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之间读后感10篇

　　《学术与政治之间》是一本由徐复观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55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术与政治之间》读后感(一)：儒家与民主自由——leo鉴书3

　　2012年因为机缘听过几场“新儒家”有关的讲座，收获挺大的。期间提到了代表人物“熊十力、徐复观、牟宗三”等。后来查了一下，熊惨死大陆，徐、牟客老台湾。感觉人都很厉害，但也就至此为止，直到读了这本《学术与政治之间》才算是真正有所信教，作者的博古通今、融会贯通每篇都够俺想一会儿的。

　　写作和打拳一样都是需要力道的，作者的力道和心智是可以从作品中读出来的。同样，读书也需要力道，好的读者能一下子拿住书的结构、要点与核心，通读之后与作者有心灵交流。最近读的书里，本书是我读完之后不能一下子“全部拿起”的，与全书是不同时间文章整合而成有关，更主要的还是内容本身过于雄厚，需要反复读才能有较为深入的体会。

　　儒家经典也读过，儿子3、4岁参加个蒙学班，每周五读论语，我跟过几节课，再后来读了一些书，算是有浅见。参加过几个相关讲座，知道新儒家是把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从而解决现在社会存在的问题，从而做到古为今用，从而让传统理论再次有所发展。之前以为是近几十年的事，读了本书才知道，49年之前就开始了。

　　书的内容很多，以下只谈一点我理解比较好的——儒家与民主自由。

　　具说近代第一批到国外的中国外交人员看到一切之后认为美国、英国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中所说的太平盛世，才是真正实现儒家社会理想所地方。请注意，这批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很多一直需要翻译才能与外国人交流。无疑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现在民主自由的一而，而这与他们儿时所学的刚好相合。

　　本书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即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非常契合。

　　民主自由是一种态度，而儒家精神、人文精神、从某种解读说主要便是成就人生中性情中流露出的一副良好态度。这是对整个人生负责的，因之，也是民主自由的根源。而民主自由，也正是儒家精神、人文精神在政治方面的，必如此而始成其全体大用。中国儒家精神之未能转出民主政治，从历史文化的意义上说，是其发展在政治这一面之未完成。

　　以上观点，认真想想还是挺有道理的。

　　最后想说的是，这套书能印出来绝对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进步，里面不但收录了一些徐对斯大林的批评，也收了对郭沫若等人的种种不满。倒退几十年是根本不可能的。

　　自由就是这样，她给我们看所有的观点，然后让我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判断，挺好的。

　　如果有兴趣了解下新儒家，了解下徐复观的治学与处事态度，本书非常值得入手。

　　《学术与政治之间》读后感(二)：學術在前，政治在后

　　在開始讀徐復觀先生的這本書之前，我最大的擔心是，徐先生談論儒家思想會採取“六經注我”的方式。蓋徐先生本鄂東學人，鄂東出品的學者都有脾氣特出、觀點鮮亮的特色；徐先生的老師熊十力又是一位狂儒；徐先生自己又特重視陸象山；我先前又讀了《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一書，特擔心徐先生以民主為目的，只借儒家思想作為發揚。讀完這本書以後，我的心放得踏踏實實，只想為先生叫好。

　　徐先生自述，二十歲之前讀了不少線裝書，並且得到稱讚，但自認為并不懂義理，反而生出討厭之心；二十四至四十歲之間，經革命影響，致力於政治，沒有在學問上用心；直到四十歲以後，才重新開始讀傳統之學，并由此而漸有心得。此一輾轉的過程，實在能對徐先生之學說的可靠性增添了說服力。

　　本書收錄了不少重要的文章（具體請買書自己看吧），文章的觀點寫得特別清楚明白，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對於重新理解經典，是很有幫助的。徐先生對於儒家原典地再闡述，只是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預設一個民主就是好的前提。這是給我十足的驚喜。

