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10篇
《舊唐書（全十六冊）》是一本由[後晉] 劉昫 等撰著作，中華書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0元，页数：26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一)：《列传第三十二》 为什么偏偏是许敬宗
“游人倦蓬转，乡思逐燕来。偏想临潭菊，芳蕊对谁开。”
（《全唐诗》 三十五卷 页四六八）
“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尤憾而况臣乎？臣无肥羊美酒以调和众口是非，且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是非朝朝有，不听自然无。
君听臣受戮，父听子遭诛，夫妇听之离，朋友听之绝，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别。
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
《贞观政要》里，那语出惊人的又是许敬宗。
《旧唐书 列传第三十二》里对许敬宗的描述只有短短三页。表述了他江南才子的才情与不羁却也怒揭了他身为奸臣的种种恶行。君臣交替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正邪。如果不是他倾其所有辅佐武氏，如果不是宇文化及对他最初的影响，是否今天历史上的他会是另番模样。
那个会对冲在最前面勇士说“就这样才是找死”的许敬宗，
却也是那个逼死长孙无忌，敛财好色无度，陷害忠良无数，留下千古骂名的许敬宗。
（《全唐诗》35卷页四六七）
一种看穿乱菊未满静待其开的情怀，一腔“词彩甚丽，深见嗟赏”的辞藻，却独独是一个留下了“贪财与婚，妄加功绩，多得赂遗。虚美隐恶如此！”之骂名的许敬宗。
我是懦弱且让人失望的小女子。我未必读的懂你，却自一开始就世俗的无法接受你。
仅此而已
:
念一个与许敬宗相似的某。
我总是在前一眼嗟叹于他的才情后一眼就为他的阴狠却了步。
那些许孰是孰非面前。
我要的只是你一个"不"字，哪怕微若羽絮的也好。
我要的从来不是，天涯海角。
莫言。
《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二)：《旧唐书·薛怀义传》与《新唐书》薛怀义事迹比读札记
1) 旧：薛怀义者，京兆鄠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鬻台货为业，伟形神，有膂力，为市于洛阳，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见，恩遇日深。则天欲隐其迹，便于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
新：怀义，鄠人，本冯氏，名小宝，伟岸淫毒，佯狂洛阳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宝可入侍。”后召与私，悦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发为浮屠，拜白马寺主。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绍父事之。
按：有关薛怀义发迹前的谋生手段，《旧唐书》记载为“以鬻台货为业”“为市于洛阳”，即在洛阳市场上贩卖货物。《新唐书》所谓“佯狂洛阳市”的记载，虽然是贬损之辞，却也透露出薛怀义在洛阳市场上谋生的信息。另据《资治通鉴》：“怀义，鄠人。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 （参见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卷六一）即直接讲明薛怀义在洛阳市上以卖药为生。
有关薛怀义发迹的缘由，两《唐书》皆记载为千金公主上言武则天。但《旧唐书》记载为薛怀义“得幸于千金公主侍儿。公主知之，入宫言曰云云”，《新唐书》则记载为“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云云”。结合两《唐书》的记载，合理的推测是，薛怀义本与千金公主府的侍女私通，后得千金公主宠爱（不排除侍女将薛怀义推荐给千金公主以求上进的可能），最后千金公主将其推荐给武则天 。
《新唐书》卷二百九《索元礼传》：“薛怀义始贵，而元礼养为假子，故为后所信。” 此条不见于《旧唐书》卷一八六《索元礼传》，当是宋祁等人据笔记小说所补充。据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赃贿，流死岭南。” 其它相似的记载亦颇多，则《索元礼传》的这则史料有可能改抄自《朝野佥载》。薛怀义既为武则天面首，骄横跋扈，又与“薛绍通昭穆”，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皆为其子侄辈，则索元礼何能成为薛怀义的假父，薛怀义、武则天及太平公主等人又如何能忍受？《朝野佥载》及《索元礼传》的这一记载颇不合理，疑《朝野佥载》误录，当是薛怀义为索元礼假父。
2) 旧：自是与洛阳大德僧法明、处一、惠俨、稜行、感德、感知、静轨、宣政等在内道场念诵。怀义出入乘厩马，中官侍从，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
新：给厩马，中官为驺侍，虽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谨。
《旧唐书》卷一八三《武三思传》：“时薛怀义、张易之、昌宗皆承恩顾。三思与承嗣每折节事之。怀义欲乘马，承嗣、三思必为之执辔。” 这条记载当与《册府元龟》卷三百七《外戚部》记载相似 ，当有共同的史料来源。又据《新唐书》卷二百六《武三思传》：“薛、二张方烝蛊，三思痛屈节，为怀义御马……” 故《新唐书》记薛怀义事时“虽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谨”的记载及当改抄自两《唐书》的《武三思传》；两《唐书》之《武三思传》及《资治通鉴》相关记载与《册府元龟》相关记载当有共同的史料来源。
3) 旧：垂拱初，说则天于故洛阳城西修故白马寺，怀义自护作。寺成，自为寺主。颇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劾之。怀义遇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新：怀义负幸昵，气盖一时，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冯思勖劾其奸，怀义怒，遇诸道，命左右欧之，几死，弗敢言。
《资治通鉴》：“（垂拱元年冬，十一月，685）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 《通鉴》此条将修白马寺事系于此年最后，当是长编之时抄录《旧唐书》“垂拱初，说则天于故洛阳城西修故白马寺，怀义自护作。寺成，自为寺主”或者更为原始的相似资料。此外，回顾对读段落1）中《新唐书》记载薛怀义发迹事：“使祝发为浮屠，拜白马寺主。”勘合上引《旧唐书》的史料，可知这一记载隐没了薛怀义削发为僧和担任白马寺主两个事件之间的过程。
《资治通鉴》：“（怀义）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三者关于冯思勖事件的记载基本一致，当有共同的史料来源。
4) 旧：又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记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㘚，千人齐和。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三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新：……诏毁乾元殿为明堂，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至是护作，士数万，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明堂后为天堂，鸿丽严奥次之。堂成，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诏毁乾元殿为明堂，以浮屠薛怀义为使督作”句记于对读1）“怀义，鄠人，本冯氏，名小宝”前，乃因《新唐书》不立《薛怀义传》，而在记述武后作明堂时倒叙薛怀义生平。为方便对读，将其移动至此，正与“至是作护”相合。
《旧唐书•薛怀义传》以“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三百尺”，《资治通鉴》记作“高二百九十四尺” 。并且，两《唐书》皆以为天堂规格亚于明堂，所谓“（天堂）广袤亚于明堂”“鸿丽岩奥次之”。《通鉴》则作天堂规格高于明堂：“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 据胡三省引《资治通鉴考异》，《通鉴》的这一记载参考了小说和《通典》。
《资治通鉴考异》引《实录》云：“怀义监造明堂，以功擢授左武卫大将军， 固辞不拜。时有右玉钤卫将军王慈征、长上果毅元肃然，请与怀义为儿，既而阴有异图，欲奉之为主，怀义密奏其状；由是慈征等坐斩，进拜怀义辅国大将军，封卢国公，赐物三千段；又表辞不受。今从旧传。” 按两《唐书》记载，薛怀义因作明堂、天堂有功而“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然而据《考异》明言这一记载来自于实录，则似乎其中另有波折。
5) 旧：永昌中，突厥默啜犯边，以怀义为清平道大总管，率军击之，至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加辅国大将军，进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赐帛二千段。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则天将革命，诛杀宗属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进奉独存，抗疏请以则天为母，因得曲加恩宠，改邑号为延安大长公主，加实封，赐姓武氏。以子克乂娶魏王武承嗣女，内门参问，不限早晚，见则尽欢。
新：拜薛怀义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令与群浮屠作《大云经》，言神皇受命事。
《资治通鉴》：“（永昌元年）九月（689），壬子，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以讨突厥骨笃禄。” 记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而非“清平道”。又据《考异》，“新平道行军大总管”的记载来自于实录 。那么，关于薛怀义的官职，便有了两个不同的记载。据《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复有行军大总管者，盖有征伐则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 因此，“新平道”“清平道”的不同其实是对薛怀义进军线路的不同记载，二者必有一个是错误的。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之“邠州”条：“隋北地郡之新平县。义宁二年，割北地郡之新平、三水二县置新平郡。武德元年，改为豳州。二年，分新平置永寿县。贞观二年，又分新平置宜禄县。开元十三年，改豳为邠。天宝元年，改为新平郡。乾元元年，复为邠州。” 可知唐高宗至武后时期有新平县，当为邠州治所。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一书中指出，唐长安至灵武有东西两道，在邠州分途 。故“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当指薛怀义率两京府兵出发，先由洛阳西至长安，再逆泾水而上，经由新平（邠州）北上朔方，迎击突厥军队。而“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一职亦有迹可寻。据《旧唐书》卷七六《越王贞附子琅邪王冲传》：“冲自博州募得五千余人，欲渡河攻济州，先取武水县……则天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冲，兵未至，冲已死，传首东都，枭于阙下。” 又据《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之“博州”条：“清平，汉贝丘县。隋改为清平，属博州。” 则丘神勣所谓“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中的“清平”即指博州清平县。薛怀义迎击突厥，自然不可能途经河北博州，那么，薛怀义当如实录和《资治通鉴》所记载，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旧唐书》此处记为“清平道”，是为错谬。
有关薛怀义进位辅国大将军，改封鄂国公，似乎有可供讨论之处。武散官方面进位辅国大将军是为封赏，梁国公改为鄂国公则很有可能是武则天别有考虑。《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690），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兄子文昌左相承嗣为魏王，天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堂姪懿宗等十二人为郡王。” 可知在改薛怀义为鄂国公的次年，武则天封武三思为梁王。那么，薛怀义去“梁国公”有可能是为武三思封“梁王”作铺垫 。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 当指薛怀义与法明等人上《大云经》事。
“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事颇为不合理。前文及注已经提及，薛怀义此时已为鄂国公，如何能再封县公？疑“怀义与”三字当删去。
6) 旧：长寿二年，默啜复犯塞，又以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李多祚、苏宏晖为将。未行，改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侍郎、平章事苏味道为行军司马，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之。未行虏退，乃止。
新：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总管，提十八将军兵击胡，宰相李昭德、苏味道至为之长史、司马。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
“（永昌元年五月）己巳，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以击突厥。”
“（延载元年）二月庚午（695），薛怀义为伐逆道行军大总管，领十八将军以击默啜。”
“（延载元年）三月甲申……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击默啜。”
《资治通鉴》：“（延载元年二月庚午）以僧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
（1）按长寿二年年末即改元为延载，相去时间不远。故结合《新唐书》、《通鉴》的记载，薛怀义出征当在延载元年。《旧唐书•薛怀义传》“长寿二年”当为“延载元年”。
（2）《新唐书•则天皇后传》附薛怀义事的记载有误，“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总管”当为两件事，即“（永昌元年）拜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延载元年）拜伐逆、朔方道大总管，领十八将军以击默啜……”
（3）《旧唐书》、《资治通鉴》皆作“代北道”，惟《新唐书》作“伐逆道”（据《资治通鉴通鉴考异》，“伐逆道”之说来自于实录）。如前文所考察的，行军大总管前一般加道名 ，故笔者推测，应是以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后为“朔方郡行军大总管”。“伐逆道”应为“代北道”之错谬。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天授初，骨咄禄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为可汗，篡位数年，始攻灵州，多杀略士民。武后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为司马，率朔方道总管契苾明、雁门道总管王孝杰、威化道总管李多祚、丰安道总管陈令英、瀚海道总管田扬名等凡十八将军兵出塞，杂华蕃步骑击之，不见虏，还。” 结合《旧唐书》，可知十八将军中七人的姓名官职：方道总管契苾明、雁门道总管王孝杰、威化道总管李多祚、丰安道总管陈令英、瀚海道总管田扬名、曹仁师、沙吒忠义。
7) 旧：怀义后厌入宫中，多居白马寺，刺血画大像，选有膂力白丁度为僧，数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奸，奏请劾之，不许。固请之，则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台，薛师亦至，乘马蹋阶而下，便坦腹于床。矩召台吏，将按之，遽乘马而去。矩具以闻，则天曰：“此道人风病，不可苦问。所度僧任卿勘当。”矩按之，穷其状以闻，诸僧悉配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竟为薛师所构，下狱，免官。
新：后厌入禁中，阴募力少年千人为浮屠，有逆谋。侍御史周矩劾状请治验，太后曰：“第出，朕将使诣狱。”矩坐台，少选，怀义怒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辞，怀义即乘马去。矩以闻，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听穷劾。”矩悉投放丑裔。怀义构矩，俄免官。
《旧唐书•薛怀义传》全文称薛怀义为“怀义”，惟此处以“薛师”称之，疑此则史料别有出处。勘合《大唐新语》：“薛怀义承宠遇，则天俾之改姓，云是驸马薛绍再从叔。或俗人号为‘薛师’，猖狂恃势，多度膂力者为僧，潜图不轨。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请按之。则天曰：‘不可。’矩固请，则天曰：‘卿去矣，朕即遣来。’矩至台，薛师亦至，踏阶下马，但坦腹于床。将按之，薛师跃马而去，遽以闻则天。则天曰：‘此道人患风，不须苦问。所度僧，任卿穷按其事。’诸僧流远恶州。矩后竟为薛师之所构，下狱死。” 可知当为《旧唐书》抄录《大唐新语》。
两《唐书》关于周矩事件的记述脉络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与《大唐新语》皆认为薛怀义“有逆谋”“潜图不轨”，《旧唐书》唯言“周矩疑其奸”。故疑《新唐书》直接改抄自《大唐新语》。
