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是一本由齐锡生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元，页数：25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读后感(一)：第三章 军阀派系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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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在这12年中，尽管各个派系的成员有相当大的变动，但是仍有某些基本因素使个人对派系保留比较稳定的选择。…… 可以把这些因素分为三大类：个人关系的结合，个人利益的考虑，以及思想上的联系。
个人关系的结合
军人之间的个人结合，包括血缘和婚姻这两个主要练习，以及次要练习，如师生关系、老同事、老同学或老同乡，与我们的分析有关系。
个人联系中首先和最重要地是家庭内部的练习。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家庭是社会的主要基石。它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基本社会单位，也规定了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在道义上要尽最大的能力去照料自己的子孙或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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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派系中的家族和家庭联系的作用与满清皇朝官僚制度下的一般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官僚制度下，要进入官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统一的考试制度，曾有效地禁止了家族主义。因此传统的家族主义的表现方式，常常是让家庭成员担任这个官员领导下的闲差事。当政治是一个有限制的、并具有解雇和危险性的职业时，大多数人就满足于给他们的亲戚及家庭成员以比较次要的位置（但有良好的待遇），而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有才能的人去干。但是，当政治活动具有战略意义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不再取决于明确的制度上的标准，而是取决于人们在失去行动准则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时，家庭和家族才像醉团结的社会集团那样，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
1905年正规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传统政治道德的衰败，从制度上和道德上取消了对家族主义的约束。结果，在军阀派系内部，家族主义广泛流行，亲戚和家族成员能得到远远超过他们力所能及的重要职务。家庭关系称为直接进入上层政界的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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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的关系总是容易集中的。处于家庭里父亲或家族中的首领地位，有助于加强她职务上的领导地位。不仅是作为家长分施恩宠，还把中国家庭内部的团结和个人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与这些人达成高度的政治团结。……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下级与父子这两种很不同的关系会自动的统一家庭关系常常处于上下级关系之上，并在处理政治或其他方面的问题时，提供最后的意见。
婚姻是建立政治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已有的婚姻关系可以用来加强派系的联系，或者明显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缔结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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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传统关系是友谊。从历史上看，理想的友谊和洁白兄弟，曾经是许多政治集团，特别是秘密团体的组织要素。虽然友谊有时比别的个人关系有更大的政治力量，但它的政治意义却很难确定。友谊作为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是十分主观的，除非两个人是结拜兄弟，否则我们就几乎没有根据去判断其政治关系是否出自友谊。这个任务的困难还在于：友谊通常并不孤立存在，它总是与别的关系如同学或同事等关系同时发展。因此，要认识友谊对政治行动的影响和作用，我认为是无法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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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一个军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经常考虑的问题时：能得到多大的好处，这常常直接关系到他的存留。当他的个人利益面临严重威胁时，他们就不再忠于这个派系。如果他们受到了严重伤害，那么下一次，不管整个派系命运如何，他们不会再为其战斗。这些军人们参加一个派系不是为了一个或两个专门利益，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存和总体利益。所以，如果一个军人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参加某个派系，他就很可能对这个派系感到不满足。如分工，分配报酬（武器、人力、领土、官职、金钱等等），个人之间的冲突，战争和失败的威胁，或任何其他许多原因都能被军人们认为他的利益受到了危害，因此最好去参加别人的派系。军阀派系动荡不定的大量事实，如经常的开小差、兵变、逃跑及投降，都证明了自身利益在促使集团结合方面是作用最小的因素。