　　其中的文章多是發表在雜誌報紙上，故談鋒犀利，要比老學究式樣的文章好讀些。

　　《学术与政治之间》读后感(三)：儒生的求索

　　宋人张载有句话如是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人冯友兰将其简称为“横渠四句”。“横渠四句”传承数百载而不衰，无数人将其立于案头以自励。这几句话在文人自励的同时也成为他们绝好的写照。

　　在这些以“横渠四句” 自励的文人之中，自然也少不了这样一个人——徐复观。

　　中国的文人向来具有投笔从戎的传统，汉有班超，清有曾国藩；但鲜有武人弃戈从文之说，“从文”好的就更不必说了。显然徐复观是个特例。

　　“憬然有觉，转身从事学问，则迷途已远”，徐复观这样自谦。

　　中国的儒学在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之后，在近代遇到空前的挑战。静安自沉于昆明，空留“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之叹。“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何其难也？

　　1940年代，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徐复观拜入儒学大师熊十力门下。寻求民族振兴之道，寻求儒学复兴之法。

　　“只有知道自己国家的甘苦，知道自己文化的甘苦的人，才能丝丝入扣底弥补国家的需要、文化的需要。”

　　很显然，《学术与政治之间》所要做的就是弥补国家的需要、文化的需要。

　　在徐复观看来，中国的儒学并没有阻碍中国的思想发展，或者说中国思想发展的裹足不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儒学。中国思想发展的阻碍其实质是因为“专制”。因为专制，从周秦之际到汉武年间，儒学退步了；天意从“民意”沦为“灾异”。而专制之力一旦卸压，中国的学术便得到大发展，如周秦之际，如明清鼎革。其实民初也可以计入在内。

　　当然，徐复观也并没有沉迷于国故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出名的规律，那就是治乱更替的周期律。这个怪圈式的周期律，徐将其称之为“中国历史的死结”。要想终结这个死结，单靠中国文化是不够的，徐复观在书中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这个死结成因归于一点那就是君民之间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对立。而这种从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考量来讲，是不可调和的。人总是要犯错的，除非圣人和傻子。非要把“人君绑架上圣人的神龛”，这也是对人君的一种虐待。

　　五四运动高举着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一是赛先生。其中德先生是中西文化所共有的，只不过等先生根基未稳。“我认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从这种层面上来讲，徐复观的眼中的民主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化的民主或者儒家式民主。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与其说是对中国命运探索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徐先生的一种自我鞭策。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回观两岸，距离徐先生的期许，还是有着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学术与政治之间》读后感(四)：不乏真知琢见的独立之作

　　在前言中作者对尊严的说明，是让我共鸣至深的观念。虽然“尊严”在人们看来是个使用普遍的词，但实际上真正懂得这个词并实践它的人并不多。我在香港时，香港人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作为社会底层的餐馆服务员，他们都有一副不卑不亢的气度，从他们的身上能感觉到尊严，而我内地人们总要以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来论人，作工人的、小贩的、侍从的，总是自觉卑微，抬不起头，而其他人也瞧他不上，这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到了无论富有与否、地位高贵与否，都坦然处之的地步，也许就达到了对“尊严的”要求。要知道西方人的神，在人世的地位其实就是下层的，但他的精神却是超越于尘世的。

　　作者另一个观点我也曾仔细思虑过，那就是在政治上进行独立批判并不象人们想象的是最艰难的，他们有可能得到一大批民众的景仰与支持，至少在心理与声势上是不孤独的，所以作者说“在形式上很重，在精神上却很轻”。而社会风气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反而给人的精神压力远远超过了政治上的悖逆，这也是我认为韩寒在韩三篇里差点要成就的东西，就是与全世界为敌，即作者所说冒双重压力，自甘孤立于寂开寞地之中，但他却因为方舟子的搅和就没有实现这样的英雄行为。而那些自杀如屈原的诗人，看起来似乎是与主流势力相和谐的，其实他是冒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与世俗为敌，所以压力将他压垮至崩溃，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地步。