8) 旧：后有御医沈南璆得幸，薛师恩渐衰，恨怒颇甚。证圣中，乃焚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乃于明堂下置九州鼎，铸铜为十二属形象，置于本辰位，皆高一丈，怀义率人作号头安置之。其后益骄倨，则天恶之，令太平公主择膂力妇人数十，密防虑之。人有发其阴谋者，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令壮士缚而缢杀之，以辇车载尸送白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窜远恶处。
新：薛怀义宠稍衰，而御医沈南璆进，怀义大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发。怀义愈很恣怏怏。乃密诏太平公主择健妇缚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宁、将作大匠宗晋卿率壮士击杀之，以畚车载尸还白马寺。
薛怀义死于明堂大火之后，《资治通鉴》系于天册万岁元年春二月（696）。关于薛怀义的死因，两《唐书》记载不同。
《旧唐书》的记载是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率人缢杀；《新唐书》则记载为太平公主手下将薛怀义捉拿，武攸宁、宗晋卿率人将薛怀义击杀。
又据《资治通鉴》：“僧怀义益骄恣，太后恶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壬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火造塔。” 据此条下胡注引《考异》，这一记载出自实录。
《考异》同时记道：“李商隐《宜都内人传》云：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时宜都内人以唾壶进，思有以谏者。后坐帷下，倚檀几与语，问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女卑于男邪？’后曰：‘知。’……内人曰：‘女，阴也；男，阳也。阳尊而阴卑，虽大家以阴事主天，然宜体取刚亢明烈以销群阳，阳销然后阴得志也。今狎弄日至，处大家夫宫尊位，其势阴求阳也，阳胜而阴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独立天下，则阳之刚亢明烈可有矣。如是过万万世，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妾之愿在此。’后虽不能尽用，然即日下令，诛作明堂者。” 则可知《宜都内人传》又有另一种记载。如《考异》所言，此条记载不可信。
那么，薛怀义之死便有了两种记载，记载的不同便在于武攸宁、宗晋卿是否参与了这一过程。笔者认为，应从《新唐书》和实录的记载。理由有二：其一，实录的记载更为原始；其二，结合武周时期的武氏权力格局，武攸宁参与这一事件的确具有合理性。据《新唐书•武攸宁传》：“攸宁，天授中擢累纳言。逾年，以左羽林卫大将军罢，俄还纳言。久乃罢为冬官尚书。圣历初，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勘合两《唐书》本纪的记载，杀薛怀义之时，武攸宁正任冬官尚书 。然而武攸宁毕竟曾长期担任纳言（即侍中） ，他也是除武承嗣外武氏诸王中少有的出任门下省者，并且担任过羽林卫高级将领，可见武后对他的信任。当武后下定决心杀薛怀义而又不想广为人知时，所依赖者除太平公主外，最合适的人选便莫过于曾长期值居宫城之内的心腹子弟武攸宁了 。此外，正如严耕望所考察的，唐代时期工部节制少府监和将作监 ；故配合冬官尚书（即工部尚书）武攸宁杀薛怀义的，正是担任将作大匠的宗晋卿 。
《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三)：试分析李世民推倒魏征墓碑的原因
李世民推倒魏徵墓碑的原因，史书上说了两件事，一是魏徵向李世民推荐的两个人，杜正伦和侯君集都出事了，牵涉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所以李世民怀疑魏徵有结党的嫌疑；另外就是把前后谏诤李世民的语录抄送给史官褚遂良。显然，这两件事都犯了李世民的忌讳，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前者触犯了李世民的敏感神经。只是觉得之前李世民对魏徵信任有加，却在他死后不到半年就推倒其墓碑，前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感觉比较突兀。确实，如果孤立的来看这件事情，确实有一些让人不解，但如果我们从更深更广的背景去分析它，就不难理解太宗何以会对魏徵态度急转直下了。
魏徵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出了问题，让李世民怀疑魏徵结党。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荐人魏徵本人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并非泛泛之辈，所以才会引起李世民的猜疑。试想，若魏徵只是一个碌碌无为之辈，李世民会有如此反应吗？第二则是被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二人也在彼时的政局中居于重要地位；第三当然是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的定位了。显然，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让李世民联想到了玄武门之变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对他的心理冲击很大。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你联系前后史实所作的推测。对此，我后面会给出证据加以论述。
首先我们来看看魏徵。总的来说，魏徵在这件事上受到怀疑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魏徵本人做事不会避嫌，不存行迹，容易引人注目。为什么怎么说呢？其实，太宗一朝，推荐的人出了问题的并不止魏徵一人，何以唯独魏徵受到怀疑呢？我们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加以对比分析。
《旧唐书·李世勣列传》云： 勣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于将士。初得黎阳仓，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中，即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忘倦。及平武牢，获伪郑州长史戴胄，知其行能，寻释于竟，推荐咸至显达，当时称其有知人之鉴。
《旧唐书·张亮列传》云： 张亮，郑州荥阳人也。大业末，李密略地荥、汴，亮杖策从之，未被任用。属军中有谋反者，亮告之，密以为至诚，署骠骑将军，隶于徐勣。及勣以黎阳归国，亮颇赞成其事，乃授郑州刺史。会王世充陷郑州，亮不得之官，孤军无援，遂亡命于共城山泽。后房玄龄、李勣以亮倜傥有智谋，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渐蒙顾遇，委以心膂。
是李世勣同魏徵、杜正伦、张亮等人私交都很好，而且都曾向李世民推荐过他们，而杜正伦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李世民也因此怀疑魏徵阿党，张亮后来更是涉嫌谋反被诛，但一贯敏感的李世民却没有怀疑过李世勣阿党， 为什么？不正是因为李勣一贯谨慎小心，远避嫌疑吗？
《资治通鉴》记载太宗临终前对李勣的安排是这样的：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资治通鉴》记载李勣临终前对自己的弟弟李弼的嘱托的： 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
李勣的小心谨慎，远避嫌疑由此可见一斑。
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说魏徵不会避嫌，不存行迹，容易引人注目，有根据吗？有，请看下文。
《旧唐书·魏徵列传》云： 其年（贞观元年），迁尚书左丞。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
是魏徵十六年前就被控告阿党了。虽然查无实据，但御史大夫温彦博向太宗上奏，认为魏徵须存形迹，以避嫌疑。然而魏徵被责后，却并不“领情”，而是高调的，义正辞严地讲了一番大道理。可以想见，虽然当时李世民是瞿然改容称悔，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后再回忆起此事，难免会有猜疑。魏徵既然不存行迹，不会避嫌，那么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后，魏徵昔日高调力荐杜正伦和侯君集的往事自然让太宗起疑。
这里，笔者再举一个同时代的例子加以对比分析。
唐朝名将，卫国公李靖在太宗一朝也曾两次被诬陷，那么，他是如何应对的呢？
《新唐书·李靖列传》云： 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上，赐民五日酺 。御史大夫萧瑀劾靖持军无律，纵士大掠，散失奇宝。帝召让之，靖无所辩，顿首谢。帝徐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不赏而诛，朕不然，赦公之罪，录公之功。"乃进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增户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谮短公，朕今悟矣。"
《旧唐书·李靖列传》纪李靖征吐谷浑事，云： 初，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总管，以后军期，靖薄责之，甑生因有憾于靖。及是，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诬罔得罪。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是李靖两次被控告，都是查无实据的诬告。第二次高甑生为泄私愤，竟然诬告李靖谋反，企图致其于死地。但我们看到，李靖对这两次诬告并未做任何辩解，只是更加谨慎小心了，到最后是阖门自守，杜绝宾客。显然为了是远离朝政纷扰，远避嫌疑以保全自身。
《新唐书·李靖列传》传末云： 子德謇嗣，官至将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岭南，以靖故徙吴郡。
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李靖“阖门自守，杜绝宾客”的意义了。若非李靖杜绝宾客，谨小慎微，那么李靖父子恐怕就是另一个结局了。李靖之子李德謇也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要不是李靖一向谨慎小心，持身中正，不涉党争，想必李世民也会怀疑李靖牵涉其中吧。由此可见，李靖能远离这场政治风暴，保住其子李德謇，靠的正是他的谨小慎微，远避嫌疑，这在这点上，他和李勣倒是很相似。
所以，我推测，正因为魏徵不会避嫌，高调力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二人，又与他们私下过往甚密（从前引李勣列传可知，杜正伦与魏徵很早就相识，加之贞观元年时任尚书右丞的魏徵就向太宗推荐杜正伦，杜正伦因此被拔擢为兵部员外郎，二人同在尚书省共事，又是老相识，想来私下过往应该比较频繁；侯君集自贞观四年后，先后以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参议朝政，而魏徵自贞观三年以秘书监参议朝政，不久又检校侍中，开始主持门下省的政务，二人既几乎同时任职中枢，参议朝政，魏徵又称赞侯君集兼资文武，可出将入相，想来私下往来亦必不少，才会有如此推荐），这才引起了李世民的猜疑。
二是魏徵本人拥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他牵涉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让太宗事后细思极恐。
怎么说呢？武德年间，魏徵显示其拥有纵横捭阖，招揽分合政治势力的惊人才干，也给他当时的政治对手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事是劝降徐世勣
瓦岗军领袖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后，到长安降唐。李密败后，黎阳总管徐世勣尚为其拥众， 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据之，未有所属。可见李密虽败，瓦岗军在山东的政治军事势力犹在。一时未有所属的徐世勣在当时自然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取拉拢的目标，盖唐据关中、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成鼎足之势，徐世勣之向背实具举足轻重的地位。恰好魏徵随李密降唐后，久不见用，于是主动请缨，赴黎阳劝降徐世勣。我们知道魏徵与徐世勣是旧相识，而且私交都还不错，而魏徵尤属意纵横之说，如苏秦、张仪之流，长于纵横捭阖。于是，在魏徵的劝说下，徐世勣最后决定降唐。自此之后，魏徵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
第二件事是为太子李建成先后争取到了地方实力派，幽州总管罗艺以及手握兵权的皇室宗亲庐江王李瑗的支持。
武德年间。随着军功的不断积累，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日渐膨胀，逐渐有了取太子建成而代之的强烈欲望，而多次领军出征也给了他结交党羽，培植私人势力的机会。以李世民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以山东豪杰为中坚力量的天策府（或秦王府）集团，对李建成的东宫地位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种形势下，魏徵和王珪建议李建成带兵征讨刘黑闼，并乘机结交山东豪杰以自固。李建成采用了魏徵“剿抚兼用”的方略，很快便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当然，之后更重要的是乘机结交山东豪杰以自固。其中，曾配合李建成夹击刘黑闼的幽州总管罗艺无疑是是魏徵要招揽的头号目标。
这里我们要讲讲罗艺在唐初政局中的地位。武德元年，割据幽州的罗艺先后拒绝了窦建德、高开道等各方势力的招揽，归附唐朝，被唐高祖李渊封为燕王，赐姓李，任幽州总管，成为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我们知道，幽州历来都是出精兵的地方，尤其是骑兵甲天下。汉光武帝能得天下，吴汉征发的幽州十郡突骑功不可没。罗艺本人骁勇善战，精于骑射，颇有军事才能，其麾下的薛万均、薛万彻、薛万淑、薛万备四兄弟更是骁勇绝伦，善于指挥骑兵突击陷阵的猛将；其次，前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幽州都是隋朝大军出发的前进基地，所以幽州这个地方储备了大量粮草，攻城器械，兵器盔甲等军备物资更是数不胜数。也就是说，罗艺麾下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其所据有之幽州更兼战略地位重要，粮草军械充足。幽州集团势力如此雄厚，无怪乎唐高祖李渊会对罗艺如此宠异。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八月条云：，辛亥，以洺、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可见幽州战略地位之重要。而这五大总管府中，至少有三大总管府是支持东宫的，洺州总管庐江王李瑗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他与荆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一样，是当时少数几位掌握兵权的李唐皇室宗亲。后来，罗艺调入京师，代替他坐镇幽州的正是庐江王李瑗。玄武门之变后，庐江王李瑗和泾州总管罗艺很快便反了，足以证明他们都是东宫的人。《新唐书·宗室列传》云： 庐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时，例王，累迁山南东道行台右仆射。更为幽州都督。时隐太子有阴谋，厚结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瑗惧有变。君廓内险贼，欲以计陷瑗而取己功，即谓瑗曰："事变未可知，大王国懿亲，受命守边，拥兵十万，而从一使者召乎？且赵郡王前已属吏，今太子、齐王又复尔，大王势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礼，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诜与计事。
王君廓谓庐江王李瑗拥兵十万，更可见幽州总管府甲兵之盛。
而并州总管府一直都是齐王李元吉的势力范围。晋阳起兵后，李元吉便留守太原， 便宜行事 ，授并州总管。太子李建成相继得到地方实力派，幽州总管罗艺和手握重兵的皇室宗亲庐江王李瑗的支持，势力大增。我想，其中魏徵纵横捭阖的功劳自必不少。
至于魏徵是如何替李建成拉拢罗艺的，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但我推想魏徵肯定费了不少心思。为什么这么说呢？罗艺归附唐朝，温彦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旧唐书·温彦博列传》云： 及隋乱，幽州总管罗艺引为司马。艺以幽州归国，彦博赞成其事，授幽州总管府长史。
而温彦博的哥哥温大雅正是秦王李世民的党羽，要拉拢罗艺归附东宫，绝对是一个有难度的工作。再者，李世民早有夺嫡之志，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后，便利用自己控制陕东道大行台的优势大肆结交山东豪杰，在洛阳停留近两个月之久。此事后来曾被齐王李元吉用来大做文章，向高祖李渊控告李世民图谋不轨。但李世民野心勃勃，岂会就此收手，之后为了对抗东宫，李世民又派心腹张亮之洛阳招揽山东豪杰以扩充势力。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手握重兵，实力雄厚的罗艺肯定也是秦王党招揽的重要目标，而且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双方还曾经协同作战。也就是说，招揽罗艺，秦王党一方实际上是占有先机的，但最终罗艺被招揽到了东宫麾下，可见魏徵纵横捭阖之能。
