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读后感10篇
《知道》读后感(一)：沈昌文先生出版新作《知道》
今天看到“豆瓣”里介绍了沈昌文先生的新作《知道》，马上给沈公去了电话，难得他在家里。他说，手头还没有拿到批量的样书，过一阵就给我寄签名本。我很高兴他能给我寄签名本，过去他一直给我寄书的，我也很喜欢都他的书。不过，我还是说“不要太客气”了。
我很敬重沈公，2007年10月10日参加书业观察论坛（第20期）沙龙的时候，我见到了他。当时我想发言，可以有一些粉丝抢着发言，程三国先生几次暗示我，我都没有抢到发言，只好让那些记者、编辑们先问问题了。
后来，我多次给沈公打电话，想问关于陈原的一些事情，总是找不到他。他是闲不住的人，如果不是腿脚不灵，今天还是找不到他的。他说他经常来国家图书馆，对馆内的三个旧书店印象很深。我请他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找我，不要太客气了。
《知道》读后感(二)：文化 • 质量 • 人脉
《知道》这本书，很薄，手感不甚好——发硬，读起来轻松，能约略窥见些1949年后出版界的情况。
合上书页，回想一下，除去对一段个人的发展轨迹及其环境有所了解之外，传主结合编辑、出版经历总结的三条经验实在值得深思，于是把一些简单的文字写在下面。
循着旧例，先看过后记，言及传主沈昌文先生常说：“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180页）在书中，沈先生又对自己强调的三个“第一”做了详尽的解释。（145—148页）从喜爱读书人的角度看，若是一个出版社不能做到这点，时间长了，不免会遭遇为读者排斥、拒绝、抵制的下场。关于文化，他说，有了文化才有品牌，出版社才有了信用，读物也才好看。不差！前几日在涵芬楼挑书，无意间发现自己喜爱的几本书都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概这就是对于出版社而言的“人脉”吧。
据沈先生讲，引而不发——光提供材料、不做结论，是陈原等出版人传授给他的办法。（113页）他还说：“我觉得好的导向都应该是‘潜台词’，就是潜移默化，而不是耳提面命。……有一次，《读书》的老总陈翰伯有一次让我写个什么东西，我写完了给他看，他大不满意，把我找去，他说，你这个基本上是‘两报一刊’的写法，我们应该如何应该如何……他说，沈昌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你一辈子如果当编辑就不要跟作者和读者说‘应该’这两个字。我们有什么权力让作者或读者去‘应该’呢？我们只能‘希望’读者，我们只能为读者提供一种选择的样式。”（171—172页）
而今，不少书籍的封面写有“你应该知道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大约，出版社是希望强调书籍内容的重要性，从而推出的广告语。不知别人做何感想，反正我有些反感，如此做法颇有些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作风。作为读者、消费者，凭什么要接受那么多莫名的“应该知道”？！出版社凭什么以为自己有绝对的话语权？！莫名其妙！
“钱多了嘛，你就发展文化事业。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做长期投资。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我全讲经济效益，无非是短期投资或者长期投资。文化需要长期投资。你要想有一个品牌，一个文化的形象，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所以就需要长期投资。畅销书需要做，要有专人来做，但是更需要做常销书，品牌和文化形象是从常销书里边出来的。所以我一向主张，编辑部里要设两个摊子。”（137—138页）言简意赅，出版社怎样能在出版界崭露风姿、常青不倒，从中不难找到坦途。曾见过一个出版社，有相当经济实力，近二十年的时间却始终未能树立出版形象。在这一点上，辽宁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无疑是成功的。
人生中，在更多时候，常有高人指点迷津是一件好事，能遵照执行、有所收获则是锦上添花。沈先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愿更多的人也是这样。
末尾，想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过的 何总 在周四（5月22日）中午谈到沈昌文时的愉快，有些意思，尤其是沈先生爱听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曲一段。
《知道》读后感(三)：读沈昌文的《知道》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1945年3月起在上海金银首饰店学徒。
学徒期间，工余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
1951年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1986年1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后退休。
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迄1995年12月。
