义。当然,除了内党党员,愚蠢的大众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点的。

  (2)、自由即奴役

  针对后两个政权倒台的原因——中等阶级的膨胀和统治集团自身放弃统治欲望,党的第二条标语能很好地解决它们。作为统治阶层的内党,他们是不可能放弃统治欲望的。就像奥布兰先生说的那样,“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这便是内党比起其他统治集团更高明的地方,他们总是要在一个什么看似伟大但空洞的口号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力,就像苏联共产党和纳粹一样,他们总是打着“国家”、“人民”之类的标语干一些杀人的勾当。他们时时刻刻提防着自己权力合法性受到质疑,但这本质上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心虚而已,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但这世界上总不缺乏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谎言,就像那句话说的,“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但是只要统治阶级的内心足够强大,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蹩脚的骗局。事实上,真正的自由从来就没有被实行过。所有打着自由口号而上台的统治者只不过是另一个专制者。这种专制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对人民实行绝对的控制。人民总是说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但所谓的“西方自由世界”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利用各种商品勾引人们的欲望,只要你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用自己的劳动交换别人的劳动,资本主义就对你实行了绝对成功的专制。只有当整个社会是由完全独立的个人组成的时候,社会才有可能向自由发展。历史中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在理论上真正自由的社会,但我们都知道实现共产主义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即使是实行了共产主义,人同样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人总是要死去。尽管他在生前不受约束、绝对自由,但是死亡总是对他最大的约束。“人能完全彻底地服从,如果他能挣脱个体身份的束缚,那么他就无所不能、永生不死。” 因此,权力总是要存在的,只要我们唯权力是图,我们将不可战胜。于是我们便可知道,党的这句标语是在告诫人们,没有绝对的自由,要想获得自由必须要接受奴役。但这只是粗浅的理解,对于大众和外党党员来说这种理解便足够了,但对于内党党员来说却远远不够。对于作为统治集团的内党,控制大众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控制思想,只要我们控制了思想,我们便能控制实体。对于愚蠢的群众来说,战争的狂热就是控制他们最好的办法。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双重思想。双重思想用在敌人身上就意味着无视客观事实地颠倒黑白,用在党身上就意味着出于对纪律的服从和对党的忠诚而颠倒黑白。不仅要相信黑的就是白的,而且还要忘记黑曾经是黑,白曾经是白 。“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作伪的感觉,因为会有罪过感。 ”在双重思想下,人民就能自由地按照党的意愿行动,这种既有意识也有无意识参与的思想行为既能保证人民有一种自由行使思维能力的空间,也能保证他们无论怎样想也不会越过党给他们设定的界限。当然尽管这些措施看起来完美,它们总有失手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奥布兰先生会不遗余力地折磨琼斯、艾朗森、卢瑟福 ,和温斯顿。他们总是相信在党之外还有什么真理,他们太过聪明,仅仅用双重思想是不能让他们真正屈服的。所以在他们面前权力就要展现它最强大的一面——无尽的折磨和屈辱。“权力就在于对别人施加痛楚和屈辱。权力就是把人们的头脑撕成碎片,然后再按照你自己的决定拼成新的形状。 ”奥布兰先生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当时他审讯温斯顿时的情景,他意在告诉我们权力在这时以折磨和屈辱为手段,目的不是屈服,而是热爱。这恐怕比任何一个思想控制者都要高明很多,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杀死了那么多人,可那些异端邪说最后在大众的心中生根发芽,最后把宗教裁判所毁灭掉。内党要做的不仅仅是消灭异己那么简单,它要在思想上消灭异己并把设定好的符合党的需要的思想放在他们脑中,而在肉体上保留他们,至少保留到他们的异端思想被完全消灭时。当他们刑满释放的时候,他们除了对老大哥的热爱不会有别的感情。因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当党把自己的思想复制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并消灭其他一切思想之后,自由和奴役将是一回事。大众是自由的,因为他们除了狂热和双重思想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因此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在被奴役。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人民需要被奴役,因为人不可能享有完全的永恒的自由,自由只有在奴役之下才会显得那么实在。当然,这一切是只有内党党员才有资格和能力知道的,我们只消让大众能自觉地接受并热爱奴役就够了。