魏徵替太子李建成成功争取到罗艺和庐江王李瑗的支持的支持，使得东宫在地方势力上开始占据上风。我们知道，李世民的秦王府以山东人为主，洛阳更是李世民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李世民在京师长安不利的情况下，曾试图前往洛阳对抗东宫。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还抽调温大雅、屈突通、张亮等三人镇守洛阳，以备不测。试想，如果有朝一日秦王党果真以洛阳对抗东宫，那么幽州军便可与关中军夹击洛阳，一如之前燕王罗艺两度帅军南下配合唐军主力征讨刘黑闼一样。不仅如此，为了对抗猛将云集的秦王府，李建成将原属幽州的骁将薛万彻等人调入东宫， 又密使右虞侯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 ，大大增强了东宫的武力。后来玄武门之变，薛万彻率领的东宫卫队一度让秦府军非常狼狈，难以抵挡。当然，秦王党对幽州集团的争取，也并非一无所得，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均就被招揽到了秦王府麾下，而且还被安插到了玄武门禁军的位置上，结合两唐书房玄龄本传谓房玄龄“ 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的记载，大致可以推断这是出自房玄龄的大手笔。
第四件事是玄武门兵变后，替太宗赴河北安抚东宫、齐王府旧部。
玄武门之变后，太子李建成的亲信，庐江王李瑗和泾州总管罗艺很快便反了，虽然他们很快就失败了，但包括幽州在内的整个河北地区还有大量效忠于太子和齐王的旧部。太子、齐王在玄武门兵变中被杀，庐江王李瑗和泾州总管罗艺谋反兵败，都让他们高度紧张，不自安，随时可能联合起来谋反。
《旧唐书·宗室列传》云： 时隐太子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瑗。及建成诛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入朝，瑗有惧色。瑗乃囚敦礼，举兵反。召北齐州刺史王诜，将与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不奉诏而擅发兵，此为反矣。须改易法度，以权宜应变，先定众心。今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征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东之地，先从窦建德，酋豪首领，皆是伪官，今并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乱，若旱苗之望雨。王宜发使复其旧职，各于所在遣募本兵，诸州倘有不从，即委随便诛戮。此计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后分遣王诜北连突厥，道自太原，南临蒲、绛；大王整驾亲诣洛阳，西入潼关。两军合势，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从之。
《新唐书·魏徵列传》云： 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
可见河北地区，建成、元吉旧部不少，加之窦建德、刘黑闼的旧部也是蠢蠢欲动，若处置不当，俨然火药桶一般的河北地区势必再次爆发大规模叛乱。窦建德兵败后，刘黑闼以为其报仇为号召，半年之内便悉复建德旧境；李世民洺水大捷后，刘黑闼得突厥之助，很快又卷土重来，席卷河北大部，皆是前车之鉴。魏徵不负太宗所托， 释放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以此为示范，成功地安抚了河北地区的建成、元吉旧部，稳定了河北局势。
综上所述，魏徵长于纵横捭阖之术，善于为人主招揽分合政治势力，是一个拥有巨大政治能量的重要人物。现在，这样的人物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能不触碰李世民的敏感神经吗？如史家陈寅恪所论，魏徵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联合山东文士和关陇武力集团之嫌疑，自是犯了太宗的忌讳。
第三是魏徵建议以侯君集独掌诸卫兵权更加深了太宗的猜疑。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七月丙子条云： 初，魏征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且曰："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上以君集好夸诞，不用。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征阿党。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是魏徵不只是认为侯君集才兼文武，可出将入相，还建议以侯君集独掌诸卫兵马大权。虽然李世民没有听从，但此时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太宗回想此事，难道不会感到后怕吗？当年（武德九年），他李世民凭着豢养的八百死士孤注一掷，夺取了最高权力，若果真采纳了魏徵的建议，让侯君集独掌诸卫兵马大权，那他李世民能当唐高祖李渊第二就算他走运了。
接下来，我们讲讲杜正伦和侯君集二人。杜正伦出身山东寒族，以秀才入仕。他是秦王府学士，贞观元年，经魏徵举荐， 擢兵部员外郎，后累迁中书侍郎， 兼太子左庶子，参典机密。后来，杜正伦因漏泄太宗语于太子被贬为谷州刺史， 再贬交州都督；后因牵涉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流放驩州。杜正伦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引起李世民对魏徵的猜疑，我认为主要与杜正伦所处的位置有关。
杜正伦时任中书侍郎，为中书省的副长官，参典机密，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我们知道，中书省是起草诏命的机构，所以许多军国大事的决定处置都是中书省最先与闻，杜正伦任中书侍郎，所闻的皆是机密的军国大事。
《新唐书· 岑文本列传》云： 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群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颂》二篇，文致华赡。李靖复荐于帝，擢中书舍人。时颜师古为侍郎，自武德以来，诏诰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号善职，而敏速过之。师古以谴罢，温彦博为请帝曰："师古练时事，长于文诰，人少逮者，幸得复用。"帝曰："朕自举一人，公毋忧。"乃授文本侍郎，专典机要。
可见中书侍郎一职寄任之重，专典机要绝非虚言。
杜正伦既然能将太宗的话漏泄给太子李承乾，那么他会不会将更多的机密泄露给太子甚至其他人呢？显然，李世民已经不再信任杜正伦了，而且这已不是李世民第一次因中枢大臣漏泄禁中语而大发雷霆了。
《旧唐书·高士廉列传》云： 贞观元年，擢拜侍中，时黄门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闻，士廉寝而不言，坐是出为安州都督，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旧唐书·王珪列传》云： （贞观）七年，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
是任门下省侍中的高士廉和王珪都因对机密之事处置不当而被贬，更何况是时任中书侍郎，参典机密的杜正伦呢？
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后，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李世民发现太子李承乾打算效法自己，发动兵变挟持自己。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贞观十七年三月条云： 太子闻齐王祐反于齐州，谓纥干承基等曰："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
作为一个政治强人，李世民是绝不愿意重蹈其父李渊之覆辙的。如果参典机密的杜正伦把更多的机密泄露给太子，那李世民岂不是很危险吗？所以，当得知杜正伦牵涉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后，李世民才会将其流放驩州，更连带着对曾力荐他的魏徵起了疑心。
至于侯君集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就更容易触碰李世民的底线了。
侯君集是秦王府旧人，曾参与策划和实施玄武门之变，是太宗的心腹。太宗即位后，实封一千户，封潞国公，寻拜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十一月，接替名将李靖，任兵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十二年八月，改任吏部尚书。总所周知，唐初尚书省六部中以兵部和吏部两部最为重要。《册府元龟》论及二部云：开元以前，兵、吏尚书权位尤美，则宰相多所兼领。所以贞观年间，任兵部、吏部尚书者，其为宰相兼领，或为故相出任，或以本部尚书参议朝政而为宰相。在侯君集之前任兵部尚书的是杜如晦和李靖，任吏部尚书的是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戴胄，绝大部分都是太宗最信任的秦王府旧人。侯君集能先后任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而且是历任兵部、吏部两部尚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任兵部尚书近八年，吏部尚书四年半），可见太宗对他是信任有加。魏徵向太宗推荐侯君集的具体时间现已不可考，但综合魏徵推荐侯君集有宰相之才，而侯君集以贞观四年十一月，任兵部尚书，参议朝政而为宰相，可推知魏徵推荐侯君集的时间当在贞观四年十一月之前不久。由此推断，侯君集能久任兵部、吏部尚书，除了太宗因其是秦王府旧人信任有加外，魏徵的举荐也是重要原因。
侯君集深得太宗信任，后因坐赃下狱而怀怨望，渐有谋反之意。对此，他的老师李靖和同学李道宗早有察觉。
《新唐书·侯君集列传》云： 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隐微，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君集欲反耳。靖为右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同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乃觉，靖语人曰："君集其有异虑乎？"后果如言。
《新唐书·宗室列传》云： 侯君集破高昌还，颇怨望。道宗尝从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为戎首。"帝问所以知必反者，对曰："见其忌而矜功，耻为房（玄龄）、李（靖）下，官尚书，常郁郁不平。"帝曰："君集诚有功，材无不堪，朕宁惜爵位邪？弟未及耳。不宜轻亿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
但太宗对李靖、侯君集二人的提醒不以为然，并未对侯君集起疑。原因很简单，疏不间亲，侯君集是太宗最亲近的心腹之一，而李靖和李道宗二人与侯君集相较，则明显与太宗疏远得多。此观李靖任兵部尚书仅一年半，升任尚书右仆射后，竟以颇值得怀疑的足疾逊位可知。不仅如此，太宗的另一心腹，秦王府旧人张亮都直接控告侯君集谋反了，太宗仍然不以为意，甚至都没让法司核实，待之如初。
《旧唐书·侯君集列传》云： 君集自以有功于西域，而以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张亮以太子詹事出为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为见排？"亮曰："是公见排，更欲谁冤！"君集曰："我平一国，还触天子大嗔，何能抑排！"因攘袂曰："郁郁不可活，公能反乎？当与公反耳。"亮密以闻，太宗谓亮曰："卿与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独以语卿，无人闻见，若以属吏，君集必言无此。两人相证，事未可知。"遂寝其事，待君集如初。
最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李世民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已一直信任不疑的心腹侯君集竟然要拥立太子谋反，而且还是魏徵推荐的，更重要的是，魏徵还特别推荐他独掌诸卫兵马大权。细细想来，怎能不让太宗起疑？
当然，最后影响太宗对魏徵态度转变的，是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对其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
《资治通鉴》贞观十七年四月条云：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指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齐王李佑）一弟（汉王李元昌），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
自晋阳起兵以来，李世民以亲王之尊提调沙场，翦灭群雄，混一海内，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即位后从谏如流，励精图治，开创足为后世表率的贞观之治，又是何等的志得意满？此刻竟然做出如此可笑之举动，则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使太宗方寸大乱，郁郁寡欢于兹可见。
同书同卷接着又记：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可见，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争储之事触碰到了李世民的人敏感神经，让他回忆起了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那段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伤心往事。当初，他正是通过血腥的宫廷武装政变杀死自己的兄弟，挟持自己的父皇才得以君临天下，今日他竟发现自己最宠爱的两个嫡皇子正在重演历史，要他做第二个唐高祖，这真可谓是历史循环，报应不爽。因此，魏徵涉嫌拥立太子谋反才会让他如此愤怒。
同书同卷接着又记： 初，上与隐太子、巢剌王有隙，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阴持两端。杨文幹之乱，上皇欲废隐太子而立上，德彝固谏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后乃知之。壬辰，治书侍御史唐临始追劾其事，请黜官夺爵。上命百官议之，尚书唐俭等议："德彝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黜其赠官，改谥曰缪，削所食实封。
更可见玄武门那段往事一直是太宗内心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魏徵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无疑触碰了李世民最敏感的神经，当他回忆起玄武门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他怎能不疑心魏徵？正如我们看琅琊榜“金殿鸣冤”一节，当梅长苏揭露当年梁帝通过兵变才得以登基称帝之真相时，梁帝的反应几近癫狂；而小说冰火中的凯岩城公爵，西境守护泰温·兰尼斯特虽然一向都不待见自己的侏儒儿子，但当他得知猫姨绑架了小恶魔时，竟然冒着被鱼狼鹰三家联盟夹击的风险，毫不犹豫地对河间地用兵，原因何在？不正是因为猫姨的路面鲁莽行为触碰到了他最敏感的神经吗？
《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四)：小札：《新唐书》不立薛怀义传
（一份课堂小作业）
《旧唐书》卷一八三专立“外戚传”，而以武承嗣为武氏外戚之首，并将太平公主、薛怀义的传记附在武氏外戚传记中。这样的列传编排无疑存在问题。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九二“武承嗣传太杂”条中即指出，《旧唐书》将武士彟单独列传，而在“外戚传”中“以（武）承嗣标首，遂将武姓并外姻共数十人一概揽入，太觉猥杂，不成体裁” （注1）。王鸣盛尤其指出，《旧唐书》将太平公主、薛怀义的传记附在《武承嗣传》后令人难以理解。的确，如果说认为太平公主是武攸暨之妻而将太平公主的传记附在其后，还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将薛怀义的传记附在武氏外戚列传中，就着实没有道理了。
至北宋时期，太平公主和薛怀义的传记在《新唐书》的编纂中得到了重新的处理。《新唐书》立“公主传”，太平公主得以列入其中；而薛怀义被“驱逐”出了外戚传，在《新唐书》中不再有传记，其事迹附于《则天皇后传》中。
由于《唐书直笔》没有记载薛怀义事迹在《新唐书》中变迁的缘由，故而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内外的草蛇灰线来进行些许猜测。类似的猜测清代学者已经有所涉及，如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指出：“薛怀义旧附外戚《武氏传》后，固属非类，新《书》以其无可附，遂并不立传。”（注2） 而在《陔余丛考》中，他写道：“薛怀义擅宠，武后朝威震天下。旧《书》列入外戚，固非。新《书》以其无类可归，遂不立传，仅于《武后传》内纪之。”（注3） 即指明了《新唐书》中未立《薛怀义传》，薛怀义的生平事迹被列入《则天皇后传》之中。并且在赵翼看来，《新唐书》对薛怀义的处理是无奈之举。相对于赵翼的观点，同为清代史学大家的钱大昕则认为《新唐书》的处理不妥，他认为张易之、张昌宗和薛怀义等人当别立一“佞幸传” （注4）。
于是关于《新唐书》对薛怀义的处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新唐书》不立《薛怀义传》；
其二，《新唐书》中薛怀义生平事迹被附在《则天皇后传》中。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学者所论述的“无类可归”，能够解释有关《新唐书》的第一点认识，即不立《薛怀义传》，但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薛怀义生平事迹被附在《则天皇后传》中。笔者认为，除“无类可归”外，薛怀义事迹被附在《则天皇后传》中还有其它因由。为此有必要梳理《新唐书•则天皇后传》的成立始末。
