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读后感10篇
《叫魂》是一本由孔飞力 (Philip A.Kuhn)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6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叫魂》读后感(一)：盛世之下，其实难副
1768年，乾隆统治时期中段，清王朝自入关以来，历三代之努力，造盛世于一时。这位为后世留下许多佳话的皇帝（大家所熟知的还珠格格，大明湖畔夏雨荷，铁齿铜牙纪晓岚都是对他那个年代故事的演绎）进入了他在位的第三十三年。而就在这一年，盛世之下，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引动了全国性的恐慌。孔飞力先生正是以这件小事为出发点，条分缕析的将这个盛世的另一面展示于我们面前，读来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盛世只是一种刻意的遮掩。
正如作者开篇所讲：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浙江省德清城外。观音、慈相两寺为夺香火，门庭冷落的慈相寺放出谣言称海宁工程队因投标失败而在前往观音寺的路上施法，凡是路过的人都会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被人添油加醋之后变成了，投标成功的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地基。于是有人找上了海宁工程队的吴石匠，请求将自己仇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打进桥桩里。正直的吴石匠怕惹来麻烦，便将此人扭送官府。此后关于叫魂的谣言迅速爆发，波及蔓延了大半个中国。一时间人人自危，各地都出现了剪人发辫偷窃灵魂的事件，那些不幸的“嫌疑犯”有的被扭送官府屈打成招，有的甚至直接被群众殴打致死。
为什么一个胡编乱造的谣言竟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一场由百姓、官员、皇帝合力演出的闹剧。
从百姓层面来看。根据古老的传统看法，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魂和躯体是可以分离的。并且魂的丧失可能会导致人的死亡。当那些迫于生存压力沦为乞丐、僧道的人流窜至富庶地区时。他们沿街乞讨，靠着做抬棺、拾荒一类的肮脏劳动勉力生存。习惯生活于熟人社会的百姓理所当然的以最大的恶意将叫魂的怀疑加诸在这些陌生人身上。因为他们居无定所，肮脏龌龊且很有可能和鬼神保持着某种沟通的方法。基于这种怀疑，任何一个异常的举动，甚至一缕头发、一把剪刀都足以成为他们剪人发辫叫取灵魂的罪证。倒霉一点的索性被当场打死，幸运一点的则是被扭送至官府。而当这些所谓的“嫌疑犯”被送至官府时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官员来讲，送到面前的“叫魂嫌疑犯”都是一个难题。他们从理智上来说可能是不相信真的会有叫魂妖术存在的。但当他们面对群众的来势汹汹时，任何一个谨慎的官员又岂敢等闲视之，倘若因为他们的“不作为”而激起众怒，那势必然会对官员的仕途造成影响。而当官员真的要将案件审理下去时，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些捕风捉影不足为信的证据。如此而来，严刑逼供成为了官员合理的选择，在重压之下，这些嫌疑犯屈打成招。如无意外，这种事情也就在行省范围内就能得到平息。作为行省大员来讲，实无任何理由将此事上报，各地的官员本来就是在百姓的裹挟之下，以求稳妥的做做样子罢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场习性更是无需把此事太当回事。整整两个月间，各个地方官毫无协同却极其默契的并无一人将此事上报弘历。
当位居庙堂之高的弘历通过自己的秘密消息渠道得知此事时，他的内心不可避免的充满了怀疑。为何这些官员不约而同的不上报情况？为何叫魂是以剪人发辫作为手段的呢？
弘历有这两点怀疑是有原因的。要知道当时的清帝国幅员辽阔，单只是行省大员就有六十三人。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集各种权利于一身。表面上无所不能，但实际上，一切常规手段都不足以让他控制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些表面看起来无比顺从的仆臣，常常怀着各种自私的目的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左右着皇帝的决策。任何一点的隐瞒和对信息的不知晓对皇帝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何况如此的大事竟无一人上报。更为可疑的是叫魂是以剪人发辫而实施的。这就不由得让弘历把此事与谋反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外族政权，虽已承平日久，但数量庞大的汉人是他们时时提防的对象。在清朝初年刚刚以强大武力征服汉人之时，不留发辫被认为是对满清政权不认同的谋反行为。现在如此大面积剪人发辫事件的发生，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对于弘历来说，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推想。于是乎，弘历严厉斥责这些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将事情彻查到底。迫于压力，地方官员大肆搜查，大量的冤假错案被作为功绩上报。叫魂案就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谣言变成了搅动全国的大案。当弘历始终对这个大案的侦破不能满意时，所有的嫌犯被移送至京城由军机处审理，真相逐步暴露出来。军机大臣冒着触犯皇帝威严的压力揭开了盖子，证实了此事自始至终荒谬至极。所有的嫌疑犯都是无辜的，所谓的叫魂只不过是一个滋生于仇恨而又夹杂了百姓的无知和恐慌才得以传布的谣言。
