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信札》读后感10篇

　　《中国人信札》是一本由[法]布瓦耶·德·阿尔让 / [法]陆婉芬 / [法]贾乐维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人信札》读后感(一)：路婉芬：中国未来可能走向文化热（作者:陈辉。来源:《北京晨报》2013年9月15日 人文悦读A17、A18）

　　放在书架上,中央编译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人信札》显得平淡无奇，知道布瓦耶·德·阿尔让这个名字的中国读者，恐怕寥寥无几。

　　这本已经绝版了百余年的书，近期推出了法文和中文的简编本，有趣的是，法文版封面颇有东方风格，而中文版封面却有法兰西风情。

　　该怎样说起布瓦耶·德·阿尔让呢？他是一位启蒙主义者，但与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主义又有很大不同，他主张温和变革，力图保留帝制，他的写作温文尔雅，缺乏战斗性，因此被后人忽视。

　　一种传统遮蔽了其他传统，一个声音压倒了其他声音，于是，法兰西的启蒙主义逐渐变成了单向度的游戏——它预设了绝对正确，假定了唯一真理，虚拟出了必然的未来，谁想在这个大潮中显露头角，只有靠嗓门更大、手段更黑、立场更极端……历史从正与误的博弈，变成了正确与更正确的竞逐。

　　单向度的启蒙主义曾向全世界输出，它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命运，像法国一样，启蒙主义下的传统国家大多经历了“从启蒙到革命(注：本文中的革命特指资产阶级革命，以下同)，从革命到动荡，再从动荡到重建”的历程，革命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吞噬了它的儿女，在人们的记忆中刻下深深的伤痕。

　　然而，启蒙主义真的如此绝对吗？它与传统之间，真的毫无血脉联系？

　　从阿尔让的写作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启蒙主义，它斯文、温和、包容和理性，却有坚定的立场，它没有沉浸在新的创世神话中，没有被“千禧年主义”所诱惑，而是展现出人类智慧中最高贵的部分：对常识的尊重，对决定论的审慎，对建构理性的怀疑，以及对真善美的向往。

　　忽略了阿尔让的启蒙主义，最终走向斗争哲学，其代价如此惨痛，至今难以抚平。世易时移，阿尔让的文本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未必再有什么启迪意义，但他的这本书却能提醒我们：世界如此丰富，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背后，必然有万丈深渊，再美好的理由，再甜蜜的诱惑，我们也决不应迈出那一步!

　　读阿尔让，相当于人类心灵史的一次考古，相当于重新翻开过去的两百年，检讨曾经错过的那些路。即使是启蒙主义，也不能成为绝对化，那么，直面无限幽暗的明天，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是否能像阿尔让那样，有足够的勇气坚决地去捍卫多元性呢？

　　为此，《北京晨报》特专访了《中国人信札》法文版编者、中文版审校路婉芬女士。

　　一个特别的启蒙主义者

　　北京晨报：知道德·阿尔让的中国读者并不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路婉芬：德·阿尔让生于1704年，逝于1771年，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作家，在当时与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齐名。他的这本《中国人信札》出版于1735年，当时他隐居在荷兰专业写作，他的成名作《犹太人信札》也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与孟德斯鸠、伏尔泰不同，阿尔让出身于贵族之家，在权贵圈中游刃有余，后来他被喜爱法国文化的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召入宫廷，结成深厚友谊，长达数十年。而伏尔泰也曾被腓特烈大帝召去，但他却待不长。

　　伏尔泰出书是为了赚钱，所以语言激烈，后来他隐居瑞士时，曾靠倒卖瑞士钟表谋生。相比之下，阿尔让温文尔雅，不那么激烈，但他反对封建制度的立场却很坚定，在作品中，他对查理二世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对一代雄主查理十四也颇有挖苦，阿尔让的创作体现了清教徒对法国文化反省的成果。

　　阿尔让也有生活压力，他爱上了一名女戏剧演员，在当时，演员社会地位非常低，不可能被贵族社会接纳，但阿尔让最终冲破世俗偏见，和她隐居在荷兰，两人共度一生，从作品中看，阿尔让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