《旧唐书》之“后妃传”中不立《则天皇后传》，于本纪中立《则天皇后纪》。这与《旧唐书》的编纂过程和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武后时期的历史记录有实录存世，分别为《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宗楚客《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注5） 。其中《圣母神皇实录》为宗楚客于武周时期编纂，颇为杂乱；神龙政变之后，中宗李显命重修《则天皇后实录》，据《新唐书•艺文志》，参与者有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人。开元年间，吴兢、刘知幾重修《则天皇后实录》，《新唐书•艺文志》中的“《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当是吴兢重修后的版本。后吴兢根据诸朝实录开始修撰国史，以“则天事为本纪” （注6），武周一朝事迹遂以《则天皇后纪》的面貌出现在国史之中（注7）。而《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注8），也延续了国史的处理方法，于本纪中立《则天皇后纪》。
从唐代后期开始，便有人对吴兢的处理有所质疑，最为著名的争论便是唐德宗时期沈既济奏议，事见《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注9）；综其观点，乃认为武瞾掌权是“牝司燕啄”，其本人并非继体之君；中宗李显虽然中途被废，但始终是“体元继代”的大唐皇帝。沈既济给出的处理意见是，以则天时事并入《中宗纪》，别纂录其本人事迹入“皇后传”（注10）。沈既济的上奏没有被采纳。
在《新唐书》中，有关武后的历史记录呈现出与《旧唐书》颇为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新唐书》延续了《旧唐书》的本纪结构，立《则天皇后纪》；另一方面，在《则天皇后本纪》之外，在“后妃传”中另立《则天皇后传》。关于《新唐书》的这一处理，清代学者已经有所注意，如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又旧《书》武后编入本纪，故《皇后传》内不复立传。新《书》则既有《武后本纪》，又有《武后传》，或疑欧公作纪，宋公作传，各不相谋，遂至重出。”（注11）即认为《新唐书》既有《则天皇后纪》又有《则天皇后传》，是因为宋祁作传时立《则天皇后传》，待欧阳修作本纪时欲立《则天皇后本纪》，并没有勘合列传，导致重出现象。不过赵翼的想法在写《廿二史劄记》时发生了改变，也许是因为彼时已经细致地阅读了《新唐书》相关内容，在《廿二史劄记》中他写道：“旧《书》武后有本纪，遂不列《后妃传》。新《书》以其称制后政事编作本纪，而猥亵诸迹仍立传于《皇后传》内。”（注12）即认为《新唐书》的《则天皇后传》用以记载武后的“猥亵诸迹”。
于是，我们对于《新唐书》既立《则天皇后纪》又立《则天皇后传》现象原因的考察，便有了以下两种思考的面向：
其一，这一现象是由于《新唐书》编纂过程中的阶段分工情况而产生，宋祁于列传中作《则天皇后传》，而到了欧阳修接手作本纪时立《则天皇后纪》，却没有勘合列传，使得《则天皇后传》得以保留。
其二，《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都是《新唐书》编纂时设定的结构性存在。《则天皇后纪》用以记载武后登基后的年代大事，《则天皇后传》则专门记载武后的污秽事迹。二者分工明确，皆不可或缺。
钱大昕提出：“武后旧《书》有纪而无传，新《史》于编年之外，别采事实为传，而不去本纪之目，较之沈既济之说为优。”（注13）可见钱大昕也认为，《新唐书》的《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分工明确。笔者也赞同第二种思考的面向，理由有以下两点：
其一，若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新唐书》编纂过程中的分工，那么在最后定稿之前，这种抵牾是很容易发现的。虽然众手成书的“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导致事实大量差错是《新唐书》的重大缺点（注14），但《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并存，如此明显的现象很难相信欧阳修等人不会察觉。
其二，如赵翼所言，《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记载史实分工明确。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史料重出的现象，但《则天皇后纪》只按年份记载大事件，几乎无枝蔓；《则天皇后传》中则记载了诸多不见于本纪的内容，如武后杀女杀子，流放诸侄，任用酷吏，宠信面首，嗜杀佞佛等等，究其性质，的确多是赵翼所言“猥亵诸迹”。《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的史臣论赞可以提供佐证：
赞曰：或称武、韦乱唐同一辙，武持久，韦亟灭，何哉？议者谓否。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僣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蒸於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然二后遗后王戒，顾不厚哉！（注15）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的传主从窦皇后到杨贵妃，总共有十四人，但史臣论赞丝毫不提及其他传主，而只针对武后和韦皇后而发。可见在宋祁等作者看来，承担此卷列传褒贬功能的，便是武后和韦后的传记。而在论赞中，宋祁有“贬”而无“褒”，认为武后和韦后的事迹可以用来“遗后王戒”。这或可作为《则天皇后传》专载武后“猥亵诸迹”的佐证（注16）。
于是，《新唐书》将薛怀义事迹附到《则天皇后传》中的缘由便十分清楚了，乃因薛怀义是武后面首，他的发迹和武后对他的宠幸便是“猥亵诸迹”。赵翼曾指出，《旧唐书》本纪中从未出现过薛怀义事迹，乃因《则天皇后纪》全抄唐代国史，国史中为武后讳，故没去薛怀义事迹（注17）。赵翼的这一发现可作为薛怀义事迹乃“猥亵诸迹”的侧证。
注释：
1.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43页。
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六“新书改编各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4页。
3.赵翼：《陔余丛考》，卷一零“新唐书编订之失”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92页。
4.钱大昕著，方诗铭等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5.参《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998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471页。
6.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5页。
7.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玄宗承认祖母武瞾是唐室先妣，故开元年间吴兢所重修实录名为《则天皇后实录》（黄永年：《读唐<刘濬墓志>》，收入氏著《文史存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随后吴兢修撰国史，当延续了这一意识形态指导，故吴兢、韦述国史中则天朝本纪名称亦当是“则天皇后实录”之类。
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第345页；黄永年先生则进一步指出，由于从高祖到文宗部分国史本纪也是摘抄自实录，故“《旧唐书》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页）后来的学者如阎质杰、谢保成、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等亦持相似的观点。
9.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第1095—1097页。
10.黄永年：《读唐<刘濬墓志>》，氏著《文史存稿》，第153页。
11.赵翼：《陔余丛考》，卷一零“新唐书改订之善”条，第187页。
1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卷一六，第352页。
13.钱大昕著，方诗铭等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一，第653页。
14.黄永年：《唐史史料学》，第21页。
15.《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第3496页。
16.我们亦可以回顾《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的史臣论赞。通过论赞，我们得以了解《新唐书》立《则天皇后纪》的缘由，盖因武后操持国柄是事实，欧阳修等人“不敢没其实”，而立《则天皇后纪》远可合春秋之义，近则符合《史记》《汉书》和《旧唐书》的书法。考虑到《新唐书》的成书过程和纪传编撰次序，笔者认为欧阳修的这一论赞更像是在解释为何要在《则天皇后传》之外再立《则天皇后纪》。
17.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第346页。
《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五)：中華書局本《舊唐書》校讀札記
中華書局本《舊唐書》校讀札記
羅寧（西南交通大學中文系）
余未嘗專意讀史，其兩《唐書》屢取檢用，偶見其誤，或書之眉端，或記之短札。近承命撰文，乃捃摭舊作，合成一篇，體無條貫，文字瑣雜，聊補史籍之闕訛，豈稱著述云耳。所用《舊唐書》者，中華書局之點校本也。今復以百衲本《舊唐書》參驗一過，其文字訛誤固同。前輩言校讎之事，以對校法為第一要義，余為此校讀札記，並無古本可據，多取《新唐書》、《資治通鑑》及小說如《譚賓錄》、《太平廣記》之類互考，恐不免臆斷之譏矣。幸原書俱在，讀者自可覆按，其間得失優劣，至有指瑜為瑕之處，幸高明見示焉。
其需更爲說明者，本文之校勘符號，乃以“[ ]”表示應删之字，以“〔 〕”表示應補之字，而“（ ）”則用以說明、注釋或補充之類，此與通行之符號使用有所不同，望讀者留意焉。
2009年12月16日
1 卷三〈太宗紀下〉：
（貞觀二十二年）閏月丁丑朔，崑山道總管阿史那社爾降處密、處月，破龜茲大撥〔換〕等五[十]〔大〕城，虜數萬口，執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以歸，龜茲平，西域震駭。（1冊61頁-62頁）
《舊唐書》卷一百九〈阿史那社尒傳〉：“二十一年，為崑丘道行大總管，征龜茲。明年，軍次西突厥，擊處密，大破之，餘眾悉降。又下龜茲大撥換城，虜龜茲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龜茲傳〉：“遣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以精騎逼之，行六百里，其王窘急，退保于撥換城。……前後破其大城五所，虜男女數萬口。”《新唐書》卷一百十〈阿史那社尒傳〉：“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社尒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尒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尒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據此可知，《舊唐書•太宗紀》之“大撥等五十城”當作“大撥換等五大城”。“阿史那社爾”之名，史書或作“阿史那社尒”。
2 卷七〈中宗紀〉：
（景龍三年）十二月壬[戌]〔辰〕，前尚書右僕射、宋國公唐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甲[子]〔午〕，上幸新豐之溫湯。（1冊148頁）
“壬戌”、“甲子”，《新唐書•中宗紀》、《資治通鑑》卷二百九景龍三年十二月作“壬辰”、“甲午”。又，《唐詩紀事》卷九〈李適〉云：“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刺史徐彥伯入仗，同學士例。”“十二日”，推算亦甲午日。
3 卷二十八〈音樂志一〉：
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二〕曲，八十四調。（4冊1041頁）
“三十一曲”，《舊唐書•祖孝孫傳》、《通典•樂志三》、《唐會要》卷三十二均作“三十二曲”，疑“三十二”是。
4 卷四十〈地理志三〉：
北庭都護府。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西突厥屯兵於浮圖城，與高昌相響應。及高昌平。二十〔二〕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缽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眾內附，乃置庭州，處葉護部落。（5冊1645頁）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二月）癸丑，西番沙缽羅葉護率眾歸附，以其俟斤屈裴祿為忠武將軍，兼大俟斤。”《舊唐書•突厥傳下》：“貞觀二十二年，（阿史那賀魯）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中華書局本“高昌平”下句號當改為逗號。
5 卷五十三〈李密傳〉：
惟冀早[應]〔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7冊2221頁）
“應”當作“膺”，受也。此高祖報李密書，為溫大雅代筆，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載此書正作“膺”，《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九〈李密〉引談賓錄》亦作“膺”。此爲高祖致書李密之辭，欲推揚之不使防備，故有是語。膺圖、膺籙之語，古書多有。張衡《東京賦》：“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文選》卷五十九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舊唐書•郭虔瓘傳》云：“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舊唐書•姜謩傳》云：“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正與〈李密傳〉用語相同。
6 同上：
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虛〕襟，用增勞軫。（7冊2221頁）
“靈襟”，《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作“虛襟”。靈襟為思慮情志之意，如辛玄子詩：“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衿。”（《真誥》卷十六引，《雲笈七籤》卷九十六引作“靈襟”） 唐太宗〈初春登樓即目觀作述懷〉：“憑軒俯蘭閣，眺矚散靈襟。”王勃〈九成宮頌〉：“玄宫密運，敷造化於靈襟；黄屋神凝，創經綸於寶思。”（《王子安集注》卷十三）王勃〈益州夫子廟碑〉：“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砮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羵羊之井。”（《王子安集注》卷十五）虛襟近於虛懷若谷之意。如《魏書•盧道將傳》：“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舊唐書•劉洎傳》引劉洎上書：“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舊唐書•文宗紀》大和九年引文宗詔：“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眾。”（詔又見《舊唐書•李宗閔傳》）。《舊唐書•李密傳》之“靈襟”當作“虛襟”為宜。（古書中“虛”、“靈”二字常混，如《隋志》史部雜傳類著錄之《清虛真人裴君内傳》，即當作“清靈真人”，《舊唐志》、《新唐志》不誤。其傳見《雲笈七籤》卷一百五。）
7 卷七十九〈祖孝孫傳〉：
以[十二月各順其律]〔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8冊2710頁）
“十二月各順其律”，《舊唐書•音樂志一》、《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唐太宗〉引《譚賓錄》、《通典•樂志三》、《唐會要》卷三十二〈雅樂上〉並作“十二律各順其月”，當據改。
8 卷七十九〈李淳風傳〉：
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餘〕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8冊2718-2719頁）
此事又見《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三〈天后〉引《譚賓錄》，文字幾同。《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貞觀祕記〉引《感定錄》亦載此事。然《舊唐書》二處“三十年”，《譚賓錄》《感定錄》均作“四十年”。考李淳風為太常博士在貞觀十五年（641），二十二年（648）為太史令，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卒。即以太宗召對在貞觀二十二年（648）論（《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載此事在貞觀二十二年七月，然兩處亦誤作“三十年”），其年距武后廢中宗、睿宗而自稱帝之光宅元年（684），恰三十六年（古代則計為三十七年），不當言“不踰三十年”，而言“不踰四十年”則符其實。《新唐書》卷二百四〈李淳風傳〉云：“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較近《譚賓錄》、《感定錄》之說。《舊唐書》後之“更三十年”亦當改為“更四十年”，言此後四十餘年，則衰老仁慈，不復殺戮。天授元年（690）武后改國號為周之後，不再有殺戮唐室子孫之事，所謂“更四十年”蓋即謂此，若言“更三十年”，則不知何謂也。《新唐書•李淳風傳》云：“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亦此意。《舊唐書》“誅殺唐氏子孫殲盡”，《譚賓錄》作“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感定錄》作“誅殺子孫殆盡”，《新唐書》作“夷唐子孫且盡”，《資治通鑑》作“殺唐子孫殆盡”，故《舊唐書》“殲盡”當改作“殆盡”為佳。《舊唐書》“其於陛下子孫”，《譚賓錄》作“其餘陛下子孫”，據文意與事實，當以《譚賓錄》為是。