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社会从下层到上层的方方面面，盛世之下，其实难副，社会与官场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在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君主集权制国家中已无法寻得解决之道而显得丑态百出。
从本书来看，弘历首要担心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正是由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使得弘历对满人的汉化问题不得不担心，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清部族，他们深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因此他们需要汉人的文化，汉人的制度。一旦过度的汉化，那么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优异性就不复存在，从而导致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因此弘历对他不满的官员统统视为沾染了江南积习而丧失了满族的高贵，从而利用叫魂之机对官场习气进行大肆整肃。也正是这种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他才不遗余力的炫耀盛世，因为没有一个理由比开创了一个大一统且歌舞升平的盛世更足以说明满清的统治是理所应当的。
其次，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底层百姓普遍的生活压力致使了社会上处处存在着冤冤相报般的敌意。叫魂恰巧发生在人口增加导致了米价的持续上涨，而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利益还未显现之时。生存的压力导致一部分人口向社会下层流动而沦为僧道、乞丐。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又导致了这群人向富庶地区的流窜。即使没有叫魂这一偶然性事件，习惯于熟人社会且忙于生计的百姓对出现在他们身边的陌生人的敌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生怕，这群人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他们的生存压力，抢夺他们谋生的资源。
官僚体系的陈旧造成了官员表现的整体低迷。这些官僚，表面唯命是从却又缺乏担当。如果说叫魂发生初期，他们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为官策略还有可取之处的话，后来皇帝责令他们彻查此事时，他们表现出的那套诚惶诚恐，只得以大肆搜捕嫌疑犯为自己开脱的方法就显得至为丑陋。叫魂之所以能够最终真相大白是因为在这套体系的顶端尚且残存了少有的几个身居高位的大臣。他们不认为自己只是某种特殊政权的仆臣而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从而敢于道出事情的真相。
这三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清帝国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当近现代国家的某些因素的出现，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作者的观点不同于前代的美国汉学家所认为，中国近代的大变局是对西方文明侵入的一种应激反应。而是认为早在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与军事优势打开满清国门以前，清帝国的发展已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早已在为近现代国家的到来准备着条件。如此想来，倘若再让这个帝国平静的发展百年，他是否就能因为内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催生出新的元素而迈向资本主义社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得而知的。但历史是经不起假设的，1840年，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的满清帝国开始了他悲剧性的近代历史～
《叫魂》读后感(二)：叫魂——盛世面具下的百孔千疮
未看此书之前，一直以不同形式被告知中国清代史上乾隆时期是一朝盛世。在想象中，所谓盛世，即百姓生活无忧，官员廉政爱民，皇帝开明得道，普天同乐，万事和顺。但，看过《叫魂》之后，发现之前种种想法是何等肤浅。