　　作者对“中庸”的看法，认为即一种中间状态，代表无善无恶，这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天然合于西方的法律，作者认为法律就是一种理性的结晶，看来中国儒家是有通向民主自由的先天条件的。而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并不是一定要消灭特权阶级，因为这个世上只有相对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永远都存在，不应以一端去消灭另一端，只是调节均衡而已，如果要用暴力消灭不平等，就永远不能摆脱暴力。而作者认为湘军胜利的关键在于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这种观点也很新鲜。作者认为曾国藩对湘军的遣散是他人格完整的表现，这种精神赋予了中国文化以光辉，并将军事（政治）与精神结合了起来，阐明了本书的主旨。

　　“无灵魂、无思想的第一表现，是自己本身不知有所用小，两只眼睛，总是看着旁人，去和人争长较短。”这说法岂止只用于军队或政治，我也常常用此来判别身边的同事与同学，即使是朋友，我也总是提醒他们（她们）不要总是横向比较，这虽然可以用效果来说服，但更重要的是，这确实能判断得出他们是否有灵魂与信仰。无论和什么人在一起，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哪些方面，她们总是要与人竞争，比较自己相较别人的优势总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她们）似乎就靠着这种优越感而活着，一旦失去，就恨不能活不下去。

　　作者对于质与量的分析是我所从未考虑过的，驳斥了某些人认为民主政治不能保证质的说法，也得出了自己对于宗教迫害的原因的看法，真理杀人，就是独裁者自信自己拥有质，而鄙弃量。凡事反过来想一想，这样我也对自己前一段时间所得出的英雄造就历史的观点进行反思。作者认为民主与革命也是相互矛盾的，这大约也是我潜意识里不喜欢革命的原因所在吧。革命必导致独裁？

　　对于正人君子的问题，一般人总是看人怎么说，仿佛他说的就是他做的，但口头上仁义道德的人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实行，因为德是实行的问题，而非说的问题。我发现以前就抑儒扬道的倾向，读了这本书我想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道是不能用于治天下的，就是道是远离政治的，而儒则可以，道更倾向于一种个人的性情与追求，而政治是属于人世的东西，必须得有一种入世的原则来支配。所以不能一概地贬儒。

　　所谓独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无限放大，而个人的权利无限缩小，所以民主政治就是要争个人的权利。用法律保障是一种途径，但作者认为终究还是外在的，中国儒家是讲从内在去发扬人性、限制罪恶。但由于人性也是有限的一种东西，所以纯粹讲依靠人自己的内心，依靠一种道理与伦理来约束，也就不能解决贪官污吏的问题，所以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政治。

　　作者说一个人意识地想离开政治，必定是一个不幸的人生。看来我前面的人生都很不幸，曾参与过政治，但后来发现其可怕与艰难就想逃避，终至于无比避起，想要隐居，却发现越隐越无法优游自得，遂开始了解政治与人生的关系。作者对帝王的看法也与我一致，他们政治上辉煌，但人生却并不值得羡慕，因为并非为自己而活，无法成就人生和享受人生。而作者的解决方式就是不要为政治而政治，虽然可以为人生而人生，为艺术而艺术，理想的人生是把政治当工具，而不是主体。也许真正的政论家都要有一种殉道精神，就如甘地，他除了这种精神以外一无所有，却以这种精神挽救了一国人民。

　　作者认为学术是质大于量，而政治是量大于质，这是充满真知琢见的看法。而我以前从未反思过尼采“超人”政治，就是一种独裁。所以怪不得尼采只能做为哲人，而永远称不上是英雄。作者认为儒家精神与义理与民主政治相符，但中国却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来，我看现在社会儒家理想也沦丧了，这可能就与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来有关。作者认为中国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因为没有外在的客观的标准，大家都只眼观内心，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没有外在的约束，所以就只好“人欲横流”下去。但我以为，如果人都听从内心，内心自有其标准，只怕的是不是真的听从内心，而只追求外在的标准与欲望，这个有待我进一步去思考与求证。