9 卷一百三〈王君㚟傳〉：
開元十[六]〔四〕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眾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眾，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10冊3191頁）
據《新唐書•王君㚟傳》、《新唐書•吐蕃傳上》記載，悉諾邏等寇大斗拔谷（與大斗谷文字略異）及攻甘州，在開元十四年，其後因雪撤還，王君㚟等率兵追擊，于青海西大破之。則破吐蕃事在當在開元十四年末甚或十五年矣。《舊唐書•吐蕃傳上》記此事正在十五年，云：“十五年正月，君㚟率兵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虜其輜重及羊馬而還。”《舊唐書•玄宗紀上》、《新唐書•玄宗紀》記爲開元十五年正月辛丑，更確切矣。據此可知，《舊唐書•王君㚟傳》之“開元十六年”當改作“開元十四年”。《資治通鑑》卷二一三於開元十五年正月載王君㚟破悉諾邏後軍事，而云：“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
10 同上：
其[冬]〔秋〕，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元〕獻及君㚟父壽，殺掠人戶，並取軍資及倉糧。（10冊3191頁）
“冬”當作”秋”。此事在開元十五年秋九月丙子，見兩《唐書•玄宗紀》、《資治通鑑》卷二一三開元十五年九月。《舊唐書•吐蕃傳上》亦云九月。田仁獻，《舊唐書》之〈玄宗紀〉、〈吐蕃傳上〉、〈蕭嵩傳〉，《新唐書》之〈玄宗紀〉、〈王君㚟傳〉、〈吐蕃傳上〉，《大唐新語》卷七〈知微〉、《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均作田元獻。
11 卷一百九〈阿史那社尒傳〉：
又下龜茲大撥換城，虜龜茲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10冊3289頁）
龜茲王之名，《舊唐書•太宗紀下》凡二見，《舊唐書•西戎傳•龜茲傳》凡三見，《新唐書•西域傳•龜茲傳》凡三見，均作“訶黎布失畢”。
12 卷一百九〈契苾何力傳〉：
二十[二]〔一〕年，為崑丘道總管，擊龜茲，獲其王訶梨布失畢及諸首領等。（10冊3293頁）
據兩《唐書•阿史那社尒傳》、《新唐書•西域上•龜茲傳》，伐龜茲在貞觀二十一年，兩《唐書•太宗紀》記為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時崑丘道大總管是阿史那社尒。《舊唐書•太宗紀》云：“（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為崑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龜茲。”郭孝恪、楊弘禮亦稱副大總管。《舊唐書》卷八十三〈郭孝恪〉云：“俄又以孝恪為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舊唐書》卷七十七〈楊弘禮傳〉：“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丘道副大總管，諸道軍將咸受節度。”契苾何力亦當為崑丘道副大總管，《舊唐書•契苾何力傳》不言副者，蓋省言或脫去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云：“上怒，戊寅，詔使持節、昆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6251頁）得其實矣。惟左右字誤。又按，《新唐書•太宗紀》云：“十二月戊寅，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龜茲。”“契苾何力”當改為“阿史那社尒”。三總管者，即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也。《新唐書•龜茲傳》云：“乃以阿史那社尒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左武衛將軍李海岸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新唐書•阿史那社尒傳》云：“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所言不誤。又按，“訶梨布失畢”，《舊唐書》他處均作“訶黎布失畢”。見上條。
13 卷一百九〈白孝德傳〉：
孝德發聲虓噉，持矛躍馬而搏之。（10冊3301頁）
“虓噉”，《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引《唐書》、《太平廣記》卷一九二〈白孝德〉引《譚賓錄》作“虓然”。虓噉，亦作虓闞，虎怒之聲。出《詩•大雅•常武》：“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叙傳上》：“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横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争。”《後漢書•董卓傳論》：“董卓初以虓闞爲情，因遭崩剥之埶，故得蹈藉彝倫，毁裂畿服。”
14 卷一百十〈李光弼傳〉：
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據〕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10冊3307頁）
中華書局標點本於“澤潞”後為頓號，應改為逗號。《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九〈李光弼〉引《譚賓錄》此句作“不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據三城以抗之。勝即擒之，敗即自守”，《舊唐書》此處應加“據”字文意方完。三城即河陽之三城，北中城、中潬城、南城也。後文亦有“入河陽三城”，“於中潬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眾”，命李抱玉守南城，“光弼遽率眾入北城”等記載。《新唐書•李光弼傳》此句作“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
15 同上：
光弼連麾，三軍望旗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10冊3309頁）
中華書局本校勘記云：“《校勘記》卷四二云：‘據此視乎摯已被擒，而下文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前後不相應。’按《冊府》卷三五八此處無‘周摯’，作‘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李泰。’《新書》卷一三六〈李光弼傳〉此處與《舊傳》同，唯下文亦無‘周摯’，作‘禽太清、楊希仲’。《通鑑》卷二二一《考異》謂周摯上元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按，《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十月載：“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考異》曰：“《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等。’按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見擒，周摯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今從《實録》。《實録》云：‘擒偽懷州節度使安太凊并男朝俊，偽貝州刺史徐璜玉。’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拔懷州始擒之，今從《舊傳》。”胡三省曰：“余按，《通鑑》書擒徐璜玉、李秦授，蓋從《舊傳》，而以《舊傳》擒周摯為誤，《實録》所云擒安太清、朝俊，《通鑑》皆不取，而《考異》謂之‘今從《實録》’，此四字不可曉。若參取二書，又考本末，則此時只當書擒徐璜玉，如李秦授亦未當書擒。”由此可知，是役所擒大將，惟徐璜玉耳，不當書李秦授、周摯二人。顏真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云：“公設奇分銳，襲其虚而大破（周）贄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殺獲畧盡。贄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顏魯公文集》卷四）得其實矣。又按，《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九〈李光弼〉引《譚賓錄》云“擒其大將徐璜王、李秦”，雖徐璜王、李秦之名有誤，而無“周摯”。《舊唐書》、《譚賓錄》並據唐國史為言，《舊唐書•李光弼傳》當刪“周摯”。其“李秦授”不必刪，存國史之舊貌也。
16 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己傳〉：
迴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眾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顙〕，迴紇[尿]〔屎〕液俱下，眾軍呼笑，虜慚，繇是不敢為暴。（11冊3534頁-3535頁）
“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既擒其領，如何能批其背，此于理不合。尿液一物，何言俱下。《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二〈李正己〉引《譚賓錄》作“正己擒其領而批其顙回紇屎液俱下”，《新唐書•李正己傳》作“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而《譚賓錄》文字與《舊唐書》多合，可依《譚賓錄》改“背”爲“顙”，改“尿”爲“屎”。
17 卷一百二十六〈陳少遊傳〉：
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11冊3563頁）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四〈陳少游傳〉作“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中華書局本《舊唐書•陳少遊傳》之“充使”二字後當斷開。《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九〈陳少遊〉引《譚賓錄》云：“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也。”《南部新書》丁云：“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兩《唐書•陳少遊傳》之“充使”，疑當作“充回紇使”。
18 卷一百二十九〈韓皋傳〉：
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11冊3605頁）
“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九字，各本皆無，中華書局本據《冊府元龜》卷八五七補，甚是。而《太平廣記》卷二百三〈韓臯〉引《盧氏雜說》所記與此段文字幾同，云：“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新唐書》卷一百二十六〈韓皋傳〉則云：“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可知《舊唐書》脫去“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共十六字，今中華書局本尚須補“故名其曲為廣陵”七字。中華書局標點本誤以“散”字屬下，標點作：“咸敗散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當補而正之。又按，“晉魏之禍”，《太平廣記》卷二百三〈韓臯〉、《大唐傳載》均作“晉禍”，然《新唐書•韓皋傳》作“晉魏之禍”，孰是孰非，未能遽論。
19 卷一百三十七〈于邵傳〉：
初，樊澤常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為節將。（11冊3766頁）
按，《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樊澤傳〉云：“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禮部侍郎于邵厚遇之。”《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正月：“丙申，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賈耽傳〉：“興元元年二月，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諸將，有急牒至，言澤代耽為節度使，而召耽為工部尚書。”可知，樊澤舉賢良方正科在建中元年（780），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在興元元年（784），此言十五年有誤。《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于邵〉引《譚賓錄》作“五年”，是。
20 同上：
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第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11冊3766頁）
崔元翰建中二年（781）為狀元，其“掌詔令”在貞元七年（791）中。《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崔元翰傳〉云：“竇參輔政，用為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而竇參為丞相在貞元五年至八年中（見《新唐書•宰相表》）。又按權德輿〈唐故尚書比部郞中博陵崔君文集序〉：“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郞，知制誥。八年終罷爲比部郞中。”（《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是崔元翰知制誥在貞元七年，故《舊唐書•于邵傳》之“不十五年當掌詔令”有誤。《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于邵〉引《譚賓錄》此處作“十年”，是。
21 卷一百四十五〈董晉傳〉：
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迺爲亂，以晉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晉既受命，唯將幕官傔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軍迎候將吏無至者。晉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疾病之甚，遂總領軍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即]〔耶〕，恐須且遲回，以候事勢。”晉曰：“奉詔爲汴州節度使，即合準敕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乃]〔仍〕委惟恭以軍政，眾服晉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深淺。（12冊3936頁）
董晉此事《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七〈董晉〉引《譚賓錄》亦載。《舊唐書》“其情狀豈可料即恐須且遲回”，“即”字《太平廣記》作“耶”，當屬上句。“既入乃委惟恭以軍政”，“乃”字《太平廣記》作“仍”。《續世說•雅量》亦櫽括此事，“乃”亦作“仍”。“即”、“乃”二字當改。又按，《舊唐書》“未至汴州十數里”，《太平廣記》作“來至汴州數十里”。
22 卷一百五十三〈姚南仲傳〉：
（曹）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旴〕，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12冊4083頁）
《太平廣記》卷二三九〈薛盈珍〉引《譚賓錄》載此事，“日旰”作“日旴”。旰為日晚，旴為日出，“日旴”與文義合，當是。又按，《太平廣記》卷一六七〈曹文洽〉引《譚賓錄》載此事亦誤作“日旰”。
23 卷一百八十六上《酷吏上•侯思止傳》：
（高）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侯大無宅，倘以諸[役]〔沒〕官宅見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即奏云：‘諸反逆人，臣惡其名，不願坐其宅。’”則天復大悅，恩澤甚優。（15冊4844頁）
此處“役官”難解，《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侯思止〉引《譚賓錄》亦載此事，作“沒官”，當是。
24 同上：
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音〕不正。時人效之，以為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15冊4845頁）
