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读后感10篇
《改良与革命》是一本由周锡瑞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页数：33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改良与革命》读后感(一)：还是一本很历史学的书
一周前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上，张扬同学以清代官制中政治家与技术官僚的二元制度设计，并以此解释清朝超高的行政效率后，一个R大清史所的哥们儿站起来（以常见的那种实际上没有疑问的口吻）提问说，你讲的这些东西国内史学界在90年代就基本达成共识了，我们现在的研究要更细致的多，比如说研究盐政使blabla（我不懂，所以记不住）。当时张扬对史实是有准备的，但这种事实上是针对学科本身而非针对观点的攻击还是让张同学有点困窘。好在鼎新赵当时是主持，出来替自己的好学生打圆场说，社会学讲的是有一个问题意识，用变量加以说明，当变量使用差不多能解释问题意识时研究就基本结束了，而历史学强调不断地加入事实，来强化论证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很中肯，而且似乎表述得比“历史学是以时间序列叙事”更清晰不易造成误解。
我看《辛亥革命在两湖》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周老爷子的课我去听了一次，发现他老人家自己几乎不讲课了，后来就没去，本来想在office hour去找他的，这周过的相当混乱于是又没顾得上去。不过在第一节课的课间找他问了问对社会学的看法，觉得老爷子对社会学非常友好，但基本上是将社会学看做一种分析工具，而非与历史学根本不同的一套方法论。这也是他在这本书里的态度吧。
在新版前言中老爷子提出了这本书的两个论点是“新政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所起的根本作用”和“关于产生革命的政治和社会来源”，这两个“论点”也可以转化为很社会学的意识，即“新政对两湖各阶层关系的变化和最终革命爆发的关系”，我本人也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很不成功的论文，甚至他一再强调的貌似偏激的“革命是政治的进步，社会的倒退”我也相当能同情。
但这里的区别在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对历史学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事件”。尝试以最简单的方式概括周老爷子的论述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只论述到辛亥革命，忽略最后一章）：（1）新政造成绅权扩大，而绅士本身分裂为新旧两派，维新失败后总体低位较低的新派绅士转而与会党谋求合作；（2）教育改革造成了一个由上层社会青年构成的学生群体，这个群体主导了1904-1906年的抵抗运动；（3）”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在官府首倡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共同的工业利益，改良派积极参与收回利权活动并将宪政作为主要手段，这一过程强化了地方分权；（4）地方权力的坐大和新政的成本导致群众税收负担的增加，造成了群众同时反帝国主义和反新政的抵抗特征；（5）各阶层的反满情绪和新军中革命团体的煽动作用使得革命的突然发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实。所以解释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1911年革命的发生这件事情上，或者说解释革命为什么一触即发这个问题上。周老爷子基本上将辛亥革命论述为由新政肇事的各个阶层以不同方式卷入反抗运动的过程，这一点可以从他对Tilly的引用中得到证实，“我对辛亥革命起因的分析主要依据了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的动员模式：新政创造了新的机会来动员学生、知识分子、绅士、商人和其他的城市精英，以及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当辛亥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能够集体行动推翻清王朝。”但即使是这样，周老爷子的书仍然是一本非常传统的事件史著作，所有的讨论最多到制度层面上，几乎没有触及结构层面。
而对社会学来说，革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即使我这样的新手，也在论文中将革命处理成传统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瓦解，基于地方政权的新国家形态建立的过程。我的假设几乎是托克维尔式的，即新政使得原有的绅民矛盾转化为针对基层国家的官民矛盾，“人民直接面对国家”是反抗运动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这时候辛亥革命本身就显得并不甚重要了。
我论文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反抗运动仅仅只能作为对不同国家形态的衡量，但我又没有加入其他的解释变项来解释这种变化，这使得论文只能停留在解读甚至是描述的层面之上。（其实我觉得张扬也有这个问题，这里不展开说了，尼玛那天见小冯的时候不在状态，居然只随口赞美了几句！）而历史学就几乎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合理解释时间序列上前后事件的脉络和关系，就能构成连贯而合理的叙事。但是在叙事之后要做进一步的推断就可能很危险，比如“革命是政治的进步，社会的倒退”，指的是地方权力扩大之后地区自治能力被削弱，国家控制能力提高，民众实际上陷入更强的专制中，且不说这个能不能直接等同与社会的倒退，光是这样的观点就需要非常强的实证支持才行，用冯师的话说，光靠“纸面上的”制度设置是很难对这种结论作出论证的。