  (3)、无知即力量

  其实通过上面两条标语的解读,这一条标语的含义已经比较清楚了。实际上这条标语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前两条标语所达到的效果。对于被统治的大众来说,时刻保持他们无知的状态是维持党的统治的最好办法。但是在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党篡改历史的必要性。虽然党把符合自己要求的思想灌输给每一个人,但这仅仅只是保证了现在,却没有保证历史不会来捣乱。人总是有记忆的,当人们发现现在还不如过去的时候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爆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仅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对过去的记忆全部抹掉,要让过去为现在服务,过去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现在服务。具体说来就是要让人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生活是越来越好的,并从中体现出党的伟大和无所不知。因此外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停的篡改历史,以使得过去和现在能相容。现在我国和哪一国打仗就要求在历史中我国一直都是和那一国打仗;所有过去所作的政策都要和现在的情况相符甚至比现在还要差;党对未来的预测一定要在事情发生之后丝毫不差。另外,党也需要一支庞大而高效的思想警察,这是针对外党党员的。外党党员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他们需要一定的智力水平以便能很好地为党服务,同时又要时刻警惕他们的智力不会孕育任何与党的要求相悖的异端邪说。因此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党把所有的私人关系都取消掉,把所有人都融入这个集体中。没有家庭,没有爱人,没有朋友,只有同志;把所有的私人情感全部消灭,代之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无限仇恨。这样的人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无知的,它们就像工具一样顺从于领袖的权力,承认并热爱党对他们至高无上的统治并按照党的要求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当然,一个没有独立思想,忘记历史,脑中充满狂热的人毫无疑问是无知的,但这也是力量之所在。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人总是无法摆脱奴役的,人总是有局限性的。可是当人抛弃自我融入集体,他就无所不能,永生不死,因为集体是不可能死亡的。对于群众来说,这句标语的意义是在号召,或者强迫所有人都融入党领导的集体中。但对于内党党员来说,力量和无知本来就是一回事,与其对大众使用酷刑还不如让他们变得无知。群众的无知就是统治者的力量,群众越无知统治者的力量就越强大。我们通过战争让人民变得狂热,用双重思想让人民变得顺从,用篡改历史让人民变得愚昧,他们能欣然接受现在这个等级社会,对党的统治不会做任何反抗,剩下的那些如温斯顿 的偶然现象就让思想警察和酷刑对付他们好了,最终所有的不稳定因素都会被一扫而空,党的统治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伟大的老大哥啊,党所构建的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体制啊!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权力。那些愚蠢的大众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看重权力,并将权力奉为我们的无上理念。就像奥布兰先生说过的,“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这是一个多么紧张近乎于窒息的命题啊!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这句话完美得没有任何瑕疵,任何人妄图要从根本上颠覆党的体制的人都会在这句话面前无能为力而徒自叹惜。权力在这里已经超越了神话意义上的能指,成为一个单纯存在的自在存在者。这也是为什么内党已经超越了之前所有的统治者的原因,那些愚蠢的统治者们认为权力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学意义上的能指,指向的是统治者自身的欲望和利益,顺便连带着大众的欲望和利益。而党则将这些统统打破,权力就是为了权力。理论上的无懈可击将会保证党的统治牢不可破。作为一个已经准备好成为内党党员的人,我已从奥布兰先生那里学到了能洞悉党一切理念的智慧。我并没有群众那样愚蠢的忠诚,但我的智慧会让我能比其他人更忠诚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奥布兰先生将他的智慧传授给了我,也就等于将权力的宝座赐给了我。伟大的老大哥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您不存在。您只存在于电屏上,只存在于硬币和烟盒上,您只是一个党的象征。戈斯坦因也是一样,他只需要存在于电屏上,甚至您和戈斯坦因是同一个人都无所谓,我们只需要给大众提供一个情感发泄的对象,至于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人并不重要。只要您能深深地印刻在大众的脑海里并每天能不断地重复以加深印象,谁又能说您不存在呢。您就是党,党就是您,您的伟大就是党的伟大,您的至高无上就是党的至高无上。