按，魏元忠就座而“思止言竟不正”謂何？“時人效之以為談謔之資”所指何事？《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八〈侯思正〉（正當作止）引《御史臺記》，稱“唐侯思正出自皂隸，言音不正”，“又思正言音不正，時斷屠殺，思止曰”云云，是知《舊唐書》之“言竟不正”當作“言音不正”，屬下句，中華書局本標點亦誤。當作：“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音不正，時人效之，以為談謔之資。”侯思止言音不正之事，詳見《太平廣記》，亦見《大唐新語•諧謔》：“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縷，（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云）結（米云）弭（面云）[泥]〔滅〕去，（如云）儒何得不饑？’侍御[崔]〔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25 卷一百八十七上《忠義上•王義方傳》：
門人何彥[光]〔先〕、員半千為義方制師服。（15冊4876頁）
何彥光，《新唐書•王義方傳》、兩《唐書•員半千傳》、《大唐新語》之〈剛正〉、〈政能〉均作何彥先。
26 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學傳•劉納言傳〉：
又有劉[納]〔訥〕言，亦為當時宗匠。[納]〔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為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訥〕言收其餘藝，……可除名。”（15冊4956頁）
中華書局本校勘記云：“劉納言，《御覽》卷六〇一、《新書》卷一九八〈敬播傳〉作劉訥言。”甚是。按，劉訥言之名，《舊唐書》卷六十八〈張大安傳〉、卷七十〈格輔元傳附格希元傳〉、卷八十六〈章懷太子傳〉均作“訥言”，《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劉訥言傳〉（敬播傳附）、《新唐書•藝文志》，《唐會要》卷三十六、卷七十六，《資治通鑑》卷二百二永隆元年八月亦作“訥言”。按《論語•里仁》云：“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子路》云：“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老子》四十五章云：“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當以“訥言”為是。
27 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上•張蘊古傳〉：
（〈大寶箴〉）羅八[品]〔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15冊4992頁）
“八品”，《貞觀政要•論刑法》、《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十二月引〈大寶箴〉作“八珍”。《周禮•天官•膳夫》：“珍用八物。”
28 同上：
勿[沒沒]〔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15冊4993頁）
“沒沒”武英殿本作“汶汶”，《貞觀政要•論刑法》亦作“汶汶”。《楚辭•漁父》：“安能以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史記•屈原傳》（武英殿本）索隱：“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此處正用昏暗不明之意，中華書局本《舊唐書》當據改。又，《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十二月亦作“沒沒”（6028頁），亦當改。又按：中華書局本《史記•屈原傳》索隱作“汶汶音閔”（2486頁），“閔”字當系“門夕”之誤，“夕”即重複符號，此處當依武英殿本作“門門”為是。
29 卷一百九十二〈隱逸傳•王遠知傳〉：
至貞觀九年，敕潤州於茅山置太[受]〔平〕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16冊5125頁）
“太受觀”，《太平廣記》卷二十三〈王遠知〉引《譚賓錄》、《雲笈七籤》卷五〈真系•唐茅山昇真王先生〉均作“太平觀”。
30 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傳下〉：
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孝〕恪又擊走之。〔孝〕恪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眾而歸。（16冊5185頁）
“郭恪”，《新唐書》卷二百十五下〈突厥傳下〉作“郭孝恪”，是。《舊唐書》卷八十三、《新唐書》卷一百十一有〈郭孝恪傳〉。《舊唐書•郭孝恪傳》云：“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
31 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龜茲傳〉：
二十〔一〕年，太宗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崑山道行軍大總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率五將軍，又發鐵勒十三部兵十餘萬騎，以伐龜茲。（16冊5303頁）
據兩《唐書•阿史那社尒傳》、《新唐書•西域上•龜茲傳》，伐龜茲在貞觀二十一年，兩《唐書•太宗紀》記為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
32 同上：
其安西都護，則天時有田揚名，中宗時有郭元振，開元初則張孝[暠]〔嵩〕、杜暹，皆有政績，為夷人所伏。（16冊5304頁）
“張孝暠”，《新唐書•西域•龜茲傳》作“張孝嵩”。兩《唐書•郭虔瓘傳》均附張孝嵩傳，即此人。王仲犖有〈張孝嵩事蹟考〉，收入王氏《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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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笈七籤》，正統道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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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真卿《顏魯公文集》，四部叢刊本
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四部叢刊本
【已發表於《華西語文學刊》第二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0年】
《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六)：读《舊唐書（全十六冊）》
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六月，凯旋。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
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
自是后，士卒皆为精锐。以突厥为敌，励精图治。癸丑，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勇夫殒身戎阵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伯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之碑铭，以纪功业。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上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
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
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
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
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
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
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因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
顺旨施行。”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丁丑，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称：“进户总一十五万。”又问曰“隋日有几户？今见有几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户口相减甚多。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苏定方破高丽于苇岛，又进攻平壤城，不克而还。中国与高丽作战数十年，累战不克。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其城一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以其地为安东都护府，分置四十二
州。时高丽户口亦甚多，非举国之力，不足以降之。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秋七月庚子，皇太子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羽林千骑兵三百余
人，诛武三思、武崇训，遂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帝惶遽登玄武楼，重俊引兵
至下，上自临轩谕之，众遂散去，杀李多祚。重俊出奔至鄠县，为部下所杀。 李隆基自取帝位，亦是雄才。五月癸卯，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夏四月乙亥，宴百僚于上阳东州，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甚为有趣。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京师讹言官遣枨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县尤甚，发使安之。
反复传之，似有异事。乙卯，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自此始也。於戏！国无贤臣，圣亦难理；山有猛虎，兽不敢窥。得人者昌，信不虚语。
昔齐桓公行同禽兽，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静比桑门，竟被台城之酷。盖得管仲
则淫不害霸，任朱异则善不救亡。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
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上乃务清净，事薰修，留连轩后之文，舞咏伯阳
之说，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
失也。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
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
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
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厉阶之作，匪降自天，谋之不臧，前功并弃。惜哉！
赞曰：开元握图，永鉴前车。景气融朗，昏氛涤除。政才勤倦，妖集廷除。
先民之言，“靡不有初”。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各国兵甚众，历来罕有。壬子，
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玉十三枚：一曰玄黄天符，如笏，长八寸，阔三寸，上
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三曰谷璧，白玉也，
径可五六寸，其文粟粒无雕镌之迹。四曰西王母白环，二枚，白玉也，径六七寸。
五曰碧色宝，圆而有光。六曰如意宝珠，形圆如鸡卵，光如月。七曰红靺鞨，大
如巨栗，赤如樱桃。八曰琅玕珠，二枚，长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环，四
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长，理如鹿形，陷入印中，以印物则鹿形著焉。
十一曰皇后采桑钩，长五六寸，细如箸，屈其末，似真金，又似银。十二曰雷公
石斧，长四寸，阔二寸，无孔，细致如青玉。十三宝置于日中，皆白气连天。戊寅，吐蕃入京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仍逼前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制封拜。是岁，户部计帐，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户口仅有开元三分之一。然而代宗皇帝少属乱离，老于军旅，识人间之情伪，知稼穑之艰难，内有李、郭之效
忠，外有昆戎之幸利。凡诸道之军
出境，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判度支赵赞巧法聚敛，
终不能给。至是又税屋，所由吏秉笔持算，入人庐舍而抄计，峻法绳之，愁叹之
声，遍于天下。用力太急，民不聊生，难以成功。辛未，侍中浑瑊与吐蕃宰相尚结赞同盟于平凉，为蕃兵所劫，瑊狼狈遁而获免，崔汉衡已下将吏陷没者六十余人。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
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巳，贬愈为潮
州刺史。乙巳，上顾谓宰臣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
锐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后，稍似懈倦，开元未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群对曰：
“玄宗少历民间，身经迍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
璟、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及后承平日久，安于逸乐，
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国忠，
故及于乱。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未为戒，即社稷无疆之福也。”时皇甫
镈以谄刻欺蔽在相位，故群因奏以讽之。史臣蒋系曰：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
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
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自是延英
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
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
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
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
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镈之聚敛，逐群、度于藩方，政道国经，未
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五月丙申朔。戊戌，以刑狱淹滞，立程：凡大事，大理寺三十五日详断讫，
申刑部，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
五日，刑部二十日。所断罪二十件已上为大，十件已上为中，十件已下为小。刑
部四覆官、大理六丞每月常须二十日入省寺，其厨料令户部加给。十月，以京兆尹韩愈为兵部侍郎，以御史中丞李绅为江
西观察使。宰相李逢吉与李绅不协，绅有时望，恐用为相。及绅为中丞，乃除韩
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台参。绅性峭直，屡上疏论其事，遂与愈辞理往
复，逢吉乃两罢之。然绅出而愈留。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戊戌，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得军虞候豆卢著状，告宰相宋
申锡与漳王谋反。即令追捕。庚子，诏贬宋申锡为太子右庶子。壬寅，左常侍崔
玄亮及谏官等十四人伏奏玉阶：“北军所告事，请不于内中鞫问，乞付法司。”
帝曰：“吾已谋于公卿矣，卿等且退。”崔玄亮泣涕陈谏久之，帝改容劳之曰：
“朕即与宰臣商议。”玄亮等方退。癸卯，诏漳王凑可降为巢县公，右庶子宋申
锡开州司马同正。初，京师忷忷，以宰相实联亲王谋逆，三四日后，方知诬
构。人士侧目于守澄、郑注，故谏官号泣论之。申锡方免其祸。
中国历史，治世少，乱世多，得一长治久安之机制，何其难也。壬戌，中尉仇士良率兵诛宰相王涯、贾
餗、舒元舆、李训，新除太原节度王璠，郭行馀、郑注、罗立言、李孝本，韩
约等十余家，皆族诛。时李训、郑注谋诛内官，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请
上观之。内官先至金吾仗，见幕下伏甲，遽扶帝辇入内，故训等败，流血涂地。
京师大骇，旬日稍安。藩镇封王，宦官为将军，国之将亡也。庚寅，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
进所撰《供军图》，略序曰“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
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掎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
无不有兵，约计中外兵额至八十八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九