我觉得这本书牛逼的地方还是在史料的运用吧，虽然可能国内史学界八十年代就达成共识了。尤其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绅士阶层内部的区别，新派旧派固然不同，西化程度和与新军的关系也会有影响。比如书里某处讲到革命支持者的西方程度与会党力量幸存的可能性成反比，举了焦达峰和陶成章的例子，做个小的比较研究会挺有意思的。
《改良与革命》读后感(二)：想起老舍的茶馆：大清朝要完了——什么时候国家要完了？
这本书认为对辛亥革命起因的分析主要依据了Charles Tilly的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ory: 新政创造了新的机会来动员学生、知识分子、绅士、商人和其他城市精英，以及新军中下级军官。其主要观点认为“革命的起源必须在中国国内追寻，而不应该在海外的革命者中去寻找”（p.4）。而这一起源就是晚清自甲午海战之后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新政之后“革命环境的变化”（p.182）。为了应付辛丑批款，政府增加了赋税、盐税及杂捐 [p.114]，造成了通货膨胀[铸造铜币]，物价上涨[米价上扬3-4倍，p.146]，发生了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而新政更废除了一些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特别是堵死了旧有的社会流动途径，许多读过书的年轻人参军，但是下级军人晋升的机会很少。其分析方法，是一种类似于阶级结构的分析方法，比较粗糙。提出了“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的概念（p.82-83，p.123表三有关于咨议局议员科举功名和官阶地位的分布），认为他们很快攫取了革命政府的领导权，使中国自晚清以来有一种“朝向西化的城市上流阶层统治的趋势”（p.323），直到毛才改变这一趋势，颇属胡扯。其中，关于早期“官督商办”的工业化及其失败的过程（p.85-100），可以一看。
《改良与革命》读后感(三)：辛亥革命的两张面孔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大事,其爆发已经被当作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但是,革命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失败？对于这样的问题,似乎真应了黑格尔的话,“熟知并非真知”,越过主流的教科书似的答案,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始终纷繁芜杂、扑朔迷离。不过,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正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为我们解开这一团乱麻。
在周锡瑞看来,革命发生的原因应该从国家内部去寻找。在这个观念的指引下,他刻意避开了对海外革命党的研究,而将目光锁定在两湖地区。自甲午战争之后,从1897年至1898年的改良运动、1900年以汉口为中心的自立军起义、1905年至1906年的大规模学生运动、1906年的萍浏醴暴动、1904年至1911年的保路运动、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到最后也最重要的辛亥革命,两湖地区竟从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中心变成了革命的急先锋。原因在哪里？显然,线性的大事年表并不足以解释革命的起源。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深入探讨,作者要为我们解读的,是汇成革命这一巨大漩涡的一股股潜流。
改良派上流阶层
周锡瑞用“改良派上流阶层”这个糅合了政治属性(改良者)和社会属性(城市精英)的概念,来描述清末最后十年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改良势力。这个阶层通常来源于绅士家庭,但有别于保守的旧式士绅阶层,他们广泛参与了与新兴商业、工业、教育以及立宪运动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并逐渐在地方的经济与政治事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改良派的政治理论是改良主义的和宪政主义的,其政治理念基于这样的假设:获得立法权力的咨议局的模式能够挽救中国。在经济领域,他们运用咨议局影响地方官僚政权的经济政策,常常通过增加赋税来为改良提供资金帮助。
周锡瑞指出,改良派对地方权力的干预和争夺一方面是清末中央权力衰弱和地方势力崛起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是披上了宪政主义和代议制政府这一西方学说外衣的地方自治思想的重新抬头。而地方势力的崛起导致其与中央集权的冲突并加剧了改良派及其附庸对于中央政权的疏离,与此同时,也消解了中央政权为防止地方上流阶层过分压迫社会底层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在周锡瑞看来,改良派的一系列新政措施,无疑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也加快了革命的爆发。
改良带来的不满
改良带来的教育新政策结束了科举制度,堵死了读书人传统的荣身之途,而政治、经济、文化上更加活跃的大城市,以最好的学堂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了更多的学生聚集于此。可以说,改良运动为一个自觉的学生阶层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创造了前提条件。辛亥之前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和萍浏醴暴动中学生的积极参与正是这一后果的直接体现。
新教育政策的另一个后果在于,新学堂的经济门槛将穷困学生挡在门外,这就使得相当数量的学生只能加入新军寻求发展的机会,从而为学生阶层建立与军队的密切联系创造了条件。在军队方面,其中有文化的人,即使是张之洞的湖北陆军小学的毕业生,其上升之途往往又被稍老的在职军官所阻。这就造成新军中有文化的底层士兵与上层军官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在集中于城市的湖北新军中,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严峻。愿望受挫、心怀不满的年轻士兵为革命党人对军队的渗透提供了条件和土壤。