　　《学术与政治之间》读后感(五)：继往开来的儒者风范

　　我最早接触到的徐复观先生的作品是《中国艺术精神》。二十多难前，我在天津百货大楼对面的新华书店中，买到这书。当年，既不谙世事又对庄子知之不详的我，读这本书的感觉真是如堕五里雾之中——毫无头绪！然而，正是这本《中国艺术精神》让我认识了“利用授课间隙时间历经五年而创作了这本书”的徐复观先生！

　　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徐先生的事迹和学术成就，然而，却无缘再次正式拜读徐先生的作品。这本《学术与政治之间》恰好向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本《学术与政治之间》，前些年也曾在大陆出版过，然而由于两岸的不同价值取向，故而书中的很多篇目变成了有目无文的存目，这无疑是颇为令人扫兴的一件事情。而这次九州出版生引进的《徐复观全集》极大程度上保持了原著的面貌，可以说是给读者提供得窥全豹的机会。

　　这本《学术与政治之间》是徐先生从1949年起到1956年之间，几十篇文章的合集。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在这段时间的思想轨迹、人格魅力、学术建树以及儒者情怀。诚然，在这本书中还存在着一些略带情绪化的表述，揆诸具体的年代背景，我们对这些表述当抱着理解的态度予以分析。虽然这些表述，为徐先生所主张的学术应当与政治分离的说法抹上了一笔灰色调，然而，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分野却也未是泾渭分明的，例如，当年马一孚先生办复兴书院，虽然远离政治，但也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拨款。而最为典型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斯年，为了实现他的学术理念，让学术研究工作顺利展开，也不得不以从政的方式，为史语所筹集资金。在此，我更愿意采用郑板桥读书“学一半，撇一半”的态度，了解一下在本书中，徐复观先生的立身处世的风采。

　　统观本书，我个人认为，徐先生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怀和精神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徐先生热爱中国文化，坚信中国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精神。徐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充满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忠恕精神，然而“中国文化，充满了忠恕精神，却不曾发现实现此一精神的生活方式”，所以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民主形式”。此外，徐先生通过儒家与法家的比较，提出了在“儒家思想”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互信互爱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强调的人君是政治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君臣之间只是互相对待的关系”、“儒家对我们民族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二千年以前即明白指出政治乃至人君是人民的工具儒家对我们民族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二千年以前即明白指出政治乃至人君是人民的工具”。徐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分析，从学理上，指出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徐先生说“中国每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并不是由皇帝所决定，而是由圣人所决定，连皇帝自己的本身也是如此。因此，人们虽生存于专制政治之下，还可以过着互相教养、互相救助的人伦生活。虽有时政脉断绝于上，而教脉依然延续于下。我国民族不至随朝代的变更、夷狄的侵占而同归于尽，其关键全在于此。”

　　其次，徐先生坚持理性地对待历史，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背后蕴含的规律。面对当时对历史的种种怀疑，徐先生指出看历史要“看其背后所倚靠以成其为特殊性的普遍性的真理，使后世的人能感受到怎样的程度。”；要注意历史的“特殊性”（变）和“普遍性”（常），要承认“变以体常，常以御变，使人类能各在其历史之具体的特殊条件下，不断地向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常道实践前进。”；不能“蔑视历史，厌恶传统，觉得他自己是完全站在历史范畴之外，纯靠自力以创造其人生”，凡是“不知这种横断面的想法”无异于是“无历史意识”的动物。而“历史意识的强弱正说明某一民族生命力的强弱”，徐先生在文中尖锐指出“一个失掉了记忆力的人，他会变成白痴；失掉了记忆力的民族，一定堕退为原始状态而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民族。”