思想也是一个同样复杂的问题。从它的概念而论，思想无疑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结合力量。但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习惯的社会准则和关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思想并不严格排斥一切传统联系，而是与它们有联系的发展。即使是第一流的思想权威国民党，也毫不犹豫地利用个人的、非思想的途径来达到他的目的。思想确实在国民党内部提供了大量的组织措施和革新，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的团结也由广泛的个人联系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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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军阀派系和别的中国组织一样，是等级森严和独裁主义的。一个人绝对不会越过他的顶头上司去和更高一级的领导来往，即使他与顶头上司的接触只限于定期地重申忠诚和默默地服从他的命令。对于中国政治任务来说，常常发生政治争论，但个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却一直保留用理查德·所罗门的话说，“控制”感情是保持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个人关系的最好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对领导的忠诚，不是从他解决了多少问题来衡量，而是看他克制不同意见和抑制自尊心的程度。当其他人都期待着他的领导时，这个领导人就能领导解决一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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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派系用强调个人关系和抑制上下级、同级人员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低水平的结合，使它对困难具有很低的克服能力，特别时在改换首领之时这种脆弱性就暴露无遗。……派系组合中个人的联系胜过职务上的联系，没有明确的制度使领导人具有某些非个人基础上的合理性，派系组合就随着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这种混乱由于缺少同级之间的交往而更加严重。一个派系的成员互不往来，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有团结精神，没有团结精神，当她们唯一的共同的联系者——首领——有变动时，成员们就趋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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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派系政治中的个人的属性。
一支队伍的特性应该归于其领导人的属性，政治消肿的焦点是首领，而不是政治思想或制度。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读后感(二)：第八章 军阀政治的行为准则
考虑政治合法性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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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是国家必须统一。他们把历史看成基本上是周期性的循环，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是对中国历史的唯一说明，并列举历史上大量事实证明这一点。国家应该同意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敢于违背这个全国一致赞同的信念，他就别想得到人民对其权威的承认。
普遍地赞成国家统一，使所有军阀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他们陷于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全国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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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权力合法化的一个办法是维持一个集中的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并宣布代表它执行权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军阀们都如此支持只起装饰作用的北京政府。在这12年中，国家首脑6次改变，内阁25次改组，但政府机构一直完整地保持到1927年。所有较强的派系都想控制中央政府，并充分地理从这种控制中能获得的好处。
因为北京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首都，它成了政治统一的象征，谁占领它谁就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控制中央政府及其他一切装饰性机构的军阀，可以指责别的派系时造成政治混乱的罪魁。因此，所有统治中央政府的军阀，有时以一种可笑的固执态度，向别的省发布命令，虽然明知这些命令是不会被执行的。他们故意时常引起地方军阀反抗他们，然后把这种挑衅说成是不爱国的举动。另一策略是发布些其他军阀愿意执行的命令。于是，每次政府发生变化以后，新的统治者就继任所有重要的在职军政领导人，往往等于承认原来的掌权情况。由于任命仪式象征着给这些军阀以合法性的地位，因而常常是被严格遵守的。
增强合法性的需要，迫使所有具有强大力量和野心的军阀都为统一国家而努力。这个普遍法则的存在使军人们不可能满足于有限的目标，迫使他们竞争，直到其中有一个达到了重新统一的目的。这是20年代经常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全国性政府，只能由一个军阀派系来统治，别的军阀仍然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他们为其自治地位寻找理由。有时他们寻求地方上的支持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军阀们很早就知道利用地方感情，有的人成功地转移国家统一的话题，声言他们并不反对国家统一，但在目前政治分裂的客观情况下，最好的方针是在他们统治下保护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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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地方支持建立政权，通常要达到两个目标：对内，在这个地方要达到自治；对外，需要执行独立的政策。这两个目标是否能实现，将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地方感情通畅在出现危险时高涨起来，例如，邻省侵入的威胁或本地驻有外来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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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全国一致的统一倾向，使所有军阀的独立政权的合法性很容易受到责难。……在中国，各个军阀的统治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唯一被认为完全合法的是在北京设有中央政府的统一国家，因为军阀体系本身是非法的，军阀们没有权利维持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小一些的军队可以从个人的角度选择忠于谁（因为国家命令离他太远了），而强大的军阀则不容易回避，他必须说明他们有什么权利存在。