与教育改良的直接影响还仅限于学生阶层和部分新军不同,改良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席卷了整个社会。推行新政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依靠的是财政拨款,而禁烟等新政策实际上又废除了包括烟税在内的旧有税课,那么,财政缺口就只能通过加税和铸币来弥补。这一后果是严重的:士绅阶层通过增加盐税而不是房税和田赋,将大部分的赋税负担从自己转嫁给一般百姓,同时,地方自治的名义也给予士绅们随意增加各种苛捐杂税的理由；铜币铸造量的迅速增加则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劳民伤财的新政,其受益者始终都是上流阶层,甚至原本拟定用于帮助穷人的资金也转移到了上流阶层的改良计划上。对于升斗小民而言,新政费而不惠,除了更多的穷困与压迫,新政并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正是老百姓的愤怒情绪在长时间压抑后的强烈喷发。
在辛亥前的十年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逐渐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情绪:满清王朝在抵抗帝国主义中的无力表现让学生从反帝走向了反满；官兵矛盾、克扣军饷和物价的飞涨加深了军队的不满；赋税的日益增长和经济形势的恶化引发了农民、工人、商人对帝国主义和与帝国主义并至的新政的不满。如果说在辛亥年之前工、农、兵、学、商等阶层对现状的不满还没有波及到上流阶层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的春天,政府又一次借外债修铁路的计划和满清“皇族内阁”的粉墨登场则彻底打破了改良派上流阶层对于清廷的幻想。终于,各个阶层在反对举债这个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走到了一起,一致将不满指向了满清朝廷,而反满革命成为被人们寄予希望解决所有问题的新的灵丹妙药。
革命向右转
毫无疑问,仓促之间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凭借着各阶层对清政府的普遍不满才得以迅速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反满主义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含义,即使是革命派自己,其所主张的新政权的性质也是相当模糊的。在意识到满清政权就要寿终正寝时,每个集团和阶层都试图通过加入和控制革命政府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与其说是各阶层的合作,倒不如说是各集团利益的博弈。但是,这是一场极不公平的博弈,改良派上流阶层以其在清末新政中获得的权力、财产和威信,依靠新军的力量,迅速掌握了革命后的新政权。在湖北,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共同选择了并非革命党人的原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的最高领导,在湖南,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天,改良派就刺杀了自封为都督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夺取了领导权。
通过对新的地方政府的掌控,上流阶层有效压制了来自社会底层的“暴民”骚动,保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革命后的地方自治在实质上更给予士绅们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以实现和扩大他们的改良主义纲领。而原有的社会秩序一旦重新稳定,革命对于贫苦大众而言,就不再令人欢欣鼓舞,正相反,它带来了更多的赋税与压迫。这正如周锡瑞所说:“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在这之后,新政权的逐渐右转并最终走向军阀割据,就毫不足怪了。
辛亥革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事实上,本书涉及了两湖地区的教育改良、政治改良、经济发展、军事现代化、新闻业务、秘密会党、学生运动、帝国主义、反帝激情、革命预谋以及人民暴动等诸多方面。然而,对社会阶层及其力量的透彻分析贯穿全书,经济利益被视为解读各阶层政治情绪变化的关键,通过这个视角,作者真实可信地展现了革命的整个过程与走向。
但是,一方面,对阶层整体性的强调多少削弱了对其中个体的考察,同时,对经济方面的关注也弱化了对改良和革命舆论影响下的参与者心态变化的分析。这也就难怪作者会忽视海外革命党对革命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军方的势力在革命后迅速增强,其与上流阶层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里德认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考察,或许还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 2008年02月03日 南方都市报
《改良与革命》读后感(四)：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最近，在读周锡良先生的名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读完之后，有一些浅薄的看法。现在，把这些浅薄的看法化作文字呈现出来，谨和诸君一起讨论。
周先生的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辛亥革命的发生原因、最终结果及革命的性质。先生认为“革命的起源必须从中国国内追寻，而不应该在海外的革命者中去寻找”“虽然，漂流在外的革命者能够利用革命形势，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诱发革命”。这完全打破了长期以来学术界持有的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及其领导的同盟会的视角来研究辛亥革命的观念。先生的这种观点可以用马克思的“内因”的哲学观点进行解释。而先生这一论点是“任何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和偶然的社会环境”观点在辛亥革命上的理论实践。