  可是伟大的老大哥啊,其实应该说是奥布兰先生啊,虽然我已具备内党党员应有的智慧,可我总是还有些忧虑。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现在,即使对历史也是如此,可是我们对未来又该如何。统治者总以为自己的体制完美无缺,体制能一直不断地延续下去,未来只不过是现在的重复罢了。可是我们并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这一点党毫无疑问是知道的。温斯顿这样的例子虽然是个案,但是他的出现对我们总是个问题,如何能有效地在源头上解决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对此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办法。一个人我们可以花费好几年慢慢地同他玩猫鼠游戏,可是要是当一群温斯顿出现时我们又该如何。

  具体说来我认为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就是个人记忆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篡改档案,可是我们却不能完全抹杀历史事件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以前我们总以为历史只存在与档案和官方文件中,可那只不过是历史的宏大表现而已,对于那些掺杂着个人记忆的历史印象我们却无能为力。就像朱莉娅 那件事一样,她用一首押韵诗 就能回忆起她突然消失的爷爷。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和党的要求没什么抵触,但那些属于个人的情感和记忆对党来说都是危险的。党所要做的就是将个人消灭掉并完全融进集体,我们把他们挤空,然后用我们自己把他们填满。可是一旦个人化的记忆复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白费。那些个人化的情感将会代替狂热和忠诚,一旦他们冷静下来就能很轻易地发现社会出了乱子,接着他们就会开始质疑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每当我想起这些我都会有一丝担忧,尽管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的记忆会逐渐消亡,可是总会有一些记忆会逃过时间的魔爪存留下来,一旦这些记忆复活,对党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第二个问题在于我们自身。我们穷尽一切智慧构建了一个完美的不可战胜的体制,但我们的智慧总是有局限性的,党再伟大也不可能超越人的局限。我们总认为只要保持现状,未来就在我们手中,可是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会发生某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时候就给我们的统治以致命一击。尽管党的政治哲学从一句没有任何破绽的命题出发,可是任何统治都是建立在群众的非理性情感上的:恐惧、狂热、仇恨,不管这个政治体制是多么的精致和完善。要是某一天群众从这种非理性中醒来,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摧毁我们的统治,因为任何一个冷静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政治体制里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我的老师奥布兰先生啊,您或许会认为我是在小题大做,可我却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们前面有多少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政权能千秋万代一直延续下去,但他们全都失败了,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自满而放松警惕。

  伟大的老大哥啊!这么多年我不停奋斗,超标准地完成党交给我的所有任务,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成为内党党员,为党贡献我自己的最大能量。而从今天开始我认为我已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内党党员,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为伟大的党和老大哥奉献我的所有,老大哥万岁!英社 万岁!大洋国万岁!

  《一九八四》读后感(九):【译】埃里希·弗罗姆评论《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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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1984》英文版的《Afterword》译出

  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警示。他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近乎绝望的情绪,同时也作出除非历史的进程改变,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不自不觉中失去大部分人类的特质,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人的警示。

  这种对人类未来绝望的情绪和西方思想中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人类进步和人类创造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的能力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以及基督教《旧约全书》中提倡的救世主的观念。《旧约全书》中的历史哲学观念认为,人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长和发展,并最终会实现他们所有的潜能。它假设人类会充分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并因此理解这个世界,从而能和同伴以及自然共存,同时他们也能保留个性和完整性。普遍的和平和正义是人类的目标,先知们坚信即使有错误和罪恶,这种“末日审判”最终还是会到来,救世主便是这种信念的象征。

  先知的预言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完美的状态终有一天会被人类所发现。基督徒将这种观念转变成超越历史的、纯粹精神层面上的观念,但并没有放弃这种观念和道德规范、政治之间的联系。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者强调,尽管“上帝之国”不可能在当世实现,但是社会秩序必须符合和实现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基督教派在宗教改革前后,更加紧急、更加积极和用更加革命的方式来强调这种观念。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人类精神力量和信念,已经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更加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开始以新的精神力量以及新的形式出现。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之一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发展的新型写作方式,首次应用这种方式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字面意思是:乌有之乡),这个名字后来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同类作品。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了最尖锐的批判,同时他也构建了另一个社会图景,尽管它可能并不十分完美,这个设想解决了大部分他同时代的人听起来无法解决的人类问题。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其他同类作品中的特点是:他们不会去说笼统的原则,但是他们会给出一个符合人类最深层次的需求、带有具体细节的社会愿景。与先知们的预言不同,这些最完美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存在于“末日审判”,而是现在就已经存在——尽管这有着地理上的距离,但并不是时间上的距离。