自称并非知识分子，但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因号称“知道分子”。
上周，我收到了沈昌文先生寄给我的签名版《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一翻开就觉得有阅读的欲望，周末化时间一口气读完了。
说起沈公，我很觉得亲切感。他和我父亲同龄，这更使我增加了对他的敬意。
《知道》是沈公的自传，其中提到的老上海的事情我比较熟悉，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父亲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父亲没有机会读书，但是他热爱读书，爱好研究，爱好外语，爱好艺术。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使我得以在若干年以后在这些领域有所发展。
沈公小的时候，母亲不让他与“野蛮小鬼”接触，这与我的经历是很相似的。这样的经历使我从小培养了独自读书的习惯，但是也缺少人际交流能力的培养，直到上大学以后才开始慢慢弥补先天的不足。
《知道》的后半部分主要描述了《读书》杂志社的一些事情和沈公对人和事的看法。《读书》杂志办得很成功，它折射出了中国当代文人的一个侧面，当然也免不了受到当局的关注。在夹缝中生存，是很不容易的。
沈公学过很多种语言，好象与我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爱好。
我和沈公认识大概有10年了。第一次见面，只是吃饭，在紫竹桥周围的一个小餐馆，没有任何事情，只是闲聊。第二次他约我与台湾客人一起吃饭，我正好很忙，就没有去。他每次出书都给我寄，我每月还能收到他创办的《万象》杂志。
他说过一阵来找我聊天，我想顺便请他帮忙把陈原的著作搞清楚一下。
沈昌文是那个年代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角色。——王蒙
由此，我们可以略窥他那“外圆内方”的门径，更重要的是实际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作了具体生动的历史记录。——雷颐
《知道》读后感(四)：我不大知道沈昌文
老早听别人说沈昌文，还是和一个叫陆灏的办《万象》，后来有朋友说他好吃，也就是美食家，据说他到哪个城市都找那种脏兮兮的地方去寻吃的，比如武汉的户部巷，讲给我这话听的朋友末了补了句：他本人长得就是脏兮兮的！真损！今年，又个朋友说：去看看《知道》，沈昌文讲范用了，好玩！
其实，口述这玩意，不说点猛料出来，那就是没意思了。讲范用其实不狠！最狠的是沈的刁滑，他说了：解放前，在上海的金店做学徒，就是伺候人，还伺候过地下党，解放了，在三联伺候像陈原这样的老出版家，按照他的话来讲：多快乐啊！总之，他一辈子在快乐地伺候人，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刁滑至极！这话，正反与里外都让他占了。可见，他虽然在上海成长，学的可都是北京的习气！
沈先生，我必须得这么尊称人家，长辈加前辈，必须这样称呼。沈先生，哪里是脏兮兮呢？从小受的就是最好的教育，虽然没上完高中，那时那样的教育也是很受用的，总和好人家的孩子耍，脏话都不会说。解放前受教育出来的人，要景仰的。
《知道》这书太短，蹲两次马桶就齐活了。沈先生的经历，其实真缺乏传奇性，好看的是他身后的那个历史，我最喜欢反复读解放前那段，和看何兆武的《上学记》一样的受用。那段历史的记忆，被割断已久。
《知道》读后感(五)：《知道》读书笔记
《知道》读书笔记
孤云
近日有人送LP几本书，其中一本沈昌文口述自传《知道》。花半个晚上就读完了。颇有趣，可惜很多话他还不敢明说。沈昌文先生这本书谈到他经营《读书》和三联书店有二大秘诀，一者为讲究“言外之意”，一者为“向后看”。“言外之意”是陈原先生教他的。那时候，他早上总要先到传达室抱回一大堆读者来信，迫不及待地拆阅，甚至等不及登记就先抱走。就是为了看刊载文章的言外之意是否为读者“识破”。“向后看”则是李慎之先生的方针。李慎之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习和研究的，是西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二十世纪中期、末期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不切合实际了。按照沈老的理解，基本的东西，首先是人权。沈老举了当时出《宽容》等书为例。
在我看来，“向后看”其实也是“言外之意”的变种。谈历史上的事情，出老的书，不就是“借古论今”吗，而借古论今不也是一种“言外之意”。别看简单两句话，其实应当是老辈编辑的智慧结晶。只要外部环境没多大改善，就还派的上用场。这四个字，大有意味。从个人编辑经验来看，感受尤深。
这本书其他的都是沈老的人生回忆和出版界八卦之类的，我感兴趣的不多。不过讲到二件事颇值得注意，在这里沈老又玩了一把“言外之意”。
一件事是他和范用先生的交谊。范老一直是沈老的领导，反右时还设计救了他一把。当然，现在看貌似馊主意，因为范老让他连夜写大字报批判另一位同事（戴文葆）。后来办《读书》，也是范用让他到《读书》的，本来他要去商务印书馆投奔陈原的。范让他去《读书》但编辑部主任，主要是借重他调和与陈原先生的关系，那时候陈原主持商务印书馆，也还管着《读书》。结果沈老旨趣与陈原相近，就“倒”向他那一边了，搞得范老不高兴。还有，《读书》创办和运作，背后不无范用的影子，或者说他才是真正主持大局的人。沈老在书中说：“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分工管《读书》杂志的联系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实际上都是他指挥的，他安排的。”据说是在回忆文章（不是这本）中，沈老只字不提范老，搞得范老非常恼火。对此，沈老在这本书里的解释是，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却也没再说什么了。说实话，范老在“口述”中，对范老的描述还是有点狠的。惜乎无缘得知内情，不好进一步判断。