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
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食之外，其余四
十万众，仰给度支焉。甲子，宰臣李石遇盗于亲仁里，中剑，断其马尾，又中
流矢，不甚伤。是时，京城大恐，捕盗不获，既而知仇士良新为。乙丑，常参官
入朝者九人而已，余皆潜窜，累日方安。献文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兼疾苦。宣宗真奇人也。贼闻之，十月，乃悉众渡淮。黄巢自号率土大将军，其众富足，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王处存率军二万，径入京城，贼伪遁去。京师百姓迎处存，欢呼叫噪。是日军士无部伍，分占第宅，俘掠妓妾。贼自灞上分门复入，处存之众苍黄溃乱，为贼所败。黄巢怒百姓欢迎处存，凡丁壮皆杀之，坊市为之流血。自是诸军退舍，贼锋愈炽。时仍岁大饥，民无积聚，贼俘人为食，其炮炙处谓之“舂磨寨”，白骨山积，丧乱之极，无甚于斯。是冬苦寒，九衢积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剧，民吏剽剥之后，僵冻而死蔽地。六月戊子朔，敕：“责授陇州司户裴枢、琼州司户独孤损、白州司户崔远、濮州司户陆扆、淄州司户王溥、曹州司户赵崇，濮州司户王赞等，皆受国恩，咸当重任。罔思罄谒，唯贮奸邪，虽已谪于遐方，尚难宽于国典。委御史台差人所在州县各赐自尽。”时枢等七人已至滑州，皆并命于白马驿，全忠令投尸于河。及世宗礼重儒术，屡访贤良，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王又鸠集诸子之说，为礼书一百四十篇。后仓二戴，因而删择，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礼》，今之《礼记》是也。然数百载不见旧仪，诸子所书，止论其意。百家纵胸臆之说，五礼无著定之文。故西汉一朝，曲台无制。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注意这个列表及排序）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棰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能在诸多问题上难倒孔颖达，确实有些真学问。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乐圣乐》，凡八部。《安乐》者，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裾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乌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上曰：“天人交感，妖祥应德，盖如卿言。素服救日，自贬之旨也，朕虽不德，敢忘兢惕。卿等当匡吾不迨也。五行终始，与天文并列。符宝郎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辨其所用。有事则请于内，既事则奉而藏之。八宝：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四曰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五曰皇帝信宝，征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凡大朝会，则捧宝以进于御座。车驾行幸，则奉宝以从于黄钺之内。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三曰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镇守，慎出纳。五曰旌节，所以委良能，假赏罚。鱼符之制，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内，右者在外。行用之日，从第一为首，后事须用，以次发之，周而复始。）大事兼敕书，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传符之制，太子监国曰双龙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东方曰青龙之符，西方曰驺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左者进内，右者付外。）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佩以为饰。刻姓名者，去官而纳焉；不刻者，传而佩之。木契之制，太子监国，则王畿之内，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镇守，则左右各十。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及遣使于四方，则请而佩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周礼》之制，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节，即汉使所持者是也。）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发闾左而海内崩离，汉武税舟车而国用以竭。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三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象，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纵，数月间搒）死者八百余人。人益无聊矣。（其实财政及货币政策，对于古代朝廷的稳定极其重要）大业中，高祖为扶风太守，有骏马数匹。常言于高祖曰：“上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高祖未决，竟以此获谴。未几，后崩于涿郡，时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为自安之计，数求鹰犬以进之，俄而擢拜将军，因流涕谓诸子曰：“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李密，字玄邃，本辽东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孙，后周赐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国公；父宽，隋上柱国、蒲山公，皆知名当代。徙为京兆长安人。密以父荫为左亲侍，尝在仗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许公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密也。”帝曰：“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他日，述谓密曰：“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密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时人希见其面。尝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于是玄感倾心结托。奇哉！时高祖晚生诸王，诸母擅宠椒房，亲戚并分事宫府，竞求恩惠。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阳，高祖遣贵妃等驰往东都选阅宫人及府库珍物，因私有求索，兼为亲族请官。太宗以财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并不允许，因此衔恨弥切。长孙无忌，何其惨也。高宗非明君，无忌不知身退，故有此果。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玄武门似无守军，陈寅恪说需推敲。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与珪同知国政。后尝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帝大笑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徵拜谢曰：“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徵自以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幄，深惧满盈，后以目疾频表逊位。太宗曰：“朕拔卿于雠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其年，徵又面请逊位，太宗难违之，乃拜徵特进，仍知门下事。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时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为要？”德棻对曰：“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高宗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又问曰：“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德棻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然而后世崇尚无为，亦非王朝初创与民休息之本意)太宗闻其名，及即位，召见，访以政道。对曰：“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己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百司奉职，谁敢犯之？臣又观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陛下若近览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能加！”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是崇老非孔也。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薛仁贵实为唐建国之后杰出将军，对九姓胡，高丽，吐蕃用兵皆能胜多败少。若使昭德用谦御下，以柔守刚，不恃专权，常能寡过，则复皇嗣而非晚，保臣节而必终。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三思犹虑彦范等重被进用，又纳中书舍人崔湜之计，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马周利贞摄右台侍御史，就岭外并矫制杀之。彦范赴流所，行至贵州，利贞遇之于途，乃令左右执缚，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时年五十四。臣闻才生于代，代实须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士有不用，未有无士之时。夫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故班超投笔而叹，祖逖击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己难逢，英哲罕遇，士之怀琬琰以就埃尘，抱栋梁而困沟壑者，则悠悠之流，直睹此士之贫贱，安知此士之方略哉。故汉拜韩信，举军惊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嗟乎，富贵者易为善，贫贱者难为功，至于此也！臣闻帝王之道，务崇经略。经略之术，必仗英奇。自国家良将，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灭高昌，苏定方开西域，李勣平辽东，虽奉国威灵，亦其才力所致。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能否”。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也。故赵充国征先零，冯子明讨南羌，皆计不空施，机不虚发，则良将立功之验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系。若任得其才，则摧凶而扼暴。苟非其任，则败国而殄人。北齐段孝玄云：“持大兵者，如擎盘水。倾在俯仰间，一致蹉跌，求止岂得哉！”从此而言，周亚夫坚壁以挫吴、楚，司马懿闭营而困葛亮，俱为上策。此皆不战而却敌，全军以制胜。是知大将临戎，以智为本。汉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宁斗智”；魏武之纲神冠绝，犹依法孙、吴。假有项籍之气，袁绍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终以破灭，何况复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异等，多算少谋，众寡殊科。故魏用柏直以拒汉，韩信轻为竖子；燕任慕容评以抗秦，王猛谓之奴才。即柏直、慕容评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无智略，一旦居元帅之任，而意气轩昂，自谓当其锋者无不摧碎，岂知戎昭果毅、敦《诗》说《礼》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万众独举鄢郢，其后果辱秦军；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登时见折季布，皆其事也。魏元忠晚年名不符实，是为官难也。臣窃见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并势要亲戚，罕有才艺，递相嘱托，虚践官荣。唐时子弟为官甚为普遍。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馀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五载正月望夜，坚与河西节度、鸿胪卿皇甫惟明夜游，同过景龙观道士房，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是构谋规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贬坚为缙云太守，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籍其资财。六月，又贬坚为江夏员外别驾。又构坚与李适之善，贬适之为宜春太守。七月，坚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坚弟将作少匠兰、鄠县令冰、兵部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至十月，使监察御史罗希奭逐而杀之，诸弟及男谅并死。坚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轻贱，特放还本宗。仓部员外郎郑章贬南丰丞，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连累者数十人。又敕嗣薛王琄夷陵郡员外别驾长任，其母随男任；女婿新贬巴陵太守卢幼林长流合浦郡。肃宗时为皇太子，恐惧上表，称与新妇离绝。七载，嗣薛王琄停，仍于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随男。坚贬黜后，林甫讽所司发使于江淮、东京缘河转运使，恣求坚之罪以闻，因之纲典船夫溢于牢狱，郡县征剥不止，邻伍尽成裸形，死于公府，林甫死乃停。玄宗所为烂事不少。去就轻率，骤履清贵，朝士指目嗤之。党风甚盛。以玄宗之睿哲，而惑于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财利诱之，迷而不悟也。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与夫齐桓任管仲、隰朋，幸竖刁、易牙，亦何异哉！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勣仍继至，共拔平壤城，执男建，虏其王还。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也。身长七尺，壮勇绝伦。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此刀应为日本刀之先祖，双手持且威力巨大。天宝七载，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选嗣业与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于时吐蕃聚十万众于娑勒城，据山因水，堑断崖谷，编木为城。仙芝夜引军渡信图河，奄至城下。仙芝谓嗣业与田珍曰：“不午时须破此贼。”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櫑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斩藤桥，以兵三千人戍。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款塞朝献，嗣业之功也。由此拜右威卫将军。十载，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仙芝表其功，加骠骑左金吾大将军。此为中国扩张史上重要事件。嗣业谓郭子仪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孑遗矣。”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 此为唐朝重步兵方阵威力证据。唐以宦官牵制节度使，高力士，鱼朝恩均大权在握。吐蕃对关中及西域地区威胁相当大，今日可鉴。其献三十字，各论一事。其要者：“团”字、“监”字。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史臣曰：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祚土德，实生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恳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而晞、暧于縗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难奉天，可谓忠孝之门有嗣矣。