  紧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后,还有其他两部同类作品,分别是修道士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人文主义者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后者是三者之中最具现代性的作品。乌托邦三部曲之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创意,但是与它们的共同点相比起来,这些差异就显得十分渺小。此后的几百年,经常会有各种描写乌托邦的作品问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最近和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作品当数爱德华•贝拉米出版于1888年的作品《回溯过去》。除此之外,还有《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宾虚》,《回溯过去》无疑是世纪之交时最受欢迎的书,它在美国出版了几百万册,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1]。贝拉米的乌托邦是惠特曼、梭罗和爱默生所描绘的伟大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它是美国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最强有力的表达。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和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家用哲学和人类学的术语在他们的作品中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类个体与社会完美的美好愿景,这种愿景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尽管给人一种为和平和民主而战的假象,但却有数百万人死在欧洲列强的领土野心之下,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两千多年以来西方社会充满希望的传统被摧毁,并开始发展转化为一种绝望的情绪。一战时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仅仅是个开端,其他同类性质的事相继发生:背叛了社会主义愿景的斯大林反动的国家资本主义;1920年代末的严峻的经济危机;暴虐的势力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化中心——德国取得了胜利;1930年代疯狂的苏联肃反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参战国家都丧失了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存在的道德考量;由希特勒开始无限制地对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后来更多的是直接完全摧毁诸如汉堡、德累斯顿、东京这样的城市,最后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从此以后,人类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所有人类都会被现在存在的而且比例正在不断增多的热核武器毁灭。

  然而,大部分人不会自觉意识到这种威胁和自身的绝望境地。一些人坚信因为现代战争具有如此的毁灭性,所以战争不会发生;另外一些人宣称即使有六七千万人在核战争的前两天被杀,在克服起初的震惊之后,生后依旧会继续。这恰恰是奥威尔作品的意义所在,他揭示了这种弥漫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绝望情绪,在这种情绪变得明显和紧紧控制住人们的意识之前。

  奥威尔并不是做这种尝试的唯一一人。另外两个作家,俄国的扎米亚京在他的书《我们》和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他的《美丽新世界》都用跟奥威尔作品非常相似的方式表达了当时的这种情绪和对未来提出警示。这三部写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作品被我们称为“消极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为了和上文提到的写于十六十七世纪的“积极乌托邦”进行对应[2]。就像早期乌托邦作品描述充满自信的情绪和充满希望的后中世纪的人一样,消极乌托邦描述的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和绝望的现代人,这种转变是历史上最大的悖论:在工业时代早期,实际上人们还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们生活在一个为了经济的理由而实行奴隶制、发动战争和充满剥削的世界里,人们只是意识到新的科学应用到技术和生产上的潜力——尽管如此,在现代开发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是充满着希望。四百年后,当所有的这些愿望都可以实现、当人类可以为每一个人生产足够的物品、当因技术的进步,可以带给国家比征服领土更多的财富,战争变得不再需要、当全世界正在变得像四百年前那样统一的时候,就在人们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将实现的这一刻,他们开始失去了它。这就是消极乌托邦三部曲的本质点,它们不仅仅描述了我们的未来走向,同时也解释了历史的悖论。

  乌托邦三部曲在细节和侧重点上各不相同,扎米亚京的《我们》,写于1920年代,相比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它与《1984》有更多的相似点。《我们》和《1984》都描述了社会的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个数字并且失去了所有的个性。这是由于没有无限制的恐怖(在扎米亚京的书中对于人脑的操纵最终发展到在身体上进行的改造)联合意识形态和心理的操纵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将人变成自动机器的手段是应用集体催眠暗示,这避免了恐怖行动。你可以说扎米亚京和奥威尔的作品与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独裁统治类似,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展示的是发展中西方工业世界的图景——假如它只是继续跟随目前的趋势而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的话。