　　再次，徐先生竭尽全力地呼吁学人应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治学方法。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徐先生主张“只有知道自己国家的甘苦，知道自己文化的甘苦的人，才能丝入扣底弥补国家的需要、文化的需要。”因为这样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其他个性中，挺身站起来”！徐先生提醒人们不要被“口头上喊科学方法，一沾到实际问题，便多胡说八道”的人所蛊惑，要小心“富有阴狠、刚愎、忿厉气质的人”因为这些人，“一遇着与己意不合的时候”“立刻引起反感，立刻加以恶意的推测”因为这些人是专断专横的，而这样两种人无疑是“今日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最大危机”！此外，徐先生强调治学要尊重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是要先顺着研究对象自身的生成构造的程序而得出其一定的规律”，他反对以僵化的“科学方法模型”去做“凡是模型套不上去的便说这是不科学的”的傻事。

　　第四，徐先生能够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时事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这一点不但体现在他对军队建设方面强调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上，不但体现在当时国民政府中存在的“孔宋财团”和革命投机者的批评上，尤其体现在对五四运动的分析和批判上，他认为“五四运动之基调，还是承考据之余波，再附上科学民主的幌子”，因此，五四运动“没有真正的学人，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没有真正人格的建立，更没有真正思想的领导”。然而，他并没有因噎废食、一叶障目，面对对他关于五四批评的非议，徐先生强调“五四应当尊重，也应当批评。尊重五四，并非把它当作一个偶像以为树立门户之资，批评它也并非等于否定科学民主。科学民主，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也不是五四的专利品。中国对科学民主的要求，并非始于五四，戊戌变法，便是追求科学民主的实际行动。但五四的可贵，在其对社会发生了远超过戊戌变法的启蒙运动的作用，而白话文学的成功，更有不朽的价值。这是值得尊重的。但值得尊重的东西，并非即是不可批评的东西。五四运动的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批评运动。批评运动的本身，却禁止旁人的批评，那才真是笑话。至于‘现实权力’对五四批评的动机及其得失如何，自有‘现实权力’负责；批评有其具体内容，不能因为某一部分人的批评不对而即认为凡是批评的都不对。”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徐先生对学术批判行为中应有的客观性及公正性的追求。

　　行文至此，相信大家已经能对徐复观先生的思想有了大略的了解，然而，限于我个人的学识和笔力，我所陈述的内容，恐怕尚不及先生在书中所展示出的儒者精神的三分之一。所述不到之处，尚望各位书友海涵，更敦请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学术与政治之间》读后感(六)：起来，不愿做政治奴隶的人们

　　徐复观先生曾有一段话，充分体现了他对待学术的方法：“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著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的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本《学术与政治之间》文集，究竟带给我们哪些启发。

　　（1）政治之上的民意

　　徐先生始终把民意作为政治选择的第一前提。试问庙堂之上的决策，如果不顾忌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民众，那么所谓的“天下为公”的“公”就变成了“公家”而非“公众”了。近年来，从在微博等日益具有影响力（准确的说是煽动性）的互联网媒体上日益发酵的“厦门PX事件”、“四川什邡事件”上看，民意政治得到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就在这萌芽阶段，“民粹主义”的说法开始转移人们的思考，“软暴力”、“网络暴力”等评价又形成新一轮抑制，最后盖一个新帽子叫做“群体性事件”，加上各种不怀好意的政治利益驱使下的网络水军的充斥，让人们对民意产生了动摇。只要看看今天各种反映民意的政治机制——投票、两会、信访、听证、群众运动，由于人们众所周知的秘密，大家提起民意只能摇头。徐先生提出个人应通过儒家思想提倡的道德素养，来形成有效合理、可执行可接受的政治体制。我想，这应该是好的出发点，但民主政治的美好愿景是否能够等到全民素养的提高再来讨论，我不知道。况且，个人素养的提高，在几千年的中国中也是受阻重重。