朝义领铁骑十万来救，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而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中贼而死，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万二千人。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党又败，人马蹂践，填于尚书谷，朝义轻骑而走。真大战也。子仪性宽厚，不亲军事，纪纲任怀光，军中尤畏之，亦称为理。桓桓太师，义勇天资。运钟祸乱，力拯颠危。愬事章武，诛蔡平齐。凌烟画图，父子为宜。贽以中原之兵，不习边事，及扞虏战贼，多有败衄，又苦边将名目太多，诸军统制不一，缓急无以应敌，乃上疏论其事曰：(此乃名对)史臣曰：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涂沦踬，皆相类也。而谊止中大夫，贽及台铉，不为不遇矣。昔公孙鞅挟三策说秦王，淳于髡以隐语见齐君，从古以还，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论议，正为此也。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诗》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又有“诲尔”、“听我”之恨，此皆贤人君子，叹言不见用也。故尧咨禹拜，千载一时，携手提耳，岂容易哉！元和中，为闲厩使。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礼记·王制》曰，天子学曰“辟雍”。又《五经通义》云：“辟雍，养老教学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壅水环之，圆如璧形。以义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礼乐明和天下。《礼记》亦谓之泽宫。《射义》云：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宫。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谓之学省。后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谓之三雍宫。至明帝，躬行养老于其中。晋武帝亦作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又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不立辟雍。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至炀帝大业十三年，改为国子监。今国家富有四海，声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独阙，伏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省。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自艰难已来，取人颇易，考试不求其文义，及第先取于帖经，遂使专门业废，请益无从，师资礼亏，传受义绝。今请以《礼记》、《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请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凭章疏，讲解分明，注引旁通，问十得九；兼德行纯洁，文词雅正，仪形规范，可为师表者。出为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千顷，久堙废。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粳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唐衢者，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其为名流称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钜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滕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唯笔砚图画，自扃鐍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每有人士自都还京，文宗必先问之曰：“卿见裴度否？”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騑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帝故宠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其后又有华州袁思艺，特承恩顾。然力士巧密，人悦之；思艺骄倨，人士疏惧之。汉宣帝曰：“使政平讼息，民无愁叹，与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汉代命官，重外轻内，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兴，尤深吏术，慎选名儒为辅相，不以吏事责功臣；政优则增秩赐金，绩负则论输左校。选任之道，皇汉其优。杨元琰，虢州阌乡人，隋礼部尚书希曾孙也。初生时，数岁不能言，相者曰：“语迟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长，伟姿仪，以器局见称。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体文德也；三王仗义，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盖仁义既废，然后齐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持法任术，尊君卑臣，奋其策而鞭挞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谓之苛法。降及两汉，承其余烈。于是前有郅都、张汤之徒持其刻，后有董宣、阳球之属肆其猛。虽然异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谓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网既密而奸不胜矣。夫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诚哉，是言也！逆而行之，方能德政。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郭山惲，蒲州河东人。少通《三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诵《婆罗门咒》，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帝从之，于是诵《鹿鸣》、《蟋蟀》之诗。奏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词有“好乐无荒”之语，颇涉规讽，怒为忤旨，遽止之。可见其时文化之丰富。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缙自有传。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拣，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余无所闻。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至汉武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辞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迨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尔。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甫有文集六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槃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晚年为文，尤事放达，尝拟白居易《醉吟传》为《休休亭记》曰：司空氏祯贻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复葺于坏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聩三宜休。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谓予曰：“吾尝为汝师。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因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东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诡激啸傲，多此类也。图既脱柳璨之祸还山，乃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圹中，赋诗对酌。人或难色，图规之曰：“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图布衣鸠杖，出则以女家人鸾台自随。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王重荣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腊馈遗，不绝于途。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高宗在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览经史，隋末出家为僧。后遇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僧弘忍，以坐禅为业，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便往事弘忍，专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昔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说。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衣履而已。达摩传慧可，慧可尝断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姓周氏，黄梅人。初，弘忍与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神秀既师事弘忍，弘忍深器异之，谓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于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宗即位，尤加敬异。中书舍人张说尝问道，执弟子之礼，退谓人曰：“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学僧慧能者，新州人也。与神秀行业相埒。弘忍卒后，慧能住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归伏焉。神秀尝奏则天，请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辞。神秀又自作书重邀之，慧能谓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竟不度岭而死。天下乃散传其道，谓神秀为北宗，慧能为南宗。神秀以神龙二年卒，士庶皆来送葬。有诏赐谥曰“大通禅师”。又于相王旧宅置报恩寺，岐王范、张说及征士卢鸿一皆为其碑文。车驾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引兵而退。萧瑀进曰：“初，颉利之未和也，谋臣猛将多请战，而陛下不纳，臣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观突厥之兵，虽众而不整，君臣之计，唯财利是视。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我因而袭击其众，势同拉朽。然我已令无忌、李靖设伏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还，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又匈虏一败，或当惧而修德，结怨于我，为患不细。我今卷甲韬戈，陷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九月，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悉令归之。太宗真如此确信？突利弟结社率，贞观初入朝，历位中郎将。十三年，从幸九成宫，阴结部落得四十余人，并拥贺逻鹘，相与夜犯御营，逾第四重幕，引弓乱发，杀卫士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率兵奋击，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寻皆捕而斩之，诏原贺逻鹘，流于岭外。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鸟举翼，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著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于俱纷摩地那之山，忽有狮子人语谓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读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见穴中有石及槊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于是纠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夺商旅，其众渐盛，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讨之，皆为所败。太宗按辔徐行，观贼营垒，谓侍臣曰：“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佑我也。”因下马再拜以谢天。延寿、惠真率十五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引入辕门。延寿等膝行而前，拜手请命。太宗简傉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馀众放还平壤。获马三万匹、牛五万头、明光甲五千领，他器械称是。高丽国振骇，后黄城及银城并自拔，数百里无复人烟。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令将作造《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张亮又与高丽再战于建安城下，皆破之，于是列长围以攻焉。时中国实为一较为独立文化圈。初，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肚大，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终见刳者，猪儿也。阉人不可信也。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十三日，贼巢僣位，国号大齐，年称金统，仍御楼宣赦，且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为金统。”贼搜访旧宰相不获，以前浙东观察使崔璆、杨希古、尚让、赵章为四相，孟楷、盖洪为左右军中尉，费传古为枢密使，王璠为京兆尹，许建、朱实、刘塘为军库使，朱温、张言、彭攒、季逵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为军使，比之控鹤。
《舊唐書（全十六冊）》读后感(七)：吏役——读《旧唐书·陆贽·张建封列传》
陆贽、张建封代表了乱世的两类豪雄——吏役与军功。
安史之乱，椎折了大唐盛世的脊椎，国家离乱，良鸟虽择木而难栖。
前述两人均是此乱世廷臣，同朝为官。
张封建，兖州人，少颇嘱文，好谈论，慷慨负气，以功名为己任。年轻时不断跳槽，中使马日新、观察使韦之晋、滑亳节度使令狐彰、河阳三城镇遏使马燧，都曾邀请张封建入幕，他也由此积累了众多军事经验。他却“不乐吏役”，每每主动飘然换庄，却声誉日隆。直到有一天，形势所迫，朝廷任命他为寿州刺史，周围全都是虎狼之师，可说是临危受命。张封建杀伐果断，旬日间既立稳脚跟；几年间徐州、泗州、濠州尽归其所有。
晚年入觐京师，备受德宗隆恩，全身而返。
年纪大了，上表请速除代。朝廷刚刚任命了一个，还没到而建封卒。时年六十六，册赠司徒。
陆贽，苏州嘉兴人，一生游宦庙堂，却终老江湖。建中四年,乱兵攻占长安，德宗仓皇西窜,入汉中，陆贽一直鞍前马后，时称“内相”。逃难的时候，德宗一天不见就难以心安，若有走失，则称“得贽者赏千金”。当时的文告多出于贽手，虽不能决胜千里，运筹帷幄之中却也是史实。他觉得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他说：“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他也曾为相三年，最后因说缺粮，被指责动摇军心，贬为忠州别驾。在忠州十年，不敢著书立说，编辑了《陆氏集验方》五十卷。继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
顺宗即位，想重用陆贽，诏未至而贽卒。时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说起对社会的贡献，张封建大概给了几个州县的人民困顿的平安；陆贽则为缺乏原则的官场树立了标本意义的榜样；说起幸福指数，大概张封建是低俗的光鲜，陆贽则是痛苦的高尚。
军功与吏役，说起来都不如“出将入相”更符合理想，可千百年来，能如此的有几人；即便是在某方面能出人于千万间的又有几个？不过，历史还是漏网之鱼般的给了我们几个这样的楷模，比如郭子仪。
于乱世中依然能更大程度自己掌控自己命运的人，方为上者，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