  尽管消极乌托邦有如此的不同,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它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哲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可能也是宗教的问题。它是:人类是否可以这样转变,变得忘记自由的渴望、尊严、完整性、爱——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或者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应,然后通过努力去将这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人性的社会?我们必须注意到,消极乌托邦的三个作者并没有采取现在在很多社会科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对主义这种简单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没有一种叫人类本性的东西;没有一种对人类必不可少的品质;和像许多社会学者写到的人刚生下时什么也不是,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认为人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去谋求爱、公平正义、真理、团结,在这方面他们与相对主义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事实上,他们断言正是他们描述的这种通过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思想充满了力量和强度,所以它们必须被摧毁。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大脑控制与脑前叶切除手术类似,这是摆脱人对于人性本质的索取所必需的;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人工选择生物和毒品是必需的;在奥威尔的《1984》中,他们更是无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脑。三个作者中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应受到这样的指责:他们对于摧毁人性的想法过于简单。他们三个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通过现有的普通技术和手段,这完全可以实现。

  尽管与扎米亚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点,奥威尔的《1984》对于“人类本性如何可以被改变?”这个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下面我就谈谈一些更具体的“奥威尔式”的概念。

  奥威尔最直接的贡献是在《1984》中假设了1961年和随后的5到15年之间的事情,并将独裁社会和原子战争联系了起来。在《1984》中,原子战争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原子战争在大概十年之后爆发,数百颗炸弹被丢到了欧陆俄罗斯、西欧和北美洲的工业中心。在这场战争之后,所有国家政府开始确信,如果继续这样的战争必定会使组织化的社会和他们的政权走向末日。因为这样的理由,没有更多的炸弹被引爆,而现存的三个大国集团“仅仅是继续制造和储存原子弹,他们相信决定性的时机迟早会到来。”执政党的目标仍然是发现“怎样在没有事先警告之下数秒钟之内杀死数亿的敌人。”奥威尔在写《1984》的时候,热核武器还没有发明,这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注脚,在1950年代,所有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相对于热核武器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一个国家的90%甚至100%的人口来说,丢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弹似乎太小和达不到效果。

  奥威尔关于战争的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他一系列敏锐的观察。

  首先,他展示了持续的武器生产对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武器生产,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此外,他给出了我们这样的社会必须怎样发展的图景:不断地为战争作准备;不断地担心被攻击;和时刻准备着去寻找完全消灭敌人的手段。奥威尔的描述相当中肯,因为他有力地反对了通过军备竞赛和寻找具有威慑力的“稳定”我们可以依旧保持自由民主这种当时流行的观点。这自欺欺人的观点忽略这样的事实:随着技术的进步(每5年就创造一批完全新式的武器,这种技术很快就允许炸弹从千万吨级升级到亿吨级和十亿吨级),整个社会都被迫转向地下生活,但是,热核炸弹的破坏力总能达到更深的洞穴,然后军方将会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对于可能的入侵者的恐惧和憎恨会毁灭当初对于民主和人文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换言之,持续的军备竞赛,即使最终不会导致热核战争,也会毁灭被称作“民主”、“自由”或者“美国传统”这种社会品质。奥威尔用他极富想象力的和卓越的才能向我们揭示了在一个时刻准备着热核战争的世界里民主依旧可以存在的荒谬想法。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奥威尔为我们描述了真理的本质,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描述的是斯大林对待真理的图景,尤其是在1930年代。但如果读者只是看到对斯大林的谴责的话,将会错失奥威尔分析的关键点。他实际上是在谈论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趋势,尽管这样的趋势比苏联和中国要缓慢。奥威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真理”是否存在?执政党所持有的“事实”“并不是客观的,事实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当中,它无处不在……执政党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控制好人的思想,党就可以控制真理。将党的重要人物和被打败的叛军之间戏剧性的对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进行类比,就可以解释党的基本原则了。与审问者相比,党的领袖甚至都不去假装他们的体系是为了使人们快乐,因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的生物,他们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对真理。领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并不是一种手段,它是就是终极,权力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无限的痛苦和去折磨其他的人”[3]。权力,可以为他们创造事实,创造真理。在这里,奥威尔对于权利精英的态度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去辨认《1984》关于事实和真理的概念,当真理从属于党的时候,它就是独断专行的极端形式。美国作家艾伦·哈林顿在《水晶宫中的人生》中描述了在一幅在美国大公司中生活的微妙和敏锐的图景,他精妙地表达了当代的真理概念:“移动真理”。如果我为一间大公司工作,我就要声称这间公司的产品比任何一间公司的产品都要好,这对于竞争对手是否公正和问题是否可以验证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还在这间公司,这样的声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绝接受检查这是否是客观有效的真理。事实上,如果我变换了我的工作,进入了我现在的竞争对手的公司,我必须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产品是最好的,主观地说,这个新的真理就像旧的真理一样真实。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只要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真理,标语从“几百万人怎么可能犯错”变成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正确”。奥威尔已经明确指出,在一个系统中,真理是一个与事实相关的客观判断的概念已经被彻底废除,任何一个在这个系统中的少数都会被视为精神错乱。