　　（2）政治与教育文化的关系

　　几千年来，“八股文”将所有人的思想禁锢在相同的框架和格式之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我们可以将嫦娥三号送上四十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却无法在民族性上跨出一步。徐先生指出，极权地区对于“各种主义”，不过是强迫群众“学习”与“奉行”而已。人们丧失了是非与价值判断能力，被各种洗脑的社会价值牵着鼻子走，按徐先生的话说，就是变成“有手有脚而无头的人”。大多数的人民成为了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不仅缺乏政治敏感性，政治判断力和政治觉悟，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不具备。这正是因为我国从古至今的教育，除了技能教育和政治教育外，群众的思想成长却被有意或无意给忽略了。好不容易，因历史上一次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思想运动”而成就的学术思想，都被统治阶级巧妙的转化成了洗脑利器，人们整齐划一的只要“接受”，不用思考。然而，人之所以人，就是因为具有思考能力，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否则岂不成了真正的“衣冠禽兽”？

　　（3）顺民文化下的政治

　　前不久，我正好关注到美国的华人和爱尔兰移民的相似和差别，在19世纪，因为大饥荒而逃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与因为“淘金热”而前往美国的华人移民，同样从事着最低贱的工作，但在与歧视的斗争中，尤其是南北战争后，爱尔兰人逐步意识到只有政治上的强势，才能保障他们的权益，因此团结互助，并懂得利用手中的选票使得为自己谋利益的政党执掌权柄（如1832年的杰克逊总统被称为“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渐渐融入美国社会尤其是通过民主党进入美国政治，直至后来的肯尼迪和里根总统，都流淌着爱尔兰血液。而面对长达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华人依然在体力劳动领域挣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因科学、技术、工程和教育等领域的高技能水平人才，改变了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但华人参政仍鲜有所闻。

　　分析此原因，一是因为华人的政治敏感度不高，记得茶馆中的“莫谈国事”，充分体现了自古以来民众对政治的退而远之。二是因为华人的反抗精神不够，带有奴性的民族性（关于这个观点，我曾在书评《面对国民性，我不知该说点什么》【http://book.douban.com/review/6386336/】一文中提及）。千百年来的政治制度，所有的理论思想体系，都为“家天下”的政权铺平道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通往奴役之路》，可是我要说，由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华夏子女在这条顺民的奴役之路上已经走的够久的了。在肉体上被剥削压榨、在精神上被扭曲奴役，民众彻彻底底沦为了政治的奴隶。徐先生指出，今日的统治技术，密而不漏，比之“焚书坑儒”更加全面控制，确实鞭辟入里。如今的文字狱，已不仅仅是种形式，更是在所有顺民的大脑中建立起了思想的监狱。

　　（4）合理政治制度的产生

　　华夏文明悠久流长，而发展最深远的就是专制统治技术。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再到唐太宗的“科举制度”，专制控制从明走到暗，走进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唯有政权交替时期，那些尚未被同化思想的学者们，才敢于振臂高呼，启迪明智，而徐先生正是其中的一位。

　　个人认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绝不是由着统治者以其统治的便利性而产生的，而必然产生于政治哲学的约束之下。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法治”而非“人治”，因为人性是逐利的，当权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权力的安全感，而所谓稳固政权就是握牢自己的权力，因此政客们不可能站在自身政治利益之外的角度去制定政策。然而，民众的智力程度和政治觉悟的差异，必然决定了“代议民意”。这也要求制度提供给“代议者”们真正代表民意的机会和可能。同时，为了防范“多少罪恶假借自由之名”，民众必须拥有独立思考能力，通过学习文史哲，建立起自我价值体系，而非仅仅是“接受”外界灌输的价值观，这就是乔治•奥威尔提出的“唯有觉醒才能反抗”的道理。

　　感谢九州出版社将徐复观先生的文字集结成册，这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大家对中国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更是启蒙民智、解放思想的政治哲学革命。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个人唯有思考政治、参与政治，真正作为社会人而非奴隶，履行义务，享有权利，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和实现个人的价值。只有政治的进步，才会带来文明的真正发展。起来吧，不再做政治奴隶的人们！

　　文/卢育涛 2014.05.29