围绕着从中国国内追寻辛亥革命起源这一主旨，先生强调了新政对于辛亥革命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新政创造了新的机会来动员学生、知识分子、绅士、商人和其他城市精英，以及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当辛亥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能够集体行动推翻清王朝。另一方面，新政的实施，由此而产生的巨额财政支出，最终加重了那些每况愈下的贫苦阶层的负担。而且，在新政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不断上升，使得官僚阶层再不能有力的限制绅士向一般人们征收捐税。清政府再也不能发挥朝廷政权的正统作用——保卫穷人，免遭地方“封建”势力的过度压榨。这就使得劳苦大众的境况进一步恶化。由此而来的是，社会上对新政的普遍不满，包括各种焚毁新式学堂的事件以及1910年得长沙抢米风暴。这是本书最主要的论点。
同时，先生也注重对“革命前夜”的分析。他认为“革命前夜”的不满情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前提——经济衰退、长江流域的水灾、因财政危机而无饷的士兵、由于朝廷“皇族内阁”的任命和铁路国有化造成的精英阶层的疏远。在此书中，先生用“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来指称在新政中出现的，并最终领导革命团体的阶层，并且对这个阶层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辛亥革命的特点，先生认为“以城市为中心”是其最大的特点，这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革命。而先生也断定，“辛亥革命是政治的进步、社会的倒退”。但在此书在2007年再次出版时，先生在新版前言中，他对这个观点的狭隘性做了一个阐述。
新政与辛亥革命
新政与学生
新政首先从教育领域的改革开始。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会衔呈递《江楚三
折》，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清政府开始对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并对科举进行改革，最终于1905年废除科举。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中，兴办的新式学堂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小镇上，尤其是在学制中处于上层的高等学堂，如长沙的明德学堂、武汉的高等学堂和师范学院。但两湖都缺乏广泛的、初等学校形式的普及教育。这些较高级的新式学堂就给了年轻的、有前途的、敏感的学生们集中于政治上活跃的城市的机会。一方面，学生们在学堂里接受高等教育，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又由于年轻学生思想开放和活跃的特质，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各种较为激进的新观点，尤其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而在校外则能够接触到那些在城市中那些直言不讳的报刊。学生们能够透过报纸这一新媒介更多的了解到整个国家的局势，尤其是列强在中国的各种“暴行”。而且，他们也可以从报纸中接触到一些激进人士的观点。这样，学生在新式教育下，并没有成为清政府所期望的栋梁，反而成为激进的不安分子。另一方面，学生聚集在省城或各大城镇的学校里，基本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状况。正是，学生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聚集在省城等大城市，使得学生真正形成了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团体。学校的学生们既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并批评时政，又可以在组织上形成紧密的纽带。这是20世纪的中国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差别。
由于，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切断了广大底层有一定知识的年轻人的入仕道路。所以，当他们发现，稍具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在新军里面获得迅速进取的机会。于是，他们转向了参军，想通过参加新军，来改变他们的状况。 这就为新军最终成为革命的先锋军埋下了祸根。
学生们最首先关注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威胁。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清政府。只有当他们发现清政府在反帝方面没有能力或者不作为的时候，他们才将矛头指向满清政府。换个角度说，学生的反满思想是源自于反帝思想，这是不同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反满主义的（他的反满思想来自于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亲西方主义）。
《改良与革命》读后感(五)：短评《改良与革命》