  为了描述《1984》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已经成为现代词汇的新词:“双重思想”。“双重思想意味着权力可以同时地让一个人的思想里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仰,并且都接受它们……这个过程必须是有意识的,否则就会缺乏足够的准确性;但它也同时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它会带来不真实的感觉从而产生内疚感。”正是双重思想的无意识方面让一部分读者相信双重思想正被用到苏联人和中国人的身上,而离他们自己还很远。然而这些,已经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都是错觉。我们所说西方社会的“自由世界”,不仅仅包括基于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和英国,还包括实行独裁统治的南美洲(只要他们还存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还包括像弗朗哥和萨拉查政权,以及南非的巴基斯坦和阿比西尼亚等实行各种各样独裁统治的国家。当我们谈论自由世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认为只要反对苏联和中国的就是自由的国家,但是并不,就像“自由世界”这几个字所表明的一样,自由世界是那些已经实行政治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从我们讨论武器问题当中找到一个可以表明一个人同时拥有和接受两种矛盾信仰的当代例子。我们可以花费很大一部分收入和能量去制造热核武器,同时不愿接受热核武器可能会消灭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大部分的人口(包括敌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因此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原子策略专家之一赫尔曼·卡恩说:“……换言之,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是和平也同样恐怖,我们必须用一种算法来算一算,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战争恐怖还是和平恐怖,就会发现和平是多么的糟糕。”[5]

  卡恩认为热核战争可能会杀死6千万美国人,但是他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迅速和有效地恢复”[6],然后“大部分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会过着一种正常而幸福的生活”[7]他们不会再受到热核战争造成的惨剧的困扰。这种观点认为:a)备战是为了维持和平,b)即使战争发生,苏联人杀死了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如果可以,当然会更多),人们仍然会在战后生活得很幸福,c)不单是战争,和平也同样恐怖,这有需要去测试一下究竟战争会比和平恐怖多少。那些接受这种推理的人被认为是“清醒的”;而那些怀疑即使2千万甚至6千万人被杀而美国本质上并不会受到影响的人被认为是“不清醒的”;那些认为这样的破坏会造成政治、心理和道德后果的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儿并不适合对裁军问题展开讨论,大部分给出来的例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奥威尔的作品,也就是说明“双重思想”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而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未来和独裁统治当中。

  奥威尔所谈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也与“双重思想”有关,也就是说,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个人再也不会有他想法的对立面,而只知道什么才是真理的对立面。因此,举个例子说,如果他已经丧失了他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果他把自身当作是一个从属于国家、党或者公司的物体,那么二加二就是五,或者认为“奴役即自由”,他之所以感到自由,是因为他再也不会意识到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矛盾。这特别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就像审讯人坚信他们是以基督之爱的名义虐待囚犯一样,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拒绝对社会主义运动起初坚持的每一条原则有任何异议。”党所说的其实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人们依旧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会兑现它的诺言。奥威尔在这方面,很明显是指苏联共产主义所伪造的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指出,西方社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说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行动自由、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然而事实上这些大部分是一些托词。我们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由唯物主义提供动力,轻微的精神和宗教关怀仅仅是起缓和作用。另一个“双重思想”的例子也与这有关,部分作家,在讨论原子政策的时候,很不情愿地承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杀人比被杀更加罪恶。如果读者可以完全克服他自身的“双重思想”的话,他就可以从《1984》中找到很多与当今西方社会相似的特征。