在书中，孔飞力教授通过1768年的叫魂事件，从三条主线详细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揭开了盛世面具下的种种不堪，让读者窥探到清朝从盛世走向衰落的迹象以及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民众恐慌、歇斯底里的内部原因。
历史总是相似的，要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应该如何做，作为百姓公仆的官员们又该如何做，这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但愿，历史不要重演。
《叫魂》读后感(三)：读《叫魂》
第一次翻看浏览这本书，第一印象就是密密麻麻的注释，每一页都有注解，而且后来真正读起这本来，就一个感觉，很难读。
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书名---“叫魂”。“叫魂”是指一类民间所谓的妖术，民间传说凡是可以将人的魂从人的身体里分离出的妖术就叫做“叫魂”。叫魂这个行为，作者结合16、17世纪的欧洲巫术大恐慌，将其定义为“是一种对专政权力的限制”，而在当时发生大规模叫魂恐慌的乾隆年间，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是“剪辫子”，“剪辫子”在民间被认为是夺魂的象征（清朝剪辫子！）。
在乾隆年间的盛世，在作者眼里的是有虚假繁荣的成分，也是造成恐慌的土壤。历史往往会反复上演，“叫魂”就作者所定义“对专政权力的限制”，国家统治下，少数人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对抗统治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不知道你们都想到了那些咱们经历的事件。恐慌的土壤我认为分为两种，一种如本书所描述的，盛世之末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底层民众的生活品质的下降，引起民众对自己生存现状的恐慌；一种是迅速增长的盛世经济，将普通民众的精神文明甩在了身后，空虚的精神世界往往会被某些势力所利用。
作者孔飞力，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曾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77年后接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
读书让我的很多思想得以证明（与作者共鸣），让我的思想升华（整合了我凌乱的想法），使我从新审视我的思想（更正了我的偏激）。而这本书，则是弥补了我的空白。
《叫魂》读后感(五)：对自我的恐慌——一切当下的现实在历史中都源流有据
作为统治形式的官僚君主制，并行着官僚的专业化行政方式与君主集权的天下责任制。蔓延多省、引发全社会的妖术恐慌是处在不同地位的人对于自身现实恐慌的一次体认，民间同君主的某些不安的因素和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固有偏见成功塑造了妖术、及妖术故事的主要特征，并且因此成为了妖术力量的最主要的来源。弘历对于江南地区的担忧、对于汉化的两难、对官僚系统的失望，都在妖术恐慌中呈现。而民间对于性命危机的不安和无序力量——流浪者、乞丐、僧道、外乡人的所可能带来危险的不断想象构想出了一种对他者的妖魔化（因为这些人脱离社会人伦关系，宗族限制）。而官僚则试图以行政化的手段来完成对于剪辫案的调查，但这既没有满足弘历对于恐慌的预设，也不能消退民间的对于无序力量的担忧。从而，剪辫案成功的被官僚系统造就为弘历和民众所担忧的那样，但最终这一切都是一场闹剧。因为一旦全社会拥有了一个对于叫魂者打击的名义，谁都可以以此名义来获得某种权力，这一点再后来的历史时期以一次众所周知的事件表现出来。
《叫魂》读后感(六)：见微知著仍需理据服
这本书试图通过对一个历史事件（乾隆年间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妖术恐慌）的解读来试图对当时社会做一个剖面分析，下至以僧乞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生活现实，上至高宗个人的担忧与喜怒，应当说是要走见微知著的路线的，可惜，全书所做的论证，所引的论据，无法撑起这样宏大的主题。
历史讨论并非容不得见微知著的论证方式，但严密的论证必须要有一些限制。比如以当得起这四个字的专著《东晋门阀政治》为例，首先全书的主题必须明晰而集中。田书是要讨论一个问题（门阀政治仅在东晋一朝存在，其源流演变是如何），而非发散着去描绘全社会的图景。因为后者很容易使讨论扁平化，流于片面的普及性介绍：谈及僧人身份登记制度，便展开介绍一下制度在现实中执行的马虎以及有官员对恢复制度的努力，谈及定罪就洋洋洒洒讲起清律，讲起国家对神灵的态度以及合法性来源。而上述提及的小论点的讨论呢，近乎为零；其次，论据的选取应该精确地为论点服务，而这种由几个案件而展开讨论的笔触则有先天的不足，提及的案件同质化严重，而补充的论据过少，使得论证成为少米之炊，如此空洞的论证，使得论点再精妙也难逃“脑洞开得好”的感叹。比如，孔飞力先生提到，之后十九世纪的两次妖术恐慌都未引起大面积清剿，在分析完三次恐慌间的异同后，孔飞力先生把乾隆大事清剿的原因指向了君主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提出政治罪这一论点。但嘉庆所面临的“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压力”可以说甚于乃父，何以其不需要籍此维护自身利益了呢？这里缺乏对两朝政治罪相关情况的论证，使得观点反而近于被证伪；第三，需要有大而高的论断，一锤定音，也需要有对细节问题的讨论，落到实处。比如田书论证儒学的世家大族向门阀的转变需要入玄这一关键一步，那么引桓氏的例子的时候一定要梳理清楚桓氏出自桓荣的理由，而桓氏讳言先祖与高平陵之变的关系就成为重要一环。如果细节论证缺失，那所谓高屋建瓴的论点也就成了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这也是本书最大的问题，能上不能下的“口号病”。动辄就先入为主地灌输论点，如乾隆在为满族官员受汉化腐蚀而担忧。这论点自然正确，可是与乾隆在处置妖术事件的做法有什么必然因果联系呢，却不甚了了。