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在197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近现代史分省研究成果很多，周锡瑞此书无疑相当有代表性。区域研究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从地域上来划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周锡瑞在该书中，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辛亥革命，确定了他所要探讨的东西，包括可能与革命的爆发相关的各种因素，诸如教育、政治、军事、新闻、会党、学生等等。周锡瑞大量利用档案资料，却并不将眼光局限在辛亥革命事件自身。他对各种诱发革命因素的探讨，共同建构起革命产生的历史“氛围”。为了在社会和历史分析中达到一定深度，周锡瑞选择了牺牲地域范围的宽度，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湖南湖北。周锡瑞的选择标准在于：“选择一个这些运动和设施似乎都具有重要性并且文献记录完整的地区”；而两湖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性，也是这种研究范围划分的重要依据。其区域研究的视角和具体方法的示范性使用，使得这本书在当下仍具有相当的启示效用。从“大而全”的宏观研究，转向细部的区域研究，视角的转变背后是学术风气的悄然变化。单从这一点看，重版这本颇为经典的学术著作，无疑是“功德”一件。
《改良与革命》读后感(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周锡瑞先生的《改良与革命》是一部老书了，成书至今已愈40年。不过该书引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在史料汗牛充栋的今天仍不失为一部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研究极具参考价值的好书，并且提供了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另一个与大陆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视角。
作者几乎没有对海外活动的革命党对革命的策划、鼓吹和造势进行叙述，而是通过两湖这一个切入点深入分析湘鄂两省的社会情态和政治生态，揭示出对于辛亥革命产生、发展原因的观点。纵观全书，作者要阐述清楚的基本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清末的新政和改良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二是关于产生辛亥革命的社会根源。为了论述这个问题，作者根据所属的经济地位把整个社会民众分成了几个各有特点的阶层：流氓无产阶级、改良派上流阶层、传统绅士阶层。而对于当时社会的学生、秘密会党、革命派、立宪派、顽固官僚以及城市平民等各种势力的阶层属性进行了分析查证，并且根据他们的阶层属性重构出个势力在当时社会当中的行为目标和走向。
这一点颇为近似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在这套理论体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就算是某些对于社会走向造成重大影响的大人物的思想、行为也脱不开自身的社会经济阶层属性。作者选取了能够代表不同阶层的若干个历史人物进行的分析，无不详尽揭示了他们的所属的阶层。从戊戌变法后到辛亥革命前，两湖地区在中国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丝毫不能独自前进，不同的社会政治氛围和经济情势，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的阶层对于清末改良和新政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尽管不同的反应最终都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不过作者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作者研究的对象始终不曾偏离探索辛亥革命形成原因这一历史学命题。
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揭示的主旨在于，任何的历史学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观点。对辛亥革命成因的研究也不例外，周锡瑞先生最基本的论点就是：革命是从清末中国社会内部孕育产生的。革命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而一个时间节点的所有形势，都是一段时期以来整个社会各种阶层、势力激荡的结果，而其主要作用的方面在于阶层的经济属性。这个观点基本类似于马列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者对于阶层的划分来源于对史料的分析，根据不同人群的若干共同属性所创立的划分原则贯穿了整个论证过程，并且有典型人物的个体分析来加深读者对于阶层属性的直观印象。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是相当成功的，作者构筑的清末两湖地区社会图卷也清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能够跟随作者一同思考，这样的社会情态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其中，不同的势力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作者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描述如同创作了一部跌宕的小说，整个故事情节的而构筑来源于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这也正是这部书最可取之处，翔实的资料引用甚至可以让本书变成一部资料索引工具书，也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总之这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辛亥革命分省研究著作，值得研究者以及爱好者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