几乎所有重要的军阀都在这时或那时投入对军阀主义的严厉攻击，提倡裁军，谴责军阀统治的实质。但批评总是针对别人，p185.，从不针对自己。这种虚伪当然是不能持久的。骂了别人，实际上也骂了自己。结果，每个人的合法性都被削弱。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读后感(三)：第二章 军阀派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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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民国初年的政治，必须着重分析派系斗争，一般来说，就要求我们从下列四个基本方面来收集材料：第一，我们应该对主要派系的起源有一个编年说明。第二，要探索促使军人组成派系的近因，以及它们是怎样组成的？第三，要尽可能准确的弄清主要派系的组成成员。第四，要弄清这些派系内部结合的原动力，或在这方面是否有所欠缺。
1911-1917军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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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国政治秩序的建立证明了军人的力量，因为它的成功可以直接归因于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与新建陆军的生曾领导合作策划的逊请清帝退位。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北洋军阀野心更大，并日益扩大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北洋的军官在任命、提升和经济报酬等各方面，都享有优厚的怠忽。但是，当北洋体系愈来愈扩大和强盛时，在其内部却逐渐出现了关系的紧张和矛盾。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开始5年中，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个人声望和地位以及他的总统权力，对军人们的野心起了暂时抑制的作用。但是，甚至是袁世凯，也并不能经常成功地制止他们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部分原因是因为袁世凯自己常常以军队的支持为王牌，来对付别的政治集团。同样，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凭借武装来抵制袁世凯的压力。如1912-1913年的“二次革命”就是例子。这种利用武装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倾向，造成了日益增多的人企图靠军队和地方武装蠢蠢欲动的现象。它也刺激了军人想在国家争议中成为更为强大的角色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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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各省督军很少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管辖区域。有许多小军阀、师长、地区驻军司令，甚至旅长，都急于争夺地盘。这些势力较小的军人不管有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是独立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因此，1916-1917年间，没有督军们的同意就无法制定国家政策，没有地方军人的合作就无法作出省的决议。
这种情况对军人来说，显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反对他们自己自治，但他们反对别人，尤其是他们管辖下的人运用自治权。秩序被重新建立，虽然每个人都期望改善自己的地位，反对别人，但是大家仍同意恢复统一和重建权威。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读后感(四)：第五章 军事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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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问题所引起的争论，是军队内部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时甚至爆发为公开的骚动和兵变。
这些骚动和兵变等公开反抗的行为，使我们了解到某些军队纪律衰败的严重性，但还不是全貌。因为每个兵变或骚动的参加者，还有更多的士兵对现状强烈不满，其结果仅仅是开小差。但纪律败坏的最有力的说明，还是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和他们对待居民的态度。
缺乏纪律训练增强了曾驱使许多士兵参加军队的雇佣思想。士兵作战时，希望得到长官的报酬或允许他们抢掠。从这个意义上说，士兵在军队里有利可图，他们呆在军队里是由于个人利益在起作用。但是，当军队处在不利的军事情况中时，就失掉了这种作用。当不再能得到好处时，雇佣兵就不愿再去铤而走险。官兵之间的默契在于：得到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和便面最小限度的战争损失。许多中国士兵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结果，有些“边缘的单位”往往在战斗时，通过开小差或倒戈投向另一方。这种情况的出现给派系协调作战计划带来很大困难：它们削弱派系内部统治的基础，使每次战斗的结果无法预料，并危害派系中权力关系的巩固。因为这些单位投降或开小差，是为了逃避战场上的灾难，或为了改善待遇。所以他们反抗任何派系强加给他们的严格约束。如果在纪律方面要求太严，他们还会再开小差。结果，在派系和这些单位之间，或这个单位的指挥和士兵之间，都缺乏彼此信任。不管他们参加哪个派系，他们都是不可靠的。