当然，以上并非对孔飞力先生学术水平的质疑，而仅仅是对这本书论证方式的批评。作为一本研究性的专著，这本书是不合格的。但它仍可以作为一本让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个时代的社会获得初步印象的科普性质读物。
另外，对很多读者表示本书有借古讽今，批评前三十年一些运动的观点，我宁愿相信这并非作者的原意。因为从书中文本来看，这样的类比是牵强而拙劣的。书中的确有所谓“任何人都可以指称别人为魂犯”的观点，但所举实例，不过是针对乞丐、僧侣以及四处受人雇用的工匠这类流动人口的怀疑，以及上述行业内部的互相攻讦。这种局限与某些运动中无人可以避免的种种显然有本质区别。
《叫魂》读后感(七)：《叫魂》纪要
1.本书通过一场“叫魂案”解读出清朝政府官僚系统运行百态。 2.乾隆33年发生第一例“叫魂案”，农夫将一张写有人名的符粘在桥桩上，用锤子砸这张符，“叫魂”以发泄私愤，后被逮捕。 3.之后，从浙江到全国，十来个省市出现一系列“叫魂案”，手段多样不仅限于砸符，最终上报中央。 4.乾隆发现有一些“叫魂案”的作案手段是偷剪别人头发。这就微妙了，当年满清入关汉人对“留头不留发”可是有痛苦记忆的。莫非这是有人想勾起汉族愤怒从而动摇满族统治？于是“叫魂案”被定义为“反叛政治案件”，施以高压。 5.当时的江浙百姓是求稳定的，可偏偏中国其他地区“流民”不断涌入，还有些游荡和尚道士乞丐等人，既不加入生产，还以“妖术”骗吃骗喝。这就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最终升级为群体排斥。百姓相继诬陷跟自己有怨的人“叫魂”，一片混乱。 6.各级官僚原本是想息事宁人的，但在乾隆高压下，为了“政绩”他们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全国一片混乱。皇帝身边还算头脑清晰的军机大臣们感觉不对劲，但又不敢违背皇帝旨意。只是表面配合实际上努力规劝皇帝。 7.乾隆本人是担忧汉人反叛的，尤其是跟“剪头发”挂钩又发生在江浙这个“反清复明”的大本营，他不得不担心。另外，乾隆还担心大臣们骗他，架空他权力。于是也借这桩“叫魂案”清理他不喜欢的官员，强化皇权。 8.这场全国混乱的终结是靠两位军机大臣——傅恒和刘统勋。且看两人方法:傅恒的方法是要求把涉案嫌犯押到京城由军机大臣会审，既减少冤假错案又给皇帝面子。刘统勋的方法是刻意收集大量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案情纪要给皇帝看，让皇帝自己看出问题。 9.从他们的方法可以看出军机大臣一边要规劝皇帝一边又要照顾皇帝面子，由此使用出各种套路。于是呈现出皇帝集权，大臣“柔性约束”的场景。 10.经过他两的努力，这场“叫魂案”低调结束了。其间各个阶层的各种心思，整个社会是在这样的约束制衡中运行。这种机制并不长久，运行到晚清，再没有人敢站出来约束皇帝了，大清亡矣。
《叫魂》读后感(八)：满族男人为何不留刘海儿？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评
买此书，全凭广告中说此书与《万历十五年》一般牛。
黄仁宇老师好歹也是中国人，用大局观，让国人重新来看历史，自是多少可以欣慰。可是《叫魂》的作者那是外国人，用英语写的写中国历史，让我们好是汗颜。但是人家是大家，我们之小辈自是没有汗颜的任何分量，只好替所谓的大家汗颜吧。书不是很厚，以小说般流水叙事，将故事再次还原，然又从中西官僚体制作出对比，整本书读起来趣味性十足，又如福尔摩斯探般的剥茧抽丝明了。让我等从《戏说乾隆》的电视机中惊醒，不再去陶醉和向往所谓的康乾盛世。让我等从《铁齿钢牙纪晓岚》诙谐欢笑中冷静，不再去嬉笑和珅的贪婪，不再去神往纪晓岚的幽默。将这段历史真实的展现在我的面前，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年代，将底层人的贪婪，势利展现的淋漓尽致。将官员的奴性心里和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述说的活灵活现。将弘历的恐惧和不满，跃于纸面。这才是历史，这才是人心。
关于这些问题，豆瓣上，知乎上，都有非常清晰的解释，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嗦。借用所谓的大局观，在这里就来说一说本书里一个不大不小的故事。
满族男子为何不留刘海儿？
这样说似乎不太专业，准确的说应该是满族男子为何剃发垂辫？
按照孔飞力先生的考证：满族男子究竟自何时开始采纳其特有的前额削发、后面留辫发式，尚不得而知。推想起来，这是一个需在马背上作战的民族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发式，以便在射击时不致让前面的头发挡住视线。
孔先生的考证基本上说明了为何剃发垂辫？需要补充的还有一点是马背上作战，经常会受伤，没有头发会好医治。
以上两点的考证是从战争和实用的角度来得出结论。有其非常的有力的论点。