　　法国人爱拿中国人说事

　　北京晨报：为什么阿尔让采用书信体写作？似乎有点别扭。

　　路婉芬：阿尔让的作品多是信札体，中国读者可能不太适应，但在当时法国，这种文体非常流行。一是伏尔泰的《波斯人信札》产生了轰动效应，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读到异域风情;二是西方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出现了许多信札体的经典之作，这为后人建立了写作传统。

　　北京晨报：明明在讲法国人的事，作家们为什么要拿波斯人、犹太人和中国人说事呢？

　　路婉芬：法国大革命前，法国贵族普遍希望变革，走英国立宪和议会民主的道路，但法王为了一己之私，拒绝变革，并采用高压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大家敢怒不敢言，只好拿外国人来说法国事。比如《波斯人信札》，当时法国人认为波斯的专制统治愚昧而残忍，伏尔泰就反其道而行之，用波斯人的口吻谈当时法国更加专制，比波斯还要过分得多。这是一种犀利的讽刺手法。

　　当时法国知识阶层对中国普遍抱有好感，因为科举制度避免了官僚世袭，在具体操作中，文官集团对皇帝的行为有一定约束，伏尔泰他们也知道中国存在种种问题，并提出过批评，但还是希望用赞美中国的方法来推动法国变革。

　　受风气影响，阿尔让也对中国充满好感，只是没有伏尔泰那么极端，他从传教士的记录中看出当时中国在科技上已经落后，并建议在此方面有所作为，他对中国的评价相对公允，但也有过誉之处。

　　为什么世界错过了阿尔让

　　北京晨报：《中国人信札》当时在西方影响那么大，为什么后来又销声匿迹了？

　　路婉芬：同为启蒙思想家，阿尔让的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欧洲，几乎所有邮局都能找到他的书，可后来却被人们所遗忘。

　　原因很简单，阿尔让去世不到20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震动了整个欧洲，人们的注意力一下被吸引了过去，重点关注两方面：一是伏尔泰等富有革命精神的启蒙思想家，二是法兰西文学院的院士们。

　　阿尔让对法兰西文学院不屑一顾，他长期任柏林学院的文学院院长，此外他又主张保皇，被误认为是保守分子，因此被忽视。在中国也一样，许多争议作家，比如狄德罗、卢梭等，他们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而当时法国的许多其他著名作家，国人却不太知道。但事实上，法国的启蒙主义是高度多元化的，可在中国读者眼中，启蒙主义只有一个，区别只在谁更坚决，更冷酷。

　　阿尔让想告诉法国人什么

　　北京晨报：作为启蒙主义者，阿尔让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路婉芬：同为启蒙主义者，阿尔让的观点非常独特，在很多地方与伏尔泰等人完全相反。在《中国人信札》中，他反对中国的君主制度，但他同意，当时中国非宗教的政体可能更加实际。

　　那么，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中国世俗政治的运转呢？阿尔让认为是儒家，并称赞它是真正人文精神的代表，他甚至看出了宋儒与原儒的区别，他更倾向于孔子，而非朱熹。在革命性的启蒙主义者都在批判宗教时，阿尔让试图寻找妥协，即保留宗教的外在形式，复归柏拉图的思想，并将后者融入到前者中。阿尔让虽然也批评宗教，但他想保持宗教精神，并认为这样才是理想的政治。整体上看，阿尔让希望平稳过渡，想找到一条将现实与历史有机连接起来的渐进的道路。

　　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腓特烈二世的赞同。然而，阿尔让的立场不坚定，观点不犀利，很难讨当时人们的喜欢。

　　法语文学群星璀璨的时代

　　北京晨报：如果对比一下，阿尔让的写作风格比较像中文中的哪个作家？

　　路婉芬：在阿尔让时代，法国文化也在激烈变动中，情况有点近似于后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法语原来也是言文分开，但到路易十四时，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学者，对法语进行规范化，使它既保留了严谨的一面，又能契合于日常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