另一件事，1992年七八月间，沈老得到一个消息，董秀玉要从香港（当时她挂名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读书》副主编，主持香港三联工作），结果他就要求退居二线。当年底次年初，他就真的退了下来，只管《读书》杂志（直到1995年底）不再管书店别的事情。为什么，书里语焉不详。只说董回来是上面定了的事情，不能反对。估计只能等“下回分解”了。其他的比如汪晖入主《读书》，沈老奔辽教社联合陆灏等人办《万象》（不过全是陆在负责），都较为人所知，不赘述了。值得提一句的是，辽教社当时找沈老，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钱赚多了怎么办？”看来当年教育出版社印教材之类的书赚了不少钱吧。沈老出的主意就是，钱多了就搞点文化事业什么的。像河北教育出版社之类的，估计也是走这条线路。也就是说，这些出版社赚钱不靠这些人文图书——这是用来“装”有文化的。别看，这一“装点”，受益者不少。
今天这个日子，按理不宜谈风月。只是牵挂了几天，不赶紧写下了又忘了，特意记下。
《知道》读后感(六)：不知道——读沈昌文口述自传
看过《最后的文化贵族》，知道了沈昌文此人。前不久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谭庭浩来汕大给我们授课，谈了一些沈昌文的逸事，并推荐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这本书。于是便在卓越把书买下。
书不是一般的薄，幸好卓越的价钱并不贵。我读书算慢的，用了不到两天就看完。沈昌文讲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谈及很多人与事。当中包括很多我未曾听过的文化名人。我是怀着敬意去阅读此书的。目前我们所能接触的文化，很大部分是靠这批老人承传和引进的。在中国这个历尽劫难的国度里，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与这些老人的命运紧密联系着。沈昌文以学徒出身，机缘之下踏进了文化圈，躬逢其盛，此中必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遗憾的是，沈昌文对很多事情只提供一个大概，多数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人物间的关系交代得并不清楚，具体细节语焉不详。特别范用等人对沈昌文产生误解一事，口述者的叙述可谓“浅尝辄止”，使读者越读越糊涂。虽然书名为“知道”，但自己读后实在产生了更多的“不知道”。可能是由于涉及的老人尚在人世，尚未是时候把一切都公诸于众，所以总比不上何兆武在《上学记》无牵无挂。又或者是我自己本来所知甚少，未能意会其言外之言。
还有一个问题，此书的线索断断续续的，读起来比较凌乱，连续性和可读性都比不上《上学记》。
总的来说，此书只能算是中等之作。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说《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史枚改的，而《最后的文化贵族（第二辑）》中范用说那题目是范老自己改的，孰真孰假，非我辈所能考证也。
《知道》读后感(七)：这小老头儿
沈昌文是一个有趣的人。最大的有趣，就是他是一个好人，但又从不隐讳自己的坏，自己的狡猾和世故。即使在《知道》这里有许多曲笔，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他想要说的言外之意的。
曾经采访过他，写了一篇很烂的稿子，但因为报纸没有版面，没有发，在这里随便贴上吧。
沈昌文：要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阅读经典
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阅读经典。”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28日做客“文化周末大讲坛”，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共抛出铿锵之言：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阅读经典。
和谐社会来自阅读自由
这个自称是“小书商”和“业内临时工”的出版界泰斗和文化界元老，当天并没有以卷起裤脚背着大双肩包的行头出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身着米色细格短袖衬衫和西裤布鞋，略微拘谨地正坐在演讲席上，自嘲自己是老年痴呆，但随后则严肃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回顾文明的由来，必须阅读经典”。