  当然,奥威尔的描述是相当压抑的,特别是当你认识到奥威尔所描述的并不单单是敌人,更是20世纪末的整个人类种族。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描述做出反应:变得更加绝望和顺从,或者认为我们还有时间,以更清醒和更大勇气去回应。所有的三部消极乌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丧失人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有些人怀疑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毁灭人类的核心,如果这样做的话(使人丧失人性),会破坏人类的未来。因为这样人类会变得完全没有人性、缺少生机、他们会自相残杀,或者在纯粹的无聊以及焦虑中死去。即使《1984》所描写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主导形式,这也是一个疯子的世界,一个没有活力的世界(奥威尔已经在党领袖的眼睛闪出的疯狂光芒中巧妙地指出了这点)。我确信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三个都不想坚持认为这样的世界必定会到来。正相反,他们指出我们正在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除非我们可以成功地让西方文化的根源中那些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尊严重新复苏。奥威尔和其他两位作者,暗示着我们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人制作出像人一样的机器,而人却发展得像越来越像机器,这将是一个人性丧失、全面异化的时代,人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的一个附件[8]。三个作者都暗示这种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危险是现代生产和组织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外。奥威尔,像其他两位消极乌托邦的作者一样,并不是灾难的先知,他只是想警告和唤醒我们。他仍然充满愿景——但与西方社会早期的乌托邦作者们相比,他的愿景是令人绝望的。这个愿景只能靠辩识去发现,所以《1984》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着的危险,它会把让人类丧失所有的个人痕迹、爱和批判性思维,但是因为人类的“双重思想”,人类甚至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危险。这本书就像奥威尔发出的强有力的警告,但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1984》的描述也包括我们,而自作聪明地把他解释为仅仅是对斯大林主义野蛮行经的描述,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from Orwell, George. 1984. Signet: New York, 1949. 257-267. Afterword copyright 1961.

  脚注:

  [1]The late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Inc., New York, 1960

  [2]It should be added that Jack London's The Iron Heel, the prediction of fascism inAmerica, is the earliest

  of the modern negative utopias.(必须说多一句,杰克·伦敦的《铁蹄》,预言美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这是最早的现代消极乌托邦作品。)

  [3]Cf. this definition of power in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Rinehart & Co., Inc., 1941.Also Simone Weil's definition that power is the capacity to transform a living person into a corpse,

  that is to say, into a thing(西蒙娜·韦伊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是一种可以把一个活人变成一具尸体,也就是说,可以变成一个物体的能力).

  [4]Alan Harrington, Life in the Crystal Pal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9;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60.

  [5]Cf. H.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47, n. 1.

  [6] Ibid., p. 74.

  [7] Ibid., p. 21.

  [8]This problem is analyzed in detail in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Rinehart & Co., Inc., 1955.

  《一九八四》读后感(十):《1984》随感

  十一期间读完的英国左翼作家George Orwell的《1984》,计划写的读后感却拖到现在才下笔,对书中的细节内容早已忘的差不多了,倘若不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份写读后感的心情很可能被冷落在角落被各种琐事吞噬了。

  昨天应朋友要求参加了一个入党座谈会——向党组织简要汇报一下该生的生活作风、为人优劣的一些事情。流程很简单,入党积极分子安排好的人轮流着讲一些大家早已熟悉的套路话罢了。在我第一个代表上去为他讲了一通“该生有很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欲望、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类似的话时,心中暗自发问,我这种假装一本正经而又最不正经的伪演讲方式到底意味何在?对毫无信仰趋利入党者的戏谑?对形式化且低效的做事风格的控诉?还是对羔羊一般的思想侏儒的怜悯?