　　比如伏尔泰，他的语言风格有点像鲁迅，现代法国人看起来依然不困难，而阿尔让的语言风格近似孟德斯鸠，有点儿像中文里的严复，语言严谨，充满逻辑性，善于讲道理，而蒙田则多姿多彩、辞藻丰富，有些地方不太规范。

　　我在法国读书时，硕士时研究的是伏尔泰，读博士时，导师推荐我研究阿尔让，说他的法语非常好，在看过“百科全书派”充满主观性的写作之后，应该看看他。读后才发现，狄德罗、伏尔泰等作家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往往会编造出一套理论，而阿尔让的写作则内涵更丰富，给人以启发。

　　中国人能从书中看到什么

　　北京晨报：阿尔让笔下的中国，并不准确，此外，他毕竟是200多年前的作家了，今天再读他的书，价值何在？

　　路婉芬：阿尔让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二手信息，确实有一些误会之处。《中国人信札》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告诉我们当时中国是什么样，而在于怎样从“他者”的视野去看问题。

　　中法文化是不同的主体，阿尔让了解外部世界，是为了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这体现出一种自省精神。作为一本文学作品，最终的意义不在于作者怎么看中国人，而在于我们怎么看作者。

　　可以看到，当时法国的启蒙作家们都在使用中国的资料，可不同人对中国的想象却不太一样，在相当一个时期，法国人对中国带有朴素的好感，可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国人的形象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本书虽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却能促使我们去思考。

　　还有一点，本书写作平实、轻松，有如聊天一样，没有特别清晰的思想脉络，但文学作品的价值在其复杂性，在细节是否丰富，阿尔让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在布局谋篇中颇有想法。当然，从法语翻译成汉语，会丧失其本来的逻辑美，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值得反思的伏尔泰阴影

　　北京晨报：与阿尔让不同，伏尔泰是个激烈的革命者，被一代代读者所追捧，不依然被认为是经典吗？这是不是说，激烈是更有效的传播策略？

　　路婉芬：虽然伏尔泰因文字煽动性强，被后来人追捧，但也要看到，伏尔泰留下的阴影是巨大的。比如《波斯人信札》中，他为了迎合读者，对犹太人进行了非常尖刻的挖苦，直到今天，这在欧洲文化中依然留下了非常消极影响。

　　伏尔泰是诗人，喜欢媒体，热衷于作秀，同样也阿附权力，比如他称赞腓特烈大帝为“哲学家国王”，可他太聪明，所以四处树敌，干什么都干不长。

　　法国革命已过去了多年，但真在法国生活就会发现，“革命后遗症”依然没能抚平，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社会效率极低，派别意识鲜明。如果你在这家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那么与之对立的大学就不会再请你去教书了，法国社会存在非常多的问题，而且积重难返，看不到解决方案，很多法国人说，法国需要一场革命才能解决这些麻烦。我认为，法国遭遇的问题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而是革命后的问题，是革命伤痕没有抚平的结果。

　　阿尔让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北京晨报：法国革命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而法国问题将来会不会也对中国造成影响？

　　路婉芬：如果对比一下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我觉得我们有相当的优势，中国有尊重传统、寻根的意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不过600多年，比起中国宋代书院就差太远了，今天法国人也在搞“胎教”，我会对法国朋友说，这是中国周公时代就有的东西。我认为，未来中国有非常大的可能，会跳出狭隘民族主义的风险。事实上，今天中国的绘画、电影就已经突破了这个瓶颈。

　　人在历史中会寻求自己的东西，未来中国不大可能走向激进，很有可能走向文化热。了解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可以刺激我们去反思自己的传统，去寻找这块土地上真正的精髓。

　　《中国人信札》读后感(二)：伟大的原著 一声叹息

　　十八、十九世纪，有好多传教士在全世界各地游走，其中有很多人来到了中国，就像马可·波罗一样。

　　然而却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布瓦耶·德·阿尔是何许人也，虽然他写了厚厚的一大本书，名为《中国人信札》（Lettres Chinoises）。原因是他根本没有来过中国，他只是通过别人对中国的描述，以书信的形式，虚拟出几位传教士之间的相互交流，对中国十八世纪的宗教、教育、社会、宫廷、礼仪、民风民俗都以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评说。