在政治运动出现短暂间隙的1954年，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三联书店开始执行出版一亿二千万字汉译世界名著的“蓝皮书计划”，并在社会上形成短暂的经典阅读热；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随之将此计划打入冷宫，直到商务印书馆接替此计划，改革开放之初才形成第二波经典阅读浪潮，黑格尔、凯恩斯、康德等人的著作重新滋养对精神粮食如饥似渴的国人。而今日的中国社会，则重燃对中国经典的阅读热情。沈昌文认为，经典作品中有着不朽的主张和言语，因此，阅读经典就是回顾人类文明的由来和发展，任何解放思想也因此离不开阅读经典。
沈昌文说：“当下的我们做的事情好像太有秩序，其实，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自由讨论、自由阐发、甚至接受，要多办一点民间的刊物，这样思想才能活跃。”从经历文革的“无书时代”到今日的书籍泛滥时代，时年77岁的沈昌文认为，“只有自由阅读才能引发自由思想，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和谐。”而阅读经典就是为此打下坚实的基础。
沈昌文还透露，自己曾与外国出版社商谈出版《And》系列丛书，之所以选择“and”而非“or”作为书系的名称，就是希望一个世界可以有两个梦想，而非任何东西只能非此即彼二选一。
阅读应成生活方式
身为著名藏书家的李公明则注意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今年公布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图书阅读率仅有48.8%，超过半数受访国民一年之内没有看过一本书，国人阅读状况堪忧；而他七、八年前在广州美术学院开设的西方经典名著选读课，两年后也因选修人数不足而叫停。他认为，当下的大学生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是对经典却缺乏感情，早已缺失他当知青时经常偷黑书来读的快乐。
不过，谢有顺对此表达了有保留的乐观。他说，今日的阅读在渠道和载体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人们可能漠视经典，但是绝不会瓦解经典，刻意学习西方经典、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们，今日都有重拾和复活中国传统经典的趋向。
他还表示，80后的作家缺乏历史的眼光，“一点都没有骄傲的资本”，今日的80后作家其实都不再年轻，比起他们的前辈，如22岁成名的张爱玲、19岁成名的王蒙，成就相差甚远。谢有顺说，当下的人们太关注现在，用精准的时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样“挺悲凉的”；而阅读则可以使生活慢下来，体验人与书交流的温暖方式。首先是选择了阅读，接下来才有选择什么的问题。阅读延长和扩展了人们短暂的人生，使人们体验人生的叠加和分享别人的人生，阅读作为一种生活，绝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删除。
至于如何阅读经典，谢有顺和沈昌文都同意，必须有大家对经典进行好的阐释，用创新的手段帮助读者接受和理解经典。
老年网民只潜水不发文
沈昌文在演讲中多次自称老年痴呆，但其实精力充沛，经常在凌晨三四点上网至早上七八点时，他诙谐地自称退休后在家“避运”（避开奥运会），但上网“绝对天天潜水不发表意见”，还说自己每天至少得看20个博客、10个网站。
他曾经教训年轻人应该时刻准备好，但是自己早年做秘书太久，这教训早已成为了自己的习惯，“我都准备去完蛋了，现在还时刻准备好，。每天上网，打印资料，可是打印给谁看呢？现在没有首长了，我不知道首长是谁了”。沈昌文还在研究中时不时秀英文，并说退休后的他已经不看新书，只是关注文化人的掌故和旧事了。
《知道》读后感(八)：像样儿的文艺男青年
沈昌文公口述的自传《知道》里说自己很仰慕《新观察》的主编戈扬 但苦于自己当时人微言轻 不能与之结交 于是便同戈扬手下一个叫朱行的编辑交好 说起这小编 沈公语“当年是文学青年，很浪漫”
于是 还是纯洁小男孩的沈公就把朱行和女青年讨论得火热的书挨个看了个遍——《贵族之家》《烟》《怎么办》……
读到这个小段子 觉得很是有趣 短短叙述中 得以勾勒一个像样儿的文艺男青年的模样：
首先 那必须得身体好 爬墙跳窗 不在话下 被抓一次证明他肯定跳窗十次 身手矫健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 可以偶尔失手 但多数情况要能成功
其次 学问好 皇皇巨著得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臧否人物得话出个刘关张来 否则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强劲的精神力量征服被文艺整得神经衰弱的女青年呢？
再次 还得有点儿影响力 能把自己手里文艺的星星之火传给更年轻的下一代 让他们肯自觉主动跑去把那些璀璨文章都读一遍
一个像样儿的文艺男青年 多少有点儿陈丹青老师说的“高贵的消极” 就是那种“优异中国人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落虚空”的气质才好
董桥先生接受道长访问的时候 提到自己听胡适讲课的往事：那天天气很冷 胡适先生走下讲台 问前排的女生 你们冷吧？随后走去把窗户关了 只此小事 一直让董桥先生感动不已
尊重人的价值始知如何尊重女性 这 才是更像样儿的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