  呵呵,这样谈下去便是很左了,于建设“和谐”社会不利,也与我现在想讨论的《1984》这本书越来越远了。

  George Orwell 给我们描述了的正是一个这样的极权主义下的虚伪社会,即在1984年,世界分为三个超级大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事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均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功能的“电幕”监控人们的行为,对领袖(Big Brother)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着社会的运转。

  故事的展开以一个在政府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为切入点,经由温斯顿对政府的怀疑而发展,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茱莉娅产生感情,直至最后被捕经由残酷的“思想改造”成为一名思想“端正”的纯洁者的故事。

  不言而喻,这本小说是一本很优异的政治讽喻小说,倘若仅仅是一本作为单纯的政治讽喻小说而被翻译为62种文字在全世界流行至今便显的有些牵强了。正是在建立在作者对复杂人性的洞察和深刻剖析之上,才使的这个幻想般的故事触摸到了我们现处的真实世界。于这种情景之下,思考就像膝跳反射一样,轻快地一叩,便如泉水般涌出。正是引发了众人的思考将作品提高到了一个深刻的高度,便流传了。与其说其是一本优异的政治讽喻小说,还不如说其是极端环境下的复杂人性的演变录。于这本小书之中,我最想谈的便是我所能理解的作者想表述的东西,从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之中窥视到的自己。

  好了,废话码了这么多,码一些其他的废话吧。

  “双重思想”,这是关于整本小说之中我最想谈也是第一个想谈的话题。在外围环境的极度压迫下,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将真实将自己的思想以最直接的行为贯彻出来。除了在行为上符合规则要求之外,为了避免在行为上的不经意疏忽而将自己送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在思想上我们也必须“说服”自己。即在众人嚷着“2+2=5”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能异口同声的说出“2+2=5”还能用“2+2=5”来进行精准的计算;而出于自我良心的存在和对谎言的根本排斥,“2+2=4”也必须被“隐藏的接受”。一词为模型的基础上,很多事物被我们双重认识并接受了,一个虚伪人格就以此为原点诞生、膨胀直至破灭。

  主人公温斯顿和茱莉亚在仇恨会上的表现便是这样。反观现实世界接触到的各种党课、坐堂会都有着这种味道,毛概课更是如此!一群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人,毫无明确清晰的政治信仰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讴歌着“党”的丰碑,呐喊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却“彷徨”着各种报告是到百度还是在谷歌找比较妥当。一个上行下效的虚伪式组织,究其根本而言,人人都是逐利者却又是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

  “新话”George Orwell 在书中创作性的规定的一种新的语言。用书中角塞姆的话说,“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窄化思想,(George Orwell还专门列了一章介绍了许多新话的规则),直至最后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

  现实世界中的我们自然还没有处到如此艰难的境地,但思想上的钳制也是有目共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南李北刘”,现在一个流亡在国外永远不让回国;一个关在牢里,永远不让出国。而八九之后的大陆大学里面谈何“五四精神”,思想上的钳制已很难有“思想犯”得以滋生,多年的党政教育早已让孩子们都没了“审美”情趣,谈何创造?

  “老大哥”,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偶像,而是一个代表着绝对权威的领袖。其到底是否真实存在在小说中并没有严格说明。当问中每每出现对“老大哥”的极端崇拜时,我总是会想到我们这个名族“酷爱”的造神运动,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如此,几十年前的领导人如此,就在文明发达的今天里被米粉捧上神坛的雷军都有点这个味道。这种类似于宗教崇拜的运动将一些意志薄弱或纯洁的人彻底培养为其拥趸。如果说“老大哥”是整个政党的大脑和灵魂的话,那么像奥勃良、却林顿先生这些人就是政党的四肢,一个“健全”的政党就这样形成了。

  日志不谈时政,我的小原则,这点就不谈了。

  行文至此,顿感能力不够。也算是第一次整理自己的看书笔记吧。关于书中的很多小段落的感想现无法一一表述出来。写了这么点但还关于几个主人公的性格分析都没有系统的分析,确实显得很狼狈了。就当这篇是“敷衍”之前对几位好友许下的诺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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