士兵在战场上贪生怕死，但对居民却穷凶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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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外，学员还收到经常的政治监督。国民党采取苏联红军的组织经验，于1924年11月成立教导团时，设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在国民党的有力推动下，后来在各个军队单位中实行了这个制度。
1925年12月起草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规定》中，规定了与军队等级相平行的各级政治委员制度，为了“在军队中促进政治教育，树立民族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实现孙中山主义”。被任命的政委在这个单位的地位与军事指挥员的相等。从理论上说，他们在责任上有分工（指挥员负责所有的军事行动，政委负责政治行政的日常工作及其卫生情况）。实际上，政委能控制指挥员。政委不仅有权在指挥员不在时代行他的职权，而且负责全体人员的提升、鉴定和处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政委认为指挥员的命令是不明智的或不合法的，他有权否决他的命令，并组织下级服从他。他们不仅帮助训练新兵，也在作战单位中工作。排、连、营、团、师、军团、军总部、指挥部、国民革命军的各机构、海军总部、总参谋部以及兵工厂都设有政委。政委由这个单位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协助，组成党支部。
这样广泛的政治管理和监督，使国民党可以接受军人们的不可靠的、名义上的效忠。国民党只需指派党代表和他的政委们到他们的队伍中去，这些政委们为建立党支部创造条件，提高士兵们的政治觉悟，教他们读书写字，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和发言人。一旦政委们得到了士兵们的共鸣和信任，他们就会动员士兵向指挥员们施加压力。
正如国民党革命军史家刘.F.F.所指出的，政治委员制度使国民党得以有各种不同成分的人来参加队伍，也有助于在军队中克服不正当的消费、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等弊病。他们的工作不仅在和平时期改善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而且通过组织和宣传工作，唤醒敌后人民群众的支持，直接导致党的军事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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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有能力的军官，使训练士兵的工作很难进行。摆在中国士兵面前的最大障碍是他们普遍都是文盲。一个单位里的文盲越多，就愈要面对面的交流，详细的叩首，个人示范及管理工作。这样，就需要更大的官兵比率。
随着武器的日益复杂化，对于受过训练的军官的需要量也相应增加。在这方面，能胜任的军官就更加缺乏。几乎有一半是综合性的学校。有两所宪兵学校，一所后勤学校，一所军医学校，但是，没有炮兵学校，没有通信兵学校、工程学校、军需学校或军械学校。因此，几乎没军官受到这些更重要的军事学科的专门训练。中国军队打仗时使用不断改进的武器，但战争却停留在原始的方式上，改变极慢。由于缺少优秀的有专门技术的军官，几乎不可能进行士兵的技术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军人干脆不进行技术训练。对他们来说，对待新兵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一支枪，让他尽快投入战斗。如果他死了也没关系，反正是人比抢多。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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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中国军队的纪律性和技术训练的调查，说明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中的大部分，那些雇佣军，训练很差。那些训练较好的军队是由于某些思想信仰所造成，从严格的道德准则到全面的政治学说。某些而不是全部军队的雇佣性质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起阻碍作用。
因为只有某些军队具有强烈的雇佣性质，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战争法则，即最大的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亦即自我生存的原则强加于整个体系。当具有思想的军队旨在摧毁敌人时，战争就不能按“保护论”的方针进行。这时，雇佣军犹豫不能改变战争，又不愿意艰苦作战，就玩弄阴谋、背叛、投降以保护他们自己。
由于这些单位的投机性，他们可以被使用但很少被信任。他们反抗军队里的严格管束，常常造成军队内部的关系紧张。“不可靠”的雇佣军的存在，使军事行动很难预测。高度团结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很少投向对方，但雇佣军常这样做。这种事情发生时，这些单位所在的军队就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1920年皖系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军队在战场上被打败，而是因为它们许多单位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并投向直系和奉系。后来在1926年－1927年，国民党打击孙传芳的任务，也由于福建、江西和浙江的许多南方军人被收买，在关键时刻背叛，而轻易完成的。从这意义上说，雇佣军的存在使中国的制度相当不稳定。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读后感(五)：第四章 军事能力：招募新兵
1916-1928年间，军队是主要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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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估计这个时期军队的增长如下：1916年，略超过50万人；1918年，100多万人；1924年150多万人；1928年200多万人。
军队对于人力的需要逐年增长。当发生大的战争时，这种增长尤为显著。战争造成了农村的极度贫困，同时，给军队增加了雇佣无家可归的贫穷人民的机会，这两种现象是紧密相连的。
绝大多数的士兵由两种方法招募：强迫或利益刺激。一个军人可能用简单的抓壮丁的办法，或者让地方官完成定额，不过，强迫可能只占招募总数中很小的比例。因为充当士兵的人数往往供过于求。