只解释了剃发，没有解释为何垂辫？满族的发式，应是从先民的古俗中沿袭而来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与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有一定的关系。萨满一词在中国的历史中很少提及，一般都成为巫。萨满一词源自西伯利亚满洲-通古斯族语的saman，经由俄语而成英语之shaman，shaman指从事萨满技术的萨满师。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朝鲜、以及大和等民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萨满教信仰活动。
萨满教萨满教的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对万物都非常虔诚的尊崇，对于祖上和上天给予自己的身体当然也要同样爱惜。其实满族人的垂辫与汉人的蓄发有相近的地方，汉人不剃发的缘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无论是哪个民族在对待神灵和父母上，都有着一致的原则。
我们现在看到清宫戏看到的这种发式，其实是到了清朝后期才出现的发式。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用个形象的比喻前期是鼠尾式，中期是蛇尾式，后期是牛尾式。
《叫魂》读后感(九)：一个大清帝国版的“皇帝的新衣”
不知道丹麦版的皇帝新衣里，是否有着各个阶层言不由衷的秘密。然而在这个异族统治的畸形王朝中，三个阶级对各自心中所想秘而不宣得上演一场闹剧。
皇帝的暴怒和百姓的慌恐让人忍俊不禁，然而官僚的“破罐子破摔”则让人感受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黄仁宇盛赞宋、明两朝的政治机构是世界上最为先进和精密的机器，而在这里，这个庞大机器的强大惯性也可窥见一斑。孔飞力说中国文化是统一的，尽管不是单一同质的，所以即便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对官僚千百年来的无动于衷捕风捉影：“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的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即便是在一所中国内地的寄宿学校，都可以看到封建帝制其信息交换、结党包庇、政治问题行政化的影子，更何况是文人统治的社会中呢？
一切不能单纯的归结为：“体制问题”。可又能怎样呢？
《叫魂》读后感(十)：从社会文化看政治运作
叫魂从社会文化史入手研究深层政治制度史，兼及经济史等领域，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作者从1768年春秋间发生于东部几省的叫魂案出发，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分层次探讨皇帝、官僚（中央高层、行省官僚）、民众（一般居民、社会边缘群体）的反应与互动，进而揭示造成叫魂案持续发酵的制度、文化原因。
就皇帝层面来说，叫魂案的剪辫形式触动了乾隆的政治敏感性，使他认为社会上藏匿着反清势力及由此引发的群众骚乱的可能性，而在追查过程中，行省官僚所表现出的常规化、汉化倾向更激起了乾隆对专制权力受限的担心和恼怒。
就官僚层面来看，行省官员受制于常规权力和帝王淫威的双重压力下，既要防范民众骚乱和不满，又要给皇帝他所预先设定的满意答复，于是各种对策相继而出：刑讯、敷衍、转移等等，正是这一环节直接导致了案件越滚越大。而军机大臣等高层官僚则凭借自身的政治和文化权威得以凌驾在地方利益之上，于是便能以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来审理案件。
就民众层面来说，人口与土地不断激化的矛盾使其排斥外来者，民间信仰又使他们对妖术和死亡深感恐惧，于是“愚昧轻信”的百姓动辄将形迹可疑的外乡人扭送官府甚至动用私刑。
最后两章是作者对晚清政治制度的宏观点评。孔飞力认为中国是官僚君主制，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并行，常规制度既限制了官僚又掣肘了皇权，同时地方上的老油条也深谙钻空子之道（官官相护）；于是皇帝便另辟一条使专制权力超越常规程序的途径，比如秘密安插特殊通讯机制、觐见、对高官大员的特殊考察等等，虽然这些也并不完美。
整本书旨在揭示帝王与其雇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另外还分析了民众心理，在一种“受困扰社会”里，民众是没有权力的弱势群体，而对叫魂案的清剿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幻觉权力”，他们得以借诬陷他人叫魂的方式报私仇或谋利。其实，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皇帝、官僚都在利用叫魂案来为己牟利，这大概是看似荒唐的叫魂案得以席卷半个中国的普遍原因。
本书还对中国文化体系做了简单分析，认为中国文化既是一统的——上层和下层社会分享着同样的文化背景（都对叫魂恐惧），但具体的文化形式却有千差万别（皇帝恐惧的是政权颠覆，百姓恐惧的是死亡，官僚恐惧的是政绩受损）。
本书采用的方法十分多样，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心理分析等等，所用的材料又很广泛，仅读一遍似乎不能参透作者的论证思路，如果没有多学科的背景和对历史情景的熟稔，则读来会有头绪纷繁之感。在此仅记录大概内容，其他有待日后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