　　看这本你会感觉十八世纪的中国真是伟大。对遥远的法国都有那么大的文化渗透力，可见它当时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人信札》读后感(三)：中法文化对话暨《中国人信札》首发式

　　中法文化对话暨《中国人信札》首发式在京举行2013年09月02日 10:36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凤凰读书

　　2013年8月30日，中法文化对话暨《中国人信札》首发式在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举行，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易杰博士（Dr. Nicolas Idier）、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孟华、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教授董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金岭和本书编注者陆婉芬女士出席活动。此次活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法国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

　　再过几个月，即将迎来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日。回望1965年1月27日，在中法建交一周年的纪念日上，法国巴黎上演了18世纪启蒙哲学家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剧作《中国孤儿》；在中法两国关系的又一个仪式性的时刻即将到来之际，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一部连接两国文化记忆的独特作品，与伏尔泰同时代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布瓦耶·德·阿尔侯爵的书信体小说代表作——《中国人信札》（Lettres chinoises）。孟华教授将上述两个时刻联系在一起，她认为，这足以说明18世纪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18世纪，对于正处在思想启蒙的转折时期的法国人来说，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描述能够启迪法国人试图挣脱神学控制的现世关怀。在此背景下，德·阿尔让根据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文献，虚构了几位游历全球的中国文人，模仿他们在旅行期间书信往来的笔调，创作了这部书信体小说《中国人信札》。作品中的中国人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同时也掌握了西方的古典语言和现代科学，对各地的风俗、信仰、精神和人民性格都作了介绍、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们类似人类学家的精神探险，其中包括对儒、释、道思想的反思及其与欧洲思想的比较。作者以法国人和中国人的双重身份进行反省，也启迪了大革命前法国人的精神反思。这部作品曾经风靡欧洲，在18世纪欧洲各大城市邮局都能看得到。

　　在对话中，梅谦立教授提出：究竟什么是中国？是否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界定它？他认为《中国人信札》证明没有客观的中国，也没有客观的法国，只有两国在互相的审视和交流中对彼此的塑造。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依据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而作，却超越了传教士对中国的偏见，认识到宋明理学（本书中译为“新儒学”）的价值，并呈现出中国的多元文化。

　　《中国人信札》引发了中西交流史中关于文化的主观审视与客观存在的讨论。与梅谦立不同的是，孟华教授认为客观的中国文化还是存在的，只是其观察者的审视标准与文化过滤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18世纪的法国人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危机，试图从中世纪人神关系的思维模式下回到现世的人人关系中来，不难理解其启蒙作家以中国人为名进行创作，借用儒家思想，意在表达自己对法国、对欧洲政体变革的观念。而这种融合了中国文化理念的启蒙思想以后又被引进了中国。

　　对于孟华教授描述的这种精神危机，董强则借用福柯的话称之为“断层”，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像以前一样进行思维，此种时刻他们的眼睛容易向外张开，从异国文化中寻求解决自己精神危机的方法。但他同时认为一个民族总有不可穿透、难以翻译的一些东西，无论经过时代的流逝、世事的变迁，都不会改变，这种民族性的特征只有在相互审视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感受到自己，这也是《中国人信札》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作品的编注者陆婉芬女士介绍了这部作品对中国文人形象的塑造，强调了作者所持有的客观性。她特别指出了作者阿尔让的异乡人身份，这也让这部作品充满着人类精神交流的独特气息。作者阿尔让一生跌宕，因为宗教的缘故，虽在欧洲成名，但作品从未在法国出版，后来受到德皇腓特烈大帝的赏识，成为德国文学院院长。

　　对话精彩纷呈，而来自法国驻华使馆的易杰博士的观点也得到了每位学者的赞同：中法两国之间的精神联系，超越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交往。与会学者认为，中、法两国都是伟大的古国，文化交流超越了贸易关系，用一种从18世纪延续下来的文化交流方式来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中国人信札》更是值得推荐给中法两国人的历史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