招募新兵的主要方法，是向他们提供稳定的职业和少量的津贴。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更新，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队农民更具有吸引力。参加军队后，贫困是使他们继续留在那里的最有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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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强烈的传统观念使人们不愿意去当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无疑牢固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另一方面，历史上各个朝代确实地保持了大量的军队。当经济情况较好时，这些传统的约束能有效的劝阻人们不去当兵，但情况艰难时，军队常常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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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区分士兵与土匪越来越困难。只要一俄国士兵还处于贫困线以下，他就必须在一个军队里，或者漂泊于各军队中当兵。如果他在这支军队中混不下去了，就可能暂时沦为土匪。被打败的军队或个别士兵成为土匪，或土匪称为正规军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因此，与传统习惯和当时普遍认为的中国人讨厌军队生活的思想相反，我们发现赤贫的经济情况造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农民并不把当兵看成灾祸，而是避免饥饿和绝处逢生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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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找到，人们从不明分文变成腰缠万贯的许多例子。这种情况的明显存在，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普通士兵在军队里找寻机会的思想。因为他们看到了低贱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他们职业中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读后感(六)：第一章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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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统的、合法的制度去说明中国政治，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个时期没有一个立于政府机构之顶峰的独立的中央政府，其中的各派军阀都轻视它。政治角色的行为，很少感到有必要遵守任何制度上的规定。最重要的决议不是由北京，而是由地方政府独立决定的。
着眼于合法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称之为两极途径。这个途径强调这个国家中的政治分裂：在北方，军阀是很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南方，则是高度的政治觉醒并结合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在谈到“北方”和“南方”时，他们认为中国有点类似两极的局面，即在两个政治地理区域之间存在着直接对抗。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它夸大了南方的作用，并把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堪称是一个毫无区别的范畴。它还倾向于认为，南方的组织特征就是在这段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真正掌权。此外，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使不少学者陷于许多争论，例如关于宪政和合法性问题，这对于大部分别的政治角色来说，最多只有一些附带的联系。
两极研究途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有四个原因：一、所谓“北洋集团”绝不是一个统一的巩固的集团，在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二、南方同样（p4）为内部不断的倾轧和骚扰，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三、在这两个集团的重要角色之间经常有较差的联合；四、一直到这个时期的后期，国民党才在南方真正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额根据地。它的早期存在是名义上的，无关紧要的。在这些年中，政治活动围绕着某些关键的北洋军阀转，国民党的存在（或不存在）对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更多提供一个胜利者对历史的解释，却很难公正的判断北洋军阀在国民党称为有力的角色之前，曾长期地控制着当时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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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是论述军阀政治的一般特性。
我们的基本设想是：中国政治的分裂和瓦解是如此严重，以致无法把这个国家看成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设想个。第一，在这个时期中北京政府一直是受到一个或数个相对抗的“政府’的正式挑战。管辖地区的混乱和争论组成了政治活动的主要部分。哪里也没有持久稳定的”全国性“组织机构。第二，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制度准则或稳定的愿望所明确规定，因而经常变化，制定决议的过程是分散的、非证实的。大多数军阀依靠外交手段、协商、联合甚至最终通过战争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政治决议往往能决定一个政治团体的存在或灭亡。第三，相对经常变换的国家政权机构而言，许多军阀派系的内部组织高度统一，规定明确和更为稳定。组织内部的团体观念比组织之间要强得多。并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所承认和加强。虽然他们的政治命运年年有所变化，但他们却仍在政治领域中继续发挥作用。
如果这些观察是确切的，那么，可了解这个时期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分析方法。因为1916-1928年时期中国政治的国内关系，看来更像一种国际间的关系：战争与和平，协商和谈判，联合和分裂的问题，在熟悉了国际关系的知识之后就可以更清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